这个时代的无知与傲慢

索罗斯给开放社会的建言

［美］乔治·索罗斯（GEORGESOROS)©著

欧阳卉 译

乔治·索罗斯最重要的一部社会思想著作发展其老师卡尔·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思想的重要作品

THE

AGEOFFALLIBILITY

THE

CONSEQUENCES

OF

THEWAR

ONTERROR

《纽约时报》书评

在过去三十年里，没有人像索罗斯这样为促进开放社会奉献毕生精力。这本书是索罗斯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著作。

乔治·索罗斯

我剩下的光景不长了，因此我必须明确区分我一生中希望完成的使命，以及在我去世后基金会所要完成的使命。这本书帮我理清了自己的日程，让我将事情看得很透彻。我形成了自己的哲学观点，它们在我的人生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尽管这种哲学与金钱无关，但它指导着我应该如何赚钱、如何花钱。我知道，这种哲学观对我个人是多么重要。但我仍然在探索，它能否对其他人也起到类似的重要作用。这是我的首要任务，这本书可能就是我在这个方面所作的最后努力。

目录

序言 4

前言 7

第一章 思维与现实 9

第二章 开放社会的意义 22

第三章 美国出了什么问题？ 30

第四章 感觉良好型社会 38

第五章 世界秩序出了什么问题？ 48

第六章 探索替代方案 59

第七章 全球能源危机 65

附录 69

致谢 85

序言

许多人都梦想使世界变得更美好，而和大多数人相比，我是幸运的，因为我能比他们更好地实现这个梦想。尽管如此，我的影响力还是被严重夸大了。在英国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时，我被称为“打垮英格兰银行的人”。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指责是我一手酿成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总统普京认为我应对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所谓的颜色革命负责。2004年，我明确表示反对乔治.w.布什再次当选总统，这时有人指控我试图贿赂选举。所有这些言论或是夸大其词，或是无稽之谈。事实上，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几个月，我尚未进行亚洲货币的交易，因此不可能导致了这场危机。我承认在其中一些事件和其他某些事件中，我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这也是事实。我的基金会在前苏联的部分成员中开展了积极行动，并且为努力将这些国家转变成开放社会的力量提供支持。当东欧的共产主义巨石倒塌之时，它们为文化、教育以及科学提供了一些缓冲。它们在东欧培养了一批有强烈存在感的罗姆（吉｜赛）精英。”接纳罗姆人十年运动”也是由我发起的，在运动的支持下，九国政府、欧盟以及世界银行共同努力致力于改变罗姆人的命运。在20世纪90年代的巴尔干战争中，多亏基金会有胆识的员工，我们为减轻萨拉热窝的恐怖事件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我还推动了公开支付款项运动和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EITI）的发起。不论这些事情是对是错，我都开始思考，我能够对历史事件的进程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也可以制定自己的政策。

我是如何获得这种特殊地位的呢？说来话长，我曾经偶尔提到过这个问题。总而言之，我认为我拥有三种资历。其一，我构建了自己的理念框架，这让我对历史，尤其是我所谓的”远离均衡状态”形成了特定的理解：其二，我确立了→套坚定的道德与政治信仰；其三，我挣了很多钱。许多人拥有其中一两种资历，但很少有人能同时拥有这三种资历。另外，我建立的非营利性基金网络为我了解各地区情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我对很多问题都拥有发言权。而基金会的管理者也拥有参与本国政治生活的权利，这是我这个外人所没有的权利。

早些年，我是个独行侠。苏联解体的时候，我的基金会可以单独成就很多事情，但当我试图同其他机构或政府合作时，却很少成功。人们往往赶不上事情发展的脚步。很久以来，我的基金会几乎是仅存的独菌，因此它们都颇具影响力；但当我提出各种政策措施时，我的意见通常都遭到了忽视。而从那时起，情况峰回路转。我单独成就事业的能力大大削弱，部分是因为我所从事的事情关系更加重大了，部分是因为我不再是这一领域的唯一参与者。另一方面，我获得了强大的召集力。我可以通过先发制人，或仅仅通过参与，就能够推动事情向前发展。正因为这个原因，与早年相比，我现在可以更好地制定政策、表明自己的立场。

我想澄清一下我的立场。我的目标是让世界更美好，这一点再寻常不过了。很多人都和我有一样的想法，而且比我更为无私地为这一目标而奋斗。我之所以和他们不同，原因在于和其他人相比，我能够更大规模地开展行动。布兰科·茨尔文科夫斯基在担任马其顿总理时曾经说，我是无国界政治家。”国家追求利益但却毫无原则，”他说，”你有原则但不追求利益。”我喜欢他的描述，并且努力兑现这一评价。这个世界迫切需要无国界政治家。

我们的社会怀疑那些自称品德高尚的人，这也是有理可循的。许多富人成立基金会是出于其他的想法，而我愿意相信自己和他们不同。有能力做正确的事情是少数人拥有的特权，而行使这一特权是对它的丰厚回报。但我经常对质疑我动机的人说，他们有怀疑我的权利。当我说自己没有私心杂念，证明这点的重担也就落在了我肩上。

作为一个无国界的政治家，我面临着一系列的阻碍。首先，我不是真的没有私心杂念。我必须承认，我希望自己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参与历史事件可以带给我一种满足感。其次，我的认知并不完善，所以注定会犯错误。正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我才能够在金融市场中积累巨额的财富，并改正自己的错误。在国际事务领域，错误导致的后果更加持久。最后，我知道，没有人投票选举我或者任命我担任公众利益的守护者，我是自觉担任起这一角色的。人们理应怀疑那些有权制定政策却不对公众负责的人，但是我认为必须照顾好人类的共同利益，即使不能完美地满足这种利益，也比压根儿不去尝试要好得多。我心目中的英雄，科沃耶夫曾经对我说：”我一生都在为失败的事业而奋斗。”他是前苏联的异见人士，后来成了俄罗斯国家杜马的调查宫，并且在第一次车臣战争的胜利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努力追随着他的脚步。在金融市场上，为了成功，我坚定地站稳自己的立场。在社会领域，我坚定立场的原因在于不管成功与否，我都对它们拥有十足的信任。这就是金融市场和社会领域之间的差别，前者不受道德因素的制约，而后者需要道德发挥作用。

我现年75岁①，剩下的光景不长了。因此我必须明确区分我一生中希望完成的使命，以及在我去世后基金会所要完成的使命。我不愿意确定自己的日程，因为我希望能随时变更，但我必须开始确定基金会的日程，因为我往后可能再也无法这么做了。

这本书帮助我理清了自己的日程。有时候我将事情看得很透彻，在这种时候，我可以果断采取行动。在我的金融生涯中，我时刻书写着”果断”二字，最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我”打垮英格兰银行”之举。我在从事慈善和公共事业时也是如此。我决定在苏联解体之后建立开放社会基金会网络，并决心反对布什总统连任，这两个事例就是对我决断力最好的诠释。在坐下来撰写本书时，我并没有把事情看得很透彻；这也是我静下心来认真写书的一个原因。写完之后我又一次感到思路异常清晰。我意识到，即使意味着打败仗，我也必须采取一些行动，而且我已经作好了准备。我希望，读者们最终读完这本书时，也能有同样的感受。

我形成了自己的哲学观点，它们在我的人生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尽管这种哲学与金钱无关，但它指导着我应该如何赚钱、如何花钱。我知道，这种哲学观对我个人是多么重要。但我仍然在探索，看看它能否对其他人也起到类似的重要作用。这是我的首要任务，这本书可能就是我在这个方面所作的最后努力。

如果用我的哲学来诠释政治，我的目标即为建立全球性开放社会。对这一目标的追求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上。首先是世界秩序的层面，其次是关于各国主导秩序的层面。

我发现作为实际议程的世界秩序往往令人感到沮丧。因为它经常只是远大的理念以及连篇的空话，没有太大的作用。但我的基金会习惯于成就任务，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我认为长期议而不决会使一个组织元气大伤。促进开放社会的发展在各国都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情况可能不尽如人意，但机会的大门将不时地敞开，在这种时候，我喜欢立即采取行动。

我必须解释我所谓的”全球性开放社会”的含义。很明显，我指的并不是一个世界政府。政府本身就会对个人自由形成干涉。如果有其他国家可供选择的话，一个人可以移居国外；但是从定义就可以看出来，世界政府是压迫性的政府。我所指的其实是国际法的作用。当前的世界秩序不尽如人意，新保守主义者对这一点的看法是正确的：国际关系的主导力量是武力而非法律。我们必须改变这一现状一一必须强制执行国际法，这需要比现有机构更强大的国际组织才能做到。很明显，我们需要国际刑事法院（ICC），但我们也需要一些意图不那么明显的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它拥有有效的执行机制。世贸组织因为对发展中国家不公正而饱受批评，这一缺点可以通过改变规则来解决，但该组织本身是有效执行机制的楷模。

全球性的开放社会必须认识到，所有规则都是不完美的，都需进一步地完善。我们必须按照一定的法则来改变这些规则，但我们没有必要将它们编篡成一套规则体系，因为这样会在字面含义上引发无穷无尽的争论一一这种情况从联合国大会身上可见一斑。让实际运用来决定规则一一在国际关系中就存在着许多习惯法的例子。我已经描绘了全球性开放社会的框架，我还需要为它填充具体的内容。我在此拒绝提出一个永久有效的解决方案，因为每个社会、每一代人，都必须自己来阐释开放社会的含义。在我看来，当前的全球化模式并不平衡。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已经变得全球化了，但是一个社会要生存乃至繁荣所需的组织，并没有实现全球化。政治决策以国家主权为基础，但这些决策不足以维护包括和平、安全、环境、社会公平以及金融市场稳定在内的人类的共同利益。

主权的概念已经过时了，它源于国王统治其子民的时代。在法国大革命中，国王被斩首，人民掌握了国家的主权。虽然用其他事物来代替人民的主权听起来是一种空想，但这一原则自身已不能满足今天相互依存程度越来越高的世界的要求。例如，我们现在面临着全球能源危机。在国家内部，统治者经常滥用其权力。如果他们对权力的滥用到了人民求助无门的地步，那么国际社会便有责任介入。这个例子被卡尔·波普尔称为”零敲碎打的社会工程”，我愿意投身于这项事业，无论我个人还是我的基金会都是如此。

我一直致力于多个项目，但项目清单时有变化，而这些项目有成有败。我更倾向于参与能够自主取得进展的项目，而放弃那些需要过多推力的项目。比如说，2000年签署的《华沙宣言》标志着民主国家共同体的成立，自那时起，我就成为该团体的坚定支持者，因为我认同它的原则。但是作为基金会的一个项目，我一直认为它没那么重要。2005年在智利举行的部长级会议是一场一无是处的冗长争论。在这次会议之后，我曾一度想放弃这个项目，但随着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立，这个项目终究还有希望。相比之下，2002年发起的”公开支付款项”运动成功发展成了一场反对滥用自然资源收入的运动，而我也积极参与其中。

撰写本书帮我确立了未来工作的重点，而其中一些工作和我们之前的活动相差甚远。我认识到人类生存正面临着两大危险：全球能源危机以及核扩散。对于前者，我们已经处于应对资源短缺的最前沿，同时我们也一直致力于对抗全球变暖的问题。俄罗斯的天然气政策是，利用天然气合同，一方面贿赂邻国，另一方面将本应收归国家所有的利润转化为个人利益。这一领域尤其应当引起人们的关注。相比之下，我的基金会完全没有参与核扩散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们能做些什么，但我们绝不能忽视这一问题。

美国是建立公正稳定的世界秩序的主要障碍。这样说很残酷，实际上这也让我感到非常痛苦，但不幸的是，我相信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尽管”9.11”事件之后美国的影响力有所衰退，但美国仍继续决定着世界的议程，而布什政府错误地设置了其议程，使它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强调使用武力，忽视需要国际合作才能解决的全球性问题。其他国家和地区随着美国的步调”起舞”，如果这种过程持续的时间过长，那么我们的文明可能会发发可危。改变美国的态度和政策仍然是我的首要任务。自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开始，这项任务就变得愈加复杂了，这也是我坐下来写书时最根本的迷惑所在。问题已经不在于反对布什总统连任，而是要更加深入地思考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角色。回归上一届政府的政策是远远不够的，美国必须改变自己的观点。这么做的第一步是承认反恐战争是一个错误的隐喻。现在人们已经意识到侵略伊拉克是一个严重错误，但是反恐战争仍然是人们普遍认可的政策。

只依靠在2006和2008年选举中支持民主党是无法实现观念的转变的，因为民主党人并无深入思考的迹象。另一方面，共和党人抨击民主党人防守软弱，指出民主党决心在反恐战争的问题上一举超越共和党。尽管如此，我认为民主党在2006年的众议院选举中获胜依旧关系重大。在民主党的控制下，众议院能够揭露布什政府目前仍不为人知的行径。

尽管公众舆论调转枪头抨击布什政府的政策，但由于国会选区的划分并不公平，控制众议院绝非易事。另外，共和党有财大气粗的保守主义运动的支持，而且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选举机制远比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优越。所以，为了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民主党在这方面亟待加强，而这个任务却因为《麦凯恩一法因戈尔德法案》规定的选举资金限制而变得更加困难。由于共和党在限制生效之前就已建立了自己的选举机制，因此它将继续保持对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优势。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将共和党从目前控制它的保守和宗教极端分子手中夺回来。美国的民主制度是建立在两党妥协的基础上的。极端分子控制共和党的事实破坏了这一体系。如果我们要重获平衡，就必须打败极端分子。如果民主党在2006年的选举中获胜，那么我们就能够实现这一目标。

我对参与政党政治感到不安，特别是民主党的政策和我倡导的政策出现分歧以来；事实上，如果其政策符合我的预期，那么民主党根本不会当选。我更倾向于抛开政治，但是我认为我有义务支持民主党，直到共和党脱离极端分子控制为止。其实我也希望支持能与保守主义运动相抗衡的智囊团和利益团体，但我又不希望它们成为保守主义运动的翻版。如果保守主义运动对开放社会构成了威胁，那么采用同种方式的进步运动只会加深这一威胁。然而事实证明，保守主义运动效率极高。一个可以与之相抗衡的运动如何才能在保证同等效率的同时又遵守开放社会的原则呢？这个问题深深地困扰着我。

出于个人的考虑，我强调美国扮演了维护世界稳定、保护世界文明的角色，事实上这种说法夸大了美国的作用。我之所以选择移民美国，是因为我试图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再者，当我尝试影响美国的政策时，我有必要从美国的视角来看问题，但同时我还是一个欧洲人。美国没能发挥正确的领导作用，这让我相信欧洲人可以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如果事实真是如此，欧洲可以为美国树立一个榜样。或许现在是时侯设立欧洲开放社会基金会了。同时，我也在努力成立一个阿拉伯文化基金。共同的语言能够让因教派冲突而面临分裂的各个国家重新团结在一起，而它们的文化也可以与激进的伊斯兰教派抗衡。毋庸赘言，欧洲和阿拉伯倡议都必须由当地人提供赞助以及负责领导。我的基金会则只负责提供初期的动力以及资金支持。

美国权力和影响的急剧衰退加剧了世界的动荡不安。我也是国际危机组织（ICG）的支持者和赞助者，其使命是预测和分析危机，并提供危机的解决方案。全球局势危机四伏，我尤其对俄罗斯的专制独断倾向感到忧心忡忡。为了避免遭受迫害，我及时中止了俄罗斯基金会的项目，但我仍致力于让自由之火在俄罗斯大地上长明不熄。我也愿意竭尽所能，帮助有能力举行自由选举的”俄罗斯近邻”维持目前的独立状态。

起初，我并不希望基金会在我去世后仍继续存在。我对慈善事业有很大的保留，因为该事业与人性是相悖的。人性原本就是自私的，但外界却认为慈善家应该无私奉献，这导致了各种各样的矛盾现象以及虚伪的倾向。我感到，作为创始人，我能够比以机构责任为指导的董事会更好地保护基金会免受这些缺陷的影响。

此后，我又改变了主意。我开始感到，如果让基金会和我一道离开人世，未免太过自私了。毕竟，很多人为基金会倾尽了毕生精力。他们的工作为什么要因为我而终止？但这还不是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因为我相信基金会成员应该全心全意为基金会的使命服务，而不是让使命为基金会成员服务。我意识到，基金会的确存在着一个使命，即使没有我，他们也会继续努力完成这一使命。这个使命就是通过监督政府绩效，为公民社会提供帮助。在民主国家中，这是公民社会的核心功能，但要从其他慈善家那里获得该支持就比较困难，在不发达国家，情况尤为如此。在执政党占绝对优势的南非，我对此深有感触；然而独立的司法体系和愿意对政府负责的公民社会是构成开放社会的必要条件。除了支持公民社会，基金会还应该帮助政府开展能力建设。将这样的倡议付诸实施是我毕生的希望。

除了这两项活动，我希望基金会将继续开展其他活动。因为我希望基金会能够保持目前的探索精神，所以我会尽量避免事先设定好活动的范围。在着手写这本书之前，我预料不到我会如此关注全球能源危机的问题：那么，在去世后，我该如何预测基金会未来工作的重中之重呢？

前言

鉴于我最近刚过完我的75岁生日，我想现在是时候反思一下了。

我的人生充实饱满、乐趣无穷。我要追忆的事情很多，但我尚未行将就木，所以我还不打算写回忆录。无论如何，我都不善于写这类文章，尤其不擅长回忆往昔时光。我总是开玩笑地说我只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我一生经历过许多阶段，每个阶段的生活都非常伫碌。现在我已经进入另一个更从容的阶段，但我发现我很难寻回以前的岁月，而且我也不愿意这么做。我依旧倾向于期待未来而非回顾过去。

我的思维方式比较抽象，除非具体事件能够为我提供人生经验或见解，否则它们对我一无是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经历了这么多风浪，这些事件却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我认为我没奋必要为了回顾往事，或者为了搜集传记素材而涉猎各种文件。我大约是在1984年时作出的这个决定，当时我在匈牙利成立了一家基金会，帮助公民社会抵抗共产主义政权。基金会内外的工作人员都承担着巨大的风险，我认为他们才是基金会的主人，而我不是。这种态度促成了基金会的成功。我很遗憾我当时没有保留基金会的档案，因为基金会网络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和重要性，因而值得妥善记录。但就当时来说，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与其写回忆录，我更愿意解棒和讨论作为我人生指路明灯的理念中匡架。由于抽象的理念不容易传达，因此我将采用自传体的方式进行说明。这样做的主要缺点在于，我将不可避免地自吹自擂，因为在自传的写作过程中，没有人能为我做这件事。

说到解释和发展我的观点，我的脑海里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目的。不管对错，我都相信我获得了一些重要的见解，而且我渴望和大家分享。同时，我也遇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问题，我觉得我有必要更好地理解它们。因此，我不仅有必要研究现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发展我所运用的理念框架。过去，我一直将其作为行动指南，而现在我已经75岁了，我未来的行动范围将大大受限。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发挥指南的作用，不仅为我，更为其他通过自身努力改善世界的人们提供指引。

如今令我牵肠挂肚的问题包括：反恐战争，如何处置萨达姆·侯赛因之辈，如何发展民主和消除贫困，以及如何解决全球变暖及核扩散问题。我看到，其中一些问题是有可能得到解决的，而另一些则让我困扰不已。

最令我沮丧的当属近年来美国国内盛行的一种误解。误解在我的世界观中发挥着显著的作用，我认为它们是塑造历史进程的偶然因素。在我看来，由于开放社会有能力纠正误解，因此它是一种令人满意的社会结构。最古老又最成功的开放社会怎么会深受误解的毒害呢？

在《美国的霸权泡沫》（TheBubbleofAmericanSupremacy）中，我试图把责任归咎于布什政府。我将反恐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称为暂时性失常行为，以为这种行为将在下一届选举中得到纠正，但是小布什再次登上了总统的宝座。现在，我必须深入挖掘和探究当今的美国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也是我在这本书中旨在探讨的问题。

我认为，美国已经成为了不愿意面对残酷现实的”感觉良好型”社会。这就是为什么公众会如此痛苦地接受布什政府的误导。除非改变这种”感觉良好”的态度，否则美国注定会失去其世界领导的地位。这不仅会为美国，而且会为世界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

为了充实我的例证，我必须从最基本的问题出发，探究思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这将是一个抽象的哲学讨论，但如果我关于误解在历史中发挥了显著作用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也无法避免误解的产生。我认为，我们对现实的理解从本质上来说是不完善的，所有人类观念都存在各种各样的瑕疵。美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但是人们并不精通哲学，也不能完全理解开放社会的原则，这就是他们会被误导的原因。为了论证这一点，我必须先阐释开放社会的理念。

我已经尽量使第一部分的哲学探讨读起来不那么晦涩难懂了，这部分内容也将使第二部分的论证变得更加有力。例如，我解释道，真理并不像国父们在签署《独立宣言》时想的那样不言而喻。自那时起，我们便发现真理是可以被操纵的。为了坚持追求真理，我们必须认识到错误的隐喻，以及其他误解可能导致的出乎意料的不良后果。对这个论点不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直接跳跃到本书的第二部分。

在第二部分当中，我会着力解决在我看来最迫在眉睫的问题：作为开放社会的美国所面临的危险，欧洲昨为开放社会所遭受的挫败，普及民主所遇到的困难，缺乏一个可以合法履行保护责任的国际社会，全球能源危机，以及核扩散。我不能宣称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我的理念框架一样准确。如果我这么做，我提出的理念框架将因此丧失有效性。作为参与者，我免不了会加人自己的偏见。从我对问题的选择上，就可以明显看出我的偏见。

下面是第二部分主要论述的提纲：美国已经落人了以副总统迪克·切尼和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为首的极端空想家的手中。他们相信自己可以成功地操纵真理。他们成功地将再次当选的总统以及自我感觉良好的公众玩弄于股掌之间。但是他们不能理解的现实依然证明，他们的政策能够产生相反的作用。动荡的根据、在于反恐战争这个错误的隐喻，它不仅对美国的国际形象，还对国内的开放社会带来了毁灭性破坏。然而，人们却普遍认为反思、战争是对”9.11”事件的本能反应。我详细阐述了反恐战争的危害，同时还声称，这些危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故意曲解现实而一手酿成的。除非我们摒弃反恐战争这一错误的隐喻，否则我们无法抚平创伤。仅仅回归”9.11”事件之前的政策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认识到作为世界的主导力量，我们肩负着独一无二的责任。除了保护国家利益，我们还必须带头担负起保护人类普遍利益的责任。我将在后文详细阐述具体的做法。

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力与日俱增，但是人类自我管理的能力却没有显著提高。在可预见的未来，没有国家能够取代美国的地位。如果美国不能提供正确的领导，那么我们的文化可能会走向自我毁灭。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令人不快的现实。

第一章 思维与现实

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永远和真实的世界不相一致，因为我们本身就是这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在无意识间的想法也成了我们必须要考虑的。理解思维与现实的关系，就好比射活靶。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也在改变着世界。这样一来，人们便无法对世间万物获得完美的认识。

我们和现实之间的关系远比我们意识到的要复杂。这个说法普遍适用，尤其是美国社会在对待现实的态度上有所欠缺。我将在本书的前两章中探讨普遍性问题，接着在其余的章节中讨论当代美国社会面临的一些具体问题。

思维：现实的一部分

我所说的现实，指的是一切真实存在的事物或切实发生的事情。一切有意识的人类，其想拉和行为都是现实的一部分。在考虑事物的时候，我们的思维也是被考虑的一部分。这个事实无论是对我们的思维，还是对现实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它为我们理解现实设下了一些无法逾越的障碍，也使得真正的现实和我们理解中的现实不尽相同，但后面的这个差别并不适用于所有的现实。我们能够了解现实的某些方面，但是，就算我们冷静思考也无从理解现实的另一些方面。可知和未知的分界线究竟在何处也是未知的。过去，人们认为有些领域是无法理解的，但现如今，在科学方法的帮助下，我们在这些领域中不断取得进展。比如，在过去，意识一直属于哲学范畴，而今却成为了科学研究的课题。

知识表现为真实的表述（true statement）。根据真理符应论(correspondence theory of truth）（某些哲学家关于命题是非的看法。真理符应论认为命题的是非取决于它是否与事实相符。译者注），表述之所以真实是因为它们与事实相符。要建立起符应关系，事实和表述所指代的事物之间必须是互相独立的。当我们的思维成为我们所思考对象的一部分，这个要求便得不到满足。现实的其他方面则不存在这一复杂的情形。天体的运动和蛋类的孵化都不以我们的意识为转移，它们是认知的客体。

当我们把现实作为整体来考虑，或者我们在思考有人类参与的现象时，情况又有所不同。我们在考虑某些事件时，如果我们自身是这些事件的参与者，那么情况便会愈加错综复杂。不仅是我们的知识不够完备，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完全的理解或易犯错的特性也成为了现实的一部分。

我们不能仅仅依靠掌握的知识来作决定。现实并非独立给定的，它还取决于我们所作的决定。因此，就算掌握了一切相关事实，我们作出的决定仍和我们原本的目的不相符。换句话说，我们的行为并不是完全理性的。这种说位是对人类理性力量的曲解。它假设，我们能根据所有的事实作出决定。这种曲解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们对自身与现实间关系的看法中。我们在探讨思维与现实间的某种关系时就暗示着我们的想法和思考对象之间是相互独立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思维和现实并非彼此独立的实体，两者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我们自身也是某些事物的一部分，所以认为我们能够客观、公正地理解这类事物的看法是不合情理的，但人们却普遍抱有这种看法。

我们认为现实是独立于我们的思维而存在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还认为现实就摆在那儿等着我们去理解，而对现实的理解还包括在脑海中描绘出一副与现实相符的图景。这种观点在真理符应论中得到了体现。确实，当思维和现实相分离时，就有可能形成与事实相符的命题。举个例子，让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表述：下雨了。如果天空真的在下雨，那么这个表述就是真实的。这种方法对现实的某些方面来说是适用的，但对其他方面却不尽然。我们在考虑现实的时候，如果我们的思维是其中一部分的话，思维和现实间相分离的关系就被打破了。表述和事实之间并不是单向的符合，而是双向的符应关系。下面让我们来思考一个表述：你是我的敌人。我的这句话有可能会影响你的感受。这个命题可能和某个事实是相符合的，但是由于双向联系的存在，这种符应关系不一定反映出全部事实。有可能是我令你变成了我的敌人，而不是我被动地认为你是我的敌人。事实如何不得而知，因为它要取决于我们的想法。这里所阐述的思维和现实间的关系和我们一贯的认识大相径庭。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永远和真实的世界不相一致，因为我们本身就是这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在无意识间的想法也成了我们必须要考虑的。理解思维与现实的关系，就好比射活靶，而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也在改变着世界。这样一来，人们便无法对世间万物获得完美的认识。虽然我们无拉达到完美（请注意我对“知识”（knowledge）和“理解”（understanding）二词的使用方式有所不同。我不想界定二者之间的差异，因为这样做会让我陷入无休无止的麻烦，因此我只能在此指明它们之间的区别：知识原本是客观的，而众所周知，理解是主观的；知识与真理符应论以及科学方法(scientific method）有关，而理解则更多地体现了个人风格和个人偏见。我说理解更多地体现了个人偏见是因为知识也难免会带有偏见的色彩。依靠知识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就只得求助于理解），但我们还是能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解能力。

反身性的概念

我们对所处世界的理解天生就是不完美的（简言之就是易犯错），光是意识到这一点就是不小的进步。我们不能只是单向考虑表述是否与事实相符合，与之相反，我们还应进行反向思考。我们的思维影响着我们生活的世界，但并非现实的每个方面都会受到影响。通过考虑思维与现实间的双向联系，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受到影响的那部分现实。

一方面，我们试图弄明白自己的处境，我称之为认知功能(cognitive function）。而另一方面，我们又试图影响世界，我称其为参与功能（participating function）。这两种功能的作用是相反的，却又互相影响。认知功能旨在提高我们的理解，而参与功能则意在影响世界。如果两种功能彼此独立运行，从理论上说，它们能够完美达成其目的。如果说现实是独立给定的，那么我们的观点便能和事实相符应。如果我们是根据知识来作决定的，结果就会符合我们的预期。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这两种功能是互相交织的，只要它们互相交织便会互相产生影响。我把这种互相影响称为“反身性”。我给它命名并不代表我发现了新大陆，从远古时起，人们就在研究这种现象，只是名目不同而已。

反身情况的特点在于：参与者的观点和真实情况间缺乏对应性。以股市为例，人们之所以买卖股票是出于对未来股价的预期，但股价也与投资者的预期有关。这种预期不能被称为知识。在缺乏知识的情况下，参与者必须根据自己的判断或偏见来作决定，因此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反身性不仅给参与者的世界观，还给他们面对的现实带来了不确定性因素和不可预测性。意识到这一点相当重要。如果参与者只依靠知识来作决定，那么现实可能会与预期相去甚远。

远离均衡状态

主流经济原理是建立在理性行为假设的基础上的。该假设使经济学中的均衡价格（equilibrium price）得以确立。我认为，反身情况并不一定会趋向均衡E实际上，它还可能与理论上的均衡状态相偏离（在讨论过程中，我会用到均衡概念的不同涵义。这里指的是“理性预期均衡”（rational expectations equilibrium），它假设，除随机偏差外，参与者的预期与经济学家的一种模型是相符的。在后文中，我还会把理性均衡预期用在意义更加广泛的与现实相符应的认知上。从这些意义上说，均衡是无法达到的。而在其他时候，均衡指的是确保资源最佳配置的一般均衡状态（general equilibrium）以及使市场出清的均衡价格。均衡价格的概念比较简单，而且这种均衡状态在运作良好的市场中是广泛存在的）。在描述这种情形之前，我想先谈谈“远离均衡状态”。远离均衡状态在金融市场中十分普遍，但并非任何时候都存在。我也用“远离均衡状态”描述政治局面以及社会状况。远离均衡状态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盛行的？这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原因就在于人们尚未普遍承认反身性的概念。

我一直致力于远离均衡状态的理论研究和实际运用。早些年，我还曾经历过这种情形。那是1994年，纳粹德国占领了匈牙利。幸亏我父亲为我安排了假身份，身为犹太人的我才逃脱被杀害的命运。还有比这更离奇的经历吗？接下来，我还经历了动荡的苏维埃政权。自那以后，我便离开了匈牙利，来到伦敦经济学院求学。在这里，卡尔·波昔的哲学思想给了我巨大的鼓舞，同时还帮助我塑造了哲学观。在成为对冲基金经理之后，我专门从事金融市场中远离均衡状态的研究。因此，我比其他参与者更加了解远离均衡状态，并凭借这一优势赚了不少钱。作为一个慈善家，我还与苏联解体扯上了关系。苏联解体是远离均衡过程的典型事件。在《开放苏联》（Opening the Soviet System）一书中，我将它和金融市场的特征繁荣——萧条过程进行了类比。最近，我又采用相同的类比来描述布什政府在后“9.11”时期的政策。

反思理性行为的概念

反身性通常出现在相对狭小的那部分现实之中，但正是这部分现实对参与者来说意义最为重大。因为我们参与的正是这种情境。它的特征表现为认知功能和参与功能的互相交织、互相干扰。因此，我们对情境的理解是不完全的，我们的决策也往往事与愿违。虽然我们无法消除两种功能之间的互相干扰，但比起理性行为的假说，如果我们对反身性有所认识，我们便朝着理解现实又迈进了一步。

既然理性行为是不可企及的，那么它为什么对我们的世界观如此重要？答案是：理性行为是一种理想的情境，当中不存在出乎意料的结果。虽然我们无法达到完美的认知，但是知道得越多，我们的境况就越好。而追求知识也一直是人类文明最为显著的特征。

大部分人对待现实、知识和真理的看法都根源于启蒙运动。当时人类对自然的力量知之甚少，也不懂得利用这种力量。但科学方法为人们带来了无限的希望，因为科学方陆当时正在产生显著的成效。将现实看做等待人们去发掘的事物，这种观点无可厚非。毕竟，那是18世纪，人们对地球的探索都还不完全呢！首先搜集事实，接着再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让人颇有成就感。人们可以从不同途径、不同方面获得丰富多彩的知识，因此世界充满了无限可能。理性扫除了几百年来的封建迷信，取而代之的是进步的胜利感。主流世界观认为，人类的认知功能没有极限。这种观点只意识到了思维与现实之间的单向联系，还把现实当成了独立存在的事物E 并且认为只要表述和事实是符合的，人们就能理解现实。

这个观点在逻辑实证主义 （logical positivism）中达到了巅峰。20世纪初，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思想渐渐在维也纳发展活跃起来。该主义，符合文蓓的表述非真即假。倘若表述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范畴，那么它就没有任何意义。逻辑实证主义者把事实和表述当做不同的实体，认为二者之间唯一的联系就在于真实的表述符合事实，错误的表述则不然。

表述也可能是事实的组成部分，但是这种可能性总是被人们忽略。说谎者的悖论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这个悖论最早由希腊克里特哲学家埃庇米尼得斯提出。他曾说，所有克里特人都说谎。如果他所言为真，那么克里特人就全是说谎者，身为克里特人的埃庇米尼得斯自然也不例外，于是他所说的这句话应为谎言，但这与之前假设此言为真相矛盾E 假设此言为假，那么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克里特人都说谎。因此埃庇米尼得斯的表述是错误的。英国哲学家伯兰特·罗素为说谎者悖论作出了解答。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正是被罗素从维也纳带到了英国剑桥。罗素将表述划分为两大类：自相关性表述（self-referent statement）和非自相关性表述（non-self-referent statement）。由于我们无注明确判断自相关性表述的真值（truth value）（真值（truth value），在逻辑中指一个表述在什么程度土是真的），因此罗素提议把自相关性表述归为没有意义的表述。他的解答或许维护了事实和表述之间的简单分界，但却阻碍了人们思考与其相关的问题，甚至会忘记自己的存在。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指出了这种观点的荒谬性。他在《逻辑哲学论》一书的总结中写道，能够看懂本书的人必须意识到它是无意义的。但不久之后，维特根斯坦放弃了逻辑实证主义，开创了分析哲学的先问。

认为现实是独主存在的传统观念仍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的世界观当中。比如说，古典经济理论以理性行为的假设为基础，其出发点是假设完美的认知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假设对19世纪的科学（在20世纪的经济学领域中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思想家，他们承认人类的认知是不完全的。经济合理性之所以很难定义，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个观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名副其实的科学方法，有望为人们提供明确的预测和解释。倘若要确定供需平衡时的均衡价格，就必须假设所有人都清楚自己的偏好，同时完全知晓自己所面临的机会。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偏好和机会是彼此独立存在的。如果能够弄清所有的偏好和机会，那么人们想当然的观点倒也合情合理。除非偏好和机会真是彼此独立的，否则人们不可能完全理解它们。

如今，人们普遍意识到完美的认知这一假设根本不切实际，但仍然认为偏好的规模和机会的范围是彼此独立的。经济学家们还在寻找均衡点，如果找不到，他们又会用所谓的多重均衡（multiple equilibria）做借口。我曾尝试着指出，由于人们无法完全掌握当前盛行的价值观念以及可以利用的机会，同时均衡点的位置也不确定，因此在价值和机会之间，现实的主观方面与客观方面之间，都存在一种反身性内在联系。然而，我的反身性理论却没有取得多大进展。商学院虽然教授这个理论，但绝大部分学术型经济学家都对它不屑一顾（弗雷德里希哈耶克声称，个人理性和”并非人人能够企及的知识的利用”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参见《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相关论述，青参见弗兰克町奈特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以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罗曼·弗雷德曼是一个例外。参见罗曼－弗雷德曼、迈克尔.D.戈德堡的《不完善的知识经济学：汇率和风险》（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7年）。反身性的概念在社会学中获得了较多的认可。阿尔文－古尔德纳在1970年出版的《西方社会学未来之危机B中提出了”反身性社会学”（reflexive sociology），其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成为了社会学领域中的一股强劲的思潮。因为古尔德纳认识到，社会学家是他们所描述的社会和政治事件的重要参与者，他们对世界的参与也改变了他们研究的过程。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声称2”社会科学与其主题紧密相连，而且它从一定程度上白发地组成了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参见《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儿哈罗德－加芬克尔民俗方法学的杰出代表，主张社会学家就像鱼缸中的金鱼，他们对其他金鱼的观察细致入微，然而他们从未想过自己和其他被研究的金鱼生活在同一个鱼缸、同一湾清水之中。另请参阅皮埃尔－布尔迪厄、华康德的《反思社会学导引》（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2年））。但我并不感到奇怪，因为反身性理论意味着，均衡价格特别是金融市场中的均衡价格，并不总是确定的。明确的预测和解释曾是科学方法的标志，但是学术塑经济学家们不愿就此放弃。他们痛苦地意识到，金融市场的走向往往会偏离而非靠近所谓的理论均衡，但又不愿停止对理论均衡的追寻。他们甚至用均衡来解释泡沫以及经济的动荡现象。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任何有关动态非均衡的讨论都暗示着，理论的均衡状态是存在的。当我说到远离均衡状态时，我其实也在援引均衡的概念。这表明，如果不把现实的主客观方面区分开来，并且把它们当做彼此独立的事物，就很难开展任何探讨现实的活动。

启蒙运动距离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已经两个多世纪了。在启蒙运动期间，理性的局限性开始变得越发明显。实际上，这种局限性从一开始就显现了出来。法国大革命推翻了古老的传统制度，井试图理性规划人类事物。革命刚开始时，到处豪情万丈，但最终1794年的恐怖统治却终结了一切。自那以后，人类又开发了许多恢弘的规划，但没有一种规划与其初衷是一致的。现在是时候承认，我们对现实的认知天生就存在着不足，我们的决定和预期本来就有偏差。理性的时代应当为易犯错的时代让步这可能是一大进步。

不幸的是，我们在摒弃理性时代的同时并没有认识到自身易犯错的特性。我们抛弃了启蒙运动的价值观和成就，却没有找到更好的代替物。抛开经济学，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人们对现实的看诠转向了另一个极端。后现代语言不承认现实只承认叙事。在我看来，这个观点就和启蒙运动的实证主义一样荒谬。而真理其实就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现实是真实存在的，只是我们无法触及。后现代社会的极端相对主义（极端相对主义，完全排斥绝对客观的概念，不承认有普遍的价值标准。相对主义(relativism），是一种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哲学学说。它的主要特征是片面地夸大绝对运动而否认相对静止，抹煞其确定的规定性，取消事物之间的界限，从而根本否定事物的客观存在。在认

识论方面，相对主义夸大人们认识的相对性，把相对和绝对完全割裂开来，否认相对中有绝对，否认客观的是非标准）没有为判断是非真假提供可靠的依据。人们缺乏安全感，因而渴望获得更多的确定性。如今（2006年）领导美国的是一位勇敢无畏的领袖，他希望在反恐战争中人们对他抱有绝对的信任和忠诚。可是，政策的结果却与人们的期望南辑北辙。我们尚未理解思维与现实的关系，也不知如何应对自己易犯错的特性。

易犯错的特性

易犯错的特性，乍一听有点消极的意味。的确，为了更好地理解思维与现实的关系，我们获得的所有进步都承载着消极的涵义，因为进步意味着我们与完美渐行渐远。但这种消极的理解本身也体现了人们易犯错的特性。承认自身易犯错的特性也有其积极的意义。这种认识比起虚无飘渺的完美来得重要。一切不完美的事物均可以被改善，这种改善不仅在我们的思维中，而且在现实中也得到了体现。假如我们的理解是不完全的，那么改善的空间则是无限的。从根本上说，我对反身性抱有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一一但我也必须承认，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它的理解并无多大提高，所以我难免会感到沮丧。

在反身性和易犯错的特性这两个原则的基础上，我逐渐建立了一套连贯一致的世界观。它既不完美也不完全，但却在理解现实和参与现实中对我大有禅益。它是我在金融市场以及慈善事业中的指路明灯。我不敢确定我的世界观有多么独创，毕竟，它要应付的事物和其他人没什么区别。这些话题早已是老生常谈了，所以就算我的叙述没有什么新颖之处，也再正常不过了。凡是新颖的事物必有其特质，而且与众不同。不同的人对同一事件的表达方式不同。对我影响颇深的书籍不计其数。就算我不能将这些参考书目一一列举，我依旧对它们深表感激。

尽管内容不怎么新颖，但我认为我的组织方式应该比较独特。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留意到大多数人对我的理念框架存在着误解。许多评论家声称，我只是在粉饰一些显而易见的事情。毫无疑问，这种评论是错的，因为我的框架与一些普遍理论是互相冲突的，例如宣称金融市场逐步趋向均衡状态的理论。我对一些特定形势的理解，比如反恐战争，也与大众智识截然不同。

卡尔·波普的影响

我的思想随着影响和经验在不断地旗变。除了我父亲，对我影响最深的人只有卡尔·波普。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最后一年，波普成为了我的导师。我的祖国匈牙利曾经遭到过纳粹德国以及苏联的占领。卡尔·波普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蕴涵着无穷的启示力量，使我深受震撼。也正是在这本书的敦促下，我探索起这位作者的哲学思想。波普认为，纳粹思想声称自己掌握了根本真理。但根本真理无法为人类所掌握，因此纳粹思想是对真理的曲解。所以，只有利用专制的手段才能将它们强加于社会。通过对比，波普得出了一个不同的社会组织原则，即开放社会（open society）的原则。该原则是以这样一种认识为基础的：根本真理无法被证实。波普坚称，开放社会比墨守成规好得多，但他从未给出开放社会的确切定义。鉴于我们的理解是不完全的，波普不愿在定义上多费口舌。无论如何，一个开放的社会应由身处其中的人们不断地赋予它新的定义，否则开放社会也会沦落为一成不变。

毫无疑问，开放社会的概念与民主的概念密切相关，但它属于认识论而非政治范畴。从历史角度来看，由于考虑到权力在社会中的作用，民主的概念便应运而生。人们都倾向于利用权力为自己而不是大众谋利益。保护共同利益的一个方法就是要坚持权力的分配。这个理念也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奠定了基础。我们的国父，特别是詹姆斯·麦迪逊、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深刻意识到，人类的理解是不完全的，但这并未成为宪诠制定的基础。我们必须牢记这一点。

在美国，民主概念的出现早于开放社会的概念。《宪陆》是理性时代的产物，而开放社会则属于易犯错的时代。这一区别也导致了一个有趣的结果：美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却不完全明白开放社会是怎么一回事。如果美国人民明白这个概念，乔治.w.布什也不会那么受欢迎。我要说的就是，我们能从开放社会的理念中收获不少东西。

开放社会属于认识论范畴的事实说明，它既是力量的源泉也是软弱性的源头。开放社会的力量在于，它把易犯错性和反身性的概念联系在了一起，从而避免陷入教条式意识形态的陷阱，并且形成了前后一致的世界观。开放社会同样也具有软弱性，因为它忽略了权力关系对塑造事件的重要作用。

我建立了全球基金会的网络，致力于推广开放社会的原则。可是我们的主张经常遭到”现实政治”（ 现实政治（realpolitik），源自19世纪德国，由古代德国（普鲁士）铁血宰相奥托·冯傅斯麦所提出。现实政治主张，当政者应以国家利益作为从事内政外交的最高考量，而不应该受当政者的感情、道德伦理观、理想，甚至是意识形态的左右。所有的一切都应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支配，于是我开始意识到，由于开放社会自身存在着缺陷，因此它不足以作为政治行为的指导原则。在决策的时候，我们应当对不同因素进行权衡。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比以往更加重视开放社会的原则。

波普首先是一位科学哲学家。正如我过去热切回应他有关开放社会的理念那样，我还迫不及待地吸收了他关于科学方法的思想。但当我认真审视他的论点时，我和他在一个关键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波普提出了所谓的”科学方住统一性原则”，也就是把研究自然现象的方位和标准套用在社会事务的研究上。这怎么可以呢？社会事务的参与者根据自己不完全的理解采取行动，因此他们易犯错的特性会为社会事务带来不确定因素，但是在自然现象中则不然。我们必须认识这二者之间的区别。

我尝试用反身性的概念来解释这种区别。人们已经对自相关的概念颇有研究。但是自相关只属于表述的范围。如果说表述体系与事实体系之间的分离是对现实的歪曲，那么事实领域中也应该会产生类似的影响。这就是反身性的概念试图表达的关系。反身性是一种反馈机制，这种机制影响的不仅是表述（因为表述的真值是无战确定的），还有事实（因为事情的发展历程中被引入了不确定因素）。

金融市场中的反身性

这一切都相当的抽象，因此我有必要对它们作一些说明。在《金融炼金术》（The Alchemy of Finance）一书中，我引用了许多有关金融市场的例子。各个事例都涉及到现实的主客观方面之间的某种”短路反应”。它通常表现为实体的价值属性与实体本身之间的循环联系。这种循环联系会导致一种开始时自我强化，最终却自我摧毁的繁荣——萧条过程。

作为对冲基金经理，在我早期获得的成就中，有一次我成功利用了20世纪60年代末出现的跨行业联合企业的繁荣。当时，一些专门从事国防行业的高科技公司的经理发现，公司过去享有的历史性增速在越南战争之后变得无以为继。包括达信（Textron），凌-特姆科-沃特（LTV）以及泰莱达因（Teledyne）在内的许多公司，开始收购一些普通公司。而且随着这些公司的每股赢利增长加快，它们的市盈率也成倍增长，公司的规模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这些公司成为了这种经营模式的开拓者。它们的成功迅速吸引了大批效仿者。自那以后，即使一些业务再单一不过的公司也能在并购浪潮中获取高额的赢利。到了最后，一家公司只要在收购时承诺对被收购公司善加利用，就能获得高额的、成倍的赢利。

管理人员开发了特殊的账目处理技巧，进一步加剧了收购的影响。他们还为被收购公司作了一些改变：精简运营流程，处理原有资产，把关注点集中在盈亏线上。但是与收购对每股赢利的影响相比，这些改变无关紧要。

投资者们趋之若莺，犹如鱼儿见到了水。起先大家还是根据每家公司的业绩来评判其价值，但跨行业联合企业逐渐被当成了一个团体。于是，新兴投资者开始崭露头角也就是所谓的对冲基金经理或抢手(gunslinger，意指高风险、高运作的投资基金管理者）。他们与跨行业联合企业的经理有着不一般的密切关系。他们甚至建立起了联络热线。联合企业还直接向基金经理配售”存信股票”（le忧erstock）。渐渐地，跨行业联合企业对其股价的管理也同他们对利益的管理一样娴熟了。

跨行业联合企业的并购浪潮主要来自于一种误解：人们认为，不管公司的增长是如何获得的，都应当按照公司公布的每股收益的增长情况来衡量该公司的股价。基金经理充分利用了这种误解。凭借有利条款，他们利用估价过高的股票去收购其他公司，因而进一步推动了股票价值的增长。据分析，如果投资者明白反身性的道理，并能意识到夸大的估值会带来收益增长的假象，就不会出现这种误解了。

市盈率不断扩大，但最终现实无法支撑预期。人们仍然在投资，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眼前的繁荣是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之上的。要保持赢利增长的势头，公司就必须继续扩大收购规模，最后跨行业联合企业终于达到了规模的瓶颈。当信实集团（Reliance Group）的索尔·斯坦伯格（Saul Steinberg）试图收购化学银行（Chemical Bank）时，转折点突然到来。收购遭到了权势集团的抵制，最终以失败收场。

当股价开始下跌，价格的跌幅日渐增大。收购对每股赢利的有利影响逐渐消失，再进行收购也变得不太现实。当外部的增长势如破竹时，被掩盖起来的内部问题开始逐步显现。赢利报告让人有惊无喜。投资者们的幻想破灭了，管理层也经历着危机：令人陶醉的成功日子过去之后，很少有人愿意再回过头干管理公司的苦差事。正如一家企业的老总对我说的：”没有观众再来看我表演。”这种局面在衰退中愈情愈烈，许多不可一世的联合企业相继崩渍。投资者们作好了最坏的打算。对一些人来说，最好的结果果然发生了；而对另一些人而言，结果比预期的要好。最后，大局慢慢稳定了下来。幸免于难的公司，通常由新人掌管，才试图从废墟中站起来，重整山河。

我所记录的有关繁荣萧条周期的最佳案例是在抵押信托领域(mortgage trust）。抵押信托是经法律批准的一种公司形式。其主要特征为：如果公司能将净收益的95%以红利的方式分配出去，它们便可免纳公司税。在1969年之前，由这项立法所创造的大量机会都没有得到利用；但仅在1969年这一年当中，大批抵押信托公司就成立了。我亲眼目睹了这些公司的成立。当时我刚从跨行业联合企业的狂潮中脱身，因此我意识到，这些公司很可能会陷入繁荣——萧条的周期当中。我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指出传统的证券分析方法（该方法试图通过预测未来的赢利走向，估算出技资者愿为此支付多少金额）对它们并不适用。原因在于，投资者愿意为股票支付的价格是决定未来赢利走向的重要因素。与其分别预测未来赢利和估价，我们应当对这个自我强化的整体过程进行预测。

我在报告中将这个过程描绘成四幕话剧。开始时，抵押信托公司的估价过高，使得它们能够通过过高的价格发行更多的股票以此为过高的估值正名；接着效仿者纷至沓来，破坏了抵押信托的机会；最后一幕以大批公司的破产告终。

关于我的报告还有一段有趣的经历。我写报告时，对冲基金的经理们在联合企业的井购浪潮中损失惨重。他们有资格从基金的收益中分得一杯羹，却不用为自己管理的基金承担损失。所以，他们必定会牢牢抓住有望快速弥补他们损失的任何事物。他们出于本能马上就明白了自我强化的过程是如何运作的，因为他们刚刚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迫不及待地想再玩一次。这篇报告反响强烈。当我接到来自克利夫兰一家银行的电话时，我才意识到报告的反响是如此巨大。他们向我索要一份新的报告，因为他们原来的那份被复印了太多次，字迹已经无法辨认。当时，市面上的抵押信托公司还不多，但是人们对其股票的需求却十分迫切，以致在一个多月时间里，股票价格几乎翻了一倍。需求产生供给，一时间市面上新发行的股票漫天飞舞。当人们发现，抵押信托的市场供应量已经到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地步肘，股价暴跌的速度和当初疯长时一样迅速。显然报告的读者没有考虑到，股票的买入竟是这般容易，而他们的失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得到了惩治。不过，他们最初的那股狂热劲儿却有助于证明报告里描述的自我强化过程。之后，事情便照着报告的描述一步步地发展。抵押信托享受的繁荣并没有我报告中描述的那样猛烈，但事实证明它比我报告中说的更加持久。

我的研究被人们认可的程度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而就在那时，我重仓持有抵押信托公司的股票，而且也获得了一些利润。但成功冲昏了我的头脑，当价格开始下跌时，我被套牢了。我并没有抛掉，甚至还在增仓。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密切关注着这个行业，最终，我抛售了所有股票，获利也算丰厚。后来，我不再关注这个行业。几年之后，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我原本打算建立空头头寸，可我却发现困难重重，因为我对这些公司已经不那么熟悉了。尽管如此，当我重新阅读几年前的报告时，我仍为自己的预测感到确信不疑。于是我决定不分青红皂白地将该类公司的股票卖空。此外，股价下跌时，我通过卖空其他股票来保持原有的仓位。我最初的预测成为了现实，大部分抵押信托公司悉数破产。结果，我在卖空上赚得的利润超过了100%，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因为卖空的最大利润才100%（我之所以能做到是因为我能不断抛售股票）。

从20世纪60年代国际银行业的借贷繁荣——萧条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估价行为和被估价的实体之间存在着一种类似的循环联系。银行使用所谓的负债比率来衡量借款国的信用度，但银行没有意识到负债比率事实上要受到这些国家自身的借贷活动的影响。当它们意识到这一点时，为时已晚。在1987年出版的《金融炼金术》中，我分析了国际银行业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以及其他一些案例。自那以后，我还亲眼见证或参与了许多繁荣——萧条周期，其中包括1992年欧洲汇率机制的崩溃、1997年新兴市场的危机，以及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互联网浪潮，但到头来却是一场泡沫。

当代的例子

我相信，我们当前正处在巨大的房地产泡沫之中。泡沫发生的源头要追溯到2001年，当时美联储决意阻止股市进一步下跌，可是却愈演愈烈，最终导致股市崩盘。美联储把联邦基金利率降低到1%。抵押贷款机构鼓励抵押人为抵押贷款进行再融资并拿回超额保证金。它们降低了贷款标准，并推出了新型产品，比如可调利率抵押贷款（ARMs）、只偿还利息的抵押贷款，并且还大力推广”诱惑利率”（teaser rate）（诱惑利率，在设计浮动利率贷款产品时，为了吸引借款人选择其贷款产品，初始阶段的放贷利率被设定得很低，该利率被称为诱惑利率。在引逗期过后，利率将被调整到市场水平，并定期加以调整）抵押贷款。这些措施无一不鼓励人们加大对住宅的投机，房价也以两位数的速度大幅增长，这使得房地产投机愈演愈烈。房价的攀升让房屋所有者感觉非常富裕，因此，消费越来越景气，近几年来，甚至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支撑力量。房地产泡沫是由资产的价值与估价行为之间的“短路”造成的。这种“短路”又被称为财富效应（wealth effect）（指财富的累计存量达到一定规模后，必定产生对相关领域的传导效应或控制效应。）。

作为常规的反身性

反身性对现实生活同样起作用，但它比金融市场中的反身性更加说不清道不明，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反身性无处不在。它不是对常规的偏离，它本身就是常规。要理解这一说撞，我们必须避免把反身性同繁荣萧条周期说为一谈。反身性的形式变化万千。在金融市场中，不定时出现的繁荣——萧条周期证明了均衡理论是毫无根据的。虽然从启蒙运动开始，理性的一般假设（general presumption of rationality）就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世界观，并且受到了反身性概念的挑战；但是在社会条件和历史事件方面，再也没有类似理论被证明是错误的。

启蒙运动将理性视为独立于现实之外的事物。虽然大脑是身体的一部分，但是思维却应该形成独立于躯体之外的，而且能够进行理性思考的智慧。除非将大脑与思维分离，否则这种智慧是无法形成的。大脑运作的方式同时也影响着思想在语言中的表达方式。

我们确实有能力作出与事实相符合的表述，但这种能力本身也是现实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假装否认，可以声称理性是独立于躯体外的，能够获得完美认知的智慧的一部分，但这不过是歪曲现实的托词罢了。

认知科学的启示

我们在描述现实时，难免对现实造成歪曲。认知科学的最新发现表明，信息在进入意识之前必须先由大脑进行处理。这是因为，假设用一个数字来表示，那么接受信息的带宽为100万，而意识运行的带宽大概只为40。实验表明，处理信息大约需要半秒钟，因此我们的意识滞后于现实半秒钟时间（托尔·诺瑞钱德（Tor Norretranders），《使用者的错觉：揭露意识的真面目》（纽约：企鹅出版集团，1999年））。由于滞后的时间过长，意识无法控制人们所有的反应。打网球和拉小提琴的行为不受意识控制，因此网球运动员和小提琴情奏家需要通过刻苦练习提升反射性。

人们在相对近期才发现动物的大脑是能够产生意识的。思维并非独立于躯体之外，相反，它根源于大脑的一些较原始功能。我们通过语言进行辩论就体现了理性与大脑的联系。向上和前进的事物是好的，向下和倒退的事物则是坏的。认知科学早已发现，没有情感也就没有理性。1848年9月，拉特兰一伯灵顿铁路建筑施工队的工头菲尼亚斯·盖奇在爆破中不幸受伤，一根铁棍击穿了他的头部，并造成前额叶大面积受损。但不可思议的是，他的大脑功能并未受到影响，但是性情却发生了变化。他的个性变得不太正常，而且阴晴不定（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Damasio），《笛卡儿的错误：情感、推理和人脑》（纽约：企鹅-普特南公司，1994年））。这个案例引起了广泛关注。自那以后，广告行业对理性和情感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利用。最近，就连政治幕僚们也纷纷效仿。他们发现，借助感情比诉诸理性要有效得多。右翼组织的政治顾问弗兰克·伦兹(FrankLuntz）将竞选口号发展为一门艺术。像“免税”、“遗产税”、“洁净空气法案”、“不让一个孩子掉队”，这些引人注意的口号都是由他设计的。

认知科学家，乔治·莱考夫（GeorgeLakoff）揭露了弗兰克·伦兹的秘诀，却没能想出对策。在菜考夫与马克·约翰逊（MarkJohnson）合著的书中，两位作者声称，将思维与大脑分离的做陆是荒谬的。几个世纪以来，这种谬误→直在误导哲学。尽管它是一种谬误，但它却是创造性的谬误。智力独立于驱体而存在的理念不仅为追求真理打开通途，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不可否认，对现实的扭曲仍是这些成就不可磨灭的印记，同时我们也在承受歪曲事实所产生的后果。

创造性谬误

我将思维和现实的分离称为创造性的谬误。但它不是唯一的创造性谬误，因为类似谬误在历史中俯首皆是。我认为，所有的文化都以创造性谬误为基础。它们之所以有创造性，是因为这种谬误不仅能够蓬勃发展，还能赶在缺点被发现之前创造出积极的成就。它们之所以是错误的，原因在于人们对现实的理解天生就是不完全的。

由于自身易犯错的特性，我们不能只根据知识或理性规划社会制度，我们还必须把参与者日积月累的偏见囊括在内。通常来说，偏见的集合就是所谓的”文化”。正是依据这种偏见，我提出了”所有文化都以创造性谬误为基础”的论断。

文化千差万别。它们的差别证明了，偏见与其他形式的不完全理解对塑造现实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单凭这一点不足以说明问题。为了充实反身性理论的内容，我还必须寻找更多的论据。为此，我对远离均衡状态进行了分析。远离均衡状态下的认知与现实相去甚远。识别远离均衡的状态有助于证明，人们对现实的普遍理解总是扭曲的。为了证明这个说法，我把繁荣一萧条理论应用于历史环境。在《开放苏联》一书中，我通过分析表明了，苏联也经历了一个由繁荣走向萧条的过程。在《美国的霸权泡沫》中，我还将布什政府的政策比做股票市场的泡沫。这些尝试也许是真知灼见，但它们不太具备说服力，因为反身性理论的显著特征在于，从不自诩能够产生确定的解释或预测。

有关远离均衡状态的一些经历

我发觉我的个人经历或许更具说服力，远离均衡状态在我的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我对远离均衡状态的经历得追溯到我出生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我父亲还是一个胸有大志的年轻人，他自愿加入了奥匈联军。在被俄军俘虏之后，父亲作为战犯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当时他雄心未改，成为狱友自编的报纸的编辑。报纸名叫《木板报》（The Plank），之所以起这个名字，是因为手写的文章都粘贴在一块术板上，而文章作者则躲在木板背后倾听读者的评论。父亲很受大家欢迎，因此他当选为犯人代表。如果附近的集中营有士兵出逃，犯人代表会被枪杀以示报复。为避免类似事件发生，父亲组织了一队人马越狱逃亡。他原计划建造一艘术夜，顺着海洋直流而下。只可惜他不懂地理，不知道西伯利亚的河流最终都将汇入北冰洋。他们漂流了数周之后，才发现自己正朝着北极前进。他们在亚寒带针叶林里穿梭了好几个月才回到了文明世界。同一时期，俄国革命打响了，他们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历尽艰辛，父亲才辗转回到了匈牙利。如果当初待在集中营没有逃跑，他可能早就回到家了。

回家后，父亲仿佛变了个人。俄国革命的经历深深地影响了他。他不再志存高远，除了享受生活外别无他求。他传授给孩子们的价值观念与当时我们的处境格格不入。他不想发财致富也不想出名，相反，他只是工作到能养家糊口就行。我还记得，在某一年的圣诞节，他派我去他的大客户那里借了些钱，然后我们全家就去度假了。可在之后的日子里，他总是发牢骚，直到他赚足钱偿还了债务。他总和孩子们待在一起。我曾经很乐意在放学后和他一块在泳池里游泳。每次游完，他就开始对我讲述他在西伯利亚的历险经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常规在某些情况下并不适用，如果执意墨守成规，你很可能因此丧命。

1944年纳粹德国占领了匈牙利，父亲就充分利用了这一经验。和大多数人相比，父亲早就作好了心理准备，他果断按照自己的信念行事。他为我们和一些家庭弄来了假身份文件。一些客户付了钱，而有些人父亲没有收钱。我第一次看到他那么忙碌，那是他最光荣的时刻（蒂瓦达·索罗斯，《假面舞会：在纳粹占领的匈牙利与死神共舞》（纽约：拱廊出版公司，

2001年），最早以世界语出版）。

1944年的经历塑造了我的人生。当年仅14岁的我对父亲充满了无限的敬仰，我吸收了他的世界观。像我常说的那样，德国占领时期的经历对我来说很有正向意义。虽然我们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人们不断在我们身边死去，但我们不仅设法活了下来，还取得了胜利，因为我们帮助那么多人活了下来。我们和天使同一阵线，我们战胜了艰难险阻。对一个14岁的孩子来说，还有什么奢求的呢？

经历了纳粹迫害时期的刺激冒险，随后苏联占领时期的情况开始变得枯燥。一开始，冒险还在继续，我们在危险的处境中转危为安。瑞士领事馆雇用我父亲担任瑞士与苏联占领军的联络官。瑞士领事馆当时负责照顾盟军的利益，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职位。当盟军各国都设立了自己的代表机构后，我父亲就退休了，因为他觉得如果继续为盟军效力就会太出风头。这还真是个明智之举一一他躲过了后来的迫害。但对一个习惯了冒险的年轻人来说，后来的形势变得单调而压抑。我也想过，让一个15岁的少年像他50岁的父亲那样去思考问题不利于身心健康。于是我对父亲说我想离开这里。他问我：”你想去哪儿？”我回答道：”我想去莫斯科弄清楚共产主义是怎么回事，要不去伦敦，那里有英国广播公南（BBC）。”我父亲说：”我太了解苏联了，所以共产主义是怎么回事我就可以告诉你。”那就只剩下伦敦了。虽然去伦敦并不容易，但我还是在1947年的9月抵达了伦敦。

伦敦的生活并不如意，我一没钱，二没朋友。经历过冒险的人生，我有点儿自命不凡，但伦敦人却对我不屑一顾。在他们看来，我不过是来谋生的局外人。我还体会到了孤独，有时候口袋里甚至空空如也。有一次，在里昂角落餐厅（LyonsComerHouse）吃快餐，我结完账后竟然一分钱也不剩。我对自己说：”我跌到了谷底，我必须东山再起，这是一次宝贵的经历。”但后来，这次经历非但没有带来帮助，反而阻碍了我，因为自那以后，我一直忧心忡忡，担心自己会再次跌入谷底。

人的不确定性原则

我追叙这些往事是想表明，这些经历对我的理念框架起了重要的塑造作用。纳粹迫害，苏联占领，以及我在伦敦的窘境都可以被视为远离均衡的状态。我之前就明白，实际情况可能和期望相差甚远，盛行的观点可能并不适用于实际情况。观念与现实之间，有时候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于是，我开始全身心投入到差异的研究之中。在反身性概念的形成过程中，我把谬论和其他一些误解视为历史塑造过程中的偶然因素。确实，我高估了偏见和曲解在决定事物发展中的作用。我曾断言，这些偏见和曲解赋予了历史独一无二、不可逆转的特点。但是毫无疑问，这个观点本身就是扭曲的。因为除反身性之外，其他一些因素也在历史中发挥着作用。但事实证明，这个扭曲的观点并非一无是处。因为它，我把注意力转向了金融泡沫。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金融泡沫的现象在当时竟然遭到了忽略。而我的历史观也算得上是创造性的谬论。

如我们所看到的，反身性为参与者的思维以及他们所参与的情境带来了不确定因素。量子力学中也存在不确定性原则，这与人类事物的不确定性原则有所不同。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沃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的不确定性原则控制的是量子粒子行为。相反，思维参与者的行为则可能因为自己或别人的想法而受到影响。人的不确定性原则阻碍了人类行为的科学研究。我之前也提到过，卡尔·波普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部分当代科学哲学家都对科学方法进行了阐述，大体上说，我唯独全心全意地接受了波普的阐释。但让我感到遗憾的是，他对障碍的性质和重要性毫无认识。

修改波普的科学方法论体系

波普构建了一个理想、简练又不失别致的科学方诠论体系。体系主要由三个要素和三项活动组成。三个要素指的是：初始条件、最终条件和普遍有效的归纳或者科学定律z三项活动则指的是：预测、解释和验证。当初始条件和科学定律相结合时，人们能够进行预测。当最终条件和这些定律结合时，人们能够提供解释。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预测和解释是对称的。这个方法论唯一缺乏的就是对定律的验证。这是卡尔·波普为我们理解科学方陆作出的特殊贡献。他断言，科学定律是不能被证实的，只能被证伪。这时验证便派上了用场。我们可以通过一一对比初始条件和最终条件来验证科学定律。如果它们不符合正被验证的科学定律，该定律则被证伪了。一次不符合就足以证伪一种归纳的有效性。毫无疑问，不管有多少符合的例子，都不足以证明其有效性。从这种意义上说，证实与证伪之间不是对称的。预测和解释之间的对称性，以及证实与证伪之间的不对称性是波普体系的两大突出特点。

在我看来，”科学定律不能被证实”的观点是波普对哲学的最大贡献，它解决了其他方法所不能解决的归纳难题。就因为自人类记事起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我们就能断定以后太阳都会从东方升起吗？波普的理论解决了人们对确定性的需求。在科学定律被证伪之前，我们只能把它们看做暂时可靠的定律。这种说法强调了验证在科学方法论中的核心作用。方法论体系建立了一种批判过程，这种过程有利于推动科学的成长和创新。

波普体系的一些特征受到了专业哲学家的批判。比如，波普认为，验证越严格，通过验证的归纳价值越高。专业哲学家则质疑，是否能对验证的严格程度以及归纳的价值进行衡量。尽管如此，波普的观点在我看来却很有道理，因为我在金融市场中的经历证明了观点的有效性。我采用的投资假说和主流观点分歧越大，如果假说被证实，我赚得就越多。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我才声称我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波普的观点，而不是其他专家的理论。

如前面所说的，我只在一个问题上与波普有分歧。他坚持自己所谓的科学方法统一性原则，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标准是一致的。青允许我表达不同的看盐。人的不确定性为社会科学带来了障碍，而且还导致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分离。分界线位于何处？人们对此依旧争论不下。那么生命科学，比如遗传学又属于哪一范畴？如果只是为了说明人的不确定性原则是社会科学而非自然科学的障碍，那么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硬生生地分开。

但是科学方住并不是主要的问题。问题在于，当参与者不能根据知识作决定时，他们怎样才能作出最佳决策？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观点与现实之间的分歧不可避免，同时分歧必定会导致结果与期望出现偏离。关键在于分歧的程度如何，出乎意料的不良后果有多严重。怎样做才能将分歧和不良后果保持在最低限度？不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我都被这个问题深深困扰。

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之中，我发现波普的科学方法论体系异常地鼓舞人心。波普表明，在自然科学中，表述能够与事实相符应；即使是这样，我们也必须对它进行批判验证，并时刻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在不确定性更加强烈的领域，我们是否更应该采取批判性思维呢？在这个问题的引导下，我开始关注起开放社会的理念。没有人能够掌握根本真理，而开放社会的理念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提出的。

彻底易犯错性假说

我将在下一章节中详细讲述开放社会的理念。在此之前，我想着重探讨不完全理解（或称易犯错性）。我大致同意波普的观点，但我有必要进一步深化了解其体系。波普说，我们有可能是错的，但我认为我们一定是错的。我将它称为彻底易犯错性（radical fallibility）。我的依据是：我们能够对现实有一定的领悟，但是我们了解得越多，等待我们理解的事物也越多。面对这个移动的靶位，我们将知识过度延伸到一些不太适用的领域，我们获得的知识也将因此不堪重负。即便是对现实正确的解释也注定会产生曲解。这个观点与彼得原理类似。彼得原理声称，每个有能力的职员都会被提升到更加高级的职位，直到他不能胜任为止。

我的观点在认知语言学家，特别是乔治·莱考夫的发现中找到了依据。莱考夫认为，语言往往依靠隐喻来表达，而非严密的逻辑。隐喻的作用方式是：把一种情况中的观察结果或者属性特点移植到另一种情况中，而这个移植过程难免会进行过度。这在科学方蓓的案例中得到了清楚的印证。科学是获得知识的有效方式，这样一来，它似乎与“我们一定是错的”、”这一彻底易犯错性的假说相矛盾。由于自然科学大获成功，社会科学家就会不遗余力地模仿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

我们再看看古典经济学理论，它所使用的均衡理论就是对牛顿力学的模仿。因为在金融市场中，预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声称市场趋于均衡的观点与事实是不符的。理性预期的理论历经重重扭曲，创造出一个以均衡为常态的人为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现实必须服从于理论，而不是理论必须适应现实。彻底易犯错性假说正适用于这类情形。

即使社会思想家的研究方法无法达到科学方法的规则和标准，他们也会千方百计地用科学的外衣来伪装理论以获得认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卡尔·马克思都宣称，他们的理论在自己身处的领域能够决定事物的发展进程，因为它们是科学的理论（当时人们认为科学定律是确定性的）。波普成功揭露了这些理论，特别是马克思的理论。波普表示，这些理论无法根据他的方法论体系得到验证，因此它们不具备科学性。但波普的验证还不够彻底，他没有发现，社会现象的研究会遇到自然科学研究中所没有的障碍一一人的不确定性原则。因此，对自然科学的盲目模仿不能真实地反映现实。一般均衡理论和理性预期理论都和现实南辕北辙。这些例子证明，原本能够导出正确结论的方法，如果遭到过度利用，将因为负荷累累而不再有效。

试想一下，如果我的异议能得到大家的支持，而且一般均衡理论以及理性预期理论都遭到摒弃，它们就不再是彻底易犯错性的例子了。这也表明我的假设存在致命的缺陷：它不一定正确。正如波普的验证还不够彻底，我是验证过度了。我们不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错的，而且错误观念也能得到纠正。

这将对我的假说产生什么影响？如果它是科学理论，那么它可能被证明是错的。因为根据波普的方法论体系，一个反例足以将一个理论证伪。但彻底易犯错性并非科学理论，它只是一个有待验证的假说。作为这种假说，它的作用颇为强大。它强调了现实与参与者对现实的认知之间的分歧，错误观念是历史中的偶然因素。这样，我们对历史也就有了一个启发性的独特解释。当前的情况就是很好的证据。我认为反恐战争是一个错误的观点，或者错误的隐喻，它对美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彻底易犯错性理论对金融市场同样适用。它指向了错误观点在繁荣——萧条过程中的作用。不管它是理论还是机制，它都是我们寻找每种观念之缺陷的指路人。它应当鼓励我们不断完善这些观念，同时阻止我们把任何观点或制度看做永恒正确有效的观念。如果想要理解这个纷繁困扰的世界，我们需要一个自诩为永恒有效的理念框架。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框架注定是扭曲的，是不完整的，因此框架总是需要不断纠正的。我的理念框架正好满足这些要求。如果彻底易犯错性是科学理论的话，它必定会像说谎者悖论那样将自己证伪。

彻底易犯错性和创造性谬误是我独有的思维方式。它们听上去似乎很消极，但事实并非如此。不完善的事物恰恰是能够被完善的事物，这说明彻底易犯错性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在我看来，开放社会也不完美，是一个有待改进的社会。虽然开放社会经常受到威胁，历史上也充满了令人失望的经历，但开放社会孕育着希望和创造力。不完全的理解、彻底易犯错性、创造性谬误这些术语听上去令人消沉，但我对生活的态度仍然积极乐观。因为我总能使现实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追求真理

问题依然是，我的理念框架究竟有什么意义？我可以证明它对我的个人意义。在批判中追求真实是我人生中坚定不移的信仰。”根本真理无法企及”的启示也是如此。作为批判的一部分，我曾扪心自问，为什么追求真理如此重要？这个问题有理有据。真理在科学方法中尤为重要：只有正确的科学理论才有价值。但是在政治以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情况并非如此。错误的观念可能会占据上风。追求真理和战胜错误观念，谁更重要？答案并不简单。每个人、每个社会都要有自己的优先考虑。我很清楚自己的轻重缓急。我选择笃信真理，这不过是我个人的选择而已。虽然我没有必要把它时时刻刻挂在嘴边，但至少我得把它弄个明白。我最佩服的人当属俄罗斯核科学家一一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即使会受到伤害，他仍然坚持实话实说；我应该向他学习，可是我没有那般傲骨雄心。说真话不仅会伤害自己，还有可能伤及无辜，所以说谨慎即大勇。尽管如此，我仍执意在政治问题上发表自己的观点，我尤其要反对乔治.w.布什总统。我这么做是因为，我比大多数人有优势，我一不靠政府过话，二不和他们有业务往来，此外我能够承受别人对我的批评。

但是我不知道其他人是否也对我的理念框架感兴趣。我对于现实的理解与当前盛行的理解，尤其是我对反恐战争和金融市场的观点与普遍见解，大相径庭、南辗北辙。这让我意识到，我必须提出一些意义重大，甚至独到创新的观点。但是我意识到，我对思维与现实之关系的研究只是老调重弹，我正在探索的一些问题早已被别人研究透了，古时的哲学家们就一直在研究自相关的概念。同样，言语行为的概念（即行为由言语组成）也早就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了。尽管如此，我仍相信反身性的双向反馈机制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死亡的问题

我的理念框架对我个人意义重大，但是为了验证它对其他人是否也具有同样的意义，我应该先和读者们交流探讨一下对死亡的看法。一个人到了75岁，死亡的问题就日渐提上了日程。但是从很早以前，我就对死亡的问题深感困扰，因为我发现父母有一天终将离我而去。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相信父母，依赖父母，竭尽全力让他们开心。但他们明知自己终将老去，为什么还要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最后让我孤身一人，形单影只？我感觉自己遭到了背叛。由于我们家没有宗教信仰（母亲后来才阪依宗教），因此死亡的可能给我的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死亡将我的儿童时代和青春期分离开来。儿童时代的我快乐、外向，父母的爱是我的避风港。而青春期时，我麻烦重重。我能切实感觉到，我嘴角的微笑弧度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冷峻阴郁的表情。和其他青少年一样，我开始深思生死问题。在构建理念框架的过程中，我找到了死亡问题的答案；虽然答案还算令人满意，也富有启迪性，但死亡从青春期起就一直萦绕在我心头，挥散不去。

这么说吧，人类意识无论如何也不愿接受死亡的想法，原因在于死亡就意味着意识的停止。死亡能够终结我们的一切思想，其中包括我们对现实乃至自身的看法。死亡是恶咒，是人们想都不敢想的问题。我们的世界观与世界本身本来就存有偏差。这个发现为死亡的问题提供了新的阐释。死亡的想法与死亡本身之间也是有差别的。死亡的想法是对意识的否认，而真正的死亡并非生命的否定，相反，死亡是顺其自然的结果。激情燃尽之后，死亡便尾随而至，但死亡也并不可怕。虽然对死亡的这种解释可以满足我心智的需求，但是死亡的可能仍然使我忧心忡忡，因为我还要继续发光发热。我想知道其他人是否和我想得一样，都认为这种解释能够带来心智上的满足感。

第二章 开放社会的意义

一个开放的社会不但承认，并且还接受现实中固有的不确定性。开放社会的特征在于，当中存在一些有助于人们应对不确定性的制度。经济活动以市场为导向参与者也拥有决策的自由权利。只要选择的空间足够充分，参与者便能就资源进行最佳配置。金融市场也为参与者判断投资决策正确与否提供了有效的反馈机制。

对于生活在封闭社会的人来说，开放社会的意义再清楚不过了。开放社会象征着自由，没有压迫。我在前苏联建立了一系列基金会，但我没有想到要向相关人员解释开放社会理念，因为开放社会和他们所经历的一切恰恰相反。当压迫停止后，关于它的记忆也随风消散。美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但人们对该理念知之甚少，就更别提对开放社会的承诺了。

开放社会的理念并不简单。它与自由式民主的理念类似，但二者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即开放社会的理念属于认识论范畴而非政治范畴。开放社会承认，人类的理解是不完全的，并把这种认识作为基础，而不是以某种政治理论为基础。从哲学和实际运用方面来看，这种观点为我们带来了不少困难。因此我们最好是从历史角度对开放社会进行阐述。

就像之前提到的那样，在卡尔·波普的影响下我接触到了开放社会的理念。他的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该书为某些意识形态提供了全新的阐述，这些意识形态曾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比如法西斯主义。波普称，这种意识形态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声称自己掌握了现实唯一正确的理解，并要求人们对自己献上绝对的忠诚。人类根本无法获得根本真理，因此这些意识形态只有通过武力或其他强迫手段才能被强加于社会，但是镇压最终只能造就封闭的社会。

波普提出了一种社会组织的形式，其出发点在于，任何有关根本真理的论调都是无效的，因此所有团体都不允许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其他人。他把这样的社会组织形式称为开放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观念冲突、利益不同的人可以和平共处。在开放社会当中，人们能够享受到最大程度的自由，而且还能尊重他人的自由权利并与他们和谐共处。至于社会必需的限制措施，则通过法治来设立。

“开放社会”一词是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在1932年出版的《道德与宗教的两个起源》一书中最先提出的。他声称，道德和宗教的基础如果不是种族认同，就是对人类的普遍处境的考虑。前者的代表是《旧约》，而后者的代表为《新约》。种族道德是导致封闭社会产生的原因，因为它赋予该族成员以权利和义务并要求族人共同排斥外来者。而开放社会则来源于普世道德：不论种族、民族以及宗教信仰，人人都拥有一定的基本人权。波普进一步深化了这个观点，他是在人类不完善的认知或是人们易犯错特性的基础上提出以上观点的。

卡尔·波普从未定义过什么才是开放社会，因为他不喜欢定义。由于我们易犯错的特性，任何定义都可能是歪曲的或者不完整的，更何况人们可能就该词的意义争论不休。波普更加倾向于描述理念，并给它们打上”标签”。他的方法是从反面描述事物而非正面描述。波普用不同的”标签”定义不同的知识立场（intellectual position），而且总喜欢以”主义”一词结尾。在波普的著作中，”主义”二字的确俯首皆是。”开放社会”出现在波普的书名之中，因此”开放社会”这一标签也被赋予了更深一层的含义。很明显，波普考虑的不只有”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这一个标题，但书名最终是由出版商决定的。所以说，开放社会对我产生如此重大的意义纯属偶然。而它之所以能够吸引我的目光，是因为它和我过去经历的战西斯主义截然不同。或许可以这么说，我比卡尔·波普本人更加重视开放社会的理念。

开放社会的理念在卡尔·波普的著作中发展得还不够成熟。开放社会是基于人类智力无法获得完美认知的观点提出的。开放社会承认人类易犯错的特性；相反，封闭社会则否认这一特征。我们甚至不知道，开放社会代表的是现实的客观情形，还是理想化情形。开放社会不能完全反映事实，因为它只是以事实的抽象和哲学方面为基础，而忽略了事实的其他方面，例如政治权力和历史环境。

我不得不承认，我花了相当长时间才意识到开放社会的概念缺乏适当的政治理论基础。也是在最近我才逐渐明白这种缺乏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刚开始阅读《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时，我对它的印象非常深刻，因此我详细阐述了一种将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进行类比的理念框架。我将在这里对这个理念框架作个总结，希望进一步了解理念框架的读者可以参照本书附录。

框架是建立在变化的理念之基础上的。我对变化的定义是”一切不可预知的事物”。这就意味着，根据普遍的认知状态来说，只有不能被人们预知的事物才能被称为”变化”。

我最先考虑的是没有变化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当中，人们的思维只需考虑一种情形，即当前存在的事物。在他们看来，过去已经发生和未来即将发生的事物与事物的现状没有什么两样，因此没有必要将思维与现实区分开来，也不需要进行抽象思维。我所谓的”传统思维模式”只有一个任务：接受事物本来的面目。这种极其简单的做诠会产生严重的代价——信仰可能会与现实完全脱节。只有当社会成员将自己当做社会的组成部分，并毫无异议地接受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时，传统思维模式才能盛行。我将这种社会称为”有机社会”（organicsociety），个人则是社会有机体的”器官”。

有机社会是真实存在的，还是我们的想象？对于这个问题，人们至今没有定论。但即使有机社会是存在的，它在面对更好地把握了现实的社会组织时，也会不堪一击。尽管有机社会对某些人来说极富吸引力，它也不会成为当今世界的选择。

按照我的定义方式，变化会导致不确定性。处理不确定性的方法有两种一一接受或否定。前者为人们带来的是批判性思维模式，并且能够带领我们走向开放社会z后者则会导致教条式思维模式以及封闭的社会。两种方陆各有利弊。在卡尔·波普的激励下，我构建了一种理念框架，以将两种方法的优缺点进行对比。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人们面临着无限的机会。在机会中取舍是批判性思维模式的主要功能。批判过程最突出的优点在于，与传统或教条式思维模式相比，它能够提高人们理解现实的能力。然而最大的缺点就在于，它不能满足人们对确定性的需求。我利用模型检验了批判过程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经济学以及政治学领域的应用情况，这些领域是目前人类正刻苦钻研的几个主要领域。批判过程在自然科学中的运作最为成功，在其他几个领域中则不尽如人意。这个结果是人们之所以感到失望并求助于教条式思维模式的原因之一。教条式模式在很多方面与批判模式是相反的：教条的模式带给人们虚幻的确定感，但事实上，这只是对现实的歪曲罢了。

一个开放的社会不但承认，并且还接受现实中固有的不确定性。开放社会的特征在于，当中存在一些有助于人们应对不确定性的制度。经济活动以市场为导向，参与者也拥有决策的自由权利。只要选择的空间足够充分，参与者便能就资源进行最佳配置。金融市场也为参与者判断投资决策正确与否提供了有效的反馈机制。但是市场并不完美，与某些经济学理论相反的是，市场并不能保证资摞的优化分配。市场为参与者提供选择，但参与者的认知并不完整。因此，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与生俱来就是不稳定的。再者，市场的任务不是满足包括维护法律与秩序、保护环境和社会正义、维护市场的稳定性与竞争性在内的社会需求这些需求和参与者的需求截然不同：满足社会需求是政治领域的任务。

对一个开放的社会来说，民主制度是最适合的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中，人们能自由选择和变革本国政府。与其他政府形式相比，民主政府能够尽量避免铸成大错。

因此，一个开放的社会，其主要优点在于，它允许人们应对不确定的事实，井且在满足各种社会需求的同时确保人民拥有最大程度的自由。开放社会尤其支持思想解放和言论自由。

开放社会也有消极的一面。人们享受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有时候反倒成了难以忍受的负担。人们去哪里才能找到符合需要的价值观，从而帮助自己作出正确的决策？价值观是一个选择的问题。人们可能会有意识地作出选择，这种选择是人们深刻反省和反思的结果。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只是被动地选择。这种选择通常会受家庭背景、建议、广告或其他外界因素的影响。

认知科学的最新发现显示，选择的运作方式与视觉相似。中央视觉的反应十分灵敏，并且能够进入人们的中心意识；而周围视觉的反应则比较迟钝，而且容易为人们所忽略。同样，有些选择可能是有意识的，而另一些决策则来自于人们的本能。我们很清楚为什么要有意识地进行选择，但是我们对自己所作的许多选择几乎毫无意识。营销专家和政治幕僚关注的正是这些被人们忽略的事物。人们往往为了寻求快乐而妄作选择。当不再满足于选择的一时快感时，我们会发现开放社会也可以被称为缺乏目的的社会。这种说陆并不意味着人们无法找到目的，我的意思是每个人必须为了寻求目的而不懈努力。个人是社会最为薄弱的单位，其寿命比大部分以人类的存在为基础的机构要短得多。个人依靠自己的力量为价值观念奠定了一个不太稳固的基础，这些价值观念足以维系一个比个人寿命更加长久的社会结构，而我们需要这样一种价恒体系来为社会提供支撑。

尽管开放社会缺乏目的，但它能否繁荣发展，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产生普遍的进步感。自由释放出无穷的创造活力，而且开放社会通常以科学和艺术成就、技术创新、智力鼓舞以及更高的生活标准著称。成功并不总是确定无疑的，成功与否还应看参与者能够释放出多大的创造活力。

倘若开放社会不能产生幸福感和进步感，那么找不到人生目的之人可能被迫向教条主义求助。教条可以为他们提供现成的价值体系，并为他们在宇宙中找到安全的栖身之所。教条式思维模式包括建立一套至高无上的教义。人们相信教义来自于个人之外的某个源头。它可能源自传统，或是和其他意识形态竞争后取得至高无上地位的某种意识形态。不管是哪种情形，它都被人宣称为处理互相冲突之观点的最高仲裁人：认可与之相符的观点，排斥与之矛盾的观点。如果一种意识形态试图在竞争中获胜，那么它可以将可怕的不确定性和缺乏目的性的因素统统消除，接着再向人们灌输一种自豪的满足感。从消极方面来看，为了将自己眼中的集体利益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封闭社会通常严格控制人民的言论和思想，并采取各种手段对人民进行压迫。

无论集体利益的理论定义是什么，现实中它通常反映的是统治阶级的优先权。统治者无须以个人名义遂行个人目的，他们作为一个阶级就能够从现行制度中获利一一从定义来看，他们是行使统治权力的阶级。因此，封闭社会也可以被看做以阶级剥削为基础的社会。

在最好的情况下，独裁制度会对重新恢复有机社会的和谐局面有所助益，但多数情况下，这需要依靠一定程度的强制手段才能办到，与此同时，统治阶级还必须摆出一套迂回曲折的论点以掩盖事实。这种论点也削弱了意识形态的可信度。这样一来，统治阶级又必须进一步采取强制手腕，直到最糟糕的情况出现一一强迫镇压成了社会制度的基础，同时意识形态与现实再无半点类似。

当维护教义的强制措施逐步升级，教义愈加无法满足人们对探究性思维的需求。最后，随着教义的霸权地位轰然倒塌，人们可能会觉得自己从恐怖的压迫中重获解放。眼前的景象豁然开朗，焕然一新。层出不穷的机遇孕育着希望、热忱以及空前的智力活动。

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互为替代方案，并且能够弥补对方的缺点。在我构建理论模型时，这种说法再合适不过了，因为这两种社会组织形式恰巧代表了冷战中互相对峙的两大阵营。但这一说陆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假如按照承认或者否认人类对现实的认知天生就不完善的二分法来构建社会模型，那么这种模型注定会以互为替换选项的形式出现。我们不能由此认定，人们必须运用这样的模型进行思维。

不幸的是，框架（关于该框架的详尽论述请参照附录）本应该代表什么至今仍不甚清晰。它不能声称自己描述的是历史情境。我不打算证明，任何一种社会模型在过去是否真实存在。同时，我也明确指出，这些模型不能被用来描述任何一种历史模式。它们原本是人们利用演绎逻辑从易犯错的特性中推撞出来的理论模型，但这些模型并非完全缺乏历史观点。有机社会和传统的思维模式明显先于封闭社会和教条式思维模式存在。整个理念框架和它创立的历史时机有着特殊的联系。源自两种不同思维模式的社会制度在冷战期间彼此对立、互相竞争。在某些主义盛极一时的时候，框架不失偏颇地展现了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的利弊。我毫不隐瞒自己对开放社会的偏好，但我并没有预言胜利一定属于开放社会（其实我并不指望它能获胜，因为开放社会再一次陷入了危机之中）。尽管理念框架不乏缺点，但它在我创立开放社会基金会的那段时间里不断指引着我向前。

拜访波普

这里概述的以及附录中详解的理念框架是我《意识的负担》的一部分，这部手稿完成于1963年。我从纽约将手稿寄给了我的前任导师——卡尔·波普。当时，我正在纽约担任外国股票专家。手稿获得了波普的热切认可，这也促使我下定决心回伦敦拜访波普。我在约定的时间赶到，正好几个研究生也正在等待波普。他们打量着我，仿佛我是不受欢迎的入侵者。我在走廊里碰巧看到波普从电梯里出来，便上前作了自我介绍，但很明显他已经记不起我是谁了。当他终于将我和手稿联系起来时，他说道：”我很失望，就此我可以向你解释一下原因我原以为自己成功地和美国人交流了有关专制独裁的思想，没想到你竟然是匈牙利人，你曾经亲身体验过极权统治。”尽管如此，他仍旧那么和蔼可亲，令人鼓舞。

我继续修改手稿以回应波普对我的鼓励，但我始终无能解决这些模型本身所蕴涵的歧义：它们是永恒有效的，还是说它们只是理想化的历史情境？我在哲学的抽象概念里迷失了方向。于是，我决心放弃，并一心一意地开始赚钱。我也因此逐步构建出了繁荣萧条模式，该模式最终成了我第一本书一一《金融炼金术》的主题。

我在金融市场中大展拳脚，成绩斐然，但这大大出乎我的预期。当我即将迎来我50岁生日时，我的对冲基金的规模即将到达10亿美元，这时我开始思考我要用我赚的这些钱来做点什么。那时候我的个人财产大约为3亿美元，这对我和我的家人来说已经足够了。我苦思良久自己真正关心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又将我带回到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的框架中来。于是我设立了开放社会基金会并对其目标作了如下定义：打开封闭社会的大门，使开放社会变得更加切实可行，发扬批判性思维模式。

开放社会基金会

开放社会基金会开始时发展得较为缓慢。我的第一项计划开始于南非。那是1979年的时候，我在对南非进行了考察之后决定向就读于开普敦大学的非洲学生提供奖学金。南非是一个封闭的社会，那里的白人生活在第一世界，而黑人们则活在第三世界。我希望通过向非洲人民提供一流的教育来打破这种阻碍，同时利用奖学金制度从内部瓦解种族隔离。所有学生，不论黑人还是白人，都能免费读大学。我希望利用这一条款为非洲学生提供补贴，帮助他们就读于始终奉行开放理念的开普敦大学。不幸的是，白人对黑人学生的疏离和憎恶仍在继续。我一发现这种情况，便立即放弃了这个计划。我总结得出，种族隔离政策过于根深蒂固，因此从内部瓦解的难度太大。在种族隔离制度被废除之后，我为自己当初的决定感到后悔莫及。

我在南非继续开展其他的倡议。目前在这些项倡议的帮助下，我开始为东欧持不同政见的组织提供支持，其中包括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运动，波兰团结公会以及在苏联遭到拒绝的犹太移民。除此之外，我还积极加入了赫尔辛基观察（Helsinki Watch），它是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的前身。在美国，我为来自东欧国家的异见知识分子提供奖学金；在这个项目的推动下，我在我的祖国匈牙利的基金会终于在1984年成立了。奖学金计划让我拥有了一群可靠的顾问，在我与匈牙利当局的谈判中，他们充当着我的坚强后盾。谈判不但延期举行，最终结果也复杂不堪：匈牙利科学院成为了基金会的合作伙伴。我们共同成立了联合委员会，主席由我和来自科学院的一位宫员担任。其余成员则是有主见的匈牙利知识分子，他们的成员资格获得了双方的一致认可。基金会和科学院有权否决委员会的任何决策。最终应该由谁执行决策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这个问题差点导致了谈判的破裂。最终，当局允许我们设立单独的秘书处。根据规定，科学院必须派代表加入秘书处，因此双方代表必须互通信息。

基金会为许多独立于主流党国体制之外的公民倡议组织提供小额拨款。我们为实验学校、图书馆、业余性话剧团、齐特琴演奏家协会、农民俱乐部，以及其他一些志愿社会组织、演员、艺术展、文化和研究项目提供资助。我们认真仔细地对活动进行筛选，确保政府会将它们看做具有建设意义的项目，不会引起当局的怀疑从而被当成蓄意挑战政府意识形态的反动活动而淘汰出局。我们的理念是打破一党体制的垄断：如果有替代方案可供选择，那么人们便能清楚看穿盛极一时的政党教条的虚伪性——这个理念成功了。在300万美元预算的支持下，基金会为文化教育部提供了有效的替代，它所拥有的资源也较过去大幅增加。

和其他基金会不同，匈牙利基金会没有遭遇任何限制和负面影响。公民社会将基金会当做自己的责任，并悉心照料其成长。我们无须行使控制权，因为有公民社会将为我们代芳。打个比方，我们希望拨款给盲人协会购买有声读物，这时会有人站出来警告说协会存在腐败问题，而密报使基金会避免遭人利用。我时常造访匈牙利，而每次我们下定决心采取行动，等我再次踏上匈牙利的土地时，我都发现行动已然奇迹般地变为了现实。

受匈牙利基金会成功的鼓舞，我开始在家乡之外的地方冒险。截至1987年，我在波兰、中国和苏联都设立了基金会。波兰和苏联基金会都成功了，但中国基金会却以失败告终。1986年12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致电正流亡在高尔基的安德烈·萨哈罗夫，允许他回到莫斯科继续开展爱国运动。当时，我心里暗暗感到，情况有变（萨哈罗夫后来告诉我说，电话线是在和戈尔巴乔夫和他联系的前一晚特别安装的）。如果按原来的事态发展，他可能早被遣送出国了。

1987年初，我以游客的身份造访莫斯科。依照匈牙利基金会的模式，我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文化基金会合作成立了一家基金会。基金会地址在莫斯科。当时这家文化基金会成立不久，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是该组织的赞助人。联合基金会的名称为”文化倡议”(Cultural Initiative）。我原本希望安德烈·萨哈罗夫能够出任我的个人代表，但是遭到了他的拒绝。他说：”你的钱都会流人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口袋。”我很骄傲，能够证明萨哈罗夫的观点是错的。

我在中国的合作伙伴是一个推进经济改革的组织。我们的主要活动是为出国人员提供奖学金。对我来说，按照操行评定奖学金还很陌生。被资助者认为自己应当对赞助人深怀感激之情；此外，他们也认为赞助人必须对他们心存感激，因为赞助人的名誉和被资助人的成就息息相关。但我认为，这种态度无异于”封建化思想”。基金会还卷入了党内权力的斗争，最终被交由外部保卫部门负责，而脱离了内部机构的管理范围。我发现，政治警察对基金会的管理似模似样，极富成效。但是我赶在1989年6月之前关闭了基金会。

苏联解体时，我继续在其他国家设立基金会。截至1991年，基金会网络覆盖了全球二十几个国家。一直以来，我从不费心解释我所谓的”开放社会”是什么意思。因为人们凭直觉就能发觉，开放社会是封闭社会的对立面。生活在封闭社会的人们迫切希望打破桎梏、恢复自由。

远离均衡状态下的经营活动

无论对前苏联国家，对我，还是对基金会网络而言，这都是一段翻天覆地的峥嵘岁月。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处理远离均衡状态的专家。父亲曾经告诉我，当革命风云席卷大地时，一切皆有可能。他说，第一个走进厂长办公室的人可能会接管整间工厂；而第二个到达的人只会发现工厂已经有主。在这种理念的激励下，我决心要当”第一人”。我能以自己独特的优势达到这一目标。政治信仰和金融手段是我的武器：除此之外，我很清楚”把握当下”有多么重要。许多人只拥有其中的一两项特征，而我三项俱全，这也标榜了我的与众不同。我觉得自己有义务将毕生精力技人到基金会的工作中。其他的西方基金会发展缓慢，它们花费多年时间克服法律上的障碍，而我乘风破浪、勇往直前，很少关注法律的细枝末节。在苏联，我的基金会比其他基金会早两年投入运营，因此整个领域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我们赶在爱沙尼亚、立陶宛和乌克兰独立之前，在它们国内设立了基金会。中欧大学是基金会网络的智力资源中心。甚至在未获得授权之前，学校已经开始教授研究生课程一一第一批学生的学位证书是后来才补发的。在这段迅猛发展的时间里，我们一无计划二无预算，赤手空拳打天下。我们启动了一大批新倡议，倘若它们达不到预期目标，抑或不能圆满完成任务，我们便立即将它们终结。基金会的花费在3年内由300万美元跃升至3亿美元。假如按照传统模式运营，这一切根本不可能发生。

我们还参与了范围广泛的活动。在极权体制向开放社会的转变过程中，所有事情都必须当机立断。我们甚至是许多行业的唯一支持者。只要有值得信任的人 不论他来自国内或是国外一一将项目付诸实践，基金会都愿为所有项目提供支持。美元对该地区的国家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广泛参与了当地的项目。整体的力量大于它各部分的总和，这些项目叠加在一起，对扶持开放社会产生了显著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我们偶尔也会提供金额较大的拨款，这种拨款被我们称为”重大项目”。比如，我拨出1亿美元维护和改革苏联的科学事业。当时正值超通货膨胀时期，500美元就足以维持一个家庭一年的开销。国际科学基金会(Inter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拨出了超过25000笔紧急援助，用以资助最卓越的科学家。资助目标的选拔方式简单透明一一研究成果在国际认可的杂志中被引用3次即可。每笔赞助为500美元，因此总共花费不到2000万美元。剩余资金则用来资助研究项目。这些项目由全球顶尖科学家参与的同行审查评选得出。虽然计划遭到了俄罗斯议会的猛烈抨击，但是受到了科学家的热烈拥护。俄罗斯国家杜马最终还是对计划表示了赞赏。

我把毕生精力都放在了成立基金会、挑选能委以投资重任的董事会成员、解决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等重大问题上。早在1988年，我就提议在苏联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开放领域，并将该领域植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主体之中。提议在苏联当局中引起了积极反响，他们还召开了一系列高层会议。后来随着形势逐渐明朗，我们了解到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本身过于虚弱，因而无法孕育市场经济。后来，我还密切参与了所谓的沙塔林计划（Shatalin Plan）。该计划试图以独立国家组成的经济联盟取代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联盟。我负责指导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Grigory Yavlinsky）领导的苏联代表团参加1991年举办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会议期间，他们镇而不舍地寻求国际支持，但最终只是徒劳一场。在波兰，我大力提倡和支持该国实施”大爆炸”式的改革 向市场经济急剧转变。自1990年1月1日起，波兰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随后，我成功说服匈牙利政府召开会议：会议就如何朝市场经济方向重组经济互助委员会（共产主义国家间的国际贸易协定）展开了探索，但会议最终又以失败告终。就一般规则而言，如果一项任务只需依靠基金会的资源就能顺利完成，那么这项任务就算圆满成功了自只要牵扯到说服决策者或知名人士，项目就会搁浅。在列奥尼德·库奇马（Leonid Kuchma）当选乌克兰总统时，我向他推荐了几位顾问。在短短数周时间内，他们帮助乌克兰成功争取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助计划。而在我试图说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帮助俄罗斯支付养老金和失业金时，我却不幸失败了。

在叶利钦担任俄罗斯总统期间，我密切参与了许多与俄罗斯相关的事务。我没有参加那场臭名昭著的”贷款换股份计划”，而是从近处观察着计划的一举一动。我的确参与了该计划举办的第一场拍卖会：经过拍卖，一家名为Svyazinvest的国有电信公司实现了私有化，而国家政府在这笔交易中赚了个盆满钵满。我之所以参加收购是因为我坚信强盗资本主义终将被合住资本主义取代。但事实证明我大错特错，这次收购堪称我投资生涯中的最大败笔。强盗资本家们唇枪舌剑，斗了个你死我活。我见证的这些臭名昭著的交易和腐败让我的预想完全化为泡影。

框架的应用

在此期间，我一直都将前文概述的理念框架作为我前进道路上的指路明灯。在1990年出版的《开放苏联》一书中，我将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的静态模型以及反身性理论结合起来，为苏联制度的兴衰史提供合理的解释。为此，我对繁荣——萧条理论作了一点有意思的改动。这种理论塑造的是一种开始时自我强化，但最后会自我摧毁的循环过程。我用同样的方盐解释静止不变的状态。因为在我看来，静止不变并非均衡状态的表现，相反，它是非均衡状态的一种形式。静止不变的特征在于，普遍观点与现实情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同时二者之间还存在一种反身性的互动关系。而且我还认为，静止不变也有可能经历从自我强化到自我挫败的循环过程。以下是《开放苏联》的部分摘录：

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盛行的教条与现实谬之千里。当教条过分偏离现实时，只要有办法对教条进行调整，现，行制度就能继续得以存在。极权政体需要独裁统治者自上而下的领导。斯大林兴致勃勃、精力充沛地履行着这种职责。他强制执行教条统治，但会在需要的时候作出改变。在斯大林的统治下，极权制度在意识形态和领土范围方面都获得了最大限度的扩张。社会的各方各面都难逃极权制度的影响。就连遗传学也不得不屈服于斯大林式教条。不是每一种科学都能被轻易征服，但至少科学家是能够被驯服的。政府限制他们和年轻人的交流，他们不能踏出科学院所的大门半步，就史别提在大学教课了。恐怖统治在极权制度的运转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披着伪装的意识形态成功掩饰了自己背后暗藏的高压强权以及恐怖统治。

斯大林死后，极权制度又度过了35个春夏秋冬，这足以证明斯大林过人的智慧。在此期间，我还曾见到了短暂的曙光：第二十届议会会议召开之前，赫鲁晓夫在讲话中透露了有关斯大林的部分真相。但最终，等级制度又一次牵山再起。在这段时期里，统治阶层对教条正确与否漠不关心，只是一味地使用行政手段维护教条的权威。只要独裁掌权者还健在，极权制度就有一定的机动性，独裁者一时兴起，可能会改变政党的方针路线，甚至是将之前的路线完全废除。现如今，其政治制度不仅完全失去了灵活性，还印证了理论模型的预测，变得死，板而僵化。与此同时，腐败也在隐约之中开始萌芽。企业和机构无不使出浑身解数，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但它们没有自治权，所以只得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权力为自己谋求继续生存下去所必需的资源。系统的制度交易体系逐渐取代了极权统治期间的中央计划控制体系。非正式的经济关系制度逐步形成，填补了正式制度的缺陷。极权制度的缺陷日益明显，改革的压力也与日俱增。

我继续指出，改革加速了苏联解体的进程。如果某种制度只有在缺乏替代方案的情况下才能继续存在，改革不仅能带来各种各样的替代制度，还能为它们争取到合法地位。替代制度提出质疑，破坏权威；它们揭露了现行制度中的差异，并通过优化利用资源使差异更加强化。指令性经济无法避免资源分配不当的问题，只要稍有选择余地，指令性经济的缺点就愈加暴露无遗。更何况，分散指令性经济的资源能够比从事生产活动创造更多的利润，所以我们不能确定整体生产能否从中获益。

因此，我认为苏联制度已然完全解体。包括意识形态、道德性、政府、经济以及领土的各方各面都受到了影响。如果制度完好无损，那么这些因素仍然能够团结在一起z现如今制度正逐渐土崩瓦解，这些因素自然也以不同的方式和速度慢慢消散；但是一个领域的变革通常也会加剧其他领域的发展。根据以上分析，我预测和记录下了之后可能发生的动荡局势。

促进开放社会

我一边写《开放苏联》，一边实践一些和开放社会有关的理念。当时基金会的扩张速度极其迅猛。我们手头没有计划，也没有预算。我们在反复尝试的基础上引吭高歌、大踏步前进。但这种方法也有缺陷，我们的错误太多，因此基金会的”指路人”角色没扮演成，却在混乱中落得泥足深陷。基金会在俄罗斯的情况更是如此。在1991年8月发生的暴乱中，戈尔巴乔夫被暂时免职。在那之前，我不得不在基金会内部发动”政变”夺回控制权。不幸的是，在”政变”中对我伸出援手的人们后来也失去了控制。因此，我不得不在第三次”政变”时将他们全部罢免。时值俄罗斯史上的最关键时期，而这些事件白白浪费了我们的宝贵时间。

我的目标是将基金会打造成开放社会的原型，但我意识到这般雄心壮志事实上也是个创造性的谬误。开放社会应当是自给自足的，但是基金会要生存就必须依赖我提供的资金支持。实际上，基金会扮演的是救星的角色；救星也正是改变历史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与封闭社会相比，开放社会的组织形式更加复杂、更加精密。封闭社会对现实只有一种理解，这种理解扎根于人们普遍信奉的党国教条之中。开放社会不仅要求其公民形成独特的世界观，还要求建立相应机制，从而使观点和利益不尽相同的人们能够和平共处。任务是如此的艰巨，因此想要一步到位地实现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转型不得不依赖外界的帮助。但是我的观点并未得到太多认可，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将毕生的精力和资源都投入到开放社会的援助事业中。但遗憾的是，西方社会没能迎难而上；也正因为如此，前苏联的大部分地区最终没有成功实现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转型。

修正理念框架

国际社会未能帮助这些国家实现转型，我对这件事的看法从未改变。但由于之前的一些经历，我不得不对理念框架进行一些大的变动。从理念框架来看，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互为替代方案。我吸取的教训就是，封闭社会的崩溃不一定会带来开放的社会，而可能会进入崩溃——瓦解的持续循环过程，循环过后还可能出现复辟或渐趋稳定的状态。

教条式的意识形态、极权政权、社会的瓦解以及国家的失败，这些因素都对开放社会构成了威胁。政治学家斯蒂芬·霍姆斯（Stephen Holmes）曾经在俄罗斯基金会工作过，他在一篇文章中说道：”俄罗斯教会了我们：弱势政府也会对自由造成威胁。”这个观点颇有新意。在波普看来，极权政权是开放社会唯一的敌人。我原来的理念框架也认识到，过多的自由和目的的缺乏可能会激起人们对教条思想的渴望；但框架没有意识到，封闭社会的崩愤不一定意味着开放社会的发端，而是意味着社会的进一步分裂。我不能再将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当做互补的替代品，因此我必须变换思路。开放社会受到的威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过分的自由、无政府状态以及国家的失败；二是教条思想、独裁主义者，或是各种各样的极权政权。开放社会逐渐在各式各样的极端威胁中占据了一席宝贵的”中间地带”。

这种建构与修改版的繁荣萧条理论相得益彰，后者曾被我用来解释苏联体制的兴衰历史。开放社会是一种近似均衡状态，摇摇晃晃地在封闭社会的静态非均衡与喧嚣迷惘的动态非均衡之间徘徊。这里说的”均衡”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人们对现实的看法与实际情况是吻合的。近似均衡的地位高于远离均衡。因为比起观点和现实相差甚远的情况，近似均衡状态下的参与者能更好地应对现实。参与者可能不会同意以下观点：人们往往更乐意被假象蒙蔽；但无论如何，与现实最为贴近的理解更有可能获得最终的胜利。静止非均衡、近似均衡和动态非均衡的三分居就好比水的三种状态：固态、液态和气态。封闭社会僵化死板，而开放社会则充满了流动、创造性和勃勃生机。这个比喻可能有点牵强，但却异常生动形象。三分法比二分住复杂得多，当中还包括苏联解体留给人们的经验教训。

如果我们必须摒弃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的二分毯，为什么还要用”开放社会”一词描述自由式民主呢？正如前文提到的那样，卡尔·波普将书命名为《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纯属偶然。抛开偶然不说，”开放社会”一词的意思是近似均衡的状态。但”开放社会”比”近似均衡”更加通俗易懂z其实”自由式民主”一词更加贴切。县然”自由”一词在民主政治中带有一丝耻辱的意味，但是”自由式民主”这一术语在国际上的使用范围却颇为广泛。和”自由”一词不同，”开放社会”不用承受背负意识形态的负担。我打算继续坚持开放社会的理念，因为它背后蕴涵着重要的认识论观点，就更别提我旗下的基金会以开放社会的名义发起的活动了。

开放社会的意义和自由式民主的意义大同小异，但开放社会还暗含着一个复杂的理念框架，但这个框架却不是自由式民主的一部分。因为人类不完全的理解以及易犯错的特性，开放社会尤其需要自由式民主，但是”开放社会”这个表述并没有明显体现出这种需求。我们只能通过陈述论据才能明确表达开放社会对自由式民主的需求。与此同时，”开放社会”一词描述的是一种对外开放、兼容并蓄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商品、理念和人口都能自由流动。开放社会也是内部开明的社会，这样一种社会使得思想自由和社会流动成为了现实。”开放社会”作为描述性词语，含义不说自明，但是开放社会背后蕴涵的认识论分析则有待解释。为此，我在这里从头至尾地回顾了开放社会的漫漫发展史。

下一个挑战

我把修改后的框架作为我目前的理念指南，但它现在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迫使我不得不进一步重新思考：但我不能只从永恒有效的层面来考虑这些挑战，而应该将它们视为我们（其中包括全人类、我以及基金会网络）当前面临的重大问题。这就是我在大部分著作中所遵从的方法。建立一个既永恒有效，又与目前情况吻合的理念框架的期望，将与不完善认知或易犯错性的假说相矛盾，这里的易犯错性的假说不仅包括我的彻底易犯错性假说，还包括卡尔·波普最谦虚的论点，即”我们也许错了”的观点。作为一个参与者，我不可避免地会流露出某些偏见。假如我宣称我的看法和我的理念框架一样永恒有效，那么我的理念框架也就丧失了有效性。更何况我的理念框架并不全面，比如说，它没有完全考虑到权力关系。因此，我们不能把它作为实际判断的依据。

出乎意料的是，一直让我忧心忡忡的挑战其实来自于美国。谁能料到世界上最古老、最稳固、最强大的开放社会不仅对国内的开放社会理念造成了危害，还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构成了威胁？可是”9.11”恐怖袭击之后，事情就这么发生了。在上一本书中，我试图将责任归咎于布什政府。《美国的霸权泡沫》是一本慷慨激昂的政治批评作品。我在书中如是写道，如果能够阻止小布什参加2004年的总统大选，我们或许有机会推翻他的政策。接着我们可以将布什政府在”9.11”事件之后采取的过分政策（我曾将布什政府的方针政策比做股市泡沫的后期症状）归因为”9.11”惨痛经历导致的暂时性失常行为，而后来这种暂时性失常行为却遭到了居心匠测的领导阶层的巧妙利用，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布什总统再次当选。现在我必须就此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的社会是怎么了？我将在本书第二部分集中探讨这一问题。我提出的理念框架将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框架能够辨认出开放社会固有的一些缺陷。这就是我带领读者们走过这段艰辛征程的原因。

我所关注的不仅是美国，还有整个世界。美国掌握了当今世界的主导大权。议程由美国设置，而其他所有国家必须作出回应，但是布什政府设置了错误的议程。由于议程由各种各样的主题组成，因此很难确定议程的确切内容g但我们不难看出，议程正带领世界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是议程的一个重要的主题，而且适者的决定因素应该是竞争而非合作。不过这种方总是错误的，全球化的世界不是由赤裸裸的强权主宰的原始丛林。世界仍然存在着某种秩序，至于秩序如何发挥作用，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占主导地位的强国的行事方式。

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互相依存的程度与日俱增。要解决人类当前所面临的挑战，各国必须加强合作。我们在伊拉克损失惨重，这也表明美国并不是无所不能的超人。如果没有美国的领导或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注定会收效甚微。这也赋予了美国一项特殊的义务：关心其他国家的福祉。其他国家在美国国会没有代表权，但华盛顿当局掌握着全世界的命运。这不禁让我想到美国沦为英属殖民地的那段日子，美国没有代表权却不得不向宗主国纳税。既然美国已经成为了超级大国，那么它有义务担负起对未来世界的独特责任。

在探讨当前国际秩序的问题时，我的理念框架起不了多大作用。框架能够解释人类的自治能力为什么比不上人们开发自然的能力：原因在于反身性，但是框架没有为全球治理提供蓝本。理念框架是建立在我对思维与现实的关系的看法之上的，它并不是一种包罗万象的世界观。它尤其不适合处理权力关系。尽管如此，我们仍无法回避全球治理的问题。我曾经在《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这本书中讲到过这类问题。本书的第二部分是我根据最近的事态修正和更新了的《开放社会》中的内容。虽然我谈到了全球开放社会，但是我对开放社会的理解比我写《开放社会》的时候更加清晰，我讨论的并不是一个认识论范畴的概念，而是一项政治工程。

第三章 美国出了什么问题？

当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不顾国际舆论和国际法的反对一意孤行地歪曲事实，世界秩序便会陷入量是可危的境地．这些情况让我措手不及．我一直将美国视为民主国家的典范和开放社会的旗帜，但谁能料到这样一个国家会成为世界秩序的威胁？

个人参与

美国出了什么问题？我希望通过间接的方式一一考察基金会在美国的项目来探讨这个问题。这样不仅将问题和我的理念框架联系起来，还能保持叙述的连贯性。

1996年，我的基金会逐渐在美国活跃起来。那时，苏联体制已然瓦解，喧嚣氓乱的局面也开始恢复有序。有关国家，包括我的基金会网络在内也都逐渐恢复了秩序。但是新成立的国家有许多缺陷还有待改善，基金会网络的议程也仍旧满满当当。尽管如此，和动荡时期一样，基金会的活动并未吸引到多大关注。因此，我将注意力转向了全球化的问题，还将基金会网络延伸到了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非洲，当然我也没有忘记美国。基金会网络从范围上来说已经真正实现了”全球化”。

开放社会并非完美的社会形式，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和提高。将此定义运用于美国，我发现美国社会也存在着一些缺陷，有待进一步改善。特别值得一捷的是，我发现了两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即死亡和毒品的问题，但是我们的应对方战却使问题变得更加不可收拾。它们也是我在美国成立的基金会首要解决的问题。

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的社会不愿接受这个事实。人们不遗余力地否认或忽略死亡的事实。一直以来，医学界过分执著于延长人类寿命，甚至连医疗保险都没有将死亡作为可补偿的医疗事故。这一切使死亡的过程看上去比真正的死亡要痛苦得多。我设立了名为”在美国身故”（Deathin America）的项目，致力于减轻与死亡有关的痛苦。项目开发利用与这一主题相关的专业知识，并主要通过联谊会以及专家、普遍民众之间口耳相传的方式推动这类知识的普及。和右翼反对者的指控相反，项目旨在大力提倡临终关怀而非安乐死。项目出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因此原本为期5年的项目在一度延期之后才完美落幕。临终关怀原则逐渐在医学界站稳了脚跟，并逐渐为公众所接受。但是对死亡的恐惧或者否认并没有消失。如我们还将看到的那样，它不仅在反恐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还在植物人特丽·夏沃（Terri Shiavo）一案中再度浮出水面。但这些都属于政治层面而非专业层面的表现，因此我们必须区分对待。

毒瘾是另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然而打击毒品却使问题变得更加严峻。这就是我为什么会参与解决毒品问题的一大原因。毒品政策对履行开放社会的原则尤为适用一一我们无能获得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而且追求所谓的”无毒美国”很可能招致不良后果。对于如何解决美国滥用毒品的问题，我并无独到见解。身为波普的弟子，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反复试验的方法改善这种局面。但我确信无疑的是：禁毒战争弊大于利，我们必须开辟新途径减少毒瘾危害。这正是我以”减少危害”的名义推行的方泣。这里的”危害”不仅包括毒瘾的危害，还包括禁毒战争的危害：监禁率居高不下、非裔美国人和西班牙人社区濒临崩横、毒品生产国逐渐堕落为毒品国家、腐败以及权力滥用的问题层出不穷。我发现自己深陷在毒品问题的泥沼中无住自拔，而且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看越尤为偏执和狭隘。几乎没有人愿意涉足毒品政策的改革，许多政客将它当做”输电轨”一一轻轻一碰便立即”触电身亡”。我身份独立并且富有，因此我比大多数人处在更加有利的地位，更能坚定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即将遭遇的恶意反对，也没有预见到随后的反恐战争。反恐战争与禁毒战争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之处。

反对布什总统再次当选的时候，我在毒品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使我更容易遭到外界的抨击。我受到了种种指责一一来自从毒品合法化的”富翁老爹”（约瑟夫·卡利桂诺，前E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长）到贩毒的资助者（丹尼斯·哈斯泰特，众议院议长）。这些都吓不倒我，一旦我选择了参与就绝不轻易退缩。我支持改革包括洛克菲勒毒品法（Rockefeller drug laws）在内的严苛的制裁条例。在20世纪90年代，我带头为针具交换项目提供赞助，以阻止艾滋病的传播。我与其他人一道，为选民投票提供资金支持，目的在于促使药用大麻的合法化、确保人们获得治疗所需的麻醉药品，而不是因为持有毒品被判处监禁，以及削减警察和公诉人的资产没收权。除此之外，为推行减少危害的原则和实践，我支持建立毒品政策联盟（Drug Policy Alliance）的国家机构。战役还在继续。

我发现，一些被人们视为职业的活动正逐渐趋于商业化，这种趋势是开放社会面临的又一威胁。包括法律和医学在内的职业都是如此——更不用提政治了。一旦职业转化为唯利是图的商业，所谓职业标准也将危在旦夕；这反过来使开放社会特有的价值观念变得更加缺乏。这些担忧主要源自于我的理念框架。在框架的指导下，我设立了一系列和战律职业以及医学职业有关的项目。这些项目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壮大，并且促成了许多意义非凡的活动。项目成立的初衷是为了解决一些特定的问题，但它们在履行初衷方面并未取得太大进展。美国基金会在刑事审判领域展现出了不屈不挠的精神，一方面是因为基金会领导人参与人权和公民自由运动的背景，一方面因为我们要做的还很多。

与项目成立之初时相比，人们越加缺乏对职业价值观的尊重。如今，这种现象甚至延伸到了科学和学术领域。知识产权将思想变成了财产，人们从事科研活动是为了创造财富而非追求知识。原本纯洁的学术研究逐渐失去了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感，对知识产权的追求往往会阻碍人们对真理的追求。

更糟的是，科学界和学术界都遭到了意识形态的攻击。在科学领域，智能设计的拥护者声称，非科学理论和科学理论是平等的，如此一来科学理论便越发不能容忍对立假设的存在。在学术界，右翼分子利用人们争取种族和性别平等的努力鼓吹政治多样化，进而使政党政治成为学术人才雇佣制度的一部分。大学院校难以抗拒政党政治的人侵，因为种族和性别配额削弱了它们择优雇用的权力。

和商业心态一样，政治事务也在向毫不相关的领域蔓延。这两种趋势都对开放社会构成了戒胁。在前进的道路上，基金会还将迎来一项新的任务。

虽然我的基金会针对的是美国社会的弱点，但我仍将美国视为一个安全稳定的民主国家。就算我一直倾向于民主党，我也并未深入参与政党政治。我和克林顿政府多有往来，但大多限于外交政策方面。在毒品政策方面，民主党人确实比共和党人好不了多少虽然我们在许多问题上有分歧，但我决定和保守共和党人、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自由主义者米尔顿·弗里德曼以及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就毒品问题携手合作。

为了结束有违人道主义的战争，我支持美国加大对南斯拉夫内战的干预。1992年圣诞节时，我宣布向萨拉热窝捐款500万美元，为这座陷入重重包围的城市提供人道主义救援。我们的想能是，如果有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办事处（UNHCR）的庇护，联合国一定会向参与救援的人道主义团体提供军事保护。不过这个想法最终未能实现，但是在救援行动的坚定守护者弗雷德·屈尼（后来死于车臣）的精心组织下，人道主义救援活动为萨拉热窝的存续作出了巨大贡献。我加入了巴尔干半岛的两党团体一一和平行动委员会（Action Council for Peace），敦促克林顿政府对波斯尼亚采取更为激进的姿态。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也是该组织的一员。我们曾经对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进行过游说。我还支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对科索沃采取干预行动。

接下来，2000年，乔治.w.布什当选总统z 2001年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我感到，开放社会在美国炭炭可危——原因并不在于恐怖袭击，而在于布什总统应对恐怖袭击的方式。布什声称，2001年9月11日不仅改变了一切，而且成为了自我实现的预言。向恐怖主义宣战就意味着布什总统为开放社会的核心批判性思维模式画上了休止符。批评布什政策的言论反而被斥责为不爱国的行为。国会通过了《爱国者在去案》（《爱国者法案》，2001年10月26日由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签署颁布的国会主主案。讼案以防止恐怖主义的目的扩张了美国警察机关的权限）。国会还未来得及审阅便授予总统诉诸武力的权力。布什总统以虚假的借口向伊拉克发起了战争。当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不顾国际舆论的反对，违反国际法，一意孤行地歪曲事实，世界秩序便会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

这些情况让我措手不及。我一直将美国视为民主国家的典范和开放社会的旗帜，但谁能料到这样一个国家会成为世界秩序的威胁？我事必躬亲地在国外推广开放社会的理念，因此我认为在国内我也有义务这么做。我在《美国的霸权泡沫》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然后我还寻思着怎样才能将钱花在刀刃上。一如当初致力于帮助前苏联国家实现由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转型那样，为了将布什总统赶出白宫，我可谓煞费苦心。

至于如何阻止布什连任，我委任了两位政治专家专门就该问题提出相关建议。两人的方案大同小异。5个”战场州”爆发了一场基层选民动员运动；倘若运动延伸到决定大选胜负的16个关键州，选举结果可能会发生实质性改变。我联合了少量赞助人，我们许诺为运动筹集足够的资金，确保它能够顺利开展。随后在我们的催化作用下，运动还得到了其他人的赞助。我的资金花得物有所值：在大选的最后阶段，我在美国各地巡回横讲，并且在《华尔街日报》和其他报纸跨页发表反对布什连任的观点。

我再次卷入了政党政治之中，而这段经历很不愉快。不出意料，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把我视为敌人，协同一致对我进行攻击。这让我亲身体会到政治活动是何等的扭曲。经历虽然不怎么美好，风险又如此之高， 但我所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没有什么能比阻止布什总统连任更能造福世界了。

但我的全部努力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布什总统以绝对多数获得连任。奇怪的是，我并没有被失败打倒，因为我已经做了所能做的一切以阻止事情的发生。我有义务深入反思、继续奋斗。我不能再将责任归咎于布什政府，毕竟美国选民纷纷对其政策表示赞同。因此我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美国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又错在哪里？这正是我在此必须作答的问题。但在回答之前，我必须考虑可能会遇到的反对：在布什政府连任还不足两年的时候，布什总统和伊拉克战争便成为了众矢之的。或许过错并不在选民z 在令人不快的现实还未浮出水面之前，选举便匆匆到来了。但愿我这么想是对的，可现实并非如此。美国公众在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同时，依然对反恐战争表示赞同。我坚信，美国的问题就出在反恐战争上，正是这场战争导致美国进入了远离均衡的状态。因此，我认为除非美国全面停止反恐战争，否则我们无法完全回归理性。我将在下一章中详细阐述，为什么反恐战争反而让我们更加缺乏安全感。

理念框架的应用

为了找出美国当前的问题，我们必须以理念框架中对开放社会模式的诉求为出发点。且然开放社会的模式原本是抽象而且永恒有效的，但是它和美国之间却存在着出人意料的关联性。不过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20世纪60年代早期我在构建理念框架时，脑海中就已经想到了美国。最近，我从伦敦搬到了美国。我描绘了一幅美丽新世界的图景。但这些描述来自于交易和合同，而不是我对美国人际关系的第一印象。我还记得，当我看到菜维敦和其他郊区那一幢幢整齐划一的房子时，我不禁想象着丈夫们下班回家时是不是很容易进错家门。最重要的一点在子，模式创建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假如它仍适用于现在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并非源自布什政府，而是来自更深层次的原因。

模式着重强调了批判性思维模式固有的不确定性，并指出社会价值观是建立在如芦苇一般脆弱的个人基础上的。如果开放社会的特征一一恐惧、不确定性以及缺乏目的性成为了人们不堪负荷的重负，那么一个满口仁义教条而且魅力非凡的领袖可能会被人们视为大救星。

在我写《美国的霸权泡沫》时，这个模式就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布什政府的政策不仅对美国国内的开放社会理念构成了威胁，还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造成了危害。在我看来，布什政府正在利用”9.11”恐怖袭击向公众灌输恐怖情绪，这样一来，他们的政策才能获得人们的无条件支持。我引用金融市场的繁荣 萧条理论来证明：布什政府对霸权的追求呈现出了泡沫的特质，因此这种追求只能白费力气，适得其反。美国的政策之前也存在着一些错误，但它们仍然属于正常的范围，而且也依旧经得起批判性审查$但是用布什总统的话来说，”9.11”事件”改变了一切”，从那时起，我们便陷入了远离均衡的领域。批评意味着不爱国，而民主的卫士一一政府机关之间的制约制度也遭到了取缔。反恐战争赋予了总统无限的行政权。在总统的带领下，整个国家踏上了考虑不周、执行无方的冒险之旅。这样一来，美国不但不能维护其霸权地位，反而会因此失去其至高无上的优势地位。

随后发生的事件在《美国的霸权泡沫》的结论中得到了证实。但它把所有的责任都怪罪在布什政府身上，所以它未能回答我目前被迫提出的问题：我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希望通过探讨如何把抽象的理念框架运用于目前的特定情况来回答这个问题。

让我讲得更具体一些。我对”9.11”之后发生的事件一直存在着偏见，这种偏见来自我少年时对纳粹主义的一些经历。我的理念框架也是如此。当布什总统说道”不支持我们就是支持恐怖分子”时，我不禁联想到纳粹党的宣传旗号。我在接受《华盛顿邮报》的采访时是这么说的，可是结果却适得其反。保守派宣传机构借机宣称，我把布什总统比做纳粹分子。在我试图将他们定义为极端分子的时候，他们反倒给我打上了”极端分子”的标签。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及其爪牙所采取的策略也让我联想到了纳粹分子的宣传手段。他们完全扭曲了我的形象和我的立场。他们试图通过反复的报道，将这幅扭曲的画面深深烙印在公众心中。但这只是次要问题。拿布什政府和纳粹政权作比较究竟有无根据？当我说我有必要探究如何将理念框架应用于当前情况时，我提出的就是这个问题。

令人反感的比较

它们之间最重要的差别在于：美国是运行良好的民主政府，而且有独立的司法制度和法治，而纳粹德国是极权独裁主义国家。但我们不能只看到这个明显的差异。把目光放长远，我们会发现问题变得有趣起来，因为那样的话，我们在看到差异的同时还能发现惊人的类似之处。

让我先从类似之处讲起。第一，越南战争结束之后，德国魏玛政府与美国政府在生活方式方面有不少共同之处，并且都导致了反恐战争：肆无忌惮地追求私利以及永无止境的自我放纵，不仅对道德伦理和传统价值观构成了威胁，还引起了两国社会的剧变。受《凡尔赛条约》以及超通货膨胀的影响，德国的剧变以民族社会正义为表现；在美国则表现为宗教激进主义的兴起，而该主义至今仍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二，和纳粹政权一样，布什政府也曾实施过恐怖政治（the politics of fear）。”9.11”恐怖袭击的性质同德国国会纵火案的性质如出一辙。我不是在宣扬阴谋论，但政府分别出于自身目的，对这两起事件加以利用，而我认为这两起事件只是由外因造成的偶然事件。迄今为止，”9.11”恐怖袭击是它们当中伤亡最为惨重的事件。

第三，在纳粹德国以及今天的美国，源自议会制度之外的运动逐渐开始支配国家政治生活，井掌握了国家权力。在魏玛德国，纳粹分子成立了自己的政党，并通过宪政的道路攫取了政权。在美国，保守派运动首先在共和党内夺取了胜利，进而获得了国会以及总统职位的控制权。

并非所有源自议会制度之外的运动都会对开放社会造成危害，以欧洲的绿色运动为例。这种比较是非常恰当的，原因在于一旦某种运动成功夺取了政权，它就被赋予了一个国家应有的权威和尊严。原本不合法的行为和政策也随之合法化。挑战这些行为和政策就等于挑战国家的象征意义。正是因为这样，我在作这个令人反感的比较时，要涉足这种险恶莫测的领域。因为美国拥有深厚的民主传统，因此它的象征意义也比德国深远，但二者的类似之处仅此而己。只要夺取国家的行政权，纳粹党人就能够建立起极权独裁统治。但美国在这个方面有所不同，因为美国是法治社会并且建立了健全的民主制度。尽管如此，布什政府的一些举措和政策仍然对开放社会造成了威胁。尊重国家不能成为我们忽略这些问题的借口。我不会逐一说明究竟哪些举措是违法的，但是我想指出美国的制度所面临的挑战：布什总统不仅在反恐战争中获得了至高无上的行政权力，还将自己的亲信任命为最高法院的法官。

最后，二者在宣传手段方面也有类似之处。通过利用广告业和营销行业的最新成果，布什政府能够进一步提高纳粹宣传机构曾经使用的宣传手段。现如今，舆论操作和行为操纵都有了科学的依据。如前文所述，近年来，认知科学在理解人脑功能的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理性观点相比，人们更容易受到情感诉求的影响；为了确保有效性，情感诉求不应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奇怪的是，布什政府出色地运用了奥威尔式的官方宣传语。一听到这类讲话，我就浑身不自在。为什么公众没有这种反应？人们果真对此充耳不闻？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同样让人迷惑不解。在奥威尔的《1984》里，一切媒体竟在”真相部”（The Ministry of Truth）的控制之中。在今天的美国，右翼宣传机构虽然谈不上垄断，但也能够影响人们对现实的看法。那怎么可能呢？这几乎就像人们强烈要求政府蒙蔽自己。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需要考虑布什政府和极权意识形态的区别 独裁主义除外，美国显然不是极权独裁政权。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布什政府缺乏全面的指导思想。我们能够辨别不同的意识形态，但它们的总和并不代表对现实全面的理解。在《美国的霸权泡沫》中，我提出了三大思想流派。我还试图将它们组合成包罗万象的世界观：但是我的尝试不太令人信服，主要原因在于一个流派的追随者不一定对其他流派表示赞同。这三种流派分别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宗教激进主义和宣扬美国霸权的新保守主义。在我看来，三者拥有共同的主题：达尔文主义一一生活是一场适者生存的竞争，但适者的决定因素是竞争而非合作。这与市场原教旨主义以及新保守主义的看法相符，但对宗教激进主义行不通。我倾向于把宗教民族主义看做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因为布什政策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但这样一来，市场原教旨主义又会遭到冷落。迫使布什政府的拥护者接受统一的思想根本行不通。这让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由于对政治权力和政治影响力的渴望，本届政府才能得到不同政治团体的支持。

我曾经参加了保守派活动家格罗弗·诺奎斯特（Grover Norquist)组织的著名的星期三早会。会议上，我亲眼见证了联盟的力量。从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到《华盛顿时报》的保守主义运动代表都参与了本次会议。这是一次奇妙的经历。诺奎斯特以铁一般的纪律主持着会议。会议室里人满为患，许多与会者甚至都没有座位。级别最高的代表围桌而坐，级别稍次的代表则坐在墙边。发言人的语速比平时快得多，短短一个小时的会议竟然囊括了整整60个项目。发言人只作简短陈述；人们主动支持别人的观点，并期望其他人也能对自己表示赞同。在我参加的这次会议上，有人为选举拉选票；有人为新书作宣传；一位白宫密使重申自己对约翰·博尔顿提名资格的支持；还有游说集团七嘴八舌地讨论不同的立法提案。公众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界限并不明显。如果说会议有什么主题的话，那就是想尽办法降低税率、减少法规，但是很明显，这个目标只能依靠互帮互助才能实现。

例会开完之后，主办方邀请我为大家说几句。这也是一天当中最奇怪的时刻。我的讲话直截了当，毫不拐弯抹角，意想不到地收获了强烈的反响。一些与会者甚至迫不及待地讨论起我们该如何就特定问题展开合作。很明显，他们信仰结盟这种方式，也不认为自己是邪恶之徒。当我谈到右翼分子居心不良的阴谋论时，他们只是一带而过，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而事实上，这种阴谋论在这间会议室里体现得淋漓尽致。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些人的自信着实让我大吃一惊。这个团体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但是反对派那边却没有类似的团体。

当我们衡量布什政府和极权思想之间的异同时，我们可以看出二者的不同之处远远超过它们的共同点。美国不带有半点极权主义色彩，而布什政府甚至没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因此将美国和极权政权相提并论实在过于牵强。但是它们之间的联系却足以证明，开放社会确实遭到了某种程度的威胁。这些威胁和我的理念框架也不吻合。我需要弄清楚威胁的本质，而不是简单地将它们纳入我的理念框架。如有必要，我会对框架进行改进。

领导层的失败

在过去两年里，布什政府所构成的威胁变得越来越明确：这种威胁实际上是由过度扩张的行政权导致的。这一点正是美国与纳粹政权以及社会主义政权之间最重要的共同点。但这种类似并不明显，因为德俄两国和美国不同，它们没有从一开始就实行权力分配的制度。

此外，还有一件事情也逐渐变得明朗：大部分威胁其实来自副总统迪克·切尼而非总统本人。乔治.w.布什更像是任人摆布的工具，而切尼才是幕后策划。既然他的政策受到了批评，副总统自然要出面辩护，切尼就这样露出了自己的庐山真面目。在切尼担任副总统之前就认识切尼的人都对他赞不绝口，但他们现在都会加上一句：”他不是我过去认识的那个切尼了。”相比之下，我一直把他看做一个偏执多疑的奇爱博士（奇爱博士（Strangelove），源自电影《奇爱博士》，刻画了一个卓越但是精神变态的物理学家）式的人物。大体上说，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成功地用自己的观点对布什政府施加了影响。即使他们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也依然不愿妥协。他们依旧言辞凿凿，并且拒绝削减手中的权力。他们还扬言要让总统否决将虐囚视为违法行为的法案；当新的立法以多数获得通过时，他们试图通过修正案使关塔那摩监狱的囚犯脱离美国法庭的管辖。

拥护者的失败

与其大肆渲染对领导阶层的控诉，还不如关注拥护者身上的特质。在我看来，拥护者才是开放社会的威胁所在。当美国公众遭到欺骗时，美国对自己是否被骗竟然漠不关心。在他们看来，伊拉克战争能否取胜才是关键，至于宣战的理由是否正当则无关紧要。但是欧洲公众对欺骗比较不能容忍。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饱受人们的批评z；西班牙首相何塞·玛利亚·阿斯纳尔也站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因为他试图把马德里恐怖袭击的罪名归咎于巴斯克人。

“9.11”事件发生后，由于布什政府对这起创伤性事件的巧妙利用，布什总统赢得了人们无条件的支持。但这种解释还不够深入。早在”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前，人们就已经对真相漠不关心了。我把这归咎于美国的政治和司法体系均带有敌对的特征，而且经济和社会活动的竞争也越发激烈。1996年，当我下定决心在美国国内成立一家基金会时，我发现美国社会的一大缺点就在于人们对金钱的过分崇拜一一这种拜金主义甚至对传统价值观念造成了危害。这也是我成立那些项目，加强法律和医学职业项目的原因。我们的法律制度试图通过对抗诉讼的方式来调查真相。倘若法律从业者不择手段地追求成功，那么真相又从何谈起呢？当社会对成功的崇拜已经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时，旨在防止欺骗、撒谎等不正当行为的防卫措施也会因此失去效力。于是，人们的幻想破灭了，也不再期望领导层能够达到高尚的道德标准。这样一来，人们自愿被骗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成功无休无止的追求是社会动荡的基础。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 人们必须不顾后果地遵循一整套传统价值观念。这种论调得到了经济学理论的支持：只有当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彼此独立时，它们才能共同决定均衡价格。如果成功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唯一标准，那么社会可能会陷入由自我强化走向自我毁灭的繁荣萧条过程。我曾解释过繁荣萧条理论是如何在金融市场中发挥作用的。这条原则同样也适用于其他领域。成功中孕育着成功，但当成功无法继续带来成功时，这种联系就有可能产生反作用。所以说，不加批判地追求成功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不稳定的。

我曾经在开放社会的原始模型中预示过一些困难的到来，还提到过不稳定性以及传统价（直缺失的问题。但我忽略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要关心真理？开放社会的整体结构是以”真理至关重要”的假设为基础的：我们无法获得根本真理，但是我们越接近现实越好。我曾经论述过追求稳定性的问题，但是我把追求真理视为理所应当的事情。

真理与成功

我现在必须提出一个质疑。在与自然打交道时，真理的作用至关重要。因为只有了解自然力量的作用方式，人们才能利用自然为人类服务。对现实的认知是实现成功的先决条件。在人类事务中，成功有捷径可循。我们可以直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而不必大费周章地追求真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真理是至关重要的。开放社会的理念存在着一个弱点，但它之前从未被人察觉。正如我之前所说的，开放社会是以认识论为基础的。如果现实是独立存在的且不受人类影响的话，人类一定会把追求真理作为第一要务，并且不再自欺欺人或欺骗他人。柏拉图认为追求真理是哲学王（philosopher king）（哲学王，即哲学家执政，由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的任务；而波普声称批判是获得真理的最佳方式，因为没有哲学家能够掌握根本真理。波普就是以这种方法提出开放社会的观念的。当现实有了思维的参与，认为”现实不受思维影响”的观点是不成立的。这一点正是反身性理论的意义所在。思维是我们试图理解的现实的一部分。因此，我们的理解注定是不完全的。因为在缺乏独立标准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判断表述究竟正确与否。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利用真理为我们服务，而要追求那不可企及的真理呢？我之前从未留意过这个问题，直到布什总统连任，我才意识到它的存在。无论什么原因，我都会一直致力于追求真理。我希望大家都能和我一样一如既往地关注真理。但这并非理性的预期，只是我个人的偏见罢了。

既然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就有必要用理性的论据来证明真理的重要性。论据很简单：把为自身利益服务的表述标榜为真理，人们就能达到操纵现实的目的，但其结果可能会和预期有所偏差。为了将偏差降到最低，我们必须理解现实而不只是操纵现实。某些现实确实不受人类意志的影响，如果我们想要获得成功，就必须学会尊重现实。因此追求真理和追求成功之间毕竟存在着某种联系，只是这种联系不如自然科学直接罢了。

我必须提醒读者的是：这个论据来自真理符应论 也只有当表述与事实相符合时，表述才是真实的。这就意味着，我在说”真理”和”现实”这两个词时，它们是可以互换的：当我说”尊重真理”时，我同时也意味着要”尊重现实”。不同人对真理的理解也不同。对伊斯兰激进主义者来说，《古兰经》就是真理；对美国的宗教激进主义者而言，真理可能是宇宙创造说，也可能是智能设计。所以当我说真理至关重要时，我其实是在赞扬”更加透彻地理解现实”的美德。我希望这一席话可以帮助我澄清我的论据。

这个论据近期受到了布什政府的考验。虽然没有公开表明，但是我们不难看出，布什政府把”真理是可以被操纵的”信念作为执政的指导原则。但请看看这样做的后果：即使以布什政府的目标来衡量，伊拉克战争也是彻头彻尾的一大败笔。这个事例为开放社会的核心，即批判过程提供了有力的论证。

虽然论据比较简单，但它拥有深刻的哲学意义；普通大众对哲学并不感冒，他们只对结果感兴趣。这使得开放社会原则的拥护者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他们可能需要一本书的篇幅，或至少几个段落才能向人们证明自己的观点，而蓄意操纵真理的人们却只需几个类似”反恐战争”的口号便能达到目的。事实证明，美国人民很容易被人操纵、玩弄于股掌之间。为什么？

不被理解的开放社会

这个问题让我得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我在第一章中还提到过这个观点：美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但它并不了解开放社会的理念，也不遵循开放社会的原则。布什总统等人经常使用”开放社会”的表述，但他们并没有正确理解其中的含义。

实际上，开放社会的理念并非美国政治传统的一部分。美国的民主是启蒙运动的产物，而启蒙运动崇尚的是理性。人们将现实视为和理性相分离，且独立于理性之外的事物，而发现现实是理性的重要任务。由于理性拥有独立标准，因此完全的认知仿佛近在咫尺。比方说，完全竞争理论（the theory of perfect competition）就是以完全认知的假设为基础的。

启蒙运动时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现实在人们看来是一片等待发现的处女地，而知识则是人类征服这片土地的工具。理性的范围看似无穷无尽，但随着知识的不断进步，我们发现理性也有其局限。反身性是一项相对较新的发现一一假如它能被称为发现，但反身性还远未被人们认可。

美国民主是以权力分配制度，而非”根本真理不可企及”的认识为基础的。相反，《独立宣言》的前言上写道：”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独立宣言》详细描述了开放社会的各种要求，但起草者的论证和人类不完善的认知毫无半点联系。前言和正文的矛盾也引出了两种流派：前言导致了天赋人权流派的诞生，而正文则导致了普遍人权流派的产生。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阐述了天赋人权学说，而卡尔·波普则论述了开放社会的理念。来自奥地利的施特劳斯和来自德国的波普是同一个时代的人物，他们都是柏拉图学者，但两人犹如夜里航行的船只那样擦肩而过，没有发生任何交集。我发现，波普的作品对施特劳斯只字未提。波普是我的导师，而施特劳斯是保罗·沃尔福威茨的老师。沃尔福威茨参与策划了伊拉克战争。

虽然美国公众对抽象的哲学讨论并不感冒，但是开放社会的理念没有得到正确理解的现实已经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应。人类的认知并不完善，开放社会正是以这样一种认识为基础的。→些现实是独立于人类意志而存在的。我们确实能够操纵真理，但结果与预期的符合程度却取决于我们的理解与现实是否相符。然而美国社会却没能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不顾真理而一味追求成功，结果，美国成为了自我感觉良好型社会，不愿面对令人不快的现实。我们不希望当选者告知我们真相，只愿他们能为我们带来良好的感觉。这样做的后果不仅会使开放社会炭炭可危，还会对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构成威胁。

我们可以在理念框架中分析开放社会所遭受的威胁：无限延伸行政权不仅侵害了国内公民的自由，还在国外侵犯他人的人权；关键流程的中止导致美国的政策产生了诸多不良后果。主导地位所面临的威胁将带领我们跳出理念框架看问题，因为框架不适于解决和权力有关的问题。

在跳出理念框架之前，我必须对前面的论述作个总结。只有当人们信任开放社会并把它作为社会组织的最佳形式时，开放社会才能继续存活下去。并非所有人都与开放社会格格不入，只要有足够的人充分信任开放社会，人们便不会过分偏离开放社会的原则。但是人们对开放社会的信仰很难维持，因为开放社会没有成熟的政治纲领一一这种纲领只存在于人人渴望自由的封闭社会当中。在开放社会中，人们应不断维护开放社会的理念，但我们做得还不够。人们必须决定自己想要生活在什么类型的开放社会当中。这也是为什么开放型社会中会存在不同类型的政党。但是在政治辩论的背后，政党之间必须就批判过程的管理原则达成一致的见解，因为批判过程是开放社会的核心。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则是：事实至关重要。如果各党派未能就该问题达成共识，那么党派之间的竞争就会沦落为对事实无耻的操纵。快艇老兵说真相组织（Swift Boat Veterans for Truth）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组织曾利用电视广告质疑约翰·克里（JohnKer叩）在越南战争中的服役记录。运动大获成功，因为人们根本不关心事情的真相。在民主国家中，选民们必须确保参选者和政治幕僚的一字一句都是真话。美国在这方面失败了。一个不愿追求真理而自我感觉良好型社会是无法直面残酷的现实的。这就使得美国在错误的思想、奥威尔式的官方宣传语以及谎言大话面前不堪一击。

如果美国希望继续保持开放社会的现状，就必须全情投入地追求真理。由于我们发现了反身性理论，所以对真理的追求并不像启蒙运动时期那么容易。尊重真理不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它已经成为了价值观的问题。在重新获得学术诚实和学术正直的价值观念之前，美国首先必须重新发现这些价值观念。

大多数人认为媒体应当对如今的局面负责，但媒体只是以市场为导向的。观众希望获得乐趣，而非新闻资讯，这正是媒体竭尽全力满足的那类市场。大部分人通过电视喜剧了解时事新闻。当然，媒体不能只迎合市场需求，自由多样的媒体是开放社会当中不可或缺的制度，但大部分媒体早已不再履行其制度作用。只有为数不多的媒体仍坚持发挥这一职责，但这样的媒体屈指可数，所以它们无法为批判过程提供保障。在萨达姆政权是否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问题上，当《纽约时报》任由自己被人牵着鼻子走时，美国民众除了该报之外没有其他消息来源。保守派宣传机构对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不允许它们播放任何负面新闻。各家媒体纷纷向压力低头。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媒体受到了军事力量的控制。除此之外，媒体的所有权通常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右翼宣传机器也渐渐浮出水面并且把自己伪装成普通媒体的一部分；很明显，媒体进一步加剧了感觉良好型社会的弱点。

第四章 感觉良好型社会

作为感觉良好型社会，美国无法长盛不衰。如果想继续领导世界，美国就必须勇敢面对失意的现实。有政客愿意站出来传达这样一条信息吗？如果真有政客愿意这么做，人们听得进去吗？毕竟，感觉良好型社会不愿接受半点坏消息。

虽然其时间早于”9.11”事件，但美国转变为感觉良好型社会是近期才发生的事情。”感觉良好型社会”的绰号不能用来形容”二战”后的美国。因为哈利·杜鲁门绝非感觉良好型总统，而他绝对是个说一不二的人物。杜鲁门总统被认为是小市民的典型，正是这些小市民似的人物挑起了美国的大梁。马歇尔计划彰显了他远见卓识的政治谋略。将那时的美国称为”乐观进取型社会”可能会更加贴切。

在今时往昔之间，美国社会发生了某种转变。罗纳德·里根绝对是”感觉良好型”的总统一一他一直以来都被人们吹捧为”圣人”。他的葬礼简直就是一场圣徒追封典礼。19501980年发生了什么？虽然我并不擅长这种分析，但我认为转变的原因主要在于消费主义的兴起以及消费主义对政治的干预。自1980年起，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之下人们更不愿意面对现实。以市场原教旨主义原则为基础的全球经济充满了人们唯恐避之不及的不确定因素（埃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纽约：霍尔特，菜因哈特和温斯顿出版公司，1941年））。

虽然我无法胜任这种分析，但宗教激进主义的作用越发明显。宗教激进主义仿佛从耶稣时代起就一直在回避自我反省的问题，但反省恰恰是基督教的典型特征。看来激进主义的宗教为回馈虔诚信徒的支持，正千方百计让信众心情舒畅、感觉良好。

消费主义怎么会主导经济呢？经济学的经典定义是由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Robins）教授提出的。他也是我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老师，他认为所谓经济学就是在无限的需求当中，对稀缺资源进行精心分配（菜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伦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32年））。市场从事的是商品交易，供给与需求曲线的走向也是固定不变的，而经济学理论的唯一用途是决定价格。不用说，在无数买方和卖方互相竞争的完全市场中，均衡价格能够确保资源的最优分配。时至今日，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仍对此深信不疑。但完全竞争并不利于赢利。完全竞争带来的回报只够填补资本的消耗，而赢利却是企业家们的动力。长期以来，他们都忙于设计更为高明的赢利方式。毋庸置疑，发明创造是推动经济进步的动力。除革新产品之外，企业家们还找到了提高利润的其他方总：推出与众不同的产品、建立垄断、打广告以及营销推广。这些活动打破了纯粹的完全竞争。供给和需求不再彼此独立，因为人为的剌激导致了需求的产生，市场交易的内容不再是商品而是品牌。在利益的驱动之下，这一趋势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公司不再迎合市场需求，而是迎合人们的欲望：它们一边支配，一边剌激着这种欲望。它们还采用了更加复杂的方陆对市场以及消费动机进行研究。至于研究的对象一一消费者，无法再独善其身。因为消费者必然会对剌激作出反应。消费主义就是按照这种方式发展起来的，它随着公司谋求利益的脚步一天天壮大兴起。

为商业目的服务的方法逐渐在政治领域找到了一席之地，政治的特征也因此发生了变化。关于选举最初的设想是，候选人首先站到台前宣布自己的立场主张g 接下来，由选民选出自己心中的最佳人选。和完全竞争理论的情况相类似，候选人和选民的偏好之间原本就是互相独立的关系。智囊团和信息策划等商业方法的引人打破了完全竞争的过程。候选人学会了迎合选民的欲望，而不再向选民宣传自己坚信的政策。选民注定会受此影响，他们自然会选择说话中听的候选人，但同时他们难免会发现自己被人操纵了；当他们发现当选的领导人欺骗了自己的时候，他们并不感到奇怪，但是根本没有退路。日益高明的沟通手段已然成为政治体制的一部分，美国社会便是这样沦为了感觉良好型社会，政客之间的竞选大战在无形之中推动了这一转变。

能够让美国人自我感觉良好的事物数不胜数。美国实行的民主资本主义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消费主义为需求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大萧条早已成为了遥远的记忆。繁荣又进一步推动了消费主义的发展，从而导致了良性循环。”二战”后的美国一跃成为世界头号军事和经济大国。虽然它遭到了苏联的威胁，但西方世界最终获得了冷战的胜利。从苏联制度解体的那天起，美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还是全球化的主要力量，而全球化反过来也为美国带来利益。但一个不愿面对残酷现实、自我感觉良好的美国，无法维持它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

反恐战争

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重创，这起事件不论是对个人，还是对全体人民都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影响。不仅人们的安全感被击得粉碎，就连美国的领土完整也受到严重的破坏，其程度甚至超过了珍珠港事件。在珍珠港，士兵们为保卫国家而流血牺牲g 但在世贸中心，本应受到国家保护的平民却无辜牺牲。布什政府助长和放大了笼罩在全国人民心头的恐惧感，并企图利用这种恐怖情绪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人们团结一致，为布什总统发动反恐战争提供了坚强的后盾，并放纵他采取非常政策一一这些政策在平时是不允许采用的。

但反恐战争招致了不良后果。美国卷入了一场无法取胜也不能全身而退的冒险游戏。在我看来，美国对”9.11”事件的应对方式严重脱离实际，而且美国也因此陷入了远离均衡的领域。恐怖袭击是事实，我们也有必要作出坚定的反击，但布什政府的应对政策让整个国家笼罩在歪曲现实的幻境之中。更糟糕的是，人们对反恐战争的虚幻性根本毫无意识。我很难让大家明白我的观点，因为公众无一例外都是反恐战争的支持者E就连布什政策的反对者也认为，反恐战争是对”9.11”恐怖袭击的自然反应。

我认为反恐战争是一种错误的隐喻一一非创造性的谬误。布什政府利用这种错误的隐喻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这些目的不仅违背了开放社会的原则，也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最终，反恐战争甚至会对布什政府的利益构成威胁，因为他们并未考虑到反恐战争的负面后果一一伊拉克战争最后就演变成一场灾难。

实际上，战争并非应对恐怖分子的最佳方式。战争，就其性质来说，意味着牺牲无辜。和行踪不定的恐怖分子打仗就更容易伤及无辜。恐怖主义为实现其政治目的而滥杀无辜，因此它确实让我们憎恶。但对受害者来说，他们对反恐战争的反应和我们对”9.11”事件的反应如出一辙。

“发动反恐战争”的目的听上去十分明显和自然。但正因为这样，反恐战争才有其危险。”反恐战争”一词是经过精心打磨才得以诞生的。它开始时被称为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但是经过一番粉饰之后，”恐怖主义”（terrorism）又变成了”恐怖”（terror）。可是这个词的含义却变得含糊不清了，”恐怖”到底指人们的感觉，还是指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敌人？因为意思含糊，”反恐战争”所涵盖的意义就更加广泛了。与此同时，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时候，我们难免会伤及无辜。因此反对恐怖主义的性质和反恐战争的性质一样恶劣不堪。

“反恐战争”一词之所以是错误的隐喻，原因就在于人们理解的是它的字面含义。”恐怖”是个抽象的概念，我们不能对抽象的事物发动战争。只要能确定目标，我们就能将它摧毁，但恐怖分子这一目标通常飘忽不定。在发动战争之前，必须先确定目标，而我们很可能找错了目标。在伊拉克，被我们杀害的无辜平民的数量超过了”9.11”事件中身亡的恐怖分子的人数。除了杀害无辜，我们还羞辱和折磨着无数伊拉克人民。我们伤害无辜的行径简直就是在重蹈恐怖分子的覆辙。现在，他们也可以将我们描述为恐怖分子，并像布什总统集结全美人民的支持那样号召本国人民团结一致。但在我们看来，这简直无挂理解，因为我们无告将自己看做恐怖分子。但在许多伊拉克人眼中，我们却是不折不扣的恐怖分子。

布什政府以及效仿者（一些外国政府争先恐后地对美国进行消费并以美国马首是瞻）坚称，一个国家是绝不可能犯下恐怖主义的恶行的。这种论断肯定会招来反对。所以我最好从其他国家的恐怖行径说起。2005年5月13日，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伊斯兰·卡里莫夫的军队在安集延市向抗议游行示威的群众开火，并杀害了数百名手无寸铁的平民。我曾和两位目击记者交谈过，其中一个记者告诉我说，她放在背包里的护照被子弹打穿了。这种恐怖主义行径的目的在于利用武力胁迫人民屈服。或者以俄罗斯军方对格罗兹尼的军事打击为例，试问车臣首府格罗兹尼与伊拉克的费杰卢有什么区别吗？就更别提美军在伊拉克阿布扎比监狱犯下的暴行了。官方却将责任归咎于几个心理畸形的士兵。

我在《美国的霸权泡沫》中提出了”受害者变罪犯”的理论，由这种转变开始的恶性循环使得暴力行为不断升级。在我看来，美国人民在不经意间变成了罪犯，但是布什政府 也许并非布什总统本人，而是由”9.11”事件之后在布什身边煽风点火的幕僚一一故意设下了圈套。

恐怖袭击发生之时，布什政府的话语权掌握在一群空想家手里，他们认为美国应当更加坚定自信地发挥自己的军事优势。早在克林顿执政期间，他们已经主张攻打伊拉克了。他们通常被称为”新保守主义者”或”新保守派”，但这个标签可能让人产生误解，因为人们不清楚该团体的领袖一一副总统迪克·切尼和国防部长罗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究竟是不是”新保守派”。在《美国的霸权泡沫》中，我将这个团体称为”美国霸权的鼓吹者”。”9.11”事件之后，他们说服布什政府以反恐战争为由对伊拉克发起侵略。

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侵略伊拉克是错误的，这可能是美国外交政策中最严重的失误，这是美国以捏造的借口犯下的罪行。但反恐战争仍是美国政策的基石，几乎没有政客敢于正面抨击反恐战争一民主党人的反对声比共和党人还少。不过反恐战争的开展方式受到了严密的审查。美国国会宣布，严刑拷打、非常规引渡（将恐怖分子嫌疑犯送往美国以外的国家进行审讯的非法程序）等可疑手段为非总行为。国内的非法窃听事件也在美国掀起了轩然大波。因此我心中对反恐战争这一错误隐喻正在逐渐消失充满了希望。尽管我从一开始就反对反恐战争，但我必须谨言甚微，因为生怕惹恼了读者。不过我发现，他们现在比较乐意接受我的观点了。

战争的状态势必对公民自由造成威胁。总统还兼任总司令一职，因此他掌握的行政权力进一步扩大。布什总统将权力发挥到了极致：利用职权从事非法窃听、无限期羁押犯人、恐吓威胁等违反《日内瓦公约》的活动。总统战律顾问不惜发明一套司法理论以证明无限的行政权在战争期间是合法的。这样一来，总统便更加肆无忌；·单了。在签署旨在禁止严刑拷打的”麦凯恩被拘留者修正案”时，布什总统声称，法律无法限制其宪法权力，在定义不明确的情况下，他可以忽视法律的存在。布什曾多次声称自己的宪法权力不受国会以及法庭的制约，而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己。虽然无先例可循，但是真正危险的是这种做法可能会得到最高法院批准，因为最近任命的最高法院法官也有同样的想法。

最近兴起的司陆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行政机构的权力逐渐超越了立法和司法机构，并且打破了三权分立的平衡。它摒弃普遍人权转而支持采用双重标准。一些地区（如关塔那摩监狱）、陆庭（如特别军事法庭）和行为（如非常规引渡）将因此不再受到司法审查的约束。这种构想不仅会扩大美国公民与外国人之间的分歧，还会削弱所有公民的自由权利。

反恐战争同时还对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构成了威胁。除了保护本国不受恐怖主义威胁之外，身为世界领导的国家还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和目标。将反恐战争作为当务之急势必会使美国忽略其他应尽的义务。身为世界的领导，美国不能只关心将自己的伤亡数字降到最低，还应避免对别国造成伤害。美国军队没有阻止抢劫的发生，也没有尽到保护人民的责任；他们为了自保，不顾开枪滥杀无辜。美国军队在伊拉克的行为只会激起更多反抗，助长反美情绪。

恐怖分子总是深藏不露，所以他们永远不会消失。反恐战争会导致相反的后果，恐怖分子和叛乱者的数量只会有增无减。那么最后，我们便会永远处在战争的状态之中，而美国也不再是开放的社会。所有人不论男女、不论党籍都应团结一致，共同抵制反恐战争这个错误而又危险的隐喻。

我想表明一点，当我谴责反恐战争的时候，我不是否定基地组织及其支派所形成的威胁。这种威胁是真实存在的，我们也应当对此作出强烈反应。但我们打击的对象应该是基地组织及其分支，而非抽象概念。为了让论证更具说服力，我应当解释清楚什么是正确的反应。但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现实远比”反恐战争”这种醒目的标语来得复杂。我们的应对措施应该包括情报搜集、预防措施、安抚而非恐吓美国公众、获取伊斯兰社会的信任和支持，并且在适当的时候使用武力。我必须强调这一点，以防再次遭到他人的指控，指责我试图忽略或安抚恐怖分子从而让美国掉以轻心。

但我支持阿富汗战争。因为阿富汗不仅是本·拉登的藏匿地点，也是基地组织训练营的驻扎地。窝藏恐怖分子的阿富汗是失败国家的一员，同时它也是合法的打击目标。我认为，在运用军事手段时，应当保持谨慎并且要把平民伤亡降到最低；不到万不得已时不应发动战争，因为战争不是打击恐怖主义的最佳选择。如果我们能坚持到最后，并帮助阿富汗完成重建，届时我们在减少恐怖主义方面能比今时今日获得更多的成就。

在上一本书中，我曾将美国的行动比做股市泡沫，并将”9.11”事件视为我们由正常状态进入远离均衡领域的转折点。早在布什总统上台之前，我们就已经沦为感觉良好型社会了。推动布什登上总统宝座的保守派运动也起源于更早以前z在正常情况下，制衡机制能够保持民主制度的稳定，但是在”9.11”事件之前，这些趋势一直由制衡机制控制在一定范围以内。就像布什总统总是挂在嘴边的那样，”9.11”事件”改变了一切”。

怎么会这样呢？在我看来，恐怖分子打击了美国人民心中最脆弱的部分一→对死亡的恐惧。死亡的可能性抹杀了人们所有美好的感觉，感觉良好型社会无站接受死亡。本·拉登的定位相当准确：伊斯兰武装分子较西方文明社会的唯一优势就是不惧死亡。”9.11”恐怖袭击的犯人是一群不怕死的亡命之徒。

对死亡的否认是我们文化的显著特征。早在”9.11”事件之前我就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把”在美国身故”作为美国基金会的首要项目。但我没料到否认死亡竟会产生如此深远的政治后果。世贸中心双子塔的倒塌沉重打击了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都在电视上见证了这惨痛一幕的发生。布什政府渴望利用这个经历来实现其个人目的。受惊的巨人爆发出的凶猛攻击很好地诠释了恃强凌弱的含义。”9.11”事件与布什政府的致命组合带领美国主入了歧途。世界各国都为美国的惨痛损失扼腕叹息。但同情过后，全世界都将美国看做恃强凌弱的国家，而这正好中了本·拉登的下怀。

当人们受到恐惧的引导时，他们便丧失了理性。他们甚至干出有违自身原则的恶事。对死亡的恐惧是种特别强烈的感情。布什政府助长了这种情绪，并试图通过恐惧心理唤起人们自我保护的本能。但这种呼吁毫无依据。恐怖袭击的确酿成了惨剧，但它没有对美国的生存造成威胁。日本偷袭珍珠港严重打击了美国的军事力量，但在”9.11”事件发生之后，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其军事力量仍足以震慑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和地区。

布什政府发动反恐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为此，政府无限扩大了恐怖主义可能造成的威胁，而不是站在正确的立场看待恐怖主义。”9.11”事件本身就足以让人感到害怕了，可是布什政府还进一步暗示到，恐怖分子可能掌握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引用几句布什总统的原话：”我们面临的威胁与日俱增一一这是美国所不能忽略的现实。有明确证据表明，我们正身处危险之中。我们不能等掌握了最后的证据才采取行动一一因为确凿证据说不定就是一朵‘蘑菇云’。”听听布什的话，然后再看看罗斯福总统的格言：”我们唯一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以前出现过这样的战争吗一一敌人不明确，目标不清楚，规则不透明，时长也不确定？但布什政府利用人们的恐惧心理，让全体美国人感到反恐战争是再自然不过的应对措施。所以，当我呼吁人们放弃反恐战争的错误隐喻时，人们根本不明白我的意思。

我坚信除非放弃反恐战争，否则我们无法回归均衡状态。秘密地调整我们的行为没有太大的用处，因为我们过去的行为仿佛罪恶的秘密一般阴魂不散。其他国家就曾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希腊拒绝认可马其顿（其国名至今仍带有”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的影子），因为希腊40年前实行了将马其顿人变为希腊人的措施。土耳其拒不承认亚美尼亚大屠杀或者虐待库德人的事件。过去，作为开放社会，美国更愿意承认过去犯下的罪过。对美洲印第安人实施的种族灭绝政策以及奴隶制度是学校必须教授的内容。我们在反恐战争中犯下了卑鄙耻辱的行径，我们派遣的军人在这场非正义的战争中煎熬和死去。我们赔上了军队的正直与士气，抛弃了高尚的道德标准，动摇了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谁将为美国公众带来光明？

民主党人不可靠，因为民主党害怕被描述为防守薄弱的政党。倘若他们不能面对反恐战争，他们就无法逃脱被布什政府打压的命运。他们必须让人们看到，和布什总统的话相反，军事进攻并非最佳的防御方式。但是这一战略的风险性较高，因此民主党迄今也不愿意付诸行动。我在共和党方面看到了更多的希望。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带头反对虐囚，并获得了胜利。其他的共和党众议员也急于和布什总统划清界限。大体上说，白宫失去了国会的控制权。我们的民主制度终究还是有活力的。

自”9.11”事件发生以来，美国全球影响力和权力的衰落幅度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大。当恐怖袭击发生时，美国拥有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军事优势。美国成功侵略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事迹表明，它有能力向世界任何地方投送军事力量。美国对天空、海洋以及太空的支配权并未受到影响z由于武装部队战线过长，并且深陷伊拉克战争的泥潭，美国在陆地上的部署能力大受限制。然而，美国的政治力量和政治影响力发生了真正的转变。”9.11”事件发生之后，我们得到了全世界人们的支持和怜悯。但自那以后，大众舆论峰回路转，但凡美国支持的计划都会招致世界各国的怀疑和反对。只要粗略扫一眼时事人们就会发现，美国权力衰落的程度大大出乎了人们的意料。因此，和基地组织袭击美国时相比，人们更加缺乏安全感，世界局势也变得更加动荡。

中东乱局

美国对伊拉克的侵略彻底动摇了整个中东地区的局势。占领军的任务不单是打击逊尼派叛乱，还必须防止内战的爆发。伊拉克按照宗教派别分成了不同的阵营，每个阵营都建立了自己的作战力量。国家内政部落入了激进的什叶派伊斯兰政党的掌控之中。该党摩下的暗杀小组不仅控制了监狱，还负责执行非蓓的暗杀行动。库尔德、游击队员是占领军中最可靠的作战单位。占领军的战斗力受到了美军的限制，但他们最首要的目标是寻求自保而不是保护人民。眼看内战就要打响，平民们为了保命必须同某个阵营结成同盟。人们在国内大举搬迁，有条件的话，还能逃往国外。约旦首都安曼的房价已经高人云霄。在巴格达、基尔库克和摩苏尔等教派混合的地区，人们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遭受着最痛苦不堪的灾难。截至撰写本书时（2006年4月），政治进程陷入了一片停滞；如果不能与伊朗达成主要共识，那么问题将很难得到解决。即使达成了共识，我们也不知道伊朗是否能对什叶派产生足够的影响。在逊尼派方面，基地组织和其他萨拉菲斯特派别一意孤行地要挑起宗教冲突：比起恐怖分子，人们似乎更害怕美国和伊拉克军队。局势恶化的趋势比较缓慢，但却势不可当；特别是当美国减少甚至撤回军队的时候，该地区可能会陷入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武装冲突之中。

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伊朗希望伊拉克继续保持现在这种友好、孱弱而又动荡的局面，但又不希望什叶派和逊尼派爆发武装冲突或者眼睁睁地看着伊拉克土崩瓦解。毕竟两国长达8年时间都处于交战状态，双方都遭受了重大的伤亡。

随着萨达姆·侯赛因的下台，伊朗成为了伊拉克战争的唯一受益者；由于准备不周，美军陷入了战争的泥沼；受战争影响，石油供给量也日趋紧张。与”9.11”事件之前的境况相比，这是多么巨大的变化！当时，许多伊朗人纷纷对政教合一的政权感到不满。1997年，穆罕默德·哈塔米凭借其主张改革的政纲当选伊朗总统。但不幸的是，权力的杠杆仍掌握在强硬派手中，因此哈塔米无法兑现自己的改革承诺。不过强硬派也在腹背受敌。在”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布什总统将伊朗列为”邪恶轴心”成员，而伊朗国内的舆论迅速团结起来，共同捍卫祖国的利益。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侵略大大提高了伊朗对其邻国的影响力。伊朗的核计划也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与此同时，布什政府直言不讳地鼓吹”政权更迭”，这使得政治反对派的处境异常艰难。

经过精心的策划横练，2004年的总统选举成功剥夺了反对派在议会中的发言权。2005年，一个狂热的极端分子当选了伊朗总统。外强中干的艾哈迈迪·内贾德总统其实并没有真才实干。由他提名的三位石油部长候选人全数遭到了强硬派议会的否决，最后他只能委曲求全地提名一位技术官僚出任该职。这对内贾德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他也因此走向了发表反犹太复国主义言论的新极端。产油量不断下滑，即使如此，控制权依旧在伊朗的掌握之中。通过紧缩全球供应量，伊朗甚至顺势控制了不断下跌的产油量。但这种光景不会长久，因此伊朗决定利用对自己有利的形势加紧开发核计划。这个事实直观地反映了美国的弱点，并且证明了，与萨达姆的核计划相比，伊朗的核计划将会对世界构成更加严峻的威胁。一旦伊朗具备了核能力，它势必会成为中东地区的超级大国：整个海湾地区都将因此备受威胁，而以色列的生存也将危在旦夕。我们可能无法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因为伊朗知道自己处在双赢的局面当中，无论是成功研发核弹，还是遭到导弹袭击，伊朗政权都将获益。对伊朗发动导弹袭击只会助长人们的反美情绪，从而增加人们对伊朗的支持，而且还会对世界经济造成难以预计的损失。占领军在伊拉克的地位也会变得炭发可危。

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成功通过一项声明但并非决议，警告伊朗立即停止铀浓缩活动并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其遵守情况。这项声明已经达到了俄罗斯和中国的容忍极限了，但是该声明足以为我们发动导弹袭击提供合住的借口。我们正处在即将发生碰撞的轨道之上，而当前唯一的问题就是我们还剩多少时间？我们完全有理由无限期延迟决策时间，因为无论哪个选项一一伊朗发展成为核武器国家或是向伊朗发射导弹都是行不通的，说不定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可能会有所好转。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制定新的防止核武器扩散的办棒，以加强国际社会处理伊朗问题的能力。不幸的是时间非常有限，因为俄罗斯已经向伊朗出售了Tor-Ml和S300型导弹。这些导弹将在2006年秋天安装到位，届时再向伊朗发动进攻就更加行不通了。我将在下一章中就该主题展开详细的论述。我相信美国可以和伊朗达成和解，我们也将避免冲突的最大希望寄托在和解之上，如果爆发冲突，其破坏力甚至会超越伊拉克战争的灾难性后果。但是为了达成和解，美国必须转变姿态，但这正是布什政府力不能及的事情。

伊斯兰教和任何伟大的宗教一样，都包含着各种各样的传统与观点。在恐怖主义以及美国的应对措施的影响下，军事传统几乎在世界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其中就包括伊斯兰教的两大派别：逊尼派和什叶派。2006年的选举结果就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在美国的高压之下，埃及举行了多党竞选，但是逊尼派穆斯林兄弟会被拒之门外p尽管如此，该组织的众多支持者仍以个人名义赢得了选举。由叙利亚和伊朗共同支持的军事组织一一真主党在黎巴嫩的选举情况也相当乐观，他们赢得了什叶派的大部分选票。在巴勒斯坦方面，逊尼派军事组织哈马斯与穆斯林兄弟会紧密合作获得了大选的胜利并组成了执政政府。虽然美国宣布哈马斯和真主党为恐怖组织，但在阿拉伯人看来并非如此。

在伊拉克方面，由伊朗支持的什叶派伊斯兰政党获得了两次普选的胜利，并且控制了政府的领导权。什叶派的胜利激起了逊尼派的叛乱，而且这种趋势也变得越来越极端。其中一伙叛乱者由萨拉菲圣战主义者组成，他们专门针对什叶派平民发动恐怖行动。激进的什叶派教义以及萨拉菲主义这两股势力的兴起与萨达姆的复兴党政权有很大的区别。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坚持在中东推行自由选举可能会让其盟国感到不安。事实证明入侵伊拉克的政策是不可持续的；从那时起，中东民主化就成为了美国的第一要务。但这个政策和反恐战争以及我们对中东石油的需求是无法并存的。埃及的选举几乎谈不上自由，尽管如此，选举结果已经令埃及政权绷紧了神经。在2006年的选举结束之后，埃及最主要的无宗教信仰反对派领袖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投入了监狱，而原本承诺举行的地区选举也被推迟了两年。哈马斯在巴勒斯坦大选中的胜利使国际社会陷入一片也乱。沙特阿拉伯则小心谨慎地进行着选举。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则完全无视美国的压力，但由于穆沙拉夫的地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因此巴基斯坦政府也对其行为表示默许。我担心民主化和反恐战争之间的矛盾会令布什政府悄悄放弃民主化的政策。正如我将在下一章节论述的那样，放弃民主化政策或许是正确的选择。

布什总统声称，在海外进行反恐战争能够让美国国内的人民更加安全，但是这种观点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与”9.11”事件发生之时相比，现在有更多的人愿意自我牺牲从而让美国偿命。阿布·马萨德·扎卡维在伊拉克境内建立了牢固的根据地，帮助他向海外输出恐怖主义——目前主要输往约旦。伊斯兰武装势力在其他国家也不断发展壮大，同时持温和政策的亲西方阿拉伯政权也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它们在民主化以及伊斯兰武装人数不断攀升的双重压力面前感到进退两难。同时，迪拜打算从另一家外国实体，即半岛——东方航运公司北美业务部手中购买港口业务，但这笔交易遭到美国人民一致反对，并以失败告终。这件事反映了阿拉伯人在美国所受到的歧视性待遇。布什政府关于恐怖主义威胁的言论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在美国公众看来，所有阿拉伯人都有嫌疑。曾在美国接受教育的阿拉伯精英现在也体会到，美国之外的地方更能令他们感到舒心。

布什政府对其政策之间的矛盾毫无意识，也没有察觉到其政策所招致的负面效果。我将布什总统的《2006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引言部分附在本小节的末尾，这样有利于读者们自行判断。该报告对2002年那份充满单边主义论调的报告作了一些变动，同时重心也有所转移。但从整体上来说，报告只是在重申一些失败的政策。国线部分是我做的一些标记。

目前，中东地区的局势一团糟。伊朗要挟成为核武国家，伊拉克境内的内战可能会演变为地区冲突。我们不仅面临着文明之间的冲撞，而且还面临着武装宗派冲突的威胁。这一切偏偏发生在负责满足全球大部分石油需求的地区。

附《2006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引言：

美国同胞们：

美国正在打仗。我们面临的严峻挑战需要我们制定这样一个战时国家安全战略。这个重大挑战是，在鼓吹憎恨和谋杀的挑衅性意识形态的煽动下，恐怖主义正在不断升级。在2001年9月11日，美国人民对这一点有了充分的认识。这个战略体现了我们最神圣的使命：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

美国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为未来的和平打下基础。创造了我们的历史的自由、民主以及人的尊严的理念正日益鼓舞着世界各国及人民。由于自由国家史倾向于和平，自由的进步将使美国史为安全。

这些不可分割的首要任务一一发动并赢得反恐战争，推行自由以取代暴政，赶走绝望，已经主导美国政策四年了。

我们继续打击恐怖分子组织，敌人虽然被削弱，但还未被最终打败。

我们和阿富汗人民一起推翻了受“基地”组织庇护的塔利班政权，并扶持建立了一个新的、民主的政府。

我们将全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到危险式器的扩散问题上——尽管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巨大挑战。

我们一直支持在大中东地区推广民主，虽遇到了挑战，但也取得了超出预期的进展。

我们已经与全球的主要大国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我们加倍努力地剌激经济的发展及其带来的希望——我们把这些努力主要集中在推动改革和收获成果方面。

我们率领国际联盟推翻了伊拉克的独裁统治。独裁者残酷对待自己的人民、对国家实行恐怖统治，公然挑衅国际社会，并寻求使用大规模杀伤性式器。

我们和伊拉克人民一起战斗，确保建立一个团结、稳定、民主的伊拉克，一个位于中东心脏地带的新的反恐战争同盟。

在面临新挑战的同时，我们也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并随着条件的改变而改进我们的方法。我们也发现，捍卫自由同时给我们带来了损失和悲伤，因为捍卫自由要面对顽强的敌人。我们一直都清楚，反恐战争需要作出巨大的牺牲一一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失去了一些优秀的国民。恐怖分子采取了大规模的谋杀行动一一从费卢杰的街道到伦敦的地铁一一试图以此削弱我们的意志。与这些泯灭良知或者毫不犹疑地，将无辜民众作为目标的敌人的斗争一直困难重重，我们的任务远没有完成。

美国现在面临两个选择：胆怯之路或是自信之路。胆怯之路采取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以及退缩和防御的政策。这种道路吸引了那些认为我们面临的挑战太艰巨，同时视机会而不见的人们。然而，历史教会了我们，每当美国领导人选择这条道路的时候，挑战只会变得愈加艰巨，错失的机遇合使子孙后代史加缺乏安全感。

这一届政府选择了自信之路。我们选择充当领袖而非孤立主义；我们追求自由和公平的贸易以及开放的市场而非保护主义。我们选择现在应对挑战，而不是将它们留给子孙后代。我们在海外与敌人作战，而非坐等敌人打到我们国内。我们寻求塑造世界，而不仅仅让世界塑造我们；我们选择影响事件朝好的方向发展，而非任由事件摆布。

我们选择的道路与美国外交政策的伟大传统是一致的。与哈利·杜鲁门和罗纳德·里根的政策一样，我们的道路是有关国家目标的理想主义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现实主义。

为了遵循这条道路，我们必须维持和提升我们的国家实力，这样我们才能在威胁和挑战对我们的人民或利益构成危害之前应对它们。我们必须维持不可匹敌的军事力量，但是我们的实力并非以式力为基础，它还依赖于经济的繁荣和充满活力的民主。它也依靠强大的联盟、友谊以及国际机构，这些联盟、友谊和国际机构让我们能够与其他国家一道为共同的目的促进自由、繁荣与和平。

我们的国家安全战略以两大支柱为基础：

第一大支柱是推进自由、公正与人类尊严——致力于结束暴政、促进有效的民主制度，并通过自由、公平的贸易政策和明智的发展政策增进繁荣。自由政府为人民负责、有效地管理国家，寻求实施有利于国民的经济和政治政策。自由政府不会压迫本国人民或者攻击其他自由国家。建立在自由基础上的和平和国际稳定才是最可靠的。

我们战略的第二大支柱是通过领导规模越来越大的民主国家共同体来应对时代的挑战。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一从流行疾病的威胁，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到恐怖主义，到人口贩卖，到自然灾害，都超越了国界。有效的国际合作对解决这些问题至关重要。然而，历史证明，只有当我们尽到自己的职责时，其他人才会履行他们的职责。美国必须继续发挥领导的作用。

乔治.w.布什

2006年3月16日于白宫

动荡的世界格局

在中东之外的地区，美国的权力和影响也在不断衰退。中国和俄罗斯的地区影响力则不断上升。由于美国依赖中国充当它和朝鲜之间的调解人，因此中美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增强。但是中国的帮助作用有限，因为中国可以从美朝持续对抗中获益。英国曾经表示，中国提供了除帮助外的一切援助。在我看来，政治权力和影响力增长太快对中国的益处并不大。同时，中国领导人格外担心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爆发的所谓颜色革命。而最终结果导致了政治自由化进程的倒退。

俄罗斯的普京政权也受到了颜色革命的重创。普京的声望大多来自他不言而喻的承诺一一重振俄罗斯帝国的雄风，而颜色革命打击了普京的雄心壮志。普京通过加强独裁来应对革命；他坚称自己的权力不仅高于政府，还高于法庭、媒体、反对派和公民社会。但是俄罗斯幅员辽阔，克里姆林宫的权力无法覆盖全国的每一个角落。俄罗斯政权犯了不少行政错误，而且高昂的油价并没有为俄罗斯经济带来多少益处。俄罗斯控制着当地的天然气供应权，而普京不仅能利用这种控制权为其伙伴和盟友增加财富，还能重申俄罗斯对其邻国的影响力。布什总统称赞颜色革命为自由的胜利，但他无法遏制俄罗斯的独裁趋势。能源供应的短缺进一步增强了普京的地位。

2001年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将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各国团结在了一起。削减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是该组织的主要目标之一。颜色革命爆发后，普京和中亚国家的独裁领导达成一致意见，互相帮助，共同平息社会动荡。这也导致了安集延大屠杀的爆发。当时，布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想向外界示意，政府绝不容许公众抗议活动对政府权威的挑战。随后，卡里莫夫得到了俄罗斯的大力支持。于是美国不得不关闭设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空军基地。

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合作，特别是能源领域的合作也在不断加强。虽然俄罗斯向伊朗出售了导弹防御体系，其态度也变得越来越强硬，但是现在谈对抗封锁还为时尚早，因为中国不会过分疏远美国。这样说才更为准确，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大力推行民族主义，而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民族主义在世界各地风起云涌。当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紧张局面不断加剧时，日本和美国结成了同盟。现在麻烦的是，日本的民族主义激怒了亚洲其他国家，因此美国可能会发现自己站错了位。中国一直致力于推动东南亚国家联盟同中国、日本以及韩国结盟组成”东盟＋3”模式。东盟国家担心受到中国的控制，因此坚持将印度和澳大利亚纳入体系从而形成”东盟＋5”模式。但这两种倡议都将美国拒之门外。

伊拉克战争也使得石油供应日趋紧张。一些将美国视为眼中钉的国家，比如伊朗和委内瑞拉，在讨价还价时变得底气十足。中国和印度越来越担心自己是否能够从中东获得石油储备。美国拒绝了中国石油企业收购优尼科公司（Unocal）的交易。这不仅是美国决策的一大失误，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和强盗国家的往来。其实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批准收购，但中国必须满足一个前提：与国际社会合作，一道向缅甸这样的强盗国家施压。而实际上，中国充当了缅甸的保护伞。与此同时，中国在非洲和南美的影响力也不断加强。

委内瑞拉逐渐成为了美国在南美的敌对势力。由高昂油价带来的利益以及反美情绪的不断高涨，不仅巩固了查韦斯总统在国内的地位，还增强了他的国际影响力。他通过向加勒比海国家提供廉价石油来换取这些国家的拥戴。他还与玻利维亚结成了同盟，该国古柯种植协会领导人埃沃·莫拉莱斯在总统大选中凭借其反美和反全球化的政纲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在南美大陆上，越来越多的人对缓慢发展的经济表示不满，同时还感到实现民主化的理想已经破灭——但智利明显是个例外。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正在不断下滑。

美国影响力的衰退对其盟友一一欧盟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有关”旧欧洲”的论断体现了美国影响力的分裂作用，民族主义情绪也在逐渐高涨。新的欧盟宪法遭到了法国和荷兰的反对，欧盟也因此陷入了重重危机之中。但欧洲的问题不能归咎于布什政府。我们应当将美国与欧洲区别对待，欧洲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它们的危机虽然发生于同一时期，但两种危机有着本质的区别。

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综合的地缘政治调查。我故意选择一些对布什政府存在偏见的事例。比如说，我之前并没有提到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态度发生了转变，美国与印度的关系也有所改善，或是约翰·霍华德、逐渐成为了布什在澳大利亚的翻版。这些被引用的事实足以证明，即使举再多的反面例子也无法掩饰美国自”9.11”事件以来影响力急剧下滑的事实。再者，美国国内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声音也一浪高过一浪：如果继续执行当前的方针，那么和布什主义刚颁布时相比，美国将以更快的速度丧失其世界主导地位。这不仅是美国的损失，也是世界的损失。虽然美国劣迹斑斑，但它一直是维护世界稳定的坚定力量。然而，美国影响力的衰退已经导致了不稳定因素的产生。

权力的概念

美国地位的衰落，主要原因在于它对权力性质的理解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而这种误解却一直，至少在布什第一任期间充当着布什政府的指导原则。在第二任期间，布什政府试图纠正之前的错误方针，但这种努力收效胜微，因为第一任期时遗留下来的问题实在太严重。以虐囚和非常规引渡为例：大部分此类事件都发生在布什的第一任期之内，但这些事件在第二任期时严重影响了美国和欧洲的关系，因为布什政府不愿承认和改正自己的行为。迪克·切尼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领导的团体应该为这些行为负责，但该团体现在仍是布什政府的一部分。

在切尼这群美国至上主义者眼里，国际关系主要是权力关系而非法律关系。在他们看来，国际位必须服从于权力；他们还把权力定义为军事力量。这些观点是错误的。”权力”这个词很微妙，它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而且还拥有精确的定义和度量。当”权力”一词被运用于人类事务时，我们使用的是它的比喻意义；我们不能用它的共同特性来归纳其不同方面。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可以轻易被目不识丁的暴徒打倒，权力在握的独裁者可能被江湖骗子耍得团团转或者任由其妻子或情人摆布。权力更像是小朋友玩的”石头剪刀布游戏”：剪刀将布剪碎，布则可以包裹石头，反过来石头可以砸烂剪刀。

将权力比做儿童游戏似乎是在开玩笑，但这个比喻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深入了解权力的限制。美国的领导人一直以来都忽略了权力的限制问题。如果一个人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并且热衷于滥用权力，那么这个世界上一定有其他方法可以削弱这种权力。我不是在为恐怖主义找借口，但我们可以将它看做其他人对美国军事霸权的回应：正如布能够包裹石头。

美国霸权的鼓吹者将权力变成了错误的隐喻——它与反恐战争这一错误的隐喻没什么不同。的确，这两个错误隐喻是同一个扭曲的世界观的不同方面。可能让人感到意外的是，错误的隐喻竟然能够造成如此大的伤害，但是要为美国影响力和权力的急剧下滑找到另一种解释绝非易事。毕竟，被马克思称为物质条件的军事、经济和金融实力在5年之内不会发生太大的改变。所有的损害都是由意识形态的上层结构造成的，因此我们又充满了希望，因为纠正错误观念比改变物质条件要容易得多。不幸的是，只有经过一定的时间，人们才能感受到曲解现实所产生的影响。更糟糕的是，错误的隐喻能帮助达成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比如反恐战争为布什赢得了国内的支持率。换句话说，错误的隐喻开始时不断自我强化：但当人们认清了当中的错误，它们便走向了自我挫败的结局——我们现在就处于这个阶段。

物质条件

自2001年起，美国的物质条件也出现了衰退。但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且不像政策实施过程那样断断续续。美国在军事实力上的优势依然无人能敌。虽然无法像从前那样向世界的任何角落投送力量，但美国仍然掌握着天空、海洋和太空的控制权。美国不会立即卷入新一轮的陆地战争，但它可以通过发射导弹打击目标。

在经济领域，贸易赤字持续增长。在2005年的第四季度，赤字已经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6.2%，但赤字趋势早在布什选总统上任之前就已经存在了。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6%。这和克林顿政府执政后期拥有的巨额预算盈余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两类赤字都是由消费主义和感觉良好型社会造成的。为了让人们感到乐观快乐，小布什利用克林顿留下的巨额盈余实施大规模的减税计划。可是他在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却陷入了入不敷出的窘境。

美国的消费主义和亚洲的重商主义是维持经济发展的动力。每当世界经济遭遇金融危机或其他挫折，美国财政当局便会注入一轮资金以刺激经济的反弹；接着美国的贷款机构也乘机继续放宽信用条件。亚洲财政当局很乐意通过购买美国国债为美国贸易逆差提供融资。美国的消费欲望和亚洲的储蓄习惯之间是共生的关系，这种关系有可能让双方贸易不平衡的状态达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尽管如此，我仍认为这种局面行将结束一一倒不是因为贸易逆差缩小了，而是因为美国消费者不能再继续借钱了。信贷扩张已经到了极限。人们通过五年期贷款便可购得一辆轿车，甚至不用支付头期款；还可以通过只付利息的抵押贷来购房，而实际上这种技资没有任何产权。贷款机构不过问客户情况就随时放款，甚至还向客户提供长达18个月的所谓”引诱”利息，即低于市值水平利息的贷款。我不知道信用条件还要放松到什么地步（我后来获悉，还可以将购车贷款延长至48个月。这样一来车主的汽车净值通常是负数状态）。

在低息贷款和宽松信用条件的剌激下，房地产蓬勃发展并呈现出了泡沫的特点。房价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而利息仍保持在个位。因此许多购房者都是出于投机的目的。同时，房价的上涨也进一步推动了消费的增长。人们纷纷将房子重新融资，用资产净值来抵押贷款。资产净值抵押贷款在2005年一年达到了8000亿美元，甚至超越了美国的贸易逆差。据估计，只有一半的钱是真正花出去了。截至2006年4月，也就是我撰写本书的时候，家庭储蓄率降到了-0.5%，远低于历史正常水平，因此这种繁荣不会持久。

局面即将出现180度大转变。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从1个百分点提高到了5个百分点，井下发指令提高了贷款机构为购房者提供融资的条件。房价的上涨势头已经开始放缓。当局能否成功实施经济”软着陆”还有待观察。在我看来，我们接下来要经历的过程看：以”软着陆”但实际上在发展成”硬着陆”之前，房价可能会继续上涨。但我认为，房价无法重现其两位数的增速，因为过剩的供量必将减少。一旦地产泡沫的财富效应消失，家庭将会增加储蓄而减少消费。我预计美国经济将在2007年出现衰退，而且衰退的趋势将通过疲软的美元扩散到世界各地。当局和公众似乎都没有作好万全的准备。

能源的供应状况也是引起关注的一大缘由。问题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美国对石油进口的依赖、全球变暖以及政治的脆弱性。布什政府千方百计地予以否认。他在最近的国情咨文中称美国对石油没有依赖性，但他的政策和他这番话明显不相符。

怎样才能让公众相信，布什政府正带领我们国家走向毁灭呢？理由很简单：作为感觉良好型社会，美国无法长盛不衰。如果我们想继续领导世界，就必须勇敢面对失意的现实。有政客愿意站出来传达这样一条信息吗？如果真有政客愿意这么做，人们听得进去吗？毕竟，感觉良好型社会不愿接受半点坏消息。像我之前说到的那样，只有政府作出改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对自己的态度和政策进行反思。

第五章 世界秩序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不能一昧地追求国家利益，我们还应关心人类的共同利益．可是这种想法或许太过理想化了。我想再次强调，感觉良好型社会不愿面对残酷的现实．美国的政客不愿质疑反恐战争，那么他们还会告诉选民我们对世界负有独特的责任吗？和他们支持者的利益相比，谁更重要？

上一章中我们谈到了布什政府的政策尤其是反恐战争对美国的影响，但我所关注的不只这些。我出生在匈牙利，由于身为犹太人，我屡遭迫害。后来我去了伦敦，最后移民到了美国。我致力于推动开放社会的普遍理念，并在全球金融市场摸爬滚打。我在前苏联成立了我的第一家基金会，并将基金会网络发展到了世界各地，我关注的重点是世界秩序以及人类的未来。

美国是当今世界占主导地位的超级大国，所有事情都由美国说了算，而其他国家必须作出回应。可是布什总统打错了算盘。布什政府将这样一种信念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一一国际关系实际上是权力关系而非法律关系；既然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有权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整个世界。这种误解对美国乃至全世界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世界秩序是以国家主权为基础的。主权是一个过时的理念，在它诞生的时代，社会不是由公民，而是由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组成。随着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主权成为了国际关系的基石。经过30年的宗教战争，各国终于达成了一致：统治者有权决定其臣民的宗教一一即统治者的宗教乃人民的宗教。法国大革命推翻了路易十六的统治，人民掌握了国家的统治权。自那以后，主权从原则上说是属于人民的。

国际上总是存在着一些规则，用以规范国家之间的关系，但这些规则经常遭到强大武力的蓄意破坏。虽然一些制度比其他制度更令人满意，但是没有一种世界秩序能够阻止战争的爆发。尽管如此，认为除使用武力之外不存在任何世界秩序的观点实为一个谬误一一这也是对权力性质的一种误解。这种观点受到了美国霸权拥护者的欢迎，因为它允许美国将意志强加给整个世界。但是它并没有如愿以偿。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恐怖袭击让布什政府有机可乘，他们将这一观念变成了现实，但结果却大出所料。美国至上的思想在2002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体现得淋滴尽致。布什主义包括两大原则：美国必须对世界各国保持绝对的军事优势以及美国有权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在布什主义刚公布的时候，美国能够向世界各地投送压倒性的军事力量（美国对朝鲜也是一样。美国之所以没有采取军事行动是因为韩国首都——首尔处于朝鲜大炮的射击范围之内。假如发动战争，还未等美国摧毁朝鲜的军事力量，数以百万计的韩国人民就已经死了）。如前所述，由于美国先发制人对伊拉克动武，所以它目前丧失了这种投送能力。即使按照布什政府的目标来判断，伊拉克战争也是彻头彻尾的失误。

仅依靠军事力量是不能统治世界的。倘若一个国家试图向他国施加影响，军事实力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即使是依靠征服手段建立起来的奥斯曼帝国也有一套维持和平与公正的制度。但当这种制度崩溃以后，整个帝国也随之土崩瓦解。

美国并不是依靠军事手段成为主宰世界的强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之后，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及马歇尔计划相继诞生。美国的一言一行并不总是起表率的作用 美国中央情报局长期致力于酝酿阴谋、策划暗杀以及发动政变。但大部分活动都是暗中进行的，只有在走漏风声时，他们才会有所收敛。越南战争最后以失败告终，而一直以来被视为美国标志的积极肯干精神也遭到了严重的打击。（林登·约翰逊宣布放弃连任资格，从而为越南战争负责；但是在此之前，他曾经提出了一项名为”伟大社会”的计划。）美国的代理人战争还在继续，与此同时美国还在为独裁政权提供支持。还记得”伊朗门”事件吗？但那只是美国犯下的一个差错而已。从总体上说，美国成功发挥了领导自由世界的作用。自由世界的其他成员甘愿接受美国的领导，并共同对抗社会主义的威胁z反过来，美国也对其盟友表示大力支持。美国不仅在欧盟的演进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还大力推动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的发展。美国在成为超级大国的同时，也可以成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以追求个人利益和个人满足为中心的社会因为社会主义的威胁而凝聚在了一起。

苏联的解体打破了美国安逸的身份。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身份和自由世界的领袖不再是同一回事，但是美国对此毫无意识。美国利用其主导地位在各方面促进自己的国家利益、经济利益以及军事利益。在以国家主权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当中，作为主导力量的美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还应当关心全人类的福祉。一切都由美国说了算。美国不能单反面地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世界各国；但如果没有美国的领导或积极配合，国际合作也只是天方夜谭而已。美国能够阻碍任意一项国际制度的实施，它不仅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否决权，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唯一拥有关键少数否决权的国家。华盛顿政府决定着世界未来的走向，但是世界各国又无权参与美国国会的投票，因此重担落到了华府的领导人肩上：除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他们还应该赋予人类共同利益应有的权重。

当美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强国的时候，它认识到了自己肩负的独一无二的责任。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一言一行流露着他对人类未来真诚的关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对战败国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并期望建立更加优越的——能够永远消除战争阴影的世界秩序。罗斯福总统的愿望虽然落空了，但却赢得了尊重。美国太过成功和富有，因此无法博得其他国家的拥戴。美国之所以能维持其主导地位，部分原因就在于各个国家对它又敬又的态度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当苏联垮台时，甚至没有国家想过要为苏联提供马歇尔计划式的援助。1988年，我在波茨坦举行的国际会议上提到了这个问题。当时波茨坦还是民主德国的一部分。毫不夸张地说，我的提议遭到了大家的嘲笑。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当时是老布什的主要顾问，我跟他再次提起了这件事。他告诉我说除非米哈尔·戈尔巴乔夫先跟菲德尔·卡斯特罗断绝关系，否则没有商量的余地。当苏联满足所有要求之后，整个国家己处于分崩离析、不可救药的境地了。1993年在托马斯·杰斐逊的纪念晚宴上，我曾经试图说服克林顿总统，俄罗斯正在经历和美国在杰斐逊时代相似的过程，俄罗斯不仅需要，也值得我们援助。但这都只是徒劳，克林顿总统强调的是竞争力而非乐善好施。

从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就可以看出，美国的态度较马歇尔计划诞生时又发生了转变。我将这种态度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允许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是满足共同利益的最好方式。根据这种观点，我之前所说的独一无二的责任便没有任何意义了：强者不必照顾弱者。这种信念来源于对市场机制的错误认识。市场应当逐渐趋向均衡状态以确保资源的最优分配。但这并非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的实际运作方式。市场不会趋向均衡的状态，其目的在于保障社会公平。畅通无阻的市场能够确保资源在互相冲突的个人需求或者（由消费主义导致的）私欲中的有效分配。但人们仍然拥有共同的需求，例如维护和平和秩序、保护环境以及保持市场本身的机制。但是依靠市场的力量是无法满足这些需求的。我们可以通过建立正确的激励和惩罚机制将共同需求转化为市场力量，但这还需要政治行动的参与才能得以实现。的确，满足共同需求的最佳方式是将它们转化为市场力量，但是完全忽视它们的存在可能会造成不良的后果。忽视共同需求不仅符合以牺牲穷人为代价的富人们的利益一一这正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喜闻乐见的结果，也使得全球变暖这类问题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这种结局对富人也没有好处。

我认为全球化应当要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美国里根总统和英国撒切尔夫人的执政时期。全球化的兴起是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一手规划的。促进国际资本的流动加大了各国征税以及调节资本的难度。由于资本是生产的主要要素，因此政府通常更加重视国际资本的要求而非公民的需求。

然而，目前这种形式的全球化导致了世界秩序的失衡：国际机制的发展无法跟上全球金融市场的脚步。私有资本的流动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不能比拟的。发展中国家争先恐后地吸引资本，但是美国吸光了全球储蓄，为其过度消费筹措资金。

我过去经常批判全球化不公正，但是当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控制了布什政府的时候，我把注意力转向了另一个方面。在经济领域中追求适者生存是一回事，但把它放在军事行动中又是另一回事。因此我不得不引用繁荣——萧条过程的类比。为了回应”9.11”恐怖袭击，布什政府踏上了一条由自我强化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因为转变来得太晚，它没有阻止布什连任，但它终究发生了。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使得昔日的盟友与我们反目。既然美国公众都反对伊拉克战争，布什政府也不得不节节败退。

自”9.11”事件以来，我们一直将一种误解作为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如何把误解阐释清楚是我目前首要关注的问题。不仅美国的权力和影晌力遭受了严重挫折，就连世界秩序也陷入了一片混乱。在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当中，假如居于主导地位的大国不把人类的共同利益作为自己的核心关切，那么冲突和动荡便会随之产生。人类获得了对自然力量的控制力，但这种控制力是一把双刃剑，既能起建设性作用，也能造成毁灭影响。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武装冲突或者忽略包括应对全球变暖在内的共同利益，能够轻易将我们的文明毁于一旦。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纠正误解才会显得如此重要。

仅仅是重新恢复”9.11”事件之前的秩序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深刻反思美国在当今世界中扮横的角色。美国在”9.11”事件发生后不久便陷入了远离均衡的领域，但是当市场原教旨主义成为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以及美国的领导作用塑造全球化的形态时，转折的种子就已经播下了，而这一切正发生在里根总统的执政时期。世界秩序需要大规模的变革。除了恢复过去的特权地位，于美国关系重大的事情还很多。我不想危言耸听，但我打心底认为人类文明目前炭炭可危。倘若没有美国的领导或者美国的参与，变革就是海市屋楼。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应该反思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仅仅摆脱伊拉克战争的牵绊是不够的，我们还应当立即停止反恐战争。我们不仅要恢复”9.11”事件之前的外交政策，还必须认识以及履行我们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独特责任。一个开放的社会有能力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并以更加有效的方式应对恐怖主义。

我并非在主张全新的世界秩序，我只是提倡大家转变态度E 我们不能一味地追求国家利益，我们还应关心人类的共同利益。可是这种想法或许太过理想化了。我想再次强调，感觉良好型社会不愿面对残酷的现实。美国的政客不愿质疑反恐战争，那么他们还会告诉选民我们对世界负有独特的责任吗？和他们支持者的利益相比，谁更重要？但是我担心，在美国人民重新投身于开放社会的原则之前，美国还将遭遇更多的挫折。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美国便不再是之前那个主导世界的超级大国了。

我将以当前的世界秩序为出发点，好好思考应当如何改善这种秩序。我不打算就世界秩序进行完整的回顾，而是把重点放在几个最亟待解决的问题上：我们应如何促进民主的发展，怎样对付萨达姆·侯赛因之辈？如何应对核扩散和气候变化的挑战？如何解决”资源的诅咒”？如何在保持全球经济平稳发展的同时减少不公正现象？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那样，我选择的问题也反映了我的偏见。我将按照这个顺序逐一论述。

促进民主

布什的方法

布什总统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声称，他把在世界范围内推动民主的发展作为纲领的中心环节。读者们都知道，我的基金会网络一直致力于促进开放社会。因此我应该对布什的新兴趣表示欢迎。和其他人一样，布什的努力最后可能会产生反效果，因为这些努力都以虚假的借口以及对现实的误解为基础。正如伊拉克战争增大了我们同萨达姆之流打交道的难度，布什总统的言论会对促进民主发展的切实努力造成阻碍。比如说，要求伊朗进行体制改革，对当地开放社会的拥护者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依靠武力来推行民主是行不通的。”二战”后德国和日本成为了民主国家，但是推行民主并非这场战争的目的。德国和日本是战争中的侵略者，但是它们在输掉战争以后已经作好了变革的准备。战胜国的慷慨大度进一步坚定了它们采取新的政治体制的决心，但伊拉克的情况却不尽然。

基金会的方法

由外向内引人民主制度是件棘手的事情，因为当前的世界秩序是建立在国家主权的基础上的，而且各国有权抵制外部的干涉。我的基金会随时准备参与各国的内部事务，因为民主毕竟属于内部事务一一但是基金会工作人员之所以这么做是出于对该国公民的考虑。基金会网络由地区基金会组成，当中大部分董事会成员和工作人员都是本地公民，他们为基金会的各项行为负责。

每家基金会都遵循自己的路线一一尽管部分基金会成绩斐然，但它们仍有一些共同之处。我们采取的是双轨战略：支持公民社会以及帮助政府提高民主程度和有效性。人们经常将公民社会和开放社会说为一谈，但开放社会和公民社会都需要运作正常的政府有效配合。如果我们积极从事能力建设，基金会便能与政府开展合作一一也不会涉及侵犯主权的问题。在政府开明的国家，基金会能够获得更大的成功；而在政府态度敌对的国家，基金会就更有必要存在了，同时工作人员的使命感也会更加强烈。

我们有时也将双轨战略分开执行：地区基金会重点关注公民社会，而我作为外国基金会的代表则负责与政府打交道。但有些时候，第二条战略根本行不通。还有一些基金会则全权负责两条战略的执行，因此它们和某一届政府的关系会比较密切，但这导致了一个问题：下一届政府可能会推翻前任政府的成果。基金会在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就遇到了这种情况。作为政党联盟的盟友，基金会不仅引起了反对党的敌视，还导致自己被束之高阁。

早先，我意识到提高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能力是基金会最卓著的贡献之一。公民社会擅长批判和监管，但前提是必须有监管和负责的对象。我们为政府工作人员提供培训，还为在国外留学的公民提供奖学金，从而使他们回国后进入政府任职。我们还为政府提供了外国专家，这项策略填补了一个空白。在我们工作的国家，随处都能见到外国专家的身影——有其他国家指派的，也有其他国际机构派遣的。但是这些国家普遍缺乏能够与外国专家开展互动的本国专家。由我们提供的外籍专家，将为政府工作而不是为其赞助者服务。专家们可以自由平等地与国际机构代表互相往来，井协同推动事物向前发展。包括乌克兰在内的一些国家从这种形式中受益匪浅。但是使用外籍专家还存在一个问题一一他们总有一天会离开z 为了将他们的专业技术永久地保存下来，我们设立了政策研究院。工作人员由本地人组成，他们都曾担任过外籍专家的助手。我们希望，当外籍专家离开之后，他们能够成功保留一部分知识。

在混乱动荡的早期岁月里，我们一直单枪匹马地行动，我也经常亲身参与基金会的工作。但在正常时期，这种做法是恰当的。因此我们不仅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等组织结成了伙伴关系，而且还实现了基金会援助的制度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也在其他国家独立开展类

似的工作。其中最成功的非尼日利亚项目莫属。尼日利亚总统奥卢塞贡奥巴桑乔希望世界银行官员一一恩戈齐·奥孔约·伊维拉能重回到尼日利亚，并在过渡阶段担任该国财政部长。她在世界银行的薪水则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来支付（她需要为自己的孩子支付美国私立学校的学费）。改革威胁到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因此他们趁机猛烈抨击这种安排，但是恩戈齐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黄金般的身价。

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一道，我们在一些国家设立了能力建设基金，其中包括格鲁吉亚。当时2003年的玫瑰革命才刚刚结束，谢瓦尔德纳泽总统的政权在革命中倒台。基金不仅为政府部门的部长提供每月1200美元的资金，还为警察提供了补贴。这样一来，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总统终于能够吸引仁人志士到政府部门任职，而且警察也不再设置路障向过路司机榨取过路费。这种措施向公众发出了一个积极信号：事情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虽然整个方案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负责，但我还是遭到了俄罗斯策划的宣传运动的恶意攻击。他们指责我花钱收买格鲁吉亚政府。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我一致认为，能力建设基金非常有效，但我们应该将资金制度化并为其配备成熟的规则和步骤，从而避免过去那种备受指责的局面。利比里亚是这类基金的第一候选目标。

2000年华沙宣言

像我这样的私人倡议是一回事，而政府干预别国内政又完全是另一回事。当前的世界秩序是以主权和不干涉原则为基础的一一虽然这些原则通常是用来打破而非用来遵守的。为了把问题弄清楚，我们必须建立这样一条原则：促进民主在其他国家的发展是符合所有民主国家的共同利益的。事实上，2000年的《华沙宣言》中就包括了这一原则。总共有107个国家签署了这份宣言，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实际民主国家的数量；但和其他类似宣言一样，《华主l、宣言》也只是个空架子。

以下几点理由足以证明这条原则的正当性。第一，当今世界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强，一国国内发生的事情也会对其他国家的主要利益构成侵害。阿富汗境内的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第三，自由和民主是人类共同的追求。第三，正如在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描述的那样，民主是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因素。第四，虽然民主是国家的内部事务，但它经常要借助外力的帮助。有些政府的能力有所欠缺，还有一些政府只致力于保持自己的实力。面对压迫，人们通常无力自保，因此外界干预成为了唯一的救命稻草。那么，外界干预的约束原则又是什么呢？保护责任我们必须将建设性干预与惩罚性干预区分开来。以我的基金会为代表的建设性干预和国家主权的原则并不冲突，因为有关国家是在自愿的前提下接受干预。当一国政府拒绝外界帮助时因为这种援助不是政府所能控制的，问题也因此出现了。

因此一种名为”保护责任”的原则应运而生，其目的在于为惩罚性干预正名。这种原则声称，主权是属于人民的，而人民将主权委托于政府。如果政府辜负了这种信任，侵犯了人民的人权，那么国际社会有责任为他们提供保护。该原则虽然没有得到广泛的承认，但已经在联合国博得了一些国家的认可。这也导致了两个问题：第一，国际社会的组成部分是什么？第二，保护责任的原则只适用于最严重的人权侵犯案例。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程度并不严重，但更有希望得到解决的案例呢？

由于原则最早是在联合国提出的，因此联合国才是国际社会的最佳代表机构。但不幸的是联合国很难就该原则达成一致；我们可想而知，除联合国之外的联盟一定会以国际社会的名义采取行动。由北约带头发起的科索沃战争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一行动之所以能够成功，原因在于获得了俄罗斯的默许。俄罗斯原本有义务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否决该项决议，而且俄罗斯在劝服米洛舍维奇不战而降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我支持并且鼓励北约对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干预，但我强烈反对侵略伊拉克。这是因为美国咨意妄为的单边行动破坏了国际社会在未来采取干预的合越性。既然干预科索沃是擦边球，那么入侵伊拉克肯定违反了国际发并且会让新兴的”保护责任”原则信誉扫地。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侵略伊拉克使我们在与萨达姆之流打交道时更加棘手。萨达姆确实暴虐无道，大多数人都认为铲除萨达姆百利而无一害。但世上还有许多专横的独裁者：朝鲜的金正日、缅甸的丹瑞、津巴布韦的罗伯特·穆加贝、士库曼斯坦领导人萨帕尔穆拉特·尼亚佐夫以及乌兹别克斯坦的伊斯兰·卡里莫夫和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在此我仅举出几个践踏人权的主要元凶。怎样对付萨达姆之流是当前世界秩序的未解难题之一，而伊拉克战争使得问题的解决希望变得更加渺茫。

伊拉克战争之后，国际社会便陷入了混沌的状态。任由美国提出的何种建议，都会遭到其他国家条件反射般的怀疑和反对；当时美国驻联合国的代表正好是约翰·博尔顿和迪克·切尼的心腹，他们正谋划着如何将联合国变成美国的工具。所以联合国实际上陷入了停顿状态：千年发展目标没有获得太大进展，建立人权理事会的提案历经艰辛才获得通过，该提案几乎只遭到美国一国的反对；而一些迫切需要的行政改革的方案却屡遭各方反对，只因为这些提议是美国提出的。在正当行使保护责任之前，美国必须彻底改变其行为。

建设性参与

尽管美国试图重建在国际社会的领导地位，但是第二个问题仍旧没有得到解决。由于保护责任只适用于极端案例，我们应该如何对程度较轻的案例施压？于是我想到了一条简单的原则：我们应当更多地从建设性方面入手。建设性参与不会违反主权原则，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即使停止援助也不违反主权原则。建设性参与得越多，我们在实施惩罚时的选择也就更加广泛。再者，民主的发展需要借助外界的援助。从我参与促进开放社会的第一天起，我就一直提倡建设性参与，可是收效甚微。我在乌克兰等国建立基金会，目的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跟随我的脚步。可当我回头看去，身后却空无一人。当前的世界秩序甚至倾向于和我相对立的观点。我认为其原因在于市场原教旨主义。提供援助与市场原教旨主义格格不入，而践行市场规律恰恰与之完全吻合。

如果美国改变主意的话，它将更多地承担起而不是被动地接受领导世界的独特责任，但这需要我们就市场的作用以及政府的国内职能进行反思。如果美国没有在国内开展建设性互动，又怎能领导其他国家开展建设性交往呢？

原教旨主义的谬误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政府在经济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希望政府和经济完全分离，比起国内机构，他们更加憎恶国际机构。令人烦恼的是，他们有关政府不适于操纵经济运行的观点是正确的，比起国内情形，这种观点甚至更适用于国际大环境。众所周知，外国援助的效率十分低下，政府参与经济也存在诸多缺点，正是这些缺点导致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诞生。我莫非是在提倡各国政府恢复对经济的干预吗？

我认为我不应该提出这个非此即彼的问题。即使政府不适合干预经济，政府也必须对国内和国际经济开展一定程度的干预。依靠市场机制生效的激励措施和惩罚措施能够将政府调控引起的偏差和低下效率保持在最低水平。努力让市场发挥其最擅长的作用一一分配资源；但集体需求通常被市场当做外部影响忽略，因此我们必须保证这种需求在分配过程中得到充分的认可。

政府调控和市场调节各有优缺点，一方的缺陷不会使另外一方变得完美。原教旨主义存在一种错误：原教旨主义者都渴望获得确定性以及完美的解决办战。如果一种制度行不通，他们便把希望寄托在与之对立的制度上。我不仅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也不赞成政府拥有或者控制生产资源。然而，我相信市场的重心过于偏向市场原教旨主义。如前所述，全球化是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策划的。

外国援助的缺点

通过与我的基金会作对比，我们很容易看出政府的建设性参与存在的缺陷。两个特征十分突出。政府倾向于优先考虑它们的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而不是它们应该援助的人民的利益。这一点从外国援助的管理方式中就可以看出来：捐赠者的利益总是优先于受赠者的利益。根据章程的要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必须获得政府的担保。因此，这种形式的援助通常巩固了政府在经济中的地位，而援助金可能永远发放不到群众手中，这种情况在压迫、腐败和无能的政权中尤为如此。

但这并不意味我的基金会是完美无缺的。基金会反复试验、不断摸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时刻准备好接受错误并放弃失败的项目，我们也因此拥有了比较优势。由于害怕承认失败，官僚政府经常逃避风险。但是我们的基金会能够承受风险，因此能够获得更加丰富的回报。我们还有一个优势：基金会的工作人员真心诚意地关心受赠者的福祉。官方组织也可以复制这一特征。假如一个组织全身心地投入一项具体任务，其员工一般也会把任务当做自己的使命来对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与疤疾基金会便是如此。关键在于准确定义任务以及向机构提供必需的自主权和资源。

我对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与疤疾基金会尤为关注。这个组织不仅拥有定义明确、意义深远的使命，并且采取了许多和我的基金会相同的手段。基金会的员工数量不多，他们欢迎人们通过政府以及非政府渠道提出建议。基金会根据员工的才干而非配额来颁发奖励。一旦违反了相关条件，基金会能够果断中止项目，目前基金会已经在重新审查其项目，并着力提高其运营状况。然而不幸的是，基金会缺乏足够的经费。开始时，布什政府一改其回避国际组织的习惯，为全球基金会提供了资金支持。但是这种转变应该归功于摇滚歌手——博诺的努力。他动员宗教团体为抗击艾滋病的活动提供支持。但后来政府成立了名为”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援助计划”（PEPFAR）的专属项目。虽然抗击艾滋病的总投入有所增加，但美国不再向全球基金会贡献自己应有的份额。

如何提高建设性参与的有效性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我不愿在细枝末节上纠缠不洁，更何况我曾经在别处讨论了这个问题。我在这里要表达的是，我们应当更多、更早地参与建设性干预。当前的世界秩序更倾向于采取不干涉政策或者直接加以惩罚。

促进开放社会的原因

当人们反思惩罚性干涉时，通常为时已晚。如果政权在压迫的道路上渐行渐远，那么国际社会几乎产生不了多大的影响力。以津巴布韦总统穆加比或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米洛夫为例，国际社会无力阻止他们不断犯下的暴行。人们可以通过革命来推翻相对较弱的压迫政权。这是我们从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颜色革命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如果要实行专制独裁，你最好做到铁石心肠。为了防止经验在世界各地的蔓延，我们必须尽早采取建设性干预政策，并且进一步扩大其影响。建设性干预开展得越早越好。因为在开始阶段，人们无告预测无可救药的政权将会导致什么情况，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尽可能地促进民主的发展。

布什政府的政策充满了矛盾。2000年大选时，布什总统在电视辩论中据理反对”国家建设飞他在下令侵略阿富汗的时候也完全没有考虑到国家建设的问题。我们原本有机会在阿富汗树立推动民主发展的成功典范，可是我们没有抓住时机。然而，我们仍在其他国家大力倡导民主化。

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我尝试说明应当如何在阿富汗推动民主化进程（乔治·索罗斯，《集结阿富汗》，《华盛顿邮报》，2001年12月3日）。我们本应该直接深入社区为人民提供物资援助，可到头来我们却以阿富汗中央政府的名义为教师、法官以及其他官员支付薪水。联合国在阿富汗地区设立了代表处，并且向当地派遣了数百名熟悉周遭情况的工作人员。如果联合国当初派遣直属军队前往阿富汗守护援助资金的话，他们一定会受到当地人民的欢迎，同时中央政府的权威也能得到稳固提升。可是这与布什政府的想法格格不入。事实上，我们和军阀结成了同盟，还帮助提高了它们的权威；这样一来，我们反倒巩固了一种以非拉种植毒品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制度（我采取了实际的措施为我的观点提供支撑。我的基金会为阿富汗籍世界银行官员阿什拉夫·甘尼以及美国阿富汗问题专家，巴尼特.R.鲁宾领导的工作小组提供种子资金，以帮助他们规划政治转型的蓝图。他们在波恩会议以及大国民议会的筹备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这些会议也为建立民主国家打下了坚实的法律基础。阿什拉夫·甘尼后来成为了阿富汗财政部部长，在他的监管下我们还在该国设立了能力建设基金，以吸引其他侨民归国为阿富汗政府效力。但是在大选结束后，阿什拉夫·甘尼失去了职位，而能力建设基金最终走到了尽头，并且无法获得再融资。我们通过包括文化和公民社会基金会在内的组织继续支持公民社会的工作。当然，这些绵薄之力不足以对事件的演变过程造成多大影响）。

布什总统没有彻底弄清民主的含义。当他声称民主即将到来的时候，他指的是美军将会到来。但是一个民主的政府需要选民的支持，这种支持和美国的支持不尽相同。矛盾从埃及大选之后开始浮出水面，并且在巴勒斯坦大选后变得越发凸显。随着哈马斯获得大选的胜利，布什政府可能会修改，甚至放弃推动大中东地区民主化的进程。如果事实真的如此，那就太可惜了，因为对于那些进退两难的国家来说，如果民主不能进步，它们便无法获得解放。

人们普遍认为，哈马斯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推动民主的政策。但我不这么认为。自由选举能够帮助澄清问题，即使这种选举方式也可能将错误的人选推上权力的巅峰。

我没有密切参与有关以色列的事务，但我曾应伊扎克·拉宾总理的邀请造访以色列。当时正值和平会谈的鼎盛时期。晚宴时，拉宾与阿拉法特进行了电话交谈，气氛相当愉悦。我问拉宾总理，能否让哈马斯也加入和解。我还将我在波兰的经历告诉了他：当我在波兰建立基金会时，我曾私下与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共进晚餐。那时候他还没有和波兰团结工会达成和解。他告诉我，他愿意和除波兰团结工会领导人之外的任何人举行会谈，因为他们是叛国者，他们提倡的贸易制裁将令无数儿童面临饥饿的威胁。但我对他说他错了：团结工会的领导其实是爱国者，他们为了波兰的福祉愿意放弃选票，放弃重工业（在市场经济中损失最为严重的就是重工业）。我们只能与代表人民的组织达成和解。我能看出，我的一番话令他印象深刻。以这次的经历为背景，我不得不相信与哈马斯达成协议比与不得民心的巴勒斯坦当局和解更能推动持久的和平。事实证明，以色列与阿拉拉特之间的协议持续的时间并不长。

后来，我意识到我的想象可能太过美好了，要与哈马斯达成和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哈马斯和团结工会不同：它是一支伊斯兰武装组织，以色列政府也无意冒险。但我忍不住设想，如果哈马斯在大选中获胜，那么它就有责任提高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条件：通过巧妙的外交手段，我们说不定能够分裂土生土长的哈马斯领导人和流亡在叙利亚境内并且受伊朗庇护的领导人之间的关系。

或者，让我们考虑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 巴基斯坦。穆沙拉夫总统不是一个稳定可靠的盟友：基地组织的头目正窝藏在巴基斯坦境内，同时塔利班的复苏也得到了巴基斯坦境内异端分子的支持。穆抄拉夫总统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在他和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者之间作出抉择；然而巴基斯坦现在己经掌握了核武器，我们该如何选择就再明显不过了。但穆沙拉夫和宗教势力是同盟，因此他很难向宗教党派施加压力。国家没有下工夫改革穆斯林学校，同时全国的教育支出仅占预算的2%。即使如此，宗教势力在自由选举中只能获得极少数选票。当军队允许举行选举的时候，巴基斯坦由两大温和的党派轮流执政：尽管军事独裁势力企图摧毁它们，但两党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穆沙拉夫以腐败的名义将这两个党派解散，但事实上军队又有多清廉呢。其实穆沙拉夫并不如其支持者向我们灌输的那样深得民心；所以他不仅没有履行当初支持举行选举的诺言，而且不得不依赖宗教政党的支持。这个问题看似复杂，但可以依靠自由选举来解决。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说服军队举行自由选举。

埃及和巴基斯坦有一些共同之处，但它们最大的区别在于穆斯林兄弟会可能会在自由选举中获得多数选票。接下来是神秘莫测的沙特阿拉伯：假如它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谁知道这个国家里藏着什么惊天大秘密。受西方国家的长期干涉，中东地区的局面混乱不堪。但西方干涉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控制自然资源，尤其是石油，而非在当地建立民主。这也是中东地区民主国家数量较少的一个原因。

情况不会顷刻间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建立开放社会是一个漫长而又艰辛的过程，但它并不一定以实现自由选举为开端。在人民教育程度不高，同时国家珍稀资源又面临危机的情况下，举行自由选举可能会导致动荡局面的出现。在资源富饶的国家，如果只举行自由选举而不实行法治，其发展速度甚至会低于独裁国家（保罗·科利尔与安克·赫夫勒，《民主的石油国家》）。布什政府在错误的情况下，采取了错误的措施。随着不良后果的逐步显现，布什政府可能会悄然放弃推行民主的政策。这样就太遗憾了建设开放社会是唯一的出路。

即使推进开放社会的目标没有遭到布什政府的扼杀，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也会造成持久的损害。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不仅使美国丧失了道德方面的优势，还表明了美国在发挥楷模作用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在外界看来，美国提倡民主和人权只是企图掩盖其帝国主义和双重标准的本质。这样一来，美国往后要宣扬自由和民主的主张就会变得更加困难。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仍在继续，但人们必须抛开布什总统的言论为争取自由而不懈奋斗。

核扩散

我还要讲一讲世界秩序存在的另外两个老问题：核扩散以及全球变暖。冷战期间，两大阵营的精英都在积极寻求阻止核武器投入使用的方法。可是到了最后一刻军事专家们才明白，核武器库是如此庞大，一旦爆发核战争，后果将不堪设想，因为战争必将导致双方共同毁灭。随后签订的国际协议规定限制开展核试验，并试图建立覆盖全球范围的不扩散体系。尽管如此，我们依旧产生了一些冲突。

冷战结束之后，问题变得越加复杂而且暂时没有解决的希望。虽然我们制定了一系列条约和制度，以防止核武器国家数量的攀升，但部分国家在强大动力的驱使之下，仍不择手段地寻求核武器。将世界划分为有核国和无核国的等级制度已初具雏形。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规定，只有在1967年1月1日前完成核试验的5个国家能够被称为核大国。该条约禁止其余各国开发核武器，但条约保证”和平使用核技术”是各国不可剥夺的权力。实际上，印度、巴基斯坦和以色列三国都没有在协议上签字，但世界各国最终还是承认了它们有核国家的身份。印度和巴基斯坦曾一度遭到排斥，但各国最终选择接受事实。类似事件可能会在退出条约的朝鲜身上上演，伊朗也在跃跃欲试。

布什主义强调，美国有权先发制人地采取军事行动。这无疑意味着，只要成为核大国就能够享受更多的利益。美国向”邪恶轴心”中唯一的无核国家发动了侵略，布什此举更是向世界表明，只要拥有核武器就能摆脱布什主义的干涉。尽管国际监测机构效率高超、组织精密，但核知识的广泛传播大大增加了机构工作的难度。由卡迪尔·汗(A.Q.Khan）之流建立的核网络极大地推动了核技术的传播。这样一来，各个国家能够更加便捷地获取核技术，并且轻易躲避国际机构的监察。在这种情况下，激励因素渐渐超过了约束因素。假如核武器国家的数量越来越多，那么无核国家所感受到的压力也将与日俱增，于是它们也可能会踏上核武之路。虽然核武器的诱惑力还不足以让各国打破不扩散条约，但它们完全有理由为诉诸核武器作好准备。时下，大批国家正在朝这个方向迈进。除了朝鲜、伊朗、阿根廷、巴西和日本等国家有能力利用为和平目的服务的核技术来制造核武器之外，全球还有40个国家具备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前提是它们愿意投入必要的资源。具备核能力的国家一直对持有核武器这个问题讳莫如深，但是这种禁忌正在不断淡化。

核武器的扩散虽然对人类生存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但核武器国家却未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的义务。这一事实让人们不再相信所谓”不扩散”的言论。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六条的规定，核武器国家必须实现全面裁军的目标，但它们采取的措施十分有限。再者，美国并未放弃继续发展新型核武器的努力，并且把核武器和传统武器一道加入了国家防御政策。布什政府提出的综合性防御新概念一一”新三位一体”大大降低了使用核武器的门槛。同时还进一步强调，美国有权在任意情况下使用核武器。

如今的情况比冷战时更加危急，但我们对核武器问题的考虑甚至比不上冷战时期。我们没有把顶尖人才聚集一堂。但凡公开的讨论，其重心都是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落入恐怖分子手中云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词本身就具有误导性，因为它将不同类型的武器混为一谈。我认为，世界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不断扩散的核武器最终落入各国政府手中，但是这种威胁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

美国一边更新战略武器库，一边打算继续使用核武器。照这种事态，核扩散的问题无战解决。只有出台新的不扩散协议才有望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 新条约应当把所有的核项目纳入到国际监督体制之中。条约将不会剥夺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核武器，而是将核武器纳入国际监管体系，以确保一国企图率先使用核武器时，监管机构能够立即有所警觉。但现存的高度浓缩铀数量十分庞大，各国无须自产便能获得裂变材料。条约的另一项内容应当包括对制造核武器的必需品——裂变材料的生产和处理实施国际管制。该制度虽然和美国”主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主流观点相抵触，但它能确保世界（包括美国在内）成为人类更加安全的栖身之所。

美国认定伊朗一心希望获得核武器，而伊朗的行为恰恰证明了这一点。虽然不确定冲突将于何时发生，但是世界确实正向这样的趋势迈进。我在上一章中提到，我们可以同伊朗达成和解，但决不允许它成为有核国家。伊朗是伊拉克战争的主要受益者，但如果伊朗做得太过火的话，所有的利益都将烟消云散。如果伊拉克局势逐渐恶化，并最终演变成什叶派和逊尼派间的对峙，伊朗也有可能受到牵连。美国的撤军承诺可能对伊朗构成了威胁（因为美国能够腾出兵力轰炸伊朗的核设施），也可能促使伊朗与美国达成政治和解（这样伊朗就能巩固其既得利益，而不会在战争中拿它们冒险）。与萨达姆政权的8年抗战让伊朗损失惨重。在伊朗国内，至少有部分权贵可能会反对再次开战。假如国际社会能达成新的不扩散协议：把现存所有的核武器纳入国际监管体制，同时禁止所有国家继续发展核能力，那么即使放弃核项目也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失。如果条约能得到大部分国家的拥护，伊朗也没有理由不放弃核项目；如果伊朗依旧不服，届时美国可以率先动武而且不会造成像今天这样的负面影响。

全球变暖

全球变暖的问题也只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解决。我从最近才开始关注这个问题。我过去一直认为我要处理的事情已经够多了，环境的问题还是留给别人去关心吧。但随着全球变暖问题的日益凸显，我不能再忽略这个问题。戈尔副总统富有感染力的演讲深深打动了我。我向科学家们求证了有关全球变暖的问题，他们证实科学界对全球变暖的危害抱有一致的看法；他们存在的唯一分歧是全球变暖的速度。全球变暖会产生诸多滞后影响，即使我们今天停止排放，海洋的变暖过程仍将持续一段时间。现在的平均温度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高，因此气候进一步变暖将对人类文明构成现实的威胁。但目前形势还不至于无可救药，因为人类的适应能力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坚强，可是全球变暖的危险很现实，也很迫切。

不幸的是，布什政府矢口否认全球变暖的问题。虽然公众对全球变暖的认识大大早于布什政府，但特殊利益集团混淆视听，不禁让人们感到困惑重重。埃克森-美孚公司是游说团体的主要赞助商，而这些团体的目的就在于迷惑大众。通过各领域专家评阅的科学出版物一致认为，人为导致的气候变暖问题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大众媒体对气候变暖的报道存在着分歧。因此游说团体达到了目的。尽管如此，美国许多州都已自发采取行动，只有联邦政府迟迟未动。

1997年，国际社会就《京都议定书》达成了共识。克林顿总统在任期最后的日子里签署了《京都议定书》。布什总统一上任就宣布退出议定书，但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提出替代的解决方案。他承诺要大力发展氢气作为洁净的替代能源，但是这项技术还不够成熟；即使技术已经成熟，研发的过程也相当漫长，因此这只是布什政府不作为的借口而已。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京都议定书》的作用虽然有限，但不失为一个有益的出发点。虽然议定书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和印度的发展如此迅速，因此它们理当加入下一轮谈判。再者，因为《京都议定书》催生了排污权的交易，而且当中还存在一种固有的偏见：减排有奖，增排也没有处罚，所以说议定书的减排目标过于低下。比方说，你可以通过生产酒精赚取排放指标，接着用它们抵消焚烧热带雨林时增加的排放。所以我们虽然实现了《京都议定书》的减排目标，但全球变暖的趋势并没有明显放缓。

《京都议定书》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正式生效，但该协议未来能否取得进展还取决于美国是否会转变态度。动员美国舆论的计划正在酝酿之中，我希望动员计划能够带来切实的转变。

经济展望

在我撰写本书的时候，全球经济仍维持在稳定的状态。经济中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失衡问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美国的贸易逆差和亚洲的贸易顺差。但这种失衡状态有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因为双方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没有迹象表明即将爆发金融危机，同时全球市场在应对冲击方面，例如油价上涨，展现出惊人的韧性。金融管理机构坚信，只要采取适当的监管，金融市场能够进行自我调整。也许眼下唯一需要担忧的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尼西亚、南非和拉美国家的发展速度还远不能满足人们的渴望，于是人们开始对政治感到不满，但国际金融管理机构认为自己尚无资格解决这一问题。

我认为眼下平静的局面持续不了太长时间。我之前提到过，蓬勃发展的房地产市场一直是维持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但这种繁荣已经呈现出泡沫的态势。在某些国家，尤其是英国和澳大利亚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且然已经破灭，但没有导致市场严重混乱。消费者支出减少，但是只要稍微降低利息就能稳定房价和消费者的支出。这就是所谓”软着陆”。这极大地鼓励了有关当局，他们相信美国也同样能实现经济的”软着陆”。但我不这么认为，我有理由相信，美国房价的下跌势必造成比其他国家更加严重的影响。首先，美国的经济规模十分庞大，其房价下跌必然引起全球经济的震动；而英国和澳大利亚的经济规模较小，房价的下跌不会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其次，随着美国房价的上涨，新建房屋的数量也不断增加。但是在英国，新建房屋的数量比较稳定。因此美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供应量过剩的情况，而处理这样的问题需要耗费不少时间。最后，美国的贷款政策比任何国家都要宽松，但贷款政策如今正在逐步收紧。几个因素综合在一起应该能够确保房价在暴跌之后不会立即反弹。我在前文谈到，假如经济一直衰退下去，”软着陆”将逐渐演变成经济的”硬着陆”。美国经济衰退的趋势将通过疲软的美元扩散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所以我预测，世界经济将从2007年开始衰退。

当然我的预测可能并不准确，我之前也曾犯过错误。我当然不会在书中跟踪记录经济的发展趋势，这是不明智的，因为该书一旦出版，就很难再作更改。我想通过这个例子来说明，经济混乱迟早都将发生。但我的重点是，世界经济容易陷入周期性的混乱，我们只能通过国际合作将经济混乱控制在适当的范围之内。

即使不爆发经济危机，目前的经济状况也有些反常：全球储蓄被世界上最富有的大国美国悉数吸走，从而为其过度的消费融资。这个过程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可一旦它停下来，世界经济又将面临需求短缺的问题。亚洲国家正在为美国的过度消费提供资金。对这些国家来说，刺激内需是问题的真正解决之道。即使内需扩大了，它们也将经历短暂的需求不足的过程。国际金融监管机构有必要制订应急计划，但我迟迟未见他们采取行动。我曾提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施特别提款权(SRDs）一一富裕国家将特别提款权的配额以国际援助的形式转让给需要的国家。这项计划在施行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技术上的难题一一在转让特别提款权之前必须先对预算进行分配。如果全球经济真的在2007年陷入衰退，那么现在是时候将计划提上日程了。

结 论

关于世界秩序中存在的老问题，这里已经谈得够多了。一些问题，比如核扩散和全球变暖，可能会对人类文明构成威胁，而其他问题则不太可能引起重大的灾难。人类文明曾经经历了无数暴政和危机，但是依然存续至今。尽管如此，假如我们能够在这些问题上取得进展，那么世界一定会变得更加美好。为此，我们必须在目前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国际合作。而美国应当承担起领导合作的责任。无论为了自己，还是为了整个世界，美国都必须恢复自己在自由世界中的合法领导地位。国家主权是当前世界秩序的基础，因此世界的领袖也必须是主权国家。这个国家必须具备强大的领导能力以及卓识的远见，必须关心互相依存的世界的共同利益。美国政府并不总是深明大义，但美国是目前唯一能够担此重任的国家。

倘若美国希望再次成为自由世界的合法领袖，那么仅仅恢复“9.11”事件以前的政策是远远不够的。美国应当实行更加谦虚的外交政策、尊重他国意见并且照顾别国利益，但是感觉良好型社会无法完成这些任务。一直以来，操纵真相都是政治进程的特征。我担心，美国不仅不打算舍弃它操纵真相的权力，也不愿割舍狭隘的自身利益，服从更加高尚的共同利益。因此，美国不可能重新恢复其领导地位。当布什主义刚刚出台时，人们似乎没有料到美国会在短短5年时间里变得如此失势。这也引发了一个疑问：随着美国主导地位的不断衰落，如何才能维持世界秩序的稳定？在这个问题的引导下，我开始考虑以下几个替代方案：欧洲的角色、民主国家共同体以及国际公民社会。

第六章 探索替代方案

在可预计的未来，没有一个主权实体有能力取代美国，但是美国的影响力在布什总统执政的8年时间里急剧衰退。不幸的是，下一届政府会发现自己很难恢复美国过去享有的领导地位。

大体上说，美国自”二战”以来一直成功地扮演着世界领袖的角色。但是在布什政府执政时期，美国却未能发挥其应有的领导作用。那么世界需要的领导力量从何而来？唯一值得考虑的主权实体便是欧盟，但欧盟也正经历着身份危机。中国正在快速崛起，如果中国试图领导世界，那么它一定会遭到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百般阻挠。如果世界各国不能达成共识，那么建立在国家主权基础上的世界秩序便会逐渐陷入混乱的局面；这种情形已经上演了，因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已经激起了全世界的敌视。这种敌意会让我们的国际机构陷入瘫痪的状态，而这些机构原本就不够强大。

在可预计的未来，没有一个主权实体有能力取代美国，但是美国的影响力在布什总统执政的8年时间里急剧衰退。不幸的是，下一届政府会发现自己很难恢复美国过去享有的领导地位。等到下一届政府执政时，他们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依赖于国际合作，而它首选的合作对象应该是欧盟、民主国家共同体以及国际公民社会。我将按顺序对它们一一进行考虑。

欧盟

一直以来，我都将欧盟看做开放社会理念的化身。欧盟是零敲碎打的社会工程的产物。在波普看来，”零敲碎打”才是改善世界的最佳方式，因为它承认完美是不可企及的。欧盟所迈出的每一步都是为了在有限的时间里实现具体的目标。政治家们心知肚明，每一步都是不完善的，还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欧盟正是这样循序渐进、按部就班地建立起来的。

于是，欧盟逐渐发展成为国家联合体，同时各成员国同意授予欧盟一部分主权。各国的授予程度各有不同，而且不同机构的成员单位也经常重合，比如欧洲中央银行的成员通常也是申根区的成员。欧盟没有什么宏伟的计划，它只是将不同的民族聚集一堂罢了，但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在欧盟里占到绝大多数。正是因为这一系列特征，欧盟才成了开放社会的典型模式。但欧盟的建设仍在继续。由于欧盟尚未建设完毕，因此它还存在诸多的缺陷：成员数量过多，因此显得格外笨拙：制度也不甚透明、官僚作风十分严重；除此之外，欧盟并未对民主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人们普遍感觉和欧盟格格不入。这种不满情绪在法国和荷兰通过全民公投对欧洲｜宪诠予以否决一事上有所体现。

如今欧盟的建设缺少了一个步骤。推动建设过程不断前进的政治意愿已经开始逐渐涣散。诚然，自冷战结束以来情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共产主义威胁已经不复存在，而全球化成为了当今世界的主导力量。”二战”后建立的福利国家在面对全球化冲击的时候无拉维持其最初的国家形态。欧洲各国在对待全球化的态度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一些国家希望利用欧盟将欧洲｜打造成坚固的”堡垒”从而维护福利国家的利益；而其他国家则希望借用欧盟的力量迫使欧洲各经济体提高竞争力；另一些国家则把欧盟看做全球化的缩影，所以它们认为欧盟会对福利国家构成威胁。

资本的流动以及人口的迁移导致了一些问题。声名远播的波兰伐木工可能会抢走你的饭碗，土耳其未来也可能成为欧盟一员，而且穆斯林、非洲人和亚洲人社区的数量也将不断增多：这一切都激起了人们强烈的不满，并最终导致了宪法的否决。欧盟目前面临的危机不禁让人们开始质疑，开放社会的概念究竟能否行得通。当欧盟作为一种理想和渴望的时候，你感觉它是那么的诱人；而当愿望成为现实之后，吸引力也随之消失了。一般来说，这也是全体开放社会的一个特点。

危机并不是欧盟的终点。官僚主义惰性虽然是欧盟体制的缺陷所在，但它能够维持欧盟继续向前发展。在决策之前，有关方面必须先达成共识p即使各方未达成共识，过去的决议仍然具备效力。这种惰性暂时还能维持欧盟的正常运转。与其说欧盟遭遇了危机，倒不如说欧盟陷入了停滞状态。当今世界瞬息万变，决策迟疑的组织机构终将遭到掏汰。如果欧盟希望继续生存，就必须全面复兴。

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欧盟将来要复兴，就不能再按以前的模式发展。欧盟过去走的是精英领导的道路，因此民众总感觉自己被忽略了。如果没有其他理由，只是因为全民公投的频率越来越高，之前的精英模式也不能再继续持续下去。全民公投以一种质朴而又善变的形式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意愿，而且不会受到精英阶层的干涉。因此，欧盟要重整旗鼓就必须遵从大众的需求。现在缺乏的正是这种需求，但是开放社会这样的抽象理念并不具备创造大众需求的能力。在专制压迫的社会当中，开放社会的理念或许是人们追求的政治目标，但这在开放社会中则不然。我们必须以具体的内容来充实抽象的理念，但欧洲人谈到具体内容的时候观点极度分化。他们不仅在欧盟是否应当发展成为强大的军事力量上尚无定论，而且经常就全球化的观点争论不休。

假如欧盟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当前的国际秩序就不会这么混乱。欧盟的性质原本就不清晰，如今则更加模糊笼统了。由于国际社会缺乏凝聚力，因此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具备行使”保护责任”的合主主权威。所以一些国家的统治者再暴虐无道也不会受任何惩罚，专制政权和失败国家的受害民众依旧无人庇护。

我倒是有个想法，或许可以推动欧盟的继续发展，那就是构建以开放社会为原型的全球开放社会，而欧盟的使命则是弘扬和平、自由和民主。虽然这与布什议程并无太大差别，但其依据显然充分得多。在执行使命方面，欧盟比大多数人意识到的要成功得多。入盟资格是欧盟将候选国家发展成为开放社会的有力工具。所以从原则上说，欧盟要完成使命就必须继续吸纳新的成员国。

这个理念是否足够坚定？它能否成为推动欧盟向前发展的统一力量？对我来说，这个理念已经足够坚定了。虽然我不是欧洲公民，但我热爱着欧洲。我在欧盟内外建立起了基金会的网络。这些基金会都将加入欧盟视为首要目标。然而这个目标能否成为人民运动的基础呢？

答案绝对是否定的。我之前说过，开放社会的理念太过抽象，不会受到公众的支持。人民最关心的是财富和安全而不是外交政策。作为开放社会原型的欧盟可以大胆设想：少数派的参与或许可以抵消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情绪的影响。鼓励”支持开放社会的少数派”积极加入欧盟的好处是，他们不必就造成欧盟内部分裂的其他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而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以及自由民主党可能会团结一致，支持欧盟的外交使命。

欧盟正面临着土耳其加入欧盟谈判的巨大考验。历史上，土耳其作为伊斯兰国家曾威胁占领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开放社会的抽象理念果真能够超越欧洲人对土耳其的偏见吗？

目前的情况不太乐观，双方极端分子的行径使矛盾进一步激化。土耳其著名小说家，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被告上也庭。这次事件并非土耳其政府策划，真正的幕后黑手是土耳其国内的极端势力，他们的目的是让政府骑虎难下。最近，丹麦一家报纸刊登了内容有关伊斯兰教先知的讽刺漫画。报社此举有可能只是恶作剧，但丹麦国内的穆斯林则认为报纸是在蓄意挑衅。阿拉伯国家大使请求会见丹麦首相拉斯穆森，并试图警告他问题一触即发。但首相为了迎合选民意愿竟然拒绝了几位大使的请求。叙利亚和伊朗打着如意算盘，煽动各国对事件作出激烈回应。结果，一系列暴力事件席卷了伊斯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不幸的是，当双方极端分子斗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舆论也出现了分歧。类似事件曾经在巴尔干半岛和反恐战争中发生过。如今欧洲又爆发了伊斯兰教与反穆斯林情绪的激烈碰撞。

从理论上说，继续推动欧盟与土耳其的谈判并不困难。土耳其并非想一夜之间加人欧盟，因为谈判进程将持续10年甚至更久。几股强大的政治力量从中作梗，给土耳其政府穿小鞋，目的就是要终止谈判过程。而塞浦路斯只是借口而己，几十年来，塞浦路斯岛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希腊加入了欧盟，并试图利用其成员国的身份阻止塞浦路斯的统一计划。该计划由联合国设计并得到了土耳其一方的首肯。塞浦路斯长期受到包括陆国总统萨科齐以及奥地利外长普拉斯尼克在内的欧洲政客的帮助和教唆，而他们的目的就在于破坏谈判的顺利进行。欧盟如今要求土耳其政府作出单方面让步，而土耳其国内势力反对加入欧盟的呼声也让土耳其政府备感阻力。欧盟希望土耳其向塞浦路斯开放港口，士耳其则希望欧盟与北塞浦路斯进行直接贸易，但是塞浦路斯作为欧盟的成员国有能力阻挠这一进程。除非欧盟其他成员对塞浦路斯施压，否则士耳其的人盟谈判很有可能会崩盘，而谈判破裂的话势必造成深远的影响。如果人盟无望，那么刚刚打响的伊拉克内战也会使土耳其感到局促难安。库德民族主义分裂团体也正在土耳其东部挑拨争端。

一旦与土耳其的入盟谈判中断，那么当人们还未来得及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时，欧洲的未来已经成为了定局。更糟糕、的是，即使人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也不会对”欧洲是一个开放社会”的观念表示认可。由于这个观念缺乏丰富的内涵，因此它自然无法激发人们的热忱拥护。人们不能毅然面对未知、迷惘、充满困扰的未来，于是他们只能回望过去，从民族以及本土认同感中寻求慰藉。欧洲的历史充满了战争硝烟E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正在变得更具破坏性。这样的前景毫无吸引力。即使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们也应该勇敢面对、奋勇向前。我们当前的任务是要澄清事实，理清误解。只承认自身容易犯错的特性还远远不够，我们必须想方设搓，确保我们的文明能够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笼统来说，世界各国需要携手合作，而且合作力度应当比现任美国政府倡导的更加广泛和深刻。这是一个更加强大、更加团结的欧盟应当履行的使命。

欧洲国家看待合作的态度和美国有所不同。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天堂与实力：新世界秩序下的美国与欧洲》中说道，欧洲人来自金星而美国人来自火星。在卡根看来，美欧在物质条件上的差异导致了双方在观念上层建筑上也有所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卡根的论点属于新马克思主义的范畴。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而欧洲｜仍在犹豫是否将自己打造成一支超级军事力量。欧洲人不倾向于使用武力，而布什政府时代的美国则沉迷于武力不能自拔。欧洲人比较重视人类的共同需求并且愿意为此作出牺牲。在欧洲，对外援助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比美国大得多，欧盟还加入了《京都议定书》对抗气候变化。

布什政府的态度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世界需要新的力量取代美国，而欧盟会证明自己能够胜任世界领导者的角色。为了吸引人们的注意，欧盟就必须详细阐述自己的使命。一些争论比较严重的问题也必须尽快加以解决。欧盟究竟是一支力量还是多支力量的集合？欧盟该如何应对全球化？欧盟是否应继续接纳新成员？欧盟是否应向移民敞开大门？

这些问题不是我这个”门外汉”能解决的，但作为开放社会的信仰者，我能清楚看到欧洲未来的发展方向：欧盟必须成为全球性开放社会的原型。因此我们必须承认所有人都是国际社会的成员，我们为了彼此的共同利益凝聚在了一起；而且还必须意识到，今天这种模式的全球化实际上是全球性开放社会发展失衡、曲解变形的产物。政府和国际机构的作用是制定规则，而经济行为体则必须按照规则公平竞争。这些规则必须符合人们的共同利益，竞争者虽然可以追求自身利益，但是不能破坏规则谋取私利。当然，这个目标和马克思所谓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理想一样，都不具备实现的可能性。我们和理想世界的距离能够缩短到什么程度要取决于我们的价值观和态度。

美国培育了竞争，并将竞争发展到了濒临崩溃的极致，欧洲则崇尚合作的传统。团体的影响力有时过于强烈，反而成了人们想要奋力摆脱的束缚，这也是许多人选择移民美国的一个原因。尽管如此，欧洲有一个传统仍是值得发扬光大的。欧洲大陆的人们仍然相信社会公正，英格兰人至今信任公平竞争。这种传统为我们构建全球开放社会打下了良好的根基。

如何将这些高尚的情操转化为实际政策？欧盟不仅要保持竞争力，也要建立更加公平的竞争规则。为此，欧盟在这个主权国家林立的世界里，不能只停留在国家联合体的角色上，而应该作为一个整体不断发展壮大。欧洲人口正在逐渐老龄化，经济要发展就必须吸收移民。作为全球性开放社会的原型，欧盟应当向新成员和移民敞开大门，但这种开放并非毫无限制。重要的是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地进行开放。但在欧盟进一步扩大之前必须先解决好治理的问题。为了维护相邻地区的和平，欧盟必须坚持进一步扩大、继续接受新的成员，这对于土耳其的情况尤其适用。欧盟必须坚持谈判，像我之前说的那样，谈判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在漫长的谈判过程中，土耳其有足够的时间解决治理方面的问题。关于开放社会的普遍原则，我能说的都说了，剩下的就看欧洲人民的行动了。现在开始辩论吧！我将在下一章中详细谈到，欧洲国家需要加强合作以保证能源安全，而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资源的依赖是个不错的切入点。

辩论结束之后，欧盟也许对美国二一至少是布什政府时期的美国抱有些许敌意。如果欧盟能成功建成全球开放社会的原型，其很有可能会影响美国乃至其他民主国家未来的走向。这样有助于国际社会的重建，这正是当今世界需要迫切完成的任务。

欧洲人民能否为欧盟的使命感到激励和鼓舞？答案还有待揭晓。和美国一样，欧洲国家也成为了感觉良好型社会。而且从消费主义和内在价值缺失这两个方面来看，欧洲和美国也没有太大差别。但是，将欧盟打造成全球性开放社会的原型将让人感觉很棒，因此该项计划值得一试。

民主国家共同体

通过民主国家共同体来行使”保护责任”的主意很吸引人，但它实施起来却不尽如人意。这个主意是在2000年夏天的华沙会议上提出的，当时克林顿政府即将卸任。倡议从一开始便四处碰壁，因为它是各国外交部门的努力成果，并且没有得到财政部门的支持。因此《华沙宣言》只是空洞的摆设罢了；宣言是由美国发起的，要不是法国决绝地在宣言上签字，恐怕新闻媒体都不屑于报道。

宣言要求召开双年会，以回顾民主国家共同体的建设进展。到目前为止，我参加过其中两场会议，然而会议结果十分令人沮丧。从理论上说，民主国家共同体的形式很吸引人，因为它把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团结在了一起。但在实践过程中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会议讨论围绕着新宣言展开，但它和先前版本一样无关紧要。可各国的外交官员却在宣言的内容上争执不休，仿佛这个问题多么重要似的。上一届会议于2005年在智利召开，而这次会议尤其让人失望，因为民主国家共同体没有就成立人权委员会的提议达成一致。许多发展中民主国家甚至怀疑美国将利用人权委员会进一步实现称霸的目标。这个事实进一步证实了我的论点，美国已经丧失了领导世界的能力。后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成立人权委员会的提案，提案只遭到美国等极少数国家的反对。经过这一次的事件，民主国家共同体有机会在人权理事会中发挥实际作用，并确保只有民主国家才能当选理事会成员国。说时容易做时难，因为联合国的选举多数是在激烈的讨价还价中诞生的。各国除了是民主国家共同体的成员国，还拥有许多方面的利益。比方说，各国都不大可能阻止古巴加入理事会。然而，民主国家共同体不仅会影响选举结果，还会影响理事会的运作方式。而基金会对民主国家共同体的资助终于有所回报了。

假如美国能转变态度，民主国家共同体将在联合国内外发挥强大的影响力。就目前来看，只要民主国家共同体继续接受美国赞助，其他民主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就将排斥到底。下一届政府也许能够胜任领导地位，但它必须承认发达民主国家和发展中民主国家之间因为缺乏共同利益，无法组成单一的同盟。如果发达民主国家和发展中民主国家各自建立同盟就会好得多，双方在利益重合时可以开展必要的合作。在当前的国际格局中，七国集团（G7）和二十国集团（G20）就是典型的例子。发展中国家早在2003年9月便已经开始筹划联合事宜。当时，来自21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齐聚坎昆，希望与世贸组织开展相关谈判，以保护本国利益。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较量也导致了多哈回合谈判的失败。要向世界证明自己态度的转变，在新一任总统领导下的美国就应当积极鼓励发展中国家建立自己的民主国家共同体，而美国和欧盟成员国将不会成为该组织的成员。该组织可以取代不结盟的七十七国集团。作为”小团体”的七十七国集团目前一直活跃在联合国的舞台上。它们不和谁结盟？七十七国集团已经没有用武之地了。如果发展中国家共同体未来能够与美国以及欧洲携手合作，便可以在联合国获得绝大多数席位，但各方不一定非得在所有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

现在，发达国家愿意放下架子向发展中国家示好。比如，八国集团首脑开始邀请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参加集团举办的部分会议。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当然渴望举行发展中国家自己的峰会。比方说，建立由发展中民主国家组成的D-6 成员包括巴西、墨西哥、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和南非。接下来，D-6将以平等的身份（至少表面上是平等的）与八国集团举行会谈。这将为缩小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之间的差距，为建设更加平衡的世界秩序迈出坚实的第一步。

中国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发展中国家。任何发展中国家结盟都不应将中国排斥在外。D-6尚未建立的原因就在于，各国都不愿意冒犯中国，而中国则真心希望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可和支持。飞速发展的中国正在逐渐成为世界大国。中国在继续发展的同时不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这种局面越长久，中国自身的发展也越繁荣。这一策略已经成为中国现任领导层的宗旨——追求和平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美国的衰落创造了巨大的权力真空，使中国的实力在短时间内大幅增强，但中国实力增长过快反而会对自身不利。在争夺能源供应的过程中，中国卷入了和日本的纷争；而中亚（例如乌兹别克斯坦）和非洲（例如苏丹）地区的国家开始把中国看成“流氓顾客”。无论何种形式的世界格局都必须重视加强与中国的联系。这样不仅有助于中国强化”和谐发展”的宗旨，还有利于引导中国主建设性的发展道路。我们也可以考虑让中国加入八国集团。鉴于俄罗斯出现了专制集权的趋势，八国集团不再被认为是民主团体。如果中国能加入八国集团，应该不会介意被排除在D-6之外。而D-6也能更好地与七国集团合作推动民主的发展，与此同时还能与九国集团定期举行会谈，以解决经济问题。

国际公民社会

我相信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有实力填补国际社会的领导空缺。当前的世界秩序是以主权原则为基础的，所以公民社会不能取代主权国家的地位，但是民主政府必须顺应人民的意愿。公民社会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发挥作用，比如对政府或特定事项施加影响，或者与政府携手合作。在全球事务中，公民社会的呼声日益甚嚣尘上。矛头指向国际组织的暴力事件在电视上屡见不鲜。这一切始于1999年发生的西雅图暴乱；接下来暴力事件蔓延到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八国集团的每一处集会地点。我认为公民社会没有将精力花在刀刃上，因为他们只想通过制造混乱、声东击西来增加曝光率。国际机构从很大程度上都在反应成员国的政策，所以责任应该归咎于成员国而非国际机构。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苦难与贫困都来自于主权国家的政策；然而，主权国家却不是游行示威讨伐的对象。

随着电视报道的逐渐减少，公民社会又催生了两股强大的势力——人权运动和环境运动。国内和国际事务也因此永久打上了人权和环境的烙印。《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的签订以及国际刑事住院的批准大体上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努力的成果。最近刚兴起的这场运动将矛头直指腐败问题，尤其是资源诅咒的现象。运动得到了一些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后者经常活跃在人权运动和环境运动前线。”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自1995年开始发布的腐败指数排行榜已茧声国际，但是对抗资源诅咒的运动则是最近才发生的，并且尚未引起普通公众的重视。我密切参与了这一进程，也号召大家都来关注资源诅咒的问题。

资源诅咒

资源富饶的发展中国家逐渐变得与资源贫婿的国家一样贫穷：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的政府通常更加专制和腐败井饱受武装冲突的困扰。这种现象后来被人们称为资源诅咒。对抗资源诅咒的事迹发人深省，因为它印证了我所说的创造性谬误。

事情起源于2002年早期的”公开支付款项”运动。运动受到了许多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其中还包括”全球见证”一该组织一直致力于环境保护运动，并经常受到我的基金会的资助。运动的目的是敦促石油公司和采矿公司公布它们向各国政府支付的款项。只要将全部的数额加起来就可以知道每个国家的收入究竟是多少。这样一来，人民就可以敦促政府负责说明各项收入的使用情况。运动的名称是一家广告代理商定的，但事实证明效果非常吸引人。运动利用了人们对西方跨国公司普遍感到不满的情绪，但运动没过多久就夭折了。而且运动的基础原理也经不起进一步推敲（正因为如此，我才称之为创造性的谬误）。强制各大上市公司公布在不同国家的账目并没有法律依据。我曾经和不同的监管部门探讨过这个问题，他们告诉我，除非单独立讼，否则这个想告是行不通的。在当时的国会当中，共和党人占据了大多数席位，因此通过这样一项立法的可能性基本为零。即便土市公司迫于公众压力作出回应，那些没有上市的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也将成为漏网之鱼，因此还是没有办法精确计算政府向企业征收的全部金额。于是我急切地将注意力从公司转向了政府。

所幸在非政府组织的鼓励下，英国政府起了个好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非常支持这一行动。在它们的帮助之下，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EITI）终于在2002年年末诞生。行动计划将企业、政府和公民社会聚集在了一起，共同为石油、天然气以及采掘业依赖国的企业和政府制定透明度标准。”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的名称虽然不能让人过目不忘，但是在英国政府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支持下，行动计划的国际地位正在不断提高，并逐渐获得更多国家的支持。公民社会为行动计划的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我的基金会网络也深入参与了这项计划。我们还在一些国家设立了收入观察小组，跟踪记录政府所得的收入。

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实行的是自愿原则，但公民社会一直要求采取强制性手段，这也让石油和采矿公司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英国石油公司根本不需要敦促。公司总裁约翰·布朗勋爵真诚地相信，提高透明度对股东也有好处并详细公布了公司在安哥拉的各项开支。安哥拉政府以违反保密条款为由威胁取消公司的特许权一一要知道保密条款是国际石油和天然气合同的标准特色。英国石油公司只得让步，但它和壳牌石油公司都宣布，只要获得业务所在国允许，它们将毫无保留地公布公司对该国的支付款项。尼日利亚放弃了保密条款并要求各家公司分别公布支付款项。其他签署国，包括阿塞拜疆，不允许公司独自公布数据，而是将公司所有数据汇总之后再公开发布。公民社会运动将继续敦促各公司单独公布支付情况，支付款项的公布有助于透明度的提高以及责任追究制的落实。英国石油公司是阿塞拜疆境内最大的开采公司。阿塞拜疆政府不仅按照挪威模式建立起了石油基金会，还采取了透明度的原则。哈萨克斯坦政府也设立了石油基金会并且签署了行动计划。另外还有十几个国家也表示愿意坚持行动计划的透明度原则。

尼日利亚的进展情况最富戏剧性。尼日利亚及其袖珍邻国圣多美一直以来都是资源诅咒的典型代表。奥巴桑乔总统在回国就职之前就一直与透明国际组织有来往。当他2003年再次当选总统后，奥巳桑乔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资助下将世界银行官员恩戈齐·伊维拉带回了尼日利亚g有了改革派的鼎力相助，奥巴桑乔总统着手进行在尼日利亚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财政、货币以及银行业改革。尼日利亚可以说尝试了千百种改革，但没有一次是真正有效的：然而，在恩戈齐、奥比·埃泽奎西利（矿产部部长、尼日利亚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的倡导者）、查尔斯·索卢多（中央银行行长）以及其他官员的推动下，尼日利亚的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同时透明度得到显著提高。尼日利亚第一次针对石油收入、生产以及管理流程进行了独立法务审计，审计结果已于近日公布。我在尼日利亚也设立了基金会。在基金会的帮助下，尼日利亚还公布了中央政府拨给各州以及地方政府的金额。此举也牵扯出了几桩备受瞩目的腐败诉讼案。公民社会以前总是满腹狐疑并且充满敌意，但现在它们已经慢慢接受了行动计划。从宏观经济指数中可以看出，财政改革已经初具成效。这些进展也帮助尼日利亚获得了巨额债务免除，同时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历史性地第一次对尼日利亚进行了评级。

但是尼日利亚今天的进步并非颠扑不破。一些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人感觉地位受到了威胁。产油区的人们认为改革到目前为止没有给他们带来半点利益。政府打击腐败、盗版以及石油盗窃的斗争实际上在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引发了暴动。总统选举将在2007年举行，但还没有合适人选能够接替奥巳乔桑，因此各个地区都在互相争夺继位权。奥巴乔桑有意更改宪搓，以便第三次连任总统。等到继任人选敲定时，尼日利亚在过去几年里的成就将会危在旦夕。

坐落在海岛之上的圣多美国土面积狭小，距离尼日利亚的海岸咫尺之遥，人民生活贫困。圣多美目前正和尼日利亚合作开发其领海范围内的近海油田。一些律师自愿为圣多美提供免费的技术援助，帮助该国未来在生产石油和天然气的过程中采取透明度规则。行动计划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在不断取得进展。

我愿意为各种倡议计划提供支持，但前提是它们能够自行产生增长的动力。抗击资源诅咒行动计划的后劲比大多数倡议都要充足，因此我的热情也非常高涨。我和休利特基金会（Hewlett Foundation）以及其他赞助机构共同合作，并决定创立收入观察研究所（Revenue Watch Institute）。研究所将制定完整的战略方针，承担起理论和实际资源中心的角色，并向有需要的国家或地区提供技术支持。研究所才刚刚起步，但前途无量。更好地利用现有资源比开发暂不存在的资源要简单得多。用我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这次可找着好东西喽！

各方积极合作，努力消除资源诅咒的事例很好地证明了，假如私募基金会与非政府组织展开合作，将收获不菲的成就。正如我在本节开头提到的，公民社会虽然不能取代主权国家的地位，但它们能够对主权国家以及其他行为体，比如跨国公司的行为举止形成影响。

第七章 全球能源危机

全球变暖、资源诅咒以及主要经济体一一美国、欧洲、日本、中国和印度对政局动荡的国家和地区的依赖性与日俱增，资源供应紧缺和中东地区的不稳定性逐步恶化。所有的线索构成了一场严峻的全球危机——一场对全人类都将构成威胁的能源危机。

本书第三章到第七章探讨的许多问题其实都在表达同一个主题。首先，请允许我把各条线索整合起来：全球变暖、资源诅咒以及主要经济体美国、欧洲、日本、中国和印度对政局动荡的国家和地区的依赖性与日俱增，资源供应紧缺和中东地区的不稳定性逐步恶化。所有的线索构成了一场严峻的全球危机——一场对全人类都将构成威胁的能源危机。

经过长时间的演变，危机的各个组成部分正逐渐发展成熟。人类目前经历的全球变暖问题大约始于一个世纪以前，其源头来自温室气体的排放。而资源诅咒起源于殖民时期，这也是导致中东地区动荡的主要因素。美国石油产量在几十年前，也就是1971年时达到了峰值：”哈伯特顶点”理论认为，全球石油产量也即将达到顶峰。根据这个理论，我们现在和峰值非常接近。倘若现在就达到峰值，未免也太巧合了。

危机的各个组成部分在”9.11”事件之后集体爆发，而”9.11”事件也正是问题爆发的导火索。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一点，书中讨论的许多其他问题也就一目了然了：反恐战争、伊拉克战争、伊朗的崛起、美国权力和影响力的下滑，中国对自然资源的追求以及对解决资源诅咒问题的消极影晌、俄罗斯以天然气供应为筹码收买前苏联成员国以及俄罗斯对欧洲的威胁。

石油供应的紧张局面是能源危机的核心问题。导致危机发生的原因，一部分是长期性的，另一部分是周期性的。长期原因在于，石油的消耗速度通常快于新油田的开发速度。2004年全年的石油消耗量为300亿桶，而新发现的石油储量仅为80亿桶。过剩产能从1988年的1200万桶／天，降到了今天的不足200万桶／天。美国地理学家，马里昂·金·哈伯特构建了一个石油供应量的理论模型（哈伯特顶点），根据该模型，哈伯特预计美国的石油产量在19651970年达到峰值；1971年时，哈伯特预计全球石油产量将在1995 2000年达到顶峰。哈伯特对美国的预计基本准确，因此他的许多支持者纷纷预计，全球产量己经达到或者即将达到峰值。围绕这些预测展开的争议是题外话g 如果采用更加精确、更加昂贵的提炼方搓，石油产量的峰值可能会有所延迟。问题的关键在于，任何一个油田在开采过半以后，剩余储量的开采难度将会逐步增大。自从1951年人们在沙特阿拉伯境内勘探发现了一座巨型油田之后，新的巨型油田就再也没有被发现。而今，大部分巨型油田的储量都已经开采过半。众所周知，油田的开采数据相当不可靠，但是根据现有证据，这些数据都被严重低估了。许多上市公司不得不下调其石油储量；现有的许多产油国也纷纷表示，产量正在不断下滑。石油潜在储量最大的国家一一沙特阿拉伯，没有提供现有油田的开采数据。

尽管有关能源危机的长期趋势已经很清楚了，但是近期的大部分产量波动来自周期性因素。能源需求一直以来异常强劲，一方面是由于全球经济的实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印度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同成熟经济体相比，这些国家的能源利用效率普遍偏低。除原油供应日趋紧张之外，各国对中间馏分产品（柴油、飞机燃油、取暖油）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但是新增供应通常为重质原油，同时重质原油很难被加工成以上产品。虽然天然气供应远未达到峰值，但运输条件却极度匮乏。这些缺陷将在适当的时候得到解决。诚然，短暂的紧缺局面过去之后，暂时的供给过剩将出现。目前，能源消费国普遍认为本国库存不足。消费国的需求加上投机性头寸的影响，极大地推动了能源需求量的攀升；但当供应量迎头赶上肘，这两种需求就会有所下降。就像尼日利亚那样，能源供应的紧张局面可能会促使一些国家对石油供应进行政治干涉。同样的情况也可能在委内瑞拉和伊朗上旗。一旦石油供给的瓶颈问题得到了解决，干涉石油供给的诱因也将随之减少。以上这些因素还将进一步压低石油价格。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将通过限制产出的方式，防止价格继续走低，并借此创造过剩的产能，为供给中断的局面作好准备。但是全球能源危机的其他因素二一全球变暖、对政局动荡地区的依赖性，资源诅咒以及”哈伯特顶点”还将继续存在。但是，暂时的供过于求可能会削弱各国积极应对以上问题的政治意愿；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第一次能源危机就出现过类似情况，并且极有可能再次上演。

全球能源危机的确构成了多方面的威胁，但各方面之间的联系并不明显。全球变暖与恐怖主义或者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的胜利没有任何关系。但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事件却因为全球能源危机而联系在了一起，认清这其中的联系将帮助我们以新的视角看待目前的问题。比如，切尼副总统曾经暗示，恐怖分子很可能掌握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对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恐慌；民主党人试图通过加强港口的安全系数为自己在政治舞台上加分。而事实上，真正的威胁并非来自于恐怖分子，而是其他方面——其中包括尼日利亚海盗、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中东的基地组织等，这些人物和组织都可能对能源的供应链造成威胁。这种威胁在2006年2月24日成为了现实：位于沙特阿拉伯境内的布盖格油田一一年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10%，险遭恐怖分子袭击；恐怖分子闯进了油田大门，所幸的是他们被安全部队成功阻截。虽然恐怖袭击未使沙特阿拉伯的石油产量受到直接影响，但该事件表明，恐怖袭击的目标较过去发生了变化，他们将矛头对准了石油生产设施。

全球能源危机由各个不同的问题构成，如果可以认清它们之间的联系，那么问题解决起来比单个击破要容易得多。举个例子，从煤炭中提取无碳能惊。如果成功开发出有效的提取技术，这种技术不仅会为减少碳排放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还会大大降低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产煤大国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并彻底打破”哈伯特顶点”理论。以上任何一个因素都不足以为碳萃取技术的发展争取足够的支持，但如果把三种因素综合起来，那么发展碳元素萃取技术将会成为当务之急。但是碳萃取技术的开发也需要能源，当前有关燃料效率的技术也不够完善，因此各国必须投入大量资金发展新兴技术。

没有一剂灵丹妙药能够缓解能源危机。除了发展无碳煤（carbon free coal）、核能、风能、生物能以及降低能源需求之外，我们还必须同时采取多套措施应对能源危机。这个时候，价格机制派上了用场，作为经济手段的碳税和碳信用，可以激励各国适当调整能源的需求量和供应量。《京都议定书》不仅设定了减排目标，还为碳信用的交易提供了便利。《京都议定书》是我们在正确的方向上迈出的一步，但是其力度还远远不够。

全球能源危机比任何危机都来得复杂。它不是单一的危机，而是由毫无关联的事态交织组成的复杂危机：事态之间彼此强化，并几乎于同一时刻达到危机的地步。它们对人类文明构成了多方面的威胁。在前文中，我们已经探讨了全球变暖以及核扩散的问题，但它们只是复杂局面的两个方面而已，我们的世界随时会因为能源危机陷入土崩瓦解的境地。虽然石油供应紧张是能源危机的核心问题，但是政治问题往往可能导致世界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

全球能源危机也可以被视为全球化的副作用。危机对人类文明的危害程度取决于人类应对危机的方式。人类文明经历过无数危机的洗礼。金融市场经常濒临崩溃的边缘，然后再伺机反弹。只有极少数时候，市场会像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那样”跌落悬崖”。即使如此，当全球金融中心面临威胁时，政府也都立即出台了干预政策。因此这场危机现在只被称为”亚洲危机”，因为它未能发展成为全面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全球政治体系没有金融体系完善，因此防灾的能力稍逊一筹。我们已经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同时好几次与第三次世界大战擦肩而过。如今战争的破坏性正与日俱增，因此我们不能低估核战争可能会构成的威胁。能源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而全球能源危机可能使我们的文明毁于一旦。

问题的数量和严重性都超出了人类的应对能力，甚至还超出了人们的理解能力。事实上，现阶段危机来源于我们对现实的误解，尤其是我们对”9.11”事件的误解。虽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我们可以发现问题并及时加以改正。或许美国最大的失误在于认为自己有能力独自解决所有问题。当世界秩序的可行性以及可持续性都危在旦夕时，国与国之间孰强孰弱已经无关紧要。我们对国家安全的定义太过狭隘，而人们普遍认为，只要世界秩序自由发展，它就可以和金融市场一样进行自我调节。要解决全球变暖、对能源的依赖性、资源诅咒以及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等问题，各国必须加强国际合作。

虽然解决国际能源危机需要开展国际合作，但是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并且完全摒弃主权国家的利益。不论采取任何形式的制度改革，都必须将国家利益纳入考虑的范围。考虑一下中国。到1993年之前，中国的石油产量一直都能自给自足，而今，中国的进口石油量占其总消耗量的一半。中国在世界石油市场的份额仅为8%，但其需求量却占世界需求总量的30%。中国真诚希望实现和谐发展。中国不仅能源依赖性强，环境污染问题也十分突出。所以我们在发展清洁的替代能源时，应当将中国作为我们的合作伙伴；中国煤炭资源丰富，所以我们尤其应该和中国合作开发洁净煤技术。相反的是，在寻求替代能源的过程中，中国成为了非洲和中东的流氓国家的贸易客户。这种做法不符合中国和谐发展的愿望，尤其当中国收购优尼科集团受挫时，中国领导层认为除了与流氓国家合作外别无选择。只要中国承诺共同合作应对资摞诅咒，美国政府就应当允许中国收购合法能源公司的股份。

欧洲应当带头开展能源合作。欧洲严重依赖天然气进口，而俄罗斯是其主要供应商。欧盟50%的能源需求依靠进口，据预计，欧盟的进口到2020年将增长70%。到目前为止，俄罗斯是欧盟最大的石油（占欧盟石油进口总量的20%）和天然气（占欧盟天然气进口总量的40%)的供应商。许多欧盟成员国都严重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德国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占其总需求的40%，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占65%80%，而奥地利、斯洛伐克以及巴尔干半岛国家的天然气几乎全部依赖进口。这就使得欧洲变得格外脆弱，因为俄罗斯开始将天然气作为政治武器对抗欧洲国家。俄欧能源问题错综复杂，因此我只作简单的介绍。当苏联解体时，能源行业的私有化形式混乱不堪。一些人从诸如”股份换贷款”这类不正当交易中攫取了巨额财富。普京总统上台后利用国家的权力重掌能源行业。普京将尤科斯公司总裁一一霍多尔科夫斯基技进了监狱，并让尤科斯公司破了产。普京安排自己的亲信阿列克谢·米勒执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Gazprom），并将前任管理层挤出了公司z 而前任主管利用公司资产打造了自己的”私人王国”。但普京总统不仅没有解散”王国”，反而利用它控制邻国的天然气生产和运输。一张由不明公司组成的网络也由此诞生，它既为扩大俄罗斯的影响力服务，也为创造个人财富服务，在过去的数年时间里，吸走了数十亿美元的财富。其中最有价值的资产是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但是被一家注册于匈牙利的公司以购买价数倍的价格转手出售。但欧洲天然气运送公司（Eural Trans Gas）的所有权从未被披露，当时决定授予该公司合同的正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当时的乌克兰总统库奇马。我相信，这就是普京在2004年时公开支持库奇马提名的维克多·亚努科维奇出任乌克兰总统的原因。在橙色革命后，与土库曼斯坦的合同转到了俄乌能源公司（Ros Ukr Energo）手中；公司由奥地利中央合作银行（Raiffeisen bank of Austria）成立，但所有权并不明晰。2006年伊始，俄罗斯切断了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乌克兰则半路截用经由该国输往欧洲其他国家的天然气。这逼迫俄罗斯不得不恢复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但俄罗斯在后来的解决方案中占了上风：俄罗斯承诺通过俄乌能源公司降价供应6个月天然气，而乌克兰则要承诺维持输气管道过境费用5年不变。半年过后，俄罗斯可以通过威胁涨价来向乌克兰施加政治压力。俄罗斯已经掌握了对白俄罗斯的控制权。

最终结果是欧洲的能源供应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俄罗斯，而俄罗斯这个国家从来都不惜代价，咨、意妄为地动用垄断实力。到现在为止，欧洲各国仍在竞相争夺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这就使得它们能任由俄罗斯摆布。欧洲｜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欧盟对俄罗斯及其邻国的态度和政策。制定欧洲能源政策符合欧盟各成员国的国家利益。只要齐心协力、通力合作，欧洲各国就能改善力量的平衡。俄罗斯在短期内仍将处于主导地位：暂停天然气供应会立马扰乱欧洲｜各经济体的秩序，但天然气收益的中断不会立即对俄罗斯造成影响。从长远来看，双方的情况将会颠倒过来：俄罗斯需要开发新的天然气市场，只要欧洲各国紧密团结，俄罗斯几乎别无选择。欧洲可以利用议价能力告诉俄罗斯，在目前的条件下，欧洲对俄罗斯的天然气过于依赖，但如果俄罗斯想保住甚至扩大它在欧洲的市场，就必须修改条款并签署《欧洲能源宪章》以及”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这将打破俄罗斯对天然气的垄断，让输气管道成为畅通无阻的”高速公路”，欧洲各国也能更多地从前苏联国家进口天然气，同时不危及本国能源安全。欧盟的前身是欧洲｜煤钢共同体，欧盟可以通过制定有效的共同能拥政策，重新恢复政治控制力。

受能源短缺以及美国影响力衰退的鼓舞，俄罗斯在能源政策以外的方面也变得越来越强硬。俄罗斯还向伊朗出售TOR-Ml地对空导弹系统以及S300型防空导弹；尽管美国方面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俄罗斯仍拒绝取消买卖协议。导弹将于2006年秋天安装到位，到时候以色列将很难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俄罗斯还为哈马斯提供了每月1000万美元的援助，以取代欧盟此前撤回的经济援助。据报道俄罗斯正在向叙利亚出售武器。

这些决定毫无疑问意味着，俄罗斯决意重建其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并公然挑战西方国家的利益。最重要的是俄罗斯对其国家安全政策进行了调整；虽然俄罗斯早已对外公布其安全政策，但丝毫没有引起其他国家的重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俄罗斯一边向伊朗提供导弹防御系统，一边却为以色列发射监测伊朗核计划的卫星。

在我撰写本章的时候（2006年5月），世界局势也正瞬息万变，因此很难全面评估当前局势。我所能做的就是将需要整合的线索一一罗列出来。第一，资源诅咒：这种独特的现象通常出现在以自然资源为收入支柱的国家。第二，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历史：国家形势混乱，巨额财富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部分人通过冒险投机获得巨大成功z俄罗斯作为超级大国所经历的屈辱和没落甚至超过了”一战”之后的德国。第三，新任领导人曾经是前苏联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俄罗斯领导层的世界观深受”远离均衡”状态影响p自苏联解体之后，”远离均衡”状态在俄罗斯盛极一时。第四，格鲁吉亚、乌克兰以及吉尔吉斯斯坦爆发的所谓颜色革命对俄罗斯构成了威胁。第五，中东地区局势动荡不安，全球面临能源短缺的现状，世上仅存的超级大国←一美国的实力也在急剧下滑。

在我试图将线索整合到一起的过程中，一种令人震惊的模式似乎正在形成：与苏联墨守成规、小心谨慎的保守派领导人不同，现任俄罗斯政府大胆敢为$领导层希望借此机会巩固国家实力，并利用自然资源积累巨额财富和强大力量。俄罗斯似乎正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正日益成为石油超级大国的俄罗斯必须通过煽动中东地区的冲突来实现自己的强国抱负。

我对这种可能性感到惊讶不已。且然密切关注着俄罗斯的发展动态，但我之前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可能性。从这个方面来说，我和其他国家没有区别。我们一心想着如何解决国内分歧，所以对不断积聚的外部威胁丝毫没有察觉。我们打着虚幻的反恐战争，对悄然而至的真正威胁全然不知。

尽管俄罗斯拒绝放弃对伊朗出售导弹，但布什总统仍决意参加2006年7月在圣彼得堡举行的八国会议。正如我们利用中国充当美国和朝鲜之间的调解人那样，布什总统希望借用俄罗斯充当美国和伊朗的中间人以逼迫伊朗让步。但这个方越是行不通的，美国必须同伊朗直接谈判。因为俄罗斯有自己的盘算。普京政权渴望通过圣彼得堡的八国会议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但会议结束后，俄罗斯很有可能会撇开美国执行独立的方针路线。回顾过去，除非俄罗斯停止向伊朗出售武器，不然布什总统的圣彼得堡之行无异于张伯伦的慕尼黑之访。西方国家的惰性和内江似乎正是俄罗斯希望看到的局面。不幸的是，俄罗斯算计得非常准确。美国国内以及欧洲内部都出现了分化的迹象，而且两大实体之间也分歧严重。欧盟各国由于官僚主义惰性的缘故团结在了一起，但是商界却希望欧盟各国单独与俄罗斯达成协议，而不是要求俄罗斯遵守某些行为准则。因此西方各国加强团结刻不容缓。

国际合作的范围不能仅局限于目前的紧急情况。全球变暖需要全球共同解决，但布什政府的态度却不利于国际合作的有效开展。在全球变暖方面，美国公众的意识比政府超前得多，所以公众应当利用舆论向政府施加影响。

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要达成新的不扩散条约，当前的条约正慢慢失效。伊朗方面死心不改，决意发展核能力：如果不能及时阻止伊朗，更多的国家也将加入发展核武器的行列。如果现在对伊朗发动导弹袭击，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对伊朗采取武力只会进一步巩固伊朗现任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地位，同时更加坚定伊朗发展核武器的决心。而且伊斯兰世界会连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共同对抗美国。美国占领军在伊拉克的地位也将岌岌可危，最终我们不但不能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反而会让世界经济陷入一片民乱。无法阻止伊朗发展核能力也好，向伊朗动武也好，都会招致灾难而且后患无穷。唯一的途径是达成更加平等的不扩散体系，争取近乎所有国家的支持。届时，就算伊朗不愿加入，也会被迫加入不扩散体系，同时不会造成以上灾难性后果。

全球能源危机及其包含的问题都表明，全球文明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种挑战足以促使美国转变态度，足以使欧盟各国团结一致，足以为全球开放社会的理念增添实质内容。全球能源危机的挑战也是我未来的工作重点，是基金会未来活动的重中之重。我们正处在抗击资源诅咒的前沿；我们正在参与解决全球变暖问题；我们还打算积极关注欧盟未来的发展；同时我还将继续呼吁美国彻底反思自己在当今世界中的角色和作用。

附录

框架原型

变化的观念

变化是个抽象概念，它总是和不断变化的物质或者易受变化影响的物质联系在一起。当然，这里说的是抽象意义上的物质，是不能单独存在的物质。世界上唯一真实存在的是兼具变化特性的物质；人类在试图理解这个充满困惑的世界时，把它分成了物质和变化两部分。我们在此要关注的并非现实中出现的变化，而是变化的抽象观念。

关于变化这种观念最重要的一点是，它要求人们运用抽象思维进行思考。对变化的认知与一种思维模式密切相关，其特征就在于运用抽象方法进行思维。缺乏认知通常与缺乏抽象思维的能力有关。根据这些线索，我们可以建立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

在没有变化的时候，思维就只需处理一种情况，即目前存在的情形。已经过去的和未来将要发生的情形与目前情形完全一致。过去、现在和未来形成了有机统一的整体，这样就将事物发展的可能性减少到了一种：一切事物都将保持目前状况不变，因为它们无法发生任何改变。这个原则大大简化了思维的任务，大脑只需处理具体的信息，无须应付抽象思维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复杂状况。我将这种思维方式称为传统思维模式。

现在我们来考虑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人们不仅要考虑事物现在的状态，还必须考虑事物过去和将来的状态。所以我们不能只考虑目前的情况，还应着眼于事物的无限发展可能。怎样将可能性缩小到人们能够控制的范围呢？只能依靠归纳法、二分法以及其他抽象方法。在进行归纳时，归纳得到的规律越是普遍，越能将复杂事物简单化。我们最好把世界看做一般等式，用一组常数代表现状。改变常数，等式对过去和未来的情形依旧成立。在运用这种一般等式的时候，人们必须准备好接受任意一组符合等式的常数。换句话说，除非能够证明它是不可能的，否则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把这种思维方式称为”批判性思维模式”。

传统思维模式和批判性思维模式以两种截然相反的原则为基础，但二者对现实的看法都具有内在一致性。怎么会这样呢？只有表达扭曲的观点才能实现内在的一致性。但如果把它应用到同一组情况中，对现实的扭曲就不会太大；因为根据反身性理论，社会状况→定会受到盛行的思维模式的影响。传统思维模式通常和我说的”有机社会”有关，而批判性思维模式则与”开放社会”紧密相连。这一点是我建立理论模型的出发点。

当前社会形式和盛行的思维模式有多相符？这是建模过程中我们必须提出的一个问题。即使社会状态易受参与者思维的影响，现实的其他方面也不见得会轻易发生改变。从这个方面来看，大自然的表现显得尤其稳固；在历史上，人类早已发现大自然的运转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每种思维模式都必须建立一套机制，解决和其变化观念不相符的现象。这是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每一种模式都有缺陷一一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缺点对参与者来说并不明显，但我们可是看得一清二楚。

传统思维模式

事情一直是这个样子，因此不可能发生任何形式的改变一一这点可以视为传统思维模式的原则。的确，传统思维模式的逻辑并不完美，其内部也确实存在漏洞，而我们也期望在自己的模式中发现类似的缺陷。事实上，它的原则不仅完全错误而且毫无逻辑可言。这也揭示了传统思维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传统思维模式既不像我们曾经了解到的那样一丝不苟，也不那么合乎逻辑。逻辑论证或其他形式的论证只有在人们必须在多个选择中进行取舍时才能派上用场。

没有变化的社会，其特点是缺乏不同的选择。人类思维只需处理一种情况，即事物现在的状态。由于缺乏指引，人们虽然可以想象各式各样的替代方案，但它们却犹如童话一样遥不可及。

在这种情况下，对待事物的正确态度是接受事物的现状，因此人们不太可能进行猜测或批判。思维的主要任务不是质疑而是接受既定的条件一这种任务依靠最简单的归纳就可以完成，这样也为人们省去许多麻烦。但同时，人们也失去了批判性思维的利器，因此人们的世界观注定是原始而荒谬的。

当我们考虑认识论的问题时，传统思维模式的优缺点就更加显而易见了。思维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密不可分；更重要的是，思维似乎与主观以及个人毫不相干：思维深深根植于代代相传的传统，其正确性不容置疑。盛行的观念被人们看做现实；或者更确切地说，思维与现实之间毫无区别。

语言的运用方式就能清楚证明这一点。事物的命名就好比贴标签，当我们进行具体的思考时，一个”事物”总有一个名称与其相对应：而且名称和事物紧密联系、相互影响，也就是说思维和现实是互为外延的。只有在进行抽象思考时，我们才开始为与命名过程密不可分的事物命名。我们可能会认为自己仍然在给”事物”贴标签，但这些事物只有在被打上标签时才存在，因为我们是在给想象中的事物贴标签。这是思维和现实出现分离的起点。

因为传统思维模式局限于具体事物，因此它也避免了现实和思维的分离，但也会因为这种极为简化的方式付出代价。如果思维和现实间没有区别，人们又怎能区分对错呢？人们唯一可以拒绝的是那些与主流传统不相符合的表述。根据这种判断标准，人们必须自动接受所有的传统观念。事物的表面状态就是其本质，传统思维模式经不起更加深入的探究。这种思维模式无法建立不同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因为这些关系是能够被证明对错的；如果它们是错误的，那么现实一定是独立于人类思维存在的；传统思维模式的根基也会因此产生动摇。然而，倘若将思维和现实看做完全等同的事物，那么每一件事都必须要有一种解释。与答案有对错之分一样，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足以摧毁思维与现实的统一性。

幸运的是，解释世间万物无须求助于因果定律。万事万物都按照其本性运行。既然自然事物和超自然事物之间没有区别，那么只要赋予所有物体以灵魂，所有问题就都能迎刃而解：因为人们不仅可以用”灵魂的支配”解释任何事情，还能借它消除出现内部矛盾的可能性。大部分物体似乎都受灵魂的控制，因为在没有因果定律的情况下大部分行为都带有随意性。

一旦思维和现实羊皮混为一谈，那么来源于实际观察的阐释和来自于荒谬信念的解释都具有同等的说服力。只要我们相信，一棵树的灵魂和树的本体同样存在，我们就没有理由怀疑这种信仰，因为我们的祖先也拥有同样的信仰。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思维模式以其低级的认识论，能够轻易造成信仰同现实的脱节。

信奉怪力乱神之说无异于承认周遭环境不受我们控制，这种态度对于没有变化的社会来说再合适不过了。由于人们无法改变自己身处的世界，因此他们的任务就是屈服于命运的安排。他们谦卑地接受神灵的统治权威，希望以此安抚众神。探求宇宙的奥妙对人们没有任何好处，即使他们发现了某些现象的原因，这种发现也不会给他们带来实质利益一一除非他们就此相信自己有可以改变生存的状态，但这对于人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人们刨根究底的唯一目的只是出于无关紧要的好奇心罢了：人们可能会沉浸在探索的世界里不可自拔，但只要想到会触犯神灵，便立马打消了继续探究的念头。所以，人们头脑中可能压根儿不会有追寻事物发展的前因后果的念头。

在没有变化的社会里，社会状态和自然现象没有区别。社会状态的决定因素是传统，正如周边环境不受人们的控制那样，社会状态也不在人们的能力范围之内。传统思维模式无法区分自然规则与社会规则之间的区别。因此人们对待社会的态度自然也像对待大自然那般毕恭毕敬。我们已经了解到传统思维模式无法分辨思维与现实、真与假、自然规则与社会规则之间的区别。如果进一步探究，我们还会发现其他就漏。比如，传统思维模式常在时间的问题上含糊其辞：过去、现在和未来似乎融为了一体。然而这些区分对我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传统思维模式先天不足，后天畸形。然而在传统思维模式盛行的社会当中，人们并不觉得它有什么缺陷。在真正没有变化的社会中，传统思维模式可以完美地发挥功能：它包含了所有必要的具体信息，同时还能避免一切不必要的麻烦。这种模式是用最简单的方法应对最单纯世界的典型代表。但它最大的弱点在于缺乏精确性，不过传统思维模式获得的具体信息本来就比依靠其他方式获得的信息逊色。关于这一点，我们再清楚不过了，因为卓越的认知是我们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个缺点不会困扰那些除传统之外一无所知的人们，但模式的整体结构却因此很难抵抗外部的影响。与之对立的思想体系可以轻易摧毁现存信仰的垄断地位，并迫使它们接受批判性检验。这或许意味着思维模式的尽头，以及批判性思维模式的发端。

以医学为例。部落巫医对人体机能的认识完全错误，但根据日积月累的经验，他知道某些疗法是有效的。他很有可能瞎猫撞上死耗子，虽然下对了药却找错了病因。尽管如此，巫医在部落里依旧德高望重，他治疗不了的疾病都是拜妖魔鬼怪所赐；巫医虽然与恶魔相熟，却无须为它们的行为负责。只有当现代医学与原始医学正面交锋时，真理较之于谬误的优越性才逐渐显现出来。不管部落成员多么不情愿，多么疑心重重，他们最终也不得不接受白人的医学，因为现代医学的疗效要好得多。

传统思维模式可能会遇到自己酿成的问题。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目前盛行的信仰中，或多或少有一部分内容是虚假的。即使在结构单一且没有变化的社会中也会出现不寻常的事件，人们也必须对这些异常现象作出解释。新阐释可能和传统解释相抵触，但是新旧两派观点之间的较量可能会摧毁传统世界简单划一的社会结构。然而不是每一次存在条件发生变化，传统思维模式都会崩溃失效。只要替代选择不对它构成威胁，传统就极具灵活性。单纯就定义而言，它包括了当前流行的所有观点。一旦新阐释获得普遍认可，它便自动被冠上传统解释的封号；根据传统思维模式，过去和现在的含义模棱两可，即使这种解释诞生不久也会看似流传已久。这样一来，即使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它也似乎在相当宽广的范围内不会呈现出毫无变化的样子。

由此可见，在单纯的、相对静止的世界中，传统思维模式似乎能够满足人们的所有需求；可一且受到其他思维方式的挑战，或者遭遇更加复杂的发展形势，传统思维模式便有可能束手无策。

在和新思想的竞争中，传统信仰也许能保住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尤其是它有强权势力撑腰时。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思维模式不能再被当做传统思维模式。和传统思维模式不同，它强调事物必须维持一如既往的原则，这是为了确保人们毫无保留的信仰。为了坚持这一原则，就必须坚守”正确”观点，同时铲除其他所有观点。传统有可能被用做判断对错的试金石；对传统思维模式而言，如今的传统不再是知识的唯一来源了。这种思维模式被我称为”教条式思维模式”，我会将它与传统思维模式分开来讨论。

有机社会

传统思维模式没有认识到社会规则和自然规则之间的区别：这种模式认为社会结构和人类环境一样是不可更改的。所以在没有变化的社会中，出发点总是社会整体而不是组成社会的个人。虽然社会成员的存在由社会全权决定，但是他们无权决定的是社会的本质，因为传统已经代替他们作了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是互相冲突的或者个人利益必须时刻作出牺牲。在没有变化的社会当中，这样的个人是不存在的；再者，社会整体非但不是与”个人理念”相对应的抽象概念，而且是包含所有社会成员的实质的统一。社会整体与个体的二分法和其他三分法一样，都是我们抽象思维的习惯造成的。要理解没有变化的社会的统一性特征，我们必须摒弃一些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特别是对”个人”观念的理解。

作为抽象观念的”个人”不是真实存在的，因此他在一成不变的社会中不占一席之地。社会由成员组成，每个成员都有思考和感觉的能力：每个人处于不同的人生阶段，因此每个人在本质上是相区别的，而非相类似的。人们甚至不会想到，他们在某些方面是平等的。

正如”个人”作为抽象观念是没有存在意义的一样，”社会整体”并非以抽象观念的形式而是以具体事实的形式存在。没有变化的社会的统一性相当于有机体的统一性。在没有变化的社会中，成员就好比身体器官。社会成员无法独立于社会而存在，但是在社会内部他们也只有一种地位，即现在所处的地位。他们的权利和义务则由他们履行的职责来决定。正如胃和大脑功能各异，农民和牧师也大不相同。人们确实都有思维和感受的能力，但由于社会地位是固定不变的，他们有无意识又有多大区别呢。

只要成员对社会指派的角色没有一丝怨言，上文的类比就能一直成立。但话说回来，这个类比通常是在传统社会形式已经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提出的：在真没有变化的社会中，人们根本无须一一也没有能力去思考这些问题。美尼涅斯·哀格利巴（Menenius Agrippa）（美尼涅斯·哀格利巴，莎士比亚《科里奥兰纳斯》中的人物。他把人比做自己身体的一个断片，由一个个体供给其他所有个体以营养。他认为各司其职的人像珊珊一样，每个个体都供给全体以养料）认为有必要提出这个类比，以证明现存秩序正陷于困境之中。”有机社会”一词只适用于一种社会一一人们永远想不到把社会比做有机体；一旦人们使用了类比，这个社会便不再是有机社会。

有机社会的整体性令统一性的人类感到深恶痛绝。由于传统思维模式不运用任何抽象观念，因此每一种关系都是具体且特有的。从本质上来说，人与人之间是相同的，所谓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利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身为人类却没有任何形式的权利，仅这一事实就意味着在法律面前奴隶和其他动产没有任何区别。例如，在封建社会中，土地比地主更重要，后者的权利全部是由他手中的土地赋予的。

权利和封号也许可以世袭，但这并不能转化为私有财产。我们有可能把私有财产看做非常具体的事物，而事实恰恰相反。将一种关系区分为权利和义务已经是一种抽象观念：如果用具体的形式来表述，这种关系应该包含权利和义务两个方面。私有财产的概念要更加广泛，它还意味着在绝对占有的同时无须履行任何义务。如此看来，私有财产的概念同有机社会的原则是截然相反的，因为在有机社会当中，任何形式的占有都附带有相应的义务。

有机社会也不承认正义的抽象原则。正义只以具体权利和义务的集合形式存在。尽管如此，法律的执行还包括某种普遍规律。除了在一成不变、犹如一潭死水的社会中，每个案件都会和先例有所差异，这样它才能为以后的案例提供参考。由于没有抽象原则的指导，案子的判决全部有赖于法官如何执行其职责。而法官的判决和先例可能会有所不同。幸运的是，这不会造成任何困难，因为新的判决会立即成为指导以后判决的先例。

和立法法令不同，习惯法（common law）就是在这种过程中诞生的。根据这种不言而喻的假设，过去的裁判可以继续无限期适用。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种假设是不成立的，但是它用途非常之大；即使社会早已不是有机社会，该假设还将继续盛行。为了有效地主持正义，就必须提前了解相关法律法规。鉴于人类的认知是不完善的，立法并不能预见所有不测情况，因此有必要利用先例弥补成文法的不足。习惯法能够和成文法协同作用的原因在于，除了一成不变的潜在假设之外，习惯法能够不知不觉地根据变化的情况进行自我调整。同样，将有机社会的法律编纂成法典会令它失去灵活性，有机社会也将因此不复存在。一且将法律编纂成法典，社会一成不变的面貌将无以为继，而有机社会也将分崩离析。幸运的是，只要替代选择不对传统构成威胁，永久地编纂法律、草拟合约以及记录传统的需求，都不会显得太过迫切。

有机社会的统一性意味着其成员除了从属社会之外别无选择。统一性其实还不止于此，它还意味着人们除了从属社会之外别无渴望，因为个人的利益与社会利益是一致的，人们以实现社会利益为己任。团结统一并非官方宣布的原则而是全体成员甘心接受的事实，其中并不包含什么重大的牺牲。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可能是沉重的负担或者不太光彩，但这是他在社会中唯一的位置；除此之外，这个世界没有他的一席之地。尽管如此，社会中总会有人不愿遵循当前盛行的思维方式。对付这类人的，是对这个社会适应能力的终极考验。镇压的做法只会适得其反，不仅会激发冲突而且会推动替代思维模式的产生。在容忍的同时抱一种怀疑态度或许是最有效的方法。要对付异见分子，各种形式的疯狂似乎格外有效。原始社会就是因为对精神不正常之人的宽容而闻名。只有当传统桓桔松弛到足以让人们依靠自身努力改变自已的社会地位时，个人利益才会从集体利益中分离出来。这种情况发生时，不仅有机社会的统一性开始逐渐瓦解，而且每个人都踏上了追名逐利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关系也许能得以保留，但唯一的途径是强行镇压。

这样就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有机社会，而是依靠人为力量维持不变的社会。二者之间的区别和传统思维模式与教条式思维模式之间的区别是一样的；为了凸显这种差异，我将人为的不变社会称为封闭社会。

批判性思维模式

抽象思维

只要人们相信世界是静止不变的，他们就可以放心地认为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是唯一可信的世界观。无论传统和现实有多大差异，都是人们为人处世的指导原则，而思维也永远跳不出具体情境的限制。

在变化的世界当中，目前正在发生的一切并不是对过往的简单重复。因此人们前进的路线不再受到传统的限制，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是无限的可能性。为了在这个纷繁迷乱的世界中建立秩序，人们就借助采取简化、归纳、抽象以及因果定律等辅助思维方式。

思维过程不仅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还能提出新问题。抽象概念赋予现实各种不同的理解。由于这些理解只代表现实的某些方面，所以我们不能为了一种理解而将其他所有理解排除在外：每种情形有多少方面，要看思维能够发现多少而定。如果人们充分了解抽象的特征，抽象概念带来的问题或许会有所减少。而且人们也会认识到自己正在处理的是经过简化的局面，而不是局面本身。但即使人人精通复杂的现代语言哲学，问题也不会因此消失，因为抽象概念发挥的是双重作用。就它们所描述的事物而言，抽象概念展示了现实的某些方面，但它们本身并不以具体的形式存在。比方说，万有引力定律不是苹果掉落地面的原因，人们只是运用这个概念来解释导致苹果掉落地面的作用力。但是对抽象概念的使用者来说，它们无疑是现实的组成部分：抽象概念通过改变使用者的态度和行为从而对事物产生重大影响。比如，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也改变了人们的行为。在人们考虑自身状况时，他们的状况也会具有反身性。思维和现实之间并无明确界限，相反由于抽象思维能够产生多种多样的理解，大千世界因此更加变化无穷。

抽象思维往往会创造许多分类，从而使现实世界的对立面彼此对立。时间和空间、社会和个人以及物质与精神都是这种典型的二分法。不用说，我正在构建的理论模型也属于这一类。这些分类和产生分类的抽象概念一样不真实。也就是说，这些分类二开始只是简化或扭曲现实，但通过对人类思维产生影响，它们可能为现实世界带来分歧和冲突。这些分类不但使现实变得更加复杂，也让抽象变得更有必要。所以抽象化是一个不断自我强化的过程：不断变化的世界的复杂性，从很大程度上说，是由人类自己造成的。

既然会产生如此复杂的局面，人们为什么还要运用抽象概念呢？只要世界在人们眼里是静止不变的，他们自然不会运用抽象概念。即使抽象概念已经成为人们考虑问题时不可或缺的环节，他们也不愿将抽象概念看做自己思维的产物，而是将它们当做现实的一部分。只有经历惨痛的教训，他们才能体会自己的思维和现实之间的区别。抽象概念的运用经常会导致复杂问题的产生，而批判性思维模式则倾向于忽略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把这种倾向看做批判性思维模式的一大弱点，这是因为抽象概念对批判性思维模式不可或缺，它们越不为人们所理解，越会在现实中产生更大的混乱。

尽管存在这些缺点，抽象概念对我们仍益处良多。它的确会给我们造成新的问题，但我们的大脑能够不断努力应对新情况，直至思维发展到高度复杂精密的水准。这在传统思维模式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发展变化的社会不可能和没有变化的社会一样，随处充满着确定性；变化的世界能够以其不太完善的思维方式向人们提供不计其数的宝贵知识。抽象概念可以带来不计其数的观点和看法，而传统思维模式对现实只有一种理解，只要有一种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在茫茫观点之中作出有效选择，批判性思维模式就能比传统模式更加接近现实。

批判过程

在多个不同方案中进行取舍可能被视为批判性思维模式的主要功能。除非人们知道还有其他选项可供选择，或者没有理由拒绝当前选择，否则他们不会轻易赞同某种特定的观点。传统思维模式对各种解释不加批判地照单全收，但是在不断变化的社会当中，没有人可以肯定，”事实就是这样，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解释”。人们必须为自己的观点提供充分的论掘，否则无法令他人信服。无条件信奉某种被其他人唾弃的观念是一种疯狂行为。即使相信自己掌握了真理，他也不仅要考虑途中会遇到的阻力，而且要在批判声中坚定捍卫自己的信仰。

批判性思维模式不是一种态度，而是一种普遍的状态。它指的是这样一种百家争鸣的情形，支持者们千方百计地为自己信仰的观念争取别人的支持：如果把传统思维模式看做智力垄断，那么批判性思维模式应当被视为智力竞争。不论特殊个体或思想流派的态度如何，都无法阻挡智力竞争的广泛蔓延。在百花齐放的观点中，有些尚处尝试阶段，欢迎其他流派批评指正；有些则独断专行，不容半点质疑。

批判的态度

批判的态度应该比教条式的态度更适合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试验性观点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教条式观点肯定是错的；如果同时存在好几种对立观点，那么教条式思维模式便不再具有说服力批判对教条模式来说是威胁而不是帮助。相比之下，批判的态度能够而且确实从批判中获益一一观点在批判中不断改进，直到不能进一步提出反驳为止。从这种严格批判过程中得出的观点，无论如何都能比原来的表述更有效地达到目的。

大致上说，批判过程很痛苦也很难熬。人们之所以接受批判，是因为批判的方式甚为有效。由此可见，人们的态度大部分上取决于批判过程的运行情况；相反，批判过程的运行也有赖于人们的态度。因此对于批判过程能否成功，批判性思维模式是否长久，我们都没有十足的把握。

跟传统模式以及后文将要提到的教条式模式相比，批判过程的优点在于它能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现实。批判过程能否实现其目标取决于一系列因素。人们是否理解现实，是否不介意批判过程带来的麻烦？现实能否成为冲突理解的评估依据？人们是否一致同意批判过程的作用？这些问题是相互交织、紧密联系的。我们还会发现，批判过程是否有效，还要看人们考虑的问题以及思考的目的。

科学方法

批判过程在自然科学中运用得最为有效。现实为判断对错、衡量科学论述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而人们也就思考的目的以及批判过程的功能达成了一致的意见。这是因为自然界的运作不以人类思维为转移。洞晓自然的规律是人类掌控大自然的最佳途径。因此，追求真理和寻求影响现实之间不存在冲突。与此同时，科学知识不仅能确立真理，还能帮助我们处理生活琐事。这两者之间的联系还不明显，一旦联系得到了证实，就会变得不可抗拒。枪炮的威力远比弓箭强大。

尽管伽利略的实验已经解开了宇宙的神秘面纱，但人们可能会继续天真快乐地生活在”天圆地方”的信仰当中。因为有人在美洲大陆上发现了金银矿藏，伽利略的观点才变得不可辩驳。人们无法预知科学实验能否产生实际成果，如果科学研究仅局限于实用目的，科学就不会有如今这般的成就。然而这些成就恰恰为科学方法提供了重要依据：现实是客观存在的，而人们对现实的认知是不完全的：正因为这样，科学才得以成功揭露现实的某些方面，这些方面是人类过去根本想象不到的。

科学方法能够建立自己的规约和惯例，而所有参与者都心照不宣地表示认同。这些规则认识到，任何个人，无论天资如何，无论诚实与否，都不能获得完美的认知：所有理论都必须接受科学界的批判和检验。这种批判检验的过程也是人际交往的过程（interpersonal process),任何理论经过批判，都能达到高度客观的水准，然而没有思想家能够凭一己之力达到这种客观性。科学家之所以采取如此彻底的批判态度，并不是因为他们比普通人理性，比一般人有耐性，而是因为批判过程是科学方法取得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与其说科学家的态度导致了批判过程的产生，倒不如说批判过程造就了这种态度。

科学方法在自然现象的研究中大获成功，但在社会科学领域却不然。自然界的运行不以人类愿望为转移，但是与社会相关的理论却能对社会造成影响。在自然科学领域，理论生效的前提在于，该理论必须是正确的。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则并非如此，人类可以被理论左右。必须遵循科学规约的意愿也不断减弱，因此批判这种不带个人色彩的过程也受到了影响。一些试图改变社会的理论，可能会披上科学的伪装瞒天过海，以利用科学的名声却不遵循科学规约。批判过程几乎不能提供任何保护，因为不比自然科学，在社会科学中，人们没有就思维曰的达成真正的共识。正确性和有效性是判断理论的两个标准，但现在二者不再统一。

科学方法的大部分拥护者都赞同这样一种补救措施一一加倍努力执行自然科学规约。卡尔·波普曾提出了”科学的统一原则”：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判断应采用相同的方法和标准。我不同意这一见解，因为二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同：社会科学的学科具有反身性的特征，而反身性破坏了表述（statement）和事实（fact）之间的区分。批判过程之所以对自然科学格外适用，正是因为表述和事实是相区分的。反身性为批判过程带来了一些困难，但自然科学中则不存在。我们应该认识到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一个是，理论能够对与该理论相关的科学主题造成影响。另一个是，由于参与者不完善的认知为科学主题注入了不确定因素，人们很难得出”可被证伪的预测和解释”。

卡尔·波普坚称，只有”可被证伪”的理论才有资格被称为科学理论，他还指出马克思主义不符合科学理论的标准。波普的这两种观点都是正确的，但他的思路还不够开阔。他没有认识到，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即金融市场总是趋向于均衡的理论也不具备科学性。均衡的抽象概念，是根据牛顿物理学的原型，以现实中不存在的假设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实践经验表明，金融市场并不总是趋于均衡状态，因此均衡理论是不成立的。

与反身性有关的困难还没有得到人们的广泛认识。为了将自己伪装得更”科学”，社会科学一直在竭力模仿自然科学。经济学理论尤为如此，一直以来，它都不遗余力地否认、回避反身性的存在。

经济学理论主张供给和需求的条件是分别给定的，目的在于否认反身性在经济学学科中的存在。因此，经济学理论并未如实反映现实；但是只要继续使用自然科学的标准来评判社会科学，经济学对现实的扭曲就很难呈现出来。科学理论理当提供确切的解释和预测，但是承认反身性的理论是不可能做到这些的。

批判过程在科学之外的领域还面临着更大的困难。科学声称自己的目的是获得知识，而知识是以正确的表述为基础的，因此批判过程深刻根檀于对真理的追求。但是在其他领域，情况并非如此。思维的主要目的是增进个人利益，除非真理碰巧与人们的特殊利益出现了重合，否则无论利益是什么，它们都不是反抽象形式的真理。由于人们对现实的理解千差万别，追求真理并不是谋求个人利益的有效方式，因而鲜少有人能够全身心投入对真理的追求。尽管如此，更正错误观念仍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因为歪曲的见解往往会导致出乎意料的不良后果。

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

在经济中，金融市场为人们判断投资决策正确与否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反馈机制。金融市场并非完美无缺，它非但不趋近均衡，反而容易出现开始时自我强化，最后变为自我毁灭的繁荣一萧条过程。无论如何，金融市场只适合为竞争性个人需求（competing private need）分配稀缺资源：它并不适合用来追求共同利益一一共同利益应该由政治程序来决定。尽管如此，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仍强于随意的投资决策。在政治领域中也是这样，民主形式的政府往往比独断专制的政府更能避免铸成大错。独裁形式的政府必须主动镇压异己观念，因为它们只能通过严格禁止批评言论以及扼杀新思想才能为多数人所接受。相比之下，如果人们可以自行解决社会组织形式的问题，解决方案无须一次到位：人们既然能决定方案，就能以同样的方式将它推翻。所有人，不论男女，都能自由表达自己的见解，如果批判过程进展顺利，最终获得普遍认可的观点可能比较接近所有参与者的最佳利益。这就是民主的原则。

民主制度要正常运转必须符合特定的条件。这些条件足以与科学方法的成功条件相提并论。首先，必须制定对立观念的判断标准。其次，人们必须有遵循标准的普遍意愿。第一个必要条件意味着，任何决策必须获得宪法所规定的绝大多数票赞成：后一个必要条件指的是，人们应当把自己对民主的信仰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众说纷纭的观点不足以产生民主；如果不同阵营分别采取相反意见，结果将是民主制度尚未建立，内战已先打响了。人们必须将民主制度当做理想来信奉，也就是说他们必须认识到，通过宪法的途径达成决策，远比见证自己的观点占据上风来得重要。这个条件只有在民主制度切实产生积极成果时才会实现。

这里还存在着一种循环联系：民主制度只有在有效时，才能作为人们的理想；理想的民主制度只有在受到普遍认可时，才能有效。这种联系在循环往复的反身性过程中不断演变进化，在此期间民主制度的成就和作为理想的民主也在彼此强化。民主制度不能依靠法令的形式强制实现。民主和科学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科学方法的客观性和有效性互相依存。科学依靠发现来打破恶性循环的过程——科学发现胜于雄辩。

民主制度也是如此，要破除恶性循环，民主制度也必须取得积极的成就，例如不断发展的经济、智力和精神剌激，以及比其他形式的政府更能满足公民期望的政治制度。

民主制度有能力获得这些成就。创造性也可以被看做不完善认知的积极方面，而民主制度允许创造性自由发挥。人们无法知道创造性会产生什么结果，和科学一样，不可预知的成果也是民主制度最有力的论据。但是民主不一定能取得进展，除非参与者能够对民主制度作出积极的贡献。参与者的思维结果是不可预知的，而民主制度能否继续获得成功，关键就在于参与者。把民主制度作为理想来信奉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此实现民主的理想就变得异常难以实现。即使它获得了普遍的认可，民主制度的理想也不一定会实现。关于民主制度能否实现，谁都没有十足的把握，实现与否还取决于参与者的创造能力。民主制度要盛行于世，人们就必须将它视为一种理想，必须充分相信不完善认知的积极作用，希望它会产生预期的结果。

对确定性的追求

民主制度作为一种理想，仍有待完善。它从未给人们提供过具体的纲领以及明确的目标，在人民被剥夺自由权利的情况中除外。一旦人们能够自由追求其他目标，他们就有必要就自己的目标作出选择。这就是批判态度表现得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批判的态度无法确保决策万无一失。自然科学之所以能得出确切的结论，是因为自然科学所使用的判断标准是客观的。自然科学的根基则不太牢固，因为反身性干扰了判断标准的客观性；在决定政治纲领的时候，仅采取批判的态度是没有多大作用的。批判的态度必须同价值观念以及信仰相结合，之后才能进入批判性检验的过程。对自身利益坚定不移的追求可能比对共同利益的尝试性追求更有影响力。

在满足追求确定性的期望方面，传统思维模式比批判性思维模式更加有效。传统模式对信仰和现实不加区分：宗教或原始形式的宗教一一泛灵论涵盖了整个思想领域，并且要求毫无疑问的忠诚。这也难怪人们对太古时期失乐园的幸福快乐充满了渴望！教条化的意识形态承诺会满足人们的渴望，可问题在于，教条化的意识形态只能通过消灭互相冲突的信仰才能做到这一点。正如不同的解释会危及传统思维模式的地位，教条主义的思想也会对批判性思维模式构成威胁。

开放社会

在构建理念框架时，我把开放社会看做完美的可变社会，恰好与一成不变的有机社会形成鲜明的对比。但自那以后我改变了看法。我现在将开放社会看做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的合理稳定的社会。剧变革口不确定性能够对开放社会的存在构成威胁。在此，我将向大家展示我在20世纪60年代构建的框架原型。在我参与开放苏联体系的过程中，这个框架一直指引着我前进。我后来对框架作了一些修改，修改后的内容收录在本书的第二章中。

完全竞争

完全处于变化中的社会似乎令人难以想象。事实上，社会必须拥有固定的结构，否则，社会怎能支撑文明错综复杂的关系呢？人们不但提出完全变化的社会，而且还在完全竞争理论中对这种社会进行过广泛的研究。完全竞争为经济单位（economic unit）提供了一些替代情况，这些情况只比其现实情况略逊一筹。只要环境稍微变动，它们也随时会发生改变；同时它们对当前关系的依赖性也被维持在最低程度。其结果可能是一种完全不会发生变化的完全变动的社会。

在我看来，完全竞争的理论不合实际，但我要用这个理论作为出发点，因为它的影响力非常大。对于如何研究完全竞争，我的方法和古典经济学的全然不同；通过表明研究方法中存在差异，比起我独自研究完全竞争，我反而可以更加详尽地阐释开放社会的概念。我反对完全竞争理论最基本的原因在于，完全竞争将产生静态均衡的状态，而我坚称开放社会产生的是一种动态非均衡的状态。

经济学理论是这样描述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存在着大量的个体，他们的价值标准不尽相同，而且所有人面前都有数量众多可供自由选择的东西。如果每个人都理性地作出选择，那么他可以选到最符合自己喜好的事物。这一经典理论还主张，由于可供选择的事物数量庞大，一个人的选择不会对其他人的选择造成影响，因此完全竞争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每个人的福利。

完全竞争的理论假设有大量的经济单位，每个单位都拥有完全的认知和流动性。不同单位的偏好也各异，而且面临一定数量的可选择机会。我认为这些假设完全不合实际。我的方法是建立在不完善认知的基础上的。完全的流动性和固定资产以及特殊技能是相矛盾的，而这二者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不可或缺的要素。经济学家长久以来一直容忍这些令人难以接受的假设，是因为这样做可以产生多方面令人满意的结果。首先，这些假设将经济学构建成和物理学地位相当的科学。完全竞争的静态均衡和牛顿热力学的类似之处绝非巧合。其次，它们还证明了完全竞争可以将福利最大化的论点。

事实上，只有当新观念、新产品、新方法和新偏好促使人员和资本流动时，其条件才接近完全竞争。流动性并不完全，流动性也不是完全不耗费成本的。尽管如此人们依然在流动，但却是因为被更好的条件所吸引，或者因为环境变化而背井离乡。他们虽然没有完备的知识，但是在流动的过程中他们意识到比起一生死守同一地位，他们还有许多其他的机会。他们会反对其他人取代自己的地位，但面临这么多的机会，他们对当前地位的留恋并不强烈，而且也不太可能获得其他人的支持，因为别人实际上也有可能处于同样的情况。当流动变得更加频繁时，他们在流动的过程中产生了某种适应能力，因而他们可能学会的专业技能的重要性也随之降低。我们用所谓的”有效流动性”取代不切实际的完全流动性的概念，以批判性思维模式取代完备的知识。结果出现的并不是经济学中所定义的完全竞争，而是被我称为”有效竞争”的状态。它和完全竞争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价值和机会是固定，而后者是不断变换的。

如果能够达到均衡状态，有效竞争的条件就不适用。每个单位都会占据特定的位置，而且不太容易被他人取代，原因很简单，他们会拼尽全力维护自己的位置。由于他们已经在这个位置上掌握了特殊的技能，因此流动将会造成他们的损失。他们会殊死抵抗任何侵害行为，必要的时候，他们宁可减薪也不愿意变动，特别当变动意味着要和别人的既得利益作斗争时尤为如此。鉴于他们宁愿负隅顽抗，为了保住位置不惜牺牲，外人会感到很难与他们竞争。结果每个单位不仅没有无限的机会，反而或多或少被目前的安排束缚了手脚。由于没有完备的知识，他们甚至都没意识到自己错过了机会。

这是哪门子完全竞争！

不稳定性

以上情形与古典经济学中完全竞争的概念之间的差异值得我们探究。古典经济学认为价值和机会是分别给定的，而我认为它们是具有反身性的。由此可见，不稳定性是很普遍的问题。这种结论与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理论是互相矛盾的，因为根据完全竞争，对自身利益的理性追求理当产生均衡的状态。然而它非但没有产生均衡，市场力量的自由作用却反而创造了不断变化的过程，一种无节制行为将会导致另一无节制行为的产生，周而复始，永无止境。

这种结论仿佛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可能会带来意外的结果。古典分析是完全建立在自身利益的基础上的，但如果追求自身利益不会产生一个稳定的体系，就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个人利益是否足以确保体系得以继续存在？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金融市场的稳定只能依靠监管来维持。一旦我们把稳定当做政策的目标，其他有价值的目标便接踵而至。当然，在稳定的情况下，我们也必须维持竞争。公共政策旨在维持稳定和竞争，天知道它们还有什么别的目的；这种政策是与自由放任的原则（the principle of laissez-faire）背道而驰的，而且二者之间必有一方是错的。19世纪的时候，自由放任原则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并且成为了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主流经济秩序。但很显然，经济理论宣称的”均衡”并非这个时代的特征；这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新的生产方式不断涌现，新的经济组织形式不断发展，经济活动的领域不断向各个方面拓展。原有的经济管制框架已经崩横；进步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来不及规划；新事物的发展日新月异，因而不能依靠已知的办法加以控制。国家机制已经不足以应付额外的任务：当城市不断膨胀，领域不断开拓，国家几乎难以维持法律和秩序。

发展速度放缓之后，国家监管机制才开始赶上其要求，开始收集统计资料，征收赋税，自由竞争中一些比较明显的异常和滥用现象才得以纠正。新兴国家在走工业化道路的时候，已经有不少前车之鉴可供它们参照。国家第一次能够对工业发展发挥有效控制，人民也真正可以在自由放任和计划之间作出选择。于是放任自由的时代宣告结束：最先出现的是保护主义，接着是各种形式的国家控制。

自由放任原则在20世纪80年代卷土重来，大有复辟之势。里根总统召唤市场的”魔力”，而撒切尔夫人则鼓励适者生存。自那以后，全球化为资本所有者提供了寻求最适合的目的国进行投资的机会。这也使个别国家的征税和监管能力大大降低。虽然实际情况与自由竞争不切实际的假设相去甚远，但却为抛开一切、自由放任地追逐自身利益提供了有利条件。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种制度是如何运行的吧。

自由

有效竞争不会产生均衡，但是能通过减少个人对现有关系的依赖，将个人自由最大化。人们一般认为，自由是宪法或法律所保障的一种权利或一系列权利一一言论、迁徙以及信仰自由。这种定义过于狭隘，而我比较倾向赋予它更广泛的意义。我把自由看做获得替代选择的权利。如果替代方案较目前情况逊色不少，或是流动牵涉到付出很大努力或牺牲，人们将继续依赖目前的安排，因而必须承受各种限制和剥削。如果人们拥有的选择比目前略差，他们便不必承受这种压力。一旦他们感受到了压力，也只需稍作变动便能摆脱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自由是由人们脱离现状的能力决定的。只有当替代方案比现实状况稍差时，自由才能被最大化。

这与人们通常看待自由的方式大为不同，不过话说回来，人们通常将自由看做一种理想而不是一种现实。作为理想的自由是值得人们为之牺牲的。当自由成为现实时，它意味着人们无须作出牺牲便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把自由当做理想的人们可能为之全身心奋斗，但他们不见得了解自由的真谛。作为理想的自由被人们看做至福。事实上，自由也有令人失望的方面。当牺牲有了结果，理想成为了现实，这些方面比自由只作为理想的时候更加明显。当英雄主义的光环褪去，以共同理想为基础的团结精神也便烟消云散。只留下形同散沙的个人，追逐各自眼中的利益。自身利益可能符合公共利益，也可能不符合，这便是自由在开放社会中的表现，而这可能会让那些为之奋斗终生的人大失所望。

私有财产

这里所定义的自由，不仅适用于人类，也适用于其他生产工具。土地和资本也是”自由”的，因为它们并不局限于特定的用途，而是具有稍加区别的其他用途。这便为私有财产制度提供了支持。

生产要素总是和其他要素配合运用，因此一种要素的运用发生改变也会对其他要素产生影响。因此，财富并不真正属于私人，它还会影响其他人的利益。有效竞争降低了一种要素对另一种要素的依赖，而根据不切实际的完全竞争的假设，这种依赖性将会全部消失。这种说法不仅派生出了生产资源的拥有者对其他参与者的责任，也为”视私有财产为基本权利”的观点提供了理论依据。

我们可以看出，私有财产的概念需要完全竞争理论充当其理论依据。如果没有完全的流动性和完备的知识这种不切实际的假设，财富不仅意味着权利，也意味着对社区的义务。

有效竞争也对私有财产制有利，但是比较有限。个人决定对社会的影响是分散的，而且受影响的要素有能力转化为替代方案，不良影响对社会的冲击因此得以消减。与财富相关的社会责任也相对变得比较模糊和普遍。财产由私人所有和管理的做法几乎没有遭到任何反对，特别是当财产公有制这一替代方案的缺陷更加严重的情况下尤为如此。但是和古典分析相反的是，私有制的权利不是绝对的，因为竞争是不完全的。

社会契约

当自由成为事实时，社会性质则完全由其成员来决定。就像在有机社会中，社会成员的地位只能结合”整体”来理解一样，现在的社会整体本身毫无意义，因此只能从个人决定的角度来加以理解。为了强调这种对比，我使用了开放社会这一术语。这种类型的社会可能对通常意义上的人员自由进出是开放的，但这对于我要表达的意思来说只是次要的。

在文明社会当中，人们彼此之间拥有众多的关联。然而在有机社会中，这些关系由传统来决定，在开放社会中，则由相关个人的决定来塑造：关系受到成文与不成文的契约的约束。

传统关系是封闭的，因为它们的条件不受利益相关方的控制。例如，土地的继承是预先决定好的，农奴与地主之间的关系亦是如此。传统关系只对相关的人适用，而与其他人毫无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统关系也是封闭的。契约关系是开放的，因为其条件是由相关成员共同商讨决定的，而且经双方同意即可更改。如果缔约方可由其他方面代替，那么契约关系也是开放的。合约的内容通常是众所周知的，如果对类似情况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安排，这种差异则由竞争来修正。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传统和契约关系之间的差异和抽象与具体思维之间的差异是一致的。传统关系只适用于直接相关的个人，但合约的条件则具有普适性。

如果关系是由参与者决定的，那么组成文明的不同机构的成员也应该受到条约的约束。也正是这种推理模式导致了社会契约的观念的诞生。根据罗素最初的阐述，社会契约既无理论有效性也无历史意义。从完全独立的个人自由加人契约的角度来定义社会，必然会产生误导；把文明社会的历史起源归因于这种契约，恐怕是弄错了年代。尽管如此，罗素的观念正确指出了开放社会的本质所在，这种方式就好像美尼涅斯·哀格利巴用寓言定义有机社会一样清楚。

我们可以把开放社会看做理论模型，其中包含的所有关系都具有契约的性质。即使有些机构具有义务性或限制性成员资格，也和这种解释并不冲突。只要存在一些职能不同、地位大致相等且对所有个人开放的机构，个人自由便能得到保障。这一点对一些机构，如拥有强制力量的国家以及限制成员人数的社交俱乐部也是成立的，因为人们可以选择加人其他机构。

开放社会无法保证人人享有平等的机会。与此相反，如果资本生产模式与私有财产制相结合，势必产生许多不平等现象：如果置之不理，那么不平等状况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开放社会不是没有阶级一一虽然没有阶级的社会很难想象，但并非是不可能的。阶级的存在怎样才能与开放社会的理念和谐共存呢？答案很简单，在开放社会中，阶级只是对社会阶层的概括。鉴于社会的流动性较高，马克思所说的阶级意识可能并不存在。他的观点只适合封闭的社会，这个问题等到了封闭社会的章节我再详加说明。

美丽新世界

让我为开放社会的理念下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并为大家描绘出完全变化之社会的景象。在生活的各方各面，替代选择都唾手可得：个人关系、意见和理念、生产过程和资料、社会和经济组织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有机社会的成员则毫无独立个性可言；在不完全变化的社会当中，现有价值观和关系仍限制着人们和国家、家庭和伙伴之间的关系；而在开放社会中，这些关系则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决定。从相反的角度来看，社会关系的永久性消失了；社会的有机结构全然瓦解，社会结构的”原子”一一也就是个人，在失去根基之后，四处漂泊，无依无靠。

个人如何在替代方案中抉择也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经济分析为此提供了方便的起点，人们要做的就是将它扩展运用。在每一个行动都事关选择的世界里，所有领域的活动全都带有了”经济”的意味。这种特征并不意味着人们更加注重物质，而不重视精神、艺术或道德价值；它只是意味着所有的价值都可以简化为货币条件。这也使得市场机制的原则延伸到更为广泛的领域，如艺术、政治、社会生活、性以及宗教。但不是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能进行买卖，因为有些价值纯属私人性质，因此不能进行交换（例如母爱）；另外一些价值则会在交换的过程中失去价值（例如名誉）；还有一些价值实际上是不可能交换的（如天气或政治任命）；但是，市场机制作用的范围可能会延伸到最大限度。即使市场力量的运作会受到立法的规范，立法本身也可能是与经济行为有关的讨价还价的结果。

以前，选择权利的兴起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安乐死、基因工程和洗脑已经成为了现实可行的事情。最为复杂的人体机能，比如思维，有可能被分割为若干成分，然后以人工的方式加以复制。在没有被证明是不可能的之前，一切事情似乎都是可以办到的。

或许，完全变化的社会最令人吃惊的特征是个人关系的没落。个人关系的特点在于，它只与特定的对象有关。朋友、邻居、丈夫和妻子如果是不能替换的，至少也能随时被稍次（或稍好）的替代物取代E这些关系会在竞争的条件下受到选择的限制。假设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是固定不变的，但这种关系的影响力可能会越来越小。当更为有效的通信工具降低了亲自出面的必要性，个人接触的重要性也会随之降低。

这种局面的出现可能不太令人满意。我们必须牢记，当作为缓解因素的社会制度被导向合理结论的时候，其会变得荒谬可笑，不管是摩尔笔下的乌托邦、笛福的理想国度、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还是奥威尔的《1984》都是如此。因此，我们现在应当清楚地看到，开放社会在成为事实之后，可能并没有身在封闭社会的人们相信的那般完美。

价值观的问题

开放社会最大的恩赐和足以让它成为一种理想的成就，就是个人自由。自由最明显的吸引力却是负面的——缺乏限制。但自由也有积极，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一面。它允许人们独立思考，决定自己的需要，以及实现自己的梦想。人们还能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致，在智力、组织、艺术以及实际方面达到自己想都不敢想的成就。这是一种极度兴奋而又满足的经历。

从消极方面来说，个人享有的崇高地位反而成为了负担，有时甚至让人难以忍受。帮助人们作出所面临的一切抉择的价值观念究竟身在何处？经济分析认为价值观和机会是既定的。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假设和完全变化社会的原则是截然相反的。期望独立的个人按照固定的价值观行事，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价值观和其他事物一样，只是选择的问题而已。选择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人们自我反省的结果；更有可能是冲动的决定，或是以家庭背景、意见、广告或其他外界影响为基础的决定。当价值观可以改变的时候，其变动注定会成为重要的商业活动。个人必须在强大的外力影响下选择自己的价值观。

如果只是消费方面的选择，当然不会存在太大困难。但是当我们在选择谷类食物的品牌时，品牌带给你的愉快感觉就足以帮你作出决定鉴于谷物食品广告的巨大花费，这种决定甚至也值得怀疑。但是社会不能建立在愉快的原则之上。生命包括痛苦、冒险、危险以及死亡的可能。如果愉悦是唯一的标准，资本就不能累积，许多构成社会的组织和机构就无法生存，构成文明的许多发现、艺术和科技创造也将无从达成。

缺乏目的

当脱离了为我们提供及时享乐的选择之后，我们发现开放社会也会遭遇”目的缺乏”的问题。我的意思并非找不到目的，只是每个个人必须自行寻求和发现自己需要的目的。

寻找目的成为了一个问题。人们试图通过加人团体或者献身理想将自己和远大的目标联系起来。但是自愿结社缺乏有机社会那种令人放心的可靠品质。人们的归属并非理所当然的，而是有意选择的结果。然而面对众多的选择，人们很难全心全意地效忠于某个特定团体。即使真有人能做到，团体也不见得会反过来报答其忠心：个人总是处在随时被拒绝或遗弃的危险之中。

理想也是如此。宗教和社会理想必须互相竞争，因此它们都缺乏让人们毫无保留接受的包罗万象的完整性。对某种理想的忠诚就像对一个团体的忠心一样，都是一个选择。个人仍然是分离的，他的忠诚不代表认同而是有意识的选择。这种行为的意识就在个人和他奉行的理想之间形成了一道阻碍。

这种自行寻找自身目的的需求使个人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窘境。在组成社会的所有单位中，个人是最薄弱的一环；寿命也比大部分以个人为基础的机构要短。个人依靠自己的力量为价值体系提供了一个非常不牢固的基础，而这一价值体系还必须支撑起某种结构，这种结构的存在时间比个人的寿命还长，而且在个人眼中，这种结构比他们的寿命和幸福都要有价值。因而为了维持开放社会，这种价值体系是必要的。

个人作为价值观的来源，其缺陷可能用许多方式来表现。孤独或自卑、罪恶以及无用的感觉，可能与缺乏目的有直接的关联。人们常把这些感觉作为自己的责任，而不把个人困难放在社会背景下进行解决，这便使人们的精神困扰日趋恶化。精神分析在这个方面毫无用处：不管治疗价值如何，精神分析往往过于关注个人，这反而会让本该解决的问题更加严重。

财富越多，权力越大，个人的问题也越严重。入不敷出的人不会停下来询问有关人生目的的问题。但是人们可以依靠我所谓的”不完备的知识的积极面”，使开放社会更加富裕，也使问题全面暴露出来。问题可能会发展到连愉悦的原则都将受到威胁的地步，人们也许无法从自己努力的成果中获得足以证明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的满足感。创造财富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活动，只有到了享受成果的时候，堵塞的现象(congestion）才会出现。

无法找到自己需要的价值观的人，可能会被迫接受教条，因为教条可以为他们提供现成的价值观和宇宙中的稳固地位。消除缺乏目的的方法之一就是放弃开放社会。如果自由成了不可承受的负担，封闭社会在他们看来就像是救星一般的存在。

教条式的思维模式

我们已经看到批判性思维模式将决定对错和真假的任务留给了个人。鉴于个人的理解是不完全的，因此他们无法为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一一特别是和个人及宇宙的关系，以及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有关的问题提供确切的答案。不确定性的确很难忍受，因此人类思维总是想尽办法逃避这种不确定的感觉。

教条式思维模式就是这样一种逃避方式，这种模式就是建立一套地位至高无上的教条主义。人们一般认为教条主义来自于个人之外的某种源头，它可能来自于传统，或是一种和其他意识形态竞争时取得至高无上地位的意识形态。无论是哪种情形，教条主义都被称为冲突观点的最高仲裁者：接纳与教条符合的观点，排斥与教条冲突的观点。人们再无衡量替代方案的必要一一每一种选择都是现成的。所有问题都得到了解答，令人恐惧的不确定性阴影已经消散。

教条式思维模式与传统模式有许多类似之处。教条模式假定一种权威是所有知识的来源，并设法维持或重新创造一个简单的奇妙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盛行的观点不会受到质疑。但它和传统模式的区别就在于缺乏简单。在传统模式中，不变是人们普遍接受的事实，但在教条模式中则是一种假说。教条模式中不仅没有单个的普遍适用的观点，反而有许多可能的解释，但只有一种与假说一致，其他解释都必须排除。使情况更加复杂的是，教条模式不会承认自己在建立某种假说，因为这样会破坏它正尝试建立的不容置疑的权威。为了克服这一困难，可能需要难以置信的心理斗争。尽管教条式思维模式努力尝试，却无法再创造出传统模式所特有的条件。二者最主要的差异在于：真正不变的世界是没有历史的。一旦人们意识到过去和现在的冲突，教条就失去了必然性。这就意味着，传统思维模式只适用于人类发展的初级阶段。除非人们忘记过去的历史，否则是不可能恢复传统思维模式的。

因此可以完全排除由批判性思维模式直接转向传统思维模式的可能性。如果教条式思维模式无限期盛行的话，历史便有可能会渐渐被人们遗忘——但目前还不具备实现的可能性。因此唯一可选择的不是批判性思维模式，就是教条式思维模式。

事实上，教条式思维模式将不变的假设（在这种假设中，完全的认知是存在的）延伸至一个不再完全不变的世界。没有任务是轻而易举的。由于人们的认知并不完全，因此任何解释都不可能和现实完全一致。只要观察能够对人们眼中无可辩驳的真理产生任何影响，就必然会产生一些差异和出人。唯一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把真理移出观察领域，只有达到更高的意识层面才能获得真理。在这一层面上，真理能自由行使支自己的权力，而且不会受到互相矛盾的证据的干扰。

因此，教条式思维模式倾向于诉诸超乎人类的权威，比如上帝或者历史，他（它）们通常会以某种方式启示人类，这种启示是真理唯一也是最终的来源。由于人们的知识是不完全的，他们经常就教条的运用及其意义争论不休。而教条本身却继续散发着神圣纯洁的光辉。当观察记录下源源不断的变化足迹，超能力的统治仍然没有受到影响。尽管许多证据都对这一机制予以否定，但它仍执意维持世界秩序永恒不变的假象。如果教条式思维模式取得成功，通常会使社会状态保持不变，这便进一步强化了世界秩序确定不变的假象。但即使在教条式思维模式的巅峰时期，它也不具备简单的特性，而这正是传统模式的唯一可取之处。传统思维模式处理的都是具体的情况，教条式模式依赖的则是对所有可以想到的情况都适用的教条。它的教义通常为抽象概念，人们不能通过直接观察判定它是否存在。抽象概念的运用也带来了传统模式中所没有的各种麻烦。教条式思维模式一点都不简单，它甚至比批判性思维模式更为复杂，但这不足为奇。想要维护永恒不变的假设，又不想承认编造假设，这种做法就是在扭曲事实。人们必须历经复杂的扭曲过程才能达到几近可信的程度，因此人们必须在脑力劳动和精神紧张方面付出沉重的代价。的确，如果不是历史提供了真实的例子，还真难以想象人类的思维具备自欺欺人的能力。思维似乎是一种工具，可以通过在别处制造新的矛盾的方式解决任何自我生成的矛盾。这种倾向在教条式思维模式中为所欲为，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教条模式的教义严重脱离现实。

由于将全部精力都集中在解决内部矛盾之上，教条式思维模式没有对知识体系作出多少改善。教条式思维模式不承认直接观察得来的证据，因为一旦出现冲突，教条的权威会受到损害，因此教条式思维模式必须严守教条的限制。这也导致了词语意义的争辩，特别是与原始启示有关的词语深奥、法典、神学和意识形态的讨论更是如此，它们每解决一个问题往往会创造更多的新问题。由于思维和现实并无多大关系或完全无关，推测越深入，就越令人费解，越不切实际。一根针头上能容纳多少天使跳舞呢？

教条的实际内容要取决于历史条件，而且不能作为归纳的主题。传统可能提供了一部分材料，但要这么做的话，传统必须经过剧烈的转变。教条式思维模式需要普遍适用的陈述，而传统原是用来表述具体情形的。现在必须将传统进行归纳，使其与更加广泛的事物建立联系，而不仅仅局限于原有目的。怎样才能达成这个目标呢？答案就在语言的发展里。语言自我调整以适应变化的环境的方法之一，是将原本只含有具体意义的词语运用在比喻意义方面。比喻意义只保留具体情况的一种特性，然后可能运用到拥有共同特征的具体情况中去。传教士从《圣经》中摘取一段经文作为下堂课的内容，运用的也是这种方法。

教条也可以包含源自开放社会的理念。详尽阐述了存在问题的哲学和宗教理论都或多或少带有一些教条的色彩，它们需要的只是无条件地接受和普遍性地强制执行，个人的意向对理念的发展几乎没有影响。一旦某种理论成为了知识的唯一来源，该理论便会平添几分流行的特征，其初衷也就变得无关紧要。

由于批判性思维模式比传统模式更加有力，所以批判性思维发展出来的意识形态比传统本身更适合作为教条的基础。一且地位得到了确立，意识形态可能会披上传统的伪装。如果语言足够灵活，允许具体陈述用做比喻意义，那么也可以用于相反的过程，使抽象概念人格化。《旧约》中的上帝就是一个例子，詹姆斯·弗雷泽（詹姆斯·弗雷泽，英国人类学家、作家、民俗学家和宗教史学家）的《金枝》（Golden Bough）中还有许多别的例子。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在所谓的传统之中也包含着许多由批判思维的产物转化而来的词语。

教条的首要条件是包罗万象。教条必须提供衡量所有思想和行为的标准。如果不能凭借教条衡量一切事物，人们就不得另寻是非黑白的区分方法，而这种寻找会摧毁教条式思维模式，即使教条本身的有效性并未遭到直接攻击，运用其他标准可能产生的反效果也会严重打击教条的权威性。如果教条要实现它作为所有知识之源的功能，就必须在每一领域都确立至高无上的权威。人们不必把教条时时刻刻挂在嘴边，耕地、绘图、打仗，以及发射火箭等活动都可以按照自己特有的方式进行。但是当某种理念或行动与教条发生了冲突时，要以教条为准。这样一来，即使是范围较大的人类活动也可能受到教条的控制。

教条的另一个特征是僵化，而传统思维模式则极其灵活。传统超越了时间的界限，任何变动不但能立马获得接受，还会被人们视为自远古时代就存在的东西。教条式思维模式就不是如此，其教条为思想和行为提供了衡量标准。因此它们必须是永恒不变的，不管被违反多少次都不能发生任何改变。如果偏离了规范，就必须立刻纠正教条本身必须维持，不可违背。

鉴于我们的理解天生就不完整，显然新的进展可能和既有的教条发生冲突，或以无法预见的方式产生内部矛盾。任何改变都会造成潜在的威胁。为了将威胁降到最低，教条式思维模式通常会阻止思维和行动取得任何新进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教条模式不仅消灭违反其宇宙观的不规范改变，还积极镇压不受约束的思维和行动。教条模式将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多远，就取决于它本身受到的攻击程度。

和传统思维模式相反，教条模式和某种形式的强制手段密不可分。要维护教条对实际或潜在替代方案的绝对优势，强制手段十分必要。每种教条都有可能引发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不是光靠思考就能得以解决的；如果没有界定教条以及捍卫其纯粹性的权威，统一的教条观念将有可能分裂成互相冲突的解释。解决这个问题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授权世俗权威，负责解释超乎人类力量的意志。正因为教条的有效性来自于超人类力量，教条才能够跟上现实中发生的变化。但任何未经权威认可的创新都是不能容忍的，权威也必须拥有足够的权力以便消灭与教条对立的观点。

在某些情况下，权威可能需要稍微借助武力的帮助。只要盛行的教条履行它提供的无所不包的解释功能，人们往往会不假思索地予以接受。毕竟，教条占据着垄断的地位，虽然人们对同一事物有不同的看法，但对于作为整体的现实的看法却只有一种。人们在教条的保护下成长，自小接受训练按照教条的方式进行思维，因此接受教条比质疑教条自然得多。

当内部矛盾演变成更加不切实际的辩论时，或者新出现了与既定解释不相符的事件时，人们可能开始质疑这些解释的基础。当这一切成为事实时，教条式思维模式就只能依靠武力来维持自己的地位。使用武力注定会对理念的演进产生深远的影响。思维不再按照自己的路线发展，而是和权力政治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一起。特定的思想与特定的利益结合在了一块，某种解释能否打败对立的解释，关键并不在于其论据是否正确，而在于支持者的政治力量是否强大。人类的思维变成了各种政治力量一较高下的战场，教条反而成为了交战各方手中的利器。

因此，依靠与论据正确性无关的手段就能维持教条至高无上的地位。维护教义所使用的强制力量越大，该教义越不能满足人们心灵的需求。最后，随着教义的霸权地位轰然倒塌，人们可能会觉得自己终于从可怕的压迫中被解放出来。宽广浩瀚的新境界豁然开启，层出不穷的机会激起了希望的浪花和热情的潮水，智力活动空前活跃。

我们可以看到，教条式思维模式无法复制传统模式吸引人的特质。因此教条式思维模式只能是扭曲、僵化和高压的。教条模式的确消除了困扰批判性思维模式已久的不确定因素，但也因此付出了代价，一旦人们发现替代选择的存在，无论好坏，其心灵都会感到无法忍受。正如以超乎人类的权威为基础的教条可以让人们摆脱批判模式的缺点，对于深受教义压迫的人们来说，批判模式可能是拯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大救星。

封闭社会

对观察者来说，有机社会的一些特征的确很有吸引力：稳固的社会团结、毋庸置疑的归属感以及各成员对集体的认同。但有机社会的成员却不认为这是优势，他们根本不知道这种关系有什么不同，只有那些察觉到个人与社会整体之间有矛盾的人才会将有机社会当成理想的目标。换句话说，只有当有机社会的存在条件不再盛行时，其优点才最能为人们所理解。

在漫堤的历史长河中，人类渴望回到天地初开时无知而幸福的状态，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亚当和夏娃被驱逐出伊甸园的主题一再被重复，但是天真一旦失去之后，便不可能再恢复，除非我们能够忘却所有的经验。在任何试图以人为手段重新创造有机社会状态的努力当中，最困难的莫过于获取全体成员以及他们所属社会毋庸置疑的认同。要建立有机的统一性，就必须传扬集体的优越地位。但这样做的结果却和有机社会有一个重大区别：个人利益并不和集体利益一致，而是从属于集体利益。

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差别引发了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什么是公共利益？因此对公共利益的定义和解释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有需要的话，公共利益还必须凌驾于互相矛盾的个人利益之上。这项任务最好由一位在世的统治者来执行，因为他（她）可以根据情况能动地调节政策。如果将任务委任于某个机构，执行起来又过于累赘，缺乏灵活度，最终只会变得效率低下。机构可能会设法防止改变，但就长期而言，是无法办到的。

无论共同利益在理论上是如何定义的，实际上反映的往往是统治者的利益。统治者们宣称整体高于一切，并将整体意志强加在拒不服从的个人身上；除非我们能够假定这些统治者真的大公无私，否则享受利益、坐收其成的只有他们。统治者无须以个人名义遂行个人目的，但他们作为一个阶级就能从现有制度中获利：从定义上看，他们是执行统治权力的阶级。由于各个阶级的成员资格都有其明确的界定，因此个人对集体的从属就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服从。所以封闭社会也可以被看做以阶级剥削为基础的社会。开放社会也可能出现剥削的现象，但由于个人的地位是不固定的，所以阶级并不是开放社会运作的基础。在马克思看来，阶级剥削只存在于封闭社会当中。马克思建立了阶级剥削的概念，就像美尼涅斯·哀格利巴将社会比做有机体一样，都是有价值的贡献，但他们都将概念运用在了错误的社会当中。

如果封闭社会公开宣称的目标是维护一个阶级（种族或民族）的优越地位，这种目标实现起来可能不费吹灰之力。但如果它的目的是重新恢复有机社会的悠闲状态，这个目标注定以失败收场。社会统一性的理想和阶级剥削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要弥补鸿沟，就必须搬出一套详尽的解释；从定义上看，这种解释是与事实相悖的。

使意识形态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不仅是统治权威的首要任务，还是判断他们成功与否的衡量标准。意识形态的接受程度越高，集体利益和实际政策之间的冲突就越小，反之亦然。独裁制度顶多能在恢复有机社会的稳定和谐方面获得长足的进步。但更多的情况下都必须使用某种程度的强制手段，接着统治权威又得曲折迂回地对这一事实加以辩解，从而削弱意识形态的可信度，这样一来统治阶级就必须进一步采取强制手腕，直到最糟糕的情况出现一一强迫镇压成为了社会制度的基础，意识形态则与现实再无半点相似。

致谢

如果没有我的私人助理伊万·歇尔对我的帮助，我不可能完成这本书。迈克尔·瓦乔身为发言人，却为本书作出了超乎想象的贡献。包括道格拉斯·约克、丹·卢斯迪克、维利尔·西姆斯，以及爱德华·希普纽斯克在内的其他同事也从各个方面给予了我许多帮助。

以下人员也给了我宝贵建议（按姓氏首字母排列）：哈坎·阿尔特奈、佐伊·贝尔德、罗莎·布鲁克斯、玛利亚·凯特艾、斯蒂文·克莱门斯、琼·邓禄普、耶胡达·艾尔克那、赛尔维·厄尔博、盖瑞斯·伊万斯、约瑟夫·费尔斯通、罗曼·弗莱德曼、米少·格莱尼、凯琳·戈登、约翰·格吉、拉尼·吉尼尔、摩顿·哈尔普林、约斯特·希尔特曼、玛丽·卡尔多、安纳托尔·卡莱斯基、罗伯特·库森、勒厄德·拉森、查尔斯·雷克姆、卡伦·利萨克斯、马克·马洛克·布朗、安东尼·马克斯、威廉·梅恩斯、皮埃尔·米拉博、卡尔曼·米日依、伊森·纳德尔曼、阿里耶·奈尔、霍华德·纽曼、卡利，普索·尼克莱迪斯、维克多、奥夏滕斯基、彭定康、伊斯特万·雷夫、安东尼·里克特、杰克·罗森塔尔、托马斯·斯坎隆、劳拉·希尔伯、约翰·西蒙、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F·范泽尔斯拉伯特、亚历山大·斯莫拉尔、乔纳森·索罗斯、马克·施泰茨、赫伯·施图茨、斯特罗布·塔尔伯特、斯图亚特·昂普尔比、梅布尔·奥兰治、拜伦·维恩以及安德烈·威尔肯斯。

在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举行的一次讨论会让我获益良多。讨论会的参与者包括：阿齐兹·阿尔 阿泽姆、索林·安托希、安德里·查萨姆布未、耶古月达·埃尔卡纳、卡特琳·法卡斯、伊娃·福多尔、亚诺斯·斯基、手lj维乌·马泰、丹尼尔·蒙特瑞尔斯库、普利姆·库马尔·拉贾拉姆、霍华德·罗宾逊和卡斯特森·施耐德。利昂·波特斯坦恩、罗莎·布鲁克斯、特洛伊·达斯特、亨德里克·赫尔茨伯格、哈罗德·克欧、加拉·拉玛什、狄波拉·莱夫、尼古拉斯·雷曼、阿里耶·奈尔、彼得·奥斯诺斯、约翰·波德斯塔、西蒙·罗森博格、马克·施密特、詹妮弗·索罗斯，乔纳森·索罗斯，以及迈克尔·瓦乔还参加了在我家里举办的非正式研讨会，这次会议也对我颇有助益。

公共事务出版社，特别是其创始人，彼得·奥斯诺斯先生一如既往的出类拔萃。

乔治·索罗斯

2006年4月

Table of Contents

序言

前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附录

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