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翻译简介

献词

作者前言

第一部

记录A　地下之城

1　中间人

记录B　书写的王国

2　美国之音

3　断桥

记录C　城墙

4　一夜之城

第二部

5　淀粉

6　好莱坞

记录D　来自乌龟的话

7　今夜你并不寂寞

8　移民

9　四合院

记录E　一尊青铜头像

10　周年纪念

11　四川人

第三部

记录F　一本书

12　政治避难

记录G　没有裂缝的骨头

13　运动会

14　沙子

记录H　一个字

15　翻译

16　旗帜

17　直达影像

记录I　那匹马

18　混沌的西部

19　选举

第四部

20　唐人街

记录J　自我批评

21　国事访问

记录K　遗失的字母表

22　封存的内心最强大

记录L　排印错误的汉字

23　巴顿之墓

记录Z　售出的文字

24　茶

译后记

制作信息

翻译简介

x2zhao

即日起开始翻译纽约客专栏作家何伟（Peter Hessler）“中国三部曲”的第二部：《甲骨文：游走在中国与西方之间》。

Peter Hessler，中文名何伟，普林斯顿大学文学学士，牛津大学文学硕士，1996年随美国和平队来到中国，在四川涪陵师范学院支教，是当地仅有的两名外国人之一。1999年，何伟来到北京，开始独立写作生涯，同时成为《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站的助理记者，并为《大西洋月刊》、《华盛顿邮报》、《国家地理杂志》和《纽约客》等媒体供稿。此后作为职业作家长居北京。

从1996年开始，他陆续完成了三部书写中国的纪实作品，并称为“中国三部曲”。第一部曲是讲述涪陵生活的《江城》（River Town）,此书获得了国际著名的桐山环太平洋书卷奖；第二部是以普通人的生活变化为基点、描述整个中国社会变迁的《甲骨文：游走在中国与西方之间》(Oracle Bones: A Journe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此书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提名；最后一部是何伟花了7年时间游历和写作而成的《开车游历中国：从农场到工厂》（ Country Driving: A journey through China from Farm to Factory），此书在2010年2月荣登亚马逊英文网站销售书榜的第一位。此外，前两部书都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

作为一名攻读文学的学生，作为一名曾经身在中国的中文教师和记者，我读过无数描写现代中国的小说和传记文学；然而，很久以来，没有任何一本书，比何伟的文字——一个外国人描写他眼里的中国的文字，更为打动我。在看完《江城》的时候，我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如果有人问我，有什么人是真正愿意去了解这个国家,愿意实在地爱这个国家的普通人，何伟，我会说出你的名字。我要大声地说：那些总是像神一样伟大的天朝领导，那些动不动就谩骂“美国霸权、韩国棒子、日本鬼子”的爱国青年，还有那些像我这样受过高等教育、过着舒适生活、为自己的小成功洋洋得意的人们，都没有资格与你相比。

你把你的智慧、学识和青春岁月，献给一片你曾经全无了解的土地。你把你在普林斯顿和牛津学到的英美文学，教给西川涪陵师范大专的学生——这些学生毕业后，大多将回到他们出生的四川边远村落，在那儿的中小学担任英文教师。你走进深山，面对着长江扎营，听着它奔腾不息的密语。你走进那个严重污染的城市，与面馆老板一家及各式各样的普通人成为朋友，你写下你和他们的交往，写下那些普通中国人在时代巨变中的烦恼、挣扎和坚强。你喜欢沿着农田奔跑，又时不时走进贫穷农户的家里，用你刚学会的中文与他们交谈。你记录即将消失的三峡，那些注定被淹没的古老村镇，那些从此迁出祖祖辈辈生活之地的平凡人家。

你，一个来自美国的年轻人，走到这个陌生国家被遗忘的角落里，忠实地记录着普通人的挣扎于奋斗，忠实地记录了这个社会的变迁。”

而在看完《甲骨文》以后，我决定开始翻译这一本书。这本书已经有台湾译本，但内地没有发行，网络上也看不到译本。我希望有更多像我一样的中国人能读到它。我将避开书中一些敏感的政治内容，对另外一些不涉及敏感瓷的篇章进行翻译。另外要指出的一点是，这本书在台湾发行的版本与在英美发行的版本名字不同，因为我没有看过台湾版，所以不知道书的内容是否也有出入。台湾版名字是Oracle Bones：A Journey between China's Past and Present（卢秋莹女士的译本译为《甲骨文：流离时空里的新生中国》），而我的译本依据的是英美版的名字Oracle Bones: A Journe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摘录一段网上介绍此书的内容：“《甲骨文》全书从1999年5月写到2002年6月，作者穿行于北京、上海、新疆、台湾、南京、安阳、丹东、涪陵、武威等地，穿插记录了中国的过去与现在。使用‘甲骨’作为书名，是因为甲骨曾经被中国人用来记录远古、占卜未来，具有连接过去与将来的寓意。”

最后在此记录一名中国记者对何伟的评论：“他不只是一个记者，一个作家——他就是故事本身。”

献词

献给我的姐姐：

艾米

安吉拉

和　比吉塔

作者前言

本书是一本纪实著作，文中使用的都是真名，只有波拉特（Polat）是个例外，他本人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敏感问题而要求使用化名。

本书是从1999年到2004年进行调查的，那段时期发生的事件仍在今天回荡。我期待我们未来能对这些事件有更多了解，我并不期望我的叙述是全面的和最终的。我的目的一直是追踪这一时期的某些人士，记录下变化的世界是如何塑造他们的生活的。

这些人士将我带到许多地方——中国的、美国的、还有像新疆、台湾这样有争议的地方。边界、定义常常看上去是变化流动的，就像时间一样。这本书的主要章节是按年代排列的，那些标以“记录”的较短章节则不是。它们反映了更深重的时间感——当历史远逝于过去后，人们用以理解历史的方式。

波拉特在维语中是钢铁的意思，他选择这个名字，是因为他相信这是一个远离家乡的人所必须拥有的品质。

（以上文字由“Hi!PDA”论坛starship补译）

第一部

记录A　地下之城

北京，现代化的首都；安阳，古老的中华文明的摇篮。从北京到安阳这座城市，需要坐6个小时火车。我坐在窗户边上，有时不禁发起呆来，窗外的景色就像墙纸一般富有规律：一个农民，一片田野，一条路，一个村庄；一个农民，一片田野，一条路，一个村庄。这种千篇一律的景象也并非什么新鲜事。1981年，美国的历史学家戴维·凯特利搭乘火车前往安阳。随后，他写了一封信给家人：“这儿的土地基本上是平坦的，景色单调，村庄与村庄之间看不出什么两样……上等人的庄园，豪华的大厦，英格兰和法国式的漂亮房子，为何会无影无踪？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个社会并没有像其他文明那样产生贵族阶层？”

从时间长河里再往前回溯，一切依旧：一个农民，一片田野，一条路，一个村庄。1930年，有个叫理查德·道森的外国人住在此地，他写道：“河南没有历史。”今天，这样的评论看起来显然是失当的，这片区域已经发掘了大量的商朝文物和墓碑。商朝创造了目前已知的东亚最早的书写文字，这些文字刻写在骨头和龟壳上——按照西方的说法，叫做甲骨文。如果历史可以被定义成书写的记录，那么河南的这片区域就是历史开始的地方。

不过，除了历史起源以外，造访此地的人们对别的事物更为好奇。再次回溯时间到1880年，一个叫詹姆斯·哈里森·维克逊的美国人写道：“从中世纪以来，这个地方的学术发展就成了一潭死水，停滞不前。”他补充道：“他们基本的历史，可以用短短的几章就写完了。”他的评价，显然是西方视野的，追求发展轨迹和不断进步。按照传统的观点看中国的过去，既没有罗马帝国的崩解，也没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中国历史上缺乏这些与西方历史关键转折点相似的事件。相反，中国的过去，就是一个皇帝退场，另一个皇帝登台；一个朝代结束，另一个朝代开始。历史就是不断重复的墙纸。《真实的中国印象》（A Truthful Impression of the Country）是一本西方人写中国的游记分析，作者尼古拉斯·克利福德的笔下，呈现了19世纪的外国人看中国的眼光：“中国的过去比西方悠久得多，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不过，过去并不等于历史。中国的过去没有真正的叙事，有的只是一个个不知真假的故事罢了。”

在安阳一个叫“洹北”的考古遗址里，一队男人正在地里工作，为安阳的地下之城绘制地图。这座地下之城出现的时间一直追溯到公元前14和13世纪，那时候，商朝文明大概是处于最鼎盛的时期。如今，商朝的遗迹埋在土地下面，通常有5英尺到8英尺深。当地的农民世代耕种庄稼，好些世纪过去了，也没有人意识到，有整整一座城市在地下静静等待着重见天日的那一天。

随着时间的流逝，土层也在慢慢地加厚。这个地方与洹河接壤，周期性的洪水把大量的泥土冲积到这片土地上。这儿还有黄土；黄土产生于戈壁或西北的其他沙漠，是一种细而干的颗粒，很容易被风吹起。几个世纪以来，一层层黄土被风带往南方，最后在安阳这样的地方重新沉积起来。在中国北方，有深达600英尺的黄土地。

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考古学家们致力于寻找山脊和土丘，它们是肉眼能看见的标志，标志着很有可能会出现被掩埋的古建筑。然而，在这里，肉眼的观察是不够的；放眼望去，安阳的土地只有一片平坦。在地里工作的这一队男人，由一个年轻的考古学家带领，他的名字叫荊志淳。荊志淳告诉我，在这样一个地方进行勘查研究工作会有怎样的挑战。

“你必须要用动态的角度去观察这里的景象，”他说：“你必须要看到这片土地是怎么一天天演变的。这个地方和3000年前的景象应该截然不同。我们观照人类社会，必须有三个维度；不能光靠表面的东西。我们必须加上另一个维度：时间的维度。你可能四处观望，却什么也看不见；而实际上此地就是这片地区的第一座城市。如果你的观察不加上时间的维度，你就什么也发现不了。”

勘查队雇了当地的农民，他们用洛阳铲进行挖掘工作；洛阳铲是中国考古的特色工具。洛阳是古代中国许多的旧都之一，那儿的盗墓行业发兴盛，盗墓者不断在实战中改进，以致进行了技术上的创新，发明了洛阳铲：把管状的刀刃切成一半，呈汤匙状，安在一根长竿上。如果你把铲子垂直插入地里，轻轻地转动它，你就会挖出一堆果核状的泥土，直径不到两英寸，大概有半英尺深。继续把铲子插回原处，转动它；重复这个动作10几次以后，原来的洞就会变成一个小小的通道，大概有6英尺深，甚至可能会挖得更深，带来了地下更深的一堆堆果核状泥土。当这个小通道足够深入的时候，挖出来的泥土可能会看到一些瓷器、骨头或青铜器的碎片，或者是一些捣实的土，是古时候建造房屋使用的。

盗贼们造出了洛阳铲，不过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考古学家们却完全由于其他目的而用了这个工具。一个经验丰富的考古学家，可以从土地深处挖出一铲泥，细细检查泥土里的成分，从而判断他脚下的这片土地到底是一面掩埋的古城墙，还是一座陵墓，还是一个垃圾坑。对这些考古学家来说，挖出来的泥土反映了地下深埋的内容，就像看一眼就认得的文字一样。

好些年来，荊志淳和其他人一直在读着洹北的泥土。开始他们是做分类的勘探调查，在这片土地上挖下一个个洞，察看有没有古建筑的痕迹。一连串的随机挖掘，却发现了一整个庞然大物： 宽20英尺的捣实的泥土，就埋在地下6英尺的地方。他们勘测了这个地下建筑，发现它像箭一般的笔直。他们随着这个庞然大物穿过种大豆的田野，一路上留下了更多的小洞和果核状的土堆。300码，3000码，更多的洞，更多的土堆。忽然，延伸结束了，他们发现了一个90度的拐弯：这是个转角。此时他们意识到，这个东西应该是一处定居点的城墙，于是他们继续追踪城墙的边界和城内的其他建筑。他们要绘制地图的这座城市，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亲眼见过。

这是考古的初始阶段；结束一路的挖洞以后，他们就要开展更为广泛的挖掘工作。不过，荊志淳从来不急于求成。他故意放慢工作的速度。荊志淳今年37岁，待人友善，不时飞快一笑。他的脸呈简单的几何形状：圆圆的脑袋，鼓鼓的双颊，圆圆的眼镜框。他在南京长大，却是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学习的考古。他的学养广博，有时候会让我感到吃惊。我们常踏着地下之城漫步，有一回，他告诉我，不要以政治的眼光把商作为一个朝代来看待。

“很多人说起商朝时，总给人留下商朝是个庞大帝国的印象。”他说：“他们把那个古代的国家看成了现代的国家。到处都发现了商朝的遗迹；每发现一处，人们就想，嗯，这儿也是商的一部分。然而，你必须要把文化影响和政治控制区分开来。我认为，从政治实体而言，商实际上是个很小的国家，不会超过三个河谷的范围。不过，它的文化影响则大得多。这就好比说，我在这儿买了麦当劳，你不会说我是在美国。这就是文化。”

在秋日的阳光中，地里的农民们汗流浃背。他们追踪着那面看不见的地下城墙，手中的铲子上下挥动，连成了一道歪歪扭扭的线。他们挖一个洞，走几步，再挖一个洞。如果你并不知道地下之城的存在，而只是远远地看到他们，你会觉得这看起来就像一个毫无意义的仪式：手拿铲子的农民列队走过干旱的土地。一个洞，走几步，又一个洞。一个农民，一片田野，一条路，一个村庄。一个洞，走几步，又一个洞。

1　中间人

1999年5月8日

我是《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站最后一个剪报员。记者站又小又挤，只有两个房间和一个临时改造的厨房，全部职员包括有两个外国记者、一个秘书、一个司机和一个剪报员。平时司机和我共用那间厨房。我的东西包括一套剪报用的裁剪机，一把金属制尺，一张桌子，桌面上压盖着一层玻璃。每个下午，外文报纸就会把这张桌子堆得满满的。如果我在里面看到一篇有意思的关于中国的报道，我就会把报纸平摊在玻璃上，剪下那篇报道，把它放进主办公室后头那排档案柜里。每个月，《华尔街日报》付给我500美金。

记者站位于市中心的大使馆区，离天安门广场只有几英里。我在使馆区的北边租了间便宜的公寓。那地方是个大杂烩：看起来很旧的砖砌的单位住房，几条传统的胡同小巷，还有一间豪华酒店。在行人道边上的角落里，伫立着巨大的百事可乐广告牌，明亮的泛光灯正好打在上面。在中国首都的这一片区域里，生活仍然可以过得很简单。饭馆里提供的午餐不超过1美元，而我骑着单车到处去。当春天的夜晚慢慢暖和起来，一些年轻的情侣就在百事可乐广告牌的光亮下打羽毛球。

在北京的大部分外媒记者站里，剪报员已经销声匿迹；因为他们已经过时，所有东西都在电脑化中。过去，纸质档案是必不可少的；而年轻人愿意做一份剪报员的工作，是因为它让人迈进了新闻业的门槛。剪报员有时会协助记者做调查，如果发生了重大新闻事件，可能还有机会做一些现场报道。一般来说，这工作1周只需10几个小时，剩下充分的时间让人去旅游和进行自由写作。剪报员可以了解这一行的规矩，发表一些文章，最终成为一名真正的驻中国记者。我以前在这个国家呆过一段时间，主要是教英文和学中文，但我从来没有做过记者。我来到北京的时候，带着三个书包，一叠旅行账单，一张没有限定日期的圣·路易斯回程飞机票。那年我29岁。

小小的记者站让我感觉愉悦——报纸新鲜的油墨香，旧的瓦砖房里回荡着我一知半解的语言。记者和秘书说英语也说中文；司机是个高大魁梧的男人，说话有很重的北京口音。我一边整理那些剪下来的新闻故事，把它们分类放入档案柜；一边看着它们的标题栏，想象这就是我日后要学会的那门语言。档案是按照字母表顺序，以主题分类排列的：

民主（Democracy）

民主党（Democracy Party）

游行（Demonstrations）

残疾人（Disabled）

灾难 （Disasters）

异见者（Dissidents）

复杂一些的主题会再做细分：

中美——汇兑（U.S.-China-Exchanges）

中美——关系（U.S.-China-Relations）

中美——丑闻（U.S.-China-Scandals）

中美——峰会（U.S.-China-Summit）

中美——贸易（U.S.-China-Trade）

在我开始当剪报员的头些天，我希望这些档案能为我的中文学习提供有用的训练。我经常翻开一个档案夹，拿着那些泛黄的报纸，读上几十个故事，所有的故事都围绕着同一个主题。然而不久我就开始只看看标题；过了一段时间，即使是标题我也看烦了。为了个给我自己在工作中解解闷，我就按照字母表顺序读那些档案的标签，想象着一些情节把它们串成故事：

科学和技术（Science and Technology）

秘密和间谍（Secrets and Spies）

安全（Security）

性（Sex）

P开头的一部分档案标签读起来像个悲剧，整个故事有出一种高高在上的笔调，但总共只有六个词：

政党（Party）

爱国主义（Patriotism）

政治改革（Political Reform）

人口（Population）

贫穷（Poverty）

另外一个系列故事跳跃性太大，读起来深奥难懂：

学生（Student）

风格（Style）

超级大国-新威胁（Superpower-“New Threat”）

迷信（Superstition）

茶（Tea）

有一次，我把这个序列故事指给记者站的站长看。他告诉我，迟早所有中国记者都会写一篇关于茶的报道。

1999年5月，美国的一架B2战机从密苏里的怀特曼空军基地起飞，到达布尔格兰德，往那儿的中国大使馆投下了一串卫星导航的炸弹，炸死了三名中国记者。《华尔街日报》为此建立了一个新档案：中美——大使馆爆炸事件（U.S.-Embassy Bombing）。它就放在那个“中美汇兑”档案的旁边。

当炸弹袭击发生时，我刚好在南京，那是中国南面的一座城市。这是我的第一趟调查研究之旅：我计划为一家报纸写一篇游记，内容是关于这座城市的历史——南京曾在许多不同时期做过中国的首都。南京这个地方，常常经历重大事件，然后又退居二线，目睹着这些事件在其他目的地成为定局。好些世纪以来，形形色色的军队占领过这座城市，伟大的领袖们来来去去；最后除了座座沉默的墓碑和纪念碑，什么也没有留下。这座城市名字的本身——“南面的京城”——就是一种历史的记忆。

这个城市到处都是文物。在城外，明朝的永乐皇帝让人刻成了全世界最大的一块碑，以此来纪念他的父亲、明朝的创始者。1421年，永乐皇帝迁都至北京，原因至今未明，他的工匠们把那块尚未完工的巨型石碑留在了南京。很可能他们是没想出什么办法来把那东西运走。

当我去参观那座石碑时，周围只有稀落的几个游客。采石场上植物蔓生，起伏不平的山上爬满了新长的枝叶和低低的灌木丛。那座被遗弃的纪念碑由三个部分组成：宽大的底座、拱形的顶部、石碑本身。这个石灰石做成的庞然大物伫立在那儿，像某个心不在焉的巨人随手把它扔在那儿，然后就走开了。纪念碑高147英尺，相当于三层楼的高度。几个世纪以来，雨水在石碑上表面留下了一道道痕迹，看起来就像小孩的写字本。除了那些雨水留下的痕迹外，石碑的表面一片空白，没有人来刻写当初计划好的悼词。参观者可以在石碑上面任意地走，也没有任何围栏。

一个叫杨君的年轻女人在售票里工作。她今年20岁，是从农村出来打工的。在这个国家里，像她这样的年轻人正潮水般地涌进城市：有超过1亿的中国人离开家乡，大部分是到东南面新兴的工厂城市去。社会学家形容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和平迁移。这就是中国的工业革命：这一代人画出了中国未来的轮廓。

在这历史性的时刻，杨君在世界上最大的一块空白石板上找到了工作。当我问起她关于石碑的事情时，她看起来很不耐烦，只是飞快地念出一堆数据：石碑宽55英尺、厚15英尺，要完成雕刻和迁徙的工作估计需要10万人；它重达两万六千吨。我问她这儿游客多不多，而她瞪着我，好像觉得我是个白痴。“游客都到中山陵去了。”她的回答听起来像是对我的控诉：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试着换一个角度。“有没有从石碑上面掉下来？”

那女人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前年死了两个人，”她说：“有一个人是自己跳下去的，另外一个是不小心掉下去了。跳下去的那个是刚刚被女朋友甩掉。后来他还活下来了，而那个掉下去的人死了。”

我们又闲聊了一会儿。那个年轻的女人不断回到死人的话题，透露着那些一模一样的细节：意外掉下去的人死了，而试图自杀的人活了下来。当我离开那儿的时候，杨君看起来心情好了很多。她告诉我，那个伤心得试图自杀的男人跳下来后破了相，一辈子都没法复原了。

在南京，我用我的笔记本里收集各种东西：谈话的片段、博物馆的门票、随意的观察记录。在中山陵的顶端，一个英文标志吸引了我的视线：

整座陵墓的地图看起来就像一个警钟，代表了孙中山先生永不停歇的斗争精神，代表了他为唤醒民众和拯救中华民族、拯救中国所付出的贡献。

在推翻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运动中，孙中山是至为重要的领导者。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是清朝，其统治持续到1911年。在中山陵里，小商贩们售卖一套中国领导人的纪念章；这些中国领导人被人民共和国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三位中国领袖：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每个人的像章旁都有一条他最著名的口号，小商贩的硬纸板上整齐地排列着那三个句子：

天下为公

为人民服务

实事求是

这就是20世纪理想主义所留下的轨迹，浓缩在13个汉字里。现代的手工艺品常常是这样；他们把混乱不堪、众声喧哗的过去简单化了。在南京博物馆，我买了一张图表，上面的标签写着“中国古代史概要”。这张图表按照历史时间的顺序，画成螺旋形状。所有事物都从中心点开始，那小小的一点上标注着“元谋人”。元谋人生活在170万年前。元谋人之后，北京人出现在了时间轴上，然后图上忽然一个转弯。到夏朝的时候，时间轴刚好画完了一圈。

商朝和周朝紧随其后，完成了外面的一圈。螺旋形状的图表每转一圈就变大了一点，像是在不断加速之中。每到一段历史的终结，例如一个朝代、一段战乱时期，图表上就会出现一条标志线和一个黑色的“X”，随后由其他全新的事件取而代之。这个螺旋形图表没有分支，也没有终点。螺旋形图表转了三个大圈，才从元谋人走到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这里时间轴终于打破了圆圈，伸展开来，指向图表的上方，并最终消失。

那天晚上，我和一个朋友正在吃晚饭，忽然听到外面的街道上一阵喧闹。当我们付账的时候，游行的人们已经在外头一涌而过了。隔着一条街，仍听到他们的声音在黑夜里回荡。

一些外国人站在人行道上，看起来吓呆了——像南京这样的城市，从未听说过会有大型的街头游行示威。其中一个外国人告诉我，昨天深夜，北约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北约宣称此次轰炸事件是一个意外，但有些中国人在此次轰炸中丧生。这条消息刚刚才在中国国内广播。

被游行惊醒的街道空空如也——没有汽车，没有单车。我意识到要跟进这个事件，呆会儿打电话向记者站报告；我就跟着示威人群后头跑。等我跑近了一些，人们喊叫的口号就听得真切了：

“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美帝国主义！”

我沿着街道慢慢跑过去，身边都是游行的人，肯定有几千个。他们举着标语和中国国旗，喊完了口号，他们就开始唱中国国歌。忽然人群开始奔跑起来，到了一个叫“新街口”的路口又逐渐放慢了脚步。在那个环形交叉路口正中间，伫立着孙中山的塑像。

我混进游行的人群里，想看一段时间游行，再找个人采访一下。那些年轻人瞪了我好一会儿，不过他们的注意力随后就回到了游行和喊口号上面。一个学生喊了一句，然后其他人跟着喊：

“打倒北约！”“打倒北约！”

这情形让我回想起我一年前所教过的那些中国学生——在上课之前，他们齐声地朗读课文，以便把课文熟记下来。而这些游行的人看起来也像我以前的学生：他们绝大多数是瘦得像根竹竿似的年轻人，戴着眼镜，穿着系扣的衬衫。

“前进，前进！”“前进，前进！”

我们向前走，拐了个弯，又拐了一个，我迷失了方向；夜晚的街道看起来都一样。人群又开始奔跑起来，我以为我们快到达某个目的地了。然而过了一会儿，我们又慢了下来。再拐了好几个弯以后，我终于认出了一个标志：孙中山塑像。我们又回到了新街口。

我选了走在我左边的一个学生——一张友善的脸，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冒着汗——我问他我们要去那儿。他伸出手含糊地指了指前方，然后转向了我。

“你是哪国的人？”

我告诉他我是一个美国记者。

“打倒北约！”“打倒北约！”口号声此起彼伏。

“对贝尔格莱德发生的事件，你有什么看法？”那个学生问到。

“我对此事一无所知。”我说：“我只是在这儿报道这个抗议活动。”

“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美帝国主义！”

“你的政府必须停止在南斯拉夫的战争，”那个学生说。“为什么美国一定要做世界警察？”

我支支吾吾地回答，耸耸肩，表示抱歉；我没有预料到会在南京和人谈论南斯拉夫的事情。三月份的时候，北约为支持阿尔巴尼亚的穆斯林人，开始了轰炸行动。这些穆斯林因为在科索沃地区要求更多的自治权，而受到了南斯拉夫政府的袭击。早在中国大使馆受到炸弹袭击之前，中国国内的媒体——它们全部由政府掌控——就坚决地反对北约的行动，为南斯拉夫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辩护，称他是“美国霸权”的受害者。中国看起来像是主要在担心科索沃问题有可能对台湾、西藏、新疆的独立运动造成影响。

当我们一路前进时，学生们走到我身边来，一个接着一个。开始的时候，他们很有礼貌——毫无例外的，他们都告诉我这次游行不是针对个人的，他们不会因为我是美国人就怪罪我。通常他们会好奇地看我的反应，不过他们主要是想向我表达他们的想法。他们知道这次袭击是有预谋的；一共扔了三枚炸弹；这些炸弹来自3个不同的方向。我不知道他们的消息从何而来，不过所有人都这么说。3枚炸弹，3个不同的方向。这不可能是意外。美国的科技是全世界最先进的，不可能犯这样的错误。

“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美帝国主义！”

有一个年轻人告诉我，他叫吴明，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名在读生。他的名字可能是假的；很多学生都拒绝告诉我姓名，而吴明是中国媒体上一个常见的笔名（它的读音听起来就是“无名”的）。然而这个学生看起来最为真诚，他问我，他是否能把他的感受写下来。我很高兴地把我的笔和纸递给他；因为一路在喊叫和行进中记录，我已经开始头晕眼花了。

这是春天里一个温暖的晚上，天气还未变得炎热，但路边的树已经长满了叶子，新生的枝叶伸展出来，形成一片绿荫。南京还有古城墙，我路过时匆匆地看了它两眼。夜晚的古城墙隐隐地呈现出深黑色，顶天而立。到处都是人，聚集在人行道上。警察站在路口，看着那些示威者——现在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节奏。坚定的喊口号：一声叫喊，一声鼓响，众人的齐声喊叫；一声叫喊，一声鼓响，众人的齐声喊叫。我们向前走，然后忽然跑起来，然后我们继续向前走。每次大家的脚步加快，吴明就放下了手里的笔。有一次，出现了一条新的口号：

“不吃肯德基！”“不吃肯德基！”

我不太确定我听到的对不对，于是我问吴明，人们在叫什么。“不吃肯德基。”他说。我们在一家肯德基的连锁店前放慢了脚步——中文的“Kentucky”是音译，就是“肯德基”；然后人群又往前涌去。过了一会儿，我看到了南京大学的大门，然后是麦当劳那金色的拱形标志。

“不吃麦当劳！”“不吃麦当劳！”

后来我才知道，中国的各个地方都发生了游行示威——这是自文革以来最激烈的反美游行。在北京，共青团组织了好几队的大学生，用公共汽车把他们送进大使馆区。学生们就在美国和英国大使馆的所属区域游行。国家电视台新闻播放了北京游行的镜头，全国的学生们很快就组织了起来。在四川的省会成都，游行抗议的人放火烧了美国总领事的家。他们用铁的自行车座，猛力地击打领事馆的防弹门，试图把它砸破。在北京，学生们往美国和英国领事馆投掷石头、砖块和墨水瓶。这种肆意毁坏公共实施的行为蔓延到其他的一些大使馆，其中包括阿尔巴尼亚大使馆。很显然，由于是阿尔巴尼亚这支少数民族的困境才激起了北约的行动，学生们为此感到愤怒。

然而南京早已不是国家的政治中心了，这个城市没有任何的外国大使馆或外国领事馆。好几个小时过去了，我们的游行队伍仍然在市中心兜着圈，寻找着目标。有时我们向前走，有时我们在麦当劳的金色拱形标志前停下，大声喊口号。当吴明把我的笔记本还给我时，我把它们放到口袋里；当重复的事情一再发生，就没什么必要记录下来了。拐一个弯，一阵猛跑，再拐一个弯：孙中山塑像。另一个学生靠近我说话：美国科技、三枚炸弹、三个不同方向。打倒美国，打倒北约。三个不同方向，三枚炸弹。不吃肯德基，不吃肯德基。我们向前走，我们奔跑。还是孙中山塑像。

另一群游行的人在南京大学旁边的麦当劳连锁店门口，向安静地坐在长凳上的罗纳德。麦当劳发起了攻击。第二天早上，我和那间麦当劳的一名员工谈话，她告诉我说那群人用木棍和竹竿把麦当劳叔叔砸烂了。中文直接把罗纳德·麦当劳叫做“麦当劳叔叔”。跟我谈话的员工看起来很紧张，她说今晚他们就会暂停营业，以避免有更多的暴力事件发生。外头，一片明黄色的玻璃纤维还粘在凳子上，那是麦当劳叔叔屁股剩下的一部分。

“打倒美帝国主义！”

几天之后，我让《华尔街日报》的中文助理帮我看看吴明草草写在我笔记本里的评论。可是她无法辨认出一句完整的话。

游行的第二天开始，已经没有必要再问人们任何问题了。如果我站在路边，人们就会走上来，对话通常都是这样的开头：“你来自哪个国家？”通常，人们会对我进行长篇大论的说教，直到我终于耸耸肩走开。对我来说，头天晚上的兴奋感已经逐渐消失了；追踪寻找信息和让信息追赶着你，这可是两码事。我想告诉人们，我只是一个剪报员——我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记者，我也无法发表中国人对我说的那些生气的话语。

一夜之间，餐馆和商店门口纷纷挂起了红色的国旗；一整天，学生的示威队伍都穿行在南京的大街小巷。电视直播一直在滚动播出：在贝尔格莱德被炸毁的大使馆，三名丧生的中国记者的照片。国家的媒体形容此次袭击是蓄意的，是“美国领导的北约”所做出的军事行动。北约和美国都发表了声明，宣称此次爆炸事件是一场意外，但这些声明都没有在中国国内的新闻里报道。如今还不清楚中国政府会如何应对这次袭击事件。

那天下午，我试着继续为我的那篇关于历史的文章做些研究，希望能分散一下自己的注意力，放松一下心情。我去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那是为了纪念1937至1938年扫荡了整座城市的屠杀事件而建立的。那年冬天，入侵的日本军队占领了南京，强迫国民党政府丢下首都，逃往内陆。攻城取胜之后，日本士兵洗劫了整座城市，杀害、强奸平民百姓。

60年过去了，历史学家仍然为当时的真相而争论不休，而死亡的数字则成了敏感的话题。中国的学者声称死了30万人，但很多国外的历史学家认为这个数据有所夸大。在日本，一些右翼组织彻底地否认了曾经发生过大屠杀的事情，而即使是相对来说中立一些的日本历史书，也宁愿称这次事件为一次“意外”。对中国人来说，它仍然是一个关于过去的最深的伤口；中国人讨厌由外来者告诉他们，事实的真相是什么。

纪念馆有以中文、英文和日文写成标语：

不要忘记历史

过去是未来的指引

有许多巨大的标志牌，上面没有一个字，只写着：

300,000

在纪念馆的主厅里，玻璃柜中陈列着遇难者的骨骸。展厅的另一部分陈列着黑白照片，这里展示了士兵如何极有天分地记录下他最恶劣的时刻。很多日本的军人愚蠢到照下他们恶行的照片，然后把底片送到上海的照相馆冲洗。中国的技术人员把翻晒的照片拿给外国的记者，这是外界最早得知南京大屠杀的确凿证据之一。

我慢慢穿过那个静悄悄的、挂满了照片的展馆。在展厅的一个角落，我发现自己正在凝视的三张系列照片，是一个中国男人被砍头的过程：个跪着的身影；一把举起的砍刀；一颗头颅在灰尘中滚动，像一个毛茸茸的球。然后我觉得，自己再也无法在南京做更多这样的研究了。

我走出展馆，外头是空阔的院子，我坐了下来。我想离开南京了。这时候游览一个陌生的城市，显然不太明智；而写一篇游记是我此刻最不愿意做的事。但是我也害怕坐夜班火车回北京去——不可避免的，那样的旅途将充斥着一通通愤怒的对话。我独自坐在长长的石凳上，试着让自己鼓起勇气，然后走出纪念馆，回到城里去。

在庭院中间，有一群鸽子在太阳底下摇摇摆摆地走着。这些鸽子也属于纪念馆，有一个馆员专门负责饲养它们。这男人竖了个临时的标志牌，一块木板上龙飞凤舞地写着几个大字：

不要捕捉和惊吓鸽子，不要大声喧哗。

我走过去，读招牌上的字。鸽子的看护人和我攀谈起来。他的名字叫做龚邦兴，今年60岁；他从当地的一家玻璃厂退休后，就干起了这个饲养鸽子的工作。她一个月赚8块多美金。他喜欢说话，而他唯一想说的话题就是鸽子。听到别人说鸟的事情，我还从没有这么开心过。

龚先生告诉我，这些鸽子对纪念馆很重要；因为坦白说来，大屠杀的展览是压抑得令人窒息。

他说，如果其中一只鸽子生病了，会很快转染给其他的鸽子，所以他要用很多时间清理羽毛和鸽子屎。这不是个轻松的活儿，但他喜欢。我问他纪念馆里有多少只鸽子。

“一百多只，”龚先生说：“但确切数目我说不准。我害怕去数清楚——这么做是不吉利的。万一我有天再数，发现数目不对了怎么办？那样我会担心一整天的。”

他在我的笔记本里写上了他的联系方式，要我如果以后再来南京，就和他联系。他穿着一双很大的黑色橡胶鞋，戴着顶土黄色的帽子。帽子的边缘有一点白色，是鸽子屎。那天，他是唯一一个没有向我提到北约轰炸事件的人。

回到北京是一种解脱。我离开的这段时间，记者站里积满了报纸。我略过所有关于外国的新闻，只看关于中国报道的标题：

政治宣传——烽火四起的游行抗议凸显中国根深蒂固的历史特性

骚动背后：中国人扭曲的世界观

对美国的愤怒在中国各省蔓延：轰炸大使馆事件为紧张气氛火上浇油

记者站也订阅了《中国日报》，这是共产党的英文报纸，我把那些文章也剪了下来：

人民被这样的罪行激怒了

霸权主义注定会失败

调查：大使馆轰炸事件是蓄意而为

每晚7点，我和记者们一起收看中国的新闻。我们也收听国外的广播，不时要检查一下收音机的天线，信息总是断断续续。北约宣称他们原本是要轰炸南斯拉夫军队供给系统的总部，但是他们拿的是一份旧地图，上面标的地点是错的。在游行开始的第一天，中国最有权力的几个领导人都没有发表公开声明，也没有露面。美国驻中国大使尚慕杰（James Sasser）和他的职员们一起，被困于北京大使馆内，分吃供给海军的食物；外面的抗议者们不断向大使馆扔石头、砖块和墨水瓶。中国的警察在大使馆门口站成一排，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等待着他们尚不清楚的上级命令。

5月9日，中共的一个高级官员第一次对外发表讲话。这个副总书记级别的人并不为人所熟悉，他的名字叫胡锦涛——黑头发，黑西装，深色的领带，紧张的眼神。此时正是中午：这是一次特别的全国广播。在他短短的讲话里，胡并没有提到关于游行抗议的事情：

“我们相信广大的人民群众会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考虑好整体局面，有序、守法地进行各种活动。”

那天晚上，人民解放军来到了美国和英国大使馆外，把这两栋建筑围了起来。很明显，最糟糕的时间已经熬过去了。第二天，克林顿在白宫前面发表电视讲话，第一次用到了“道歉”这个词：

“我已经向江主席、向中国人民道歉。但我认为，区分开一个酿成悲剧的错误和一次蓄意的种族清洗，是非常重要的。”

次日中午，中国国家电视台的新闻报道播放了克林顿道歉的片断。然而当克林顿说完“向中国人民道歉”，后面的就被剪掉了——没有提到任何关于“种族清洗”的内容。12日，美国大使终于可以走出大使馆。那一天，3名遇难者的骨灰被送回北京。电视新闻从机场开始：庄严肃穆的音乐，一脸悲伤的官员，泪流满面的亲属。中国媒体从愤怒转向了悲伤；最后，这件事终于成为过去。新华社——中国政府的英语新闻机构，出现了这样一条新闻：

北京（新华社）——中国革命博物馆负责人马军海（音）今天说，上周五由美国领导的北约所策划的炸弹袭击中丧生的三名中国记者，他们的遗物将由博物馆收藏。

“这些东西确实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它们有着非常大的教育意义。”他说：“……这些遗物包括浸透了血的棉被，书包，钢笔，笔记本，还有录音机。《光明日报》副总编辑翟惠生，今天给我看了他那两名丧生同事的书包。那书包仍然散发出强烈的火药味道。”

我不喜欢离开记者站回家去。每天晚上，我都尽量在记者站里拖延时间，尝试找到一种分散精力的途径——再看一个新闻节目，再读一个新闻故事。但事实摆在那儿：对于这份500美元一个月的工作，我只能花掉有限的时间。而我那200美元一个月的公寓房间，同样有它的限制：没有电视，没有空调。那个厨房小得用不了；我又没有从美国带什么书来。无论我愿不愿意，我都必须要在户外呆很长时间。

吃饭是其中最难受的一件事。在中国，过去我总是喜欢到便宜餐馆去，那儿有种亲切感；我也喜欢泡在面店和茶馆里，这是我学习中文的一种途径。但是我现在学会了一种新的肢体语言：我总是低着头，摆出一副笑脸，试着让自己看上去很友好。所有人跟我说话，我都点头；即使是最莫名其妙的话我也一样。有时，人们会说到台湾问题，他们也念念不忘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还有各种外国势力过去如何侵犯中国。有些中国人对我说，美国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因而它也缺乏道德基础。每当有人问我国籍时，我都诚实地回答他们——我打算在这儿住下去，任何的谎话都可能给以后带来麻烦。

我主要是去雅宝路上的餐馆吃饭，这儿是记者站到我家的必经之路。雅宝路是俄罗斯人的地带——从原苏联和中亚地区来的商人都聚集在这儿，做批发服装的生意，这些服装都是中国工厂制造的。对于一个希望避免受到关注的白人来说，雅宝路在我家附近的一带是最好的选择。但我也并不能轻易地混入人群之中。大部分俄罗斯人身才高大魁梧，虎背熊腰，往往鼻子是歪掉的，很显然是以前被打断过。他们的眼窝像被什么重东西压得直下陷——可能是生意上的压力，可能是伏特加酒的后劲。他们把现金装在一个塑料小袋中，用皮带捆扎在鼓鼓囊囊的肚子下。

这一带主要是俄罗斯商人的交易地区，然而也有其他的少数民族在雅宝路出没。这儿多数的餐馆和商店都是汉人开的，还有一些是当地的穆斯林开的。在轰炸事件过后，我发觉这些穆斯林开的餐馆是最安全的地方，如果中国人在那儿吃饭，他们故意来找麻烦的几率要小很多。而穆斯林大概不会对北约在科索沃的军事行动感到愤怒。

有一天晚上，我走进了一家小小的穆斯林饺子馆。当我走进去的时候，里面吃饭的人中止了谈话。有三张桌子坐的是汉人，另外一张坐了两个维族人——维族是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基本上信奉穆斯林教，起源于新疆的西部。我大概认得其中的一个维族人；过去我曾在附近的其他餐馆碰见他，但除了一句简单的“你好”，我们就没说过什么了。在雅宝路有很多维族人，通常他们做贸易的中间商。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说，有些维族人看起来就跟我一样，都像外国人。

我一个人坐下来，叫了些水饺和一瓶啤酒。女服务员拿着啤酒瓶和那一碟水饺走过来，向我微笑。没过多久，就有一个中国人说：“你来自哪个国家？”

我回答了他，然后所有人都抬起了头。发问的那个人继续问道，为什么美国人必须要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另一个吃饭的人开始说起关于鸦片战争的事。还有一个人开始喋喋不休，说的就是那个无法避免的话题——科技。

“既然美国是这样发达的一个国家，它怎么可能说此次轰炸是一桩意外呢？”他说。“他们竟然宣称是用了一幅旧地图的缘故——岂有此理！”

我承认我对这些事情同样感到疑惑不解，然后我就想把我的注意力转移到水饺上去。那个男人再次重复他的问题。“美国人可以从太空上看到任何的东西，”他说：“有这样先进的科技，怎么可能搞错了轰炸的地点？”

我双眼盯着眼前的水饺，希望这个人会感到问下去很无聊。他还要说什么，那个我认得的维族人开口了。

“有这样先进的科技，”他说：“美国怎么可能只杀掉三个中国人？”

餐馆里变得十分安静。这人问维族人他是什么意思，维族人笑了。“我只是想说，如果美国是这样发达的一个国家，有这么先进的科技，”他说：“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可以杀掉不只三个中国人。”

“废话！”其中一个中国人嚷嚷：“你说的全都是废话！”

然而维族人还在继续说。“不要把自己弄得像白痴一样，还相信电视上所讲的一切。”他说。“如果美国人想杀中国人，你现在就已经死掉了。”

其他人纷纷反驳他，争吵持续了10分钟。被遗忘在一边的我，安安静静地吃完我的水饺，付了帐单。正当我要离开的时候，那个维族人走过来，介绍了一下他自己。他在一张小纸片上草草地写下了名字和手机，并邀请我有时间和他一起来吃晚饭。所有人都默默地看着我们。当我走出饭店、踏进夜色的时候，饭店里的争吵声再次响起。

那一个春天，我和他有定期的会面。我会打他的手机，和他约时间一起在雅宝路吃晚饭。我俩从来都没有去过彼此住的地方。对于住所，我们都太“骄傲”了。他就在那个饺子馆旁边租了个房间，相当简陋，他要到街对面去上洗手间。我的也好不了多少；每次我的洗手间堵塞的时候，我就要走去街那头的瑞士酒店。我们说的话也不是很多，但我们的交情来自于一个事实：我们都害怕晚上要回家去。

他的名字叫做波拉特（Polat），在雅宝路，他靠赚取差额来做生意。像很多维族人一样，他语言能力很强；新疆是这个国家种族最多的地方。在那个地区，除了汉族以外，一共有13个民族聚居，维族人有8百万左右，是那儿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这个民族叫做“维吾尔”，在英文里，有时会写作“Uyghur”。）波拉特会说维语、汉语、俄语、乌兹别克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和土耳其语。他靠自己的语言技能，在中国批发商和外国商人之间充当中间人，替他们谈生意；他也在黑市上兑换美金。有时，他一次就兑换好几万美金，赚取百分之十的佣金。不过，私下的现金交易是非法的，要转移如此大笔的现金也是危险的事情。1999年，有两个维族钱商就在雅宝路遇刺身亡。波拉特情愿做一些名牌服装的生意。

他四十五岁左右，从1990年就开始做生意了。起初，他全世界到处跑，常常是在中亚地区：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那些年头，一般的中国人要拿到护照和签证时很困难的事，不过波拉特学会了如何通过适当的贿赂拿到他适当的文件。他在土耳其呆了很长一段时间，那儿的语言与维语和相近。他去了巴基斯坦，那儿的生意很糟糕。有一次，他试图把新疆葡萄从西藏运到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去，然而在尼泊尔边境他被季节性的大雨困住了，葡萄都坏掉了。伊朗是另外一段不愉快的回忆：德黑兰的一个艺术品经销商和波拉特说，他可以靠卖伊朗发现的古代中国画赚很多钱，波拉特被他说服了；然而后来波拉特才知道那些画既不是古代的，也不是中国的。那次买卖波拉特损失了一笔钱，然后他就开始专门从事服装贸易了；但要牵涉到外出旅行的事情也总是会有风险。1993年，在存款已经累积到1万美金的时候，他把绝大部分的钱都押到了一次陆运的货物贸易中，那次所运载的货物是中国制造的衣服，目的地是哈萨克斯坦。他的钱都没了。有虫子钻进了装货的木板箱。

1997年，波拉特来到了北京，开始在雅宝路上做一名中间商。这一带已经成了黑市服装批发商的交易中心地带，那些衣服都是中国东部和南部的工厂生产出来的。外国牌子在里面最受欢迎：乐斯菲斯（The North Face）、耐克（Nike）、汤米·席尔菲格（Tommy Hilfiger）。通常，批发商们卖的是冒牌货或者工厂的废品，然而只要标签看上去像真的，就没什么关系。诺蒂卡（Nautica）、阿迪达斯（Adidas）、天伯伦（Timberland）。这些牌子的便宜货在俄罗斯和东欧卖得很好——只要中亚广阔的地带边界之间总是模糊不定，而外来者永远都分不清那儿的少数民族。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塔塔儿人——他们全都到雅宝路来了。雅宝路一带基本没什么女性出没。街头瞩目的那些女人是妓女：俄罗斯人、蒙古人、汉人；当商人们快谈好一场生意时，她们就在餐馆外头慢慢地踱过去。

波拉特几乎什么都卖。1998年，他成功安排了一笔生意，把两卡车假的555牌鞋子卖到一个商人协会去，那个协会的人来自波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那次他赚了两千美金。还有一次，他帮一些俄罗斯的商人，买到了一批冒牌的诺迪卡服装，那些衣服是天津的地下工厂生产的。那一次他也赚了不少钱。对他来说，1998年的生意很好。那一年，他还游说了一些俄罗斯商人，让他们买了1千件仿造的名牌胸罩，那些都是广东的工厂生产的，胸罩上面贴着“皮尔·卡丹”（Pierre Cardin）的牌子。那时候1件胸罩他大概能赚0.25美金。

照我看来，波拉特完全不像有钱生意人的样子。他穿着简单，谈妥了一单生意以后，他也不会像雅宝路上的其他中间商一样，开始向大家吹牛。那一类人属于最纯粹的商人，做冒牌货的生意，赚取中间的差价，而我不久就明白不能把他们说的话当真。不过波拉特似乎和他们不太一样。他有一头黑中带白的卷发，眼睛是棕色的，看起来有些忧伤。他不常笑。他的肤色是深棕色，下颚有着硬朗的轮廓，还有一个中东人的高鼻子。当他真的笑起来时，他的脸就像被照亮了一般。他经常用一个中文词“假的”，他对他贩卖的那些东西鄙视至极。按他的话来说，那些冒牌的衣服是垃圾，是废物，是粪便——都是“假的”。我们认识后不久，他有一回闲聊中提到，本来他是在新疆的中学教维语和维族文学。他如此贬低自己的生意，我就搞不懂他当初为什么不继续做老师。他有一种粗犷的帅气，然而它的双颊线条如此分明，像被刀削过一般。他稍有一点发胖。他总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我不知道他赚的钱怎么用。

五月末的一天，波拉特邀请我和另一个商人吃饭。我们在北日坛路一家小小的维族参观碰面，那儿已经成了我最喜欢的地方。那家餐馆前面有一个宽阔的露台，我们可以在那儿吃饭，看着商人和妓女在街头走过。通常，我们会喝燕京啤酒。餐厅老板会从露台下来，走到人行道上，把上面的一个井盖打开，拿出两瓶啤酒。井里的凉水相当于餐厅的饮品冷藏设备。在那儿吃饭很便宜。

那天晚上，波拉特的同伴是一名来自阿塞拜疆的商人。那人的脸很小，深黑的眼睛上是长长的眼睫毛，唇上有一撇细细的胡须，身上穿着廉价的灰色西服。他来雅宝路买批发衣服，波拉特给他介绍中国的卖主。

“我的朋友向你表示歉意，他不能用英语或汉语和你交谈，”我们握手后，波拉特说。“他还想问问你，我们今晚能不能不喝啤酒，喝白酒。”

白酒是中国的一种谷物的酒类，喝白酒的人都不是因为喜欢它的味道。我不情愿地答应了，然后餐馆老板拿了一瓶白酒，放在我们桌上。我猜这个年轻的阿塞拜疆人是穆斯林，不过绝大多数的中亚商人都很会喝酒。他们似乎把自己的宗教也留在家乡了。

在我们这一桌，语言不停地转换着，波拉特是中间人。他和那个年轻男人说土耳其语，当他转过来和我说话时，他用汉语和我谈论大使馆轰炸事件。他一直惦记着这件事——游行抗议都将近过去两周了，但他还是不断地说起，还经常是和陌生人讨论这个话题。早先他在饺子馆的忽然爆发并不是什么稀罕事。他喜欢激怒汉人。

“他们脑子有问题，”在给我们每人倒了第二杯白酒后，他说。“那些学生全都很蠢，他们什么都不懂。”

“北约在科索沃的做法，你同意吗？”我问他。

“我当然同意。因为阿尔巴尼亚人是少数民族，他们就被杀掉了。我听美国之音的广播，我知道那儿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我是一个新疆的维族人。你明白我说什么吗？”

我点点头，但他仍然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明白了吗？”他说。

“我明白。”我回答。

“很多事情，要公开地在北京这个地方说，是很困难的。”他说：“明白了吗？”

“我明白。”我回答。

他仔细地盯着我看，然后笑了，向我举杯。我们三人都把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像所有刚喝了白酒的男人一样做了个怪脸。那个阿塞拜疆人通过波拉特问我，美国人通常喝不喝这种酒。我摇摇头，然后波拉特说起了俄罗斯人喝酒的习惯。这是“国际对话”间最容易谈论的话题，我们三个人都有俄罗斯人醉酒的故事，结果虽然我们分别从维族人、阿塞拜疆人和美国人的角度讲，讲出来的故事相似度却惊人地高。波拉特负责在我们之间翻译故事。年轻的阿塞拜疆人评论说，一般的阿塞拜疆人喝酒没有俄罗斯人厉害，但最擅长喝酒的阿塞拜疆人比最擅长喝酒的俄罗斯人喝得更多。他十分巧妙且骄傲地说明了这一点。服务员为我们端来了烤羊肉。羊肉很辣很香，如果伴着啤酒吃，味道就更好了。我恋恋不舍地瞥了一眼人行道上的井盖。

过了一会儿，话题转到了维族人身上，波拉特说有一些维族人长得像欧洲人。“我最好的一个朋友是金发的，”他告诉我。“他看起来比你更像外国人。他看起来太像外国人了，有时他甚至在中国的电影里扮演外国人。你有没有看过电影《鸦片战争》？”

我点头。这部由政府投资拍摄的电影1997年公映，那时正好快到香港回归的日子。那一年爱国主义大行其道，整整两小时，那部电影充斥着邪恶的英帝国主义者和英勇反抗的中国人。

“你还记不记得有一个镜头，一个外国人被中国人割断了喉咙？”

“不太记得。”我说：“不过我应该看过的。”

他说我不可能错过那个镜头——就在荧幕的正中间，那些人把他朋友的喉咙割断了。那一年，他的朋友后来还被叫去演另一部政府投资的电影，主题是庆祝澳门回归的。

“在那些爱国影片里，有一些维族人和哈萨克人经常负责扮演外国人的角色。”波拉特解释道。“戏分比较重的大角色，有真正的外国人来扮演；而那些小角色，就由维族人和哈萨克人扮演。”

“他们的酬劳高吗？”

“不是特别高。我的朋友赚了3000块钱。不过那也不是什么辛苦活。”

3000元相当于不到400美金。当我问到波拉特喜不喜欢看那些电影时，他大笑起来。

“当然不喜欢。”他说：“你知道他们拍的那些关于中国历史的电影——全都是假的。事实并不是那样。”

当我们在用中文交谈时，年轻的阿塞拜疆人安静地坐在一旁，不过他起来似乎在认真地打量我。波拉特继续说下去：“我情愿看美国电影。”他说：“教父系列的电影是我的最爱。德尼罗演的电影我都喜欢。”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马上意识到他和那个演员长得还有几分相似：风尘仆仆的样子，硬朗的下巴，眼睛里蕴藏着一种力量。他是维族版的罗伯特·德尼罗。那个年轻的阿塞拜疆人还在盯着我看，最后他终于和波拉特说话了。

“我朋友想知道，”波拉特说：“你是个犹太人吗？”

坐在穆斯林的餐馆里，这个问题让我大吃一惊。那个年轻人探身过来，波拉特解释到：“他说你长得很像犹太人。”

“我不是。”我说：“实际上，我是个天主教徒。我的祖先有一些是德国人，有些是意大利人。德尼罗也是意大利人。”

波拉特把我的话翻译过去，年轻人的脸显得很失望。他们说了一连串的土耳其语，然后波拉特向我解释道：“我朋友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他自己是犹太教徒。”

“啊，”我说：“我不知道阿塞拜疆也有犹太教徒。”

“不是很多。”波拉特说，然后他再次向我们举杯。

波拉特是第一个让我联想到中国的面积和疆域的人。如果把维族人和汉族人放在一起比较，看他们的地理，文化，语言，历史——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像来自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他们就像是在一个国家里相遇的南极和北极。

新疆在西藏的北面，和西藏差不多，它也是偏远而令人生畏的地方。它的占地面积是整个中国的六分之一，相当于阿拉斯加州和纽约州加在一起那么大。它的地形包括有一些全世界最高的山和面积最广阔的沙漠。那儿的古代历史仍然不详，最早的居民是游牧民族，没有留下什么书写记录。偶尔，一些早期的中国朝代会在那儿驻军，然而新疆的土地不适合汉人传统的耕种，帝王们并没有持续地控制这片区域。直到公元9世纪，维族人的祖先才开始在那儿大规模地聚居。不过，他们通常都生活在绿洲上，把广阔的山脉和沙漠都留给了游牧民族。

维族人常常做中间人。他们用维族的表音符号，教会了蒙古人书写（早期维族人使用的是古代北欧的字母）。他们是成吉思汗皇朝和中亚势力之间的调停人。维族的宗教信仰是很实用的，当新的军事势力兴起时，信仰常常就相应改变：在不同时期，维族人信奉过萨满教、摩尼教、基督教聂斯托利派，还有佛教。在公元10世纪，他们开始信奉伊斯兰教。从那以后，将近1个世纪的时间，他们不再使用“维吾尔”这个词来形容他们这个族群。他们的书写也改了，改用阿拉伯文字。

尽管中国人很为他们历史的延续性骄傲，维族人的许多基本特质却是不断变化的：他们的名字，他们的书写，他们的宗教，还有他们的政治同盟。不过他们似乎总是能在夹缝中生存下来。在现代社会，他们这种特质还是很明显；每个中国城市都可以看见做生意的维族人。通常，他们开餐馆或者卖一些新疆的特产，像葡萄干和蜜瓜之类，他们还控制着现金的黑市交易市场。在中国，少数民族的成员在汉人掌控的经济体制下占有一席之地，是很少见的事情。有些雅宝路上的商人曾告诉我一句维族人常说的话：“当美国人登陆月球，他们发现有个维族人在那儿做生意。”

波拉特和我有一份由第二语言建立起来的友情——我们完全用中文交流。我不懂那群经常来餐馆的维族人说什么，但他们的肢体语言很有表现力。他们长得比汉人壮，走起路来一摇一晃的。他们握手很用力——这在中国是很少见的。如果有女性走向某张桌子，那儿的维族人就会站起身来。他们拒绝吃猪肉。他们喝酒很厉害——看来伊斯兰教某条禁令并非根深蒂固。他们的长鼻子晒成黑红色，眼神锐利，整个人显现出一种体格上的自信与优越，通常让一般中国人感到紧张。零星的几个来维族餐馆吃饭的中国人，总是自顾自地吃，从来不会多管闲事；而如果波拉特不在身边，我也是一样。特别是有个身形巨大的维族人，两条眉毛浓得吓人，一看就很会打架，我可一点儿也不想挑战。有一次，他告诉我说，他刚谈成了一笔大生意，把50万只天津制造的避孕套销往乌兹别克。对我来说，这听起来就像“月球上的维族人”那样让人印象深刻。另一个晚上，这个眉毛很浓的人在餐馆里呆到凌晨，和另一个维族人一起喝着伏特加酒。他们俩把酒喝完以后，就开始用烟头轮流往彼此的胳膊上戳。后来，他们俩每次见面，就会握手并拍拍对方带着伤疤的手腕，呵呵笑着回忆起那个见鬼的夜晚。

现代的日子对维族人来说并不好过。18世纪，清朝向西部出兵，企图把这个地区纳入自己的疆域。当地人的反抗很激烈，但清朝终于在1884年吞并了这个地区，并改名为新疆（新的边疆）。1991年清朝覆灭，新疆就像这个帝国的不少区域一样，面临着流失的危险。1920年代，一些突厥族居民开始争取独立，并称他们自己为“维吾尔族”——这个名字已经将近1千年没有用了。1944年，正当国民党政府被日本的侵略和与共产党人的斗争削弱了力量时，北疆的一群维吾尔、哈萨克和白俄人进攻并打败了当地的中国卫戍部队。叛乱者宣布成立一个多民族国家，名叫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

接下来的五年里，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基本上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进行活动，并与苏联建立了密切联系。但苏联人从未给予他们公开支持，苏联人很可能是将新生的共和国看作未来与中国内战胜利者讨价还价的筹码。这是在边缘求生存的风险：强大的邻国总会拿你当棋子利用。1949年，共产党人控制中国后，他们邀请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最具魅力的几位领导人来北京开会。这些领导人离开新疆赴苏联阿尔玛.阿尔塔搭乘飞机，从此再无音信。几个月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控制了新疆，中国人宣布那架飞机坠毁了。许多维吾尔人相信，他们的领导人实际上是被处决了，成了毛泽东和约瑟夫·斯大林之间秘密协议的牺牲者。

新疆从此一直处于中国的牢固控制之下。1980年代，那片区域发现了新的石油和天然气贮备，移居去那儿的汉人数量激增。很多维族人的骚动是出于一种恐惧，他们担心在自己的土地上倒成了外人。在雅宝路，我观察着那些商人：中亚人，中东人，还有其他我辨识不了国籍的人，想知道他们中有多少是来自那些少数民族，那些在大国历史的边缘进进出出的民族。通常，维族人的命运不是由语言、文化或传统所决定的；某个大国领导人的一时心血来潮会更具分量。蒙古最近宣布独立了，如果新疆当初是落入苏联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手里，就有可能走上这样的道路。在中亚的大博弈中，维族人是其中一个失败者。

在我与波拉特混熟了以后，他告诉了我他的一些家庭背景。在1940年代中期，他的父亲加入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军队。像军队里的许多同伴一样，他父亲的左肩上有一个步枪图案的纹身。带着那样的纹身进入“文革”年代是很危险的；“文革”结束时，他的父亲成了跛子。波拉特说他希望在真实的维族历史中，能记下这一段事情。他也想写下自身的经历，其中包括1985年因为抗议中国法律而入狱的事情。他告诉我这就是他不能继续在新疆教书的原因；由于政治上的压力他离开了那里。他还说，他存了有4万美金；他发誓，在不远的将来，当存够了钱而时间上也合适的时候，他就会想法子逃到美国去。

我试着写下那篇关于南京的旅行日记，然而最后我还是放弃了。我自己承担了那次旅途的费用，把我的失败归结于去的时间不对，然后我就忙其他的东西去了。到那一年夏天，大使馆轰炸事件已经变成一个遥远的回忆了。有时，中国人会在交谈中提到这个事情，但他们极少会为此展开讨论。当他们果真深入的讨论这个话题时，他们失望的情绪似乎比愤怒要浓，原因是政府接受了美国人的道歉，也接受了他们为大使馆的损毁所做出的赔偿。我碰到的中国人几乎没有认为那次袭击是偶然事件的。

在记者站剪报的时候，我时不时就会看到一些事件的追踪报道。7月份，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局长乔治·特内特在国会面前作证。他承认，北约轰炸行动有900个目标点，其中只有1个地点是由美国中情局负责调查研究并决定的：中国大使馆。特贝特强调说是因为那份过期的地图导致的错误。

3个月以后，伦敦的一家报纸《观察家报》，发表了一篇调查文章，宣称实际上那次轰炸是蓄意的。那个新闻故事的依据是对三名在欧洲的北约官员的采访，三人接受采访的条件都是报道时必须匿名。他们说，美国军队的官员故意要轰炸中国大使馆，因为中国大使馆偷偷地帮助米洛舍维奇。这个报纸的报道说，在北约轰炸行动摧毁了塞尔维亚人的无线电发射台以后，中国人允许他们用大使馆做替代，向科索沃发布军事指令。

《观察家报》推测，中国人帮助米洛舍维奇的原因，可能是要换取一架隐形战斗机的残骸，那架战斗机是不久前被击落的。那架被击落的美国战斗机对中国情报部门来说有着很高的价值。无论如何，中国军队和塞尔维亚军队从前就有合作的历史。而且，如果说北约轰炸中国大使馆是一赃意外事件，那未免是太精确的意外了。三颗炸弹全部投放在中国大使馆的南部，那儿恰好是防御人员的办公室和情报部门的中心。大使馆其他的部分完好无缺；伤亡人数出奇地少。像许多其他的国外媒体一样，《观察家报》宣称，丧失的三名中国“记者”中有两个其实是情报人员，在国有媒体中这是很常见的角色。

但仅此而已——没有有名有姓的消息来源，没有证据。北约否认了这些指控，没什么美国的报纸再提这件事情。在记者站，我剪下这个故事，把它放入档案里：

中美——大使馆爆炸（U.S.-CHINA——embassy bombing）

中美——汇率（U.S.-CHINA——exchanges）

中美——关系（U.S.-CHINA——relations）

中美——丑闻（U.S.-CHINA——scandal）

中美——峰会（U.S.-CHINA——summit）

中美——贸易（U.S.-CHINA——trade）

（注：以上蓝色文字部分由“Hi!PDA”论坛starship补译）

记录B　书写的王国

秦始皇焚烧书籍。公元前221年，他成为史上第一个称帝的统治者。他统一了货币和度量衡，他下令修葺公路、开凿运河，并建造了最初的万里长城。他毁掉一切的经典书籍，包括历史、哲学和诗歌。他活埋知识分子。在他的统治下，所有中国人只能被迫接受一种书写文字。

秦始皇的丞相向他提议，不仅要毁掉书籍，更要毁掉书中传达的思想：“如果谁敢在私人谈话中谈及古诗或文献，就把他处死。谁要维护旧的一套，拒绝新的事物，就要他满门抄斩。”

所有这一切，都在100多年后，被一个汉朝的历史学家记载下来。汉朝是秦朝覆灭后诞生的新朝代。这个历史学家写的书叫《史记》，这本书成了往后两千年的经典。

对于一个研究中国古文的学者来说，依姆雷·加兰博斯（译者注：中文名为高奕睿）的出身可谓不同寻常。如果依照他母亲那边的血统，他是个中亚人：他的外公是塔塔尔人，他的外婆是哈萨克族人。他的外婆出生在哈尔滨——那是中国东南部的一个城市，长大以后，她往西部迁徙。在乌拉尔山区，她生下了加兰博斯的母亲。这个女孩往西走得更远，她在莫斯科读大学，并与一个匈牙利人相爱。接下去的故事还是往西发展：依姆雷·加兰博斯出生在匈牙利北部，在多瑙河附近。他的血统一半是匈牙利，四分之一是塔塔尔族，四分之一是哈萨克族。他身材矮小，但结实健壮，有黑色的头发和长长的睫毛。他很腼腆。在电话里，他寡言少语，甚至只挤出一个字来回答。第一次与他会面会很尴尬。然而，一旦你和他混熟了，你就会惊叹他思维的敏捷；而且你会知道，作为一名敢于创新的学者，他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享有盛名。

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加兰博斯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内容是关于中国古文字的发展。他主要的研究材料是一堆刻了汉字的竹简，这些竹简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这些古老的文字是最新的研究材料：绝大多数的竹简是在20世纪后半期才被发掘出来。过去，学者们无法接触这些第一手的材料。他们只是研究像《史记》一样的经典，这些经典被历朝历代的人不断抄写复制，流传了下来。

这些竹简刻于秦始皇统治结束后的几个世纪，然而刻下的汉字依然不是统一的字体。同一个字有好几种不同的写法，一如原始的文化总是缺乏明确的标准。通过这些证据，加兰博斯建立了一个新的理论。他认为，秦始皇统一文字是历史的夸大，很可能是人们虚构出来的；其他各种秦始皇的故事大概也如是。在加兰博斯的论文里，他记录到，许多个世纪以来，历史学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个焚书坑儒的故事里，但他们却忽略了“那个安静而持续不断的过程：对历史文本进行选择、复制的过程”。

加兰博斯的观点很简单：审查制度制约了想象力，但创造、篡改的过程可能更具破坏性。 为了完成一个故事，为了在历史事件中找出意义，你否决了诠释历史的其他可能性。中国像其他伟大文明一样，在书写下来的历史背后，许多故事仍然无法被言说。

在加兰博斯看来，中国的文字统一过程其实主要是在汉朝完成的。汉朝有记载自己历史的书籍，还完成了汉字的第一本字典；汉朝对书写文字的重视，为为日后两千年的皇权统治打下了根基。“人们谈论的是书面文字的世界，”他说：“像拜占庭文明和中华文明，这些文明流传下来的书写文献创造了一个世界，它比真实世界具有更重大的意义。负责管理古代中国的那些官员，他们是通过考试选拔出来的，考察的主要内容就是背诵经典。他们几乎是生活在一个文字的世界。无论哪一个外来者，最终都会被这种文明所征服，变成其中的一部分。即使是蒙古族人，最终都演变成了‘元朝’——老天，他们原来可是不折不扣的游牧民族，几乎没有自己的书写文字。但在那个时期，他们开始变得像汉人，他们被汉人同化了。我想，这种书面文字的世界是时间长河的纽带，它使这种被我们叫做‘中国历史’的东西成为可能。”

“中国历史，并非是人民的数量或者其他的什么；它是人们创造出来的那个极其庞大的书写世界。这个世界如此巨大，以至吞没了创造它的人们，吞没了周围的每一个人。”

加兰博斯是一个天生的怀疑论者。他对整洁、规则、或是谋划的事物都表示怀疑，在他看来，那些合情合理的故事背后，通常都是一团混乱的事实。这种看问题的视角也许是遗传的——他有塔塔尔族的基因；或者只是因为他自己本身的故事就无法说清。除了一些简单的细节，他的家族历史不详。他不知道为何他的哈萨克族外婆会生活在中国的东北，以及她后来为何迁移。他不知道外婆如何塔塔尔族外公相遇，以及他们前往乌拉尔山的路线。

加兰博斯甚至找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说明他最初进行中文研究的原因。他在共产党统治时期的匈牙利长大，此时的匈牙利规定所有青年男子必须服兵役。高中毕业以后，他就去服兵役，并且很快地发现，部队这样的地方容不下一个天生的怀疑论者。他在部队里受到了处罚：被派遣到包科尼山区，进行额外的六个月集训。那段时间里，加兰博斯主要担任炊事工作。他曾一度假装自己患了疝气，还做了手术，只是为了得到二十八天的修养时间。那是手术是在条件简陋的情况下完成的，直到今天，他时不时仍能感到肠子里一阵刺痛。

在疝气手术之后，他凭借接受更高等的教育，再度逃脱了兵役。在匈牙利，如果一个士兵考取了大学，他强制服兵役的时间就会缩短半年。加兰博斯申请了多个高校，然而他的申请错过了所有的截止日期，除了一个：一个在中国做研究的项目，外加奖学金。他接受了这个项目，觉得这总比在部队里再呆六个月强。那是15年前的事了。“我就这么卷入到这一整个中文世界来。”他解释到。

有一天晚上，我和加兰博斯在北京见面，去喝了一杯。我们的对话转向了历史内容。他告诉我，人有一种天生的倾向，会选择一些特定的人物和时间，夸大它们的重要性，然后把它们整合到叙事里。

“这就是历史在人们脑海里形成的过程，”他说：“这些重要的人物和时间构建了历史。然而，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你要知道，也许这些被记载下来的事件从未发生，或者这些事只是微不足道的，或者当时还发生了许多其他的事情，它们实际上具有更重大的意义。中国人说，每500或600年，就会出现一个圣人。而实际的情况，要我说可变性更大，也更为复杂；历史上有更多更多的事情发生。显而易见，讲授历史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你总不能就说一句：‘有太多太多的事情发生’。无可避免的，你总要在浩瀚的历史海洋中选出一些事物。”

我们坐在一个不知名的小酒吧里，这个酒吧靠近后海——后海是北京中心城区的一个湖。这儿是中国首都最后仅存的几个完好的古老城区之一，而我们身处的酒吧开着一排正对湖面的窗户。这是个迷人的夜晚：夜色中的水面闪现着岸边红色和黄色的灯光。加兰博斯说着观念的力量，然后他指向了我。

“这就是中国人对你感到不安的原因——你是个记者。”他说。“对于西方来说，你们所创作的任何东西，就是中国。否则的话，西方人看到的只是一些随意抽取的数字——可能媒体上会公布一些关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人们看到了或许会想：‘哇，这个数据很低嘛。’又或者大家会觉得它很高。但是，你们这些记者对数据做出了解释，又添油加醋地写成了新闻报道。如果你写道我们今晚坐在后海边上的事情，人们会想：‘哇，中国是个很酷的地方。’这就是中国在他们脑海里形成的过程。然而，你书写下来的那些，可能与事实相差甚远。”

2　美国之音

北京是我做全职作家以后第一个住下来的地方。在我过去的人生岁月中，我的角色不是老师就是学生；而之前在中国的时候，我两者都是。从1996年到1998年，我以美国和平队志愿者的身份，来到一个叫涪陵的小城做英文讲师，同时我在那儿学习中文。

在涪陵师范学院，我的学生绝大部分来自农民家庭，师范学院把他们培养成英语老师，然后他们就去边远的中学任教。在上一代人中国人那儿，英语这个科目还是禁区：在文革的种种政治运动中，接触任何一门外语都是危险的事情。然而，在如今的中国，英语从小学六年级开始就是必修的科目，年轻的一代人对英语学习有着出乎寻常的热情。我第一年在中国教英语时，有时会怀疑，这门语言对学生究竟有没有实际的用处。在涪陵，一共只有两个外国人居民，我是其中之一；而我的绝大部分学生，等待他们的命运是去更为边远的地方教书。尽管如此，他们学习非常刻苦，尽一切办法搜寻所能获得的英语资料。晚上的时候，他们拿着短波收音机在校园里漫步，收听英国国家广播电台（BBC）或者美国之音（VOA）。

D.J.说：“彼得是我班上最笨的学生”

在我搬到北京之后，我常常感到自己迷失在新生活中：五月里一片混乱的游行、自由职业所要处理的琐碎事情、华尔街日报的那些放档案的柜子。然而，当我以前的学生打电话或写信给我的时候，所有这些不快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春天里的一个下午，我接到了吉米（Jimmy）的电话，他如今在长江边上的一条村子里教书。吉米的声音听起来激动不已；他交了个女朋友，他也很喜欢他的新工作。我问他教多少个学生。

“94个。”他说。

“多少个班？”

“1个。”

“你一个班有94个学生？”

“是啊，”他说：“教室里挤着呢。”

和吉米聊天过后，我试着去想象他工作的情形：在长江流域的边远村落教94个中学生英文。在我的办公室里，这看起来是件多么抽象的事——我对着的只是那些贴了标签的档案：

学生

风格

超级大国（新威胁）

迷信

茶

（译者注：作者此时在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站担任助理记者和剪报员，里面存放的档案按照首字母顺序贴了标签，以上五个词分别是Student, Style, Superpower, Superstition, Tea）

另一天，我接到了D.J.的电话。D.J.和我从前的许多学生一样，自己取的英文名字，没人搞得清他们取名的原因；现在他正在四川最穷困的地方教书。他一个月的工资不到40美金。D.J.的一个同班同学告诉我说，当D.J.收到他人生里的第一张工资单时，他兴奋得立即去买了个新的足球，然后自个儿踢了一整个下午。

“我为我的学生取了英文名字。”D.J.在电话里说。“大部分的英文名都来自我涪陵的同班同学。但我想告诉你，我为其中一个学生取名叫亚当（Adam），另一个叫彼得（Peter）。”（译者注：作者本名为Peter Hessler）

亚当·迈耶（Adam Meier）是美国和平队的另外一名讲师，1996年时他和我一起去的涪陵。

我被D.J.感动了，就对他说，我很感谢他。当他再度开腔时，我可以听到他语带笑意。“那个叫彼得的学生，”他说：“可能是全班最笨的一个。”

弗里曼的相亲历程

像多数来自农村的中国人一样，我以前的学生都打算很早就结婚。那年秋天，我收到了不少学生来信，信里描述了他们的求婚过程。弗里曼（Freeman）寄给我的信是用电脑打印的，这在中国的边远地区可是件稀奇的事。弗里曼在一本美国杂志上看到演员摩根·弗里曼的照片，从此决定用他的名字作为自己的英文名。在弗里曼的其中一封信里，他告诉我他是如何通过做媒的亲戚去找到一个老婆的：

从涪陵师范学院毕业以来，我的父母和亲戚全都急着给我找女朋友。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介绍女孩给我，但这一个个女孩从我旁边走过，全都没有成为我的老婆。从他们的介绍中，我大概已经认识了3打的女孩。有些女孩胖得跟猪一样；有些女孩瘦得要死，跟旗杆和鱼竿没什么两样；有些也是很漂亮的，但当她们看了我一眼，就马上走开，只留下一句话：“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当然，我家里人为给我介绍这些女朋友，银子和财物可都是哗哗往外流。

现在我终于找到一个女朋友了，2000年后她就会成为我的老婆。她并不好看，脸上还有许多麻子；不过我爱她，因为她比我更有钱，或者我更爱她的钱……

我现在教的是初二年级的英语。我觉得在这儿教书是件困难的事。这儿很穷，人们仍然没有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

我还有很多东西想告诉你，但我不能写下来。这封信是用我女朋友的电脑写的。我会再写一封给你。

你的：弗里曼

农民的儿子：威廉·杰佛逊·福斯特

过去，绝少中国人会离开家乡，而且中国五分之四的人口都是农民。然而，这种情况在1978年后发生了改变，当时邓小平决定开始进行自由市场的改革。最终，这个政策广为人知，它的名字叫“改革开放”。在80年代，资本主义形式的变化开始在中国沿海地区崭露头角，

大片的工厂区崛起，为新兴的国外贸易服务。中国内地涌来了大批的移民，他们在建筑业或装配线上工作。到90年代，平均11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是正在迁移的。

离开家乡需要的是胆量和魄力。比起留在农村的人来说，迁移者一般更有能力。通常，农村里学习最出色的学生完成学业后，就会来到沿海城市。对于我的学生而言，做出离开的决定尤其艰难，因为他们如果是留在家乡，政府已经给他们提供了一份稳定的教职。每一年春天，教室里都充斥着兴奋的谈话，说着往南方或是往东部去的话题，那儿的收入较高，但迁移过去的人就没有了传统单位的保障。我的许多学生都说过这个话题，但很少有人真的去做。最后选择离开家乡的学生有些共同之处：他们的学业非常优秀；他们的性格开朗活泼；他们说一口流利的英文；他们的观点与众不同——他们的作文常常脱颖而出。

威廉·杰佛逊·福斯特（William Jefferson Foster）就是这样一个优秀的学生。起初，他的英文名叫威利（Willy）；但在他毕业的那年春天，他忽然把英文名改作“威廉·福斯特”。我还没适应在他的作文上看到这样的签名，“杰佛逊”又加了上去。在作业中，他常常把签名连在一起写，3个巨大的名字龙飞凤舞地占据了第1页上方整片的空白。对于改英文名的事情，他从来没有征询过我的意见；但他曾经提过他崇拜威廉·杰佛逊·克林顿，因为这个美国总统和他威利一样，来自一个大国的穷困地区。1998年，大学毕业的威廉·杰佛逊·福斯特去东部寻找他的机遇，对此我毫不感到意外。那一年他23岁。

威利可以算是班上最聪明的学生；当然他的英语口语是全班说得最棒的。我其他的学生跟我打电话时，都宁愿用中文；只有威利坚持要用英文——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掌握这门语言。然而，我不能说他的人生道路是最非同寻常的；只是他的故事我了解得最多。毕竟，他只是中国1亿迁移者的其中一个。

邓小平与广安镇

威廉·杰佛逊·福斯特于1975年8月18日出生在双龙镇10号村第3生产队。那儿历史上从未发生过什么重要的大事。10号村没有出过名人，也没有什么古建筑或是刻了字的碑。那儿最古老的建筑是横跨蜗牛河的胜利桥。这座石桥是在40年代建造的，刚建好不久就被洪水冲垮了，后来整修了一半，桥身的宽度刚好能容一人通过。桥上并没有打过什么胜利的仗，然而“胜利”是新中国一个很流行的地名。为简单起见，共产党人用数字为当地的农村和管理单位重新命名。10号村的人口数量少于1千。

50英里以外，在四川东北部，横越那些低低的绿色山麓和太阳下闪着光芒的稻田，是一个叫“广安镇”的地方，邓小平在那儿出生和长大。1975年，广安镇只是中国其中一个偏僻的农村；而邓小平也只是其中一个曾经大有前途的政治人物，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遇了两次政治清洗。1977年，邓小平恢复了原有的政治地位后，他迅速爬升，很快成为这个国家最强有力的领导人；然而他从来没有回过故乡广安。他大概是想避免像毛主席时期那样发扬个人崇拜，毛泽东的故乡已然是人们心中的圣地。从某种程度而言，邓小平让他的故乡、这四川的一个角落停留在贫穷而被人遗忘的状态，以保护这个国家。

双龙镇比广安镇要穷，而10号村还是双龙镇里面较穷的地方。这儿没有正式记载的历史。大部分的居民，就像威利的双亲一样，是不识字的。当地过去发生的事情，有些被人们记住了，有些就留在过去，不被言说。威利的父亲生于1941年，他告诉他的儿子们，他人生中最难熬的一段岁月是大跃进时期。那一场政治运动从1958年持续到1961年，当时毛泽东疯狂推进更大规模的工业生产。这场运动的结果是引起大灾荒，有几百万的中国农民死去。那时候，威利父亲的好些亲戚以及儿时玩伴都饿死了，但是现在的威利父亲拒绝谈到当时的情形。他觉得，那些不堪回首的细节，应该被逐渐遗忘。

他把儿子取名为：李毛，李泽，李东

威利父亲愿意记得大跃进过后的那些日子，例如“文化大革命”。与大跃进不同，受文化大革命影响的主要是城市和受过教育的社会阶层——这也是如今文革这段历史比大跃进更广为人知的原因之一。虽然文革的政治斗争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非常激烈，但当运动波及到农村时，往往减弱了很多。政治通常就是这样：一场运动就像一串从远方传来的编码，这里一点儿那里一小段，村民们抓住了其中一些碎片，又忽略了另外的一些。在共产党取得胜利以后，有一个姓李的10号村村民陆续生了三个儿子，他骄傲地把三个儿子依次命名为李毛、李泽、李东。每当他在田里干活，叫他三个儿子来帮忙时，他就会大喊：“毛，泽，东，马上到这儿来！”他宣称，这是他表达自己热爱毛主席的方式。尽管如此，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当农民们从村里的宣传大喇叭中听到“斗争阶段”这个词儿，并开始进行模仿时，他就变成了一个容易攻击的目标。在10号村，农民们绑了他的手腕，把他吊起来，斥责他乱用主席的名字，并且强迫他在公共厕所里喝尿。

在文革中，威利的父母都很穷，也没有文化，难以变成攻击的目标。实际上，对这对夫妇来说，那段日子还是挺幸运的——威利的母亲生下了三个健康的男孩。戴建民是最大的一个，他出生在1971年，戴和平两年后出生。1975年，他们的母亲生下了第三个儿子。他们给这个婴儿取名叫“小红”，因为他身形很小，肤色又发红。红色在中国象征着吉祥；确实，这个小婴儿出生的第一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威利还不到10个月的时候，毛主席逝世了。

“你下次和毛主席会面是啥时候？”

当毛主席的死讯公布时，威利的父亲正在双龙镇另一头的一个化肥厂里帮忙盖房子。那儿一共有三个工人，当大喇叭里传出这个消息时，他们全都停下了手里的活儿。听完了广播，没有一个工人说出一句话。许多年来，他们一直重复着这个口号：“毛主席万岁！”如今，他的死讯听起来是让人难以置信。

那一晚他们没有回家。在工地上搭的简陋木棚里，三个工人一起躺在一张宽大而粗糙不平的板床上，过了一晚。威利的父亲没有睡着；他知道这一次不是以往那些不断来来去去的政治运动，这一次非比寻常。未来会发生什么，他无法预期；然而他敢确定，一切都即将改变。

那晚大部分时间，他都在悄悄的流泪。后来他才知道，另外两个工人也和他一样，整晚都没有睡着，静静躺着流泪。

10号村的毛主席追悼仪式在当地学校的操场上举行，那操场灰尘满天，拥挤不堪。整整7天，没有一个人工作；他们都在赶做悼念用的白色纸花圈，并且在一幅逝去领袖的画报面前不断磕头。追悼仪式的的头1天，有个叫刘玉清的女人在10号村的群众中脱颖而出，因为她的哭声最响。第2天，村民们开始觉得这个女人有些不对劲。到了那一年年末，这女人总是在稻田里漫无目的地奔跑，到处跟人说她是毛主席的秘密情人。她声称，她与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一起，设计了村里的胜利桥。她常常说到一半就匆匆打住，告诉别人她要赶紧去参加很重要的政治局会议。威利小的时候，刘玉清总是在蜗牛河附近偷偷出没，在河里洗她那缠绕成团的头发，唱着关于毛主席的歌曲，还把那些歌的歌词改掉，换成自己编的一些充满性暗示的歌词。她用直白的当地方言“睡瞌睡”描述那件事：我“睡瞌睡”毛主席。威利和其他的玩伴们听到了就会大笑，并朝她喊：“你下次和毛主席会面是啥时候？你要再睡瞌睡他吗？”当刘玉清的儿子们长大后，要去农田干活时就把母亲锁在屋子里。

农民工的诗歌

关于“一切都将改变”的预测，威利的父亲是对的。虽然他不识字——他从来没有上过一天学，但他很聪明，当经济改革逐渐渗透到村子里来的时候，他反应很快。80年代末，他在双龙镇组织了一帮人，开始做私人的建筑工作。到了改革开放第五个年头，威利一家在第3生产队中成了较为富裕的人家。

还有其他的迹象显示他们的世界正走向开放。1980年，威利的叔叔成了村里第一个离开家乡出去工作的人。他去了甘肃省，在很远的西部，在那儿的劳工市场呆了好几个月。不久，娶她的村民开始离开，但他们大部分走的是跟威利的叔叔相反的路线，他们去东部。另一个最早一批的迁移者是威利的邻居，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他在村里是最有文化的。因为他有小学五年级的学历，他在黑龙江省的一家造鞋厂找到了工作。后来他回到了村子里，告诉别人他在外头那段时间发生的故事，还写成了诗歌。威利小时候很崇拜这个男人，还很喜欢听他念自己的诗歌。

100多个人聚在威利家看电视

当地的第一台电视机出现在第4生产队。每天晚上，威利都和他的哥哥们一起，走半个小时的路，来到第4生产队。电视机的主人盖了一栋两层的楼房，晚上，他就把电视机放在二楼的露台上，以便让下面所有的人看到。有一天晚上，威利和他的哥哥们一直仰头看着那个楼台上的电视机，看了四个多小时，完全被它所迷住了。看完以后，他们不约而同地觉得脖子又酸又痛。就是那时，威利的父亲决定要采取行动。

威利印象最深的童年往事，其中一件就发生在1982年的那一天，他家成了第3生产队最早拥有电视机的一户。很多年过去了，他仍然记得当时的情形：

“我非常骄傲，非常开心。大家把电视机搬进家里，但没人知道它是怎么开的。所有人都试了一遍，但就是没有图像出来；这过程可能有5到6个小时。那天有100多个人聚集在我家里，绝大多数人都呆在最大的那个房间里。那间房和大厅没什么两样，人们一行行排队坐着。后来终于把电视打开了，能看到的只有一个频道：四川电视台。香港电视剧在那时很流行，我们总是看一个关于霍元甲的电视剧，霍元甲是个历史人物。他是清朝的一个功夫大师，并与很多擅长日本功夫的日本人决斗。那些日本人来到中国，向霍元甲挑战，霍元甲一个个击败了他们。这是清朝末年的事情了。我现在还记得电视的主题曲：

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哪个愿臣虏自认？……历来强盗要侵入，最终必送命。”

（译者注：此歌词为粤语。威利在他的英文写作里写到了上面这一段话，并把歌词译为英文）

电视剧《霍元甲》结束后，接着放映的是一个墨西哥的肥皂剧；对于第3生产队的村民来说，这个电视剧也非常好看。这个墨西哥肥皂剧中文叫做《诽谤》，剧情发展飞速，里面的人物纷纷卷入了婚外情。按照惯例，那些情妇都是心肠恶毒、阴险狡猾的，而那些妻子就那么的纯洁无知，让看的人都为她揪心。在威利的家里，村民们经常一边看一边大声嚷嚷着他们的意见，而这些意见总是惊人的一致——对妻子的同情，对情妇的轻蔑。《诽谤》第一次给第3生产队的人们介绍了外国人的私生活。

四川经常会下雨。当天下起雨，那些威利家里坐不下的电视观众就会站到外头，隔着窗户看，手里撑着雨伞。威利家那台电视的屏幕是14英寸。不久，电视可以收看到另一个频道：

“人们大声地叫着：‘换台！’我就说：‘不换，你们得听我的！’我就像个老板一样，可傲慢了。由我决定大家看哪一个频道。有一天晚上，我们正在看电视剧，忽然听不见对话了。电视机没有声音了。有些人觉得很失望，离开了我们家。我走到电视机前，把它关掉。还在看的人们大叫：‘你不要这样！’但当我再次把电视机打开时，又有声音了。不久，这种情况再度发生。我如法炮制。有时候，只关掉一次是不管用的，我必须不停地把电视机开关20次，30次。我们都快把电视弄坏了。有时候电视图像不清晰，我就去举着天线。很多人轮流去举天线，以便让大家看上电视。”

威利眼中的学校：哥哥和板凳

威利小的时候，他天天看着两个哥哥去上学。一大早，戴建民和戴和平沿着土路往南走，两个人一起抬着一张板凳。威利看着他们走出去，消失了好几个小时，然后又带着那张板凳回来。在威利看来，这就是学校：一个和哥哥及板凳有关的仪式。

村里的学校搭的是土墙，老师们是当地简单培训过的农民，他们的职业仍然是种地为主。如果讲课的老师今天田里有活要干，学生们就自由活动；而农忙时节，学校干脆关闭。威利的两个哥哥上完五年级都没有再念书了，他们都成了农民和劳工。

当威利十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开始赶不上改革开放的浪潮。新的经济变幻莫测，一个机遇敲门的时间非常短暂：有时候，一件产品或一种技能过了一两年就没什么价值了。在1980年代初期，本地人的智慧和勤奋足够胜任小规模的建筑工作，那也是威利的父亲发迹的时间。然而过了不久，竞争越来越多，为项目出价投标则需要精明的头脑和计算。有时威利的父亲组织了一项历时很久的建筑工作，最后自己却亏本了。他经常提醒威利没有读书的坏处：威利说：“我父亲说了，没有读过书就出去干活，真是太亏了。他说这样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会欺骗你。如果你不学习，你就只能做苦力。”

威利的两次“奇迹”

这个男人决定，在对待小儿子的教育问题上，他要花更多的心思。他交了更多的学费，把威利送到镇上的小学去，那所学校声誉要好一些。不过，威利读书生涯转折点是纯粹的“奇迹”——至少多年以后威利回忆起来，他觉得那是个奇迹：

“当我读小学时，四年级以前我都不是个好学生。我觉得要学的那些科目都很难。但我想后来是发生了奇迹——到我读五年级时，我的数学忽然变得非常非常的好。我不知道怎么一下子变成这样。老师在黑板上写了许多数学问题，叫我们以最快速度计算出来，而我总是第一个完成的人。后来在中学入学考试中，我在70个学生中考了第二名。”

很快，威利的父母就不再让他帮忙去田里干活。他们家的田地大概是四分之一英亩。他的哥哥们都抱怨父母的这个决定，但威利的父亲觉得这个小儿子会有更大的出息。威利经常帮助父亲的建筑生意做些计算的工作，然而到中学时，这个男孩发现他对数学不再感兴趣了。幸运的是，另外一道光照进了他的学习生涯：

“到六年级时，老师发给我们英文课本。另外一个奇迹就此发生。开始我的英语学得非常非常糟糕。我们的老师来自农村，他自己也刚刚高中毕业，并没有受过大学教育。他的名字叫‘谭兴国’，‘振兴祖国’的意思。我听不懂他说的话，英语考试常常不及格。我从来没得过60分。然而到了那个学期快结束时，我开始自学。我偷了些粉笔，在我家的门上写单词。我想象那扇门就是黑板。我把单词写下来，然后朗读。我喜欢这样：我自己做老师，我自己做学生。对于我来说，那是最有效的学习方式。

那个学期结束的时候，发下来英语期末考的试卷；我十分吃惊地发现，上面的问题对我来说变得非常非常的简单。那次考试我得了80分。从那时候起，我对自己学英语有了信心。”

1995年春天，威利的中学生涯到了尽头。他参加了高考，考上了涪陵师范学院的英语系。他和另外两个男孩是第3生产队里头回出现的大学生。

威利说：“你的早泄怎样了？”

威利是我班上那个坐在最后一排的学生，桌面上总是有本摊开的字典。在我的考试中，他总是能得到高分；如果我上课时叫到他的名字，他能很快地答出问题。然而他不是那种积极举手要回答问题的学生。对他来说，课上得太慢了；如果我在上课时走到教室的最后一排，他会飞快地移开一沓纸，以免我看到他正用那本字典学些什么。他个头很小，但很壮实，皮肤黝黑。他戴着眼镜。他穿着整洁，然而他的着装往往如是：褪色的衬衫，大衣的袖子上还贴着商标——这些衣服都是便宜货。向我的很多学生一样，他的外表可以用一个中文字形容：“土”。“土”是“粗俗、俗气”的意思。他看起来像个农民，他也具有农民那种粗鲁的幽默感。有一次，刚上完课，其他学生都走出去了，威利悄悄地流到我旁边，用仔细研究过的英文发音对我说：“你的早泄怎么样啦？”（How is your premature ejaculation?）

他总是尝试说一些新的短语，通常都是下流话。语言把他给迷住了。他喜欢“土人”（yahoo）这个词，他是在《格列佛游记》里看到这个词的。从亚当。迈耶的西班牙语课上学到“唐托”（Tonto）后，他就经常把这个词挂在嘴边。当我有一节课讲到英文吸收的外来词时，他听得如痴如醉，然后他的字典里就多了个经常使用的词：“苦力”（coolie）。他也喜欢“所谓”（so-called）这个短语所含的那种玩世不恭的意味：中国那“所谓的爱国主义”，学院那“所谓的早操”。他对四川当地的方音更是有着特别的兴趣。我在涪陵的最后一年里，威利和班上的几个学生一起，教了我许多“土话”——“土话”在中文里“当地俚语”的意思。在四川，你要侮辱一个人的话，可以叫他“瓜儿子”或是“龟儿子”。当地人“锤子”的发音和“阴茎”的发音相同。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当“牙刷”被当做形容词使用时，就是一个贬低人的词：“你这个人真牙刷！”在篮球比赛中，如果运动员没有投中，或是表现不佳，四川球迷就会高喊：“阳痿，阳痿，阳痿”。当我与威利班上的同学一起打篮球时，他常常会假装很热心地走过来说：“我知道你有严重的阳痿问题。”

威利爱上了南希

但威利表现出来的这种粗鲁很大程度只是虚张声势，至少他在现实生活中不是那样的人。他在师范学院第二年的时候，开始关注另一个叫南希的英文系女生。南希是个很小巧的女孩子，有一双黑亮的眼睛，长相清秀。南希很害羞，如果有男生在课外和她搭讪，她就整个人吓呆了，什么也不会说。威利一直犹疑不定，他花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才鼓起勇气，用中文给南希写了一封信，信里赞美了她的美丽、文静和品德。在信里，他请求南希给他一些单独相处的时间。

师范学院由一些保守的干部领导，他们批评学生谈恋爱是分散学习注意力的举动。谈恋爱的那些年轻的学生，有可能会被学校记过，这个处分会记在他们个人的政治档案里，以后会发给他们的雇主。南希没有给威利回信，但第二个周末，她静静地跟随着威利，在校园里逛了一圈：

“后来我们去了电影院。我们都没有说话。我们一直保持沉默。这真是尴尬，我觉得尴尬极了。我现在不记得电影演的是什么了。好像是个美国大片。电影结束后我把她送回宿舍。这种状况持续了好几周。她话很少。

有一天晚上，我们去了运动场。我们只是坐在台阶上，天很黑。我们在那儿开始交谈，我们说了很多话，很开心。忽然，门卫过来了，他问我们为什么在那里。他记下了我们的姓名。南希很害怕，她说她命该如此。从那以后，她就变得非常忧伤。我试着再约她出去，但她拒绝了我。好像有一两个月的样子。”

和威利不同，南希是个悲观的人。她的悲观继承自她的父亲。她的父亲是四川北部的一个农民，在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中，他总是找不准自己的位置。南希的父亲梦想着赚大钱，总是做出层出不穷的计划，想搭上经济改革的顺风车。1990年代中期，四川的养猪产业兴旺起来，全省各处纷纷建起了猪饲料厂。有一个广安旁边的小镇——就是邓小平故乡的那个广安，那小镇以猪饲料出名，南希的父亲决定他要成为村里第一个使用新品牌猪饲料的人。他做了7个多小时的车，专门去那儿买回了猪饲料。随后的几周里，他的20头小猪一只一只地全死了。他很可能被人骗了，买了冒牌货。在中国新的经济环境里，所有东西都有冒牌货；有冒牌的手机，冒牌的皮尔卡丹胸罩，甚至还有冒牌的猪饲料。做冒牌猪饲料最普遍的方法是：在真正的饲料中混入猪无法消化的油菜籽壳。

任何事情都可以找到合理解释；然而在偏远的农村，人们并不这么认为。奇迹保佑了威利；命运诅咒了南希的父亲。有一年，南希的父亲买了辆摩托车运货，然而他把摩托车撞毁了。然后他尝试养兔子，但兔子得了瘟疫，全都死掉了。到处碰壁。

档案调动：威利的第一次贿赂

到威利他们毕业那一年，威利终于让南希摆脱了对那条“禁止约会规定”的恐惧。但毕业的到来却成了他们更大的威胁。如果他们接受政府安排的教职，他们就要回到各自的家乡去教书，彼此分隔几百英里。

那一年春天，浙江省一个私立学校的校长来到涪陵招收新老师。这是每年的规矩：招聘人员总是在4月出现在这儿，希望能利用沿海地区和内地收入的差距招工。像涪陵这样的地方，他们开出的工资可以吸引到当地最优秀的人才，而要在东部招人，工资是几倍都不止。

人们管那个来招聘的校长叫“王先生”。他穿着一件传统的中山装，上面有两排铜纽扣，还有硬短领；外国人有时候把这称为“毛装”（Mao Suit）。王先生告诉学生们说，16岁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近几年他在浙江省玉环岛上创办了“百才高学”。根据王先生的说法，玉环岛上经济发达，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来到岛上，在当地的工厂和贸易公司里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对于新来的老师，王先生承诺会提供免费的住处，每个月给800元工资——大概相当于100美金。如果威利和南希在他们各自的家乡教书，工资还不到这的一半。不过，如果他们要走，就要得到涪陵师范英语系的党干部的同意，同意这对年轻情侣的档案迁出。

威利和南希提交了申请。从政治角度而言，他们的申请没有什么说服力：两人都没有入党，他们也不是党干部特别宠爱的学生。他们都因为谈恋爱和其他违反规律的行为受过批评。当毕业临近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听到任何有关他们档案的消息。

最后，威利采取了行动。他并没有征询任何人的意见，好几年后，他说当时他只是听从自己的“第六感”。有一天晚上，他带着南希，来到了英语系党书记的家里。那个党书记不是很友善的人，威利对他也从来没有好感；但那天晚上书记笑着请这对年轻人进门。他说，听上去玉环是个好地方，经济发达。但浙江省很远，转移档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威利解释道，全世界的一切如今对他都不重要，他只想到东部去。他拿出一个信封，把他放在身前的一个茶几上，说道：“请帮我一个忙。”

“我会试试，”党书记说，然后他把这对年轻人送出了家门。没人提到那个信封半个字。

还有另外一个干部，是负责处理毕业生工作分配的。威利和南希也去他家拜访了，做了同样的事。两个信封各放了500元；加起来相当于威利父亲半年的总收入。这是威利人生里第一次贿赂官员。

毕业前不久，学院通知威利和南希，他们的档案被送往东部。

彼得·海耶斯

华尔街日报

建国门外外交楼7263号

1999年12月3日

亲爱的彼得，

今天收到你的信，我感到格外的高兴。我认为，你这个从太平洋那边多来的外国“牙刷”，对中国来说是个好消息。你收到我信的时候，可能正跟一个中国“贱货”在睡觉吧。不管怎样，请你读读这封信，它可以当做“伟哥”使用……

这学校的工作并不是很好。我觉得筋疲力尽，实际上我们在学校是被当“苦力”使用。我们还饱受歧视。这儿有个老贱货负责发工资，一看就知道她是那种没有性欲的女人，一脸刻薄相，她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除了钱以外。半年过去了。我感觉一天比一天好点。无论如何，我庆幸我来了浙江省。毕竟，这儿有更多的机会。我仍然极度狂热地学习英语，我对自己有信心，有一天，我会成为大人物，而不再是个“牙刷”。同时，我在这儿教书非常成功。从某种程度上说，你和亚当是我教学的偶像……

彼得，我希望你有机会到玉环来看我。我那些“土人”学生想见你想得发狂。

另外，我有好些问题要问你。

1.“KTV”代表什么？

2.什么英语词汇可以描述去另一个城市谋生的人（特别是从四川出来的农民）？

3.“DVD”和“VCD”的完整拼法是什么？

4.你想做一个美籍华人吗？

5.你想要有几个老婆？

6.你仍然阳痿吗？（你的小鸟还直不起来吗）？

你的：威利

王先生的《世界名人选》

威利和南希来到玉环时，他们发觉王先生对这个岛的描述并不怎么符合事实。首先，这儿属于相对落后的地方；乌河上30英里以外的温州，才是这个地区的新兴都市。其次，威利和南希的工作出现了问题。实际上，那份“高工资”的工作并不存在。王先生为双方之间的误解而道歉，他给威利和南希提供的教职只有当初承诺工资的一半。他所说的免费住宿也没有实现。威利和南希只好去租了间房，那儿条件很差，威利提到它时称它为“我那所谓的房子”。

王先生每天穿着他的中山装，纽扣一直扣到领子底下。他大概六十五岁左右，一头花白短发，一张油亮的红脸；他是个跛子，且跛得很厉害。他自己透露，他是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时把腿弄伤的。他的太太穿着老式的服装和解放鞋，总是死死抓住一个丝绸钱袋，那个钱袋已经被她的手弄得黑乎乎油腻腻的。这个女人负责管理学校的财务；每当她付工资给威利和南希时，她总要扣掉一些莫名其妙的费用和罚款。她是威利见过的最讨厌的贱货。

百才高中也并不存在，至少从校址来说是如此。学校办学地点每年都不同。王先生会弄一些短期租约，租的地方要不就在还没有完工的楼房里，要不就在以前公立学校废弃的建筑物里。大部分的学生来自边远的海岛；因为他们没有通过公立高中的入学考试，父母在绝望中把私立学校当作了救命稻草，把他们送了过来。在中国，强制性的义务教育只有9年，高中不在其中。

王先生的生意王国变化无常，但种类可是五花八门：王先生的其中一个儿子在附近做的生意，是为当地警察局养猎犬。王先生的办公室就像学校的其他部分一样，是还未完工的，里面没有什么家具，只有一张桌子和一些书。最大部头的一册书的书名叫“世界名人”，介绍各个领域的成功人士。王先生把这册书摆放在书桌上最显要的位置，有访客来到办公室时，他就叫人随便翻阅。当威利翻看那本书的时候，整本书里他唯一认识的人就是王先生。关于王先生的介绍里，详细地描写了他对中国的热爱，以及他作为一名党员，如何为党的事业无私奉献。那本书还介绍说，王先生常常用自己的钱资助那些交不起学费的学生。

不到两个月，南希就辞职了，回到了四川。她在自己的村里找了一份教职。而她的一个邻居，带着乡下人特有的耐性和坚定，开始对她展开追求。

第一年工作，威廉·杰佛逊·福斯特瘦了一圈。他想念南希，对百才高中的憎恨则与日俱增。这个学校主要招的都是外地老师，他们的工资只是当地老师的三分之一，因为王先生知道外地人要在这儿找一份新工作很不容易。同时，很多学生意识到这学校是个骗局时，就会退学；每当有学生退学，威利的工资就要扣掉一点。威利基本存不下钱来。

美国之音不能在美国境内广播

每天夜幕降临之时，威利就用他的短波收音机收听“美国之音”，以作消遣。这个电台原本是美国政府二战时创建的；首次广播是在1942年的德国，当时珍珠港轰炸刚发生不久。从那时起，这个电台不断扩展，如今用55种语言进行广播。根据电台的性质，它致力于提供可靠而权威的新闻消息；它自称是“美国的”，而这个“美国”只是一般化的概念，没有任何政治的意味。不过，事实上听这个电台的美国人少得可怜。美国法律严禁“美国之音”在国内广播，担心任何政府资助的新闻消息来源都可能变成政治宣传。这就是典型的美国式悖论：成立一个电台，提供一种声音，然后为了保护自己的民众而不让他们收听。

然而在美国境外，每周收听这个电台的人数据统计有九千万。在中国，“美国之音”总是非常流行，在1989年民主游行的时候，电台方面声称有六千万中国人每周收听“美国之音”。十年以后，中国的大城市通常都能上网，也能看有线电视，但在像玉环这样的小地方，“美国之音”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来源。它用普通话、粤语和藏语进行广播。

“美国之音”也提供英语节目，其中有一种节目的语言是所谓的“特别英语”（Special English）。在电台网站上，可以看到对“特别英语”最贴切的描述，而这描述本身就是“特别英语”：

“特别英语”有三点独特之处。它的词汇量只有1500个。这些词大多数是描述物体、动作和感情的。其他的词更难一些。它们用来报道世界大事以及介绍医药和科技的新发展。“特别英语”的书面形式是短小简单的句子。每个句子只传达一个信息。“特别英语”中不使用英文习语。它在口头表达中语速较慢，大概比标准英语的语速慢三分之一。

“特别英语”是冷战时期的产物。1950年代末期，当苏维埃政府频繁阻断“美国之音”的广播，广播员决定采取一种更为简单的语言形式，在电流干扰中这种语言形式更容易被听众接收。他们发明这种语言时，并没有打算把它作为教学工具；但它很快就被运用在教学中了。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人，通过这种特别语言的广播来学习英语。

“特别英语”：语言中的麦当劳快餐

在涪陵，我的学生们以一种宗教式的狂热来收听这种广播节目，模仿广播员说话的语音节奏。很快，亚当和我也学会了这种说话方式，因为只有我们说“特别英语”时，别人才能听明白我们的话。我俩是那座城市里唯一两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在涪陵呆了几个月后，我俩的日常对话已经全都是使用“特别英语”了，但自己是浑然不觉。我第一年在那儿，有个纽约的朋友来探访我，他怀疑我和亚当开始忘记怎么说母语了。他总是提醒我们，拜托说话时别用对待小孩子的口气。

有时我会想，“特别英语”是不是相当于语言里的麦当劳——一种慢节奏的快餐语言。不过，我自己也正在学中文，不久我就意识到，我正逐渐建立一套自己的“特别中文”。对于学习一门新的语言，这只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方法：首先，你要有一套基本的句子结构和简单词汇，就像画家开始画一幅肖像画时，要做基本的构图；随着时间推移，你学会了一些更复杂的词汇和短语，并把它们整合到你已有的知识结构中。感觉就像是生活在一个粗略地勾了轮廓的世界里，而新的具体细节一天天地出现。

在玉环，威利几乎每天晚上都收听“特别英语”的广播。他有一个划了横隔线的笔记本，当他收听用“特别英语”播出的各种节目时，就把一些单词和短语简略地记在本子上。那些单词和短语都没有分类，全部混杂在一起：

大部分美国人周六早上很晚起床

特别英语

美国之音

华盛顿

总统停止科索沃

总统可能会飞往布尔格莱德

取决于这次会议

通常，被记录的话题都是新闻。偶尔，里面会掺杂一些来自美国文化、政治和历史节目的内容：

一楼：国会图书馆

火炉旁边：乔治·华盛顿

132间房20间卧室

34间浴室

私人=远离公众

总统及其家人的房间禁止参观，但他们没有把这些房间当做自己的，这些房间不属于他们

白宫属于美国人民

“美国之音”的电台节目中，威利最喜欢的一个叫做“美国习语”，里面介绍的短语按照“特别英语”的标准，其含义过于隐晦或是过于复杂。在威利的本子里，他列了个这些短语的单子：

改过自新

先见之明

嗤之以鼻

坐立不安

（译者注：威利记下来的以上四个短语依次是turn over a new leaf、see beyond one's nose、turn up one's nose at、on spin and needles；最后一个应该是威利的笔误，正确写法是on pins and needles）

不幸的是，“美国习语”这个节目不介绍下流话，但威利找到一些别的资料来源。他找到了一本中文出版的字典，名叫“美国俗语”；但他最宝贵的一部字典是从杭州的一家旧书店买来的，名字是“英文委婉语字典”。那本字典收纳的词汇几乎全是关于性和色情的，还有绘图。有一次，我去看威利，把那本书随便翻开了一页，第一个跳入我眼帘的单词是：

女性施虐狂（Dominatrix）：名词。1.一个女性独裁者。2.一个女性虐待狂。3.女性，在性虐待行为中作为施虐的那一方。

威利把南希“骗”上去东部的火车

1999年的中国农历新年，威廉·杰佛逊·福斯特踏上了回家的漫漫旅途。在10号村，他大多数的小学同学如今也都迁移出去了；男的通常在城市工地里做工，而女的就在餐馆或工厂里干活。按威利的受教育程度，他应该比这些同龄人要混得好一些，但他这一年赚的钱还差点不够回家的路费。在四川省的另一边，南希的生活也并不容易。在那所村里的学校，她一个月的工资是25美金。追求她的那个农民如今是赤裸裸地表达爱意了。

南希关于命运的看法在她回到家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她可以预期到留在村里的命运是什么：一份毫无前途的工作，一段了无趣味的婚姻。在春节的假期里，她穿过整个四川来看威利。南希的父母强迫她保证了假期结束后就回到村里，这样她才得以成行。南希的父母认为，对这一两个人没有结婚的年轻人来说，呆在浙江省生活太不稳定了。

但南希与威利重聚之后，威利并没有花太长时间，就把南希劝上了往东部去的火车。他向南希保证，他们不会留在玉环很久；在百才高中教完这个学期就走。威利知道在浙江省还有更好的工作机会。

一星期以后，南希的父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们把电话打到威利那“所谓的房子”里，大声责骂他；如果南希接了电话，他们就边哭边问南希，到他们老的时候谁来照顾他们。过了一阵子，他们还招来了好些亲戚，让他们打电话去恫吓这对情侣。南希的表姐是其中最固执的一个——这女人有超过一周的时间，每天都打一通电话给他们。每一次，她都对着威利愤怒地高声尖叫，然后又忽然冷静下来。“你要负责的，”她说：“你要为你所做的一切负责。”

1999年4月18日

亲爱的彼得，

你现在怎样了？

我希望你在北京不会感到孤单。一些中国小姐肯定能让你火热起来。但你最好小心一点，有些中国女孩会吹得你一会儿热一会儿冷。

这些天来一直在下雨，而我的心情就跟天气一样……事实上，我对学校里的一切都感到了一点儿无趣和厌烦。很长一段时间了，我都没心思上课。我一站在教室的讲台上，就希望下课铃赶快响起。所有的学生都是土人。他们有一些极为野蛮，又没有教养。很多学生想要退学，有一些我没办法阻止……很多土人察觉到学校很糟糕，肯定有更多的学生会逃离这所学校……

我最有兴致的事情，是可以通过“美国之音”和一本叫“美国俗语”的字典学英文。我希望很快可以把那些俗语运用自如。我害怕这儿的一切会摧毁我的坚强意志，我希望可以找到一种方式排解……

玉环是个很小的地方。换句话说，它有点与外面的精彩世界隔绝了。我担心继续留在这里，我的英语能力会退步。你知道，我对英语非常狂热，它就是我生命中较美好的那一半……

顺便问问，你报社的电话是64911166-56599吗？我要在前面加区号010吗？你对北约对南斯拉夫的军事行动有什么看法？

保重！

你的：威廉·杰佛逊·福斯特（打印）

威廉·杰佛逊·福斯特（手写签名）

北约轰炸中国大使馆事件

在“五一”劳动节的开始，威利买了一本新的笔记本，在扉页上小心翼翼地写上了名称：听力日记

威廉·杰佛逊·福斯特

配偶：南希·德鲁

1999年5月1日

南希英文名的姓氏是在涪陵毕业那一年取的，亚当·迈耶给她出的主意。实际上，这对情侣并没有结婚，他们甚至还没有正式计划要结婚。要在以前的中国，他们这种情况算是一桩丑闻：一对没结婚的年轻人住在一起。有时，他们会遇上麻烦。有一次，他们去一家温州的宾馆时，那儿拒绝为他们提供房间，因为他们拿不出结婚证。不过这种问题算是很少会遇到了。而且，百才高中也根本没人会就此小题大做。外地人在这儿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当地人根本不想理会他们。

那个春天，威利继续每晚学英语，写着他的“美国之音日记”：

北约峰会

（1）把希望人民去送死的Milosovic称为希特勒

（2）日本

西藏问题　新疆问题

反对对内政问题的干涉

西藏就像科索沃

研究表示同性恋并不是由基因所引起

比尔·克林顿　科罗拉州　丹佛

在北约轰炸事件过后，威利的日记条目变得更为混乱了：

1999年5月8日

我们没有其他的企图

军事基地

表达深深的歉意

战争罪犯

向中国驻科索沃大使馆发射的导弹袭击使中美关系严重恶化

1999年5月9日

据说贝尔格莱德把武器运到中国大使馆

中国给予贝尔格莱德-情报

联盟

人类社会

完成任务——合作

中央情报局

“打倒美国！”“打倒北约！”

威利悄悄离开玉环

那个星期威利不断地给我打电话。他担心我在北京的安危。在事件逐渐冷却下来后，我们仍然定期通电话。有一回，他提到说有可能来北京找工作，我告诉他如果他来的话我会尽最大能力帮助他。

但是他决定去温州再试试运气。他在那个城市里参加了一些招聘会，但是没有人愿意聘任一个来自四川的年轻老师，文凭还是来自长江边上一所没听过的学校。有一天，他偶然在报纸上看到玉庆的一所私立学校招老师；玉庆是温州边上的卫星城。他去了那所学校，学校的一个女校长接见了他，然后让他试教一节课。威利总是能在这种场合表现出色：他英文说得很流利，站在教室最前面说话对他来说很轻松。在他试教以后，那个女人决定雇用他，让他9月份开始来上班。

威利对这个女校长印象很好，但上一年的经验告诉他不要轻易相信任何的承诺。不管怎样，至少那所学校是真实存在的：它就在那儿，校址每年都不变。威利觉得这就是个好的标志。

他考虑得越多，就越意识到，无论如何都不会比呆在百才高中更糟了。

那个夏天快结束的时候，威廉·杰佛逊·福斯特和南希·德鲁悄悄收拾好了行李。王先生以为新学期他们会继续在那儿教书，而威利喜欢这个主意：到最后一刻，校长才发现要找两个替补的老师。威利和南希的行李包括两个书包、一部电视、一堆旧毯子、还有一共200美元的积蓄。他们离开了玉环，连一句“再见”也没有留下。

（注：所有小标题为译者所加）

3　断桥

1999年6月4日

那个夏天是天安门广场示威十周年。从五月下半月开始，国外报纸刊载了一系列纪念文章。我在局里把文章剪下来，将它们归类在T字母下：

茶叶

智库

天安门广场

贸易展

运输

周年纪念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对中国人无法公开谈论的这个事件，很难给它命名。剪报时，我把外国媒体使用的名称做了一个非正式的列表：

天安门广场镇压

天安门广场屠杀

天安门广场取缔行动

对天安门广场民主示威的血腥镇压

六四镇压

对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地区的血腥镇压

1989年6月4日军队对示威的镇压

天安门广场附近对学生抗议者的镇压

北京的报纸上没有任何报道。从1989年开始，政府控制的媒体很少承认这个事件。中国普通老百姓管它叫“六四”：6月4日。在外地，对事件的印象尤其模糊；我在涪陵生活时，我的几个好朋友认真地问我是否真有学生在镇压中死亡。在当年有很多市民走上街头的北京，对事件是否发生的问题没有任何错觉。人们清晰地记得具体的情景，但事件的全景仍是个谜。没人准确知道镇压是怎样进行的，死亡人数究竟有多少。大部分外国媒体估计至少有数百人丧生。

已有充分信息证明，事件最广为使用的几个名字都是不太准确的。大部分伤亡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以外环绕城市的街道，特别是城西。镇压实际开始于6月3日晚上，而非4日。1989年，暴力在城市发生后，一位勇敢的中国记者通过国家媒体官方英文广播发布了一条消息：“这是北京国际广播。请牢记1989年6月3日。中国首都北京发生了最悲剧的事件。几千人，其中大部分是无辜平民，被全副武装的士兵枪杀…”

十年后，大部分追悼仪式的时间都稍稍做了调整，地点也集中到广场上。尽管细节已经模糊，但基本的回忆与当年那名记者所希望做到的大致相仿。据说，他受到处罚，在外地接受了几年的再教育。

6月4日那天，我与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轮流出发去天安门，看是否有纪念活动发生。我们错过了两起最显眼的示威——每起有一名参与者，各持续了几秒钟。一位中年男子打开了手写着标语的白伞：

记住学生运动

将国家财产分给人民

便衣警察迅速围过去将他带走，不过美联社的一位摄影记者拍下了这一刻。过了一会儿，一位男大学生向空中撒传单，并立即被捕。传单上写着反政府标语和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

我值下午晚些时候的班。广场本身已经被隔离起来——给某些目的提供了方便。为了纪念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广场正在进行整修。不过，天安门——“上天平安之门”前面，仍有一块开放区域。那天阳光灿烂，外地游客们聊着天，与背景中的毛主席画像合影留念。

过了一会儿，我开始注意到人群中的一些人不像游客。他们都是三四十岁的男子，许多人理着平头。他们穿的不怎么样：旧裤子，便宜夹克。他们看上去没受过多少教育。他们看上去不像是玩得很高兴的样子——不笑、不拍照、不买纪念品。他们东走西逛，东张西望，一副游手好闲的样子。有时，一名男子会站在一群正在谈话的游客背后，似乎试图偷听对话。每隔一段时间，一名平头男子会溜达到另一名平头男子跟前，说了句什么，然后溜达着离开。有几个人手里拿着卷着的报纸。我看见一名男子举起报纸，拿到脸旁边，对着报纸说话。我处于好奇，走过他身边，偷看了一眼。在卷着的报纸里，我瞥见了黑色塑料——对讲机。

我看着便衣警察们忙活了将近一个小时，这是唯一可见的周年纪念了。然后，我骑车去雅宝路的穆斯林饺子馆，准备早点吃晚饭。我吃饭时，一个蹬三轮的师傅停下车子，问我是否可以和我共用在街边的餐桌，这样他吃饭时可以盯着三轮车。他点了一瓶白酒和一碗花生。他用醋泡着花生，边喝酒边吃。他喝酒很快，不过从脸上看不出来。他露着的双腿粗糙多节，好像是从陈年硬木板上雕刻出来似的。

离晚饭时间还有点早，我们是仅有的顾客。饭馆老板——一位北京本地人——在旁边打盹，两条胳膊搭在脏桌面上。三轮车师傅告诉我，他夏天一天能挣10美元以上。他是满族，他为此骄傲。他告诉我满族是怎样建立清朝、统治中国将近300年的。满族是尚武的民族，汉族没法相比；清朝皇帝都得练武。当满族人可真是牛极了。

吃完花生后，三轮车师傅叫醒老板，要了一大碗饺子。和花生一样，他把饺子也浸到醋里。很长时间里，我从没见过这么能吃的人。出于好奇，我问他那天的日期。他不知道，于是他去问饭馆老板。

“六四，”老板立刻回答。他两个手指交叉在一起，形成汉字“十”。他脸上毫无表情地说，“十周年。”

在雅宝路，我学会了从波拉特那里获取消息。他似乎认得这一区的每一个人，他的人脉交际可真厉害。7月初的时候，喜力啤酒在这儿的公园赞助了一场外国音乐节，波拉特拿了一堆工人的通行证。在表演爵士乐的舞台前，我们六个人站在舞台周围，整个北京都找不到这样一群更不像样的维修工了：一个美国剪报员、两个维族中间商，一个中国服装商，还有两个中国人是在工人体育馆做保安的。通过带保安们来听爵士乐，波拉特以后可以免费观看任何一场工人体育馆的足球比赛。

通常，波拉特和我会呆在那家维族餐馆外面的平台上，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喝着从下水道里拿出来的啤酒，观察着来来往往的人们。如果有个商人吸引了我的注意，我就会问波拉特这个人是谁，而他通常都知道这个人的事情：他来自哪个遥远的国度，他在买卖哪些匪夷所思的商品。如果出现了他不认识的人，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事。那个留胡子的阿富汗人是个谜，有流言说他贩卖珠宝和鸦片，但波拉特不能确定流言的真假。那群北朝鲜人是另外一个谜。他们的大使馆就在街道那边，是一座巨型的复合建筑，大门上贴满宣传照片：兴高采烈的朝鲜小朋友们在唱歌，金正日在接见快乐的民众。

偶尔，那几个北朝鲜的外交官员会从维族餐馆外面经过。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单独行动；他们总是几个人一起，穿着黑色西装，身体僵直，走在街上川流不息的小贩、批发商和妓女之间，显得格格不入。波拉特总是指着他们衣服上别的徽章给我看，那刻有金日成头像的徽章泄露了他们的身份；波拉特还能靠着他们的外交车辆牌照的编号，辨认出北朝鲜大赛使馆的专车（编号为133）。北朝鲜人开的是一辆中国制造的黑色奥迪，车窗都是黑漆漆的，根本看不见车里的样子。大使馆就更为神秘了——在那些宣传照片的后面，没有任何声息。那座大门永远是关闭的。

6月的一个晚上，我和波拉特在维族餐馆见面，兑换了几百美金。他叫了三瓶啤酒，这意味着他要在那儿消磨一段时间。晚上他一般会到餐馆里和人谈生意，那些现金交易商可以直接把车停到餐馆外面的人行道上。只要波拉特身上没有带超过4万美金，他都可以到车里做好一笔现金交易；不过如果是要谈更大的生意，他就会去附近一个朋友的办公室。他一次交易的最高金额是20万美金。

维族餐厅老板掀开下水道的井盖，拿出几瓶啤酒。我等到喝到第二瓶啤酒时，才把钱拿出来，放到桌子上。波拉特告诉我说，那天早上雅宝路上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是1：8.86,但到下午的时候汇率就掉到了1：8.84。他出于客气，为我开出了1：8.85的汇率。如果去银行用美金换人民币，最高不会超过8.26——这是官方的汇率。中国的货币是不许兑换的，并且和美元挂钩；汇率从来不会有大幅度的改变，除非是在黑市交易上。一周以前，雅宝路上的现金交易商用9元人民币换1美金。

“这个星期汇率掉下来了，这是因为一个北京的大老板，他有一艘船的美金还没运到香港去，”波拉特解释道：“那些钱现在仍然在深圳，在它们运到香港之前，汇率是不会再往上涨的了。”

现金的黑市交易由一个奇异的体系操控着，那里面满是流言和传闻。我觉得那简直是不可理喻，但对于波拉特来说那些都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他常常为此向我做出长篇大论的解释，比如一个像哈萨克斯坦这样的地方如何开始打击一些跨境的贪污行为，让北京汇率的小数点受到了一点波及。我喜欢听这些故事，尤其是在《华尔街日报》记者站剪了一天的报纸以后。迈特·福尼是其中一个《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他正在报道高通公司的事，这家公司尝试在中国建一个新的手机系统。有时候，完全是因为迈特的新闻，高通公司的股票一天之内就上下3到4点。那些传闻总是围绕着一些微妙的信号——公司合同透露的一点内容，或是政府发出的一份没有直接关系的声明。那些信号没有持续性可言，高通公司的股票整年都在发疯似地上上下下。如果自由撰稿的计划行不通，我觉得我可以靠这做一些交易：“一个剪报员和雅宝路现金交易谣言系统之间的内部消息”。

我们很快地喝完了第二瓶啤酒。一个白种男人和一个亚洲女人在平台的另一边坐下了。那个女的看起来不像中国人，我问波拉特她是谁。

“她其实是个北朝鲜人，”他说：“她父母在朝鲜战争中成了孤儿。”他小心地选用了描述那场战争的名称——“朝鲜战争”，而非标准的中国称呼“抗美援朝战争”（反抗美国、支持朝鲜的战争）。

“在那场战争以后，斯大林接收了好些那样的朝鲜孤儿。”波拉特解释道。“他把很多孤儿送到了乌兹别克斯坦，由当地人收养。这个女的父母也是那样，他们在乌兹别克斯坦长大，然后结合。这女人在那里出生的，现在来北京做生意。”

我问他这女人会不会说朝鲜语。

“他们全都不会说自己的语言了。”波拉克说：“他们现在和乌兹别克人没什么两样。”

我们又叫了两瓶啤酒。一辆黑色的奥迪从东面缓缓驶来，在路边停下。波拉特让我稍等片刻，然后拿起那个皮的钱夹子，钻进车里。车窗一片漆黑，而汽车的引擎一直还开着。当他回到我们的桌子旁坐下时，我感觉到了他衣服里渗出了空调的凉气。

“刚才那个人是雅宝路上最大的现金交易商之一。”他说：“他的一个朋友是中国国航的飞机师，有时候会帮他把美金运到国外去。”

天色渐黑，我们叫了面条和烤羊肉吃。那个朝鲜族的乌兹别克女人和她的伙伴已经吃完了，他们付了账，一起离开。我心想，她的父母被送到乌兹别克去，不知道算不算一件好事。也许对她来说真是一件好事吧；不过雅宝路上的事情，谁又能肯定呢。

那个夏天，我决定去一个叫丹东的中国城市，做些调查。丹东和北朝鲜之间只相隔了一条鸭绿江。我想我可以在那个完全隔离的国家边界，找到一些写作的材料。当我告诉波拉特我的计划时，他笑了。他说，北朝鲜这个地方，让中国看起来很美好。

我在丹东的第三个晚上，凌晨两点在旅馆房间惊醒——房间里站着个小偷。这是一家属于中等水平的旅馆，10美元住1个晚上；而丹东则是一个中等规模的中国城市，如果不是刚好与北朝鲜一江之隔，这个地方是毫不起眼的。丹东宣称它是“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而鸭绿江江边全都是一排排租给游客用的望远镜。游客大多是中国人，他们希望透过望远镜，第一次看看外国的模样。望远镜旁边的标志承诺：“只需1元，就可出国！”而花上10块钱，就可以坐一会快艇，更近地看看对岸的北朝鲜人——在炎热的下午，他们常常在江边游泳。在适合结婚的良辰吉日，丹东的新人会依照传统租来一艘船，在结婚礼服外面套上救生衣，坐着船到北朝鲜人那边晃一圈。

在丹东会产生很多联想，这可能是我那天晚上忘了关窗户睡觉的原因。我的房间在二楼，我以为没人能闯进来；但我没有注意到有个一尺来宽的屋檐就在我的窗户下面。我也没有像以往旅行时那样，把我的腰包和护照放到枕头底下。我把它们和我的相机、钱包、采访本和两条短裤一起，就丢在梳妆台上。当我醒来的时候，那个小偷正在把所有东西揽到怀里。有那么一刻，我们俩谁也没动。

当你的生活穿行在两种语言之间，有那么一些时候，它们之间的界限会突然消失。在中国，我曾在半夜里被电话铃声惊醒，拿起听筒以后，我需要好一会儿才听懂对方说的话——那是我在美国的一个旧友。偶尔我在用中文和别人交谈时，不知何故，一个无甚关系的英文单词会忽然跳到我脑海里。梦中穿插着中文和英文对我也不是什么稀罕事。我坐过的最奇怪的梦，是梦见密苏里那些我认识的人，全都说着中文。当我从那些梦中醒来，我会躺在床上，漫想着我的潜意识是如何透过层层的语言和记忆浮现。我想如果发生一件突如其来的危急事情，我就知道在我潜意识的最深处到底是什么了。

在丹东，我从床上弹簧般地弹起，怒吼道：“草泥马！”小偷转身，向门口跑去，抱着我所有的东西。在第二次骂完这句脏话之前，我已经下了床。到第三句“草泥马”说出口时，我已经以最快速度奋力奔跑在旅店的走廊里。走廊里没有灯，只有一个个房间门口透出了幽暗的光。那个小偷也拼命跑着，但我渐渐和他拉近了距离；我们转了个弯，滑过廉价的瓦砖地板。我光着脚，除了一条拳击用的短裤以外什么也没穿。在走廊的尽头，有一个出口和一条楼梯，我就在那儿抓住了他。

我举起拳头，拼命往那人身上打。他并没有还手；他手里全是我的东西。每打他一下（“草泥马！”），就有些东西从他怀里掉出来。我打他一拳，我的相机掉出来了（“草泥马！”），再打他一下，我的腰包出来了（“草泥马！”）；再来一下，我的两条短裤飞到了半空（“草泥马！”）。钱包，采访本，护照——我让它们通通躺在地上。愤怒完全冲昏了我的头脑，我不停地打他，直到他怀里的全部东西都掉了出来。现在，他只想逃跑了；他跑回走廊，绝望地拉着每个门的把手：锁了，锁了，还是锁了。我追着他：怒吼，抓住了，用力打一顿。最后，他找到了一个没有上锁的房间，从那个房间洞开的窗户里，他在两层楼上跳了下去。

我差点就跟着他往下跳了。我一直跑到窗前，我的情绪拖着我的身体探到半空，一下子，我就清醒过来了。我往下看，那个小偷碰上了好运——在我们这层下面有个宽阔的平台。我住了嘴，这个夜晚立马就安静了下来。我听着那个小偷的脚步声拐过旅馆。他仍然拼命跑着。

当盛怒过去了以后，我感到了疼痛。在打斗之中，我把左手中指弄骨折了——肯定是在我一把拉过那个男人时弄断的。旅店里值夜班的经理陪我去了当地的医院，叫醒了那儿值班的医生。他打了个哈欠，砰一声把我的手指接回原位，然后给手指照了X光。指关节看起来还是弯曲的，于是那医生猛拉了一下我的手指，再次把它接回去。这回那个照X光的机器出了问题，医生叫我明天早上再过来，说到时就会有操作X光机的技术人员。旅店经理和我一起去了派出所报案。我昏头昏脑地回答了警察的问题，又填了一些表格；我的中文对话能力好像一下子退步了很多。清晨五点，我终于回到了床上。我睡得很不踏实。

几个小时以后，旅馆的老板来了，陪我回医院去。老板是个帅气的男人，他的头发打了很多啫喱，油光滑亮地贴在前额上。他穿着一件全新的白衬衣，一条烫得笔直的男裤。他再三为昨晚的盗窃案向我道歉，并向我介绍了他自己。

“我的名字叫李鹏。”他说。

我以为我听错了：“李什么？”

“李鹏。”

“跟前总理的名字一样？”

“是的。”他说。那个男人无奈地笑笑，我想我并不是第一个问这个问题的人。1989年的夏天，是李鹏正式宣布了官方的戒严令，很多一般的中国人会把他和那次镇压事件联系起来。后来，据香港的报纸报道，愤怒的北京市民纷纷打电话并恐吓了二十个叫李鹏的北京居民。

他们中间至少有一个改了名字。十年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很流行讲关于李鹏的笑话。

“你喜欢李鹏吗？”我问那个旅馆老板。

“NO。”他说，故意用英语加重语气。他显然不想说这个话题。他问我关于昨晚盗窃案的事。

我已经把我记得的所有关于那个小偷的东西，都告诉了警察：他的头发是黑色的，他在二十岁到四十岁之间。他比我矮。如果他再次出现在我面前，我不会认得他。

这种含糊不清的描述让警察感到困惑：你怎么可能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弄断了手指，然后对他毫无印象？我自己也感到困惑。我记得追他的种种细节：不知为什么，那条黑暗的走廊、那一扇扇透着光的门，留给我的印象最为鲜明。我也可以回忆起那条楼梯口，我的相机弹道空中，还有那扇洞开的窗户。我还能听见我大叫着的那个词在旅馆里回响。我最难以忘怀的是那种盛怒的感觉，一想起来还是感到不安。然而那个小偷本身我却记不起来了。李鹏皱起了眉头。

“那是个小孩吗？”他问我。

“不是。”我说：“不是个小孩。”

“那你怎么轻易就抓住了他？”

“我不知道。”

“你们美国有小偷吗？”

我告诉李鹏美国也有小偷，但他们带着枪，你不会去追赶他们。

“在中国，大多数小偷随身带着刀，”他沉思着，说道：“不带刀的算哪门子小偷呢？所以我觉得他是个小孩。”

“他不是个小孩。这点我可以确定。”

“那他怎么不还手呢？你怎么那么轻易就抓住了他？”李鹏的声音听起来简直像是失望了。

“我不知道。”我说。

警察对我的问话也是大同小异，我开始感到厌烦了。当我们重新回顾昨晚的事件时，局促不安的感觉层层传了出来：首先，他们对一个外国人在这座城市里遭遇偷窃事件感到羞愧。接着，在承认了这个不幸的事实以后，这个外国人抓住了小偷的事实，让他们感到更为羞愧。除非是一个特别蠢的小偷，才会在凌晨两点被一个外国人追打；所以这个小偷必定有什么严重的问题。警察们提出了种种可能。他肯定是喝醉了；或者是个残疾人；或者是个特别穷的外来移民。警察们强调，丹东是个现代化的、有秩序的都市，旅游业正在蓬勃发展。外国人半夜醒来发现有个小偷在他的房间里——丹东可不是这样的地方。

没有人认真考虑过另一个可能：这个男人是北朝鲜的难民。警察向我保证，这个边境地区没什么难民，因为河对岸的城市新义州，并不像北朝鲜的其他地方那么穷困。据在新义州有亲戚的一些丹东居民说，新义州的人一天吃两顿饭。然而在更远的东边，在饥荒和愚昧的经济政策双重打击下，据估计每年有7万北朝鲜人逃亡到中国来。很可能他们中有一部分人来了丹东。这种可能性困扰着我：如果说当地人希望那个小偷是残疾人，我却希望他强壮得不得了。我希望他是个经验老道的小偷，聪明狡猾，跑得很快——总之是个旗鼓相当的对手。我希望他是个中国人，而不是一个北朝鲜人。当我想到我可能狠狠地揍了一个挨饿的人一顿，我就感到非常不安。

李鹏和我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想到了一个另外的可能性。

“可能他是个吃白粉的——所以他体质虚弱。这样就说得通了。”

“这儿有很多吸毒的人吗？”我问道。

“啊，没有。”李鹏马上回答：“我想丹东没有什么吸毒的人。”

市里最主要的风景胜地是鸭绿江上的断桥，这座桥曾经连接着丹东和新义州。1950年11月，朝鲜内战的第一年，当麦克阿瑟将军的军队向中国边境紧逼过来时，美军的炮弹炸毁了大半座桥。1993年，在修复了一半的桥身以后，中国把它向游人开放。游客们可以沿着桥走，看看爆炸以后留下来的遗迹——那在河水中间消失不见的桥身，并花上一块钱，透过望远镜看看遥远的对岸。北朝鲜人没有修复属于他们的那半座桥。那一半空荡荡的桥架子横在鸭绿江上，一直延伸到对岸。

有一天早上，我站在属于中国的那半座桥上，问那个出租望远镜的人，对面的北朝鲜人在干什么。

“他们在游泳。”他说。

我给了他一块钱，透过窥视孔望过去。在遥远的对岸，站着一个漂亮的北朝鲜女孩，她穿着旧式的有裙摆的游泳衣，上面布满红白的条纹。当她走到河里时，身体不由得冷得颤抖起来。在她身后，一群小孩子围在一个大人周围，那个大人也许是个老师。我选了个淘气的小男孩，透过望远镜跟着他。他打了另一个男孩一拳，离开了人群乱跑，又向一个女孩扔沙子。老师在斥骂他。不远处站了个士兵，他背着一支步枪。望远镜的圆形镜头里装下了所有这些人，有那么一刻我迷失在这小小的世界里。这时出租望远镜的人问我我的国籍。我后退了一步，离开了镜头，然后回答了他的问题。

“如果美国和中国现在打仗，你觉得谁会赢？”

“我想美国和中国现在不会打仗了。”

“假设他们真的打起仗来，”他说：“你觉得谁会赢？”

“我真的不知道。”我说。看起来是时候问他生意怎样了。他说“还可以”；在出租望远镜的地方旁边，他还摆了个摄影摊，游客可以在那儿好好打扮一番，然后以身后的断桥为背景照张相。他们可以穿传统的朝鲜族服装或是全套的中国军装，那套军装还配有头盔和塑料做的步枪。

另一个小贩在桥上弄了个冷饮店，游客们可以在那儿买到“泰坦尼克号雪糕”吃，那个雪糕的包装上有李奥纳多和温斯莱特的照片。冷饮店的主人说，这座桥是国有的，私人商贩可以租一些地方，做望远镜或是小吃的生意。在那座桥旁边，我挺下来和另一个为游客照相的摄影师聊天。“你觉得中国能加入世贸吗？”他问我。“四月的时候，朱镕基出访美国，所有报纸都说中国很快就会加入世贸了。但是在南斯拉夫轰炸事件后，形势好象不太妙。”

我们聊了一会儿。摄影师老是提起世贸。我问他为什么对此事这么感兴趣。“报纸上说，如果我们加入世贸组织，就会有更多的外国游客到中国来。”他解释道：“当然，如果中国的经济不断发展，也会有更多的中国游客到这儿来。这事会对我有影响的。”

我总是喜欢去丹东这样的小城市旅行，这些地方没什么外国人。当地人都急于和我说话。对他们来说，和一个美国人说会儿话，是一件了不得的事。和他们聊天，会让我联想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复杂关系。通常，人们都会不可避免地说到曾经的战争与冲突，他们也全然相信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故意欺压中国。然而，他们对待外国人的态度却友好得让人难以置信；并且他们总是热切地讨论着国际贸易关系的话题。

起初，这种矛盾的态度让我感到不解；我觉得始终有一天我会弄懂人们的真实想法的。然而后来我渐渐意识到，即使是在一个人的思想中，截然相反的观点也可以同时存在。远方的一个爆炸事件可能引发人们的一种反应；和一个说中文的美国人交谈又可能激起另外一种想法。如同如今这片土地上的风景，是如此错综复杂。如果你来参观一座桥，它被美国人炸毁、由中国人重建，又出租给小商贩，让他们在桥上卖泰坦尼克号雪糕；那么当地人对外界的想法如此不合逻辑，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鸭绿江上的断桥座落在“丹东边境合作经济区”的尽头。当地人骄傲地称这儿为“开发区”。在改革开放的春风终于吹到这个国家的角落以后，丹东步入了迅速发展的十年；开发区正展示了发展的成果。人们告诉我说，十年前这儿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农民搭的棚屋和临时的小码头。现在这儿餐馆林立，有冷饮店、卡拉OK厅，还有一个叫“欧洲花园”的高级商场。

开发区东边的边界处有一个通往清代皇家猎苑的大门；还有一座新桥，桥对岸就是北朝鲜，桥上架着铁轨，能走火车和汽车。在这座桥和高级商场之间，有一间24小时营业的性病臣所，还有一个芬兰浴洗浴中心，这家按摩洗浴店外面的广告板上是一副巨型照片，照片上是一个裸着上身洗澡的外国女人。

在通往皇家猎苑的大门处，游客们可以追捕“野生的”云雀、白鸽、山鸡和兔子。这些动物都用绳子拴绑在地，游客们可以花上一块钱，用0.22口径的猎枪或一把弓箭射杀它们。花上三块钱，他们就可以任意射杀拴绑的兔子。游客们可以把杀死的动物拿去吃。

有一天下午，我看到有两个来自广东的游客在那儿猎杀云雀。那是一对20多岁的年轻情侣，穿着时尚，男的喝得很醉的样子。他射得太偏，云雀们甚至都没有挣扎，拴绑的绳子一动不动。它们静静地坐在太阳底下。这是我看过的最愁眉苦脸的云雀。

“我喝得太醉了，”这男人说：“你来射吧。”这人是在丹东长大的，现在带着女朋友回家乡来玩。

“我不想开枪，”她说：“它太响了。”

“拿着，”他说：“你来射。我太醉了，都没法看清目标。”

“我不愿意。”

“来吧。很容易的。”

这男人教他的女朋友把枪架在围栏上，这样就更容易瞄准了。猎苑老板通常是不允许这种行为的，因为这就不是打猎了；但他这次为女孩破了例。我站在旁边，听着他们之间的对话，想着这与海明威的哪个故事接近。在海明威最精彩的故事里，总是有着枪、动物、女人和争吵的醉汉。和眼前的场景唯一的区别是，海明威故事里的动物从未被拴在地上。

终于，这男人说服了他的女朋友。女孩拿起那支0.22口径的步枪，猎苑的老板帮她把枪架到围栏上。她射了三发子弹，每次枪一响，她就大声尖叫，双手捂着耳朵。她全都射偏了。那些云雀看起来像睡着了。

天渐渐暗了下来，此时的开发区灯火通明：餐馆、卡拉OK厅和洗浴中心外头，荧光灯和霓虹灯不停闪烁着。而在鸭绿江对面，北朝鲜的河岸一片漆黑。没有任何用电的迹象，也没有北朝鲜人晚上来游泳。

在丹东，我在鸭绿江附近呆了很久。我认识了两个开快艇的当地人，一天里好几回，他们会开船载我去看北朝鲜的河岸。我们会经过一些撞毁的游船，还有一些看起来是废弃了的工厂。在北朝鲜人下海游泳的沙滩上，有些小孩子们朝我们招手微笑。全副武装的士兵像块石头一样站在各自的岗位上，盯着游泳的人们。他们看起来像拿着手枪的救生员。

中国和北朝鲜有良好的官方关系，但丹东的老百姓会说他们的邻居领导无方。每次我想深究一下这个问题，中国人就会耸耸肩。“没有意思。”他们说。即使是那个对世贸组织热情高涨的摄影师，当我问他有没有想过去北朝鲜旅游时，他看起来也是一脸不耐烦。“我可以从他们那儿学些什么？”他问我。丹东人没有一个为他们邻居的贫穷或孤立状态感到不安，在共产主义盛行的前30年里，他们自己已经饱尝个中滋味。

对我来说，北朝鲜是一个悲剧；而这个国家竟然对外封闭了近半个世纪，简直是不可思议。船沿着河岸航行，我留意着那些小小的细节：一艘空空的游船，一个全副武装的士兵，一个游泳的孩子。在我看来，每一眼都有重大的意义，就如丹东人觉得与我的简单交谈非比寻常。

不过，虽然中国人和我一样都望向对岸，我们的原因却不尽相同：我要看到里面去，他们想看到外面去。中国游客们纷纷涌向北朝鲜的河岸，只是因为这儿是他们离出国旅游最近的地方。

如果他们有钱，就可以越过边境。我住的旅馆有组织这样的旅行团，最低的价钱大概是200美金左右，不需要护照，只要有中国居民身份证就可以了。对中国公民来说，去北朝鲜比去香港容易，香港在两年之前正式回归中国。中国政府在丹东边境有如此宽松的政策，因为他们确定任何跨过鸭绿江的人都是想要回来的。

每天早上，普通团和豪华团的旅客都会在我住的旅馆门口集中，准备出发前往北朝鲜；有一天早晨，我看到一个人向他们做了个简单的旅游介绍。他所说的东西，让我想起我随和平团第一次到中国来时所听到的话。那个导游说，中国游客参观北朝鲜的纪念碑时，应该有尊重的态度，还有就是不要给那些正在劳作的人照相。中国游客要谨记：北朝鲜是骄傲的民族。此外，当经过非军事区时，要注意不能向另一边驻守的美国士兵喊“hello”。

“你会注意到，那儿并不像中国这么发达，”导游说：“你不能跟北朝鲜人说，他们需要改革开放；或者告诉他们要以中国为榜样。请记住，很多北朝鲜导游中文说得很好，你们要管住自己的嘴巴。”

朝鲜战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唯一一次要直接开战的冲突。这场战争从1950年6月开始，当时北朝鲜向南部进犯。美国与其它联合国的国家一起，很快对南韩进行援助；麦克阿瑟将军的军队一直打到了中国的边境。那一年10月，毛泽东开始号召“志愿军”去帮助北方的邻居。这场战打了三年，有5万4000名美军丧生。外国的历史学家估计中国的伤亡人数达到了90万之高。不过准确数字肯定是不得而知的，因为中国对历次战争的描述都是不可靠的。丹东当地的纪念馆宣称战争中死去的中国人只有1万1千人。

当我在鸭绿江的码头之间闲逛时，我曾告诉其中一个开快艇的船员，说我希望能与参加过朝鲜战争的人会面。那船员认识这样一个老兵，是他父亲的朋友，他约了那个老兵，我们三个一起吃饭。当我们在餐馆门口见面时，那个老人的双眼睁圆了。“我以为你说他是个从美国来的中国少数民族！”他大声说道，猛地转身就走。船员赶紧追上了老人，试着跟他说明白，安抚他的情绪。他们说了很久，终于回来了。我向老人解释道，我只是对历史感兴趣；我向他保证不会公开他的名字。最后他终于同意跟我们一起到餐馆里的包间就餐。

老人以前参加的是中国海军，在朝鲜战争中他并没有目睹什么直接的军事行动，当时他的部队被派往台湾海峡了。后来，在1964年的时候，他在台湾沿岸的一场战役中腿部受伤。他今年6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已经40年了。他走路时有些跛脚。打伤他的敌人是台湾人，但所用的枪是美国制造的。老兵把这个细节告诉我，并确认我明白无误地听懂了他的话。

我们叫了菜和当地的啤酒，过了一会儿老人开始放松下来。他问我那根包扎的手指是怎么回事，听完我的回答后要了摇头。“如今很多东西都是没有把握的了。”他说：“比如说，一些退休老人就拿不到退休金。还有一个和从前不一样的地方，现在中国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的因素。有些人太富了，有些人又太穷。不像是毛泽东时代，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那时候没有人犯罪。你在旅馆里被打劫的事情，这在过去根本不可能发生。”

我问他河对岸的情况是怎样的。

“当金日成在世的时候，他就像毛泽东一样，”他说：“他是个伟大的人，每个人都崇拜他。但是金日成的儿子并不像他父亲那么好。他太年轻，最主要的因素是他没有经过战争的锻炼；他没有受过磨难。金日成小时候就参加了战争，所以他成了个伟大的人。”

一小时后以后，采访整个儿颠倒了过来。桌对面的老人不断向我发问：美国的工资水平怎样？美国人怎样看待中国？他们对北约轰炸事件有什么想法？

这老兵告诉我，他有个儿子，拿了大学毕业的文凭，却拒绝了一份很好的政府工作。那个年轻人去了一家私人企业，那儿给的工资更高，但他的职位不是铁饭碗。他已经26岁了，却还没结婚！他怎么想的？这是他在大学里向他的美国老师学来的吗？美国人觉得一份高收入的工作比长期稳定的职业更重要吗？

我向老人解释，某种程度而言，他儿子的想法和美国一些年轻人的想法是相似的。老人不断地回到同样的话题上：一份政府工作是再好不过了；中国还需要一个毛泽东。他喝了很多酒，说话开始含混不清，并且大声抱怨起来。他骂着他的儿子，又嚷嚷说餐馆的服务太差。他说外国人来到丹东不应该遇到抢劫的事。

带我来的那个船员礼貌地提议说，我们该走了。那个老人忽然生气了。

“我不是每天都能有机会和外国人说话，”他提高嗓门说：“我不累。我只是要去一下洗手间。”他站起来，差点被椅子绊倒了；那个船员及时扶了他一把。一个女服务员走进房间，老人大声说：“买单！”

我已经付过账了，女服务员就向老人解释了一番。“我有钱！”老人嚷嚷：“让我来付钱！”那个船员试图扶着他往外走。“我来付钱！”老人又嚷嚷起来，手里挥舞着一叠人民币。

最后，我们把他拉出了门外，夜晚清凉的空气让他稍稍平静了一些。我向老人道谢，谢谢他来和我见面；老人和我握了手，一瘸一拐地向家走去。他不肯让我们送。

那个船员看着老人远去的身影，叹了口气。这个33岁的男人说：“很多老人看不懂中国现在的事情。”

我在丹东的最后一个下午，鸭绿江里满是中国人结婚的游船。有钱的新人雇了两层的大游船；一班人要的是小摩托艇。他们的仪式都是一样的：游船飞速地开到断桥下，停下来照些照片，然后沿着被朝鲜的河岸兜一圈。在救生衣底下，新娘穿着颜色鲜艳的衣服，或粉红或橙或紫；她们站在船头，像装饰的鲜花。这天天气炎热，北朝鲜人也在河里游泳。

一个名叫倪士超（音）的船员开船载我到河上，我们穿行在一队队结婚的游船之中。倪士超告诉我，今天是农历第6个月的第6天，是很吉祥的日子。不过总的来说，结婚的人比去年少了。

“人们觉得以9结尾的年份兆头不好。”他解释道：“我自己是不信，但很多人都信的。89年的时候，北京有一场暴动；79年的时候，是‘四人帮’的审判。69年是文化大革命。59年是你们美国人来炸了这座桥。”

他停了一下，思索了片刻，说：“噢不是，那是1950年的事情。总而言之，59年也发生了些不好的事情。”

那一年是毛泽东指挥的“大跃进”运动关键时期，但历史书上抹除了那一段灾难。像很多中国人一样，倪士超对近代发生的事情印象摇摆不清；他对审判四人帮的事情也记错了，事实上那是1980年才开始的。

“那1949年如何？”我问道。

“那是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他说。我们的船在那座断桥的阴影里开着，船下是缓缓流淌的鸭绿江。“那一年不同。”他说：“那一年是好年，肯定的。”

从丹东出发，我向着日本海，沿着国界一直走。沿路经过的地方有轻微的污染情况，一辆辆汽车从白桦林中开过。我随身带着帐篷和睡袋，到了长白山就露营。这是一个巨大的火山口，现在里面满是湛蓝清冽的湖水，中朝的边界把湖水从中间切断，看起来像是一块破裂的蓝宝石。晚上南边吹来凛冽的风，我在帐篷里总是以为外面有脚步声。

当地人告诉我说，这儿的国界没有围起来。湖边是一圈的山脊，上面长满了青草，白天；我就沿着那儿一直走。走了半个小时后，我看到下面一片青绿之中有一点小小的白色。在走下山谷之前，我仔细地看了看周围：没有楼房，没有人。最近的城市也在几十公里之外，那一带都是崎岖不平的山地。我在中国呆了这么久，这儿是我所见过的最空旷的地方了。

那一块石头一面写着中文，另一面写着朝鲜文。我习惯看见的都是线状的边界——河流，栅栏；现在面对这空荡荡的旷野中孤立的石头，让我有种奇怪的感觉。边界原来只是一个概念，在这无人的旷野上毫无意义可言。

我放下我的行李，向被朝鲜走了几步，然后把相机放在一块石头上，调好了拍照时间。在那张照片上，天空湛蓝，白云低低地挂在地平线上。我跪在那儿，影子落在那块标志边界的石头上。我的左手上缠着脏脏的白色绷带。背景的那些群山可以是任何国家的山。

（注：以上蓝色文字部分由“Hi!PDA”论坛starship补译）

记录C　城墙

地下之城和地上的那一部分岁月累积而成的安阳，两者无法截然分离。人们也许把商朝的遗址想象成一个静静躺在地下的整体：有城墙，还有城墙内的各种建筑。是的，有可能那些甲骨就埋在这儿，耐心地等待了3000年以后，才来诉说它们的历史。然而，在地面以上，是一整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里有现代的建筑，有各种的机构，还有土地使用的权限。如果考古学家想要挖掘一片土地，他们必须首先和现在占据这片土地的主人进行协商。

幸运的是，这儿大部分地区都是农田，种的是大豆、玉米或大麻；对考古学家来说，与当地农民谈妥通常比较容易。然而当代以来，许多新的权威机构也在这儿留下了足迹。1930年代后期，这儿仍然被日本人占领，这些入侵者建了个机场，水泥的飞机跑道如今仍然横穿过这片土地。后来，在共产党人掌控了中国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飞机场旁边建了个军事基地。再后来，“改革开放”开始了，原来那条旧的飞机跑道被改做了私人飞行训练学校。讽刺的是，如今这个私人飞行训练学校的客户大多数是日本人，他们跑来这里学开飞机的原因，是因为这儿收费比日本国内便宜得多。不过，对日本飞机师来说的“便宜收费”，对考古学家而言却不然。当地的勘探队要避免在机场进行大规模的挖掘工作，谁要用洛阳铲在这上面挖洞，就得花上一大笔钱，才能取得飞行学校的同意。

在安阳，在中国任何的地方，今天的控制权与过去紧紧相连。当考古学家刚发现地下之城的城墙时，他们随着城墙延伸的方向一路搜寻，径直来到了解放军军事基地的外墙前。这是两道城墙：一道来自古代，一道建于现代；一道横穿地下，一道屹立地面。此时，现代的城墙占据了上风。考古学家暂停了勘探工作，向军方递交了申请和各种文件，还有绘制的地图。

大概一个月时间过去了，考古学家们才取得了进入军事基地的许可。他们终于走进军事基地以后，便继续耐心地用洛阳铲挖洞。商朝的城墙斜斜地横穿军事基地，仍然像箭一样笔直。考古学家们随着它来到了军事基地的另一面外墙之前，商朝的古老城墙继续笔直向前延伸，坚定地离开了人民解放军的管辖范围。

地下之城的城墙呈长方形，它围起来的区域占地面积将近两平方公里。荊志淳和其他的考古学家们仔细考察了整个建筑，发现这座城墙是没有剪完的；很多地方只是建起了一部分而已。这个古老的定居点可能是被人们所抛弃了；可能居民们又搬去了别的地方。

“最终，我们发现的这些信息会留下各种线索，帮助我们找到事物的起因：为什么在这儿建城？为什么没有建完？”荊志淳说：“为这座城墙，我们画出了六幅不同的剖面图，也没有发现任何一段城墙是完全建好的。他们只是刚刚建好了城墙的基部。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我想这大概是座未完工的城市。”

4　一夜之城

1999年10月1日

深圳总是生气勃勃的。这座城市的发展速度飞快，人们有时会把建造高楼大厦比作雨后纷纷冒出的春笋，因此它又被称为“一夜之城”。像北京这样的城市里的知识分子，会对深圳冷嘲热讽，而他们的理由千篇一律：没有历史，没有文化，没有品味。然而对于从内地移民来深圳的人们来说，这座城市有着迥然不同的意义。对他们来说，深圳是活生生的，它好坏共存，一面是残酷，一面是成功。在这个国家不断兴起的新城中，深圳是最有名的一个。

在我来深圳之前，我听过许多关于深圳的冒险故事。在四川涪陵，我的学生们喜欢写这座城市的故事；有时候深圳是他们小说中的背景；有时候他们会描述一些四川移民在深圳的经历。在一节写作课上，我教完了一个关于对话的单元，就叫学生们写一下他们最近的谈话。一个叫艾米莉的女生想起了和她姐姐的对话，那天她姐姐做了她人生里最重大的一个决定：

“我决定了，我要去深圳。”姐姐说。

“妈妈不会让你去的。”

“我会试着去说服她。”

“我支持你，”我说：“不过你确定你已经考虑周全了吗？”

“我很清楚我要面对的是什么。这意味着我以后永远都不会有一份铁饭碗似的稳定工作。我可能会被开除，或者还会出现更糟的情况；不过我还这么年轻，精力有得是，这有什么要紧呢？”

沉默了一会儿，我说：“嗯，我觉得你是对的。在那座飞速发展的城市里工作、生活，肯定是件很棒的事情。”

“祝你好运。”我加了一句。

“谢谢你。晚安。”

“晚安。”

现在我姐姐已经在那座繁荣的城市五个月了。我想知道她是不是还记得我们之间的对话，她还是不是依旧保持着旺盛的精力。

那时候整个班的学生对于我来说，都只是一些模糊的面孔，上面写满了求知的欲望；而艾米莉则是我最早记住的学生之一。我呆在中国教书的第一个学期，班上就有她（第二年我教了前一章提到的威利）。刚开始教书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布置作业；我经常随意地在黑板上写一个问题，然后要学生在10分钟之内围绕这个问题写一段话。有一天，我提的问题是：“有两种生活摆在你面前：一种是平凡的生活，但你会有很长的寿命；另一种是你会生活得特别快乐，但你的寿命只剩下20年。你会选择哪一种？”

几乎每个人都选了第一种。在中国农村地区，做出选择并不是一件难事。许多学生指出，无论生活有多幸福多开心，20年的寿命也是不够的——他们的家庭太贫穷了，他们要负起家庭的责任。我可能是在那次课堂作业中学到最多东西的人。那以后，面对着四川的学生们，我在传达“追求快乐”这样的美国观念时，就会更加小心。不过那次作业中，我注意到艾米莉的选择是寿命很短的那一种生活。她那一年19岁，是我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她写道：

我意识到，很久以来，我的生活都谈不上真正的快乐。有时候，我会把我的颓废归咎于我所处的环境，特别是我们这所学校里那种压抑的气氛。但我看到我身边的同学都过得很快乐，只有我自怨自艾。所以我想问题是出在我身上。

从她那一年所写下的所有作业来看，她就是个与众不同的学生。她与他的同学成为鲜明对比；她回避党的路线；她有自己的想法。她的父母受过良好的教育，这在我的学生之中是很少见的；她的父亲是我们学校数学系的教授。她写过一些父亲在文革中的遭遇，当时他被下放到农村的矿井里工作。有一个单元是学习“商业写作”的，当时我给学生们布置的作业是让他们给一个美国机构写一封正式的信，艾米莉选的机构是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德乡村音乐协会。她告诉我说，她很好奇乡村音乐听起来是怎样的。还有一回，在一篇日志的开头，她问我有没有一些黑人朋友；她说她还从来没有见过黑人，除了在电视上。当我的文学课上演《仲夏夜之梦》这出戏时，她扮演的角色是泰坦尼娅。她是个出色的演员，不过她演每个角色时脸上都带着淡淡的微笑，像是她在远远地看着自己的样子。她有高高的颧骨，丰满的嘴唇，宽宽的脸上一双黑漆漆的眼睛，总是在不停地眨动。她取的英文名来自小说家艾米莉·勃朗特。

毕业之后，她马上离开了家。她和她的男朋友一起南下，她的男朋友名叫黯逆（Anry），这是我们英语系里几个更神秘莫测的英文名之一。他在班上体育算是很好的，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帅小伙。黯逆的脸方方正正的，一头硬硬的短发直竖着，黑黑的眼睛给人一种冷冷的感觉。他很容易发脾气，他的英文名（Anry）与单词“生气”（Angry）只差了一个字母，看来不仅仅是巧合。几年以后，艾米莉告诉我说，黯逆以前经常挑剔她。

“他曾经跟我说，我和别的男人讲话时不应该面带笑容。”艾米莉回忆到：“我应该保持面无表情的样子。他经常因为这个骂我，说我笑得太多。他还说我和男人说话时老眨眼，很不像样。我曾经站在镜子面前左看右看，希望让自己变得举止正常起来。那时候，我相信他说的每句话。后来我知道他大错特错。”

他们俩离开家的原因各不相同。黯逆的家庭急需用钱；一年之前，他的哥哥用炸药捉鱼，因为引线太短，炸伤了自己。那场事故以后，他哥哥就几乎全盲了，也不能用双手干活。他家里还有妻子和一个儿子要养。用炸药捉鱼是犯法的，但在边远的农村，农民们还是会这样做。

对艾米莉来说，她的父亲在学校里有份稳定的工作，所以钱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而实际上，在我面前，她从来都说不上到底为什么她要离开涪陵。“内心深处有什么在召唤我。”有一次她这样说。“我妈说我总是不满意开开心心的人生。她说我注定要吃苦的。”无论怎么说，她都难以想象，在涪陵做个学校老师这样的生活，如何能让她感到满意。“教书对女人来说是个好职业，也很容易找到一个好的丈夫，因为男人都喜欢娶老师做妻子。这样生活会过得很舒适。但是这种生活太舒适了，我觉得就跟死了没有什么差别。”

艾米莉和黯逆先去了云南省的首都昆明，他俩在那儿各找了一处住的地方，然后就去找工作。新的经济环境下兴起了好些“人才市场”，或者叫“就业中心”；艾米莉和黯逆走遍了昆明的人才市场和就业中心。他们都没有碰上什么好运气。艾米莉是我班上英语最好的学生之一，但是人才市场招聘的人从来没有问过她的学历。很多招聘广告上列明，女性的求职者身高必须有1米6，而且要“五官端正”。“五官”是指耳朵、眼睛、嘴唇、鼻子和舌头；事实上这么说的意思就是要“长得漂亮”。艾米莉知道对于传统的审美标准来说，她的眼睛太小了，而她的嘴又太大了。她的身高只有1米53。在昆明呆了好几个月以后，她只找到一份秘书的工作，工资很低。她决定去另一个城市闯闯。

深圳自然成为了她的选择。从四川出来的年轻人是听着这座一夜之城的故事长大的，那些故事总是充满了传奇色彩：一个去那儿打工的人成了百万富翁，一个年轻的秘书步步晋升至贸易公司的高层。艾米莉小的时候，她经常听见邻居们的议论，说一个当地的女孩去了深圳，闯出了一番事业，经常寄钱回家给她的父母。艾米莉的妈妈常称赞那位女孩，说她是独立自主的典范；在那些故事的鼓舞下，艾米莉的姐姐选择了南下。

然而黯逆却决定要到上海去，他在那儿有些亲戚。他们俩为此大吵了一架，最后分道扬镳：黯逆去了东部，艾米莉到了南方。在深圳，艾米莉的姐姐刚刚辞掉了一份工作，她和妹妹花了半个月的时间，不停往当地的人才市场跑。在人才市场，来自工厂的招聘人员摆好了摊位，对求职者进行面试。人才市场的门票一张10元，相当于1美元多一点儿。艾米莉和姐姐如今只剩下200美元的积蓄了，于是一周以后，她们就开始只买1张门票。她们也把其他的资源结合整合到一起：艾米莉的学历较有优势，而她姐姐比她高一些，于是通常是由姐姐带着艾米莉的简历到人才市场里去。她为艾米莉排队，最后替她获得了一间台湾贸易公司的第二轮面试机会。艾米莉去了那次面试，公司的老板似乎对艾米莉的英语能力留下了深刻印象。1997年6月，艾米莉得到了那份工作。她起初的工资是每个月870元——相当于100多美元。那年秋天，她给我写了一封信：

在工作的头两天里，办公室只有一个女孩搭理我。其他人就像当我不存在似的。我感到很孤独。我想到了你，你刚到涪陵的那些日子，肯定也觉得非常孤独吧。我鼓励自己要表现得热情，要主动和她们交朋友。我的努力最终见效了，我很快成为融入了这个群体。

在我们办公室里一共只有8个人。除了老板——他是个老头，其他全是年轻女孩子。这些年轻女孩来自三个不同的省份。露露（注：人名均为音译）、陆云、徐丽、莉莉是从江西来的，奕小英来自湖南，林娜来自四川。露露长得最好看，也最能干，但她是我们中间最矮的一个。陆云心地很好，让我想起以前的同学艾尔安。徐丽属于那种古典美女，男孩打来办公室的私人电话大多是找她的。但我不怎么喜欢她，因为她说的话有时候挺恶毒的。莉莉是另一个秘书，比我早来两天。她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头脑迟钝、不负责任。她在办公室里属于不受欢迎的那一个。小英是我们中间最胖的女孩，老是在想着怎么减肥。她的电脑操作很熟练，但英语很差。我和她有个口头协定：她教我怎么用电脑，我教她英语。林娜是老乡，我可以和她说四川话。但四川话几乎人人都听得懂，所以我们说四川话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优越感。

噢对了！到现在，我还没告诉你我们公司是干嘛的。我们公司是从台湾搬过来的，不过几个月而已。它做的是出口时装和贝壳首饰的生意。我负责发邮件或传真给客户，和他们沟通，接受订单，把订单交给工厂，然后找到最合适的公司，把我们的货物送到客户那儿去。露露这些天帮了我许多忙。

艾米莉的故事不断从南方漂移过来。她给我写信，偶尔晚上她的老板回家了以后，她会给我打电话。她常说起她的姐姐，她姐姐一直在换工作。艾米莉的姐姐最初是在一间做塑料家具的工厂里当会计，然后她又找了一份做旅游销售的工作。后来，她又进了一家采取金字塔计划的传销公司。她知道这公司就是骗钱的：这种金字塔式的传销骗术在中国南方很是猖獗，政府正在加大力度进行打击。然而她还是去了这公司的招聘会，还把艾米莉带去了。“那儿很多的销售人员文化程度都很低，但他们很会说话。”艾米莉后来告诉我说。“我觉得这不是个赚钱的好方法；但对于提升自我、增强自信来说，倒是很不错。”

我在涪陵的最后一年，有一天晚上，艾米莉打来了电话，告诉我说她的工资涨到了1000元，相当于120多美元。我祝贺了她。然而电话那头的她听起来有些吞吞吐吐的，最后，我问她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公司在香港有个代理人。”她迟疑地说道。“他经常到深圳来。他是个老头，他喜欢我。”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沉默。

我换了个角度。“他为什么喜欢你？”

“因为我长得胖。”她在电话那头紧张地咯咯笑起来。我知道她去了深圳以后胖了一些，这样她看起来应该更好看了。

“你说他喜欢你是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意思？”

沉默。

“他想要你做他的女朋友吗？”

“也许吧。”

“他结婚了吗？”

“他离过婚。他是台湾人，在台湾有两个小孩。但他常常在香港工作。”

“他多久去一次深圳？”

“一个月两次。”

“他给你带来很大的困扰吗？”

“他常常想法设法和我呆在一起。他说如果我想去香港工作，他可以帮我。你知道，香港的工资要高得多。他说如果我去香港的话，我可以赚很多的钱。”

我小心地斟酌词句。“这可不是个好主意。”我慢慢地说：“如果你想找别的工作，也不该叫他帮忙。否则以后你会有更多麻烦的。”

“我知道。我想我不会那么做的。”

“你应该试着避开他。”

“我是这么干的。”她说：“他来深圳的时候，我就整天和同事呆在一起。”

“你觉得问题很严重吗？”

“现在还好。”

“如果问题变得很严重，你应该辞职。可能会出现很糟的情况。”

“我知道。”她说：“暂时还不用。不过这份工作并不是很好，有合适的机会，我会辞职的。”

深圳是中国境内唯一建了现代城墙的城市。城墙大概有十英尺高，由铁丝网制成，有些地方上面全是尖尖的铁刺。整座城墙有67公里长。如果从北面进入深圳，就会走进城墙间的其中一个关卡，然后经过一条穿行在绿色小山坡之间的高速公路。离市中心越近，路两旁的新楼就越高。在深南路和红岭路交界，竖着一幅大型告示牌，它象征着这座城市的心脏。告示牌上面是一张邓小平在深圳的特写，同时还写着一句话：“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当地人和游客都经常在这告示牌前照相。1997年2月，当邓小平去世的时候，几千名深圳市民自发地聚集在告示牌前，献上鲜花和挽联，还举行了其他的纪念活动。他们唱着“春天的故事”，这首歌算是深圳市的市歌：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

中国的其他城市纪念它们的历史，然而深圳的崛起却带着神秘的色彩：奇迹般的诞生，仁慈的神。从1949年到1970年代末期，中国政府故意不开发这片区域，是因为毗邻的地方是香港。共产党人害怕英国的资本主义殖民地会带来政治和经济的污染，他们给深圳制定的角色是“政治防御前线”。在国有经济的年代，这片区域的国企寥寥无几，多数居民靠钓鱼和种田为生。

1978年开始要进行“改革开放”，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面临着一个问题：该从哪个地方开始实行这条政策？他们不想以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做试验，在这些地方进行彻底的改革，一旦出现了失误，将造成政治上无可估量的损失。邓小平决定在边远的、尚未发展起来的区域做试验，这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经济特区”。政府希望通过减免税务和投资政策上的优惠，会吸引外国公司到这些特区投资建厂。1980年，中国正式划出最早的两个经济特区：深圳和珠海。珠海和当时的葡萄牙殖民地澳门毗邻。

1980年代，中国政府陆续给予5个城市或区域“经济特区”的地位，但深圳总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中国官员称这座城市为“改革试验室”和“试验田”；深圳成了“对外开放的窗口”。他们把这座城市的兴起当作一场试验，而深圳的优势在于没怎么受到过往的干扰。中国的其他地方正在致力私有化没有效率的国有企业，让一批批工人下岗，对工厂进行重组；深圳的经济却是一张白纸。政府为这座城市制定的发展策略简单直接：建造基础设施，引入外商投资，吸引外来劳动力。20年内，这座城市的人口从30万迅速膨胀到4百万。同一时期，深圳的生产总值（GDP）每年增长30%。1980到1985这五年之内，深圳试行了超过200条经济改革的政策，其中大部分的政策随后都推行到中国的其他城市。

深圳的一切都是新的。这儿的居民大多年龄不到29岁，老人寥寥无几。深圳大学没有历史系；但你可以申请读它的高尔夫球场管理系（这里会提供中国境内最棒的相关课程）。在深圳博物馆，一些关于古代中国和鸦片战争的展览都做得马马虎虎，一副应付游客的样子，并照例尽责地附带着一句这样的题字：当你陶醉在这壮丽的“一夜之城”时，你可曾想过那些勤劳勇敢、为祖国流血流汗的先辈？

深圳博物馆里现代历史的展览部分要郑重其事得多，也有那一句题字，不过是安排在毫不起眼的地方。展厅的其中一处记录道，1987年12月，这座城市召开了新中国第1个公开拍卖会，拍卖的是一片地的使用权。旁边是一张照片，纪念中国的第1个人才市场——这是另一项迅速流行全国的“深圳发明”。还有其他的照片展示：1990年成立的中国首个证券交易市场；1988年首栋移交私有市场的国企建筑。其中一件展品骄傲地记下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1996年，深圳开了中国第1间沃尔玛超市。

除了那些标语以外，实际上没有一件事真的是“一夜之间”就发生的，而且过程总是伴随着反对之声。如果把邓小平称作这个城市的神，那么他应该是希腊人所说的守护神，不时会遭到一些神秘力量的对抗。邓小平相信经济特区会帮助转型期的中国经济不断发展，然而这里面还有政治考量的因素：他尤其希望能吸引到香港和台湾的投资，巧妙地增强这些地区和大陆之间的联系，让它们变得更加紧密。然而保守派则担心会产生截然相反的后果；他们觉得像深圳这样的城市是允许外国公司来剥削中国的劳动力。很多经济特区恰好是以前的贸易港口城，19世纪鸦片战争以后这些城市被迫对外开放。反对邓小平政策的人有时候会对此进行攻击，说等同于外国帝国主义入侵的翻版。1980年代中期，经济特区里出现了一系列的走私丑闻，对邓的批评更加激烈。

政府其中一个应对措施，就是给深圳建了城墙，于1984年竣工。这是一个古老的中国式解决方法，但有不同的新用途：在深圳，城墙的其中一个功能是守住城内的一切。（译者注：联想长城兴建的原因，其基本功能是挡住外来的敌人。）官员们希望这样可以限制改革中潜在的危险影响。这座城墙确证了政府加强控制的想法；一道实实在在的界线，划出了试验城市的范围。中国公民必须持有其所在地的省政府批准发出的边防证，才能合法地进入深圳。

1989年夏天，政府保守派在北京的镇压事件中占据了上风，有些人开始担心深圳会不会因此丧失它的特区身份。然而3年以后，那个仁慈的神回来了。1992年，邓小平进行了著名的“南巡”，目的是向世人表示中国的经济改革将继续进行。南巡的关键时刻是邓小平来到深圳的时候，这位88岁的领袖发表了这样的讲话：“我们从深圳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敢于闯禁区。”这也就是歌曲《春天的故事》第二节的内容：

“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啊，中国，啊，中国，你展开了一幅百年的新画卷，捧出万紫千红的春天。”

在深圳当地，没有什么居民意识到他们正在参与一场大型的试验。然而他们感到了前路的不确定；他们会把这座城市的发展形容为一名当权者施恩的结果，而非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然产物。我去过深圳几次，有一回遇到了一个商人，他告诉我说，邓小平死后，人们会往深圳那块巨大的布告牌献上祭品，以此来表示对他的感谢。然而这么做也有恐惧和迷信的因素，这有点像传统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拜，他们相信死去的人仍然能对自己的生活产生影响。还有一回，我和一个来自湖南省的出租车司机聊天。“这地方原来就是个很穷的村子，后来邓小平来了，说要在这儿建城市。”他说。“中国的事情就是这么办的。一个人出来说，我们要干什么，然后就干成了。这就是社会主义。”

尽管中国的领导者试图牢牢掌控者他们的改革试验，深圳的某些方面还是按自己的轨迹前进。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逐渐成了主导，这儿的工厂管理人喜欢招女工，因为女工的工资相对更低，管理起来也更容易。虽然目前还没有可靠的数据，但显而易见深圳里的女人比男人要多得多。当地人常说，深圳的人口比例是每7个女人才有1个男人。深圳的卖淫行业开始盛行，同样流行开来的还有“二奶”，她们是工厂老板们的情妇，这些工厂老板通常在台湾或香港已经另有家室。

政府给深圳竖立边界是希望加强监管，但却引发了意料之外的结果。很多老板把工厂搬到了围墙的另一边，那儿的土地更便宜，执法也没有那么严。深圳地区由此就被划分成两个世界，当地人称为“关内”和“关外”；意思就是“围墙内的地方”和“围墙外的地方”。好几个世纪以前，这种说法用于山海关一带；山海关是长城中很有名的一段，它是中国的皇朝和满洲之间的分界。在深圳，人们把旧的说法套用到新的边界上。在围栏之外，卫星城一个个兴起，它们大部分是没有规划、脏乱不堪的。这些卫星城内，廉价建造的工厂和工人宿舍杂乱无序地扩张。这儿的工资要更低一些，工作日通常是一周6天，而非5天。比起深圳关内，工伤事故和工厂起火的事情发生得更为频繁。

就是这儿，在关外，艾米莉在一个叫龙华的卫星城找到了她第1份工作。她开始工作不久，她所在的企业就新增了一个生产部门，并发展成为一家颇具规模的工厂，有自己的工场车间和工人宿舍。这家工厂生产铝制品、铜制品、低档次的银饰，还有上色并涂了亮漆的廉价塑料珠子；这些东西都用塑料袋装起来，然后出口至香港、南亚以及美国。

艾米莉那个关于香港商人的故事很快就结束了。我们打完那一通电话以后，过了几个星期，她又打给我，我就追问她那个香港人的事情。

“他对女人是见一个爱一个。”艾米莉边笑边说。“所以，对我来说他不是个问题了。”

她告诉我说，她姐姐找了份新工作，是在“孤独的心”电话热线里接听电话，那些在深圳离感到失落伤感的人会打电话过去，跟接线员聊天。她这份工作的收入没有艾米莉高，但是很轻松。依照电话数量的多少，她还会得到相应的奖金；有很多人打电话进来。我问艾米莉，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打去电话热线。

“每个在深圳的人都有很多烦恼。”她说。

“为什么呢？”

“有很多关于爱情的问题。”她说：“有些人说，深圳没有真正的爱情。为了生存，大家都忙着挣钱去了。”

她的声音听起来比学生时代老成了很多。在和艾米莉电话聊天过后，我常常会想，那些年轻人是如何生活，如何在深圳、在那些新兴的城市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千千万万的人像候鸟一样迁徙：这些默默无闻、你从来不知道姓名的打工者们南下。身在其中，一个像艾米莉这样的年轻女子迷失了方向，看起来是在所难免的事情。

春天的时候，有一个叫朱云峰（音）的男人来到艾米莉所在的首饰厂工作。他学过做模具，在上一份工作里，他计算错了一个金属部件的重量。他和其他三个男人本来要合力搬起那个金属部件，然而那部件滑开了。朱云峰放了手。其他三个男人来不及反应，都压断了几根手指。公司承诺会付给受伤的工人赔偿金，也没有因为这次事故而处罚朱云峰，但他还是决定不干了。面对那些伤残的工友，他感到很不好受。

那一年3月，朱云峰来到首饰厂上班的时候，艾米莉并没有留意到他。他是个沉默的人，而且他的外表也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他中等个子，有一头浓密的黑发，由于整天和模具打交道，他的肩膀很宽。他长得不算英俊。不过，后来艾米莉开始渐渐注意他。艾米莉喜欢他走路的样子——里头有一种自信。

两个月后，她的办公桌抽屉里开始出现了一些小礼物。她收到了两个洋娃娃，还有一个羊的小雕像。她没有问大家是谁送的。

6月的时候，艾米莉和朱云峰以及其他一些同事一起去外面玩，后来到了当地的公园，不知为何却只剩下他们两人。艾米莉不知道他们俩是怎么和大家分开的。忽然，她感到害怕起来；一切都发展得太快了。她那时候22岁。他是26岁。

“我不想和你一起走。”艾米莉说。

“你想和谁一起走？”朱云峰说。

“我不想和任何人一起走！”

他们后来就回了工厂。几个月以后，朱云峰告诉艾米莉，就是那天在公园的时候，他觉得他们俩有可能会成。他看出来了，艾米莉的心思当时摇摆不定。

那家工厂雇了50个人。台湾籍的老板公开告诉工人们，他来到中国大陆的唯一一个原因，就是这儿的劳动力更便宜。工人们都不太喜欢他们的老板。有些工人1小时的工钱不到1块人民币，相当于12美分左右；这意味着他们为了要拿到足够过活的薪水，就得超时工作。工人们每次说起他们的老板，就像很多在深圳工作的人说起他们的台湾老板一样，都会用两个词来形容他：小气、好色。不过这家首饰厂的老板心眼没坏到哪里去，这家工厂的条件比很多“关外”工厂要好一些。这儿的工人们星期天可以放假，平时下班以后也可以出去，但要在晚上指定的时间前回到工人宿舍。这时间通常是11点或12点，取决于老板当天的心情。

工人宿舍在一栋六层楼的楼房，老板把最上面两层都做宿舍用。宿舍里每个房间住着4到10个工人。这是家“三合一”的工厂——产品、仓库、人住的宿舍，都在同一栋楼里。工厂的这种布局在中国是不合法的，工人们都知道；他们也知道这栋楼底层里贮存的一些原材料属于极易燃的物品。还不止这些；曾经有个电工来为这栋楼做检查，他告诉艾米莉和其他的秘书，这栋楼的电路是有问题的。从那以后，艾米莉就自己画了张从大楼里逃生的路线图。如果晚上发生火灾的话，她打算先跑到6楼宿舍的平台，然后跳到隔壁大楼的楼顶上。这就是她打好的主意；她不会去对别人说什么“这是违法的事情”，因为根本没人要听。在“关外”，这样的“三合一”工厂比比皆是，工人们也没什么办法。他们都是背井离乡出来的。

10月里一个星期六的夜晚，朱云峰和艾米莉一起过马路时，拉住了她的手。那一颗艾米莉的心脏差点掉了出来。朱云峰紧紧地拉着她。

“我太紧张了。”当他们走到马路对面时，艾米莉说：“我不想这样。”

“怎么了？”朱云峰问：“你以前从来没和人拖过手吗？”

“拖过。”艾米莉说：“但我还是很紧张。”

“以后我们都会这样。”朱云峰说：“你应该很快就习惯了。”

后来，当艾米莉告诉我这个故事时，她一边说一边止不住地笑。她做了个中国女人常常会做的动作——用手遮住她的嘴，就像是回忆里的快乐满得都溢了出来。

每隔6个月，我都要坐上火车南下，往深圳去。在中国，正式的外媒记者护照需要一堆的文件：你要由一家刊物做担保，向政府申请常驻新闻机构证和记者证。我现在还没有这些东西，所以我现在每年都要去两趟香港，用50美元向那儿的旅行机构买一张6个月内多次通行的商务执照，也没人会问我什么问题。这成了我固定的迁徙路线：每当夏秋之交，或是冬尽春至，就到了我再一次南下的时候。

1999年4月，我这么来回折腾，办下了我的第1张中国签证。在火车上的旅程是愉悦的；由北往南，我喜欢看着那些光秃秃的平原逐渐过渡到一片繁茂的青绿。我在香港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就把我所需要的签证办下来了；然后当天我就过关返回深圳。我在深圳搭上一辆去龙华的巴士，艾米莉的工厂就在那儿。她告诉我说当地只有一家外国的餐馆——麦当劳，她就在那儿等我。她向工厂请了一天假。

我们已经有两年不见了；不过她看起来没怎么变。她穿着一条式样简单的绸裙子，是蓝色的，头发扎在脑后。她对着我笑，跟我握手——她知道这是美国朋友的会面方式。我们主要是说中文。她告诉我说，如果用母语说话，她感觉会自在很多。她学生时代的那种腼腆样子已经荡然无存了；她现在成了我的向导，飞快地拽着我穿街走巷，来到另一个巴士站前，搭上一辆前往深圳特区关内的车。在关口，穿着制服的守卫检查了我们的证件——我的护照，她的边检证。然后我们坐的巴士就在高速公路上奔驰，一直把我们带到这座城市的心脏。

一年之前，当我还在和平队的时候，亚当·迈耶（译者注：与我同在涪陵教书的美国人）去深圳探访了艾米莉。他告诉我说，那趟南方之旅最精彩的内容是去了鸦片战争博物馆，那家博物馆就在附近的海边。要到博物馆去，就必须先叫辆摩托车；要叫辆摩托车，你就必须和一帮摩托车司机讨价还价。那些人说话恶毒，而在他们眼里，一个外国人就相当于马路上掉下来一袋新鲜的肉。亚当和摩托车司机激烈讨论了有半个小时，为他在之后的博物馆之旅做好了热身准备——博物馆里面充满了“活生生的历史”。里面有一处展览是讲洋鬼子怎么用武力从中国夺走香港的，有张图片上是一艘外国来的战船，上面站满了白花花一排的洋鬼子。不知怎的，亚当也卷进了这“活生生的历史”中，好些中国的游客看见他时都吓了一大跳，好像图片里的洋鬼子从战船上跳下来一个，直接站在他们面前。艾米莉以前总是很欣赏她的外国老师，觉得我们俩很有幽默感；通常我们跟她开玩笑，她也觉得很有趣。然而，那次亚当在“活生生的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让这个可怜的女孩再也受不了了。

在去深圳的巴士上，艾米莉问我，我最想去什么地方。

“我想去鸦片战争博物馆。”我说。

“我不要回那儿去。”她说。

“迈耶老师可喜欢那儿啦。”我说：“他叫我一定要去。我们可以叫个摩托车过去。”

然而艾米莉可比以前强硬多了。很快，她就把我们的行程选择限定在三个主题公园之中：第一是深圳野生动物园，广告宣传说是“与游客互动的野生动物”；第二是中国民俗风情村，在那儿可以看到中国所有的少数民族，他们会穿着各自的民族服装；还有就是锦绣中华，那里面有中国各个著名景点的微缩景观。我最终把选择权交给了艾米莉。我可提醒了她，不管她怎么选，我们注定要体验的，只是一些最为糟糕的中式雅皮士娱乐。

她选了深圳野生动物园。如果从“允许游客喂食动物”这一点来说，广告宣传里所用到的“互动”一词可谓千真万确。游客们喂动物吃很多不同的东西，有红萝卜、坚果、芹菜等；当他们喂光了这些食物，就拿食物的包装袋拿给动物们吃。公园里到处都是小贩，叫卖着一块钱一袋的喂食。这些人铁定是按照售出喂食的数量拿佣金的，他们和那群载人去鸦片战争博物馆的摩托车司机一样，使开浑身解数叫你买东西。“一块钱！”小贩们叫着。“来喂鹿吧，只要一块钱。”“来喂鹿吧，一块钱！”那些鹿就像这儿的其他动物一样，眼神呆滞，身体臃肿，走起路来摇摇晃晃。

在猴子山那儿，小贩们开始威胁我们。有个男的对我们说，如果你不喂那些猴子，它们就会攻击你。如果没有一袋一块钱的红萝卜，猴子山可是个危机四伏的地方。喂猴子吧。只要一块钱。你一定要喂猴子。

艾米莉就要掏钱买一袋红萝卜了，我阻止了她。“如果我们不喂那些猴子会怎样？你不想看看吗？”我说。她抬了抬头，笑了。果然如那个男人所说的，有只猴子想要抢走艾米莉的钱包，而我不得不紧紧抓住我的棒球帽。我们离开猴子山时，那个男人朝我们做了一个得意的表情。

当我们来到鳄鱼池时，那儿只剩下一只鸭子了。它关在一个很小的笼子里，两眼直视前方，好像在避免和鳄鱼对视，就像我在机场过海关时所所表现的一样。倒数第二只鸭子刚被投到鳄鱼池里，那些鳄鱼还在争相撕扯着。每只鸭子要25块人民币。我把钱包拿了出来。

“我不想把鸭子扔到鳄鱼堆里。”艾米莉说。

“你不用这样做，”我说：“管理员会替你把它扔到池子里的。他也不是把鸭子扔到鳄鱼堆里，他只是把鸭子扔到池塘里。”

“我不喜欢鳄鱼。”她说：“我不想喂它们。也没见你喂别的动物。”

“鳄鱼可是友好的动物。”我说。“看，那一只在笑呢。”

池子里，有只鳄鱼抢到了倒数第二只鸭子的一块肉，现在它正张着嘴，往外吐着水，水里是有些鸭子毛。

“它们的嘴天生长成那样的。”艾米莉说。

我很耐心地和她讲道理。我说，把鸭子关在笼里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特别是在致力于保护野生动物的野生动物园里。这只是野生动物生存的方式：它们在危险重重的环境中，有些存活，有些死去。即使那只鸭子没有活下来，也不是我们的错，我们没有亲自动手、也非主宰鸭子命运的真正元凶。我们没有碰过那只鸭子一根毫毛；我们只是把25块钱交给了一个男人。三块美金，就可以买到一只鸭子的自由，这可划算得很。

艾米莉说，鸭子的翅膀是被剪过的。“那个嘛，”我说：“它还可以游到对岸去，然后远走高飞。鸭子认真走起路来，走得可快了。而且谁知道呢，或者他们没把鸭子的翅膀剪对；或者鸭子会给我们一个惊喜，一下子飞起来，飞到隔壁的鞋厂，然后开始它的自由生活。我们总得试一试，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

过了一会儿，为了要说服艾米莉，我的理由越来越来偏激了。我告诉她，鳄鱼是一种稀有动物，现在都快要濒临灭绝了，如果不喂这些鳄鱼，它们就要死掉。艾米莉反驳我说，这些鳄鱼看起来最近都不会挨饿的。虽然我不愿意承认艾米莉说的话，但很明显她是对的。眼前的鳄鱼们看起来像快要膨胀得爆炸了。倒数第二只鸭子也只是被撕成了碎片，并没有被吃掉；它的一块块肉在岸边漂浮着。

最后，我的辩驳不得不上升到道德层面，这道德感又简直不堪一击：如果我们不把鸭子扔到鳄鱼池，其他人也会这么干。我们不比别人道德感强，也不比别人道德感弱，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我们是人，欣赏一池鳄鱼和一只修建过翅膀的鸭子恶斗，正是人的本性。不管怎么说，这只鸭子有什么特别的呢？凭什么要区别对待它和它的同伴？……我一直喋喋不休，然而像在鸦片战争博物馆的表态上一样，艾米莉的态度非常坚决。最后，我们还是让那只鸭子留在了笼子里。

我们的野生动物园之旅以“一百种动物的盛会”结束；这场游行每天都在园内的舞台上演。

表演延续了“互动”这一主题，动物和人一起登台。一个身着天鹅服的年轻女人，领着一队边走边拉屎的天鹅，摇摇摆摆地走过舞台上那条肮脏的小路。随后出场的是一群穿得像鹦鹉一样的女人，肩膀上站着真正的鹦鹉。然后是男人们骑着大象和鸵鸟来了。有只鸵鸟把他身上的骑手甩了下来，这只狂怒的鸵鸟追赶着骑手，那男人拼命地往前跑，围观的人们全都欢呼起来。

表演在熊的游行中达到了高潮。有些熊穿着戏服，有些胸骑在单车上，有些熊用后腿支撑着身体，像喝醉了一样摇晃着走路。最早出现的来做客的熊，它们推着小车，小车上堆满了巨大的结婚礼物，那些礼物是用木头做的，还漆上了颜色，包括一个冰箱，一台电视，一大支长城葡萄酒。那一对幸福的新人最后出场。一只雄穿着西装，另一只穿着裙子；它们和一个驯兽师一起，站在最高的站台上。它们进行了个简短的仪式，两只熊用后腿站起来，鞠了几个躬，然后驯兽师就把它们推进展台上的新房里。那个驯兽师拿着一条鞭子。这婚礼看起来是胁迫的。那新房的红色大门上贴了金色的“喜喜”字，意思是“双倍的幸福”。我看了一下，在场的观众几乎全是来自中国上等阶层的年轻人。有人告诉我说，晚上这儿有灰狗的竞跑看。

在离开这个城市之前，我们在邓小平的布告牌前停留了一会儿。野生动物园让我目瞪口呆，脑海还是里一片混沌，参观布告牌则像是在净化头脑——这是我们关内之旅的忏悔仪式。这是个灰蒙蒙的下午，我在那儿给艾米莉照了张相。像传统中国人一样，照相时她没有笑，摆出了一副严肃的样子，背景是那个伟大领导人的肖像。

我们的回程显得很漫长。我们做的巴士在市区的摩天大楼中穿梭：蓝绿色玻璃闪着光的证券交易所，双塔的地王大厦。车往北走，我们经过了一些崭新的住宅区；几英里后，房屋逐渐稀少。车行的路穿过了空空如也的绿色山丘，来到了深圳的边界：那是一条长长的、低低的线，由铁链连接而成。在关口的检查站旁边，竖了个广告牌：观澜湖高尔夫球会，中国第一个72洞的高尔夫会。

车出了关，路旁都是一堆堆还未完工的水泥建筑，还有打成地基的巨大的洞，旁边的泥土堆得像小山一样高。我们经过了一家安全级别较低的监狱，它的牌子上写着：第二劳改所。我们坐的巴士继续往北走，工厂区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眼前：一栋栋围着栅栏的宿舍，一个个烟囱往外喷着一团团浓烟。这样的城市景观表明这个城市还未到发展成熟的年龄，也是中国新兴城市的特色。新辟的人行道上已经长满了一堆堆杂草；还未完工的住宅区粗制滥造，那些房子的墙壁已经污迹斑斑，并出现了一道道裂缝。几乎所有的建筑都是未完工的，质量又那么差强人意，以至才刚建的看起来却那么破旧。

道路两旁的广告牌上都是工厂的产品，这些广告的目标客户几乎都是采购大量批发零部件的批发商，产品包括有交流发电机，空气压缩机和热贡。这些都不是日常生活中能用到的东西，即使对于一家很好的广告公司来说，宣传这些产品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然而这些广告牌的设计如同这儿的一切，都是匆忙完成的；通常这些广告上上都只有一张图片，图片上是个令人费解的东西：一个机械零件，或是一个刀刃状的部件，印在一片洒满阳光的草地上。在那牧歌式的扣链齿轮下，印着公司的名字，通常是令人莫名其妙的英文：专业制造液压机械（Professional Manufacture Various Hydraulic Machinery），友好金属工作润滑剂（Friendly Metal Lubricants），好运纸品（Good Luck Paper Products）。

那天晚上，我们在一家户外的饭店吃饭，那家饭店在艾米莉工作的工厂附近。在中国的城市里面，夜晚通常是一天里最令人愉悦的时候；而关外尤其是如此，夜幕终于让这儿的一切具有了亲切感。白天，一片片的工厂区看起来如此单调、缺乏人性，上班时间一到，一条条街道上连个人影都不见，就像是已经废弃了一般。然而到了晚上，大部分人都下了班，从工厂的围墙内忽然涌出了一群群的年轻人。他们成群结队，看起来很开心，就像是听到最后一声下课铃响的学生。我在饭店里坐着，看着那些年轻人从人行道上走过，他们说着闹着，互相调笑。除了工作以外，他们在这儿没有什么别的职责——没有家庭，没有传统风俗。从这个意义来说，他们是自由的。

吃饭的时候，艾米莉告诉了我他们工厂老板的一些奇闻轶事，逗我开心。她老伴的其中一个合作伙伴时美籍华人，最近为了谈生意从三藩市飞到深圳来，他去了艾米莉的办公室，用传真给他老婆发了封充满爱意的信，然后马上到外面找了个小姐。艾米莉的老板常常对他工厂里的年轻女人暗送秋波，他的朋友大多和他表现如出一辙。旁边的一家工厂老板也是台湾人，为周旋在他那两个四川二奶之间，他花费了太多的精力，以至于最后连工厂都倒闭了。

艾米莉边说边笑，我在想，对于那些一个宿舍里住了10个人的年轻女人来说，这种故事该有多么流行。来深圳之前，艾米莉从未想过有人会这样做。她告诉我说，她最震惊的事情，是听到了她那个涪陵邻居的最新信息；在她的家乡，那个年轻女人的故事被到处传颂，她是四川人在深圳获得成功的典范。艾米莉的姐姐得知，实际上那个女人当了一个香港老板的“二奶”。

艾米莉对到深圳来的生意人没有什么好感，尤其是那些台湾人。她的男朋友朱云峰最近辞掉了首饰厂的工作，到了一家新的工厂，那儿的台湾老板对工人们很好。然而艾米莉认为，像这样的老板只是个例外，绝大多数的老板都是剥削成性的色鬼。艾米莉说，一年前她老板在台湾的公司倒闭了，然后不无嘲弄地说：“那些人全都是在其他地方生意失败的。”

当我问到政治气候的问题，艾米莉说深圳的政治约束要比她的家乡少得多。但她也指出，这儿的劳工情况可能造成了同样效果的限制。“老板们取代了政府，控制着一切。”她说：“可能这都是一回事儿。”

艾米莉说到邻近城市一个台湾老板的手袋厂时，表情特别激动。像关外多部分的工厂一样，这家手袋厂的工人一周工作6天，但更过分的是，老板规定平时工厂大门要上锁。除了周日以外，工人无法离开工厂。

“那肯定是不合法的。”我说。

“很多工厂都那么做。”她说：“他们那些人和政府关系很好。”

艾米莉有个朋友在那家手袋厂工作，那儿的台湾老板命令每个员工在生产线上工作至午夜，每当发现有员工表现出疲惫的样子，老板就冲他大声叫骂。有个工人抱怨过，老板就开除了他；那个工人要求领回最后一个月的工资，老板找人来把他打了一顿。这个事情激怒了艾米莉，她决定必须要有所行动。我问她是不是去找了警察，或者去找其他的政府机构，还是说她把这件事告诉了记者。

“都不是。”她说：“我给这个老板寄了封信，里面写着：‘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忌日。’我还画了一副骨骼在里面。”

我不懂“骨骼”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艾米莉就把那两个字写在手掌上给我看——中国人要说清楚一个词时，常常这么做。但我还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最后她把她的碗筷推到一边，在桌子上画了个草图。

“一副骷髅？”

“是的。”她说：“我画了一副骷髅。不过我没写我的名字。我的落款是：‘一个深怀不满的员工’。”

她咯咯地笑起来，用手捂住了嘴。服务员过来清理了我们的桌子。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从前在涪陵的时候，我的写作课上没有包括“死亡威胁”这一项。最后，我问道：“那封信起作用了吗？”

“我想它有一些帮助。”她说：“那家工厂的工人说，老伴收到信后非常恐慌。之后他对工人好一些了。”

“你为什么不向警察投诉呢？”

“没有用的。”她说：“那些老板全都有关系。在深圳这个地方，每样事情你都只能靠自己。”

吃完饭后，艾米莉问我：“你想看一些有趣的东西吗？”

我们走上了一条小路，那条路通往市中心。路下面是条小溪，在黑夜里缓缓地流淌着。这条路两旁没有路灯，但路边站了好几十个男人。他们手里拿的烟发出橘红色的光，像暗夜里的萤火虫。我问艾米莉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在找妓女呢。”她低声在我耳边说。不一会儿，有个女人走过来了，她走得很慢，边走边东张西望；有个男人迎了上去，和她说话。两人谈了一会儿，那个男人走开了，重新站回到黑暗的角落，那个女人继续往前走。艾米莉说：“你想不想看看，如果我把你单独留在这儿，会发生些什么事情？”

“不想。”我说：“我们走吧。”

那一晚我住在朱云峰的公寓里，那公寓就只有一个房间。他现在的工作允许工人独自租房子住，这也是朱云峰离开那家首饰厂的其中一个原因。他赚的钱比艾米莉多，但他很节省，那公寓也是很简陋的。附近的房子贴满了写着黑体字的传单，那是私人性病诊所的广告。他住的那栋楼里楼道的墙上也贴着那样的传单，我们跟着那些传单一路走到4楼，就到了朱云峰的公寓。墙是还没上完漆的，天花板剥落，水管还没造好。热水器还未安装好。像关外无数的东西一样，这栋楼还未完工，看起来却像是已经废弃了一般。太多东西等着要兴建，承包商们在一个地方搭好了基本的架子，就马上转战到另一个地方去。我发现，这地方只有一种东西是真正完工的，那就是工厂的产品；不过这些产品一做完就马上要出口到国外。

朱云峰的公寓里最主要的家具是两张铺着藤席的木床。墙上没有任何装饰。他没有多少值钱的东西，只有一个热水瓶和一堆书。他如今的工作是为工厂做模具，那家工厂生产一些销往国外的家用工具。

夜里，艾米莉走了以后，朱云峰和我聊了一下他的新工作。他说希望自己像他的女朋友一样，有学过英语。我看得出来，他对艾米莉很是钦佩，我也知道，他身上有种东西，让艾米莉觉得很有安全感。有一次，艾米莉很直接地告诉我说，朱云峰长得不帅。她说的是实话：朱云峰的脸上有许多痤疮留下的疤痕。但他的朴素、直白吸引了艾米莉。关于男人，艾米莉有一套“帅哥不可靠”的理论。

我的第2次中国签证之旅安排在十月份，十月是那一年很重要的一个月：十月一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按照传统，每逢重大的周年庆典，中国就要在首都举行阅兵式，由国家主席现场检阅：15周年庆典是毛泽东，35周年庆典是邓小平。40周年的时候没有举行这样的游行庆典，1989的北京市民那时候看了太多军人了。不过，如今风平浪静的十年已经过去，轮到江泽民来检阅他的部队了。

首都为此整个夏天都在紧张筹备。天安门广场被栅栏围了起来，要重新粉刷，长安街上的好些建筑也重新装修了门面。8月16日的夜晚10点30分，我上司伊恩和我吃过晚饭，乘坐出租车回记者站，途经长安街时，忽然整条街道上都响起“圣母颂”的甜美乐音。交通全慢了下来：汽车司机摇下了窗户，骑自行车的人停在了路边。每个人看上去都一脸迷惑的样子。第二首歌响起了，是“圣诞歌：火上烘烤的栗子”；此时我们才意识到是有人在测试阅兵式使用的新的扬声系统。

第二天下午，忽然出现在街头的，是一辆接一辆的坦克、运送部队的装甲车、还有自动推进的导弹发射器，它们经过长安街，往西面的天安门广场开去。事先没有任何形式的警示。那一天，北京的晨报上发布了不起眼的声明，告知市民市中心有些地区将进行交通封锁，时间是下午4点30分至凌晨2点，但报纸上并没有提到这些部队的武器设备。当时我正在记者站剪报纸，当我听到外面巨大的轰鸣声时，我马上跑了出去。沿路站着一列的军人，把目瞪口呆围观的群众挡在身后。父母们让孩子坐到肩膀上，好让他们看得更清楚。

第三天晚上，我在雅宝路和波拉特一起吃晚饭。他咧开嘴笑了：“北京上次出现坦克可是好些年前了。”我问他，他会如何庆祝这个周年庆典，他说那个星期他会尽量不出门。他听到了一些小道消息，说警察正在加强对维族人的监控，因为当局担心一些分离主义者会安放炸弹，或者在庆典上捣乱。

在北京，为了缓解污染的情况，当局下令工厂暂时关闭，还在典礼前安排飞机投放了一些播云催化剂。9月的最后一天，下了一场倾盆大雨。十月一日的黎明到来时，天空一片明亮的蔚蓝，当天的阅兵式进行得异常顺利。江泽民穿一件中山装，钮扣扣到脖子低下，检阅部队时他喊道：“同志们辛苦了！”没什么新鲜事——“皇上”的服装和从前一样，那句呆板的口号以前的诸位领导人也喊过。阅兵式上播的曲子是国歌，取代了我们那天听到的“圣母颂”。我对着电视看了一个小时的阅兵式，感到很无聊，就出门去雅宝路吃饭了。波拉特遵守诺言，到处都看不到他的踪影。除了我以外，那家维族餐馆一个客人也没有。

当局宣布，为欢度国庆，所有公民放假一周。在浙江省，威廉·杰佛逊·福斯特和南希·德鲁由于积蓄不多，并没有出外旅游，他们俩在玉庆度过了平静的一周。在建国50周年当天，他们去了威利的四个学生家里做客。对于外来的老师来说，这是在当地建立人脉关系的好方法。有一个学生家里是开皮鞋厂的，那学生的父亲给了威利一双新的皮鞋。后来威利给我写信，信里半开玩笑地说：“有趣的是，这还是我第一次从学生家里受贿。”

在更远的南部，深圳关外，艾米莉所在的工厂只放一天假。深圳关内的大部分公司都给了员工一周的假期；而在围墙之外的工厂生产计划更为繁重。艾米莉工厂的员工认为，他们的老板对国庆假期如此吝啬，是因为他是个仇恨共产党的台湾人。

那一周后半期，我的私人月历上要转换季节了。我坐上南下深圳的火车，过关去了香港，买了我那张新的签证。

这是我和艾米莉在深圳关内的第二趟旅程。艾米莉选择的景点是地王大厦。我们的行程依旧：麦当劳里碰头，去关口的巴士，深圳边境上的检查。路两旁一直是低低的绿色山丘，还有一片片的住宅区，忽然市中心就出现在眼前，像一片海市蜃楼：栋栋高楼耸立，钢和玻璃的材质闪着耀眼的光，最高那一栋俨然在其中伸出了头，那就是地王大厦。

我们买了去地王大厦顶楼的票。玻璃做成的观光电梯带着我们飞速上升，来到了第69层。向外俯瞰，那一大片经济特区跃入眼帘。在中国的其他大城市，你站得越高，那种挨挤的状况就越能令你印象深刻；最后你发现自己脚下是一大片乱糟糟的钢筋水泥的海洋：那么多的楼房，那么多年的忙乱发展。然而站在深圳的半空中，看到的景象却截然不同。道路是宽阔笔直的，市中心随处可见一片片的绿地。往西面看去，附近郊区那些涨水的鱼池反射着光芒，像一面面镜子。这座城是经过规划的；它不是几年几十年几百年的历史互相堆积的成果。

那座摩天大楼里有一个展览，内容是颂扬深圳和香港的历史。深圳的展区不大，门前挂着条标语：“一夜之城”。

香港的展区里有一人高的邓小平像和撒切尔夫人像，这两位领导人对殖民地回归的条款进行了谈判。展览到1997年的政权交接结束。那儿有一张香港最后一任英国总督彭定康的照片，共产党当局非常鄙视他，因为他在英国统治香港的最后几年尝试实行了一些民主改革。地王大厦的展览压根儿没有提到那些改革的措施，甚至连彭定康的名字都没有提。彭定康的照片下只有一句言简意赅的说明：“殖民统治结束”。

第二部

5　淀粉

2000年3月

我第一年做自由撰稿人，过了几个月紧巴巴的日子以后，开始在一些媒体发表文章。这些媒体包括有《香港英文虎报》、《南华早报》、《亚洲华尔街日报》、《纽约客》、《芝加哥论坛报》、《纽沃克星报》（the Newark Star-Ledger）、《西雅图情报家邮报》（the Seattle Post-Intelligencer）、《少年学术杂志》（Junior Scholastic Magazine）和一家叫“现代中国”（Chinanow）的网站。那一年世界经贸组织那些英才们从日内瓦飞抵中国，参加一年一度的中国会议；而我撰写了用于宣传册上的讨论会纪要。每个组织都有一套自己的规则，也有一套发放酬金的方式。世界贸易组织要我必须穿西装、打领带，不过他们会给我300美金一天。报纸通常是一则新闻报道付我300到400美金，如果我能提供一张能见报的相关照片，还能获得更高的报酬。没有人会为我的开销买单。无论谁给我一份稿件的合约，我都来者不拒。

在我发表稿件的这些媒体中，《华尔街日报》和《芝加哥论坛报》是声望最高的，不过它们给的酬劳都没有《少年学术杂志》多。那家杂志一篇专题报道就给我900美金。《少年学术杂志》让我做一个关于三个北京的学龄儿童的报道，这报道里要有一些基本的中国历史作为背景。这家杂志的受众是美国中学的青少年；编辑要我把每个句子的长度限制在18个字以内。我写完了草稿，自己读了一遍，忽然发现我用的是“特别英语”（译者注：Special English是词汇量较少、语速比地道英语平均语速慢1/3的英语，由于“美国之音”的广播而广为中国人所接受）：

中国的历史是精华与糟粕并存。中国过往的岁月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比西方各国发达得多。中国人最早发明了造纸术、印刷术、火药、瓷器、铸铁、丝绸和指南针。

然而过去的两个世纪对中国而言，大致是可叹可悲的；尤其从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而言。结果就是现在的中国仍然是个有很多问题的发展中国家。

要做好自由撰稿人这一职业，关键就是要把你自己和那篇署有你名字的文章分离开来。你要远远地注视着你的文章，如同一个忽然晕眩的人注视着自己的身体趴在地面上。从某种程度来说，无论哪一类的写作都是如此；但对于一个生活在中国的外国自由撰稿人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为那些远在天边的媒体写稿感觉很奇怪，那些媒体的编辑对我来说就只是电话里的一把声音而已。而且这也算得上是不合法的事：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任何记者在没有官方授权的情况下开展工作。然而北京和上海仍然有一小群年轻的写作者，持有的是买来的6个月的商务签证，希望有一天被某个记者站选上，成为一名全职的记者。这些人惹上麻烦的机率不高，但偶尔会出点事。我来北京前不久，美国广播公司（ABC）报道了一个关于中国的敏感新闻，中国警方对此的反应是不断去骚扰一批ABC驻中国记者站的助手，这些助手都是外国人，也没签订正式的工作合同，最后他们都不得不放弃工作。

无论如何，我还是尽可能去发表我的文章。这么做要冒一定的风险：我的报道可能引起当局的注意，但也可能引起一些编辑的注意。我每周都发信投稿，也学会把一段经历写成好几个故事，就像那回我在北朝鲜边境的旅程一样。（那段旅程一共发表了五篇不同的文章。）同时，我也留意着那些不同种类的固定工作。在《华尔街日报》工作的麦特。福尼把他以前的一份差事转给了我，就是为《香港英文虎报》写一个每周一次的专栏。每周二我就交过去一篇600字的文章，然后我就能收到150美元，还有那篇从样报上剪下来的发表文章。我每次为了护照的事情去香港时，从来没上过虎报的办公室。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人曾经看过我在上面发表的文章。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种写作方式更为轻松。我常常漫无目的地长时间旅行，等待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有时我就是在北京城里闲逛，找一个人或一处地方来写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首都北京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时期，这儿的自由市场经济已经兴盛起来，然而还未达到完全标准化的、大规模的经济模式。小规模的生意分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每一桩都值得拿出来写成故事。雅宝路那边的一条小胡同里专门做卖给俄罗斯人的皮大衣生意；新街口有好些很棒的走私CD和DVD店。人们都知道地铁天安门那一站有很多卖伪造发票的人，他们服务的对象是那些从内地来为党公干的腐败官员。他们就在地铁站的出口那儿转悠，嘴里小声地说着：“发票，发票，发票。”那些人总是站在阴暗的角落，眼神飘忽不定，手插在口袋里——随时准备抽出一叠报销单。

玉蜓桥的市场全部是卖没有许可的电子商品的：用过的产品，厂商用于摆设的模型，试验的装置，工厂里流出的零部件，还有就是假货。每件产品背后都有一个可以打消你疑虑的故事，一个口头上的信心保证。有天早上，我在市场里闲逛，和一个卖主聊天，他是卖台湾制造的松下音响的。他向我解释到，他卖的产品这么便宜，是因为他不用交税——他有个朋友在厦门做海关。另外一个卖主告诉我，他卖的扬子牌洗衣机是在安徽省的工厂里直接提货的，这批产品没有通过厂家的质检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表面有些小小的刮痕。这个卖主旁边的男人在卖CR2型号的锂电池，这些电池在高档商场专柜的电子产品中已经使用过了。但这男人指天发誓说，这些电池还有一半的电，价钱则是原来零售价的六分之一。

我对兜售故事的人有一种自然的亲切感；他们都是我的好兄弟。有一次我在山西省省会太原旅游时，遇到了一个街头集市。那儿全是这种东西：手表，打火机，佛教的护身符，还有手工做的鞋垫。每个卖主都是把席子往地上一铺，上面摆上他卖的东西，就可以叫卖了。

有个卖小册子的摊子前聚集了一群人。卖小册子的男人二十岁出头，你可以从他外表就看出他是从外地来的：黝黑的肤色，肮脏的衣领，廉价的蓝色西装。但是他口才很好，人们都被他的言语吸引住了。在这儿演讲的关键在于语速：决不能太快，不能显出很急切地样子。他说话的样子很平静，好像他正等着享受这一整天似的；他的话听起来不会太生硬，也不像有预先排练过。他卖这些小册子不是为生计所迫，而是这些小册子确实值得一卖。

这肯定是不合法的事情。他在地上摆了一张白色的布单，上面手写了一系列的问题：

毛泽东和邓小平，谁更好一些？

一则从未公布的重要新闻？

世界瞬息万变，中国在20年后还会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

“这些所有的问题，你都会得到答案。还有更精彩的内容，”这个男人说：“只要一块钱而已。”

他瞥了一眼围观的人，显然留意到人群里有个不太寻常的身影，但他还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你是外国人也好，当地人也好，这都没关系的。价钱就是这个价：只要一块钱。我不会骗你的。所有的问题都在里面，你会得全部答案。”

那些小册子印刷质量很差，纸做的蓝色封皮里钉了有20页，封面上写着：

科学新闻、奇闻和秘密疗法

张宏（经济学家）

深圳科学新闻出版社

毋庸置疑，这家出版社的名字你是从来没有听过的，那个经济学家很可能是“查无此人”。在北京这种政治监控比较严密的城市，这个卖小册子的男人可能会被驱逐出城，或者是被抓到派出所去，他卖的东西要全部没收。但在乡下，时不时可以看见卖这种小册子的人，这个国家的媒体都由当局掌控，这些人就在边缘地带活动。他们贩卖谣言、秘闻、民间传说、阴谋论——那些都是在人们头脑里悄悄回响的声音。我总是对他们卖的东西感到好奇。一块钱真不算多。你在报纸上可从来看不到那样的消息。

那本小册子里有21篇文章，按照一种神秘的逻辑排列。“为什么毛泽东要进行文化大革命？”

这篇文章后面，紧接着就是“如何看出你生男孩还是女孩”。“中国需要迅速解决的十大问题”的前一篇文章是“十种人会短命”。有一篇文章写的是一位89年民运的工人领袖，他现在被关在监狱里。另一篇的内容是关于刘少奇的那些妻子们，刘少奇是前任的中共副主席。这些文章里有丑闻：“500个怀孕的女空姐。”也有建议：“如何治疗脱发和白发。”有欺诈：“打麻将的作弊手法。”还有祖传秘方：“如何避孕”（用小苏打和棉花）；“如何流产”（用发酵过的发酵粉和烧酒）。

那些文章都很短；里面的句子简洁明了。所有问题都会得到合情合理的解答。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有三个原因：1.他被刘少奇所威胁；2.他想继续阶级斗争；3.他希望全面发展马克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如果一个孕妇右侧的乳头颜色比左侧的乳头深，她就会生儿子。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样的好。如果你有规律地做运动，就不会秃顶。中国20年以后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你左侧乳头颜色更深，你就会生女儿。

2000年3月，我接了个活儿，是写一篇关于“淀粉”的报道。有家叫多尔。奥利弗的荷兰公司要发行一本公司内部刊物，他们想报道一下他们公司在中国东北部的工作情况，那个地方以前叫做“满洲”。奥利弗公司给这个地区最早的两家玉米淀粉加工厂供应离心机，工厂名字一家叫黄龙，另一家叫大成。我的任务是去报道一下这两家企业的成就。用中国人的话来说，此处的“报道”该叫做“宣传”。报道和宣传除了叫法不同，在这儿意思可没什么两样。1997年，中共中央委员会把“宣传部”的英文翻译由“Propaganda Department”改成了“Publicity Department”，但中文名称可是一点儿也没变。

这篇报道多尔·奥利弗公司付给我900美金。我的摄影师朋友马可·梁的酬劳是1000美金，公司付给他更多钱的原因是他承诺说可以拍到刊物封面的照片。我们动身前一晚，多尔·奥利弗公司寄给我另一篇内部刊物的样稿，让我作参考。那篇文章是用简单的“特别英语”写成的，它的开头是这样：“没有什么原料能像淀粉一样，用途如此广泛。”往下的内容就是说从唇膏到纸张到干粉，所有东西都要用到淀粉。每一年，全球的淀粉产量一共是5千5百万至6千万之间。大量的淀粉用于做糖精，这个传统是从拿破仑战争的时候开始的。那时英国人切断了法国进口糖的途径，法国人不得不从淀粉中提取糖分。也许你要说法国人输了那几场战争，但他们可从淀粉上尝到了甜头。文章里还有这么一句话：“像‘汉堡王’这样的快餐店会用淀粉让薯条变得更脆。”

我很有兴趣了解更多的内容。第二天早上，我和马可乘飞机前往满洲。

从长春的半空中，你一路上都会看见一堆堆黄澄澄的玉米。1930年代，这个城市是满洲国的首都，满洲国是日本人入侵中国以后扶持建立的傀儡政权。在长春的市中心，还有一座宫殿，是日本人为前清的皇帝溥仪所建造的。日本人让溥仪做满洲国的首脑，这首脑有名无实，就是个“假的皇上”。游客可以去参观伪满洲国皇上的宫殿，但我和马可都没有时间去了。此次采访的负责人明确地告诉我们，接下来的8个小时我们必须全情投入到工作中去。

我们刚到长春，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原来黄龙和大成这两家工厂我们没法都去参观，尽管我原来的任务就是要报道这两家工厂的事情，并且写一下它们如何齐心协力帮助中国制造更多的淀粉。有个负责人告诉我，要我换一个主题写好了；我们是不能去黄龙的。他没给我解释为什么。

我们来到了大成，马上就发现它是同时从多尔·奥利弗和威斯伐尼亚这两家公司购买离心机。威斯伐尼亚是德国公司，也是多尔·奥利弗的竞争对手。这两家公司的离心机摆在一块儿，同时工作，有短兵相接的味道；给马可照相出了难题。他必须要调整好镜头的角度，把多尔·奥利弗离心机照下来，而背景里不能出现威斯伐尼亚的机器。威斯伐尼亚的机器是米黄色的，多尔·奥利弗的是蓝色。多尔·奥利弗的机器从底部装进玉米粒，而威斯伐尼亚的从顶部。两家公司的机器都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工厂里弥漫着一股麦芽的味道。工人们喘着棕褐色的工作服，胸前印着共产主义风格的红星。

马可照相的时候，我采访了一个负责人安排的工人。我们坐在这的会议室里，我问他多尔·奥利弗和威斯伐尼亚这两家公司的离心机有什么不同。

“多尔·奥利弗的机器从底部装进玉米粒，威斯伐尼亚的机器从顶部。”他回答。

这一点我刚才已经注意到了。我问他生产质量上有没有什么不同。

“基本上一样，”他说：“但威斯伐尼亚的要稍微好一些。”

王先生是多尔·奥利弗公司在中国的首席代表，是中国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前任成员，也是我们这次采访任务的主要协调者；此刻他正坐在桌子的另一头。他正在用手机通话，我希望他没有听见我们的对话。我把身子往前靠了靠，压低声音问：“你为什么觉得威斯伐尼亚的机器要好一些？”

“就是好一些嘛。”那个工人耸耸肩说。他今年25岁，一头短短的黑发，胡子浓密。他每个月的工资是125美元。“多尔·奥利弗的机器有点太复杂了，”他说：“威斯伐尼亚的机器操作起来更简便。我们工作时要花更多的精力留意多尔·奥利弗的机器。”

我知道我们所说的并不符合宣传内容。我有些担心，如果王先生现在关掉了手机，这个工人会不会遭殃。我换了个话题，和工人谈起了他的老婆，那女人在工厂里负责质量检验的工作。工人还说起了他十个月大的女儿，与刚才说到多尔·奥利弗离心机的时候相比，他此刻热情得多。他说女儿应该快要学会走路了。

我的第二个采访对象是郭先生，他是吉林省石油化工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这个机构是1957年成立的，当时的名字叫做“地方工业技术学院”，最初的科研目标是研究如何从甜菜里提炼糖分。然而那个时期的中国变革不断，很快研究院就改成了研究尼龙绳的生产问题。然后“文革”就来了，像郭先生这样的人就不得不离开了工作岗位五年多。对于那些年他干了些什么，郭先生并没有细说。他只是明确告诉我，那段时间他并没有参与尼龙绳的产业建设。

1970年初，当“文革”进入尾声，研究院把名字改成了“吉林省石油化工设计研究院”。那时它开始研究如何提高香烟滤嘴的质量。这对于郭先生来说，是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但他马上就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研究工作中了。1979年，“改革开放”政策开始推行，研究院的研究方向再次改变，这一回是玉米淀粉的事。至于这机构为什么还叫“石油化工设计研究院”，那就没人说得清楚了。

郭先生今年67岁，他属于那种斯文型的中国男人，说话声音轻柔，如果谈到一个让他不自在的话题，他就会呵呵地干笑两声。郭先生说到“文革”时笑了两声，说到他幼年在长春经受的饥荒时笑了两声。说到研究香烟滤嘴那六年，他也笑了两声。我在长春会面的人里，郭先生是少有的不吸烟的一个。

在成都的五星级宾馆——香格里拉酒店接受一位外国“宣传者”（而不是“记者”）的访问，让郭先生稍有点受宠若惊的味道；这可能也是他时不时呵呵干笑地原因。然而他无疑是个极其聪明的人。当他真正能够静下心来做“玉米淀粉”的科研时，他已经是一把年纪了；然而采访中我不得不佩服他对于玉米淀粉的了解程度。他能不假思索就说出和玉米淀粉有关的数据。他告诉我，从1980年到现在，中国的玉米淀粉产量增加了1,150%。他说，在中国，40%的玉米淀粉用于做味精；而在美国，60%的玉米淀粉是用来做人造甜味剂。这两个数据似乎从某种意义上标明了两个国家之间巨大的差别。

我在采访中接到了马可打来的电话。他正在工厂外面拍摄。

“这儿有好大一个玉米堆。”马可说：“你该来看看。”

“我在酒店里呢，”我说：“我正在采访一个玉米淀粉的专家。过一会儿我会去的。”

“这玉米堆该有50英尺高，农民们把自家的玉米都堆到这儿来了。”马可说：“我这一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多的玉米呢。工厂用机器把这些玉米堆到一起。你知道我说的机器吧，就是他们叫‘反铲机’的？”

“嗯，我大概知道。”

“你该来看看。”马可说。像许多摄影师一样，马可常常被那个一英寸的镜头里呈现的世界所迷惑。

“我们很快就会过去的。”我说：“但我必须先采访完这位玉米淀粉专家。”

“你采访完让他跟你一块儿来吧，”马克说：“可能需要给他也照张相。”

马可挂了电话，我继续采访郭先生。他向我提供了更多的数据：在美国，糖的人均消费量是一年50公斤；在中国则少于8公斤。至于全球的淀粉产量，排名第一的是美国，排名第二的是中国。玉米在中国的价格正在下降。1997年，一吨玉米的价钱大概是将近200美元，现在已经跌至85美元。郭先生笑了两声。他的淀粉数据已经全部说完了。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我试着想一个新的宣传式的问题。最后，我问郭先生，他本人是否吃玉米。郭先生又笑了两声。

“以前大部分的玉米都是用来做粮食的。”他说：“我小时候天天吃玉米。我记得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但现在，如果我还吃玉米，那就是在餐馆里，碰巧有一道特别的菜用到了它。我在家肯定不会再吃了。没人再吃玉米了，现在人们都富裕起来了。”

在香格里拉酒店的采访中，郭先生要的是一杯水果沙冰。但他太腼腆了，不好意思去自助餐台拿吃的。我一直叫他吃一点儿，但他只是摇摇头，干笑两声。不过他很喜欢那杯沙冰。

在中国东北，玉米粒里含有的水分介于32%到38%之间。在中国中部，这个数字只有14%。所以在长春，沥干玉米的水分要花掉很长的时间。

在坐车回去大成工厂时，王先生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我把它记了下来。

我最后一个采访对象是徐先生，他是长春玉米产业发展区的区长。1980年代，他建立了黄龙工厂，这是中国第一家从事玉米淀粉加工的企业。徐先生用了5年时间，才拿到兴办这个企业的各种政府文件；但这段困难时期过了以后，黄龙工厂开始生产的头一年，就赚到了7千万美元的利润。后来他又建立了大成工厂。他实际上就是现代中国的玉米淀粉之父。采访前，我在徐先生的办公室里等他，他还在开会。

和我一起来的是王先生，多尔·奥利弗公司的首席代表，还有两个从荷兰总部来访的荷兰人。马可还在外面。他时不时打给电话给我，问我徐先生到了没有；因为徐先生是用作封面照片的最理想对象。马可特别想摄一张这样的封面照。同时，他又被外面那堆玉米迷住了。那两个荷兰人一个叫维姆，一个叫吉斯；两人都不怎么说话。

王先生和我聊天，他说了些自己的事情。15岁的时候，他考上了中国海军潜艇学院，他在那儿读了7年书。1976年，他告别了潜艇和海军，在外语出版社里找了个工作。他学过英语，最后他分配到的工作，是负责在斯堪的那维亚半岛（注：北欧地名，包括丹麦、挪威、瑞典和冰岛）派发共产党的宣传材料。后来，他加入了国家经济委员会。他没有说在里面做了些什么事。

离开政界以后，王先生就来了多尔·奥利弗公司工作，负责把离心机和其他设备卖到中国来。像郭先生和许多我在中国见过的中老年知识分子，王先生说起他的职业生涯时，并不是把一个故事完完整整地娓娓道来。相反，他的话由一段段毫不相干的简介拼凑而成。他寥寥数语就说完了一段经历，语气中不无嘲弄的意味；就像这些经历属于另外一些人，而现在些人已经去世，时间渐渐抹去了他们留下的痕迹。

王先生谈到这些简介时，他最有兴趣的是在国家经济委员会工作的那个人。

“我大概会做到总理。”他说。“如果我继续留在政界，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

“需要用多长时间呢？”我问。

“那取决于你玩政治的手段如何。”

他用徐先生做例子告诉我，人卷入政治后会发生什么事。1990年代初，在黄龙企业取得巨大成功后，徐先生打算在大成开第二家工厂，他决定把工厂取名为“小黄龙”；这两家企业将成为中国玉米淀粉行业的核心。这事情进行得很顺利，然而忽然来了一场政治危机，徐先生从黄龙企业淘汰出局。他为他建立的工厂耗费了巨大的心血，最后却失去了对工厂的掌控权。

“所以他独自创办了大成工厂。”王先生告诉我说：“他这是为了报复。他用‘大成’代替了‘小黄龙’这个名字。”

我对与徐先生的会面越来越有兴趣了。我想知道，这个听起来头脑冷静、铁血心肠、精于计算的男人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竟会为了报复对手而创立一家玉米淀粉厂。

“这就是政治。”王先生说下去：“你总会被你的副手们干掉。这就是政治。如果你想做主席，你就要把你的对手们通通干掉。如果你是个温和、善良的人，你就会被人排挤掉。他们会把你干掉的。”

每次王先生说道“干”（原文：fuck）这个字眼时，维姆和吉斯都吓得跳了起来。王先生的英语说得棒极了，但他跟很多外国人一样，虽然精通这门语言，却没有意识到一段话里用三个“fuck”会带来什么样的反应。反应就是荷兰人会跳起来。

他说着说着又要再用到fuck了，此时马可的电话打了过来。

“那个负责人来了吗？”

“还没。”我说。

“我刚才照相时，有个工厂里的人发彪了。”

“出了什么问题？”

“我给那些脸上有尘土的工人照了照片，他就不高兴了。他冲着我大喊大叫，要我离开。我跟他解释了一会儿，最后他才让我留下来。”

“他是不是觉得你想展示工厂不好的一面？”

“可能吧，”马可说：“也可能是他觉得我是另一家工厂派来的间谍。”

我想要不要告诉马可大成和黄龙工厂的“血拼往事”，不过那太复杂了，一时说不清楚。我估计马可在那儿会照顾好自己的。我告诉他，一旦徐先生到了，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想知道王先生在国家经济委员会里的角色是什么。不过我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却摆了摆手，没有回答。他感兴趣的是另一件事情。

“你早上采访那个工人，你问他多尔·奥利弗和威斯伐尼亚哪一家的机器比较好，他说了些什么？”

那一瞬间，我戒备起来，然后我回答道：“他说两家公司的机器基本上是一样的。”

“他说不同之处是什么？”

我回答得很巧妙：“他告诉我，多尔。奥利弗的机器从底部装进玉米，威斯伐尼亚的从顶部。”

“不不不，不是这个，”王先生有些不耐烦了：“他说哪家公司的好一些？”

“他说都差不多。”

“不，他不是这么说的。”王先生回答道：“他告诉你，威斯伐尼亚的机器更好用一些，不是吗？”

我想骗他，不过我意识到我已经陷入王先生的圈套里了；那个工人也一样。

“是的。”我说：“他是这么告诉我的。不过他也说差别不是很大。”

现在维姆和吉斯感兴趣了。王先生得意地看着我。

“你知道吗？”王先生说：“他是对的！”

没人说话。王先生呵呵笑了起来。

“我们的机器在设计上没有威斯伐尼亚的离心机好。”他说：“他们公司的机器更好用一些。”

那两个荷兰人看着地板。

“了解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王先生说：“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产品更差一些，我们还怎么去做生意？”

房间里死一般的沉默。我在脑海里重复了两遍他的问题，但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这是很久以来我听过的最有智慧的一个问题。

“每个人都说他们的产品是最好的，”王先生说：“他们一定要说自己的产品怎样比对手的产品好，而且他们也相信自己说的话。但事实上是，如果你意识到自己的产品更差一些，事情会变得好办很多——你专心做买卖就行了！”

现在我知道王先生为经济委员会做的工作是哪一类了。每次我遇到像他这样的人，我就可以了解，为什么从共产主义到市场经济的转型，那么多中国人都能处理得游刃有余。

那两个荷兰人看起来坐立不安的样子，直到王先生终于换了个话题。他告诉我加工的淀粉和普通的、未经加工的淀粉这两者间的不同之处。它们的差别很细微，我听得不太明白。这时维姆说话了。他想把这说个明白。“加工的淀粉基本上相当于原油这样的材料，”他说：“是一种碳水化合物。”

马可终于拍完那一堆玉米了。他走进办公室，和王先生讨论呆会儿给负责人徐先生照相的事情。他们的讨论逐渐演变成了“不简单”的争论。

王先生想让负责人在他的办公室里拍照。他指着一面墙，墙上挂着李鹏和周稽裘的书法，都镶在镜框里。这两人都来过大成工厂。李鹏是前任总理，89年事件时是他宣布了官方的戒严令。我不知道周稽裘是谁，不过王先生笃定地告诉我，这是个很重要的官员。周稽裘的书法写的是“玉米生产产业的光明未来”。李鹏的书法写的是“中国长春玉米生产基地”。李鹏那差劲的书法字在整个中国都是出了名的。

王先生想让徐先生站在这些书法前照相。马可看到的是他的封面照片就此化为乌有。

“这儿的光线不好。”他说：“在工厂里拍比较好，我可以照一张他站在多尔·奥利弗离心机前的照片。”

“你没法这么做！”王先生斩钉截铁地说：“他肯定不会同意！人家是一家大企业的老板，你怎么能想把他拉哪去就到哪去呢！这是政治问题——没有那么简单的！”

马可眼看着越来越沮丧的样子。“这样的话，我只能用一张普通工人的照片做封面了，”他说：“你觉得这样徐先生会满意吗？”

“我可不建议你这么做。”王先生正色道：“人家是个高级官员，你不能用一张级别比他低的人的照片，一个普通工人的照片就更是犯了大忌。你要把最高级别的人物放在封面上！”

他们俩继续争论了一会儿。两人相持不下，各有自己的道理：马可在意的是光线的问题，王先生关注的是政治的问题。看起来光线问题和政治问题是不能兼容的了，这时徐先生走了进来。大家都站了起来。王先生说话了，就像刚才的争论压根儿没发生过一样，他直接就问徐先生是否能和我们一起到工厂里面去，摄影师想让他站在多尔·奥利弗的离心机旁照张像。徐先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我们一行人就走到外面去。外面很冷，空的塑料袋被风吹得到处都是。远远地，可以看见马可所说的那一大堆玉米。确实很巨型。我们走到了机器房里。

马可小心地调试镜头，避免照到威斯伐尼亚的机器。徐先生勉强有5英尺高，他穿了一件灰色条纹的西装。照相时他露出了骄傲的笑容。他今年57岁。

然后我们重新回到他的办公室，我对他进行了采访。他给了一张名片我，上面有两个主要的头衔：长春市人民政府的市委副书记，长春玉米产业开发区区长。这个开发区是效仿深圳特区建立的。

我问徐先生，从1980年代他创立“黄龙”开始到今天，所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原来最大的问题是行政方面的问题。”他说：“以前，我要一个个政府部门跑，而且所有东西都必须要经过国务院的批准。但现在这个审批权已经下放了。我只要去长春市政府就行——而且基本上我可以自己来审批，因为我现在是长春市的市委副书记。只要我在那些申请审批的材料上签字，其它部门就都会批准的。”

说完以后，徐先生咧开嘴笑了。我把他说的话记了下来。

他又向我详细解释了一番，如今他要批准那些商业项目可容易多了；这为他的企业发展扫除了很多障碍，如今他期待的是大成的玉米淀粉产量能翻到四倍，而现在的年产量已经达到了50万吨。由于玉米价格的下降，大成的获利更高；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玉米价格还会往下掉。徐先生说到前景时，脸上浮现出了笑容。采访结束的时候，他想起了另一件事。

“我还想设立一些加工厂，生产浓缩淀粉，”他说：“我希望通过这些新的产业，可以为农民们创造一些就业机会；玉米价格下降后有些农民的日子不太好过。”

写那篇宣传稿我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稿子有1000字，我在里面放了尽可能多的数据。在文章里，我没有提到多尔·奥利弗的机器有时会出现故障，没有提到黄龙和大成两家企业之间的恩怨情仇，更没有提到徐先生在政府里的位置怎样帮助他的工厂扩张。在满洲，我学到了一点关于“宣传”的重要真相：关键信息不是你写在文章里的那些，而是你没有写下来的。

几周之后，有个杂志的女编辑告诉马可，他们没有用徐先生的照片作为封面。他们准备用郭先生的照片——郭先生就是那个曾经用了6年时间研究香烟滤纸的专家。编辑们觉得封面照片非郭先生莫属，因为他在照片里的笑容是如此灿烂动人。

6　好莱坞

2000年4月25日

到了冬天的时候，波拉特替我弄来了一张“好莱坞贵宾卡”。天气冷下来以后，我们就没法再去那家小维族旅馆外面的露台坐着吃饭了，于是我俩每天的“雅宝路行程”有了变动。有时我们改去“好莱坞”吃饭，那是一家夜总会兼餐厅，一张贵宾卡意味着你在那儿可以免掉服务费。波拉特认识“好莱坞”的老板，似乎雅宝路上所有夜店的老板他都认识。

“好莱坞”的餐牌上面印着俄文和中文，我们每次去都点一样的食物：我要俄式鸡肉，波拉特要牛排。周末的晚上，波拉特喜欢早早地就到“好莱坞”去，我们在那儿慢慢地享用晚餐，随着时间推移，看着越来越多的人涌了进来。每个走进这家夜总会的人，都会经过一个巨大的金刚（King Kong）塑像，它的庞大身躯巍然挺立在入口那儿。夜总会里装修成好莱坞星球餐厅连锁店的样子。玻璃柜里展示着仿造的电影道具，上面还贴着详细的标签：一枚《无敌战将》里用的银色的警长徽章（华纳兄弟电影公司1991年出品）；一件红色衬里的黑斗篷（《德古拉伯爵》，城堡石电影公司1995年出品）；一条皮鞭（《牛鞭》，哥伦比亚电影公司1958年出品）。门内侧的地方嵌入了一个巨型的玻璃管，里面是真人般大小的阿诺德·施瓦辛格塑像，服装是“终结者”里的模样。施瓦辛格的雕像与这儿的电影道具一样，过于粗制滥造，几乎让人认不出来原型。这像一个主题为“假的”博物馆：展览里的艺术品会提醒你，你已经溜到真实之外，并且与它有一段距离了。在一个以卖冒牌货闻名的街区，“好莱坞”似乎算得上里面最为巨型的假货。

这儿也是雅宝路的俄罗斯妓女们出没的大本营。每次波拉特和我在这儿吃饭，我就会边吃边留意那些“夜间生意”的进程。8点，那些女士开始陆续进场；1小时以后，潜在客户走了进来。潜在客户们绝大部分是做小生意的中国人，这类人可能兜里有些钱，但没有什么文化。他们手腕上戴着象征着好运气的廉价佛珠；而且无一例外地，手里都拿着商贩的招牌物：一个假的皮革钱包。在这个城市的其它地方，这些人通常都嗓门很大：对着手机大吼大叫，冲着服务员大声说话、下达命令。然而“好莱坞”里出现的这些白种女人，却让他们平静下来。

这些中国男人三五成群地，低声说着话，不时摆弄着自己的手机。每当一个把头发染成金色的女人走过，他们就显得更加蠢蠢欲动。有时，我会看到一个男人如何热身，准备采取行动：他拿起了手机，又放下；点了支烟，又把打火机放下。这些动作不断循环加速：拿起手机，放下手机；拿起手机，放下手机——最后他终于站了起来，走过去，和一个女人直接对话。这时我就瞄一眼自己的手机，或者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和波拉特的对话里——我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偷窥癖。

波拉特越来越频繁地提到去美国的事了。他提到出国去读书的可能性，或者看能不能在太平洋对岸找个工作。有一阵子，他觉得去加拿大不错，因为有人告诉他说移民去魁北克很容易；不过后来他决定不要学法语（注：魁北克是英法双语通行的城市）。我们在好莱坞的聊天总是回到同一个地点：美国。

波拉特如此热切地期盼能去美国，让我感到不可思议。他不会说英语，我也无法想象他会取得去美国读书或经商的资格，而且美国大使馆可绝不会给一个在雅宝路上当中间商的人发旅行签证。虽然他很少谈及他的妻子，但他确实有个妻子还在新疆；我能感觉到他们的关系有些复杂。他和妻子没有小孩，我觉得他们俩能一起相处的时间并不长。在中国，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尤其是涉及到迁移问题的时候。

我猜测波拉特关于美国的言谈，只是反映了他目前不太稳定的生活状态；但我也担心，他可能对美国的认识有些偏差。在中国，从来没去过美国的人们对美国的印象有两种极端，而两种都与事实严重不符。我见过很多中国人，它们相信美国就是邪恶的化身；但我也见过其它的中国人，他们对美国的财富、机会和自由有坚定不移的信念。我和人交谈的时候，无论他是哪种极端，我常试着委婉地改变他的想法，让他接近真实的情况，然而这么做缺乏背景，十分困难——对他们来说，美国只是一个概念，而不是一个地方。

中国的一些地区，一些关于美国的观念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们会不惜一切代价要移民过去。今年1月份，有3个中国男人藏在一条去西雅图的货船上，死在了集装箱里。这些男人和其它一些非法移民者一道，来自东南部的福建省，那个地方以“蛇头”出名——“蛇头”是帮助人偷渡的走私贩，他们能安排穿越太平洋的途径。

这桩死亡事件发生后，《西雅图情报家邮报》雇了我写几篇关于蛇头的稿子。我花了将近一周的时间，在福州附近沿岸四处走动。在一个叫琅歧的海岛上，我找到了西雅图事件中1个生还者的家人；而这个生还者本人目前仍然被美国当局拘留，等待美国移民局开审。不出意料，这种移民者都要求获得政治避难，但实际上他们背井离乡的原因大多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在一个福建人的村子里，我碰到了一个年轻男人，他告诉我说，他曾在纽约州的牙买加拘留中心呆了4个月，后来他的政治避难申请被移民局拒绝了。“蛇头”给这些偷渡的人弄来护照，收费一般是在3万到5万美元之间；这些人为此背负债务，往往要在唐人街的餐厅或血汗工厂里工作数年，才能悉数还清。

倘若这些事情发生在中国较为贫困的地区，还是能够让人理解的；但福建省的经济发展却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然而，很多福建人不满足于这种符合中国标准的舒适生活。为支持福建当地版的“美国梦”，兴起了一整个行业：蛇头、欺骗性质的签证服务、为移民作准备的英语课程。在一个叫“探头”的小村子里，有三个私人英语学校，提供的课程有“餐馆英语”、“生活英语”和“出国英语”。我看到一个开课的广告，名字很简单，叫“餐牌”。另有一个广告招牌是这样承诺的：你只需要花上在美国工作1天半的工资，就可以学一整个学期的“餐馆英语”。有一家学校开设了粤语课程，因为在美国好些中餐馆区里，粤语是最流行的方言。福建人正在学习另一门中国的语言，为的是非法在美国工作。

好些当地人完成了偷渡之旅，并且拼命工作，最终在美国成了餐馆的老板，或者做起了别的生意。他们会寄钱回去给福建的家人，这些家人就在村子里建起一栋栋高大的房屋。这些房屋的构造通常是横向狭窄而竖向伸展；1层可能只有3个房间，整个房子却有5层楼高。通常房屋的表面用白色的瓷砖砌成，大大的窗户上镶着绿色的玻璃——这颜色在当代的中国建筑中很常见，总是会让我想起《了不起的盖茨比》里的画面：戴西的码头尽处那一点绿色灯光。

但在福建，这更像是一束闪烁不定的光芒，要花上数年的时间才能穿越银河。很多成功的事迹时属于中国的上一代人，那时候中国的经济状况并没有给人民提供什么机会。实际上，如今留在家乡才可能是福建人较好的选择；尽管当下美元的市值要更高一些，但留在中国他们才可能有长远发展的机会，也大概能过得更开心。然而大家眼里总看见那些高高立起来的房子，也不断地有人选择离开。他们追随着心中的明星而去，但等到他们真的去了以后，很可能会发现那明星早已去世了。

在“探头”村里，我看到一栋6层高的楼，大门上题写着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德聲園”。“德聲園”的意思是“拥有美德和声望的家园”。我在里面看见一位老太太，她很骄傲地告诉我说，她有四个子女在美国，有个女儿还开了一家餐馆。我问她那家餐馆在哪儿，老太太拿起笔，一笔一画地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了5个英文单词。她不会说英语，而她的英文写得很奇怪，像是并不懂它的意思，只是凭对字母形状的记忆写下来的。不过，她只写错了一处：

乡寸旅馆 新泽西州艾迪生小镇 （Vallege Inn Edison New Jersey）

每次波拉特和我在好莱坞说起要去美国，我都会提到福建人的事情。我担心他高估了美国的经济机会。我也知道如今雅宝路上的生意越来越难做了。过去，从俄罗斯和中亚来的商人总是络绎不绝，他们很多人都是通过参加“旅行团”获得签证的，签证的时限是一周。有专门的机构替他们安排这种“旅行”，获得来中国的旅游签证要比商务签证容易得多。我能想象到那些从莫斯科起飞的包机，里面坐满了一脸冷冰冰的女人，和魁梧得像一座山似的男人，眼里布满血丝，一看就是喝了很多伏特加酒。这些人都是假的度假者，演技拙劣，一看就不像是出来度假的。

1999年末，雅宝路上的俄罗斯人和中亚人越来越少了。有时波拉特会用他那套汇率变动的语言向我解释这种情况。他告诉我，哈萨克坚戈（注：哈萨克的货币名称）贬值了三分之一，他以前的老顾客现在大多数都呆在哈萨克国内了。乌兹别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塔塔尔人的情况也是如此。波拉特最后一笔大的服装生意是1999年9月成交的，他拉成了一笔交易，把3000条广东生产的蓝色牛仔裤卖给了一个哈萨克人。差不多同一时期，他还谈了另一笔生意，帮几个俄罗斯人买了一船假的诺基亚手机电池（波拉特告诉我，那些电池只能用15天）。那两笔买卖结束后，波拉特的中间商工作基本上就停止了。

造成这个情况的部分原因，是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实力，让做小买卖的外国商人吃不消了；而且它也严重打击了美元交易的黑市。每次波拉特说起现金汇率的时候，他都要强调当局调控所造成的影响——或是深圳边境出了个问题，或是打击中亚海关办公室的贿赂现象。从这些货币兑换商的角度看，这些事情是导致汇率变动的原因；然而实际上有更为强大的经济力量决定了汇率的改变。中国政府想要保持对经济的控制，在过渡时期确保社会的稳定局面，所以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其与美元的汇率被牢牢固定在一个点上——在银行，你用1美元会换到差不多8.26元人民币。然而这种人为操控的稳定汇率导致了黑市的发展兴旺，为人们在中国发财提供了其他的机会。当中国的富商对国内的股票和地产市场没有信心时，他们就会储蓄美金，或者用美金进行海外投资。不过情况近来有了很大变化。从1999年开始，北京和其他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开始迅速发展，大家都需要人民币现金去进行投资。我1999年春天到北京的时候，1美元可以换回来9块钱；一年以后，黑市交易的汇率就掉到8.7了。这对中国经济来说是个好现象，然而对波拉特这种商人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国家经济的日趋繁荣正在让黑市走向毁灭的命运。

然而不管怎样，波拉特还在从兑换货币的交易中赚到不少的钱，我也知道他的语言能力在中国比在美国要有用得多。我直白地告诉他，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他呆在北京比呆在美国要过得好。不过，波拉特坚持说，钱的因素与他要去哪儿生活的决定无关。“我不是个生意人，”有一回他对我说：“我是受过教育的，我还曾经做过老师。北京这地方不是我的家，这种生活也不是我想要的。”

他对待做生意的冷漠态度真令人不可思议。在如今的中国，人人都公开地说着钱的事，波拉特也不例外；我们的很多对话话题都围绕着各种兑换汇率和批发价格。然而他似乎有意让某一部分的自己抽离了这个世界。他语带嘲讽地说着他做成的交易，好像那些事情是一个陌生人指挥他做的。当他告诉我那批假的诺基亚电池时，我问他会不会担心，一旦俄罗斯人发现电池的质量那么差，他们会非常生气。“他们知道那些电池是假的。”波拉特说：“否则，怎么可能卖那么便宜？那些俄罗斯人从来不会生我的气。我只是中间商，那些东西又不是我生产的。”

他的生活被鲜明地分割成两半：一半是实用主义，一半属于理想主义。他在雅宝路的商业环境里谋生，然而他闲下来的时候却多半在考虑那些遥远的人和事。他的妻子在1000里外的地方生活；他在新疆教书的日子已经成了遥远的记忆。当我们谈到新疆时，他常把它叫做“东土耳其斯坦”，那个独立的共和国1949年以后就不存在了。至于美国，听起来也是个那么遥远的地方。他说他喜欢读关于美国历史的书，尤其是关于亚伯拉罕·林肯的著作，原因是这个总统解放了被压迫的少数民族。波拉特热爱美国的文化；每年夏天，日坛公园开爵士音乐会的时候，他都要设法弄到一张工作通行证。他一遍遍地看电影《教父》：尽管德尼罗在戏里只是配角，他仍然演得棒极了，简直就是个传奇。

起初，我以为只是因为雅宝路的一切让人沮丧，而波拉特的美国梦是他暂时逃避现实的一种方式：他其实不是真的要去美国，只是需要说说他的美国梦。但后来，我逐渐意识到波拉特身处一种复杂的状态中。雅宝路上那些赖以谋生的小生意确实困扰着他，而他对其他维族商贩的态度，有时是相当势利的。每次他遇到别的维族商贩，总是友好地与他们握手；但一转过身来，他就直言不讳地告诉我，这些人没什么文化，也不懂政治。在波拉特眼中，这正是他与其他那些维族商人格格不入的原因：他是一个流落北京城的知识分子，原因是他在新疆的生活出了问题。

维族的文化里划分了界限分明的阶级，知识分子阶级在农民和商人之上，并自觉维持着这一地位。改革开放以来，阶级之间的界限更加明显，每一阶级都自有一套和中国人交流的关系。

在新疆这样的地方，中国人会把经济发展当作有力的政治工具。维族的农民有时能从政府出资兴建的基础设施中受益，也能得到农业的补助金，所以他们可能消极地服从了中国人的统治，甚至有些人会持欢迎的态度。维族的商人也是很讲求实际的，他们要做生意，就要有途经弄到中国生产的商品。但很多维族的知识分子强烈地反对北京当局的控制，那些文化层次低的维族人在他们眼里，也成了当局的合谋者——这一事实让他们的内心更为痛苦。

对于波拉特这样的人，是为生活所迫而从商的，内心就更是充满了愤怒。而另一种知识分子的极端，就是理想主义与信念变成了正统，这对他来说是同样的邪恶。他憎恨那些商贩们的眼光短浅，但他更讨厌那些痴迷于空洞观念的人。在雅宝路，他对两类人的批评是从来不留情面的。他看不起北朝鲜人，在他看来，北朝鲜人是由古到今最为糟糕的共产主义者。他也受不了阿富汗商人。有时，他们会到维族餐馆里来，通常是三、四个人一起。我知道的那些中间商，没有一个曾经和这些阿富汗商人做过生意；这些阿富汗人来到雅宝路，不是为了买汤米。希尔菲格（Tommy Hilfiger）或者乐斯菲斯（North Face）的。这些男人蓄着胡须，样子憔悴，夏天里也裹一身长袍。有谣言说他们是贩卖珠宝和毒品的。每次他们走过，波拉特就撇撇嘴，露出很不屑的表情。

“他们跟共产党人一样，”又一次波拉特对我说：“阿富汗国内没有自由可言。你必须有某种信念，而且不能问任何的问题。所谓伊斯兰教和共产主义，它们的实质一模一样。”

对于维族的知识分子来说，对伊斯兰教持怀疑态度并不是一件稀罕事。以前，这支少数民族并不属于特别虔诚的教徒，但改革开放以后，维族人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198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特意鼓励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为建造穆斯林建筑提供资金，甚至赞助了维族的宗教领导人去伊斯兰教圣城麦加朝圣。当局希望宗教信仰的兴盛，能平息当地的动乱；所以1985年发生的一系列暴动，让当局非常意外。当时几千名维族人游行示威，抗议汉人迁徙到新疆来；他们也指责中国人在新疆的沙漠地区做核试验。波拉特参加了那次游行，然后第一次被关进了监狱。

那次游行示威主要是与政治相关，但中国领导人相信，伊斯兰教徒在其中起了主要的作用。1985年以后，当局忽然改变了策略，面对维族人的暴动，采取了压制宗教活动的方式。然而伊斯兰教持续在当地发展；很多人由此相信，政府起初的鼓励政策和随后的镇压手段，起了相同的积极效果。而对于波拉特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和当初毛泽东主义的盛行一样，是很有威胁的。他认为维族人正走出一种貌似正统的信念，但又走向了另外一种。

维族人的圈子相对来说比较狭小，在那个圈子里，波拉特信任的人寥寥无几。他定期会给几个流亡在美国的新疆人打电话，也会召集在北京工作的好朋友时不时聚聚，一起吃饭。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大部分也做出了某种程度的妥协：他们或沦为了商人，或在北京的少数民族学院里教书——中共严格控制着这些学校。

2000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波拉特邀请我出席他为一个维族好朋友所安排的晚宴。波拉特以前告诉过我这个人的一些事情，他有时会在中国电影里扮演外国人，获得一笔额外的收入。这个人刚在南方参加拍摄了一部电影，现在要回新疆去，途经北京。

波拉特在日坛宾馆的维族餐馆订了一张长桌子。日坛宾馆就在“好莱坞”夜总会旁边。那晚上来了总共有12个男人。在中国，我常感到自己的样子和周围的人群格格不入；但那天晚上我觉得好多了。那晚来的男人大多和我一样，轮廓很深，鼻梁很高。只有一个微妙的细节，会让人觉得不大对头——我们之间的谈话主要以中文进行。我知道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并不爱说这种语言；他们是为了让我有融入感而特别破例的，所以我很感动。（注：这些维族人基本不会说英文，而我不会说维语。）

他们全是维族人，除了有一个是出生在中国境内的塔塔尔人。那个塔塔尔人告诉我，中国50多个少数民族中，塔塔尔族是唯一一支故乡不在这个国家境内的少数民族。20世纪前半叶，因为斯大林的苛政，塔塔尔人逃离故乡，越过了苏维埃的边境；他就是那些塔塔尔人的后代。

那塔塔尔人头发是金色的，那个维族的兼职演员也是。“他是个假洋鬼子，”波拉特对着我开玩笑地说：“你是个真洋鬼子。”

通常，“假洋鬼子”这个词用语描述盲目效仿西方事物的中国人。我问那个兼职演员，他的电影演得怎样；波拉特摆出一副敦厚的样子捉弄他。

“你死在中国人手里多少回了？”波拉特问道。

“好几回啦。”那男人咧开嘴笑了。

“你在《鸦片战争》里被一个中国女人杀掉了！”

另一个维族人——他是个教授，说话了。“那部电影的剧组，在中央民族大学里找了很多学生做临时演员。有人还在拍戏时受伤了——我记得是个哈萨克族的学生。”

其中一位客人接过话来，他说他曾经在一部宣传影片中扮演法帝国主义者。“我处决了一个中国革命者。”那个男人骄傲地说。他也是一个教授。“那天是我的幸运日。”

其他人都大笑起来，纷纷举起了手里装了伏特加酒的酒杯。桌子上摆满了维族人的菜肴：烤羊腿，囊饼，一串串的烤肉和蔬菜。夜渐渐深了，大家仍然一杯接一杯地喝酒，交谈的语言不再限于中文；后来他们的话我一句都听不懂了。我静静地坐着，观察着他们，听着他们说的话。我喜欢那种土耳其语系的发音，他们说着这样的语言，脸上都焕发出光彩。晚餐快结束的时候，波拉特站了起来，慢慢地绕着长桌，依次向客人一个个地敬酒。那一晚，那一桌人，在雅宝路的心脏地带，他看起来像是站在了全世界的中心。

在首都呆了一年，我对这个城市的作息更为熟悉了。北京时间并非稳定不变的：偶尔，会有那么一星期，长得像不会结束似的；或者只为了一个短短的早晨，就动用了好几个月时间的筹备——例如1999年的国庆日纪念。有些日子，党想要人们铭记；有些日子，党希望大家遗忘。有些日子，什么事情必须发生；有些日子，似乎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偶尔又会有那么几天，出现了一些新的时刻，会在未来的日子里纪念。

通常，日历上出现某些特殊日期之前，北京的警察就要在邻近地区搜寻一番。那个特殊的日子，可能是June 4的周年纪念，也可能是举行全国人大会议的时间。无论是哪一个，给人感觉都是一样的：大街小巷里出现了更多的警察，挨家挨户地检查居住证。这段日子对北漂的人来说是很煎熬的，因为很多人都没有相关的文件；维族人此时也会遇到麻烦。每次北京的某个重要日子来临，波拉特总是想方设法地表现得低调些。

不过，对北京城里的大多人人来说，这只是一件无可奈何的麻烦事；那些警察也这么认为。毋庸置疑，是最高层下达了命令：某政府机构告诉下一级的政府机构，某日要特别警觉云云，接着这些话又逐层传递到下面的有关部门里。最后，命令传达到负责社区事务的警察里，他们就奉命来到处搜寻一番。不过，他们执行这种任务时常是心不在焉的，他们只是不得已地露一下面，然后就走到别处去了。每次他们来敲我的门，我都保持沉默，装作没听见。我从来没有在我所住的公寓里办过什么登记手续，因为这地方严格来说是不准记者居住的。

当然，每个北京的记者都会对这座城市的日历了熟于心。对于某些事件，媒体已经有事先写好的稿件（译者注：此处指境外媒体）；到了那一天真正到来之时，时间就被分割成小时计算，记者们都在天安门广场上蹲点，观察是否会有游行示威。通常来说，那天都过得很无聊，甚至会让人很不愉快；有时我觉得自己就像那些警察——违背自己的意志，被迫在日历上圈起这些日子。所有事情都是七零八落的，无法拼凑成型，很难找出什么特定意义：这儿一场示威，那儿一个周年纪念。这种状态符合党的利益。如果一个人去广场上纪念六月四日，另一个人是去纪念对法轮功的镇压，这两个人永远都不会相遇。那些特殊的日子没有重叠；岁月步履蹒跚地前行，没有留下任何的诉说。

不过，如果你亲眼看到了一个事件，然后它再度发生；那感觉就非比寻常了。那种情形，像有一条穿过了好些年头的细线，把时间长河里的两点连接到了一起。对我来说，第一个这样的日子，是4月25日。

1999年4月25日

对我来说，这座城市仍然是陌生的。早晨，我常常骑着自行车，漫无目的地闲逛，希望能触摸到大街小巷的脉搏。今天，我快要骑到市中心的时候，传呼机响了，我找了个公共电话亭，按传呼机上的号码拨了过去：是伊恩·约翰逊，我《华尔街日报》的上司。他要我去一趟中南海那边。中南海是中央政府所在的建筑群落的统称，位置在紫禁城旁边。有谣言说那儿有些人在抗议。

我骑着车子，从文锦路往西去，经过北海公园，随后我看到一路的人行道上聚集了很多人，里外站了有三四层。大部分是中年人，穿着朴素——看上去像从乡下来的。我的第一个反应是算一下人数：100，500，1000，2000。只是文锦路一带，据我目测就聚集了有5000人，而妇幼路上聚集的人更多。

有那么一会儿，我全副心思都集中在统计人数上，没有留意到别的事情。但随后，我突然发现了四周的安静。没有人喊口号；没有人大叫，没有人唱歌。没有横幅，没有标语。那些人只是站在那儿，平静地凝视着前方。

路人全都摸不着头脑。有几个北京当地人刹住自行车，问那些聚集的人，他们在这儿干什么。没人回答。有个男人开始激动起来。“你们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说：“这只会给我们每个人带来麻烦。你们为什么要这样？”

沉默。我下了车，走到人群里，希望找到一个愿意说话的人。我试着和一个中年妇女说话：沉默。一个老者。沉默。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又一个男人。沉默，沉默，沉默。最后，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回答了我。她比其他人穿得更为体面一些，说的普通话带着口音，我听不出是哪儿的方言。我觉得她应该是个首领之类的人物。“我们练习Falun功，”她告诉我说：“我们只想得到官方的认可。大家都指责我们，误解了我们。我们要政府承认我们是一个好的组织，否则就会持续集会。”

我们的交谈很短，接着就来了辆黑色的轿车，停在路边。车窗一律黑漆漆的，其中一扇摇了下来。那个女人急急地走过去，车门打开了，她低头钻进车里。几分钟后，她从车里出来，然后那辆车就开走了。我再次走近她，但她只是摇摇头。她没有说一句话，就挤进了沉默的人群中，不见了踪影。

在Falun功的首次集会过后，时间加速了。从某种意义来说，这在以前也曾发生：自从共产党1949年掌权以来，中国的宗教气候经历了剧烈的改变。起初，共产党人对宗教持批评态度，到了“文革”期间，他们蓄意要毁掉所有宗教。毛泽东思想容不下其他任何一种信念；不过，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随后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两年以后，邓小平开始进行改革开放，中国再次面临“信仰危机”——这种精神空白从19世纪开始，就折磨着整个民族。

如今，很多中国人奉行的似乎是两条“不完整信念”：唯物主义、民族主义。不过传统的宗教信仰也开始复苏了，教堂来了新的信徒，被毁坏的寺庙和清真寺得以重建。但这些信仰有着严格的限制，共产党只承认五种宗教信仰是合法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

1980年代，有些中国人开始沉迷于气功。气功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方式，包括有呼吸练习和沉思冥想。从来没人把这些锻炼方法称为“宗教信仰”，任何一个宣称有新信仰的行为，都无异于向党挑衅。气功的练习者们把他们那一套注册为“锻炼身体和保持健康的日常方法”。1990年代，一个来自东北的男人创了一套新的气功，把他叫做“Falun功”，又被称为“Falun Dafa”。像其他的气功派别，Falun功注重沉思冥想和日常锻炼，但它分明也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它有一位极富魅力的领袖；它的书籍里强调信念和锻炼并行；它所用的很多符号和术语源自佛家和道家。无论它注册时填的是什么，它看上去更像是个宗教组织。

它的传播也像是宗教的方式。Falun功有三个基本原则：真、善、忍。对身处改革开放巨变的普通中国人而言，这些简单的道德准则，迎合了他们的心理。1990年代，Falun功获得了好几百万的信徒，很多人在早晨的公园里一起锻炼。我在涪陵住的时候，在茶馆遇到了一群Falun功练习者，他们想要说服我一起加入。他们给了我李洪志的书，还整天往我住的地方打电话。这些人的狂热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他们并无恶意。我很烦那些一大早就扰人清梦的电话，不过那些信徒说话总是很有礼貌。他们的真诚是毋庸置疑的：锻炼Falun功让他们的生活富有规律。

1990年代后期，开始有无神论者在中国的媒体上批评Falun功，说它是一种迷信，而且有害身心健康。一种固定模式出现了：如果有一篇关于Falun功的负面报道出现，信徒们就聚集在这个媒体的所在地，举行一次和平的抗议集会，要求这家媒体撤回报道。很多的媒体所属级别不高，他们通常会选择让步，因为怕被上头指责惹来麻烦。1998年5月，北京电视台播了一段采访，有个教授批评了Falun功；随后2000多个抗议者出现在电视台门口。这时候刚好是北京日历上某个敏感日期的前夕：六月四日快要到了。电视台迅速播放了另一个节目，那个节目表达了对FaLun功的理解和支持。抗议的人陆续离开了。

那一次，信徒们领悟到和平抗议是个有效的途径；他们也开始变得训练有素，能很有效率地组织到一起。1999年4月，天津大学的一份学报发表了一篇针对李洪志的评论，是批评性的；而李洪志本人已经移民去了美国。几千名信徒聚集在天津大学的校园里，然而这一回学报拒绝撤回文章。最后，这些抗议者们去了北京，希望直接向国家领导人提意见，这就是我4月25日看到的集会事件。那一天，当局的高层领导人最终同意会见Falun功代表，代表们表达了他们的意见，然后让集会的群众和平地离开。

这次集会抗议活动没有出现任何冲突，不着痕迹地结束了，只是集会时关闭了其中一条车道。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第一次意识到，Falun功已经成为了一个如此训练有素的组织。随后的几星期，当局对此事保持着沉默，这在中国通常是个坏的预兆。北京的报纸没有发表关于这次抗议的只言片语；电视台的新闻也没有任何报道。没有辩论，没有公众演讲，没有任何形式的评论。好几个星期，这座城市都在静静地等待着。

然后一场风暴爆发了：7月22日，当局下令取缔Falun功。更多的抗议者出现了，等待他们的是随后的逮捕拘留；Falun功的头目们被审判，然后送到了劳改所。10月26日，共产党人加快了进攻步伐，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公众运动，宣称Falun功是“邪教”。但Falun功练习者继续抗议活动。他们常走到天安门广场上，竖起横幅，打莲花坐，或者把两条胳膊举过头顶——这是Falun功练习的开始动作。便衣警察监视着广场上的情况。外国记者们静静观察。不久，一些总部在香港的人权组织报告说，有些信徒在警察局拘留期间被毒打至死。

2月，一个叫陈子秀的老奶奶死了，当时她正被山东省一个小城镇的警方拘留。她和很多其他的信徒一样，试图去北京参加抗议活动；还没走到天安门广场，就被一个便衣警察抓住了。（Falun功练习者对他们的信仰是不会撒谎的，所以警察常常在天安门一带巡逻，问经过的人信不信Falun功。）陈子秀去世以后，她的女儿想找人报道这件事情；通过层层关系，她最终联系上了伊恩·约翰逊。约翰逊与这位女士会面，并在《华尔街日报》头版发表了这篇报道。文章见报以后，约翰逊继续追踪调查Falun功组织的构成，这和警方的反应可谓如出一辙。他发现，这是自上而下施行命令的又一个例证：在各个地区，每出现一个从当地逃脱至北京参加抗议的信徒，当地警察局就要被罚款一次。“取缔Falun功”是上头启动的一个想法，最后被具体化成十足的残暴，其中原因至为愚蠢、又至为实用：为了钱。

然后，在你意识到以前，又一个4月25日来临了。北京的日历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周年纪念日。

2000年4月25日

伊恩·约翰逊离开广场以后，就轮到我过去了；那时大概是早上九点多。天空是黄色的：北京正在经历一场春天的沙尘暴，风把戈壁滩的沙吹向了南面，这些日子里眼睛都是睁不开的。我可以在齿间尝到风的味道。

广场上，便衣警察无处不在——有些扮作卖纪念品的小贩；有些假装是游客。像以往一样，这些男人大部分理着平头，穿着磨破的裤子和廉价的风衣。他们的穿着很糟糕，便衣也做得很糟糕：他们走来走去，一会儿又站着，盯着某个目标。他们总像要伸出手来指认某个人似的。很快你就会意识到，这些男人并没有经过很好的训练，他们的任务是恐吓威胁，而非潜入敌人身边。看起来，他们所得到的指令只有一个：一旦发现抗议者就马上弄走，不管采取什么方式。

他们留意着来参加抗议活动的人，同时也注意着外国记者。摄影师注定是悲惨的下场——保证拘留，鲜有例外。唯一的问题是，他们能否在被警察抓住之前，抓拍到一张照片，并藏好胶卷。对于我们这些文字记者来说，只要遵守一定的规则，相对来说情况还是好一些。这些规则是：绝不要在公共场合拿笔出来写；不要拿出笔记本；避免用中文和别人交谈。试着混到游客里头。如果被警察拘留了，要坚持说自己只是去广场参观的。

我溜到了一群美国游客里。这个幌子很好——游客里大部分的男人，都和我一样，戴着顶棒球帽。我还认出了他们的口音：元音很扁，辅音R很重，是美国中西部来的。有个男人告诉我，他来自伊利诺伊州；还有一个说是从爱荷华州来的。我们跟着一个年轻的中国导游，他把我们带到广场北面的旗杆下面。讲座开始了：

“红色是共产主义者的代表色。在中国，红色也有传统的寓意，代表着幸福快乐。大的那颗黄色星星代表共产党。小的那几颗代表着四个阶级，分别是士兵、农民、工人和科学家。”

然后讲座加入了私人的故事。导游说，他有个表哥，曾经是这广场上国旗班的一员。他的表哥总是笔直地站在旗杆旁边，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这个工作所带来的光荣感让他忘记了疲累。我心想：“这是个假的故事”；紧接着，我们前面就有个小个子的男人，一下子坐在地上，打起了莲花座。

喊叫，命令，好些人跑来：6个便衣警察。他们押着这个男人站起来的时候，已经有辆货车从广场远处的一个角落快速地开了过来。那个抗议者一句话也没说。他大概35岁左右，穿着一件朴素的蓝棉袍，是农民常穿的衣服。他的四肢瘫软下来；便衣们把他抬进货车里。货车的窗户上都围上了布单，看不见里面。货车驶回了角落。

“他妈的，”一个中西部老美说：“他不就在地上坐着而已嘛。”

另一个美国游客，一个脸膛红红的大胖子，成功地拍下了一张现场照片。

“我拍到了！”他大声叫着：“我拍到了一张照片！”他咧嘴笑着，挥舞着他的相机。他见我在看着他，就走了过来，笑容满面。

“如果我没拍到，那可真该死！”

“你应该把照相机拿开。”我轻轻地说。不过另一辆货车已经加速驶来了。一个穿着制服的人把手指向了这个美国中西部的胖子。

“把你的相机交给我。”他用中文说。

导游急忙翻译给美国人听。美国人乖乖地把相机递给了他；他把胶卷都扯了出来。这个警察和翻译说了几句话，翻译的脸色就变了。

“他说，我们必须和他走一趟，”导游对美国人说：“他要我们去有关部门那儿。他要问你一些问题。”

那个胖子呆呆地站在那儿，嘴巴张得大大的。我决定此时该和这些美国中西部游客脱离关系了。我慢慢地走出了广场，过了几分钟，才绕了回来。则是我看见一个中年妇女正要在国旗前打开一条横幅。一个便衣警察死死地按住了她。下一个抗议者还是个女人。她站在旗杆的右侧，把双臂举过头顶；两个男人跑了过来，把她的手扳了下去。

我看到附近有一群意大利的游客。但没什么指望——所有男人都穿得很体面；我只好摘下了帽子，拙劣地想扮演一回欧洲人。那群游客的中国导游说着意大利语，我假装能听懂，猜想着他所说的话：“那颗大的黄色星星代表着……”然而不远处，有个平头男人死死地盯着我，然后对另一个平头男人说了什么。我决定要离开广场了。

忽然，国旗那边传来一阵骚乱。一下子出现了10几个人：男人和女人，高喊着口号，双臂举了起来。便衣警察冲了过来；猛打几拳；有人大叫。他们踢了一个摔倒在地的男人。再踢。还是踢。那些抗议者一个个被拖走了。

最后，只有一个小孩独自站在那儿。她看起来只有7岁左右，很可能是跟着她父亲或母亲到这儿来的，但所有的大人现在都被押到了货车里。小女孩穿着一件绿色毛衣，头上绑着相同颜色的丝带。当警察推着她走向货车时，她垂下了头。

那群意大利游客呆呆地看着那辆货车。没有人说话；那一片沉默像黄色的天空一样沉重。这个小孩是被带离广场的最后一个信徒。

干部　　　（Cadres）

审查　　　（Censorship）

城市　　　（Cities）

文明社会　（Civil Society）

孔子　　　（Confucius）

宪法　　　（Constitution）

消费者　　（Consumer）

中国政协　（CPPCC）

文化大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

回到记者站，我把关于抗议活动的国外报道整理归档，然后写下了我自己的见闻。不过，无论是这次周年纪念，还是广场上出现的那一幕幕场景，我都不太能理解。学者们常常谈及中国正逐步迈向法治，我也觉得会有那么一天，当中国的发展变化都已尘埃落定，反思过去，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合理过程。然而如今身处这样的进程之中，感觉却是截然不同的。我可以身处“好莱坞”的妓女、黑市交易者和地下钱商包围之中，饱餐一顿；然后骑上15分钟自行车到另一个地方，看着一个人因为双手举过头顶而被捕。

从个人角度而言，这事更容易想通。显而易见，个人在中国违反法律是件自然不过的事。法规多得数不尽数，很多还是不合情理的；而这个国家变化太快，即使是合理的法律规范也不知不觉就已经过时。实际上，每个我熟识的中国公民都做过一些算是不合法的事；不过他们做的事都只是极其轻微地触犯了法规，所以也没人会为此担心。这件不合法的事可能是一次填了不实信息的住宿登记，或是做小本买卖时从没有执照的批发商那儿进了些产品。有时候，这简直像在演喜剧：夜深人静的时候，北京街头总有人出来遛狗，因为要拿到正式的养狗牌照花费贵得吓人。那些狗通常是长得像老鼠一样的北京哈巴狗，由昏昏欲睡的主人牵着；一旦看见警察，主人们就会忽然清醒过来。这是一支遛玩具狗的游击队。

无论每个人有怎样的问题，这也只是他个人的问题，只有他自己能解决。人们对合理制度没有基本的意识，觉得其他人的麻烦和自己没有关系。对Falun的镇压让大多数中国人感到不安——这些人只是做了些事情，在政治上有点细微的失误，并没有犯更大的罪行。然而一般人几乎都不会对这些信徒表示同情，因为他们绝不会想到，这和他们自身与法律的关系会有什么联系。部分是文化上的原因：中国人从来没有很强的社区归属感；中国人最重视的是家庭和其他有直接联系的人。不过，缺乏一个理性的法律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只关心自己的问题。

毫无疑问，一个在中国的外国人会感到更为孤立。我和这儿所有的人一样，生活在相同的环境里：含混不清的法律法规，无法避免的违法行为；但我在这个体制内的风险更少。无论我对广场上的抗议者多么同情，我都只能是隔着一层东西去观察他；因为我决不可能陷入和他一样的境地。不会有警察把我打死，或送我到劳改所里。当局能对我做出的最严厉的处罚，就是把我驱逐出境。有时候这会让我感到困扰，因为我的中国生活就像是我所观察事物的拙劣模仿而已。不过，在各种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极少能找到可以深思的时间；通常我只是必须把稿子写出来。这是我和许多公民的一点联系——我们都是冷漠的实用主义者。

那一年春天，在发了一年多的投稿信以后，我终于接到了《国家地理杂志》委派给我的一个任务。他们叫我去采访一些中国的考古遗址，不过我要取得官方的支持，要拿到短期的记者签证。中国政府不会允许一个违法居住在北京的人去他们的考古遗址。

幸运的是，我拿到了我的第二本美国护照。这回我坐飞机去了香港，换了护照，申请了记者签证。然后我用新的签证过关到了深圳，然后到那些考古遗址去。当我把采访都做好了以后，我马上回了香港，然后再拿着我旧的商务签证，再一次过关回到深圳。

我知道，任何一个中国相关部门要是注意到我的行程，都会觉得十分可疑。如果他们更为密切地关注我的行动，还会发现其他的疑点：我没有一份正式的工作，我也没有办理住宿登记。我在北朝鲜边境遭遇抢劫，去过当地派出所备案。4年以前，我作为和平队的一员，被美国政府派往中国；而和平队是一个在冷战最厉害的阶段建立的组织。

我认为当局知道所有的事情；不过，这并不等同于他们同时知道了所有的事。这只是我的猜测，我总觉得当局更擅长获取信息，而非分析信息。每次我想象他们的档案，我脑海里都会出现一望无际际的资料柜——其规模绝非华尔街日报记者站里面的档案柜能相比；所有档案都按照某种系统排练，这系统比字母表顺序复杂古怪得多。我的记者签证可能记录在一处；我的商务签证则在另一处；我那假的住宿登记又被存放在不同的地方。

不过如果我不小心引起了当局的注意，这些东西就可能被一股脑儿地搜寻起来。我的内心深处总是存有这样的恐惧，特别是我现在已经做了更多的采访工作。5月份，我把我的第一篇稿子卖给了《纽约客》，这本杂志随后就刊登了我在丹东遭遇抢劫的故事。我提议写一个关于深圳的专题，杂志编辑同意了。最后我辞掉了剪报员的工作。那一年的世界经济论坛会议，是我又一份300美元一天的工作；结束以后，我发誓我受够了那些小册子和宣传用语了。我决心做全职的记者工作，并且要获得合法的工作身份。

报社比杂志社更容易获得记者证，这是我接受《波士顿环球报》工作的其中一个原因。他们需要一个在北京的特约记者。这份工作没有薪水，甚至连津贴也没有；不过报社会担保我申请记者证，但我要把所有必须的材料准备好。中国外交部需要的文件数不尽数：简历、自传、杂志营业执照、介绍信，还有专业资格证明：

“兹证明彼得·海耶斯先生是一个完全符合资格的记者，能胜任外国记者的工作……”

所有东西都是我自己写的。伊恩给我看了以前《华尔街日报》用过的旧的申请材料，我再写一个自己的版本，把材料寄到波士顿去，让那儿的编辑签名。写这些东西语言很重要，全部都要用正式用语。写上细节也很关键；我需要捏造出一条符合官方要求的生活轨迹——即使这完全是无中生有，以后一旦惹上麻烦时，则可出具书面形式的证明。我声称过去我居住在香港和美国。在北京，我用华尔街日报记者站的地址，建立了一个虚构的波士顿环球报记者站；伊恩在我的那些申请表格上签了名，盖了正式的印章。在警察局，我做了住宿登记，宣称自己是住在外交公寓里的；而我从未打算在那个外交公寓住上一晚。

在我的自传材料里，我创造了一个记者形象，他具有无比优秀的条件，并且天真得让人吃惊。他有两间大学的学历证明，曾经从事与教育、写作相关的工作，经验非常丰富。他曾进行过对中国的考察研究，却对政治、宗教和人权问题没有一点儿兴趣。他对新疆和西藏一点儿也不感冒。他喜欢商业类的报道。他聪明至极，但还聪明到被改革开放冲昏了头脑、以为百无禁忌：

亲爱的新闻专员：

过去二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与其他国家的联系也显著加强。随着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其经济影响力变得越来越重要，世界不能错过今日中国的种种故事。《波士顿环球报》是美国历史最悠久、最大规模的日报社之一，我们报社认为，增加中国的报道，对于其环球视野是极为重要的……

五月的时候，现今黑市的汇率掉到了8.6元人民币兑1美元。好些下午，波拉特都很清闲，我和他常常坐在维族餐馆外面的露台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这儿的啤酒不再存放在下水道里了，餐馆老板终于买了台冰箱。这是中国经济改革后的又一“巨变”，不过我已经开始怀念过去的日子了。在北京，让你怀旧伤感的事情，可能仅仅发生在一年之前。

这个城市平静地度过了北约轰炸事件的一周年。没有任何的抗议活动或者公开纪念活动；国外媒体上有一些报道，如此而已。夜晚渐渐暖和起来，我们俩在餐馆的露台上坐到夜深，看着商贩们来来往往。有些人也已经成为往事了：坐在黑色奥迪车里的钱商，往自己手臂上按烟头的维族商人，街上不再有他们的踪迹。

有一天，从北朝鲜大使馆出来了一伙男人，他们的车停在餐馆门前，是来吃午饭的。波拉特和其他几个维族朋友正在吃饭，他们都抬起头看着那些人。过了好一会儿，波拉特终于站了起来，走到旁边北朝鲜人的那张桌子去。“我喜欢那个徽章，”他指着其中一个的大衣翻领说：“我给你1美元，你把它给我吧。”那个徽章上是金日成的像。

那些北朝鲜人根本不理他。波拉特说：“两美元。”

北朝鲜人站起来，往餐馆外头走去，桌上的面还没有吃完。我们再也没在维族餐馆里碰见他们了。

那一年夏天，波拉特买到了新的身分文件。有一天，他在美国大使馆附近的服装市场里转悠，碰到了一个中国人，那中国人说他是个“签证顾问”。他们攀谈起来，那人给了波拉特一张名片，上面写着“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那间公司就在雅宝路附近，波拉特去了一趟。那人说只要8千8百美元，就会安排好一切，包括签证材料、签证申请和机票。波拉特又去了几趟，考察这个公司是否可靠，最后他同意了这笔买卖。

第一步，是要给波拉特捏造一个合情合理的故事。那人研究了一下波拉特的护照，草草记下了他之前出国做生意的经历，然后比对着替他设计了个没有瑕疵的身分。那人决定，波拉特应该有一个中国大学的高等学位，并且与好些国际公司做生意，参与了高层次的贸易活动。重要的一点，波拉特要是个有钱人。

通过关系，那人给波拉特弄来了新的文件。有个政府盖章的文件证明了波拉特的高等学位，另一份文件让他成了一家大型贸易公司的老板。一份银行帐单证明了波拉特有将近300万美金的财产。他还获得了一张新的中国公民身分证，证实他有4个孩子。波拉特要抚养这么多孩子，银行里又有巨额的存款，签证官会认为，他只是要出国出一趟差，肯定是要回来的。

波拉特一直到所有事情安排妥当以后，才把他的新身份告诉了我。他向我解释整个申请计划，并且强调，从法律角度而言，他的文件并不是假的。文件本身是百分之百真实的，只是里面包含的信息是假的。波拉特的新生活就如同这些文件一样真实。

美国这边的手续更为简单，不需要任何的政府表格或银行证明。那间文化交流公司在洛杉矶有一个联系人，他会弄来一个公司的信笺抬头——当然这个公司并不存在，准备好一封邀请信。那封信很短，语焉不详，是用“特别英语”写成的：

亲爱的波拉特先生：

我很诚意邀请你2000年10月出访美国，为期两周。

此次出访的目的是请你检查我们的产品，并与一些美国公司展开会谈。有些美国公司批发出售此类产品。不过，你需要亲自来查看货物，并谈妥交易价格。

波拉特去美国大使馆进行签证面谈的前一天，那个顾问仔细盘问了他5个小时，确保他能把自己的故事自圆其说。这个故事包括了波拉特那些曾经去其他国家做生意的经历，这些经历证实了波拉特的新身份。即使是那些亏本买卖——烂在尼泊尔境内的葡萄，哈萨卡斯坦那一大堆虫蛀的衣服，都摇身一变，成了一个精明商人成功的商业之旅。他在人生之路里踏出的一步步脚印，自然而然地带领其走向了今日的成功：一个腰缠万贯的男人，一位四个孩子的父亲，一名即将出访洛杉矶两周的企业家。

波拉特去了大使馆做签证面谈。真正的面谈时间不到5分钟。签证官问波拉特的问题只有两个：你打算在美国呆多久？你的护照上说你是在新疆出生的，是这样吗？波拉特回答：两周。是的。签证官往他的护照上盖了个章，说道：“欢迎到美国来。”

记录D　来自乌龟的话

地下之城和很多其他安阳出土的文物一样，是依靠书写记录的力量重新发现的。20世纪以来，安阳成了整个中国挖掘最为细致深入的地区，而所有的出土文物都可以回溯到甲骨文的时代。很多代的中国人，那些揣着地图的考古学家和拿着洛阳铲的农民，他们都来到这里，四处寻找东亚地区已知的最古老文字。

这样的搜寻始于一场灾难：一个羸弱的男人，一个羸弱的国家。1899年，北京，王懿荣的一个亲戚患了疟疾，医生开了一条中药的药方，其中一昧药是“腐朽的乌龟壳”。他就从当地药方里买了一个老乌龟的壳。要把它磨碎做药之前，有人留意到龟壳上面有些符号，看起来像是古代中国的文字。人们就把龟壳拿去给王懿荣看。王懿荣是清政府的官员，任国子监祭酒（注：清朝最高学府的校长），也是研究古代铜器铭文的专家。他开始研究那片龟壳，然后还去药店把其他的龟壳也买了回来。

现在，有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这个关于疟疾的故事是不可信的，对于重新发现甲骨文的确切日期，他们也是争论不休。不过，王懿荣是第一个正儿八经地收集刻字龟壳的人，这点是毫无争议的。他也确实是在北京的药铺里买到那些龟壳的——那时还叫做“龙骨”。学者此时开始管它们叫“甲骨文”，意为“刻在龟壳和骨头上面的文字”。

甲骨文被发现的时间很不凑巧。它们出现在19世纪末期，那时鸦片战争已结束，中国的清朝帝国正处于分崩离析的边缘，一步步走向瓦解：缅甸北部和九龙割让给英国，东都和安然（注：都位于越南境内）割让给法国，朝鲜和台湾割让给日本，满洲割让给俄国。德国人获得了采矿权，法国人得到了建造铁路的特权。美国人表面上宣布放弃帝国主义霸权，他们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听起来对中国有利，不过实际上他们和其他入侵者也是一丘之貉。中国涌来了更多的外国传教士，更多的外国商人。到19世纪末，山东境内民众反外的仇恨，促使一伙底层的农民和劳动者纠集起来，成了一个叫“义和团”的组织。“义和团”，就是为正义组织集合起来的打手。这些人针对外国传道士和中国基督徒，以他们为攻击目标，有些人成了暴徒和杀人犯。暴乱在整个国家蔓延开来，清政府应付式地做做镇压的样子。但实际上对民间爆发的这种愤恨情绪，很多清朝官员暗自感到高兴。

在如此不稳定的时局下，王懿荣仍然在解译甲骨文的工作上取得了迅速的进步。这就是甲骨文的神奇之处：从重新发掘的那一天起，它们就可以进行解译。不像古埃及文字，好几个世纪都无法辨识，直到罗塞塔石出土以后情况才改观。中国文字是现今仍然使用的最古老的文字系统，而王懿荣猜测，这些龟壳可能会让中国的书写历史回溯到更早的时候。他认为这些甲骨文出现的时间是在商朝，19世纪的外国学者们称这个时期是“虚构的”，因为除了一些铜器上刻的铭文以外，当时还没有发现任何有关商朝的书写记录。

然而义和团比王懿荣的行动要更快。他们屠杀了不少传教士和外国工程师，切断了电报线路，炸毁了火车轨道。到了1990年夏天，开始有外国军队在通商口岸聚集，与清政府的势力冲突不断。到了6月份，清朝终于和义和团站到了一边，向外国势力宣战。在首都，暴民们包围了教堂和大使馆区，外国人都躲在这里面。

作为清朝的官员，王懿荣接到的命令是担任北京一群义和团人士的指挥官。他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个差事。他知道清朝的力量不堪一击，不过他也知道职责比理性更为重要。8月14日，基本由日本人、俄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和法国人组成的外国联军，一共两万人，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北京。外国联军从东面进入这座城市，慈禧太后和年轻的皇帝向西逃亡，奔向西安。然而对王懿荣来说，“逃亡”不在他的选择范围之内，“受辱”也不在。在城中心附近的锡拉胡同里，这个学者喝下毒药，跳进井里。和他一起自杀的，还有他的夫人和他大儿子的媳妇。

王懿荣自杀后，刘鹗拿到了他收集的大概1000多块甲骨文碎片。刘鹗是王懿荣的朋友，也是相关领域的学者。

国王研究着龟壳上的裂纹，说：“会有灾难降临；可能会传来些令人担忧的消息。”

只要我们召集3000个男人，号召他们去攻打敌人的防线，我们就会获得足够的支持。

未来10日无灾。

甲骨里有牛的肩胛骨和龟的腹甲，腹甲是保护乌龟腹部的壳。古人用这些东西来书写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它们的表面较为平滑的缘故。在商朝的仪式上，巫师会在甲骨上钻出一些凹痕，然后用灼热的东西烘烤那些凹痕，直到壳表面裂开。这时巫师就能听到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声音：已逝的商朝皇帝所说的话，还有控制风雨雷电的各种自然力量。此时需向神灵和祖先献上祭品，巫师通常会为未来的事情占卜。在以后的朝代里，这种使用骨头和龟甲的毡铺有时被称为“乌龟的声音”。

皇帝和巫师们会对裂纹进行分析，在流传下来的铭文中，可以看到他们对占卜结果的记录，好些是相同而重复的。我们常常认为书写是一种历史，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对过去（尤其是远古）的描述通常是趋于理想化的。然而，中国考古学所发掘的现象却不啻于反讽——已知的最早的书写雏形，用于尝试描述未来：

未来10日无灾。

国王去狩猎场那一天，将不会遇到大风天气。

娣（音）不会中止这份协议。

甲骨占卜里最长的卜文不到200字，不过大部分的卜文要简短得多。目前已知的，除了一些铜器上的铭文以外，甲骨上的文字就是商朝的书写内容。考古学家认为，商朝应该如随后的朝代一样，也有些写在竹简上的文字；不过在中国的中部平原里，竹子很快就腐烂了。在安阳这样的地方，雨水很容易就渗透到干旱的泥土中，易腐的物品都不能长久保存。这一点使中国的考古有别于世界上其他的地区。埃及地区气候干燥，古莎草纸保存了好几个世纪。在近东地区，古文字通常刻写在耐久的泥板上，考古学家发掘出一整套种类繁多的书写文件记录，包括有王室公告、赋税记录、学生作业等等。闪族小孩和国王的说话，你都能听见。但中国的商朝呢，你听到的就只有乌龟的话了：

今晚无灾。

国王的祖父易托梦给他。

为给父亲易招魂，我们杀了3头牛，献上了30只斩下头的牲畜和30只圈养的羊。

甲骨本身呈现美丽的旧象牙色。由于埋在土里好几千年，它们的表面还有一抹淡淡的金色。漫长的时间，也使甲骨与手工艺发展的过程无缘。没有人确切知道甲骨上面的凹痕是用什么工具刻出来的。至于商朝如何获得这么多的龟甲和牛骨，目前也仍是一个谜。甲骨是一种全然的创造，如同一本上天送往人间的书籍。

刘鹗几乎什么都做一点儿。他是学者，也是医生；他开了一家织布厂，也做卖盐的生意。他对于数学、矿井、铁路和水利工程的研究都很有造诣，并以此闻名。政府控制黄河的持续泛滥，是由他提供的指导和建议。他也是一个著名的古玩收藏家，这也是他买了王懿荣那一堆甲骨的一个原因。刘鹗和他的朋友王懿荣一样，工作效率很高，1903年发表了第一本甲骨文的拓印本。

不过，涉及到外国人和政治的问题，刘鹗也和王懿荣一样，遭逢了厄运。不久，他就因为非法贩卖国库贮存的小米给外国人而入罪。这是个莫须有的罪名，是别人陷害的。1908年，他被发配到新疆——那是中国的西伯利亚，对于一个文雅的知识分子，那儿无异于世界的尽头。一年以后，刘鹗就去世了。

我们需在秋殇时斩首献祭。

我们进行了相关仪式，向先祖父丁报告了国王的眼疾。

将有灾祸发生。有人会带来警告。

迁徙的甲骨似乎带来了诅咒；亦或是这灾祸已在中华帝国里生根发芽，甲骨的遭遇只是它的一面镜子。此时正是中国的艰难时期，如同刘鹗自己他那本叫《老残游记》的小说里所写的一样。在《老残游记》的序言里，刘鹗写道：

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洪都百炼生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棋局已残，吾人将老。

“甲骨诅咒”的另一个受害者是端方，他是清朝的两江总督，也使全中国数一数二的大收藏家。他特别痴迷于古代的青铜器，其中一些上佳的收藏品，如今陈列在纽约大都会美术博物馆和坎塔斯城的纳尔逊·奈特金兹美术馆里。甲骨也引起了端方的注意，据记录，每买进一个刻写在甲骨上的文字，他的花费都超过了3盎司的银子。其中一个替端方购进甲骨的中间商，是最初发现这些甲骨来源于安阳的人之一。

端方对外国人较为友好，这是广为人知的。在义和团兴起的时期，他在陕西任总督，保护了很多当地的外国传教士。外国势力平定了义和团的暴乱以后，清政府被迫出面道歉并赔款，并终于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革新。1905年，皇帝发表诏令，命令5名特别大使出访西方国家，考察其他国家的政府机构，回来后为如何建立本国的政府机构提供参谋。和其他大使一起，端方带着中国代表团出访了美国和欧洲。

1906年1月，端方到达三藩市，随行的还有60名侍从，以及750件行李，每件行李上都用中英文标注着“中国皇帝特派使团”。这时期还有些尴尬。美国此时通行种族隔离的法律，该法律禁止中国人入境，但时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宣布清朝的使团获得了特别赦免。在三藩市，耶利米·W·詹克斯作为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为欢迎中国代表团发表了一番讲话：

当然，诚如我们两国人民的共识，你们也会理解，美国拒绝中国劳工入境的法律，此法律适用于今日，未来也将继续推行。然而，另外一方面，中国其他阶层的人，尤其是学者和从事政府职务的优秀官员，今日我们非常欢迎，未来也是如此……

根据当时的报纸报道，清朝的特派使团利用美国政府对其特别赦免入境的机会，偷运了至少一名中国劳工入境；这些劳工是他们在来美国的船上结识的。

这次旅程很顺利。端方的血统一半是满族，一半是汉族；有时他随身带着两张不同的名片，上面分别写着他满族和汉族的姓氏。他的外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使团参观西点军校的时候，他裹着一件及地的皮大衣，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当时的气温是零下四度，在西点军校，端方对自动门和马铃薯削皮机最感兴趣。他和罗斯福总统在白宫的蓝屋会面，还去参观了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美国财政部和标准石油公司。路过内部拉斯加州时，他还专门去了州监狱转了一圈。在欧洲，端方特别喜欢官员们穿的军队制服；回到中国以后，他也学欧洲的做法，穿着中国禁卫军的制服照相。

不过，他从西方带回的某些做法和习惯，在中国却不太能为人接受。1909年，他被控在慈禧太后的葬礼上有不敬表现，当局解除了他两江总督的职务。据传说，当时端方允许摄影师为随从们拍照，还让一个摄像师拍下了葬礼的一些庄严仪式。端方还允许技术人员用陵墓周围的树架起电线。端方被解除总督职务后，新的职务是担任一条新建国有铁路的监管人，这条铁路是由外国货款兴建的。这时，民众中已经开始弥漫起一股反清和反满族的仇恨情绪，1911年10月，武汉地区的驻军发动兵变，这种仇恨情绪终于爆发了。这次暴动越演越烈，涉及范围越来越广，此时清廷命令端方运送其部队前往四川。

端方的部队揭竿而起，转而反对他们的首领。据传，最后关头端方声称自己是汉族人，而非满族人，想用这一点取得反抗士兵的信任；不过他的立场改变得太迟了。反抗者斩下了他的头颅，把他的身体埋在四川，提着他的头去了武汉；这一残忍的举动表明了他们推翻清朝的决心。

地球的另一面，一列前往堪萨斯城的列车里，孙中山在丹佛的报纸上看到了武汉起义的消息。那一年圣诞节的时候，他回到中国；1912年元旦，他在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出任“临时大总统”。2月12日，清朝最后一任皇帝溥仪退位。不久，孙中山在和军阀袁世凯的权力斗争中占据了下风（袁世凯的一个儿子娶了端方的女儿）。不过，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孙中山，都没有足够的力量领导整个国家；1925年，他们俩都去世了。中国的未来危机四伏，军阀和外国势力虎视眈眈，国内混战一触即发。

我们为平息大风献上3只羊，3条狗和3头猪。

今天有人会带来坏消息。

未来10日无灾。

从一开始，北京的药商就很聪明，不肯透露那些“龙骨”的来源。药商想要垄断整个市场，后来买甲骨的人越来越多，他们还故意告诉购买者错误的信息，隐瞒了甲骨的来源地。1904年，好些外国人看到刘鹗那本关于甲骨文的书后，都开始收集甲骨。这些收集者大多是传教士，包括有弗拉特·H·查尔方特教士、库寿龄教士和保罗·伯根教士。他们收集了这些甲骨之后，一半会捐献给博物馆，接受捐赠的博物馆有卡耐基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和苏格兰皇家博物馆。

不久市面上就出现了仿造品。在北京和上海的古董市场，工匠们已经学会了如何把商朝的文字刻到骨头里，也学会了辨别哪些人容易上钩。保罗·伯根教师收集了70片甲骨，自豪地捐赠给怀特赖特学院，然而经鉴定他收集的甲骨大部分是伪造的。这时，像端方这样的中国收藏者找到了真甲骨的来源地，并派出中间商前往安阳。安阳当地的老百姓疯狂地挖掘着。1904年，一群前往安阳搜寻甲骨的人与当地居民发生了冲突，两路人马打了一架，又闹上了法庭。一个当地长官为此事烦扰不堪，最后他决定：禁止挖掘甲骨。

不过，在安阳这样的地方，禁令通常没什么作用。农民们遵循天气和政局的变化行事：一旦时世艰难，比如洪水毁了庄稼，或者干旱得厉害，或者一场军阀的战争耽误了下种的时机；农民们就开始挖掘甲骨。有时候，重大的发现凭的就是好运气。1909年，当地的一个叫张学贤（音）的地主去地里收土豆时，被一大堆甲骨绊倒了。村民们常说，张学贤挖土豆挖出了钱来。这个一夜致富的故事迅速传开，1926年时，一伙土匪绑架了张学贤，索要巨额赎金。

张学贤的家人要马上筹到现金，只有一个办法。他们和其他村民谈好条件，让他们来自己的地里挖掘甲骨，挖到甲骨所得的利益对半分。农民们分成了3组，大致划分了彼此的挖掘范围。不过，挖掘工作开始以后，就没有人再管原来划分的范围了。每一组的人都飞快地挖着，他们又恰好挖向了同一个地方。他们各自朝自己的目标奋力前进，三条隧道越靠越近，最后整片土地塌陷了。四个人被活埋在地里；幸好还是被救了出来。这就是“营救张学贤”挖掘故事的结局。

国王（细看着龟壳上的裂纹），说：“可能会有雷暴。”

国王（细看着龟壳上的裂纹），说：“很好的兆头。”

今晚无灾。

然而，甲骨出现的时候，中国正陷入一场深重的危机之中，这场危机远非政治或经济困局那么简单。到20世纪初，外国军队已经用实力证明了他们比中国军队强大得多，而外国的政治体系显然也更加有效。有些中国知识分子甚至认为，从历史的角度而言，西方仍然占了上风。西方人认为变化更替是自然发生的：法老灰飞烟灭，古希腊分崩离析，罗马帝国免不了陷落的命运。没有历史的延续性和儒家的保守性所带来的重担，西方人似乎看容易考虑和计划未来。西方对未来的考虑，并非如“今晚无灾”这般的短视，而是踏踏实实的考量，着眼于长远的发展。

西方的历史流动性更强。西方历史中，曾出现过一些关键的时刻，欧洲人重新发现了半熟悉半外来的古老价值体系，由此完成了文化的改造；例如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新古典主义时期。甚至考古学也与西方的变革传统紧密结合。19世纪的欧洲，考古学由逐渐兴起的中产阶级所掌控，他们对古代的描述是一条清晰的轨迹——由石头至青铜至铁，这反映了笃信物质文明进步的现代信念。

然而，在中国，知识分子回溯过去，看到的只有更多更长的中国历史。一任任的皇帝，一个接一个的朝代，无限循环的过去。在这个世纪之交的转折点，中华文明忽然感到一阵窒息，更有激进者提议，要摒弃一切传统的事物。20世纪初，一群中国的知识分子自称为“疑古派”，他们质疑漫长的朝代更替中，传统的历史文献被反复地复制和研究，究竟有无真实性可言。对这些怀疑论者来说，早期的“朝代”例如夏朝和商朝，缺乏可靠的证据，可能并不存在。这些知识分子觉得历史就是一个圈套，一条条墨守成规的传统，阻碍着中国走向现代化。

“疑古派”对甲骨不屑一顾，认为都是今人伪造的。作为回应，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派学者更勤奋地工作，解析甲骨上面的文字，希望能早日验证它们的真实性。其中一个最卓越的学者是王国维，他利用甲骨上面的刻文，还原了商朝的皇族家谱，使甲骨文研究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王国维解析了甲骨上刻的名字，与历史典籍里的名字做比较，证明甲骨上的皇族姓名符合典籍的记载。对于商朝是否存在的疑问，王国维的研究踏出了至为关键的一步，证明了商朝文明的确留下了可靠的文献。

王国维痴迷于过去，对来说，甲骨文只是古老历史的其中一个元素。他是一个忠诚的君主主义者，全心全意地相信清朝会复辟。清朝最后一任皇帝溥仪也持有相同的看法，在宣布退位以后，他仍然住在紫禁城内。在朱红色的高墙内，生活一如既往，似乎什么都没发生。日子仍然按照清朝律令设定的日历来计算，溥仪依然举行各种传统的仪式。1923年，溥仪任命王国维做“南书房行走”，工作包括对宫殿里的珍宝进行分类。整整一年，王国维住在这清朝的最后一个角落里，研究古画、封尘的卷轴、还有经过漫长岁月的洗礼后长满了铜锈的青铜器。1924年，一个军阀终于逼迫“皇帝溥仪”放弃了他的宫殿。不到3年以后，王国维终于意识到，清朝帝国是一去不复返了；他就在前清庭建的颐和园里投湖自尽。他去世以后，一个学者朋友写了篇悼文，里面写道：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呈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20年代后期，考古学终于让疑古派和拥古派走到了一起。疑古派对考古这个学科本来就很有兴趣，他们指出，甲骨的挖掘过程并不科学。这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们都在奋力呼吁，要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和思想；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这样的呼声就传遍了中国大地。

及时是拥古派的人支持考古学，他们希望能挖掘出能证实商朝存在的确凿证据。1928年，新建不久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选择了安阳作为中国第一个考古遗址，组织人们进行系统的挖掘工作。

当时的学者们知道，国家正处于危难时期，留给他们的时间也许很短。从表面上看，国民党政府统治着中国，然而威胁的力量无处不在：北方有那些残酷无情的军阀，内陆地区是永于献身的共产党人，而日本人已经入侵了东北。随后的10年，中国大地上风云变幻，安阳的挖掘工作同样进行得飞快。1928年，勘探队在洹河的西岸发掘了784件刻字的甲骨。同年，日本人暗杀了一个北方的军阀，正一步步争取满洲的军事控制权。国民党政府正式在南京建都，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开北方的混战。在国民党的打压之下，年轻的毛泽东率部逃往内陆，在江西建立了苏维埃的基地。

相似的故事继续着，一年又一年。1929年：考古学家在安阳挖掘出刻字的象牙、动物骨头和龟壳。1930年：共产党的武装势力占据了长沙10天。1931年：日本人完全接管了满洲。考古学家在安阳发现了大象的下颌，以及鲸鱼的肩骨和椎骨。鲸鱼的发现令人惊叹，离安阳最近的海也有几百公里。1932年：清朝最后一任皇帝溥仪，同意在新建的满洲国“登基”——他只是日本人的傀儡，日本人在长春的假宫殿内安插的假皇上。一年后，面对着国际上的批评反对之声，日本人退出了国际联盟。

1934年，考古学家在安阳挖掘出四座大型陵墓，这些陵墓很可能是属于商朝国王的。到处可见有组织的活人陪葬的痕迹：一行行头盖骨，一副副整齐排列的骨骼。此时的中国南方，在国民党的打压之下，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人被迫离开江西，开始四处奔走，日后这段行程被称为“长征”。1935年，安阳勘探队组织了中国考古学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发掘：1天雇用400个农民。那一年，他们挖掘出10座皇家墓陵和1000个坟墓。更多的头盖骨，更多的骨骼。还有甲骨和青铜器。长征在江西结束。

未来10日无灾。

今晚无灾。

甲骨文的时期横跨了不到两个世纪，大概在公元前1045年结束。从甲骨文的记载看，那段时期的时间观念很强。商朝有严格的历法，其中有不同的纪念日，纪念不同的祖先。那时候，骨头被烧裂，献祭在进行，文字刻写在龟壳上。每当皇室家族的一个重要成员去世，商朝历法上就增加一个特定的纪念日。一代代人过去，历法上献祭的纪念日也一天天地增加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历法预言了3000年后共产党人统治北京时发生的事情：敏感日期的不断递增。

商朝的记录中，早期的刻文更为详细。通常，这些记录反映了商朝统治者的恐惧：敌对部落的名字，皇族出现的疾病的描述，庄稼和天气出现的问题。商朝的仪式反映了其皇室的架构，而在甲骨文中还可以找到很多不同巫师的名字。有时候，一片甲骨上既刻写了对未来的预言，同时也记下了预言的实现与否。

不过随着时间推移，这种细节性的描述越来越罕见了。在较后期的甲骨文中，记载通常非常简单，且囿于形式：“未来10日无灾。”甚至连刻写的字体都改变了：早期刻写的文字很大，且不规则；而后期刻写的文字小巧紧密，整齐划一。这让人感觉到，随着一代代人的流逝，商朝的仪式已经逐渐固定了下来。历史传承到商朝最后一任皇帝手里时，历史已经那么漫长：他为商朝皇室的建立者汤举行献祭仪式，而此时与汤的年代至少隔了有22代人之久。“未来10日无灾。”这句话像咒语一样，在随后的甲骨文记录中反复出现。其实，当时的商朝肯定陷入了与敌军的战争，不久以后，它就被邻近一个叫“周”的部落所征服了。然而，直到最后，甲骨文的记录仍然一成不变；没有任何的文字记录表明，商朝文明正处于危险之中。“未来10日无灾”。

1936年，安阳的春季挖掘计划本来安排至6月12日结束。6月12日下午4点，在一个标记为H127的坑里，挖掘者惊奇地发现了一大堆的龟壳。在1个半小时内，他们挖出了大概3000片甲骨。这次挖掘由年轻的考古学家石璋如带领完成。

一年以后，石璋如将不得不和其他人一起，离开安阳。1937年12月，日本人会占领首都南京，杀戮几万平民。国民党政府逃亡到内陆，最终在长江边上的城市重庆建立一个临时政府。考古学家们则走上流亡的道路，把在安阳发现的大部分重要文物转移到别的地方。他们护送着这些古代的珍宝，坐火车，坐轮船，又搭乘卡车和货车，辗转了大半个中国。在打败了日本而共产党的力量崛起之后，国民党最终将再次逃亡，这次的目的地是台湾。很多考古学家会跟随国民党去台湾，携带着大批的甲骨和其他文物。

然而，在1936年6月，这一切仍是未知。关于当时的情形，石璋如的日记里是这样描述的：

我们自然是把挖掘工作推延了一天，以为一天时间就足够完成挖掘和整理工作，然而那些文物的数量是如此惊人！结果，事实比小说更为离奇。勘探发现所带来的快乐，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期待！H127里的文物与其他挖掘点不同，没有出现好坏相杂或是凌乱的状况；刚好相反，所有东西都堆放得整整齐齐。显然，我们必须采用一种新的挖掘方法和记录了。

考古学家和雇来的农民一起，用了4天4夜，挖掘了大量龟壳和泥土，重达3吨，包括了1万7千多片甲骨；是迄今为止同一地点出土甲骨数量最多的。当地还没有修路，工作人员用铁丝把这些文物绑在一块块木板上。他们把文物运到了火车站，随后一辆火车飞驰往南京。

石璋如的日记里还有另外一个细节：

与这些记录文献一同出土的，还有一具人体骨骼。

7　今夜你并不寂寞

2000年12月26日

每天夜里，工厂宵禁以后，艾米莉都会听着收音机逐渐入睡。在那家首饰厂，她和其他三个女人同住一间宿舍；晚上，她们都坐在艾米莉的床上，全神贯注地听着电台的节目。她们在工厂里做的是文书工作，比生产线上的普通工人住宿条件要好，那些女工一般是10个人一间宿舍。不过，她们晚上收听的都是电台的同一个节目。这个节目叫做“夜空不寂寞”，据说每天晚上收听“夜空不寂寞”的听众有1百万。女主播胡晓梅可能是深圳这座一夜之城里最出名的女人了。

对艾米莉和她的同事们来说，胡晓梅只是一个模糊的身影。这个女主播的日常生活，有些细节已经被深圳杂志所披露：她年近30岁，起初来深圳也是做工厂女工。她身材不高，相貌也不是格外出众。她很少在节目里说自己的私生活，偶而说到的时候，也是含糊带过。不过，对于像艾米莉这样认真的听众而言，这些信息已经足够让她得出一些结论了。“我知道，肯定有个有钱人曾经爱上了她。”艾米莉有一次告诉我说：“她可能考虑过要不要接受，不过最后她没有选择和这个有钱人在一起。虽然，和有钱人一起会让自己的生活过得舒适得多，但她还是决定要靠自己闯出一片天地。如果她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她就不会像今天这么成功了。”

虽然胡晓梅极少提起自己的私生活，她却有一种天赋，能把别人的故事娓娓道来。“夜空不寂寞”是一个听众打来热线电话的直播节目；很多听众都是外地来深圳的移民，用工厂宿舍的电话打给电台。有些人打电话去聊自己工作上的烦恼，有些人是说自己家里的事情，不过大多数人都是讲述自己的情感问题。这个打电话的他可能是担心他留在村子里的情人，而另外一个她讲的是她不堪回首的分手过程。有时候，有人反复地打进热线电话，他的故事就不断展开，可能会持续一整周。在这个城市里，所有的工厂宿舍看起来一模一样，工人们的作息时间表安排得极为紧张，而电台里的故事听起来却有着无穷无尽的可能。有个最为离经叛道的故事，给艾米莉和她的同事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个30多岁的女人打电话过去，说她有许多次的一夜情。她常常去酒吧，勾搭上某个男人，然后跟他回家。她不想再这么干了，她想找一段稳定可靠的恋情。不过她仍然没找到她的真命天子。胡晓梅没有批评这女人的做法，她只是倾听这女人的话。”

艾米莉认为，这正是女主播胡晓梅最了不起的地方。“她不会贸然下结论。她会细细的分析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再做出判断。”胡晓梅有时说的话会非常尖锐、不留情面，她还会及时地给出具体建议，不过她同时也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安静地倾听。女主播的声音低沉而沙哑，说起话来语速很慢。她从来不会表现出生气或沮丧的样子。很多打电话去的人属于同一类；那些年轻女人为婚前是否应该和男朋友同居举棋不定，想听取她的建议。在中国的内陆地区，这样的事情通常不会发生，因为来自家庭的压力非常大。然而，来到深圳的年轻人有了更多的自由，只要他们没有被做工工厂的宵禁所限，他们就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很多思想传统的人会说，年轻人不应该同居。不过，如果打电话的年轻女人听起来足够成熟，她已经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胡晓梅会说两个人同居是可以的。”

1999年末，艾米莉已经在首饰厂上了两年班。那一年她23岁，已经是她所属部门年纪最长的女性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艾米莉逐渐弄清了工厂里的社交动态，包括不同工人之间的关系，还有台湾老板这个人的本质。台湾老板仍然追逐着厂里的漂亮女性，所有人都知道他经常叫鸡。不过艾米莉看穿了他，这只是个懦弱的男人。艾米莉一点儿也不怕他。

艾米莉工作到第二年时，工厂里所有湖南籍的工人联合起来罢工，要求老板给他们更高的工资。在工厂的世界里，地域性的关系是很有力量的；工人会为新来的同乡们介绍各种工作生活的情况。有时候一整条生产线的员工，可能都出自同一条村子；在工作的地方，他们说着自己的家乡话，其他人都听不懂。有些管理者会避免请来太多来自一个地方的人做工。当艾米莉以前找工作的时候，时不时会在招工点看到这样的告示：不招四川籍工人。不招江西籍工人。

在艾米莉工作的工厂，有20个湖南籍的工人，几乎都是男的，好些还有亲戚关系。他们都在生产线那一层工作，还未熟手的工人在那儿一小时赚12美分。他们只有在紧急订单下来、要超时工作的时候，才能赚到足够生活的薪水。

那些湖南人静静筹划了好几个星期，然后他们在一天之内同时请假，几乎都异口同声地说是家里出了急事。他们把正式的告假信拿到艾米莉的办公室，艾米莉把信交到台湾老板的手里；此时的老板不知所措。如果所有的湖南籍工人请假离开，工厂的生产就会立即陷入停顿状态。

老板到隔壁的工厂去取经。隔壁也是一家首饰厂，那儿的台湾老板要更为能干，他清楚那些外地工人的心理。他来到艾米莉所在的工厂，与湖南籍的工人交谈。首先，他倾听工人们抱怨的情况，从中认定这次“罢工”事件的几个带头人。随后，他花了些时间，批评了工人们这种鲁莽的做法。最后，他私下向那几个带头人承诺，会给他们和他们的亲戚加工资。

每个人都回到了工作岗位上。有些人仍然是拿着1小时12美分的薪水。下一年，老板逐渐地裁掉一些工人；有些工人自己辞职不干，老板选择替代人选时也很谨慎——最后，工厂里再没有一个来自湖南的男工人了。

文书这个职位的流动性也很大。做这份工作的人都受过一定教育，这些20多岁的女子有太多事情要考虑了：究竟要不要结婚生子？究竟要不要回家乡去？她可能会找一份新的工作，甚至自立门户做起生意来。艾米莉写给我的信里常常说起这些人事变动和新的机遇：

露露可能要辞职了，之后她要自己做生意。她的公司只有她一个，公司名字会叫作“芊芊首饰”。陆云等待着她变为我们公司第二把手的那一天，到时候除了老板以外所有人都要听她的。等到所有的老员工——包括我和露露都走了以后，陆云等待的那一天就会到来。除了我们三个以外，还有一个叫何金花（音译）的女生也在这儿干活，做会计。不过她应该干不长，她家里人要帮她在湖南老家找工作，还有找老公。

对艾米莉来说，陆云是个神秘莫测的人。开始艾米莉给我写的信里，形容陆云是个“心地十分善良”的人，不过渐渐地艾米莉改变了想法。她发觉，陆云会在同事背后捣鬼，暗地破坏大家的关系；还常常在老板面前谄媚地说好话，背地里却狠狠地骂他。工作一年以后，艾米莉很想知道陆云到底关心什么。那个女人看起来完全自有一套。

有一天晚上，艾米莉躺在宿舍的床上，照例听着胡晓梅的电台节目，一个打通热线电话的女子格外引起了她的主意。那一个星期，那女子又打了好几回热线电话，慢慢地，艾米莉意识到这个人的声音为何对她格外有吸引力。她讲的故事让艾米莉联想起陆云：

“她说她受过小学教育，刚来深圳时在一家工厂做女工。后来她又去别人家里做佣人。那时候她觉得其他人都看不起她，因为她来自农村。她开始自学。最后，她为了拿到一个专科学院的文凭，参加了它一系列的自学考试。由于种种原因，她没有完成所有的考试，于是她用钱买了一张假文凭。假文凭这种东西如今你上街就能买到。她确实买了假文凭，不过她也确实学习很刻苦。她本来就有那张文凭的水平。

有了新的学历，她找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她工作非常认真，职位也越升越高。不过，她时不时会做些事情，确保其他同事没有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如果一个低级员工升了职，她就会想法子使些招数，让她没办法再升上去。她很坦白地说出这些事情。她说她只有在感到自己的地位被别人威胁时，才会这么干。其他时候她对公司里的所有人都很好，大家也很喜欢她。他们并不知道她藏了什么心眼。

她也讲到了自己的家庭。她说她常寄钱回家给父母，也写信给他们。该做的她都做了，不过她心里并不爱她的父母。她一点也不想管他们的死活。

她打热线电话去电台，并不是像其他人一样寻求建议，只是因为她有倾诉的欲望。她讲完了自己的故事以后，胡晓梅问道：‘你不怕其他人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吗？’那个女孩回答说，其他人永远都不会知道她的心思，她太善于隐藏自己了。她还说，对于自己做过的事情，她从来都不后悔。

她挂了电话以后，胡晓梅评论说，这种人是无可救药的。她说这个女人的心肠太坏、冷漠无情，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无法拯救她。”

实际上，艾米莉和她父母的关系，并不如她所期待的那般亲密。她的父亲是个很有造诣的数学家，在涪陵教师学院是拿最高等级工资的教授。他去过两次美国，为学术会议做论文报告，这种经历在涪陵这种小地方是非常罕见的。不过，即使是这么成功的往事，在中国的过去，可能也只变成惨淡的阴影罢了。艾米莉还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有一次，她写了一篇英文的文章，里面讲述了她父亲的背景：

“我的父母像我一般大的时候，整个国家正处于一团混乱之中。当时的社会政治为先，知识分子被认为有向资本主义靠拢的嫌疑，被下放到干校接受劳动改造。我的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从四川大学毕业后，就被下放到一个煤矿，工作了八年。”

那个煤矿位于涪陵南面的深山之中，毗邻贵州省的边界。很多知识分子面对这种情况，都会感到绝望；不过艾米莉的父亲是在农村长大，他只是想方设法让自己好过一些。他在煤矿的时候，不断向组织申请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总是遭到拒绝。和艾米莉一样，他的脸宽宽的，颧骨很高，眼睛显得很友善。他的身上流露出一种安静、沉着的气质；无论人们是否受过教育，与他相处都会感到舒适而自在：

“我觉得，他在煤矿工作的那些年，生活过得并不是太苦。那儿的人们都很尊敬他，给他安排了个相对轻松的工作，让他做会计。即使到了现在，他的故事还被当作奇迹在当地的工人中流传：人们说他只是看看账簿就能算出余额。”

艾米莉出生在1976年，当时她的父母还在矿上工作。那一年，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随后政府允许她们一家搬回涪陵。在涪陵的家中，挂了很多毛主席的画像，还摆着他的塑像，艾米莉和姐姐、还有比艾米莉小两岁的弟弟，都在那儿长大。1980年代中期，艾米莉的父亲终于加入了民盟，民盟是中国9个合法的政党之一。在涪陵，知识分子似乎都愿意加入民盟；不过这个组织像中国其他所有的政党一样，都得服从中国共产党。“实际上这些党派没有什么影响力。”有一回，艾米莉对我说：“我父亲说，每次共产党说了什么话，民盟马上就会附和。不过，在民盟自己的会议上，他们会说说自己的想法。他们不能公开地说这些话，不过至少可以在内部说一说。”

当艾米莉还没长大的时候，她的父亲从来不跟她谈政治。艾米莉相信教科书上说的每一句话。她相信共产党版本的历史、政治和时事。而她在学校用的空白练习本，甚至都不是全然空白的。每一本练习本的封底，都印了两句话：

台湾、苏联和越南通过电台散布谣言和假话。

我们强烈呼吁大家不要听敌人的讲话。

随着时间的推移，毛主席的画像和塑像都从艾米莉的家中消失了。偶尔，艾米莉的父亲会说出只言片语，透露出他并不同意当局的态度，但他从来不会长篇大论地发表这样的观点。对于艾米莉来说，人生的转折点是在大学时期。她对于英语系里某些官员的受贿行为感到非常厌恶，并且她还觉得，学校制定的很多规定，都是为了阻止学生自由思考和提出疑问。她不喜欢刻板的宿舍生活；读大学的头一年，她就向学校提出申请，要求回家住。她是班上唯一一个不住宿的学生。毕业以后，她写了一封信：

“我讨厌政治上那些冠冕堂皇的话语，因为我曾经对那些话信以为真。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逐渐展现在我眼前：那些身居高位的人说一套做一套。我的父亲在五十几岁时才意识到这一点，我想，他应该比我要痛心得多。”

艾米莉的父母和他们的两个女儿在不同的时代，往相反的方向渐行渐远。艾米莉父母年轻的时候，变革推广到农村，那时候共产党正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一波又一波的试验。20年以后，艾米莉和她的姐姐迁徙到了城市；她们去的不是普通城市，而是深圳这一个“经济试验室”。两代人参加的试验截然不同：上一代人是政治上的试验，而这一代人是经济上的试验；第一代的试验是全国性的，而第二代的试验实质上是从一个个人、一个个私人决定开始的。

于是，父母自身的经历无法给他们的孩子提供什么指导。艾米莉想起父亲的事，就会意识到，她父亲的职业生涯基本是由别人的决定掌控的。“我想父亲会有遗憾。他有些同班同学出了国，或者做了一番很成功的事业。父亲知道自己错过了一些机会。”而艾米莉的父母却觉得，艾米莉和她的姐姐常常很任性。艾米莉读大学时和黯逆（Arny）拍拖，开始她妈妈是不同意的。“我妈说，我年纪太小，不应该交男朋友。我对她说，你结婚时岁数比我现在还小呢！她就说这是不一样的。”

不过，这种代沟对艾米莉的弟弟而言，似乎是最难适应的。艾米莉的弟弟极其聪明，他继承了父亲的数学头脑，但他的性格非常害羞内向。这个年轻人进了大学，读的是计算机系，但他后来退了学。他更喜欢读哲学和宗教的书籍，有一段时间，他迷上了法轮功。他常常说，他讨厌钱这个东西。他到21岁的时候，还从来没有工作过，仍旧跟父母住在一起。他的时间大部分用来下象棋，他的棋艺非常棒，简直出神入化——在格子棋盘上，他找到了一种符合逻辑的和谐。有一次，他跟艾米莉说，如果她读一些孟子的书，她就会变得更漂亮；因为真理会在她脸上散发光芒。艾米莉不知道如何回应。家里人考虑过，要不要送他去接受心理治疗。当我问起艾米莉的弟弟时，有一次她回答说：“我弟弟是现代化的牺牲品。”

艾米莉呆在深圳的头一年，她的姐姐继续迁徙，在浙江省找到了工作。很快她的姐姐就结了婚，然后父母开始为艾米莉担忧起来。艾米莉觉得这很可笑：“当我和黯逆在一起时，他们觉得我年纪太小了。现在，他们却觉得我年纪太大了！”1999年8月，艾米莉的父亲去了一趟深圳，头一回与艾米莉的新男友朱云峰见面。朱云峰只上过一年贸易学校，如今在一家生产电炉、高压锅、电饭锅和其他厨房电器的工厂里工作，是生产线上的主管。

父亲的态度让艾米莉知道，父亲原本期待她会找到更相称的对象。不过，父亲并没有试图让她改变主意。艾米莉的父亲不是那种霸道的角色，生活也教会了他如何接受不尽如人意的事情。其实他的女儿也还未决定要不要嫁给朱云峰，甚至根本还未决定“结婚”这件事。“我不喜欢举行婚礼。婚礼上总是有很多人，他们一点儿也不关心你怎么样。他们只是要来看看，和你结婚的那个傻子是谁，婚礼的各个细节准备得怎么样。他们来参加婚礼，只是来看看你有一个怎样的婚礼罢了。”她从来未打算就这些事情征求父母的意见。当她考虑到这些私人问题时，更多的是打开收音机听取胡晓梅的建议。

这个电台主播成了艾米莉在深圳的守护神。每当艾米莉谈起道德问题时，她都会提及胡晓梅的建议，似乎女主播开的是万无一失的灵丹妙药。有一次，当我们谈到深圳未婚同居的情况，艾米莉委婉地提醒我，不要直接地向人们提出这种问题。“在这儿，我们不会公开问这样的问题。”她说。“比如说，胡晓梅就建议，如果你和一个男人同居，你不应该告诉别人。这会影响到人们对你的看法，特别是以后你要和这男人分了手。绝口不提是最明智的。”

在我和艾米莉的几十次谈话中，反复出现的词就是“胡晓梅、胡晓梅、胡晓梅”。最后，我终于和电台取得了联系，约了一次对胡晓梅的访问。访问之前，艾米莉给我做足了功课，她向我描述了那些热线电话中最为有趣的人物，那些让她在宿舍感动至深的故事。她还再次提醒我，胡晓梅喜欢过一个有钱人，不过他们在交往中出现了问题。

这个电台女主播个子娇小，五官小巧，有一头黑色的长发。她不停地抽着卡普里的薄荷烟。我们在深圳市中心一间四川饭店见面，约在一个单独的包房内。她带了另一个客人来，她介绍说这是她的朋友，对美国记者很感兴趣。那个年轻男人有一点发胖，留一头长发——在中国，这是艺术气质的明显标志。那男人安静地坐着，听我们的谈话。

胡晓梅说她自己是“夜猫子”。我们那天吃晚饭的时间已经不早了，而她的一天才刚刚开始；她的电台节目安排在11点直播。胡晓梅告诉我，她对美国文化很感兴趣，不过她并不会说英文。她喜欢雷蒙德·卡佛的故事，她读的是中文译本。（“可以从这么个微小的细节里展开这么多的故事！”）在饭店里，胡晓梅讲述了她来到这个一夜之城的故事。

她在江西的一个小镇长大，那儿以开采煤矿著称。她的父母是初级的采矿工程师。他们的生活不算贫穷，但赚的钱也不多。她从小就想离开那个地方。“我是个很内向的人。我习惯自己跟自己说话，还想象自己是在做电台节目。那时候我就想，如果我真有机会做电台节目，我会有很多东西想要说。”

1992年，胡晓梅20岁，移居了深圳。她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矿泉水厂干活，那时候她每月的工资是70美元。晚上，她经常收听电台的热线电话节目；在改革开放初期，这种节目逐渐在全中国风行。有一天晚上，她终于打进了热线电话。她没有像绝大多数打电话的人那样，是要征求别人的建议，她只是想和听众说话，说自己那个要成为电台主播的梦想。她是个很善于讲话的人，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后，她留下了自己的工作地址和电话号码。

“我打过电话的第二周，就收到了好几摞的信件，还接到了100多个电话。”胡晓梅回忆道：“不过那家矿泉水厂把我开除了，因为我偷用了公家的电话。所以我失业了。我把所有的信件捆成一堆，拿着它们去了电台。电台的人问我想做什么，我说我像成为这个热线电话节目的主播。他们说我年纪太小了。那年我只有20岁，也没有任何相关经验。不过，其中一个电台的长官决定给我一个机会试试。当时我跟他说，我只有20岁，还不了解很多事情，但是很多听众却都跟我一样，所以可能我能够了解他们，能和他们沟通。”

她记得她第一次上电台节目的日子：1992年12月22日。不到8年之后，“夜空不寂寞”成了深圳最受欢迎的电台节目，胡晓梅本人最近刚出版了一本书。她说，每晚听了那么多的故事，这个节目让她逐渐成熟了起来。她认为深圳对女人来说，是个特别不容易的地方。这儿的离婚率要比内陆高，生活也没那么稳定。“这儿的压力更大，因为拥有了自由。”胡晓梅说：“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想法很重要，也没有人会关心你的私人生活。这跟内陆的情况很不一样，在那儿，你的父母会告诉你该怎么做。这儿你拥有了自由，但正是这种自由带给你压力。”

她提到自己的婚期，说按照中国人的标准，她结婚算晚了。她打算明年结婚，到时候她就30岁了。她提到结婚的事以后，我就问起了关于她未婚夫的问题，这时她忽然沉默了下来。“他喜欢写作。”过了一会，她温柔地说：“他现在可能还不算成功，不过他是一心一意地做这件事的。我觉得这就够了。我们关心彼此。”她又停顿了一会儿，继续说道：

“我不喜欢用这个社会的标准来作为我自己的标准。我曾经和一个很有钱的人拍拖，他是深圳的一个大开发商。他关心的事情只有他的生意。有一次，他在一栋新楼前安了几只巨大的石狮子，然后用80万元的价钱卖给人家；本来那些石狮子就值20万元。用四倍的价格把一个东西卖出去，这就算得上成功了吗？”

她点上了另一根薄荷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不管怎么说，”胡晓梅说道：“他也不喜欢有些人知道他，只是因为他是‘胡晓梅的男朋友’。”

过了一年，当我再次经过深圳的时候，我和胡晓梅又吃了一顿晚饭。我们是打电话约的，当时她跟我说，她会带着新婚的老公赴晚餐。

我走进餐厅，看见一个男人陪伴着她——那个人稍稍有点发胖，留一头长发，就是第一次采访时陪她来的那一个。胡晓梅看着我，有些羞涩地笑了，说：“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还不想告诉你我和他的关系。”

1999年冬天，艾米莉经常打电话和写信给我。圣诞节前，她寄了一些她工厂的样品给我，是一些白、蓝、粉红颜色的塑料珠子做成的手镯，装在密封的袋子里。艾米莉说，我可以送给美国的姐姐。

不过，她的来信则要阴暗得多：“我恐怕不能再写信给你了，最近我的睡眠很差，常常头痛。”

她埋怨工作每天都是例行公事，让人麻木。她也担心自己的不快乐会让朱云峰伤心。她在信里写道：“坦白说，我的男朋友很聪明，对我也很好。他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我自己身上。我只是需要一点时间，才能从这种莫名的消沉情绪中恢复过来。我正在努力。”

艾米莉总是对自己很苛刻。我写了一些涪陵教书时候的事，其中有些是关于艾米莉她们班的，我把那些文章发给了艾米莉。她回信说：

要谈到我自己，我觉得这是个最难以说清楚的话题。你似乎比我的大多数朋友要更为了解我。在那些朋友眼中，我只是一个温柔可亲的女孩。不过，对于自己是不是你笔下的那个品格高尚的人，我尚没有什么自信。是的，我喜欢独来独往。不过我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不擅于和别人交往；我不会分享他们的欢乐、悲伤，也不会彼此关怀。

我做老师的时候，会注意到一个现象：那些最优秀的女生常常会被一种孤独感所困扰，而男生中基本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大多数情况下，男生都没有女生那么成熟，即使是最为出色的男学生，也喜欢和别人一起胡闹和开一些粗俗的玩笑。像威利这样的学生毕业之后会迅速成长，然而很多女学生读书的时候，就已经很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了。

在我当初教书的地方，英语系大一最优秀的学生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女孩，她和同龄人格格不入。亚当教过她一些课，她常常在课后去找亚当交谈，锻炼她的英语能力。那一年暑假，她回到了家乡，从一栋桥上跳了下去。亚当和我对她的死所知不多；她班上也没有一个和她亲近一些的同学。在中国，女性比男性自杀的数量更多，而自杀女性占女性人口的比例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倍——这个数据比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都要高。很多这样的自杀案例发生在农村地区一些受过一定程度教育的女性身上。她们并不属于贫穷的人；如果一定要找出什么原因，大概是她们在受教育的过程中瞥见了更美好的生活，那种无法实现的梦想让她们绝望。

艾米莉读书的时候，她们班的同学都很喜欢她。尽管她自己常常有一种孤独感，但她却是受人欢迎的。不过，她去了深圳以后，我就有些为她担心。2000年初，她已经变得满腹怨言了。有一阵子，她跟我说想和朱云峰一起做生意，卖车床车削，不过由于要很多的投资，她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她觉得自己被工厂和宿舍之间的生活困住了。她在一封信里告诉我说，她如今每个月挣230美元，是刚工作时工资的一倍。不过，收入的增长并没有改变任何事情：

我不喜欢我的工作。我有时候会头疼，工作时常常犯错误。虽然我的工资一直在涨，但我对这份工作已经失去兴趣了……

你知道有哪些工作既有趣、又能给整个社会带来好处的吗？我想找一份这样的工作。

我每次到深圳去，都尽量在关内和关外都呆一段时间。围墙的建立是一种政治上的分界，不过它同时也代表了一种文化上的分野：一旦你跨过关卡，就会发现人们谈论的事物截然不同。在关外的世界里，艾米莉和其他工厂的工人们常常说起胡晓梅，不过深圳市区内的那些中产阶级和上流人士却极少会提起那个电台节目。他们中的好些人跟我说，有个叫缪永的小说家更为精妙地描述了他们的生活。她引起了政府审查官员的注意，最近出版的书大多都被禁了。

我给那个作家打了电话，她说我们可以在市中心一栋高层建筑的西式咖啡厅里见面，那家咖啡馆很流行，而且离她家很近。她今年29岁，还没有结婚。她总是不停地抽着卡普尔薄荷烟。她个子娇小，留一头中长的黑发，眼睛和嘴唇化了浓妆。她告诉我，她喜欢看亨利·米勒小说的中文译本（“他的书也被禁了呢。”）。

缪永在中国的西面——甘肃省长大。她的父母是医生，1960年代中共进行开发西部的运动，她的父母就从东部沿海地区发配到了甘肃。缪永在甘肃上了一所教育学院，毕业以后就搬到了深圳，找了一份当秘书的工作，业余写些小说。1998年，她出版了第一本小说，名字叫做《我的生活与你无关》，这本书很快上了畅销书榜。书中故事以深圳为背景，主角是一个移民到深圳的女人，书中讲述了她的故事：她从一个普通女秘书逐渐变成有钱港商的情人，一度过着极为奢华的生活，最后却和港商分道扬镳。这本书卖出7万本以后，就被当局禁售，主要是因为里面出现了关于毒品、赌博和性滥交的描写。如同许多在中国国内被禁的书一样，这本书的被禁反而刺激了人们的好奇心，书的销量也直线上升——不过此时所有的售书都是盗版货。在深圳市中心的街头和人行天桥上，小贩们出售这些书籍的黑市版。在证券交易所门口的人行道上，我看到一个街头小贩正在卖《我的生活与你无关》，这本书就放在《我的奋斗》（希特勒）的翻译版旁边。

“我所说的‘你’，指的是这个社会。”当我问起缪永这本书的标题时，她这么告诉我。“我的意思是，我的生活应该由我来掌控，别人无权干涉。”她解释道，物质主义是推动小说故事情节的关键力量。“每件事情都和钱有关；每个人想的第一件事都是钱。在深圳，这总是变成一个交换的问题：你可以用爱换钱，用性换钱，用各种感情来换钱。”

虽然这本书被禁了，但作者缪永却因为它而致富。这本书的版税付清了以后，缪永就把她的小说删去了敏感的内容，然后改编成一个电视连续剧，这个连续剧很快就流行起来。为了让连续剧更好地通过审查，她把书名“我的生活与你无关”改了，改成看起来更积极一点的标题：“这里没有冬季”。最近，她正在写其他的电影和电视剧剧本。她打算写下一本小说，这次小说的背景设置会更加小心，她不会再指出故事是发生在深圳或其他什么具体的地方。她认为，自己的第一本书之所以被禁，是因为官员们担心小说给这座试验城市带来了不好的名声。

这本书的腰封上有作者的个人简介，上面的第一句话写的就是缪永的血型。缪永和中国许多时髦的年轻人一样，相信血型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性格。缪永告诉我，深圳这座城市让她最感兴趣的一点是个人主义：“过去，中国的集体主义观念很强。所有事情都是群体思维的。但现在，在深圳这样的地方，你完全可以自主决定你到底要做一个怎样的人。”缪永的血型是O。当我问起她深圳那些臭名昭著的舞女酒吧时，她向我介绍了她最近的男友。这个男人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非常勇敢地陪我去了各种各样的娱乐机构；在那些地方，男人们只要花上几百块钱，就可以租一间包间唱卡拉OK，叫来穿着迷你裙的年轻小姐们陪着聊天、喝酒，并把水果放进小姐们的嘴里。

艾米莉不喜欢这本小说。我给了她一本《我的生活与你无关》，后来她告诉我说，这本书是为那些生活在关内市中心的“白领”阶层所写的。对于艾米莉而言，书中的世界和她的深圳根本不是一回事。艾米莉说，小说的女主人公没有灵魂，她关心的只是钱，从一个男人的床上跑到另一个男人的床上。“太混乱了。”艾米莉说：“你必须能掌控自己这方面的生活。”

艾米莉的评价与胡晓梅如出一辙。胡晓梅很坦率地对我说，她不喜欢缪永写的书，她觉得书中的故事是不道德的。而小说家缪永同样很不喜欢女主播胡晓梅。在这位小说家看来，只有那些住在工厂宿舍、只受过一点教育的女人，才会对胡晓梅的电台节目感兴趣。虽然这两个女人有很多相似点，至少她们都是年轻而独立的女性，也都抓住了这个新兴城市的灵魂；不过显而易见，她们俩之间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在这座一夜之城里，她们各自占据着属于自己的世界。

艾米莉认为自己是属于工厂领域的人。她生活在关外，住在宿舍里，工厂的日程控制着她的生活。深圳的自由让她反感，但同时也吸引着她。虽然她不能清晰地说出自己的价值观，但她还是常常谈论道德的话题。有一次，她告诉我说，她看了一部好莱坞的电影，里面的情节让她非常困扰，因为女主角和很多男的上了床。但当我问她，如何看待深圳的开放和她家乡的闭塞，她说这个新城是一个进步的表现。“这儿的一切都比过去要好，”她说：“不过，我们不应该越过一些界限。”

“什么样的界限？”

“和道德有关的。”

我问艾米莉，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她一手托着腮，专注地思索了好一会儿。“就是那些传统的道德观，”她说：“好比两个人结婚了，就应该对彼此忠诚。”

我们说起了那本畅销书《我的生活与你无关》，我问艾米莉，她觉得书中所表现出来的道德观源自哪里。“很多人说，这种观念是改革开放以后从西方传过来的。”她说：“我觉得这话从某种程度来说是对的。很多深圳人觉得，西方国家更加先进，而中国的传统观念很落后。”不过，在艾米莉看来，这本书的叙事逻辑太灰暗了。“这本书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深圳这所新城根本没有灵魂。书中的每一个角色生活都是一团糟，他们无法找到内心的平静。”

过完了农历新年，2月份的时候艾米莉和朱云峰开始了同居生活。他们在离深圳关口20里左右的地方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那地方离朱云峰上班的工厂很近。由于他们住的那栋楼房造的时候太匆忙，水泥建的楼梯到处都是裂缝，不过他们住的房子还过得去，厨房里也有一些基本设备。从艾米莉来到深圳后，这地方成为了她第一个不称之为“宿舍”的家。

还有另外一对四川籍的情侣住在他们那一套居室里。两对情侣各住一间房间，客厅则共用。客厅里有一台彩电，一架VCD机，一张小茶几，还有一张做沙发用的床。有一间房间里挂着张海报，上面是一对没穿上衣的外国男女亲热的画面。海报是上一个租客留下的，大家都懒得把它撕下来。在中国，这种照片很常见；只要拍摄的对象是外国人，人们似乎就没有觉得受到冒犯，反而会感到一种浪漫的情怀。

艾米莉没告诉父母租房子的事情。平时上班的时候，她仍然住在宿舍里；到了周末，她就和朱云峰住在租来的房子里。有一天，艾米莉的妈妈和她打电话的时候，直截了当地问她，是不是和男朋友住在一起。“我什么话也没说。她从我的沉默里知道，我们是同居了。”从那以后，妈妈和女儿再也没有说过这个话题。

朱云峰又获得了一次升职，如今他每个月赚360美元。加上艾米莉的工资，他们两个人一个月可以赚600美元，而每个月他们都能节省下来一半的钱。

4月里一个工作日的晚上，艾米莉第一次违反了工厂的宵禁。她下班以后就离开了，第二天早上上班的时候才回到工厂。工厂老板把她叫到了办公室。

“他问我昨晚几点回来的。”艾米莉后来告诉我。“他这人就是这样，说话总是拐弯抹角的。他不是问我昨晚回来了没有，他只是问我几点回来的。”我对他说：“我今天早上回来的。”我没有找借口骗他，也没有做任何解释。他不知道该跟我说什么；我觉得他听了不知道该怎么反应，是表现得很生气呢还是大笑两声。他直直地瞪着我，最后他终于走开了。

几周后，工厂里的另一个年轻女人开始违反宵禁的规定。

不久以后，工厂老板把生产线上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工叫到自己身边，任命她为“私人秘书”。那个女工来自湖南，只有18岁。艾米莉告诉那个女工要小心她的老板，还把老板那些风流逸事都告诉了她。最后，工厂老板把艾米莉找来，为此事和她对质。起初，他还是拐弯抹角地说话，问艾米莉说其他人都怎么评论他。这一招并不管用，于是他进入了正题。

“你是不是跟其他工人说，我很好色？”老板问道。

艾米莉回答：“对啊。”

老板干笑两声，假装在开玩笑；不过事实已经很明显，他不想再让艾米莉留在自己身边了。艾米莉利用空余的时间开始找工作，不久，她在一家托儿所找到了一份老师的工作。那家托儿所还是在关外，不过那儿没有台湾老板，没有工厂宿舍，也不用上夜班。艾米莉会在托儿所里教英文。

6月，她辞了职。工厂老板批评了她。“你变了。”老板说：“你曾经是个温顺的女孩。自从你找了个男朋友以后，你就变了个人。”

“我没有变。”艾米莉说：“我只是认清了你这个人。”

那一年夏天，深圳就要20岁了。这座城市在1980年8月被指定为“经济特区”，如今它的发展正处于关键的时刻。中国正在为加入世贸组织做准备，这意味着，对深圳工厂的一些税收减免政策要结束了。而中央政府里总是不缺反对经济特区的声音，有好些手握大权的官员认为，特区的特殊优惠带来了贪污行贿的现象。2000年，深圳副市长由于涉及一宗房产诈骗案而被捕。

深圳当地的经济仍然蓬勃发展，不过近年来发展速度有些放缓。过去，一些亚洲国家如南韩、台湾，都曾经发展过类似的“特区”或“特别城市”，一般以出口加工业闻名。这些地方自有一套发展的规律：起初，劳动力密集型的轻工业兴起，随后大量的工厂迁至内陆，因为内陆的工资水平更低。最终，这些地方转变为高科技工业区，昔日“国家经济引擎”的地位不再。从规划之初，这些城市就注定是兴旺一时、随后衰落，就如同只盛开一回就凋谢的鲜花。

不过，深圳的试验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它影响了社会的其他方面。在深圳20周年生日之前，我去了当地，针对这座一夜之城的历史和文化，访问了一些市民。他们是这么回答的：

“深圳人很勇敢。中国人通常会对新事物怀有疑惧，但深圳人可不是这样。他们愿意去尝试新事物，也愿意冒险。”

“深圳是个没文化的地方。这儿的人只关心钱。”

“这儿的年轻人都很乐观积极，不过中年人就显得有些消极的样子。这是座属于年轻人的城市。”

“深圳和美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美国为人们提供了很多机遇，深圳也是这样。在深圳，你会有拥有一个自由的生活。人们不会对你的私生活指指点点。我来到这儿以后，就觉得整个人像被解放了一样，过得很开心。如果我还留在内地，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离婚。”

“人们说深圳像美国的西部，不过这话并不是很准确。美国的西部原来只是缺乏人力去开发，后来它发展兴旺起来的原因是由于铁路的缘故。深圳的成功则是因为政治上的因素，全是邓小平的关系。如果当时邓小平是希望云南做”经济特区“，那么云南也会一下子发达起来的。”

“我跟深圳一样，也是个试验对象。你看我年纪这么小，就自己挣钱生活了！”

“在深圳，没人在意你的过往和你的背景。人们唯一关心的问题就是你的能力如何。你能做到吗？这个问题才是关键。”

我去过好些中国的城市，从来没有一个像深圳一样，给我如此分裂的感觉。围墙分割了工厂的世界，而社会阶层的划分甚至更为鲜明。不同年代的人几乎没有交集，这儿大部分人的父母都留在了内陆。艾米莉和其他居民一样，常常说起“白领”和“蓝领”阶层的区别（她认为自己属于“蓝领”）。胡晓梅是“蓝领”女性中的佼佼者，缪永则属于“白领”。这是个由一个政党所控制的国家，在深圳这个城市，却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属于某个族群；在短短20年内社会能变得如此隔阂，是个令人惊叹的现象。

不过，好些隔阂之处就如同深圳的围墙一样，是人为造成的，实质却不乏共通之处。改革开放带来了整个社会阶层的改变，社会呈现一种上升的流动趋势，然而整个制度仍然让人感觉是未完备的。甚至在美国这样以“平等主义”著称的地方，仍然会有老式的家庭和学校，也会有人选择传统的生活方式。在如今的新环境下，中国还没有发展到这个地步。很难去定义个人的教育程度、经验和决断力如何与成功挂钩；“成功”目前仍然是一个含糊的概念。骗子们在这样的大环境里最是如鱼得水，甚至在北京这样政治敏感度很高的城市，也有相当数量专门卖假身份证的人。在深圳，这种特殊的交易成了产业链的一部分。艾米莉在工厂工作的时候，负责处理工人入职登记的事宜；她告诉我说很多工人用的身份证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在当地的一家沃尔玛门前，小贩们叫卖着假的大学文凭，价格不到100美元。一个在深圳卖假身份证的商贩告诉我，他在过去5年用过5个不同的名字。

这个城市看上去有着极强的计划性，一切都井井有条的样子：千篇一律的宿舍和流水线，隔开关内关外的城墙，社会阶层的分裂……尽管如此，仍然有很多来到这儿的人觉得自己和这座城市格格不入。这座一夜之城意味着很多的机遇，然而很多外来的人离开家乡还有别的原因——他们都是不安分的人。（就像艾米莉说的那样：“心里有些什么东西在召唤。”）

一个年轻的女人来到深圳，可能先到工厂打工，做一些廉价的珠宝；几个月以后再换一份工作。另外一个外来的女工顶替了她原来的工作，表面上看来，一切都没有改变：工厂仍然不断地生产着廉价首饰。不过，你完全没有办法凭此想象，一个人的思想在这种新的环境下是如何改变的。

同样，你也很难判断，究竟20年的历史对这座城市有何意义。20周年那一天越来越近了，当局几乎没有任何庆祝或纪念的意思，领导们没有要审阅部队，工人们也没有假期。中央政治局里没有一个官员出来为此发表讲话。据报道，来自中共内部的指令是，官员们要尽量淡化深圳20周年的事情。

到了20周年那一天，《深圳特区报》推出了报纸的珍藏版。头版头条的标题用粗大的字体写着：

“无尽关怀，伟大实验”

珍藏版的第一页有邓小平题写的毛笔字，还有江泽民一篇很长的公告。江泽民形容深圳是“过去20年来中国推行历史性改革的缩影”。在街上的报纸摊上，我拿起了两本很流行的女性越月刊。杂志封面上的那些标题压根儿没有提到20周年的事：

100个深圳女企业家创业的故事

初恋的结束

为何人们要在结婚前同居？

为何她们要选择坠胎？

一个老男人的陷阱

一夜新娘

访问深圳女企业家的故事

我不是一个女人

我在深圳的最后一天晚上，朱云峰回家时非常沮丧，他那一天的工作很不顺心。那天下午，他手下的一个工人出了事故。为了一件新产品的订单，工厂的工人们正在超时工作，这时候最容易出事故了。那件新产品是铝合金热水瓶。工人的伤势不是很严重，不过朱云峰还是跟艾米莉说，他想一个人呆一会儿。

我在深圳的时候，朱云峰有时会跟我说说他工厂的事情，也会问问北京的生活，不过多数的时间他都不会加入我和艾米莉的谈话。在中国，一个年轻女人要是有男友之外的男性友人，是一件不太寻常的事情；但朱云峰对我的出现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他是个冷静沉稳的男人；很多中国男人对女友都有一种不安全感，会表现得很霸道，但朱云峰不是这样的人。我是个外国人，也是艾米莉以前的老师，大概这两点也和我们得以保持友谊有关。不过我知道这种情况是特殊的，以后应该会越来越少地听到艾米莉的消息了。我和女学生们的交往都有这样的规律：她们一旦结了婚，就会有一段时期，不怎么和我联络了。一旦她们的生活安定下来——通常都是有了小孩以后，她们会再和我联系上。

我在深圳的最后一天晚上，艾米莉和我把朱云峰留在了家里。我们爬上了一座山，山上有个公园，可以看到下面的整个镇子。这就是个工厂区的定居点，规模不大，这种地方在深圳关外很常见：一栋栋商铺和住房，挤在群山之间尘土飞扬的路上；而在两条主干道旁边，工厂和宿舍林立。好些当地的企业生产的是鞋子和衣服；还有一家做电脑配件的工厂近期起了一场大火，烧掉了整个顶层。工厂的白色外墙留下了被烟熏黑的痕迹。艾米莉说那场大火中没有人受伤，不过路那边的另一家工厂几年前有一场大火，就烧死了几个工人。那家工厂生产的产品是塑料做的圣诞装饰和草地上用的塑料桌椅。

两个星期以后，艾米莉就会开始她的教师生涯。她担心自己这两年在首饰厂里干活，英语已经有所退步；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管住那些孩子。不过她很喜欢那间托儿所的环境，每次谈起她的新工作时，艾米莉都情不自禁地微笑起来。她现在把头发剪得很短，额头上的刘海用塑料发夹别了起来。她的脖子上戴着一条式样简单的项链，那是朱云峰送给她的，链坠是一块玉做的龙。艾米莉是龙年出生的。

那天晚上天气温暖，夜空清朗，明亮的群星闪烁。我们站在山顶，高高俯视着山下的景致：一列列低矮的宿舍，在这宵禁前的最后一个小时，每个窗户仍然透着光亮。那是11点刚过。我想知道每个房间里住了多少人，又有多少间房里的人正收听着电台的节目。那晚艾米莉带了她的老式收音机，我们就坐在山顶，听着“夜空不寂寞”。收音机的音量调控键坏了，胡晓梅的声音伴着些微的杂音，在夜空里飘荡。我们聚精会神地倾听着。

第一个打进热线电话的人边说边哭了起来，她为自己对待前男友的态度感到后悔，那个男人如今离开了她。胡晓梅告诉她，这个经历对她来说是件好事，要是下次在恋爱中再碰到同样的问题，她就知道该怎么办了。第二个打进热线电话的人说他想念他高中的女友，如今那个女孩与他相隔两地，在另外一座城市工作。“这儿没有女孩向你微笑吗？”胡晓梅问他。第三个人很伤心沮丧，她的男朋友最近跟她说，想分开一段时间；那个男人非常好，即使明知道她说得不对，也会听她的话。胡晓梅说：“如果你都错了，那个男人仍然听你的话，那么他就是有什么毛病。”

山下，工厂的灯光一排排地熄灭了。有时候，一层楼的窗户忽然全都黑了下来，或者一整栋楼的灯光一瞬间消失不见。从来没有一盏灯独自点亮。那些房间里的工人控制不了电灯开关，所有事情必须按照工厂的规定；宵禁时间一到，灯就全部熄灭。

最后一个打电话的人是个女的，她和一个男人同居了好几年，但她背着男朋友不断地有出轨行为。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做，她的男友经济条件优裕，有一份很好的职业，生活习惯也很好。胡晓梅逼问她为什么做出这些不忠于男友的举动，她就反问这个主播是否看过缪永的小说。

“我不喜欢那本书。”胡晓梅直截了当地回答。“你不能按照那本小说去过自己的生活。问题是，你没有自己的原则吗？”

艾米莉看看我，咧嘴笑了。“夜空不寂寞”深夜12点结束，伴着杂音，收音机里传出了一连串的广告。山下最后几间工厂的灯光也熄灭了。一切陷入了黑暗之中。

有那么一会儿，我们俩静静地坐着。我想起了艾米莉好些天前说过的话。那时候她尝试用历史的角度去看待深圳这样的城市的改变。“在原来的社会里，人们过着群居的生活。”她说：“最后，这些群体分裂成一个个家庭；如今又继续分裂，变成了许多不同的个人。最后，生活就成了一个人的事情了。”

她停了一会儿，看起来不太开心。“如果你能找到某种完美的社会主义之路，这对社会发展来说当然是最好的。”她说。“然而这是绝不可能的事情。只是一个美好的空想罢了。”

当时我问她，是不是想离开深圳了。她摇了摇头。在她看来，孤立的处境也有一些好处，它强迫人们做出自己的决定。“结果就是人们会有更多的能力。”她说：“也会有更多的创造力。随后，就会出现更多不同的想法。到时候，就不会出现‘所有人想法都一样’的问题了。”

我问她：“你觉得这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变化？”

艾米莉沉默了。尽管我愿意相信一旦人们学会自立自主，整个制度就会自然而然地改进；但我也不知道自己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如今我还看到了深圳的断裂：高墙耸立的城市，高墙耸立的工厂，远离家乡、孤独生活的人们……我不知这一切，今后将会如何发展成一个融洽的社会整体。

我看看艾米莉，意识到这个问题对她来说并不重要。自从她来到深圳以后，她找了一份工作，辞了职，又找了另外一份。她谈了恋爱，违反了宵禁。她给一家工厂老板发过死亡恐吓信，还和自己的老板据理力争。她今年24岁，一切都挺好。她微笑着，回答我的问题：“我不知道。”

8　移民

2000年10月

波拉特最后一回用人民币跟我换美元的时候，汇率已经掉到了8.4元兑换1美元。那时候波拉特抽烟抽得很厉害，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他想赶快把手里的人民币现金都换掉，于是我带了450美元去跟他换。我们交易完以后，波拉特介绍我认识了另一位雅宝路上信得过的钱商。他的举动是出于好意，不过那时候我就知道，我的“黑市交易岁月”要终结了。如今雅宝路上的黑市汇率已经降得很低，与官方的汇率相差不大，我没必要再来黑市换钱了。而且，在波拉特离开以后，我大概也不会回到雅宝路消磨时间。没有了他的雅宝路，对我来说已经是另一个模样了。

那一个星期，我们常常去那家维吾尔族餐馆碰面。波拉特告诉我说，他考虑去美国以后，可能会定居以下四个城市：洛杉矶、纽约、华盛顿、还有俄克拉荷马市。

“俄克拉荷马市？”我问道。

他看见我狐疑的神情，马上解释道：“我听说了，俄克拉荷马市的天气很热，而且风很大。人们说那是个糟糕的地方，有点像新疆的南部。”

我告诉他，他听来的评价大概是正确的。波拉特说，不少维吾尔族人都在俄克拉荷马市附近定居了，有些人还在当地的大学读书。那儿还有一个维吾尔族人的小社区，是以维吾尔族知识分子西迪克·阿吉·蹂之为中心建立的。西迪克常常给“美国之音”那些关于维吾尔族的广播节目写稿。他的妻子热比娅以前是乌鲁木齐市一个成功的女企业家，有好些年，中国政府都树立她为楷模，以她为成功的少数民族榜样。然而后来她丈夫在“美国之音”的广播节目踏进了某些中国当局禁止言说的雷区，于是在新疆的妻子被逮捕入狱，罪名是泄露了“国家机密”。大部分人都认为，热比娅所做的事情不过就是寄了些中国国内媒体的剪报给她的丈夫。热比娅·卡德尔被逮捕以后，就成了最著名的维族政治犯。不过，外国利用外交手段敦促中国当局释放她的努力，一直都没有成功，热比娅从此被扣押在狱中（又过了好些年，到了2005年的时候，热比娅终于被批准出境，从此离开中国）。

波拉特说，俄克拉荷马市只是其中一个选择；他还考虑去纽约市或华盛顿，那两个地方也有不少维吾尔族人居住。他最担心的事情是到了洛杉矶机场后能否通过移民局的出境检查。他的签证只允许他在美国呆两周，他的计划是到两周后签证失效时仍然留在美国，然后申请政治避难。有朋友告诉他说，如果他去俄克拉荷马市或者华盛顿D.C.的话，事情会更好办；那两个地方都有些律师，以前就替不少维吾尔族人做过此类申请。

在我和波拉特的交谈中，他常常要我给些建议。然而他即将踏入的世界，对于我这个美国出生的本土公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我计划那一年冬天的时候回美国去，我告诉波拉特，到时候我会介绍些在会说中文的美国朋友给他认识，那些朋友都住在大城市。不过，我对于避难申请的过程一无所知。从一开始，我就很怀疑波拉特的美国计划是否行得通，而现在我担心他会碰到更为严重的问题。我知道，如果他没能在美国成功申请政治避难，然后被遣送出境，他回到中国后可能就要去监狱里呆一段时间。不过，波拉特信任那些他在美国的维族朋友，他决定听从他们的建议。

听着他的计划，我常常觉得他像在玩一个游戏，这个游戏的规则很模糊，却有着高得可怕的风险和代价。在这个游戏里，维吾尔族人的安全地点分布在美国各处，从洛杉矶到俄克拉荷马市到华盛顿；而这个游戏的其中一条基本规则就是：一旦初来美国的人通过设在机场的移民局入境检查，申请政治避难的成功率就会增加。后来，我才知道波拉特所说的这个基本规则是对的。如果有人在美国机场入境时就申请政治避难，他就会被安置到“快速遣返程序”里，由这个程序决定其申请是否有效。即使移民局会考虑进一步审查这个申请个案，申请人可能在此期间会被拘留，如此一来他便很难就申请问题向律师咨询。有时候，这些拘留的人会和普通犯人一起，关押在当地的监狱里。有一个专门负责移民的律师告诉我，他曾经见过一个申请政治避难的人，他被关押在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地方监狱里，还上了脚镣。

还有两天波拉特就要离开北京了。那天晚上，我们在好莱坞夜总会旁边的一家餐馆见面。我给他写了张两千美元的支票。帮波拉特办下签证的那家顾问公司警告过他，身上不能带太多的现金，否则在北京机场出境的时候会引起怀疑。我的支票开给一个在美国的维吾尔族移民，他在美国有银行户口。波拉特在餐馆里数了一沓美元，递给我。我和波拉特交换过多次货币，这还是头一回我换到的是满满一口袋美元。

“你觉得我坐飞机时应该穿什么？”他问我。

“嗯，你的那封邀请信上说你是个生意人，”我说：“那么你就要穿得像个生意人。如果是我，我就会穿一套西装。”

“我现在穿的这套怎么样？”波拉特问道。“我看起来像个生意人不？”

那套西装是深蓝色的，裁剪很糟糕，由于穿了很久，边口都有些磨损了。这套西装让波拉特一看起来就是维吾尔族的黑市钱商。

“你还有另外一套吗？”我尽量委婉地问。

“这是我最好的一套啦。”

波拉特的妻子从乌鲁木齐坐飞机到北京，与他告别。这女人将近30岁，在学校当老师；我和她说不上什么话，因为她不太懂中文。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波拉特跟女人在一起，他看起来很是焦虑，吃饭时紧紧抓住妻子的手。他的妻子看起来却比他还要紧张。

最后一天晚上，我再次和波拉特夫妇共进晚餐，波拉特的一些维吾尔族朋友也来了。那是一个周五的晚上，波拉特的签证顾问替他订了周六飞往美国的机票，据说美国机场的移民局出境检查在周末的时候会宽松一些。吃饭的时候，波拉特没有喝太多酒，不过他一直在不停地抽烟。最后，他围着桌子转了一圈，和大家逐个告别。当他走过来和我握手的时候，我说：“下次我们见面时，就是在美国了。”话说出了口，连我自己都怀疑它的真实性。

波拉特在飞机上一直没有睡觉。他只带了一件小行李，所有东西都装在那个假的新秀丽（Samsonite）旅行箱里，那个箱子是波拉特花了6美元从雅宝路上买来的。箱子里装着波拉特那套西装，两件衬衣，几条裤子，还有一些书。签证顾问叫波拉特带少一点行李，还建议他不要穿那套西装。波拉特那天穿的是牛仔裤，一件全新“老人头”衬衣——当然，也是冒牌货。

他乘坐的飞机在洛杉矶着陆。波拉特拿了他的小箱子，排队等待移民局的出境检查。他随着人流慢慢向前移动，最终到了队伍的最前面。波拉特强作镇定，把他的护照递给检查的官员。那个官员只看了他的护照一眼，就把他拉到一边，做进一步的问讯。

那个官员把波拉特带到了一个小房间里。那儿有6个移民局的人，包括一个会讲中文的翻译。他们问波拉特此次来美国的目的，波拉特就把他那子虚乌有的贸易公司介绍了一遍，说了预先准备好的故事，还拿出了那封假的邀请信。一个移民局的人离开了房间，他要去拨打邀请信上列明的电话。

波拉特在小房间里等着。此时另外一个官员带着一个中国男人走了进来。这男人也是刚刚那趟飞机上的乘客。他大概40岁左右，看起来不是很紧张的样子。然而移民局的人看起来全都一脸不高兴的样子，他们用英语和翻译对话，打着很激动的手势。最后，翻译用中文问那个中国男人，他的护照到底怎么了。

“我把它撕烂了，然后冲到厕所里去了。”那个男人说。

“你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我不想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那个男人很平静地说。“我现在在美国申请政治避难。”他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纸。“这是我的证明。”

移民局的人都离开了房间，商讨应该怎样处理这种情况。过了一会儿，有个人回到了房间。

“波拉特先生，”他说：“你可以走了。”

签证顾问公司的两个联系人正等在机场外面，那两个人都是中国人。他们告诉波拉特，他们的同事接到了移民局官员打来的电话。波拉特给了他们500美元现金，这是他付给签证顾问公司的最后一笔费用。这两个人开车把他送到了洛杉矶的长途汽车站。正是10月，天气却热得出奇。

波拉特在汽车站买了一张去俄克拉荷马市的车票。离开车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他就坐在候车里，看着来往的人们。波拉特是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在中国长大的，已经习惯自去分辨少数民族外表的差异，做了多年的生意以后，他对这种差异更是了熟于心。在美国的长途汽车站，波拉特发现有一些人长得和维吾尔族人有些相似。他估计这些人是西班牙裔。波拉特乘坐的长途汽车人并不多。他发现这车比中国的巴士先进很多。

波拉特喜欢一路上的风景，尤其是新墨西哥。不过他并不喜欢俄克拉荷马市。那儿很热，风很大。他与那个“美国之音”的维吾尔族记者西迪克·阿吉·蹂之见了面，在肖尼呆了段时间。有些维族人在肖尼定居，他们接受了俄克拉荷马教会大学的奖学金，在那儿学习生活。他们没有受洗成为教徒。其中有些人去了当地一间小工厂干活，那家工厂是生产信用卡的。在波拉特看来，在俄克拉荷马市的生活寒酸、看不到希望，他感觉到了当地少数民族的一些不正常状况。几个月以后，他会很坦率地向我解释：“很多印第安人都在肖尼，政府给他们房子住。他们每天喝酒，无所事事，什么活都不干。”

在俄克拉荷马市呆了10天以后，波拉特买了另一张长途汽车票。那辆车往东开，穿过了阿肯色州。途经田纳西州时，波拉特看到了很多的树，多得他这一辈子都不曾见过。而在北京，某天清晨，我的手机响了。

“我在华盛顿。”波拉特说。他告诉我，他如今和其他一些维吾尔族的朋友一起呆在美国的首都，下周开始，他就要上英语课了。我问他是否一切顺利。

“没什么大问题。”他说：“还有些事情需要我去处理，不过我不想在电话里说那些事。明白了吗？”

“我明白。”我说。他说过几周会再打电话给我，我告诉他我一月份会回美国去看他。挂电话前，他要我向他那些雅宝路上的维吾尔族朋友们问好。

9　四合院

2000年10月26日早上8点20分

在北京呆了一年后，我终于离开了那间租来的破旧公寓。还从来一个地方像这个住所一样，给了我一种如此“名不副实”的感觉。我从来没有在我的厨房里煮过一顿饭，也从来没有在房间里看着电视、度过一个夜晚。我从来没有请任何北京的朋友来过我家做客。我没有买任何的家具，也没有往墙上挂哪怕一件东西。我从来没有用这个地址收到过信；事实上，我也不知道这地方的确切地址是什么。绝大多数的夜晚，我都是在外面度过的。我也常常带着我的帐篷和睡袋，去别的城市旅行。有时候我一走就是两个星期。这就是一个自由撰稿人的生活：游荡，写作。

每次回到北京，我都看到一个不太一样的城市。有一次，我因为采访事宜到外地去了一趟，回到北京以后，我就去附近一家我最爱吃的面条餐馆吃饭，却发现那一片地方整个拆空了，说是要建新的住宅区。回到北京的时候我总是感到震惊，有时一个月的出外旅行归来，我就感觉自己成了李伯凡文克（注：华盛顿·欧文短篇小说里的男主角，此人打猎误入森林深处，重新出来时发现世上已经过了20年）。整座首都的旧街区一片片被拆掉，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崭新的楼房。过去，北京城中心有很多“胡同”，并以此闻名。这个词起源于蒙古语里的“水井”，后来用于形容两侧都是宅院的窄巷。到了1990年年代末期，胡同正以飞快的速度消失，然而关于用什么来取代胡同这种特色建筑，人们却只字未提。北京的城市发展争分夺秒，发展的速度成了头等大事。大部分新建的楼房没有任何特色，无非是草草设计、廉价建造、粗糙完工。这些楼房看起来像临时的建筑，一大片连起来就是古怪的新小区，和这座城市格格不入，看起来很快就会被别的什么取代。

在一座流动的城市里，我过着流动的生活。我住的公寓里什么也没有动过，我安身的这座城市最大的特色已经不复存在。在过了一年漂泊不定的生活以后，我终于决定找一个像家一样的住所，给自己一种稳定感。我在菊儿胡同里找了一间房子。对于外国记者来说，那儿并不是一个合法的住所，不过我知道，我只要在那些什么周年纪念日之前避开警察就行了。我只想住在还未拆掉的旧北京城区里，为此我什么都愿意做。

从紫禁城一直向北延伸至旧时的北京城墙，座落着一串的公园和胡同，菊儿胡同就靠在它们边上。这一带很安静，街道很窄，汽车无法通过；并且禁止大型的建筑工程施工。所有建筑都不过几层楼高，很多建筑都只有一层，就是人们所说的“四合院”。城市里那些高速发展的区域有着各种各样的喧嚣，这里却一片宁静，只偶尔从远远的地方传来一两声轻响：风拂过槐树的枝条，雨点从瓦房顶滑落。早晨，小贩们骑着自行车，载着货物，穿过小巷，高声叫卖着。啤酒，醋，酱油。大米，大米，大米。收集破烂的人推着车子走过胡同，想跟居民们买泡沫塑料、厚纸板和废弃不用的电器。有一次，我听到一个男人喊：“长头发！长头发！长头发！”他是从河南到北京来的，在河南一家出口假发和驳发的工厂工作，那家工厂主要做非洲裔美国人的生意。那个贩卖头发的人在胡同里游荡，用15美金买一条漂亮的马尾辫。有个女人从家里出来，手里捧着两条黑色的长辫子，用丝绸手绢包着。这是她女儿上回剪头发时剪下来的。

有些胡同的居民在自家房顶上弄了些临时的鸽子笼，还把哨子拴在鸽子的脚上；于是每次有一群鸽子从头顶飞过时，都会听到哨子的声响。在北京的旧城区，如果听见那些低低的嗡嗡声随着鸽子的翱翔时而升高，时而降低，就表示那一天是晴朗无云的好天气。傍晚时分，负责收垃圾的男人推着车子，吹着口哨，走过整条胡同。口哨声随着他的身影渐行渐远，通常他的身影刚刚消失不见，太阳就徐徐落下。夜晚是宁静的。菊儿胡同里面一张对着窗户的书桌——这就是我在这喧嚣都市里的绿洲。

然而，在北京这样的城市，宁静总是转瞬即逝。我搬到菊儿胡同不久，一个邻居跟我说，有件事情我应该去了解一下。隔几条街那边，就不属于这一片的建筑保护地带了；那儿有个老人，他住的四合院要被拆掉了，他正为此与当局奋力抗争。那间四合院大概有400年历史，住在里面的那个老人也已经82岁了。他向法院提交了两起诉讼，矛头指向政府。那个邻居提醒我说，这种事情会变化很快；他无疑是对的。这件事情从发生到结束，一共用了78天。

2000年8月9日

这男人很老了，不过他可不属于“人老体弱”那一类。他比绝大多数的年轻中国人要高，半个世纪前他曾经参过军，如今他的腰杆仍然挺得像军人那么笔直。他今年82岁了，仍然坚持每周至少打两次网球。他的眼看起来像龟眼一样：深黑色的眼睛耷拉在眼皮底下。然而，每当他说起这片注定即将不复存在的街区，他的眼睛就一下子亮了起来。

“胡同和四合院这种东西，是其它国家所没有的。”他说：“这个房子比美国还要老呢！”

他常常用英文说话。他的名字叫赵锦星（音译），人们都尊敬地称他为“赵老”。他属于“北京精英”的一代，而那一代人消失的速度与胡同一样快。那就是国民党统治中国时期的满族人，他们那一代成长在汉族人和外国人的夹缝之间。赵老的父亲是津礼会的神学家，拥有普林斯顿神学院的荣誉博士学位，他的四个子女从小就学习中英文两种语言。赵老和他的兄弟姐妹一样，都曾经在美国呆过。二战期间，他在檀香山为美军工作过一段时间，教美国士兵们汉语，为他们入侵当时被日本人占领的中国做准备。

而那场入侵并没有发生；“二战”一结束，另一场战争随即开始了，那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之战。到1940年代后期，局势已经明朗，毛的军队将掌控整个国家，此时受过国外教育的年轻中国人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抉择。赵老的两个兄弟留在了美国，而他和姐姐一起回到了中国。他们最后都成了北京某所大学的英语老师。

“我的父亲希望我们回国。”赵老解释道：“父亲说，中国是我们的家。”

我和伊恩一起采访赵老先生。伊恩也听说过那两桩针对政府的诉讼。赵老先生在他的客厅接待我们，他家的客厅窗户朝南，对着砖墙围起来的后院，院子在8月的阳光下烘烤得灼亮。他和妻子黄哲（音译）一起住。他们俩1953年结的婚，在这个北京城的小角落里已经共同生活了47年。

他们的家占地面积不足四分之一英亩。家里有前后两个院子，院子四周是一间间一层的住房，房顶搭的是一排排整齐交错的砖瓦。木头做的大红柱子耸立在主房门口的两侧。房子的一些细节经过了现代化的加工：以前用来糊窗户的纸现在被玻璃所取代了，赵老还在房子里安装了下水道。不过，家里的整体布局仍然遵循传统的简洁路线。整个西合院的中轴线是南北朝向，四间房围建在中心院落的四周。院子这一户外空间随着季节的变化，起着不同的作用：冬天的时候，住户要从一间房子走到另一间房子去，就总是脚步匆匆地踏过院子；而到了天气温暖的季节，他们每天都在院子里度过一段时光，享受这四合院落里的一方天空。

四合院连接着周围的四间房子，同时也隔开了它们。在传统的北京住家，一间四合院里住着一个大家庭，随着大家庭的人口逐渐增加，院子就划分了各人的居住范围。赵老先生告诉我们，过去他的父亲住西面的房子，他的姐姐则住东面那一间。他的姐姐已经去世了，英文名叫做赵露西（Lucy Chao）。赵露西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她的博士论文写的是作家亨利·詹姆斯。她在这座院子的东侧一隅，花了10年的时间，翻译了沃尔特·惠特曼的《草叶集》，这是《草叶集》的第一个中文全本。那本书在1991年出版，7年后，赵露西去世。

据赵老先生说，虽然他家房子的确切房龄并不知道，不过肯定有超过三个世纪的历史了。不过，当局从未把这个建筑划定为历史文物，到了1998年，当局通知赵老先生，他家的房子必须要拆掉。赵老先生对当地文物局提起了诉讼，他控告文物局没有把这个四合院列到受保护文物古迹的名单中。对于赵老先生来说，有件事情格外让他愤怒：当局要把四合院拆掉，是因为要在这里建一座最缺乏特色的现代建筑——中国建设银行的一间分行。

“有一年多时间，什么事都没有。”他说。“在1999年10月1日以前，当局对拆房子的事情非常谨慎小心，建国五十周年大庆临近，他们不想惹什么麻烦。但是过了那个日子以后，他们又开始了。他们对付这儿的一些居民的办法，就是把他们家的水电切断，逼他们离开。”

2000年8月，赵老先生的诉讼案在法院开庭。赵老先生的律师控告文物局草草应付研究调查工作。文物局的官员两次到赵老先生的家里去，每次都只是走马观花，在四合院里走一圈，不到几分钟时间，就宣布这个四合院不属于文物古迹。做中立调查的专家出庭作证，证明这个四合院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清朝初年，有可能还是明朝的遗迹（明朝在1644年结束）。18世纪的一份地图上甚至还表明了这个四合院的位置。不过这些证据都没有用。法庭宣判，文物遗迹的界定只能严格按照文物局的界定。如果文物局认为可以拆了它，那么其他东西都不管用。

不过，老人家拒绝就此认输。他有非常好的人脉关系，这也是他表现得如此无所畏惧的一个原因。他提起了第二次诉讼，这次的目标是当地的物业管理处。按照拆迁的相关规定，因拆毁住宅而补偿给赵老先生的金额，按照住宅的质量和大小决定。这样算出的补偿金将近3百万元人民币，相当于30多万美元。赵老先生的诉讼里声称，这个金额太低；不过他告诉我们，这只是一个法律上的伎俩。

“这件事情和钱无关。”他说。“这个房子是我的。我的父亲买下了这栋房子，我在这儿住了五十多年了。听听著名建筑师贝聿铭说的话吧：北京已经毁掉太多的四合院了！问问任何一个来过北京的外国人，他记得北京的什么，他肯定会说是‘胡同’。如今，连外国人都希望保存好这样的地方，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这么做呢？现在，整个中国只剩下两座古城是完好的——平遥和丽江。5000年的历史过去，这就是我们剩下的所有！”

他所说的那两个小城市，一个在中国的北面，一个在中国的西南面。现在老人又转用英语说话了，一个个词说得很清晰。他的头向后仰，下巴向外突出，眼里闪着火花。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有义务保护这种地方。我不会自愿离开。法庭的人可以来，警察可以来，救护车也可以来。他们可以强迫我搬走，不过我不会签上我的名字，也不会同意。对他们，我只有两个字可说：不走。”

在中国，有些朝代的首都比北京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不过没有一座首都能像北京一样，经过了刻意的规划和精心的建造。这个城市曾经给明朝的君主永乐大帝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他决定对其进行改造。永乐大帝天资过人，总是有很多惊天动地的想法。他曾派出船队，一路航行至印度尼西亚、印度和非洲的最南端。明朝原本定都南京，就是永乐大帝，试图在那儿让人建造一块世界上最大的石碑。

他关于北京城的计划更为野心勃勃。1421年，永乐从南京往北，迁都至北京，新的首都从前是蒙古族等北方人民的中心城市。过去，这儿还有好些城市，不过永乐把这个地方当作一块空空如也的大石板来规划。他按照中国传统的风水观念规划这座新的都城，所有建筑都严格按照南北轴线的走向，帝王的宫殿面朝正南方。整座城市就是神的化身：一座座庙宇和地标分别对应着道教的保护神——哪吒的头、手、脚和其他的器官，几个世纪过去了，这座城市不断扩张，但基本的布局仍然不变。

20世纪上半叶，现代化改变了世界上众多的都市，而旧的北京城依然大致保存完好。政局的不稳定阻碍了中国的发展，随后国民党统治了中国，南京再次成为国家的首都。甚至在日本人占领中国期间，北京的城市布局也没有受到影响。事实上，日本人打算保留这座古城，把所有新的开发项目集中在附近的卫星城里。日本人的计划后来并未实施；1949年，国民党逃到台湾后，共产党人决定新中国定都北京。全世界也少有这样的地方：一个建造于14至15世纪的都城，却几乎未被现代化或战争改变原貌。

但毛泽东就像永乐大帝一样，是一个有着很多伟大想法的统治者。他把北京规划成工业中心，并且认为这座城市的古老城门和城墙阻碍了发展的步伐。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古老的城门和城墙一座座被拆除了。1952年，为了需要建筑所用的砖块，西便门被拆除。1954年至1955年，为了修路，地安门被拆除。朝阳门，1956年由于年久失修倒塌。东直门，1965年被拆除，建地铁线。崇文门，1966年被拆除，建地铁线。在共产党掌权以前，这个城市最显著的特色便是50英尺高的城墙和城门，然而到了1960年代末，城墙和城门几乎全都被拆除了。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城剩下的大部分庙宇不是被拆毁，就是被改作其他用途。

然而，很多的胡同在毛泽东时期幸存了下来。毛关于工业发展的规划基本上只是停留于规划阶段，在他的理论背后，没有基本的经济现实作依据。

他可以拆掉这座城市的城墙和城门，但他从来未能创造出必要的经济繁荣条件，让绝大部分人生活的地方发生改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市中心大部分居民的房子布局，仍然停留在中世纪的阶段。

然而在经济改革取得突破以后，市场的破坏力比毛更为深远。北京城发展迅速，人口激增：1949年，这座城市的人口大概是70万左右，到了1990年代末，人口已经突破了1千两百万。道路需要扩建，用住宅区取代胡同显然更符合经济利益。银行也比四合院更有实际意义。在古老北京那长长的岁月之中，过去的十年——那跨入新世纪的十年，给它带来了最大的变化。

尽管这座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古老的名称存活了下来。在二环路沿线，有不少地铁站和十字街口，它们的名字叫做朝阳门、东直门、崇文门等。这些门实际上都不存在了，然而代表那些重要地标的名字，依然保留了下来。如果你去地安门，你就会看见红绿灯、人行道和一辆接一辆的红色出租车，车流正在穿过一个只留存在记忆中的地标，那个地方曾经是北京城东南轴线的标志。你可以叫一辆出租车到“红庙”去，然而那里已经没有“红庙”这个建筑了。复兴门不复存在，安定门也只是个名字。古老的北京成了一座“词语之城”：居民们从一处现代化的地方来到另一处现代化的地方，久远的想象只存在于称谓之中。

一锤定音的那个词总是“拆”，这个字的意思是“摧毁，去除”。在北京，一座注定要走向毁灭的建筑上面会涂上这个字，你可以在这个城市所有古老的角落看到这个字眼。通常，你会看到这个字大概有4英尺高，字的外面画了个圆圈，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画在墙上的涂鸦。

随着北京城日新月异的变化，这个字获得了魔法般的力量。北京的居民们纷纷说起了关于“拆”的笑话，本地的艺术家反复使用着这个字眼。有一家商店出售一种棒球帽，帽子前面就绣着画了圆圈的“拆”字。我在菊儿胡同闲逛时，碰到一个叫老黄的邻居，他喜欢说关于“拆”的双关语。“我们住在‘拆哪’。”他常这么说。这个词听起来像英语的“中国”（China），不过它实际的含义是“拆毁哪个地方”。老王说，从他记事时候起，北京的人们就开始不停地拆毁这儿的古建筑。1966年，他和学校里其他的同学一起，参与了一个志愿者行动，帮助拆除安定门附近的城墙。

2000年9月21日

整个秋天，陆续有国内的记者来采访赵老先生。他的官司反应了国内的一种新趋势：1990年代后期，出现了不少控告政府的私人诉讼案，包括一些是团体起诉的。如果有一起这样的官司是私人胜诉了，国内的媒体就纷纷在显著的位置上报道，以此显示政府是公平公正的。不过，这样的官司绝大多数都是私人败诉，你也永远不会听到那些故事。这些官司属于改革过程中被悄悄清洗的罪恶，你可以提起诉讼，但永远不会打赢官司；记者们可以来调查事件，但永远不会报道。有些地方报纸报道了赵老先生的官司，但在首都北京，对这种新闻的封锁非常严格，媒体上不会出现此事的只言片语。北京的记者们就像完成既定仪式一般，来到四合院采访：虽然他们无法报道，但仍然对赵老先生的举动表示敬意。

几乎没什么北京居民，对古城的拆除表示担忧并有所行动，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媒体严格的审查制度；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导致了人们的这种消极情绪。胡同里的很多住户家里是没有下水道的，他们必须要用公共厕所；对于要搬到新的住宅区里去，这些居民通常都感到很高兴。对于他们来说，很难去想到还有其他的选择：像欧洲城市一样，在不毁坏古建筑的情况下进行现代化。最后还有一个原因：很难才能找到一栋建筑，像赵老先生家的四合院一样，其中蕴含的个人历史是具有延续性的。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当局鼓励一些属于无产阶级的人去霸占有钱人的住宅，很多四合院里搭起了临时的住房，细分成多户的人家。改革开放以后，开放商不用费多大功夫，就能把这些人赶走，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住宅的合法业主。

就算是像赵老先生的情况那样，有足够的法律文件证明，法律也不能提供完全的保障。在赵先生的家庭已经合法拥有了他们的住宅30多年以后，1982年实施了新的宪法条例，里面写得明明白白：所有的土地权属于国家。个人可以买卖土地使用权，但是政府可以在符合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对任何一片土地实行强制买卖。不过，在“拆哪”这个国家里，权力分散于各个地方政府，“国家利益”成了很模糊的概念。通常地方政府才是真正管事的人，他们可以扭曲“国家利益”的概念，把其变成自己的利益所在。

按照赵老先生聘请的律师的说法，如果四合院被拆掉了，那么其土地使用权一共要被卖掉三次。首先，地方政府要从老人家手里买回这块地的使用权，然后再立即把它加价转卖给国有的土地开发商，以获得利润。最后，开发商再次提价，把它卖给同样是国有企业的银行。换句话说，在这块地还未有任何工程动工以前，三个不同的政府部门要先在他们之间买卖一番其土地使用权。在这个过程中，原来付给赵老先生的土地使用权的金额，会大约翻上10倍。

赵老先生的第二起诉讼案针对的就是这一点，他控告政府没有向他提供土地使用权真正的市场价格。9月21日早上，这起案件在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宣判结果。9点15分，法官走进法庭，叫所有人起立，并读出了判词：赵老先生和他的妻子必须在5天之内离开四合院。如果他们拒绝，当局有关部门有权强制他们夫妇离开，并拆毁四合院。

在法庭外面，有个北京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在等候宣判结果时，看到老人家的律师和政府代表吵了起来。律师发誓他会找到途径继续上诉；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这个电视台的人拍下了吵架的过程。但是这些画面并没有出现在晚上的电视新闻里。

2000年9月25日

赵老先生和夫人黄哲依然没有离开。老夫人看起来很紧张，她告诉我说，外面有传言说警察随时会到。但赵老先生看起来是精神炯炯的样子。“他们得把我抬走。”他说。“否则，我不会离开的。”

九月下旬是北京天气很好的时候，白天的温度简直太理想了。我和老先生夫妇在中心庭园中相会，午后的阳光开始西斜，洒在赵露西翻译惠特曼诗集的那间房子上。屋前种的几丛玫瑰仍是光秃秃的，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冬天。不远处，一架黄色的起重机伸过来，就架在我们的头顶：隔壁的工程已经开始，其中一栋银行大楼正在兴建。几乎所有的邻居都已经搬走了。

这天早上，赵老先生在清华大学打了一场网球赛，对手也是退休的老师。他告诉我们，他最后赢了，场数是6比2。他看起来很乐观，还给我看了一些没有署名的信件，这些信是投寄到院子前门的信箱里的，内容都是支持赵老先生的举动。有一封信的签名是“一个首都的市民”。

赵老先生夫妇没有孩子，有些朋友告诉我说，他们夫妇在“文化大革命”中吃了很多苦。赵老先生从来没有对我细说那一段经历，每次谈及这个话题，他就像没听见一样，又说起了别的。我问他那两个在美国的弟弟怎么样了，他说其中一个是个专栏作家，如今已经退休了。另一个也退休了，原来是地质学家，为美国地质调查局工作，名字叫做爱德华·C·T·赵。

“你知道美国人登陆月球的事，”赵老先生说：“他们带回了月球上的石头，有很多地质学家想参与到研究这些石头的工作。地质调查局选了四个地质学家，我的弟弟是其中一个。研究工作完成以后，他被隔离了两周。这是因为那些石头上可能会有些什么细菌。”

阳光慢慢掠过了院子，留下一片阴影。我们回到了屋内的客厅。我问赵老先生，二战结束后他决定回来中国，在随后的岁月里，他对自己的这个决定是否有其他的想法。

“我们从来不曾后悔。”他说：“我的弟弟们选择了他们的路，我选择了我的路。当然，1998年当局第一次说要拆掉这个房子的时候，我的弟弟就邀请我到美国去，不过我并不想去。我是个中国人，即使我去了美国，我还是个中国人。”

1950年代到1960年代，赵老先生都没有见过他的两个弟弟。1972年，他那个做地质学家的弟弟首次回国，那是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后，美国陆续派出了一些代表团来到中国，他的弟弟是其中一个代表团的成员。赵老先生指着一件他的美国外甥送的礼物给我看：那是一个纪念版的盘子，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斯普林菲尔德，盘子中间是亚伯拉罕·林肯的素描图像。

每次我走过四合院的时候，看着它那些呈90度的直角，那些方正的屋子，这样的匀称，总给我带来一种宁静和谐之感。我想象着这个家庭从前的样子：老父亲住在西屋，女儿住在东屋，儿子住在南屋。不过，一旦走入客厅，这种秩序感就被打破了；客厅墙壁上的装饰，反应了不同的世界如何穿越了同一户人家。在亚伯拉罕·林肯的盘子旁边，挂着北京网球中心颁发的一个奖状；不远处的电视机天线上，吊着一个惠姆·奥公司生产的橘色飞盘。在飞盘上方，有两幅毛笔字，是为纪念赵老先生的父亲所写的。一张老父亲的黑白照片。一幅耶稣教导法利赛人的油画。一张中国风景照。一座塑料的圣诞老人像。更多的毛笔字帖。另一个网球比赛的奖品。

窗外，9月的夜色悄然降临。老人家仍然不停地说着，在两个语言世界里不停地转换：中文、英文，英文、中文。

中国人对他们的历史无比自豪，尤其是面对外国人时，这一点表现得很明显。在他们的叙述中，这种文明是延续不断的，这一度带给我一种错觉；我花了好些时间，才明白我在中国所看到的建筑，几乎就没有什么真正称得上是“古代的”。起初，我以为这是因为古代的建筑都被拆毁了。20世纪充满了破坏性，中国文化饱经磨难，建筑是只是其中一个受损的方面而已。

不过，当我看到这种历经几个世纪而幸存下来的古建筑，例如赵老先生的四合院，我发现在漫长的岁月里，这些建筑的某些材料常常是被替换过的。赵老先生的家，像紫禁城和传统的中国寺庙一样，是用木头、砖块和瓦片建造的。在中国，很少建筑是用石头做的。明长城的一部分表面铺的是石头，然而长城是用于防御外敌的建筑，并非一座纪念碑或什么公共建筑。中国的建筑在开始设计得时候，就没有考虑持久的因素；建造者们并未想到要让它抵挡几百年的风吹雨打。

很多关心建筑保护的人们，都与西方有某种关联。赵老先生会说及“文化保护”这样的词语，他还帮我联系上了另一个北京的活动分子，那是个血统半中半法的女人，她正致力于保护胡同的工作。但这座古城里的一般市民似乎对这类问题不太感兴趣，甚至他们被迫迁居时表现也是如此。通常，他们被迫搬离时，感到气愤的问题是某些当地官员的贪污，同时他们也抱怨赔偿金额不公平。但这种问题看起来更倾向于私人性的，而非文化性的；我从来没有感觉到他们对胡同有任何更深层次的感情依恋。

过去，中国人对建筑学几乎是漠不关心。宋朝的时候（960—1279），有人试图为传统建筑做辨别和分类的工作，但除此之外，就再没有什么对建筑的系统性研究了。直到1920年，建筑学仍然是一片空白，直到两个年轻人的出现。叫梁思成的男人和一个叫林徽因的女人来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1928年，当他们双双获得了建筑方面的学位以后，他们结了婚，并回到了中国。

随后十年的大部分时间，这对年轻夫妇为本土的中国建筑学创立了一套系统分类的方法。他们在中国北方奔走，研究那些古老的建筑，呕心沥血地划出一幅幅古建筑的草图。离北京城不远的地方，他们发现了独乐寺，这座寺庙建于984年。在山西，他们标出了佛光寺的位置，这座寺庙建于857年，目前它仍然是中国木做的寺庙中最古老的一座。后来，共产党人掌了权，梁思成发起了保护北京旧城墙的运动，但他没有成功。

1940年，梁思成描述了他和妻子做研究的困难：“关于中国建筑史上的重要建筑，我们并没有任何可参考的资料。我们对于古建筑的研究，就像是‘盲人骑瞎马’。”

这对夫妇常常从农民口中获得信息：

我的经验是，当地人对当地的建筑都不敢兴趣。每当我告诉他们想看看古迹时，他们就会把我带到一些以前刻的石碑前面。人们感兴趣的是书法……让他们肃然起敬的是书写的文字，而非工匠的手艺。

读过梁思成的这段评论以后，我想起了我以前在涪陵教书时的学生。虽然我教的学生是英语系的，但学校规定他们仍然要花不少时间去练习中国传统书法；每次我走进教室，常常看到的景象是几十个学生拿着毛笔，反复地写着同一个中文字。他们能马上告诉我，谁是班上写毛笔字最好的，谁第二，第三、第四。当他们看到我的英文书写这么差劲时，他们都惊呆了。他们无法相信，拥有我这种学术背景的人，在两间大学取得了文学学位的人，字还写得如此不像样。

在涪陵，我的学生们在书写的文字里找到了某种美感，对于像我这样的西方人来说，这种美感是很难察觉的。在北京，我感觉到我看到了这座古老城市的某些东西，而绝大多数的当地人都没有察觉。像所有的西方人一样，从幼年时候起，我就知道了过去蕴藏在一些古老的建筑中，像金字塔、宫殿、大剧场、大教堂等等。爱奥尼亚柱式、多利斯式、哥特式、巴洛克……我现在还能回忆起这些中学课堂上的词语。对于我来说，这就是古代了；然而中国人似乎在其他地方找到了他们的过去。

2000年10月20日

老人家看起来很暴躁。他穿戴整齐，里面一件灰色高领毛衣，外面套一件蓝色外套。他在客厅里接待了我。不过他总是不耐烦地到处看，也拒绝我想要聊天的尝试。他早上赢了一场网球联赛，不过他不肯告诉我比分。“如果我打球打了80年，就没什么好玩的了。”他摆摆手说：“他们那些人都太老了。”

所有法律渠道的尝试都已经失败了。最后的一线希望是，这个案件引起了某位高层官员的兴趣，不过这看起来不太可能发生。赵老先生告诉我说，有些朋友帮他安排了一间住房，一旦当局有人来拆房，他还有地方可以去。在他们家四合院的周围，其他的房子都拆光了，只留下一地砖块和尘土；今天早些时候，最后一位邻居离开了。这对老夫妇是胡同里最后坚守的居民。

他带我看了看房子，告诉我哪些部分是他希望能够保存下来的。主房的门属于古物，赵老先生要把它捐赠给现代文学博物馆，一同拿去捐赠的还有一块装饰用的砖头，上面刻了图案，人们管这种砖叫“象眼”。我们走到了院子里，老人家领着我穿过已经黑下来的院子。下午的时光是越来越短了，天气清凉。他指着院子的一个角落告诉我，几十年前，从那儿挖出了一个防空洞。

“那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他说。“那时候毛说每个人都必须有防空洞。美国是我们的头号敌人。”

他仍然坚持不走，他要一直等到那些人来强迫他离开。“法庭的人会来，警察会来，救护车也会来。”他冷冷地说。“这可真刺激。”

一个中国国内的报社记者来了，我们三人回到了客厅。那个记者很年轻，面对着老人家和外国人，她看起来有些害怕。或者她正在为自己的状况苦恼：她是来记录一个无法报道的故事。她结结巴巴地问出了第一个问题：“您，您把自己的东西搬走了吗？”

“你说呢？”老人反问道。“我的东西全在这儿，你没看见吗？”

那个女人看看墙壁：毛笔字、奖状、亚伯拉罕。林肯、少年耶稣。她勉强地笑了一笑，试着问第二个问题：“您不高兴是吗？”

“我们当然很不高兴！你遇到这种事难道能高兴起来吗？他们为此事威胁了我们两年半，现在我们俩都80多岁人了！”

我委婉地说声“抱歉”，离开了四合院。他们家的保姆在我身后关上了门。我往北走去，跨过了那条看不见的界限——界限的那一边，就是建筑受保护的地区。在菊儿胡同的家里，一切都很安静。

2000年10月23日

下午3点半，我的手机响了。

“他们周二下午来拆房子。”老人家说。“我已经没有办法了。”

他告诉我，他们会搬到朋友的家里暂住。他的声音里听不出什么感情。他用中文和我交谈，然后又转回了英文。

“我要说的就是这么多。我打电话来没有别的事。”

没等我回答，他就挂了电话。

2000年10月26日

我醒来的那一刻意识到，这将是漫长而令人沮丧的一天。今天刚好是法轮功的周年纪念。下午一点，信众们计划到天安门广场游行抗议。但在早晨，离开菊儿胡同去天安门之前，我先往南面去了一趟。我听着刚刚苏醒的胡同里传出了各种声响。小贩们来了，叫卖着：啤酒，醋，酱油。大米，大米，大米。槐树上传出了鸟叫声，在秋天的气息中，鸟儿们的声音显得有些微弱。

那个四合院就在宽街路口的正南面，在路的东边。一张迁出通知贴在四合院的前门上。不远处，在一栋建筑老旧的灰色外墙上，有人贴了张“北京经济犯罪案展览会”的广告；也许这是一个对“拆哪”的故意讽刺吧。

赵老先生和他的夫人昨天搬走了。他们是安静地离开的：没有警察，也没有救护车。不过，虽然他们的身影没有出现在四合院内，今天的拆除行动也成了一桩令人关注的事件。几十个中外记者，早上8点前就聚集到这儿来了。8点20分整，15个法庭的工作人员到场。他们穿着一模一样的服装：白衬衣，黑色西服，黑色领带；胸前戴着红色的徽章。他们四处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任何人还留在四合院里。

8点30分，一辆接一辆的白色警车到场。50多个警察在其他便衣的帮助下，包围了四合院。他们把人行道清空了，竖起了黄色的警用路障。他们威胁路过的行人，还斥骂记者。好些摄影师的胶卷被没收了；一些外国电视台的记者被拘留。在一场混战中，一个中国记者受了些轻伤。

工人们是最后出现的。他们是从四川来的民工，其中一个告诉我说，他的工资一天不到2.5美元。每个工人都拿着一个镐子。这些四川人先从屋顶开始拆：瓦片一块块被凿下来，溅起一地尘土。随后是墙：塑料，灰泥，砖块。尘土，尘土，尘土。拆，拆，拆。一辆推土机摇摇晃晃地从南面的门驶了进来。随后是一辆泥头车。这是秋天里一个美丽的日子，天空高远而蔚蓝，举目望不见一片云彩。到了傍晚的时候，四合院成为了历史。

记录E　一尊青铜头像

过去正在修建之中；它躺在一座座房屋、一条条公路、一个个建筑工地下面。通常，过去的重现纯属意外：某人挖着坑，土里出现了某个东西。最后，是运气发现了中国绝大多数的文物。

对于任何考古学家或历史学家而言，这种发现过去的模式都是过于简易的；甚至最伟大的发现也不过是从世俗生活中派生的。有人生病了，买了些龟壳作药；那些龟壳恰巧就是甲骨。1974年，中国北方出现了旱灾，西安城外的农民们挖了一口井，发现了秦始皇的兵马俑。1976年，全国掀起了学习模范公社“大寨”的运动，作为运动的一部分，安阳的居民得到命令，要夷平所有的山地，以便获得更利于耕作的农田。这是毛泽东的又一个天才想法，这个想法没有任何的农业价值。不过，由此在安阳展开的挖掘工作，导致了富浩夫人墓的出土，里面藏有的商朝青铜器和玉器，是迄今为止发掘数量最多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重新发现过去的步伐不断加快。如今，推动考古工作的力量是经济而非政治；不会再有“学习大寨”的运动了。市场已经证明了其擅长毁坏古城的一面，但在发掘古迹的一面，它也具有同样的高效率。这是与推土机的“阳”相对而言的“阴”：像北京这样的古城消失了，像赵老先生这样的四合院住宅被拆掉了；但正在施工的工程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发出一座座古墓和地下的城池。“拆哪”的经济开发着过去，尽管同时也在摧毁着它。

在金沙，一家建筑公司正在兴建一条商业街，工人们在施工中偶然发现了一座至少有3000年历史的陵墓。西安城外，修建公路的人们发现了一些大坑，坑里有汉景帝的兵马俑；汉景帝是汉朝的第四个皇帝。在洛阳，开发者们为修建一座商场挖掘地基，结果发现了一座东周的皇家陵墓。考古学家就像抢险队的人一样工作：每当建筑工程发掘了一处古迹，专家们就被召来善后，把活儿做完。

1986年7月23日早上8点，在四川省一个叫三星堆的村子里，一群村民正挖着用来造砖块的硬土，忽然发现了一堆贮藏的漂亮玉器。随后考古学家介入了挖掘工作，在那个夏天，他们挖出了两座大型墓坑；两座陵墓都建于公元前1200年左右——相当于商朝的时期。考古学家发现了80副象牙，4000多个贝壳，还有金、玉、石、琥珀和陶土做出的各种手工艺品。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出土的青铜器，其工艺质量和艺术风格显示，它们明显出自一个比商朝更为先进的文明。这些青铜的雕像里，包括一棵高达13英尺的树，以及一座8英尺多高的人像，人像上还有50多个青铜铸造的人头。这些青铜雕像的风格，与此前在中国发现的任何古物风格都截然不同；而事实上，根据考古记录，历史上出现的下一座人体雕像，与这些雕像之间相隔了近千年。三星堆出土的雕像与安阳出土的文物之间没有半点相似，而两者之间只隔了700英里。这些四川的墓坑中没有甲骨，也没有刻了字的青铜器；没有半点文字的记录。没人知道谁造了这样的东西。

在中国，政治权力通常源自权力中心，人们自然而然地觉得文化也该是如此。蒋介石认为，维吾尔族和藏族这些少数民族起初都是汉族人，只是随着好些世纪的与世隔绝，他们的语言和风俗产生了改变。20世纪初期，考古学家都用大致相似的术语描述古代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中部平原的部分地区，例如安阳这样的地方；然后逐渐向外扩展。在中国人的设想里，民族的根是统一的整体；对寻求这一整体的强烈渴望，激励着他们在日本入侵和国内战争时期，坚持在安阳地区展开挖掘工作。那时的考古，有助于维持中国的统一。

在世界上的其它地方，整个20世纪中叶，这种文化扩散论都受到了抨击。在近东地区和地中海，很多专家都认定，这种观点应该是政治因素造成的。对于文化发展的方式，专家们开始探索其它可能的解释，例如不同部落之间的贸易交换。中国迟迟没有接受这些理论，部分原因是由于现代的它投入在统一性和持续性的论调里。还有就是证据收集的相对狭窄：大部分考古学家都只盯着安阳一个地方。

然而，从19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大潮，为人们产生各种不同的想法提供了平台。随着移民和旅游的人们开始看到这个国家的多元化，人们忽然意识到了彼此间的差异。1980年代，像高行健（《灵山》的作者）和马建（《红尘》的作者）这样的作家，开始了长途旅行，随后出版了自己的书，书中描绘了这个国家不起眼的地方，那些边远而模糊的角落。1990年代后期，对属于中产阶层和上流阶层的中国人来说，西藏和云南成了新的旅游热点。少数民族宣扬其与众不同的特色，虽然不免有流于鄙俗的嫌疑：载歌载舞的人群，五彩缤纷的服装。

同时，好些建筑工地都挖掘出了文物，这些文物并不太符合对古代中国的传统认知。1980年代，湖南、江西这些南方地区的考古学家提出主张，他们认为在这些地方发掘的青铜器与商朝的青铜器大为迥异，所以应该考虑这些青铜器源自另一个独立的文明。起初，绝大多数的中国学者反对这些理论，但三星堆出土的证据成了一个转折点。只要看一眼那些青铜铸造的头像，就不可能得出结论说，这儿的文化发源于安阳。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艺术上的独立性是显而易见的；湖南和江西出土的文物可以说也是如此。考古如今为“分裂”中国出了一臂之力。

最后，大量的理论只能依据情形而定：人们在偶然之中发现的是什么，又恰巧用了何种角度去辨识这些出土的文物。个人与一件文物之间的关系，可能会被其民族主义或地方主义所决定。视角至关重要：如果你相信你站在中心，那么扩散论就是自然产生的见解。但是，如果你从外及内地接触一个文化，你看待这个文化的视角会截然不同。

视角1

距离：7,536英里。

地点：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马考米克厅406房

解说者：罗伯特·贝格利

贝格利教授是研究古中国青铜器的学者，他以才气横溢和讲究精确闻名，对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倾向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提出假设，他常常发出批评之声。他有一双清澈的蓝眼睛，说话谨慎小心。我为写一篇《国家地理杂志》的稿件而采访他时，他强调说，中国国内的传统心态，使人们向来都对新发现回应缓慢。

他说：“正统的史学，总是关注于历史的单一直线发展：早期的统治家族把正统的规则一代代传给后世的继任者。如此一来，历史学家不会谈及这条皇家血统线索以外的任何事情。而甲骨文的记录，当然是从安阳的商朝国王观点出发看待任何事物的；这就像是一幅纽约人的地图，在这幅地图上，全世界就几乎只是一个曼哈顿。”

他继续说道：“在这儿，研究工作的其中一个难点，是由于书面的历史记录告诉了你什么属于重要的历史，因而考古的资金一直集中在安阳和其他北方的遗址上。而让人觉得讽刺的是，真正轰动的发现却都是偶然的，例如三星堆那样的地方。三星堆正在告诉我们：它所出土的东西，和我们曾看过的所有其他的古物之间，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学者们提出假设说，三星堆的文化，可能与中亚或印度或缅甸有某种关联。然而，这些联系都不见得是很紧密的：那些青铜铸造的头像，与这些文明已知的文物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可能只是一个先进文明的作品；这个文明在四川兴起，随后走向衰亡。

“有这么一种观点认为，”贝格利教授解释道：“在黄河流域以外的任何考古发现，无论多么奇特和惊人，都不如黄河流域的发现重要。因为有2500年的中国传统说，黄河流域中部是我们所有人起源的地方。如今，我作为一名对外国人，对于”中国“的定义没有什么心理上先入为主的信念；于是就可以观察观察，然后说，嗯，公元前1300年左右发生了很多让人感兴趣的事情。其中有些事情在随后的岁月中，成为了中国历史的核心；而有些事情出于不甚明确的原因，随后并没有引起任何关注。在四川，你不会看到人们持续不断地铸造出巨大的青铜雕像。不过，如果你只是观察公元前1300年——此时请你忘掉”中国“这个词，公元前1300年的地图上还没有出现黄土地。如果你只是看着亚洲大陆的最东部，你会看到很多有趣的事情发生，还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差异。在这儿，好些地方出现了高度文明的社会，这些社会彼此之间有交流和联系，但各自有着截然不同的特色。”

三星堆并没有发现任何的文字记录，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文明是没有文字的。古人用于书写的材料，可能比较容易腐烂。在安阳，书写记录得以留存下来，原因是文字刻写在了能保存上千年的甲骨和青铜器上。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商朝人也在竹子和木头上写字，但那些书写材料在地下埋藏了好些世纪以后，全都腐烂了，没有留存下来。对于这些书写材料的存在，唯一的证据也是间接的：学者认为，某个甲骨文字体是“册”字的雏形，“册”这个现代字体的含义是“书写的板子”。而在商朝，这个字的写法，看起来就像是用皮带把一些竹条或木条捆在了一起。这个字代表的物件本身早就不复存在了，但这个字还保留着：

“在中国人的眼中，这些书写记录当然有助于凸显安阳的重要性。”贝格利说到：“因为它是中文书写系统的原型，而人们今天依然使用着这个书写系统。但事实上，安阳有书写记录也许只是纯属偶然。你可以设想，安阳的那些商朝皇帝总是有保留文字记录，但他们的文字都记在易腐烂的材料上。然后，一个大约公元前1200年在位的国王说，为什么我们不在一些用于占卜的材料上刻写文字呢？这就是考古记录的源头。可能就是某个国王一时兴起的念头而已。”

因为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朝代都以北方为中心，传统看法总认为南方是落后的地区。然而，考古学的发现显示，南部地区的农业早期就有所发展，例如四川。

“考古学的证据显示，在长江中部流域，早期就出现了这样的水稻文化；这一点让我觉得非常了不起。”贝格利说。“一般中国人都认为，长江流域以前尽是沼泽地，从来没有文明的产生，直到北方人的到来，才把文明传播到那儿去。我怀疑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他继续说道：“在考古中，你就是按照所发现的事物，不断重构过去的图景。然而，这些被发现的事物，只是出于非常偶然的选择。是修路工、制砖厂和犁地的农民发现了它们。你知道的只是已经发现了什么；你不知道的是那些还未被发现的。”

视角2

距离：943英里

地点：北京市霄云路第26号鹏润大厦B1509号办公室

解说者：徐朝龙

徐朝龙是一个过期的考古学家。他还没有被免去职务，他对自己的追求也没有丧失信念，然而他已经悄然退出了学术界。不久以前，他还被认为是中国最有前途的年轻学者之一。他在四川省长大，毕业于四川大学，随后在1983年获得日本京都大学的奖学金，出国深造。他的研究工作里有涉及印度河谷的内容；随后，他开始做起家乡的考古学研究。就学期间，他获得了不少重要的日本奖项和奖学金。1990年，他拿到了博士学位，并接受日本国立茨城大学的聘请，去该校任教。

徐朝龙是个接受过正统训练的小提琴家。他在教中国弦乐器——二胡的课上，遇到了他如今的日本妻子。他的日语读写能力都非常好。他在考古学方面发表了8本著作，主要都是关于长江流域的内容；这些书都是用日文写作并发表的；还没有一本被翻译为中文。徐朝龙说，他太忙了，自己没时间做这样的翻译工作。从1998年开始，他进入日本京瓷公司工作，这家日本公司是生产手机、相机和复印机的。如今他用业余时间做考古研究。

其他学者对徐朝龙的看法各不相同，主要取决于这些学者的国籍。有些年轻的中国考古学家说，徐朝龙做生意的原因，只是为了取悦他的日本老婆。外国考古学家们说，徐朝龙对中国国内考古这一领域的狭隘和保守感到灰心失望。无论是中外的学者，都无一例外地认为，徐朝龙对四川的热爱既是他做研究的灵感源泉，也成了他的一个局限。他是个地区主义者。像贝格利这样的外国教授说起三星堆时，总是用到文化和政治的术语；而徐朝龙的词汇却主要是经济方面的：这就是成长在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的年轻人。

我和徐朝龙见面时，他给我看了他出版的其中一本日文书，书名是“第五大文明”。

“按照传统的说法，古代四大文明分别是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谷和黄河流域。”他说。“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稻米的重要性：全世界都吃稻米。然而，稻谷产区所产生的文明，还没有获得承认。事实上，绝大多数现代中国的领袖，都来自稻米产区。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朱镕基，李鹏，胡锦涛——他们全都来自中国南方。从清朝覆灭以后，南方人就领导着这个国家。”

“北方人控制了中国两千年，这当然对考古学采用的方法有影响。但我们必须承认，中华文明不只一个中心。古代有两个文明中心，最后合为了一体。”

我们坐在一间极简风格的日式房间里。房间内有四张沙发、一个桌子、几朵绢花和一棵塑料仿的棕榈树。房间没有窗户，雪白的墙壁上也没有悬挂什么东西。当徐朝龙说话时，房间里的温度好像升高了起来。他快速地说着中文，语句短促清晰，随着采访的深入，他显得谈兴更高了。他不安分地改变着坐姿，又把手指关节弄得啪啪响。他说话语速越来越快。他穿着一件崭新的白色衬衣，打着一条蓝色和金色相杂的真丝领带。金色边框的眼镜。金银色相杂的劳力士表。我问他，为什么要在京瓷公司工作。

“我原来在国际研究中心做的一个日本研究项目，是由这家公司赞助的。我研究的是长江流域的文化。不久之后，这家公司的老板跟我说，我有做生意的头脑。他说我可以做海因里希·施里曼——那个德国人发现了特洛伊古城。施里曼既做生意，也做考古研究。我的老板说：‘你可以成为施里曼’。”

“这是中国发生巨变的时期：经济在变化，政治也在变化。这个变化的力量从何而来？从南方。重新发现长江流域的稻米文化，将对中国经济的改变产生重大影响。为什么应该由南方带领中国经济？因为过去就是这样的。长江流域并不是一片蛮荒之地。”

“关键词是：稻米。33%的世界人口靠吃稻米生存。这种庄稼的发源地应该被看成是伟大文明的发源地：我们称它为稻米文明。而长江流域则是小麦文明。”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徐朝龙再次对我说，政治扭曲了中国的考古学。“过去，对领导者来说，政治控制权的集中是很重要的。”他说。“不过如今这是个经济主导的世纪，而不是政治主导的世纪。经济的威力正在显现，它会改变权力的概念。江泽民最近参观了三星堆的青铜器，我从一个朋友那儿得知，江对那些青铜器很感兴趣。看看政府里其他的官员吧：为什么那么多领导人都来自南方呢？这些领导人自有其伟大的古代文明，他们必须去发掘和探索这样的古文明。一旦他们探索出他们的过去，人民就会有更多的自信心。他们就会有更多的权力去发展经济；在政治体制里说话也更占分量。政治、经济、文化，三者不可割裂。”

视角3

距离：几百英尺

地点：四川省三星堆的一户农舍

解说人：许文秋（音译）

许文秋身高不到5英尺，但她有一种中年农妇常见的硬朗之气。她的手上长满了厚厚的茧，两条腿粗壮，脚很大。她脚上穿着一双廉价的网球鞋，上面印着美国国旗。我向她解释，我正在为《国家地理杂志》的一篇稿子做调查；她对我说，她从来没有听过这本杂志。我向她问起1986年那个早晨，她和其他村民们一起挖硬土的事。

“那是农历六月的18号。”她说：“我记得很清楚。大家都在挖着，到了早上8点，就发现了玉。一转眼，我就看见人都跑了。他们都不见了，那些玉也一样！”

她哈哈大笑起来，一群住在附近的人围拢了过来，加入了谈话。在像三星堆这样的村子里，室外的采访从来不会有“私密”这一说。那是个天气凉爽的早晨，正是当地盛产油菜籽的时节，我们周围都是大片的田野，闪着灿烂的金光。这个女人的家很简陋，土砌的墙，瓦盖的顶。不远处是新建的三星堆博物馆，其现代化的造型在田野中拔地而起，如同海市蜃楼。这个女人告诉我，在1986年的夏天，所有的玉石都立即交还给公家了。

“一些考古学家来到这里查看，随后他们发现了那个著名的金面具。”她说：“但陈老师告诉我们，那是铜做的。陈老师骗了我们。他叫我们把那个坑盖好，当天晚些时候警察就来了。真的，那个面具确实是金子做的。陈老师原来是担心会有什么差错发生。那是第二天的事情。”

“那一年夏天，我们都在帮他们挖东西。那都是我们做的活儿。有时我们挖土，有时我们用刷子把东西清理干净。给我们的报酬一个月不到100块钱，不过他们还给一些食物我们。唔，我想那些东西不该叫食物吧。就是饼干之类的。很便宜的东西。”

我问她，她是否认为还有其他的文物被埋在地下面。

“这很难说。”

“嗯，你认为地下面还会有哪一类的文物呢？”

她盯着我看。有那么一些时刻，记者会发现自己在设法套出被采访者的原话，好做引用：诱导性的问题，显而易见的圈套。也有那么一些时刻，某个农民会发现记者正在套她的话。这女人的脸上浮现了一丝笑容。

“哦，既然你那么感兴趣的话，你不如自己开始挖挖看。”她说。“我不会阻止你的。”

周围的人都笑了。我结巴起来，试图换个话题。我问起了她的丈夫。她丈夫是最初参加挖掘工作的人之一，现在在博物馆里干些维修一类的零活。

“他今天出去了。”女人说。“你知道，他的照片在博物馆里挂着呢。那张照片照的是他和其他一些人一起挖坑的情形。那张照片可去过世界上好些国家做展览了。但是现在博物馆只给他一个月200块钱。”

“哦，这也不是很差嘛，如果按照零工算的话。”

“你说‘不是很差’的意思是什么？”她说。“你很可能一小时就赚那么些钱啦！”

笑声更响了。我问起他们家种田的事。他们家有六分之一英亩的地，夏天种稻子，冬天种小麦和油菜籽，蔬菜呢——

“你的收入多少？”她忽然问道。

“嗯，这要看情况。每个月不一样。”

“我打赌肯定很多。”她说。“你住在北京，是不是？”

我点点头。

“我可以做好多天白日梦，但我还是想象不了北京长什么样！”

笑声。

“我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重庆。”她说。“北京肯定很好。我敢打赌，你从来不用为什么东西花自己的钱。吃饭，旅游，坐着小汽车到处去——这些你的工作单位都会报销，不是吗？”

我承认这基本属实。

“你的收入多少？”

我把转移话题的最后希望寄托在数码相机上。我给这个女人照了张相，把相机屏幕给她看。“这是电脑的一种。”我解释道。

“我的脑袋也是电脑的一种。”这女人说道。她玩起了电脑的文字游戏，电脑——“电动的脑袋”。她瞥了一眼她的听众，才说出她的妙语：“不过它如今不管用啦。”

那一周晚些时候，我与陈显丹见了面。陈显丹是四川省博物馆的副馆长，他就是农民们口中的“陈老师”。当我说起许文秋对金面具一事的评论时，这男人咧开嘴笑了。“我们一发现了金面具，就停止了挖掘工作。”他说。“那时候我很担心。”他告诉我，他们在下午2点30分发现了那副面具，然而警察直到5点才来。他担心的就是那两个半小时的空档。

视角4

距离：一层薄棉布之隔

地点：三星堆博物馆的贮藏室

地方博物馆总是我的最爱。无一例外的，这些博物馆的馆长看到有外国记者来访，都会喜出望外；他们会尽一切努力，确保我获得想要的资料。看起来，他们认为写手写东西的最好方法是通过接触事物。有时，他们会变得激动起来，一件接一件地不断拿文物给我看，忙得团团转，以至于我都担心手里的东西要满得掉下来了。感受一下这把剑的锋刃；掂掂这把有多重。看这个碗。仔细看看这个酒杯。这就像作为一场晚宴的贵宾喝起白酒时一样：一次次地敬酒、干杯，到最后我不得不杀出重围，逃离那张桌子。恐怕我已经喝得够多了。我的酒量没有过去那么好了。谢谢你的热情。

在三星堆博物馆，管理人员不让我直接用手接触文物。他们给了我一副白色的棉布手套，但手套薄得跟麻线纱一般，透过它我还能感觉到青铜器的质地。经过好些世纪的磨砺，这种金属摸起来冰凉而粗糙；表面的凹起和不规则是古青铜器的特色。

管理人员向着自己的方向，往桌上摆了6个头像；我围着桌子走了一圈，一个个头像拿起来看。两个管理人员看着我；偶尔我问他们一个问题，但大多数时候我们保持沉默。我感觉就像是置身于一间上等的珠宝店里：他们给我足够的时间观赏，没有人急着向我推销。

围着桌子转了几圈后，我选出了我最喜欢的头像。这个头像有长一英尺多一点，刚好铸造到下颚的位置；重约有20磅。青铜做的表面有些地方仍是铮亮的，那种发亮的颜色甚至比玉石还要深一些。头像的脸部自成风格，这种风格几乎是现代式的：轮廓清晰、棱角分明。耳朵：伸长并向外突出。鼻子：中间起皱褶，鼻翼向外张开，延伸至两边的高颧骨处。嘴巴：抿成一条笔直的横线。

这个头像看起来瘦长，其夸张的形状，自然会把你的视线吸引到它的双眼上。只见它眼眶成清晰的形状，眼睛的中央没有瞳孔，只有一道长长的水平褶线。这条褶线让头像看起来具有了一种超俗的意味：可能它是人类，也可能不是。两只眼睛可能是空白无物，也可能是睁得大大。这种金属是3000多年以前锻造出来的。我双手捧着这个青铜的头像，房间里一片全然的寂静。

（注：1英寸相当于约1.54厘米，1英里相当于约1.6公里，1英尺相当于约30.48厘米。）

10　周年纪念

2000年10月26日中午12时50分

是纪念日前一天传来的消息。是一封发给外国记者的加密邮件：

10月26日，广场上将有一场大规模的集会。其中一个高潮将出现在下午一时左右。在国旗和纪念碑之间的地方。这会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聚会……在我们可预见的将来，都不会再出现如此盛大的聚会了。祝您一天愉快！

一个身在北京的Falun功拥护者发出了这个消息。他是个电脑专家，知道如何掩饰自己所写的电子消息的轨迹，他总是很小心地对信息加密。然而，在网吧监控之下，他注定将要在两年内被捉获，然后遣往劳改营。不过从电子邮件的口气里，你不会想到这个“集会”可能涉及的内容，也不会想到邮件的作者正处于危险之中（“祝您一天愉快！”）。他所用到的“聚会”这个词则格外让人感到困扰。一整年来，抗议活动不断升级；一个个日子就如同是某种残酷的牺牲仪式，不断累积着。4月25日的抗议活动后接着就是5月11日，那是Falun功创始人李洪志的生日。 5月13日随后（Falun功组织成立的周年纪念）。然后是7月22日（设立第一条反对Falun功法律的周年纪念）。10月1日则标志着人民共和国走入51周年。

每个周年纪念日，天安门广场上都有人举行抗议活动，参加者们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发挥他们的作用。外国记者们溜到旅行团的人群里，从来不做笔记；通常我们只是闲站着，把双手插在口袋里，观察并用脑子记住发生的事。摄影记者就要更有谋略了。我们通讯社的摄影记者开始在脖子上挂两台相机，有时候他挂三到四台，那些照相机总在他脖子底下摇晃着；同时他手里还拿着一个小小的数码相机，从臀部后面拍照。他被警察拘留是无可避免的事情，而且警察会成功夺去他那些显而易见的相机的胶卷，在此之前，那部数码相机就藏在他的口袋里了。不管怎样，相关照片总会登载在第二天早晨的报纸上。

抗议者也变得更老练了。他们仍然遵循其基本原则：如果警察讯问他们问题，他们总是会如实告知他们的信仰。不过，他们会想方设法到达天安门广场，而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有时他们戴着廉价的棒球帽，那是中国国内旅行团游客常戴的帽子；他们也常常会买一些小小的中国国旗，就像为祖国自豪的外省人初次来到首都时所做的一样。不过，他们无法隐藏的一个事实是：他们缺钱。看起来他们都是普通的平民：很多人在国有工厂或共产党时期的单位里工作了一辈子。退休的人常常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吃了苦头：原来的工厂要不就破产，要不就易手了，他们得到的退休金金额很低，或者干脆就没有。对于中老年人来说，改革开放是一个艰难时期，他们中的好些人在Falun功中获得了安慰，这不足为奇。在天安门广场上，你常常可以通过衣着辨认出这些人：廉价的衣服，廉价的鞋子，廉价的棉袄。很少会看到一个穿着体面地抗议者。绝大多数的抗议者都是女性。

他们的抗议活动策划得更精心了。偶尔，策划中包括了确定的时间——每个人都在同一时刻行动。他们把手臂举过头顶，有时会展开他们的横幅，横幅上写着Falun功的三个基本信条：真、善、忍。他们把传单仍向空中。从5月开始，他们开始撒菊花的花瓣，因为黄色是幸运的颜色。随后，警察会把花瓣全部清除干净，似乎那是一种邪恶的东西。

警察则没什么改进。 他们还是例行公事：便衣们仍然粗暴对待抗议者，下手残忍而又毫无意义。有时看起来就是一种纯粹的暴力展示而已。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例行公事一次又一次上演，你就开始意识到，这些便衣只是一些没有愚昧无知的人。就像那些抗议者一样，他们来自一个外观可以辨识的阶层；这些人是既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工作的中国青年男子。他们的长辈可能在改革开放时期感到了思想上的虚空，而他们却只是一群纯粹的失败者。他们错过了新经济形势下的各种机会。

每当抗议活动涉及到了确切的时间——比如说，1点开始；那么一切就会像一场吓人的运动一样，在比赛准备阶段已经宣告结束。记者们富有策略地混在外国旅游团的游客之中。便衣警察搜寻着衣着穷酸的老太太，试图找出抗议者。不过那些女人常常能把便衣警察辨识出来，并千方百计地避开他们。这逐渐成了一场慢动作的追逐活动：一个平头男人走向一群中年妇女，女人们四处散开。对于一个观察者来说，这是北京城里最为令人沮丧的景象之一：便衣大肆追捕中被剥夺财产的中国人；一群过气者和一群虐待者，没有受过教育的年轻男子搜寻着没有安全保障的中老年妇女。你知道自己该站在谁的一边，但你也知道没有人会在这场追逐中胜出。

12点30分，所有人都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上。警察：鬼鬼祟祟的，闲站的，不断徘徊的。信徒：假的游客，手里抓着中国国旗，避开便衣。记者：假的游客，双手插在口袋里。我已经劳累不堪了：我的这一天早晨，是从当局动手强拆赵老先生四合院的事情开始的。有那么一些在北京的日子，一天过起来就如同一周那么漫长；今天大概也是如此。

大多数参加集会的人都在北面的广场上等待着。这一大片石板地被分割了两回：第一个分割物是革命烈士纪念碑；第二个是毛主席纪念堂，那是座矮矮的花岗石建筑，外观丑陋，里面存放的是毛主席的尸体。纪念堂的两侧都停满了车辆。我飞快地数了数：14辆货车，11辆巴士。天安门上很是热闹，到处都是真正的游客，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即将发生的事情。

有人抢先行动了。差10分1点，在天安门广场的东南角，一群假扮的游客忽然举起了横幅，并大声喊道：“Falun功是好的！”警察开始奔跑起来；一辆货车隆隆地驶离毛主席纪念堂。在革命烈士纪念碑旁边，另外一群抗议者如法炮制，也举起了他们的横幅。在国旗前面，有人往空中一把把地扔着传单；另外两辆车加速开过广场。更多的横幅，更多的传单；更多的巴士和货车。我刚好站在广场的东边，那儿有个信徒拼命把白色的传单扔到纪念碑上。直觉驱使，我弯下腰，飞快地抓住一张传单，一把塞到口袋里：

神不会原谅蛮不讲理的行为

还我们信徒同胞

还我们Falun大法的清白

我站起身来，广场上已经变了个样子。到处都在行动：一张张传单四处飞散，一条条横幅铺展开来，人们奔跑着、叫喊着。站着不动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一步步走过脚下的石板地；下意识地、毫无目的地。我瞥见一个男人的脸上流了很多血，一个女人被踢打，像胎儿般蜷成一团。另一个男人被按倒在纪念碑上。一个老太太被推到巴士里。最后，在所有的纪念和抗议行动过后，一个受过教育、会说英语的便衣警察，特地被指派过来与外国人打交道。公关。

“请你离开。”他用地道的英语发音对我说：“这些人违反了法律。”

就在我们旁边，一个抱着小孩的女人忽然打开了一条横幅。那个小孩大概两岁左右。那条横幅是黄色的，上面写着红色的字，它只出现了一刹那，我还没看清上面写着什么：XXXXXXX。一个便衣警察打了这女人。第二个警察一把夺过了横幅。第三个抢走了那个孩子。女人倒下了，孩子尖叫起来。一个警察——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又有什么不同呢？都使劲踢着她。那个受过教育的警察又发话了，用英语：“请你离开。”

1点时一切结束了。警察成功地把游客和记者都赶到了天安门的外围，天安门广场上一片死寂；估计有300个人被逮捕。然而，你很难数清楚数目——你的手要插在口袋里。

最后出现的车辆是清洁车。这些车往转动刷子上喷着水，把传单和血迹都清理干净。一个英文品牌的名字用蓝色字体印在钢制的车身上：中国天津清洁车辆有限公司（China Tianjin Sweeper Automobile Compnay,Ltd.）。这是一个美丽的秋日，天空高远而蔚蓝，举目不见一片云彩。这是中国颁布“打击邪教法”的第一个纪念日。

11　四川人

2000年11月

每当威廉·杰佛逊·福斯特和南希·德鲁想家的时候，就会一起听那一首歌。那首歌的调子他们小时候就已经耳熟能详，歌名叫做“王二小”。那首歌里描述的英雄是一个11岁的男孩，在日本入侵期间他住在中国的北部。有一天，日本兵王二小为他们做当地的向导，但男孩把敌人直接引到了埋伏点。共产党的八路军消灭了这些入侵者。王二小在这场战争中死去，但这首歌的歌词使他永垂不朽，千百万中国少年儿童都传唱着它。

在改革开放时期，一个叫迟志强的流行歌手根据新的经济形势重写了这首歌。日本人消失了，战争也不见了；原来的英雄小男孩变成了一个来自四川的成年打工者。移民取代了侵略，这首歌也有了一个新名字：“打工十二月”。

一月我离开家乡

叫上我的哥们李志强

两天两夜的坐火车

要去广州闯一闯

二月我俩遇见一老乡

他在一个玩具厂……

第三个月，叙述者听说了一个打工者变成有钱人的事情：

都说那谁谁谁可发了财

想当初他也是这样

第四个月，他和哥们儿李志强失去了联系；第五个月，他在建筑工地干活，顶着大太阳汗流如雨。第六个月，他领到了薪水：

六月我薪水才领上

领钱时候心都在发慌

一个来月挣了有六七百

致富路上看见曙光

七月我写信给爹娘

还寄了几百块钱回家乡

想到了他们该多高兴……

威利和南希离开四川时并没有告诉各自的父母，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没有回家。在取得成功之前，他们都不想回去和长辈碰面；而在王先生的草包学校里，不可能有什么“成功”而言。幸运的是，威利在乐清的第二份工作要比第一份好得多了。乐清是温州的一个卫星城，以发展飞速闻名。威利工作的那家私立学校运作良好，后来学校的管理人员也雇用了南希；每个月，这对年轻人都能把工资的绝大部分积攒下来。不过，远离家乡过上整整一年，仍然有糟糕的地方，特别是到了节日的时候：

八月十五明月挂天上

胖工头送来啤酒一箱

他告诉我们都别想家

说这里就和家一样……

第二年暑假，这对年轻人终于回了一趟四川老家。到了出来工作的第18个月，他们已经积攒了3万多块钱，相当于4000美元。他们两人的工资加起来已经提高到约500美元一个月了。这足够赢得南希父母内心的原谅，他们两人耕地的收入一年也不超过200美元。他们热情地欢迎这对年轻人回家，好像他们当初离开家时彼此关系也是如此融洽。

对威利来说，这一切看起来不可思议：农村里的人如此迅速地适应了新的形势。在南希的村里，基本上年轻一代人全都移民到工业区去了，老一辈的人主要靠他们寄回来的工资生活。这里到处可见造了一半的房子：第一层楼盖好了，人也已经住了进去；但上面却立着第二层甚至第三层的空架子，如一副骨骼一般。如果那些移民的打工者运气好，他们可以一年建起一层楼。如果他们碰上了坏运气，那么，他们的老一辈会在那半个家里耐心地继续等待。

九月我大祸临头上

一块砖头把我手砸伤

没想到胖工头会把我炒

发了点钱就算了账……

过去，四川是中国人口最多的一个省，它的地理环境，似乎是专为马尔萨斯主义的人口波动理论所设计的。四川位于成都盆地的中心，有许多的河流和平原，物产富饶，天生就是繁衍大量人口的地方。（三星堆就位于这个盆地西面的边缘。）不过，四川盘地四面环山，这意味着人口增长一旦超过某个程度，生存环境就会急剧恶化。这块土地先是养育了它的子民，然后又惩罚了他们；成功导致了竞争，随后竞争变得令人绝望。有成千上万的四川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到别的地方去谋生。然而，共产党几十年来的计划经济限制了个人的迁移，况且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新兴城市。四川的乡下人像其他在中国内陆的人们一样，在贫困中等待着，直到邓小平终于推行了经济开放。

在离四川东面700英里处，浙江省的人们也同样在等待着，但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大不相同。他们的土地大部分很贫瘠，在温州地区，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土地是适合耕种的。那儿的高山阻断了当地人与中国其他地区早期的陆路联系，当地人自然开始从海上谋求出路。好些世纪以来，他们都是成功的商人，很多人到了国外，在其他国家做起了生意。然而1949年以后，共产党终止了他们的私人贸易和海上往来。当局特别担心台湾，台湾离这儿的沿海地区只有200英里。温州成了缓冲地区的一部分；像深圳一样，当局故意让它处于未开发的状态，几乎没有什么国有企业。于是，当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温州没有什么产业需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而当地的人口总数就像螺旋弹簧一样忽然增长起来。当地人天生的生意头脑已经压抑了近30年。

人们开始做生意时并没有投入很多的钱，政府也没有从来没有像对待深圳这样的城市一样，给予当地什么特别的经济优惠政策。不过在温州，政府优待并不必要，这儿最有价值的资产是人们的直觉和海外关系。1980年代早期，一些家庭开起了小规模的工厂，里面通常只有不到10个工人。他们做一些小东西：鞋子的某个部分，衣服的某个部分，还有小塑料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工厂逐渐扩大规模，不过生产的产品仍然是小的东西。温州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纽扣产地。低电压产品是当地的特色产业。他们做鞋底，也做活塞。他们做打火机，然后继续做更多的打火机。到2000年时，世界上60%到70%的打火机产自温州。

这个城市几乎全是私人经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温州和其他的浙江城市一样，都需要劳工、装配线工人、秘书和老师。对此四川省便是绝配，浙江的企业常去涪陵这样的地方招人，便不是什么稀罕事。我最优秀的那一批学生之中，好些都去了东部，他们在异乡首先意识到的事情便是地区差异。我有个叫雪莉的学生去了玉环工作，玉环是浙江省沿海的一个岛屿，她在一封来信中描述了她前往玉环的旅程：

这是我过去的人生中最为漫长的一次旅程。他们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要去一个“发达地区”，去“做开拓性的工作”。按照情理来说，我们是应该非常兴奋的。但我并没有这种感觉。去玉环的一路上，我都是出乎意外的冷静。

我们在7月5日下午坐火车离开了重庆。火车开了快一天之后，我在车上碰到了一个抱着婴儿的父亲。当我第一眼看见他们时，我大吃了一惊。是那个婴儿的缘故——那个如此瘦小的小东西。他的父亲告诉我说，婴儿生下来70天了。我以为他不到10天大。他那么小，黑瘦黑瘦的，我肯定我在小人国家族里就见过这么个小孩。我敢说这就是营养不良的典型……

这个可怜的小东西引来了人们的好奇和关注。有些热心人向这个手足无措的父亲伸出了援手，想方设法想让婴儿安静下来。不过那些办法都不见效。同时这个孩子引来了人们诸多猜测：“孩子的母亲在哪里呢？”有些人说他的妈妈肯定跑了，留下了自己的丈夫和孩子。有些人猜测是这个父亲和孩子母亲吵嘴了。最后人们认定这个孩子是非法生下来了。火车高速行驶着。人们的猜测和议论还在继续。孩子的哭声回响在火车上。

雪莉的这趟旅程用了3天，坐船、坐火车、再做汽车。在最后一段路上，她遇到了一个年轻的男人，这男人是岛上的本地人。在一封写给亚当（注：作者以前的同事，雪莉的另一位外籍老师）的信中，雪莉描述了她内心的惶恐——惶恐人们把她看作是另一个贫穷的移民打工者：

随后他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我没有跟他说实话，因为以前就有人告诉过我，玉环的人对外来者很有偏见。我为我的出身编造了一个故事。我告诉他，我是在玉环出生的，不过童年时在四川长大。我很少回家，所以对浙江并不太熟悉。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相信了！事实上我编造的故事漏洞百出。我甚至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你出生在哪条村子？”而且我也不懂得当地的方言。看见我无法解释的样子，他还帮我说：“你住在四川这么多年了。不记得这么多年前的事，也没什么奇怪的。”他热情地向我介绍了玉环的很多东西，也给了我很多建议，告诉我怎样适应玉环的生活，还有怎么在这里工作。

感受到他的真诚和热情，我很后悔对这么一个诚实人说了谎。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个玉环当地人。从他身上，我看不到之前我所听说的当地人的种种毛病。我记得，以前人们告诉我说，不能相信这儿的人；但事实证明，我才是那个不可相信的人。

随后的几个星期，我忙于其他的事情，也没有空回想这件事。但随后，当我安顿下来，我就想起这件事情，并为此责怪自己。好多回我都想打电话给这个男生，告诉他真相（他给了我他的电话）。不过我从来没有这么做，因为我不够勇敢。我是个胆小鬼。

亚当，这些故事是最让我感到震动，并且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它们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她开始新工作不久，就给我写了一封信：

彼得，直到现在，我仍然没有感觉到生活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这种感觉不太妙。我现在可以理解以前你和亚当跟我们说的话了。你说你是个外国人，这让人们的内心就有不一样的感觉。对于当地人来说，你是个陌生人。这让你感到受伤，因为他们不会把你归入他们的群体里。你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于是想家的感觉自然缠绕着你的心。

在这里，我们听不懂当地人说什么。他们的方言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因为他们的语调和节奏跟我们的方言很不一样。我们只能说普通话，但有些当地人听不懂普通话，特别是老人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

似乎每个离开家乡的学生都会给我写一封类似的信。适应新生活的困难让他们感到吃惊；他们从未想过，在自己的国家里也会有外国人一样的感觉。然而中国幅员辽阔，人们之间的语言差异，更像是一个大洲而非一个国家才会出现的情况。官方用语是“普通话”，英语里面也叫做“中国官话”（Mandarin）。“中国官话”是北京和北方其他一些地区的人所说的方言，也是学校、政府机关、大部分电视台和电台所使用的官方用语。

然而，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由出生到长大，都说着和普通话截然不同的语言。中国人管这些不同的语言叫“方言”：通常英语会把这个词翻译为“dialect”（注：dalect强调语法、词汇等语言形式的不同），而准确地说中文“方言”的意思是“某个地方所说的话语”。实际上，方言常常可以算作不同的口语。例如，北京和广东两地的方言，其差别就像英语和德语那么大。语言学家有时候会把中国人口语的多样化和一些主要的罗曼语作比较（注：罗曼语是由拉丁语演变而成的语言， 如法语﹑ 意大利语﹑ 西班牙语等）。此外，中国还有其他少数民族使用的语言：维吾尔族语、藏语、蒙古族语。

在中国人之中，温州以拥有一些最难懂的方言而著称。在同一个城市里，不同的地区有着截然不同的次方言，而这些次方言没有一点和普通话相似之处。即使像雪莉这样的人——一个很有语言天赋的年轻女子，也只是能掌握当地方言的一点皮毛。在搬去温州半年以后，她的信上写道：

来到浙江好几个月了，我对很多东西都开始习惯了。我可以听懂当地人说的一些简单的句子。去市场买菜时，我基本上可以处理各种问题了。

浙江和四川都是中国的大省。不过它们在很多方面是截然不同的，例如在“吃”上面。浙江离东海很近，人们喜欢吃海鲜。他们觉得海鲜很新鲜。我不喜欢吃海产的食物，尽管我知道海产食物营养价值很高。我觉得海鲜味道很怪。这儿的人不喜欢吃辣，所以我经常吃我们自己做的饭。

这儿的人和我们这些内地人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很多人觉得钱要比教育重要得多。我不能接受这种观点。实事求是地说，浙江的经济是比四川发达很多。但他们常常为此觉得骄傲，还在我们面前故意卖弄。我为此很气愤，但我也必须承认，我们四川的经济是比较落后的。

在进行自由市场经济改革以前，普通中国人很少有出门旅游的，也很少人有亲身的个人经历，能体验这个国家的多样性。中国是个统一的国家，汉族人应该是一个单一的民族；这些看起来都是基本的事实。然而当人们有了流动的空间，他们就开始体验到国家统一表象之下的种种不同。对于威廉·杰佛逊·福斯特来说，每次回四川的旅程都是艰难的，因为他要体验到温州和家乡之间种种的不平等和偏见。有一年，在寒假过后，他的信上写道：

春节期间我回了四川。春节后返回学校的旅途，让我十分伤感。头几天我几乎都睡不着觉，现在我仍然在回想着那段旅程。在船上，很多的四川人都忘沿海城市去，有些人要睡在厕所里。在火车站，四川人看起来就像是难民和乞丐。大冷天，他们就睡在地上。不管去哪里，那儿的人都会多要我的钱。在江西，汽车司机把我们载到一家路边小店，小店的老板用警棍赶我们下车。他强迫我们花40块买了份猪食一样的快餐。两个年轻的四川男人被打得躺倒在地上，只因为他们没有钱买东西。司机说，如果你敢跟那些人吵架，他们会把你打死。

很多的出外打工者很快就忍受了不公平的待遇，并且相信他们的这种新生活只是暂时的状态。他们做苦工——工地的民工，工厂装配线上的工人；如果你设想下半生都在一个语言不通的地方干着这些活儿，那也未免太凄惨了。沿海和内地的经济差异很大，足够让你心存希望：在沿海地区赚些钱，然后回到家乡慢慢花。几乎所有人都打算起初工作几个年头，然后就回家去；人们谈论着回到乡下附近的城市开店或开餐馆的事情。从这个角度而言，这种情况和很多墨西哥人和中美洲人相似，他们非法移民去了美国，但自己的家庭和家人仍然留在祖国。他们在一种经济环境里工作，然后在另一种经济环境里花他们所赚来的钱。

而威利的父母和威利的哥哥们一起住，他的哥哥们在当地的建筑业中小有成就，为他们人口渐增的大家庭盖了一座两层住房的大院子。威利不需要给家里寄钱，他和南希以后就定居在东部也是可行的。威利感到了两种相反力量的较量：浙江的发达经济情况，四川熟悉的文化风俗。有一天他必须要做一个决定，但同时他会宁愿自己都不属于这两个地方。他从来没有学着去说温州话——不可能学得会，而且他把所有的时间都花了在学英语和听“美国之音”上。反而威利在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普通话水平。到第二年工作的时候，他的普通话已经听不出来四川的口音了。当人们问他是哪里人的时候，他常常会说谎，告诉他们他来自江苏附近某个经济发达的城市。不过，当他和南希在一起的时候，这个谎就不太好圆了。南希说话仍然有四川的口音，而且她拒绝让威利帮助她提高普通话水平。在她看来，威利是在装腔作势。

但对威利来说，这关乎自尊。他在浙江的第一个老板，那位糟糕透顶的王先生，常常和威利说起他在1980年代去四川北部的事情。那趟旅程让王先生开了眼界：四川北部的贫穷状况让他受到了很大震动，以至落下了眼泪。很多年以后，他说起那趟旅程，还是常常会表现出很感动的样子；他喜欢利用这个机会，让威利为自己能逃脱这种糟糕的处境而对他心存感激。威利讨厌王先生的诸多方面：他的中山装、他的吝啬、他麻烦的妻子等等；而其中威利最讨厌的就是他的同情心。

即使威利到了乐清，做了一份更好的工作，但一些只言片语的评论还是会让他感到困扰。在乐清，有些人偶尔会偷了下水道的井盖，然后当废铁卖掉；这时居民们晚上出行时就要格外小心。有一次，威利和一个也是做老师的同事在街上走，经过了一个空的下水道口，那同事厌恶地摇了摇头。“那些四川来的人把井盖偷了。”他说。威利没有回答，但他从来没有忘记同事说的话。威利也注意到，乐清当地的父母骂小孩时，会用那些外来移民的故事吓唬他们。威利小的时候，他村子里的成年人常常会跟小孩说，如果他们表现不好，外国人会来把他们吃掉。但在乐清，不再由外国人充当吓唬人的角色。父母们会说：“如果你还哭的话，从江西或四川来的人会来把你给带走。”

我完全能理解你在中国遭到别人不同对待时的感受。很明显，其他地方的人对四川人区别对待，因为四川的贫穷和落后可是出了名的。在这儿人们也是如此。当地人总是看不起四川人和江西人。我对此不是很在意，我知道中国不只是他们的中国。每个中国公民都有权去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听到你写作的对象是中国的普通人，我感到特别高兴；这真好。在我看来，你会像总是亲近普通人的威廉·莎士比亚一样获得成功，在有生之年迎来文学上的巅峰。

事实上，我觉得人最最难做到的是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中国总是说自己国家的一切都是好的。中国总能正确地、完美地对待一切事物；这一点美国有时也像中国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会说美国是世界警察；而美国会说中国是个问题百出的国家。

在1980年代，政府标榜和表扬了“温州模式”的发展。这个城市的资本主义模式天生就是自力更生型的，自然就讨官员的喜欢；他们愿意什么都不用投资，就看着这些家族企业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起了工厂。然而事实上是，很少有地方能够复制这种模式，甚至在温州本地，这种发展模式也会有限制。成功的工厂进行扩张，然而人们从制造纽扣、打火机、鞋底、低电压产品上获得的利润也就这么多了。这些产品获利很低，很难去为企业创造一个有价值的品牌，也很难去通过研发为产品增值。按理来说，这些企业下一步的发展大概应该是转换到高科技产品或者跨国投资上面，这是像深圳这样的地方普遍的发展策略。

但温州人的某种心态导致他们宁愿让事物保持在简单的状态。在教育领域里也出现了相同的状况；对于改革开放，温州当地的教育反应迅速。到了1990年代末，温州的私立教育机构数量和规模在全国名列前茅。这座城市里将近30%的高中生和大约五分之一的大学生，都在私立学校里就读。

在乐清这座城市，威利和南希在“育才学校”任教（这所学校和他们俩最初工作的学校——那家草包“百才学校”名字有点像，不过这纯属巧合）。在乐清，这所新学校有将近两千名学生，年级分布从幼儿园一直到八年级，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寄宿。在中国，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学校，所有学校的课程都是标准化的，并且有严格的制约。有部分课程和教材是强制性的，所有的学生在初中毕业和高中毕业时都必须参加一次统一的标准考试。私立学校可以雇佣自己的授课教师，并且从开放的市场上招收学生，但它们也必须教授和学习共产党的相关理论。

育才学校创办以后，为突显优势，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教授英语课程，而其他学校一般都是三年级才开始上英语课。当地的公立学校后来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一年级就开始上英语课，但私立学校还是占了先机。私立学校更早地开设英语课，并且尽可能地延长授课时间。育才学校招生的其中一个卖点就是，即将参加升学考试的学生每天都要上课，包括周日。八年级的学生一周上75节课，这几乎是公立学校每周课时数的一倍（公立学校的周课时数为45节）。从本质来说，人们是把“温州模式”用在了教育上：这相当于在智力的领域从低获利商品中榨取利润。这些学校没有去创新课程或改进教材，它们只是用更多的时间教同样的东西。

育才学校蓬勃发展，直到1998年当地政府建了一所新的公立学校。创办之初，公立学校的校长就公开地说，他要逼育才学校倒闭掉。他提出了这样的挑战以后，第一个策略就是高薪聘请最好的老师。他在这片地区到处物色富有经验的授课老师，这些老师都是被教育局认定为“一级教师”的。这些老师带着奖状和资格证走马上任，然后一败涂地。英语老师不会说英语，数学老师不会教数学。学生学习情况糟糕，家长们大发雷霆。很多人怀疑这些老师的奖状和资格证是假的；到处都可以买到那些东西。不管怎么说，在中国，一切事物都变化飞快，所谓经验的价值相当于零。一年以后，这所新的公立学校开除了这批老师，开始只聘用年轻的老师。

两所学校之间的竞争每年都变得更为激烈。在备考这一块尤为如此，其中牵涉到两种不同的竞争策略。第一种策略立足于一个简单的信念之上：通过系统、有效、勤奋的学习，学生在考试中成功的机率自然会提高。不过，如果他们提前知道试卷的问题，成功就更有把握了。这就是第二条竞争策略，当威利和南希来到育才任教时，这条竞争策略已经发展很完善了。每一年，老师和学校行政人员都要和手握大权的人们打好关系，这些人可能会透露一些考试的信息。

有一个温州教育局的官员，以“巧妙的暗示”而闻名。这个地区的各个学校都邀请他去给老师们做讲座，而他只接受那些他认为有足够实惠的邀请。威利和其他的英语老师每年都要去温州市中心，听那个人说话。有一次，威利描述了那样的场景：

“我们的校长邀请了那个人来做讲座，来给我们那些所谓的中考信息。他的讲话模棱两可。老师们都想从他那里获得一些有用的信息，但有时他只是以沉默作为回答。讲座有两个小时，我们一直尝试着问些问题。我们问他考试里会有些什么题目。他只是说，可能会有这个，可能会涉及到那个。比如说，他说今年填空题可能会要学生们填两个词，把句子补充完整；而不是往年的一个词。”

“讲座结束以后，我们学校就请他去了温州的红太阳酒店。那是一家很高级的酒店，有大概15个老师陪他吃饭。吃完饭后，学校就给他两千块钱。随后，就请他去卡拉OK唱歌，叫一个小姐陪他。我认为那个小姐就是妓女。还给他们一间双人房——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你尽可以想象。我认为这人就是个色鬼。他今年50岁了，其中一个儿子出了国，在美国。”

这人常常给公立学校一些准确的考试信息，但他的讲座对威利和同事们来说却从来没有什么帮助。但不管如何，育才学校仍然每年都如此行事。我问威利，为什么他们还要为这种毫无用处的信息买单，他说：“要是哪一年他说对了呢？”

每年六月是考试开始的时节。那年我收到了威利的来信，言辞间满是厌恶：

在乐清，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很多其他的学校提前收到了中考的信息。我们学校只得到了一点二手或甚至是三手的信息。这注定了我们学生考试的失败。那个教育局的混蛋又一次泄露了英语考试的题目。

这种欺诈活动让威利感到苦恼，但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这也是一个移民的新环境因素：当你离开了家乡，道德的基本准则就会有所改变。有时候，威利对此应付自如，例如在对待婚姻传统的转变上。威利和南希在浙江已经两年了，但还没有正式结婚。正式结婚似乎没什么意义，他们俩的所有家人和朋友都还在四川。威利留意到，很多乐清的外来者好些年后才会举行结婚典礼，因为他们要存钱和建立他们在当地的人际关系。他参加过好些婚礼，新人的小孩都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

对威利来说，这么做合情合理：实用主义战胜了传统观念。每次他和南希讨论起结婚和要小孩的可能，话题总是转到了“钱”上面。终于，南希确定了一个具体的数目。当他们至少存够10万元（也就是超过1万2千美元）时，她就同意要小孩。他们在乐清过了一年半，一起存下来的钱有2万5千元。他们已经有四分之一的婴儿在银行里了。

但还有些问题，像欺诈活动和对外来者的偏见，就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这些年来，威利从未征询过父母的建议；他觉得在这种新的大环境中，父母没法给他什么指导。虽然他现在仍然考虑着将来回四川的可能性，但他从心底里知道，他其实是永远不会再回家乡了。对他来说，那个世界已经远去；不是因为它像北京的四合院一样被毁掉，而是因为农村的变化过于缓慢。在一个蓬勃发展中的国家，年轻人没有任何理由留在跟不上时代节奏的边远地区。每次威利回到10号村，就看见那个地方像是被废弃的一样。有一次回家后，他写道：

我回到家，什么都没有改变，路还是高低不平，人们变得更老了。我找不到少年时相熟的人和朋友，这让我感到伤心。有时候，我觉得这种生活——离开家乡来到沿海地区、没有一个稳定的家，是世界上最令人伤心和最让人感到压力的事情。

每次回家都让他心灰意冷。而回到乐清以后，他会发现自己不断想着那条逐渐走向衰亡的村庄，虽然他明知这没有任何意义。那些时候，他会在学习英语中获得安慰。这门语言成了一种分散精神的事物，而他还相信英语材料会为改革开放带来的新环境提供最好的指引。他仔细留意着国外新闻机构网站的更新，并阅读英语的任何指导性专栏。有一次他打电话去“美国之音”北京站的一个热线电话节目，询问如何处理鼻窦炎的问题。还有一回，“美国之音”广播了一个节目，内容是关于美国国内的家庭学校教育（注：孩子在家接受教育的上学方式），威利在他的日记里记下了详细的笔记。另一个教育系统的存在，并不会对公立学校产生威胁；这个观点是让威利最为感兴趣的：

50个州？ 150个儿童在家上学

父母就是他们的老师

和去学校上学的孩子一样优秀

家庭稳定

1997年 50000美元

理由：保持互动

满足孩子需要

防止学生受到暴力、性方面等的影响

教育的相关问题

公立学校为家庭提供帮助：图书馆课程

自从毕业以后，威利已经弄散了三本英语字典。他仍然把那些旧字典摆在他的书架上，如同一名优秀的内野手，从来不会扔掉那些磨破的手套。在空余时间里，威利不断地翻译和整合着各种信息：“美国之音”的广播节目，报纸上的新闻故事，还有单词表。他常常打电话问我问题，那些问题通常是关于某个词或某个难懂的语法特征。有时他的问题是关于世界大事的。2000年11月，美国总统选举情况不明朗，两位候选人中没有明显的获胜者，那段时间威利几乎每晚都打电话给我，问我关于选举团的各种问题。

他对世界上不符合规则的事物特别敏感。在温州，政府赞助了一个保护水资源的运动，运动口号中英文都有。英文的翻译版本是这样的：

停止浪费水资源 （STOP TO WASTE THE WATER RESOURCE）

威利认为这句话译得不对，问我的意见。每次他打电话来，我都尽力回答他的所有问题，不过我常常会好奇，他要怎么去处理所有这些英语的资源。我问起威利他的日记的事，他告诉我，他只是想把所有东西都记录下来。他说，他梦想着有一天，可以编一本英语字典，里面要涵盖这门语言里的所有词汇。

酩酊——喝醉 boozy-drunk

粗野的 boorish

书报摊 bookstall

书柜 bookrack

书签 bookmark

末名奖 booby-prize

1998年，比尔·克林顿和莫尼可·莱温斯基有外遇，导致了一段空前的——利物浦和伦敦暴动（1981）。在1980年代早期，街头暴动回到英国，与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情况相似；而这是首次由于不断上升的失业率而引起的暴动。

在2000年的国庆节之间，威利在电视上偶然看到了防犯罪集会。在中国的很多城市，这是一年一度的大事；违反法律的人会在直播的电视节目中受到审判，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威慑国庆期间的犯罪活动。过去，这种仪式通常在运动场上举行，有时行刑也是公开化的。不过如今只有审判过程是由电视播送的了。

威利看着那些罪犯们一个接一个地往前走：上着手铐，剃得光光的脑袋，蓝白相间的监狱服。一个法官念出了每个人的名字、籍贯、罪行和判决。电视机前，威利不禁拿起笔来记录。后来，他告诉我这件事，他说他是在“统计数据”。

“每当法官说到一个人的姓名和籍贯的时候，我就把它记下来，”他解释道：“来自江西省、四川省和湖北省的人最多。最后我发现有百分之四十的罪犯是来自四川的。这是最高的比例。我感到很羞愧。”

另一个夜晚，威利和南希迟迟没有按时睡觉，他们一遍遍地放着那首流行歌，直到把“打工十二月”从头到尾翻译成了英文：

十二月我返回家乡

爸爸妈妈哭了一场

一家人吃了顿包饺子

那味道可真叫个香

亲爱的彼得，

你在北京怎么样？……我很想改变自己在这里的现状。南希和我都扔掉了铁饭碗，来到这里碰运气。这儿的环境要比我那个落后而“牙刷”（注：牙刷在四川话里是骂人的话）的家乡四川好得多。然而，我看不到什么希望，即使是做一个发了小财的男人这样的小目标，想不断塑造和提升自我，看起来也不切实际。南希和我都想在这儿买一套住房。但这只是一个梦想罢了。每套房子都在30万到40万之间，我们买不起。到我们有能力买得起一套新房的时候，我们俩已经一只脚跨入坟墓里了。这是真的。我长久以来的希望就是，当我们两个都存够钱的时候，我们就回到家乡，然后为南希找份稳定的工作。我可以做除了教师以外的职业……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2008年奥运会的召开，我希望到时我会有好运气。

2000年秋天，威利参加了一个英语教学比赛。在全国各地，这种类型的比赛正在中国教育界里迅速流行。在温州，每个比赛者都要面对满满一个教室的学生，而评判们就坐在教室的后面。这些官员会根据参赛者的教案和学生们的反应对参赛者进行评估。

在这样的场合，威利从来不会紧张。在他经历了所有其他的事情以后，这种比赛就是易如反掌：规则是明确的，而且所有参加比赛的人都要遵守。裁判过程看起来是公平的，虽然学生是独立的部分，但不可能骗过孩子们的自然反应。

温州的英语教学竞赛开始时由500个教师参加，很快就淘汰剩了16个人。威利是其中一个。决赛的时候，所有参赛者都要到温州市中心去。其他的参赛者带去了手提电脑、投影屏、还有用专业的教学软件准备的教案。威利是唯一一个没有带电脑去的参赛者。他的材料是他亲手做的：几幅对话的图解，几十个小小的红苹果。还有一瓶水，他在上面用英文写了“毒药”这个词。

“当我教他们‘危险’这个词时，我就说我手里的这瓶水是毒药，还叫一个学生把它喝了。学生们觉得很好玩。然后我叫他们学习一段对话，并且让他们之间充满了竞争的气氛，因为他们都想得到我带去的小红苹果。我问他们问题，如果他们答对了，就可以得到一个苹果。我站在一张凳子上，大声喊着我的问题。我就像个司令官一样，他们觉得这样也很好玩。”

在竞赛之中创造了另一个竞赛，这是天才之举。威利拿到了第一名。比赛组织者奖励了他1000元，这相当于他半个月的工资。不过威利说钱并不重要。他的学校为他感到骄傲，而威利认为，他赢得比赛的原因，是其他的比赛者都没有他那么在乎英语。在威利看来，是他写下的所有单词表，他记录的那些电台节目内容，那些晦涩的单词和特殊的短语，让他获得了比赛的胜利。“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威利说。“我想是我的疯狂作风让我赢了。”

在双龙镇10号村第3生产队，第一个出外打工的人叫做刘成民（音）。他读完了小学五年级，这让他成了当时第3生产队最有文化的人。1980年代初，他去了黑龙江。他在那儿的一家鞋厂装配线上干活，过了好些年，又回到了他的村子里。

在村子里，人们公认刘成民是个很有智慧的人，都很尊敬他。人们也知道出外打工的经历多少改变了他。他从未结过婚，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1990年代中期，当地政府征收过高的农业税，他拒绝缴付。他说他是个单身汉，理应得到优待：他没有老婆孩子，完全靠自己的双手吃饭。他的理由清晰而富有逻辑，政府在此之前也没碰过先例。

时不时地，村子里就会传出一阵流言：官员们正计划要拘留刘成民，殴打他，直到他同意缴付农业税为止。对于那些极端的顽固分子，这是常用的处理方式；但流言传说的一切从来没有发生过。当地的政府官员似乎被这人的不可预料吓住了。

在刘成民出外打工期间，他写了好些关于在外见闻的诗歌。威利小时候很喜欢读那些诗句；而多年以后，当这个男孩自己也成了一个出外打工的人，他仍然记得刘成民那些诗句的内容。

诗歌采用了毛诗的风格形式，常常有自然风景的描绘。有一句诗赞美了长江的力量。还有一首诗描述的是蜗牛河，那是家乡当地的一条河流，就在胜利桥下流过；威利还记得那首诗的最后一个对句：

吾乡河宁静，吾心却不然。

（The river in my hometown is peaceful, but my heart is not.）

第三部

记录F　一本书

今天,考古学家们要为地下之城的一段城墙绘制地图。那段城墙离地表不远，大概有5英尺深。工作队在黄土地上的挖掘工作进展很快。队里一共有18个男人，由考古学家荊志淳带领，他们的装备是铁铲和洛阳铲。这个年轻的考古学家相信，这段城墙可能是地下之城王室领域的一部分。

午后，荊志淳小憩了一会儿，我在安阳考古工作站的图书馆里采访了他。房间里都是一排排的书，凉爽而宁静；只有我们俩呆在房间里。荊志淳向我描述了一些安阳出土的文物。后来，当采访结束的时候，他不经意地指了指桌子上摆的一本巨型旧书。书的封面已经被撕破了，还褪了色，但上面的字迹清晰可辨：

美帝国主义劫掠的

我国殷周铜器图录

(“Our Country's Shang and Zhou Bronzes Looted by American Imperialists”)

书上没有列出作者的名字。这本书是1962出版的，由中国考古研究所编纂，里面有800多幅青铜器的黑白照片。有低矮厚实、三条腿的鼎，也就是“锅”；有造型优雅的长颈觚，也就是“圣餐杯”；还有细长而带柄的觖，可能是用来加热酒的。绝大部分青铜器的历史都可追溯到商朝，通常它们都设计有商朝文化特有的饕餮：那是一具固定风格的动物面具，眼睛和嘴巴都是弯曲的。过去，有些专家认为这种神秘的图案画的是一条龙；其他专家说可能是老虎，或者是鳄鱼，又或者是蛇。还有一些理论把这种图案和萨满教联系起来。不过没有人知道确切的答案，饕餮失却了它的含义，成了一个沉默的符号。

书后列出了那些美帝国主义者的名单。密苏里的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在名单之中，博物馆拥有一个细长的觚。在密歇根州的青草湖，罗马尼亚东正教会主教团（这名字听起来既非属于美国，也不像是帝国主义者）拥有一个鼎和一个觚。其他的名字则不太会让人感到意外：纽约市的W·K·范德比尔特夫人；同样来自纽约市的桃丽丝·杜克小姐（根据这本书的记载，她夺去了9件青铜器）；来自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的埃弗里·C·布伦戴奇（30件青铜器）；来自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阿尔弗雷德·F·皮尔斯伯瑞（58件青铜器）。

草草翻阅一下这本书，大概就能够了解到这些著名的美帝国主义者在考古上有怎样的品味。桃丽丝·杜克所拥有的9件青铜器都是商朝的，显然她很善于发现那些精巧细致的东西：一对细长的觚，一个精细的觖。相反，皮尔斯伯瑞就是中西部人的鉴赏口味，喜欢那些坚固结实的铜器：一件三国时期的四方鼎，外型粗笨；一口战国时期的大锅，低矮而颜色灰沉，看上去就完全是一副历史悠久的模样。布伦戴奇的品味神秘莫测。他的收藏品从商朝、西周到春秋时期都有；他拥有厚实的鼎和细细的觚。他最独特的一件收藏是一个春秋时期的酒壶，那酒壶的造型简直是异想天开，铸成了一只鸟的形状——一件准备飞翔的远古青铜器。

我问起荊志淳这本书的事情，他说书是由一个叫陈梦家的甲骨文学者研究写成的。

“他在美国呆了很久。”荊志淳解释道。“陈梦家的妻子那时候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美国文学。不过后来他们俩回了中国。陈梦家还是个很棒的诗人。”

我问荊，陈梦家是不是还住在安阳或者北京。

“他已经去世了。”荊志淳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了。”

我再一次仔细看了看封面：没有名字。荊志淳说，陈梦家曾经两次自杀。我合上了书，问安阳有没有人认识这个学者。

“和老杨谈谈吧。”荊志淳说：“老杨现在已经退休了，不过陈梦家自杀时，老杨和他在一起。当时安排了老杨和其他一些人照管着陈梦家，不过那件事还是发生了。你过去院子那头，就可以找到老杨了。”

安阳考古工作站离地下之城不远。这地方仍然种着庄稼，工作站四周都是玉米地；在将近12座的楼房中，只有少数人是在这儿全职工作的。白天，风吹过梧桐树，沙沙作响；偶尔远方传来一阵火车的轰鸣，那是驶向北京的火车，离北京还有6个小时的路程。除此之外，工作站里一片宁静。高高的水泥墙上面是带刺的铁丝网。

工作站的很多楼房里放着文物。有放满了青铜器的房间，有散布着陶器碎片的工作间，有的房间里则是一些上锁的抽屉，抽屉里塞满了无价的玉石。还有就是大量的骨头。在一件展览厅里，展示了一个罐子，罐子里是一副婴儿的骨骼；这可能是商朝时某种恐怖的仪式留下的遗迹。另外一栋楼房里有一架四轮战车，还有4副骨骼，它们都是1987年从附近的田里挖掘出来的。那些骨骼刚好是成对的：两副马的骨骼，两副人体的骨骼。它们可能是献祭用的，为某个君主的来生服务；那两个男人大概是战车的御者。一个男人的骨骼倒卧在战车后面。另一个男人是仰面躺着的，就在马的旁边，双手被绑在背后。他的头盖骨转到旁边，就像在咬地上的泥土。

那副战车已经不再是战车了。被埋在中国中部平原的竹子，是不能持久保存的，那儿的雨水能轻易地渗透干燥的黄土。随着时间的推移，竹子逐渐腐烂，取而代之的是保持原来形状的泥土模子。30个世纪过去了。1987年，挖掘工作逐渐深入，考古学家们不可思议地分开了泥土模子与外部的泥土，最后战车的外形出现了。有车的侧板，一个车轴，一副杆子，还有一个车厢，可以容纳三个跪坐的乘客。一副弯曲的车轭跨放在那一对马的脊椎上。辐条式的车轮直径有4英尺多长。这个战车看起来是完完整整的，仿佛还是由木制作而成；但只要推它几下，它就会变成一堆尘土。考古学家把它形容为一个“鬼魂”；一件早已不复存在的物品，一份泥土的记忆。

在存放战车的那栋楼旁边，我在一间小小的会议室里见到了杨锡张（音）。他今年66岁，戴着金属边框的眼镜，一头稀疏的白发。他的牙齿镶成了银的，每次他一笑，我就被他的牙吓一跳，像是看到了某种意料之外的遗迹在闪光。

老杨说，陈梦家在1940年代做了关于这本书的研究，那时共产党还没有掌权。在那以前，陈梦家和妻子一起住在美国。陈梦家的妻子来自一个深受西方影响的中国家庭；她的父亲是一个基督教的神学家。

“这是后来他们遇到麻烦的原因之一。”老杨解释道。“她的家庭和外国的事物联系太紧密了。当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陈梦家就被贴上了‘资本主义知识分子’的标签。这源于他在美国呆过一段时间，也源于他妻子的家庭因素。不过‘nannu jiaoliu shenghuo’是他尤为人所诟病的地方。”

这个短语听上去并不熟悉。我请老杨把它写下来，以确保我没有听错。他停了一会儿，像是后悔提到这一点，不过后来他写下来了。这些字看上去意思明确，但整个短语的含义仍然很模糊：

男女交流生活

我问：“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眼睛往旁边看，不自然地笑了笑——一道银光闪过。“意思是，”他不情愿地说：“你和一个不是你妻子的女人有暧昧关系。”

“那么，陈梦家是这样？”

他又看向一旁。“我不清楚。”他说。

好一会儿，我们之间是一阵奇怪的沉默。当我们继续开始交谈时，我意识到，老杨显然更愿意谈论陈梦家的死亡。当我问起陈自杀的事情时，老杨的表情并没有变化。

“那是1966年的事情，文化大革命才刚开始。”老杨说。“当陈梦家第一次自杀的时候，人们救了他。从那以后，考古研究所就派了我和其他一些年轻的考古学家去看管着他。我们和他一起呆在他的家里，任务是不让他自杀。但我们不可能一天24小时都和他在一起。我们也尝试过，但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我们看了他大概1周。”

为解释他们如何失去了和陈的联系，老杨站了起来，手指向窗户。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太阳在外面的树间洒下了斑驳的光。“试想一下，你现在站在陈梦家北京的家里，看着外头的四合院。”他说。“有一天，陈梦家走了出去，经过了这扇窗户。”老杨手一挥，就像在追随一个想象的人物——他在我们的视线之外。“过了几分钟，我们觉察到他走出去了。我们冲到外面，但已经太迟了。他上吊自杀了。”

老杨坐下来。“这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他说：“陈梦家是个了不起的学者。”

然而，从老杨的表情上，我看不出来他是否觉得内疚或伤心，或有什么其他的情绪。他看起来面无表情，当中国人谈起那些不堪回首的记忆时，常常都是这个样子；所有的感情都隐藏在遥远的别处。我问老杨，他和陈梦家在一起的那一周，陈说了些什么。

“我们没怎么说话。坦白说，我当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看起来显然是心烦意乱的。我和他说话好像不太合事宜。”

老杨解释说，当时陈梦家的妻子并不在家，因为红卫兵在城市的另一边拘留了她，她在北京大学里。后来，文革结束了，她继续在大学里教英国文学。老杨告诉我，她几年前去世了。

我们一起走过院子，来到老杨陈设简单的办公室里，那儿有一张陈梦家的照片。办公室里有一张桌子，一数家的书，还有一张搭了蚊帐的床。水泥铺的地面没有任何装饰。老杨从书架上抽出一本褪色的考古研究所年鉴。

“关于那本在美国的青铜器的书，我还有一个问题。”我说。“为什么封面上没有陈的名字？”

“1957年，陈梦家批评了一些国家领导人的观点。”老杨说。“他被贴上了右派的标签。右派不能发表书籍。但是那本书非常重要，所以研究所把它出版了，但没有写他的名字。当然，人人都知道是谁写了那本书。”

老杨把年鉴翻到有照片的一页，其中一张照片是中年的陈梦家。照片下的题字注明陈出生于1911年——清朝的最后一年。在照片里，陈梦家笑出了酒窝，眼睛明亮，一头浓密深黑的发。他穿着传统的高领衬衫。在这一页所有人的照片中，陈梦家笑得最灿烂。

“他长得很帅。”我说。

老杨轻声笑了起来，不过这次他没有露出那排闪烁的银光。

在安阳，我试图了解更多关于陈梦家的事情，但是其他考古学家年纪都太轻，不清楚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回到北京，我把这次作的笔记归档，然后就做其他事情去了。这也是一个作家的例行公事，收集了讲到一半的故事，然后任由它们逐渐被遗忘。然而这些故事总是会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一个印记，就像是一件埋葬之物的灵魂。

2001年1月，我的第一本书在美国出版；它描述了我在四川教书的那一段时光。那一年，“美国之音”广播了一篇中文书评。随后，写书评的人给我寄了封介绍信，信里附了他的书评的复印稿。那个闹着玩似的副标题吸引了我的注意：

读洋鬼子何伟的新书

书评人是一个中国出生的美国公民，名叫巫宁坤。他来信的邮戳盖的是佛吉尼亚州的赖斯顿。他的信是用英文写的：

附在信里的文章是……根据一个广播谈话节目“今日美国”所写的，这是“美国之音”的一个普通话节目。如果你从前的学生恰巧听到了这个节目，他们会十分惊喜……

巫宁坤在信里提到，他于194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美国文学，在共产党人的革命以后，他回到了他的故乡中国，在那里教英文。1990年代初，他再次横渡太平洋，这次是永远的了。从那以后，他就和妻子住在华盛顿市附近。我给他回了信，问他在芝加哥读书时，是否认识陈梦家。

回信很快来了：原来，在共产党革命以后，陈梦家的妻子还帮忙说服巫宁昆，劝他回到中国去。巫宁昆建议我读一下他用英文写的传记《一滴泪》(A Single Tear)。书中其中一个部分描述了巫宁昆在1950年代早期回到北京的事情，那时候一系列灾难性的政治运动还未开场：

当时，我还在等待住房分配，所以我暂时在露西和她的先生家里客居。露西的先生是陈梦家，是附近清华大学的教授，也是一个著名的考古学家。陈先生很瘦，皮肤黝黑，走路时老驼着背，像不堪重负；他40多岁，但驼背使他看起来显得更苍老。露西的父亲T·C·赵博士，是圣公会主教和神学院的院长……在优雅的明朝家具、上等的小艺术品和史坦威钢琴之间，她步态轻盈地来回走动；在我眼中，她完全就是从亨利·詹姆斯小说中走出来的女主角（亨利·詹姆斯正是她博士论文的论题），然而却被硬塞入一个完全不合时宜的环境里，就像她身上套的那件毛式服装一样。我很好奇，在她沉着的姿态之下可能隐藏了怎样的“道德意识”。而陈教授和他天生沉默寡言的妻子不同，他脾气很坏，常直言不讳。当上级宣布，教职工和学生都要参加每天的集体运动时，他踱来踱去，一遍遍地原地转圈，同时大声埋怨：“这就是《1984》变成现实了！这么快！”

当我看到露西这个名字，我忽然意识到，这部分的故事很眼熟：赵露西是赵老先生的姐姐。

她就是那个在四合院东边的屋子里翻译《草叶集》的女人；她就是陈梦家的遗孀。我和老杨谈话时，没有注意到人物之间的联系；老杨没有怎么提到这个女人，也从来没有提到她的英文名。

和那个研究甲骨文的考古学家一样，赵露西已经去世了。她死于1998年。但赵老先生和他的妻子仍然住在北京，我去了一趟他们的新家。

赵老先生唯一的变化是晒黑了。他耷拉的眼睛还是一样：冷静、深邃、看不出年龄；他的一举一动还是像军人一样。他仍然打网球。“我比那些不能跑的人跑得要快。”当我问起他最近的比赛，他冷冰冰地回答我。他的皮肤是在泰国晒黑的。当局为拆毁四合院，赔偿了这对夫妇近3百万元，相当于35万美金，在中国，这算是很大一笔钱了。在中国，像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这么大一笔钱生不带来死不带走。赵老先生和妻子黄哲刚从曼谷度假回来。

他看起来完全没有任何情绪。他说，接受当局的赔偿，表示他承认了这场斗争的失败，现在再谈论那个四合院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对于文化大革命，他有着相同的感受；他不想谈论文革。起初，我请求和他见面，谈谈她姐姐和她姐夫的事，老人拒绝了。我想了些办法刺激他以后，他最终同意了会面，不过他再三重申他没什么可说的。

赵老先生和黄哲搬到了城市的东面，在嘉里中心和中国国际贸易中心那堆杂乱无章的商业建筑旁边。这对老夫妇住在一栋叫“金贸”的新楼里。他们家的窗户装的是绿色玻璃——像码头尽处的那一点灯光。

这对夫妇在客厅里接待了我。屋子里的装饰有些是我所熟悉的：赵老先生父亲的黑白照片，一卷长长的书法作品。耶稣和法利赛人。一件新的物品吸引了我的视线：一张镶在镜框里的四合院照片，也是黑白的。

我们聊了一会儿，老人告诉我说陈梦家是新月派诗人的一员，新月派是20世纪初一个很流行的诗歌派别。我问他陈梦家的写作风格。

“很浪漫。”赵老先生干巴巴地说。

“怎么浪漫呢？他写作的主题是哪一类？”

他挥挥手打发了这个问题。“你知道，我不是很懂那些东西。”

“那么，陈梦家本人是怎么样的呢？”

“他很多年前就去世了，很难想起来。”老杨说。“不过我记得他是个工作狂。他和我姐姐都是那样。他们不停地读书，整天埋头写作。他们是为文艺而生的。有时会觉得他们俩再没有其他活动了。”

我提到了那本写在美国的青铜器的书，老人点了点头。

“陈梦家1948年从美国回到北京，比我姐姐早一年。他在美国的时候，就游遍了整个国家，给人们家里的中国文物拍照。如果他听说某某有一件青铜器，他就会去询问那个人，他能不能看看。他就是这样为写那本书做调查的。那些收藏家都是大人物，很出名。要买那样的青铜器，你得有钱。”

我问起那本书的名字——“美帝国主义者”，老人说，不是陈梦家选择了那样的字眼。“他的兴趣与政治无关。他只是想要研究青铜器。他常常会说青铜器有多么漂亮；他说了好多回：3000年前的人们能创造出如此精美的东西，真是太了不起了。对于明朝的家具，他有着同样的感受。他是个正经的收藏家，他有20多件明朝的家具。他和我姐姐回到中国以后，他们俩的薪水是差不多的。我姐姐的薪水用于日常花费，而他的薪水则用来买古家具。”

老人提到，这对夫妇的家具如今在上海博物馆的常设展里。我问他陈梦家的政治问题，赵老先生说那是1950年代的事，毛泽东发起了一场运动，旨在改变中文的书写系统。那段时间，毛泽东下了命令，要把一些中文字体简化，他还希望用一套字母系统完全取代中文字。

陈梦家写了一些文章，批评了这个计划。

“他认为，中文书写不应该改变。”赵老先生解释道。“从那以后，他就被控为右派了。那段时间对他有很多批评，当然，后来文革的时候情况还要糟糕得多。”

我问他，陈梦家为什么要自杀。

“他是个学者，是个知识分子。”赵老先生说。“他是个心高气傲的人，不能忍受这种侮辱。你知道，他自杀了三次。我姐姐救了她两次。第三次，她睡着了。我姐姐已经筋疲力尽了。到他死了以后，我姐姐才找到他。”

黄哲一直都在静静地听着我们的谈话，听到这里她摇了摇头。“你不懂那种压力有多大。”她说：“他们会让你跪在所有人面前，承认你的错误。他们会为无中生有的事情指控你，说你想要谋杀谁、说你脑子里想着什么坏事——什么事情都可以指控你。那些我们都经历过。不过我们的情况都没有陈梦家那么糟糕，因为他是个很有名的人，又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

“这就是我不愿意谈起过去的原因。”她的丈夫说话了。“没办法。现在也没办法改变过去了。”

他们讲的故事和老杨所说的有矛盾。那个考古学家没有提到变革中国字体的运动，而且他还说陈梦家自杀时，露西不在她的丈夫身边。老杨说是自杀了两次，而不是三次。他还提到了人们指控陈与别的女人有暧昧。

“我和考古研究所的一个人聊过，他认识陈梦家。”我说道，尽量小心翼翼地措词。“他告诉我说，文革的时候，有人批评陈梦家，是因为他们认为陈梦家和别的女人有暧昧关系。我知道那时候很多事情都被夸大了。你还记得有什么关于这方面的批评吗？”

停顿；这个女人不自在地挪了挪身子。赵老先生打破了沉默：“我不知道有这种事。”

“你还记不记得，有没有听过别人说这方面的事？”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平静地说，眼睛里没有任何反应。我转换了话题，紧张的气氛过去了；我们开始谈网球。赵老先生说，他还是一个星期打三次网球。

我知道这个故事还有未竟之处，但我无法再从赵老先生这儿获得任何的其他信息了。我和他谈话多次，但他的某部分的性格，仍然是隐藏得严严实实的。他那一代的很多中国人都是这样，特别是那些亲眼目睹过可怕的事情的人。他们的记忆埋藏在一个硬壳底下，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硬壳愈加坚固。

然而，偶尔我们还是会窥见一些埋藏在深处的东西；我想起了赵老先生告诉我的另外一个故事。他的房子被拆毁了几个月以后，某个冬天的下午，赵老先生发现自己来到了以前住的那一带。他一时心血来潮，在四合院原来的地址停下了。站在街上，他的故居外面看起来仍然和原来一样：灰泥抹的墙壁，红色的大门。赵老先生碰巧带了故居的钥匙，他试着去开门上的锁。门打不开，于是他弯下腰，透过信箱的投信口张望着里面。破碎的砖块和瓦片。尘土，尘土，还是尘土。老人仔细地看了一会儿，然后他踱着步子走开了，再也没有回去过。

他告诉我的这个故事就是这样结束了。他的意思很明显：他人生里的那一章已经结束了。然而，肯定有某种原因，让赵老先生还保存着故居的那把钥匙。

12　政治避难

2001年1月

华盛顿市和北京一样，是一个精心营造的首都。两个城市都是方形的：笔直的街道，不偏不倚的转角。它们的布局严格按照指南针的指向，当初它们各自那位雄心勃勃的统治者选址时，都把它们看作一张可以任意描画的白纸。明朝的永乐大帝在北部的平原选中了建都的地址，乔治·华盛顿则选择了波托马克河的拐弯处建立都城。两个城市的规划设计——那一座座排成网格状的纪念碑和一条条宽阔的街道，明白无误地告诉访客，这就是当权者的所在。

两座首都的中心都树立着一座政治性的建筑。在北京，紫禁城代表着首都的核心；而在华盛顿市，所有建筑都以国会大厦那圆顶状的房子为中心。从国会大厦往外，一条条街道按照一个严谨的逻辑命名，这也是美国式实用主义的见证：南北向的道路以排列数字命名，东西向的道路按照字母表上字母排列的顺序命名。沿着北国会大厦街，从圆顶状的房子一直往正南方向走，在罗得岛大街路口前，你会跨过字母表的末尾部分：Q街，R街，S街。罗得岛大街继续往东南方向去（U街、V街、W街），然后第一串字母表就用尽了，于是开始重新用两个音节的单词命名街道：亚当斯（Adams）、布赖恩特（Bryant）、钱宁（Channing）。道格拉斯（Douglas）代表D、埃瓦茨（Evarts）代表E、富兰克林（Franklin）代表F。在富兰克林街和罗得岛大街交界的转角，有一栋米黄色砖块搭建的公寓，由于年久失修，显出破败的样子。2000年秋，在这栋楼第三层的一间公寓里，5个维吾尔族人找到了他们暂时的家。

好几个月以来，这间公寓住的都是刚从中国来美国的人，它成了这些人的临时落脚处。公寓的租金只要400美元一个月，租期则从一个维吾尔族人转到又一个维吾尔族人的手上。公寓里有一个小小的厨房，两间卧室，一个客厅，客厅的地上摆着两张床垫。

公寓里的现任租客们没有一个是打算在这儿长期住下去的。其中一个男人刚从加拿大非法入境，另一个已经获得政治避难，正在申请永久性居民身份；其他三个人则在准备各自的避难申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途径进入这座城市，找到工作、律师和必要的文件证明。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了法律系统中的各种漏洞。这是华盛顿市和北京的另一个联系：在网状分布的笔直街道和巨大的纪念碑之下，总是有着那么一点混乱的元素。

在波拉特搬进这间公寓不久，他读了一张中文报纸上的分类广告版，在上面看到一个“驾驶证咨询”的广告。这项服务是在唐人街的区域里提供的，花上150美金，那儿的顾问就会为准备好弗吉尼亚州驾照的书面材料。在移民社区里，人们都知道佛吉尼亚州驾照的漏洞：申请驾照和州身份证都不需要出示居住证明，甚至身份文件也不用出示。唯一所需要的材料是一份经过公证的宣誓书，以证明申请人住在佛吉尼亚州并持有有效的身份文件。对于一个不在佛吉尼亚州的非法入境者——换句话说，对于像波拉特这样的人来说，甚至不需向政府官员出示护照，就可以能拿到佛吉纳亚州的驾照。不会说英语的人还可以带着他们的翻译去参加驾照的考试。

唐人街里的顾问帮波拉特拿到了他的宣誓书，没有问他任何问题，并派了一个中国人陪他参加驾照的笔试。每当这个中国男人做对了一道多项选择题，他就会喃喃自语：“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波拉特以高分通过了笔试。拿到驾照后，他花了3千1百美元，买了一辆1992年产的银色本田雅阁。

那年冬天的某一个晚上，波拉特想打电话给新疆的母亲，但公寓里的电话服务已经被切断了。他决定到罗得岛大街和富兰克林街交界附近的一个公共电话亭去。那是将近午夜的时间。那个公用电话就在“可信赖美酒商店”（Good Ole Reliable Liquor Store）的正对面。

波拉特正在按电话号码的时候，一个男人从后面靠近了他，说了些波拉特听不懂的话。波拉特没理那个人，继续拨打新疆的电话号码。在他把全部号码按完之前，他感到有什么东西抵住了他的背。他急忙转身，看见那个东西是把手枪。

两个男人：一个拿枪，一个坐在车里。“趴下，”持枪的男人说，这次波拉特听懂了。他朝前趴下了；持枪的男人搜了他的身。他在波拉特上衣前面的口袋中找到了70美金，但不知为何却错过了波拉特藏在另一个口袋里的300美金。两个抢劫者开车往罗得岛大街去了，波拉特站起身来，急匆匆地走回公寓。他出来还不到5分钟。

那年冬天，我回美国呆了1个月。我和我的父母、姐姐一起在密苏里州过了圣诞节，还探望了一些朋友和编辑，他们住在不同的城市：洛杉矶、三藩市、纽约、华盛顿市。这些地方我都不是特别熟悉。我在美国的一个小城镇长大，大学是在另外一个小城镇读的；毕业以后我就到国外去了。没有哪个美国的大城市，我能不用地图就上路。

对我来说，首都看起来是最为陌生的地方。由于所有那些宽阔的街道和巨大的纪念碑，整个城市设计给人一种压迫感；整个地区总是空荡荡的，似乎永远没有足够的人把它填满。在一月份，那些纪念碑看起来简直像荒弃的地方：空空的小路，衰黄的草。天空呈现一种冷冷的金属色，天气预报说即将下雪。我坐地铁到了罗得岛大街，周围都是陌生的面孔。我认出的第一个人是个维吾尔族人。

他在地铁站外面等我。他是走路来的，他的本田车还在店里修。我们相视而笑、握手，就像以前在雅宝路上一样。他的脸看起来瘦了些；来美国以后，他的体重就减轻了一些。他仍然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不过现在他抽的是万宝路而非希尔顿。以前在北京，他就更偏爱万宝路牌子的烟，不过他通常都不会买，因为很多假货。

我们走路去他的公寓，当我脱下大衣时，他哈哈大笑起来。

“你的衬衣和我的一样。”他说。

我往下一看，原来我们穿了一样的衣服：橄榄绿的老人头牌斜纹衬衣。

“你的衣服是不是在雅宝路买的？”他问。

“是啊。在朝阳门外的新市场买的。”

“那是假的。”他边说边笑。“和我的一样。你花了多少钱？”

这个问题在中国，从来没有让人满意的回答；有人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被宰了。

“可能是70元人民币吧。”我绝望地说。

“我花了40元。”波拉特说。“他们大概看你是外国人，就朝你开高价啦。”

波拉特的室友出去了；波拉特想去市中心转转。我让他先带我在这儿附近看看，他就带我走到了罗得岛大街上。沿街的电线杆上都贴着传单，为这个月的总统就职演讲做准备：

出离愤怒的一天！

反对乔治·W·布什的黑人统一集会

1月20日周六早上11点

由反对布什日程的黑人联盟和新自卫黑豹党赞助

美国印地安人运动、其他肤色的人民

我在笔记本里记下了其中一张传单的内容，波拉特问我传单的内容是什么。“Peoples of Color”直译为中文听起来有点奇怪，于是我用了中文里对这种人的习惯称谓：少数民族。当然，这样的中文直译为英语也很奇怪：“少数的种族群体”（Small Number ethnic groups）。可能这世界上有某一种语言能把文雅地处理这样的词语，不过英语和中文都做不到了。

我问波拉特，一般的美国人有没有把他归类到哪个种族里去。

“他们觉得我是墨西哥人。”他说。

“有没有人和你说西班牙语？”

“有时候吧，”他说：“不过在这一带很少发生这种情况。”

我们来到了罗得岛大街和蒙大拿街的交叉路口，波拉特说，晚上在这个街角，毒贩公开地在这儿买卖毒品。他觉得他住的那栋公寓楼里，有好些人也是毒贩。那些人出没的时间很奇怪，波拉特意识到，他的邻居们几乎都没有工作。他留意到，他们有时候会拿着一些纸片而不是钱去买生活用品。

波拉特只来了这个国家三个月，但他已经和所有的美国人一样，一说起黑人就压低声音。虽然我们说的是中文，波拉特还是如此。有时候，他用英文的“非洲人”（African）称呼他们。他听到人们用“非洲裔美国人”（African-American）称呼他们，他只采用了这个称呼的前半段。有时他也用“西班牙人”形容那些拉美裔美国人。

“所有维吾尔族人都会说，住在一个非洲人聚居的区域很糟糕。”他告诉我。“坦白说，我对他们没什么好印象。可能在美国的其他地方，他们会好一些；不过在这儿，他们无非就是酗酒和做买卖毒品的事。我敢说，这一带有工作的人不超过一半。”

他拿出了一根万宝路香烟，我们继续在罗得岛大街上走。人行道上到处都是玻璃碎片和废弃物；除了这些垃圾以外，看不出什么有人生活的迹象。楼房破败不堪，店铺全都关着门，街上空空如也。我都不记得上次自己来到这样一座安静的城市，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在中国，都市里的每处风景都充满了各种活动，热闹非常：沿街叫卖的小贩，修理工，卖面条的小摊，路边的小店和发廊。甚至在那些由于国企改革重组而人口大量减少的城市，当地人仍然是在奔波之中。而且总是会有正在进行的建筑工程：凿子发出的叮当声和手提钻机发出的咯咯声日夜不停。

然而在这条罗得岛大街上，唯一能听到的就是汽车驶过的声音，而且没有车辆有想要停下的意思。屈指可数的本地企业里，有些也称不上什么企业：“一查就走”的快捷银行（Check'n Go），一间明星典当行（Star Pawn）。波拉特告诉我，这里的企业好些是移民者经营的，尽管很少有外国人住在这一带。他的车是在“地铁汽车店”里修的，那家店由一个埃塞俄比亚人经营。韩国人开了“名炸鱼屋”和“邻里食品杂货商场”，商场里卖的酒比食物多，收银员那儿有厚厚的树脂玻璃做挡护。在一家印度人所有的“可信赖美酒商店”旁边，是由福建移民所开的华美餐馆。那个中国的省份以偷渡著名，在福建，“华美”的亲戚们很可能正等着修建一栋镶上绿玻璃的大房子。在罗得岛大街上，一个破旧的招牌正对着这条阴森的大街：

华美餐馆

美籍华人餐馆

波利尼西亚鸡尾酒

外卖

“黑人欺负他们。”波拉特说。“黑人在那儿吃饭不给钱。”

地铁载着我们呼啸而过，穿行在这个城市的网络之下：转头穿过第一串字母表，经过国会大厦，来到史密森尼安地铁站（Smithsonian station）。我们走出站台，来到商场外面色泽黯淡的草坪上。华盛顿纪念碑因维修而不对外开放；纪念碑的基部一层层搭着脚手架，往上看去，大理石和金属架子一起消失在死灰的天空。当我们往纪念碑上面看时，两个亚洲裔的男人从我们身边走过。他们穿得一模一样：黑色西装，卡其色大衣。波拉特等他们走远了，听不到我们说话时才开口。

“那是北朝鲜人。”他说。

“我觉得他们只是亚裔美国人而已。”我说。

那两个男人朝西面的倒映池（reflecting pool）走去，波拉特全神贯注地盯着他们看。

“他们肯定不是亚裔美国人。”他说：“从他们穿的衣服和他们走路的姿势，我就知道了。他们有些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我敢打赌，他们是北朝鲜的外交人员。他们看起来和雅宝路上那些北朝鲜大使馆官员一个样。”

“他们也戴着金日成像的别针吗？”

“我没看见。”他说：“不过在美国，他们可能把那些别针取下来了。”

我们从山坡上往下走，向着倒映池沿岸所种的那一列橡树走去。我放慢了脚步，期待着那两个亚裔男人消失在我的视线之内。今天让我感到非常沮丧：破败的社区，关于北朝鲜人的谈论——就像在雅宝路时一样。五年了，我一直住在世界的另一边，在中国，人们无数次地让我谈谈美国：上课的时候，回答人们问题的时候，和好奇的中国人聊天的时候。在和平队，这实际上成了我的职位名称：“外国专家”。

然而，现在，当我终于和一个来自中国的人站在这儿，眼前我祖国的一切，却几乎是全然陌生的。甚至那些纪念碑看起来也不一样了，在冬天中一副荒弃的模样。在脚手架围起来的方尖形碑石下面，倒映池看起来就像一块毫无生气的石板。几只白色的海鸥从水面掠过，懒洋洋地拍了拍翅膀。我们在池边站了一会儿，波拉特说他想去看林肯纪念堂。前面那两个亚裔男人的身影终于消失了。

我们一步步走上台阶，来到纪念馆前。孩子们的笑声从大理石墙那边传来，这地方全是一队队学校的学生。我不记得我上次来这儿是什么时候了，大概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吧。在纪念堂内，墙上刻着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词：

87年前，我们的先辈们在这个大陆上创立了一个新国家，它孕育于自由之中，奉行一切人生来平等的原则……

这些话像重现的《圣经》经文，给了我慰藉。它们半新半旧、似曾相识，我背诵这些话语的时候还远未懂得其涵义。我慢慢地读着这篇演讲，在一些短语处按节奏停顿：“全世界不大会注意，也不会长久地记住”；“完全彻底为之献身的事业”……今天头一回，我感到平静。那是我的语言；这是我的家乡。

波拉特和我站在林肯像的前面。我们周围蜂拥着一群群孩子，他们咯咯笑着，说着话；孩子们的出现让坐着的林肯雕像比照片上看起来更高贵而威严。有那么一会儿，我们俩都沉默了。

“很多维吾尔族人崇拜林肯。”波拉特说。“我以前读过有关他的历史书。我钦佩他，是因为他处理种族问题的方法。”

我们走到外面，回到了这个寒冷的1月下午。纪念堂外，竖起了一个简单的木屋，旁边有个招牌：

战俘、战争失踪者

你们并没有被遗忘

最后的火线基地为此守夜祈祷

直到他们所有人平安归家

一个穿着迷彩服的中年男子派发着宣传小册子：“完全彻底为之献身的事业”。我拿了一本并对他说了“谢谢”，波拉特推了一下我的手臂。

“北朝鲜人在那儿。”他说。

“我真不认为他们是北朝鲜人。”我说。

“我敢肯定他们就是。”他说。

那两个男人走向等候出租车的地方。他们握了握手，上了不同的出租车。

“他们肯定要做些什么可疑的事。”波拉特说。“否则他们为何要那样分开？”

一个画面似乎从天而降地出现在我面前：两个男人，一个来自新疆，一个来自密苏里，在林肯纪念堂里说着中文，穿者一模一样的冒牌老人头斜纹衬衣。我对波拉特说，我们应该走了。我们终于走了。

美国境内只有大概500个维吾尔族人。1990年代早期，有些维吾尔族人是作为大学学生的身份来美的，不过近年来，独立来美的维吾尔族人有增加的趋势。一般来说，他们会申请政治避难，这和一般的难民计划有所不同。难民是一个被控制的群体：每一年，白宫会决定难民的人数和国籍，这是根据当时的国际事件而定的。1980年代初期以前，大部分的难民来自印度支那；而到1980年代末，前苏联来的难民最多。2001年，变成了非洲人：索马里、利比里亚、塞拉利昂。通常，难民申请者会在海外进行申请，随后国务院会提供一笔贷款，用于难民迁移至美国及初期的安居费用。

然而，政治避难却是美国移民的一张王牌。难民是在政府援助下来美的，而政治避难者却不一样，他们有自己的办法来到美国。他们的人数不多：2001年，只有20,303人申请到了政治避难。（那一年，美国一共有1,064,318个合法移民）。申请政治避难的人也许会用伪造的文件，或者偷渡入境，或者向美国移民官员说谎；这都不是什么罕见的事。如果确认申请者应该获得政治避难的身份，上述这些举动都不会对他们造成什么不利的影响。这就形成了一个奇怪的道德环境：波拉特来到美国这片土地上的第一个举动，是欺骗政府官员；尽管如此，他却不用担心这种欺骗的后果，仍然可以申请政治避难。而政治避难计划则以各种编造的故事而闻名：很多申请者来美国其实是出于经济因素的考虑，他们夸大了自己在母国的政治风险。中国的申请者知道美国人关心坠胎的问题，他们常常会提及计划生育政策。

我1月份去看望波拉特的时候，他已经请了个律师，帮他准备政治避难申请。如果成功了，波拉特就可以合法地找工作，他还可以为他在新疆的妻子做申请，让她也过来美国。政治避难申请成功后，还有其他的步骤：首先是争取永久居民身份（“绿卡”），然后是公民身份。其他维吾尔族人告诉波拉特，如果一切都顺利，他可以在五年之内成为一个真正的美国人。

他参加了一个成人英语班，准备找工作。他告诉我，他最初的工作大概都是不需要专门训练的，例如开车。不过出于某种原因，他希望在自己的英语水平提高以后，能够去邮局工作。“那样的工作稳定，而且你不需要去美国的大学拿一个高等学位。”他解释道。

那时波拉特问我，能不能做他的避难申请人，为他写一封信。我同意了；我没有亲眼目睹波拉特在新疆遭遇的政治问题；不过我很清楚他的经济情况。在信里，我写道：“波拉特先生绝不能被归入只是来美国寻找工作机会的经济难民一类。他受过良好教育，能说中文和俄语，在北京有足够的生意渠道……”

我之后还来过华盛顿市好几次，有一次我和波拉特的律师布莱恩·梅茨格碰了面。1998年，梅茨格在费城的一个非营利移民组织工作，有一个潜在客户给他打电话，说他是个维吾尔族人。梅茨格的反应是：“什么是维吾尔族人？”那一年，他自己开了律师行，很快就主要是在做维吾尔族客户的生意了。梅茨格的办事处在马里兰州的贝塞斯达，几乎所有在华盛顿市的维吾族申请者都请他做律师。他每个客户收费1千5百美元，用行业标准来衡量，是属于比较低的。

梅茨格是个安静而认真的人，今年30岁，在意大利的维琴察城出世，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西西里人。他告诉我，是他母亲的出身激发了他从事移民法律这一行。对梅茨格来说，文化大熔炉很快地生效了。他的母亲是个天主教徒（以西西里人的定义而言），但他却上了13年的教友会学校（注：教友派属于基督教中的一个教派）。他给共和党人投票。在欧柏林学院上大学时，他的专业是东亚研究；如今闲暇时，他仍然读一些日文诗和中文诗。他还研究他能找到的所有关于维吾尔族人的资料。1998年，他参加了“国际维吾尔族青年大会”，那是一个流亡社区召开的会议，地点在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刚开始时我快闷坏了。”他说。“所有的会议都是用维吾尔语或俄语进行的。我只能看书或胡乱涂鸦，或随便干些什么打发时间。”

他从来没有去过新疆。然而即使是在马里兰，他还是逐渐熟悉了一些维吾尔族的文化。他曾一度想请一个华裔人士做他的秘书，然而他逐渐意识到，这会让维吾尔族人产生很深的不信任感。他了解到，很多受过教育的维吾尔族人不相信伊斯兰教。他也逐渐熟悉了维吾尔族的等级制度，他对维吾尔族商人的机智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你可以把他们扔在森林里，他们自然会在那儿想法子做生意”），他学会了问到美国政治避难申请的第五条问题时，要格外地小心：

你害怕在你的祖国或任何你返回的国家里遭受酷刑（身体上或精神上的剧烈疼痛，包括强奸和其他的性侵犯）吗？

“我有些维吾尔族客人回答说‘不’，因为他们并不害怕。“梅茨格告诉我。“他们想表现得很坚强。我必须向他们解释，这个问题是问在中国的监狱里，有没有发生酷刑的可能性。”

2001年，大约500个在美国的维吾尔族人里面，有将近100人通过梅茨格的帮助获得了政治避难的身份。但他告诉我，即使申请成功，他还是会担心他的客户的将来。

“我有时会想，我帮助这些人获得了政治避难的身份，但我实际上也是在帮忙摧毁维吾尔族的文化。”他说：“这些人的孩子很快就适应美国的文化。到了孙子那一辈人，他们只是觉得‘爷爷是维吾尔族人’这件事很奇怪。不过在美国，所有的族群都是如此。我肯定，1840年代到这儿来的德国革命者，他们的后代就不太热衷于革命了。狩猎的少数族群总是遇到这样的情况 。”

每一年的11月2日，华盛顿市的维吾尔族人会聚集在一起，庆祝东土耳其共和国建立的周年纪念。有一年，我刚好在华盛顿市，就和波拉特一起参加了宴会；波拉特的父亲曾为东土耳其军效力。那次的宴会在乔治梅森大学一个租来的大厅举行。有大概80个维吾尔族人出席，其中有一些专门从海外来纪念立国周年的。有一个80岁的老人从哈萨克斯坦坐飞机来。如今仍然活着的维吾尔族人中，亲身经历过那个独立的共和国时期已经寥寥无几了；他是其中的一个。那个共和国于1949年被摧毁。

在宴会上，人们用维吾尔族语做演讲，随后这个群体里的年轻人穿着传统服饰，表演了他们的舞蹈。其中一个跳舞的年轻人是从佛吉尼亚州的费尔法克斯来的，读八年级；她说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她告诉我，她同意来跳舞的原因只是因为她的朋友也来跳。我问这个女孩，她在佛吉尼亚州的同学是否知道什么叫做“维吾尔族人”，她翻了翻白眼。“他们说我是中国人，因为我来自中国。”她说。跳舞结束了以后，四个成年的维吾尔族人穿着东土耳其共和国的橄榄绿军服，列队走进大厅。他们一直走到最前面，向大家敬礼，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11点整，喇叭响了，一个保安宣布大厅将立即关闭；于是在场的维吾尔族人走出了乔治梅森大学，在外面纷纷握手，边说着“再见”，边流下了眼泪。

我2001年1月去看波拉特的时候，他一点儿也没有提到遭遇抢劫的事情。直到1年多以后，一个我和波拉特都认识的朋友才向我提到了这件事。后来，我问波拉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就把来龙去脉都告诉了我。他说那个司机和持枪的男人都是“非洲人”。

“起初我吓住了，不过他叫我趴在地上的时候，我就不怕了。”他说。“那一刻，他对我开枪或者不开枪，我都没有办法。我觉得他不会开枪。那个人很瘦，我觉得他是个瘾君子。”

“我没有报警，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拿到政治避难的身份。没必要那么麻烦。那个景象太难看了——就那么趴在地上。”

波拉特摇摇头，苦笑了一下。我意识到他先前为什么不告诉我：被抢劫这件事让他感到屈辱。他说了好几遍，在罗德岛大街旁被迫对着地面看，是件多么荒唐的事。我试着安慰他，告诉他说他做得对；没必要反抗一个持枪的男人。但波拉特不同意我的说法。

“我有个朋友，他给多米诺餐厅送外卖，遇到有个男人用枪指着他。”波拉特说。“那男人也是个非洲人。他用枪指着我朋友，我朋友只是一手抓住他的枪，把枪弄到一边。枪里没有子弹。他们两个人打起来了，很快来了辆警车，把他们俩都带走了。警察给他们俩都上了手铐，把他们带回了警局。我朋友叫了个翻译，翻译来了以后，警察马上就让我朋友离开了。”

我跟波拉特说，那个维吾尔族人很幸运；遇到有人用枪指着你，总是应该假设枪里是有子弹的。波拉特摇摇头。

“这要视情况而定。”他说。“如果那些人看起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样子，你就可以反抗。我在雅宝路遇过一次这种情况。那是1997年的事情；有四个钱商那一年被干掉了。那三个男人肯定监视我有一段时间了，有一天晚上，他们企图打劫我。领头那个人在街上把我给拦住了，亮出了他的刀子。他只是飞快地挥了挥那把刀说：‘朋友，你能借点钱给我吗？’你知道那些人怎么说话的——‘朋友这样，朋友那样’。他说话带着东北人的口音。”

波拉特骄傲地微笑起来。“我什么也没给他。”他说。“我告诉他，‘我来自新疆乌鲁木齐，我们那儿的人知道怎么用刀。你拿的那把刀没什么特别的。我在这附近有些朋友。’从那以后，他们就不再来烦我了。”

记录G　没有裂缝的骨头

和赵老先生交谈过后，我开始调查陈梦家的生平事迹。关于他的材料不多：市面上没有他的传记，他的很多作品都已经绝版。他生命走向终点的那一部分完全是个谜；导致他自杀的原因，没有任何的细节记录。在中国，文革仍然是一个阴影笼罩的记忆。对那个年代，人们可以写一些批判性的文字，不过人们都有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识：调查追究不能太深入。也没什么人会保留自己在那个年代的日记和书信。

陈梦家早年的生平事迹相对来说更为清晰，因为他很年轻就开始发表文章。他1911年在南京出生，他的父亲是个教师，也是长老会的牧师。陈家有10个兄弟姐妹长大成人：5个是男的，5个是女的。他们都是大学毕业，对于那个年代的女人来说，这样高的教育程度非比寻常。陈梦家在家里排行第7，也是最聪明的一个。他18岁发表了第一首诗，20岁时出版了第一本书，那时候他就出名了。作为一个中国诗人，他按照传统的习惯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漫哉”。

他成了新月社里最年轻的诗人，新月社是一群浪漫派诗人成立的，他们不再遵守中国传统诗歌严格的格律。1932年，当日军和中国军队在上海城外激战，陈梦家加入了抵抗的行列。这个年轻的诗人从战场上发回了他的诗句：

在蕰藻浜的战场上，血花一行行／间着新鬼的坟墓，开在雪泥上／那儿歇着我们的英雄－－静悄悄……

他的诗歌风格简洁而富有韵律；评论家把他和阿尔佛来德·爱德华·霍斯曼以及托马斯·哈代相提并论。陈梦家长大以后不再信基督教，不过对于遥远的过去，他有一种神秘感，他对此的描述几乎接近宗教体验。他有一首早期的诗歌，描绘了一幅千年的女性雕像：

在她高贵的外表下

我窥见了她的侧脸

冷淡的，沉默着

一抹笑角的细微

艺术品自有其能量；书写的文字嗅到了远古的生命气息。在另一首诗里，诗人凝视着一座古老的城堡：

高高的塔楼庄严，傲然耸立。

谛听着流水声，

谛听着风声，

而塔楼在一片云上，

划下了3000年的笔迹。

它们让我懂得，

对古物心存欢喜、满怀尊敬。

（注：此诗未找到原诗，系按照本章节的英文原文翻译而成）

陈梦家在南京上大学时，所学的是法律；但毕业以后，他就转了方向。1932年，他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随后致力于宗教，最后他的研究方向转到了中国古代的书写文字。过去越来越近；诗歌渐行渐远。对陈梦家来说，写诗似乎总是满怀痛苦，在一首诗中，他写道：“我挝碎了我的心胸掏出一串歌。”在一本书的序言里，他提到自己在23岁时就已经不再迷恋诗歌了。后来，他写道：

“十七岁起，我开始用格律约束自己。从此我所写的全都可以用线来比量它们的长短……这把锁压坏了我好多的灵性，但从这些不自由中，我只挣得一些个造字造句的小巧。”

（注：节选自《梦家存诗自序》）

到他三十出头的时候，他已经基本上不再写诗了。在北京的燕京大学，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研究甲骨和青铜器上铭刻的文字。他渐渐沉迷在考古中，那些早期的诗歌似乎成了一种回忆，提醒他已经逝去的一段人生：

你是真正想知道我故事的那个人吗？

尴尬而脸红的，

我轻轻翻过了20页的空白。

我只想写下一行字：

我是牧师的好儿子。

（注：此诗未找到原诗，系按照本章节的英文原文翻译而成）

赵露西也是牧师的孩子，也是一个奇才。25岁的时候，她发表了T.S.艾略特那首《荒原》的第一个中文译本。1937年以前，她都在燕京大学教英文；那一年日本入侵中国，很多中国人逃离了北京。很多年以后，露西在自传里回忆道：

我们去了南方，我的爸爸和我的哥哥赵景心（也就是赵老先生）留在了北京……我们搬到了浙江省德清县的一栋老房子里。我和陈梦家就在那时候结婚了。那个地方的东西很便宜，生活丰富多彩。我们每天都吃鱼和虾。那时我们不需要学习，于是我们常常去看鸭子，看它们慢慢游过水面……

这对夫妇和许多其它的中国知识分子一起，最后搬到了昆明，昆明位于云南省——中国边远的西南一角。几所主要的中国大学在昆明重组，成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陈梦家就在那儿教书。由于大学有规定，禁止一对夫妇同时在学校里任教，露西无法成为教员。

我做了8年的家庭主妇。我还是传统观念，认为妻子该为丈夫做出牺牲。不过我确实受过很好的教育。我做饭的时候，膝头上总摊着一本狄更斯的小说。

1944年，洛克菲勒基金给了这对夫妇一笔联合的人文学科奖学金，资助他们去美国做研究。他们属于绝无仅有的一代人：尽管国家遭遇了日本侵略和国内混战，一群很有潜质的年轻中国人却和西方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学术联系。很多人去了美国和欧洲学习，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打算学成后带着新的技能回国。

陈梦家和赵露西出发了，首先是从昆明飞往印度的加尔各答市。这段“最困难的旅程”激发了陈梦家的创作灵感，几年来他头一回写下了诗篇：

我看不见喜马拉雅山脉

云朵垒得山一般高……

一切看起来是如此孤独

这是天堂的沙漠。

（注：此诗未找到原诗，系按照本章节的英文原文翻译而成）

在芝加哥大学，露西做起了关于亨利·詹姆斯的研究。好些年来，她都在遥远的地方学习着英文；如今，英语世界的文学忽然就近在咫尺。她去了哈佛一趟，期间和T.S.艾略特见了面，艾略特把自己的一本题了字诗集送给了她。

露西研究文学，而陈梦家则到处搜寻青铜器。在乱糟糟的19世纪和20世纪，中国的很多文物被带到了国外，其中极少数有经过人们细致的研究。陈梦家想就这个主题，写出一部权威著作，用中西方结合的方法对青铜器进行研究。除了洛克菲勒奖学金以外，他还接受了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

1945年5月28日

亲爱的休斯小姐：

这周或者下周末我会到堪萨斯城来。我想知道，什么时候方便去参观博物馆……

这个笔名叫“漫哉”的漫游者名副其实。他游历了底特律、克利夫兰、圣路易斯、明尼阿波利斯、纽约、纽黑文市、波士顿、普罗维登斯、普林斯顿和三藩市。他甚至去了檀香山。每到一个城市，他就和当地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联系，研究他们的中国文物。有两年时间，他不断徘徊在中国古代青铜器和美国现代文明之间。

1945年6月14日

亲爱的休斯小姐：

我在堪萨斯城过得很愉快。再次感谢你的热情款待。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可能会在今年秋天之前与我的妻子一道再去拜访你……我在堪萨斯城的最后一晚去了市中心，终于看了一场电影。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这次旅程都非常愉快……

在美国以外，陈梦家游历了多伦多、巴黎、伦敦和牛津。1947年，他从斯德哥尔摩回来以后，就给洛克菲勒组织发了一封信：

已加冕的瑞典王子在他的城堡里接到了我，让我看了他的收藏。我很荣幸地和他交谈了两个小时。

那一年，陈梦家完成了那本书的草稿，里面有850件青铜器的图片和文字描述。他回中国以前，把手稿和照片都寄给了哈佛；以后他要通过邮寄来编辑他的书了。一个哈佛的教授兰登·华纳写了封信给陈梦家：“今日，一个来自亚洲男人需有很大的勇气，才能面对来自政治和财政双方的困难。你选择这个时候回国，我对此表示崇敬。”

露西则继续留在芝加哥，以完成她的博士论文。当她终于踏上横渡太平洋的旅途时，已经是1948年末了，中国的内战此时正是转折点：

当我乘船前往上海时，我从广播里听到清华和北京的其他大学已经解放了。国民党将军傅作义的军队遇到了麻烦……

上海和北京之间的交通已经中断了，我必须想法子到北京去……幸运的是，有一架替傅作义运输粮食的飞机要飞往北京，于是我坐了那趟飞机。当飞机途经天津时，人民解放军从地面朝我们开火。没有梯子让我们走下去……我们只好跳到地上的一叠棉被上……

首都被分隔了，共产党控制了一些地区，其他部分则仍然掌控在国民党手中。陈梦家所在的地方已经被共产党占领了。

我叫人给我的丈夫捎信，告诉他我回到中国来了，我想叫他在城门打开的时候来见我。3周以后，城门打开了。北京解放。

城门又几乎马上关闭了。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美之间的交流结束。在剑桥，哈佛的教授们等待着陈梦家的消息，等待着那本关于青铜器的书；在北京，陈梦家等待着政治气氛的缓和。他一直忙于研究甲骨文。1956年，他出版了《殷墟卜辞综述》一书。“殷墟”指的是安阳地区，这些年来，安阳出土了许多件甲骨和龟壳。从这些碎片里，陈梦家重构了商朝的世界，书法、文理、地理、天文。战争和祭祀，神怪和皇族。北京出版社付了版税给陈梦家，他用这笔钱在市中心附近买了一个古老的四合院。在四合院大门上方，他挂了个牌匾，上面写着“一书院”。这个题字成了令人伤感的预言：不到两年，中国国内就禁止陈梦家出版书籍了。而在美国，他那本关于青铜器的书也从此没了下文。

尽管禁止陈梦家出书，考古研究所还是印了这本书，这一版本用的是陈梦家从美国带回来的笔记。书的编辑很马虎，有不少的错漏之处；很多照片仍留在哈佛，无法收入书中。此外，这个中文版本里还包括了一个书的简介，内容是专门批评陈梦家的。陈梦家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书名下面，由洛克菲勒基金赞助而写成的书里面，没有一本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实录

如今，全世界仅有约30名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在美国，最德高望重的专家是戴维·N·凯特利，他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历史教授。凯特利从来没有见过陈梦家，对于陈个人的经历也所知甚少。但这个美国人却是沿着那个中国学者的轨迹进行研究，而且他仍然用着陈梦家那本侥幸出版的书——书里研究的是甲骨文和商朝世界。凯特利的家在伯克利山上，我去拜访过他好几次；有一回，他对我说：“这本书极其重要。这是本了不起的书。他把所有东西都列出来了：种种的仪式和祭祀，还有时间的范围。这是本很旧的书，但仍然是着手研究甲骨文的好助手。”

像陈梦家一样，凯特利的学术研究生涯，也是着力于拼凑碎片。凯特利把甲骨上刻的文字比作乐谱上的音符：这是一种密码，用适当的方式解读，就变成了音乐。这儿有不同的乐段，还有各种的旋律。主旋律：一定的主题不停重复，产生了一种和谐感。凯特利仔细研究了1千300次关于下雨的占卜，这些占卜记录全部出自商朝皇帝武丁统治的时期，大约是公园前1200年至公元前1189年这一段时期。

本月有大雨。

今日国王狩猎，整日无雨。

我们没有降雨；意味此次协议让商朝某些力量正形成灾难。

甲骨形成了音乐，也讲述着故事。商朝沉迷于死者的世界：在他们看来，逝去的祖先拥有很大的力量。如果受到了怠慢，祖先们就会通过疾病、厄运和自然灾难惩罚活着的人。如果某个皇帝生了病，或者天气出了什么问题，朝廷就会进行占卜，希望从中发现是哪个生气的祖先需要祭祀。有时候，朝廷会和死者讨价还价：一片出土甲骨的刻文显示，朝廷提议为某个祖先献上3个人犯。但那一次的占卜肯定结果不好，因为下面紧接着就是第二行的刻文：5个人犯。然后占卜记录就结束了。那位祖先应该对5个死者表示满意。

“另一个范例就是关于牙痛的占卜。”凯特利边说着，边打开了他自己写的关于甲骨文的书——《商朝历史起源》。他翻开了其中一页，上面是一片甲骨的黑白拓印，那片甲骨也出自武丁统治时期。拓印上展示了一片龟腹甲的背面，椭圆形的表面布满裂痕，有很多钻出来的小坑和刻文。有些商朝的文字很难理解，凯特利的书重造了这片龟腹甲，用更为清晰的现代文字取代了商朝文字：

凯特利翻开了这一页，然后向我介绍里面的内容。“国王要参加一场战役，但他的一颗牙坏了。”他解释道。“他想知道该拿这只坏牙怎么办，还有是哪个祖先造成的。”

龟腹甲上刻了四个名字：甲父、庚父、辛父、乙父。他们都是一代人，是皇帝武丁的父亲和三个叔叔，占卜时他们都已经去世。

“是甲父，不是甲父，”凯特利手指着那些文字，用中文大声地念出来：“是庚父，不是庚父。是辛父，不是辛父。是乙父，不是乙父。”

朝廷为每个祖先都做了多次的占卜，龟腹甲上满是裂痕。这个东西就像是一个3000年历史的侦探笔记，把各种可能性一个接一个地排除掉。

“随后我们看到了另一条刻文：‘向庚父献上一条狗，劈开一只羊。’凯特利说。“我认为从这里可以看出，是庚父引起了这次牙痛。”

凯特利停下来，从书中抬起头。他今年69岁，是一个高高瘦瘦的男人，灰蓝色的眼睛，眼神敏锐。“那就是音符，”他说：“我们必须自己找出其中的旋律。”

在古代中国，似乎总有人安排好一个个音符。次序，规律，系统——这些特征在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甚至在商朝出现3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中部平原的墓地就有着令人吃惊的规律性。那些早期的文明有一种叫做“二次葬礼”的习惯。死的人被埋葬，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的骨头被重新挖掘出来，清洗干净，然后按照某种形式摆放起来。有时候，这些骨头整整齐齐地码在一起，头骨摆在最上面。在其他的一些坟墓里，则小心地拼出了一副副完整的骨骼，头骨全都朝着一个相同的方向。次序，规律，系统。

凯特利看着那些坟墓组成的图案，对他来说，那是艺术和文字。他认为一切都有关联：本能就是劳作，还有掌控世界的欲望。

“如果你想要找到中国文字系统的起源，而为此搜寻自然的图景，我认为这是错误的。”他说。“你应该要找的是图案——那些抽象化的、经过编排的结构。在宗教领域内起作用的原始冲动，一样在文化领域内有效。如果你想要找到这种非人格化的例子，看看饕餮就行了。”

“这些不是自然图景，而是高度结构化、经过编排的设计。图案和次序是最基本的。看起来这像蕴含了某种密码。里头有一种文化共识，对该做的事情和思维的方式，人们达成一致。我的印象是，这一点是中国特色。你什么时候看过第一幅中国皇帝的画像？我甚至不知道这怎么回答这问题。在埃及，你可以看见早期的国王以及高级官员的画像。在中国，没有这种东西。很明显，中国人乐于用抽象的方法描绘重要的权力和人物。”

三星堆的青铜器则不一样；虽然它们有自己固定的风格，但它们仍然描绘是描绘人的形式。凯特利所说的“中国”，指的是中国那些中部平原，那是商朝起源和发展的地方，也是现代中国人普遍的寻根之处。这片地区孕育了中国人的祖先崇拜，这也是中华文明一个显著的特征。而在凯特利看来，祖先崇拜对官僚组织和儒家传统思想的形成，自然而然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你观察一下那些商朝的祖先，就会发现，他们有各自的权力范围。”凯特利说。“去世不久的祖先掌管小事；而相对来说去世较久的则掌管大事。年代愈久，权力愈大。我认为这是安排组织事物的一种方式。不同的人们负责不同的事。我把这叫做世代性：权力随着年龄增长。”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英雄实质上是官员。他负责管理和组织事务；在战场上，他因擅长谋略而非骁勇善战著称。早期的中国经典作品从不着重于描画战争，比如死者身上的血迹，比如乱糟糟的战场。“你不会看到如《伊里亚特》和《奥德赛》里面所描写的那些不堪入目的细节。”凯特利说。“中国经典作品里全是关于某个人做了什么事，他有什么才能。全都是非常实在的。”

凯特利根据这个主题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是“干净的双手和发亮的盔甲：早期的中国文化和希腊文化中的英雄行径”。他把希腊的经典名著和中国文化中最为与此相近的作品作比较，这些作品也就是周朝的作品；周是紧随商之后的朝代。周朝建立了中国文化中很多的哲学传统，包括出现了早期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作品：《诗经》、《尚书》、《左传》。这些作品的写作时间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400年之间。孔子在公元前551年出世，那是周朝最后一位皇帝垮台两个世纪以后；而孔子把周朝视为理想，认为它的文化习俗该被视为社会的典范。

与古希腊文学相比，中国经典里的道德世界条理分明得令人惊讶。在古代的中国世界，好人好事受嘉奖，坏人坏事受惩罚。天上的神不会来到人世作恶。中国古典文学中没有悲剧。死者的世界实质上与活人的世界相同，除了一点：死者具有更大的权力。次序，规律，系统。

“在荷马的史诗中，死者的问题是他们一无所知，”凯特利说。“这些死去的人被叫做成‘愚蠢的死人’。他们没有权力；他们什么也做不了。在《奥德赛》中，奥德修斯来到地下的世界，和阿喀琉斯对话，而阿喀琉斯完全不知道希腊正在发生的事情，甚至连他的儿子和父亲是死是活也不知道。这和中国作品里的死者很不相同，那些死去的中国人年代越久远就越有权力。古希腊的作品不这么写。古希腊人发展出一种对英雄的个人崇拜，这和祖先崇拜是相抵触的。家族世袭的国家由一些有权力的家族治理整个国家，其政策为这些家族服务；而古希腊人试图缔造的是一个城邦，这和家族世袭的国家相抵触。古希腊人不鼓励祖先崇拜。”

凯特利的话穿越了时空。在我们的会面中，他不停地转换着：有时他谈到商朝，然后是周朝，然后是现代中国。有一次，他评论道，中国人制造官僚系统就像西方人创造英雄一样出于本能。但他强调，这并不能作为价值判断；实际上，西方式的英雄主义所需要的决断力和行动性，可能会自然地引发战争。很久以来，历史学家都有这样的理论：那些受希腊经典作品教育成长起来的欧洲人，特别倾向于轻率地投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凯特利的其中一篇论文中，他引用了威廉·布莱克的诗句：“经典，这就是经典！那陷入一场场战争的，废墟般的欧洲……”

再倒回去，史前。我问凯特利，为何中国和西方发展出如此不同的世界观，他谈到了景观。在古代中国的中部平原，气候比地中海和近东地区要更为规律。中国的两大河系——黄河和长江都是从西往东流。两条河流分别固定的模块，在纬度上没什么变化；这意味着上游和下游的作物模式也是相似的。这里没有什么需要贸易的动机，中国古代文明天然就是农业文明。较少迁徙的人们改变想法和技术的可能性会更低。

“从本质上来说，我是地理决定论者。”他说。“我相信中国古代气候的非常优越，这刺激了我们在中国文明中所看到的那种乐观因子。是有一个关于洪水的传说，不过祖先禹成功处理了它。又一次，我们看到了一个能干的祖先，他解决了问题。而且，在古代中国没有什么邪恶的行为。没有原罪意识的存在。没有人对自然神学感兴趣，没有人想要解释邪恶在世间的存在。”

“你看看地中海、中东和苏美尔，这些地方有沙暴、有各种灾害——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读读《吉尔伽美什》；那就是一个典型。那人要死了，他对此感到愤怒。他想要一个对死亡的解释。中国完全没有这种东西。你死了，你成了一个祖先。你的人际关系还是一样的：你曾经是一个国王，你就永远是一个国王；你曾经是一个农奴，你就永远是一个农奴。我认为有祖先崇拜的文明注定是保守的文明。你不会被任何新鲜的事物所吸引，因为新事物对祖先来说是一个挑战。在这样的文明里，容不得怀疑论者的存在。”

我问凯特利，为什么这种乐观的观念和我们所认识的现代中国如此不同，这19世纪和20世纪的中国有的是饥荒、洪水、自然灾难和战争。如今，则是超过1亿人口的大迁徙。

“这属于一种高度平衡制约。”他说道。“高度平衡制约”这个短语出自历史学家马可。艾文的经典著作：《中国过去的模式》。艾文研究了中国文明的延续性、其早期的成功和后期的衰落，注意到一个重要的因素：中国的地域是较为与世隔绝的。中国四周被沙漠、群山和海洋包围，相对来说外来威胁较少，不过这也限制了其与外来新鲜事物的接触。同时，政治上的稳定性与早期较为先进的农业技术相结合，让人口增长到了一个危险的水平。

“中国过去的几百年一直在榨取其自然资源。”凯特利说。“他们太成功了，以至于把事物推到了临界点。在我看来，那片土地已经被耗尽了。”

想象的世界如同地理一般，成了一种制约。一代又一代的祖先，一个又一个的朝代：一部人口过于稠密的历史，世间的无限循环往复。中国人倾向于回溯过往；而西方人——尤其是生活在像文艺复兴这样的时期里的西方人，思考更多的是未来。在西方人看来，甚至远古的事情也是为现代的进步所服务的。启蒙运动时期，政治体系产生了变化，那时候欧洲人颂扬的是古希腊的民主。1800年代后期，现代的奥林匹克运动则反映了帝制的价值观，也就是要求精英既要受过良好教育，也要有很好的身体素质。

然而，中国人的历史观却限制了这种重新定义历史的现象。20世纪初，一些知识分子试图探索中国自己的过去，但不可避免的，更多的中国人转向了西方的观念和价值观。这一路可磕磕绊绊、痛苦不堪；仍然无法避免的，他们陷入了一些最糟糕的西方观念中（例如马克思主义）。今天，中国人仍继续为如何把西方传统融入自己的文化中而挣扎。凯特利认为，1993年中国人在争取2000年奥运会主办权失败时表现得如此灰心失望，试图融入西方传统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在《干净的双手和发亮的盔甲》一文中，凯特利写道：

无论是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时期或者是之后的学生异见分子呼唤民主的时期，西方都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中国的希腊和罗马。

最近在北京举办的亚运会，如同中国人希望能争得主办权的奥运会一样……可以看成是一种传承，传承的是阿喀琉斯为帕特罗克洛斯的葬礼所举办的运动会……这就是其中一些例证， 证明中国试图在自己的现代文明中加入部分的西方经典，这些西方经典现在已经成了世界性的遗产。

像陈梦家一样，大卫·N·凯特利是由于偶然的机缘才成为研究甲骨文的学者的。年轻的时候，他的志向是做一个作家：

“那时我签了个合同，写一本关于股票市场的书。最后我放弃了，当时还特别开心。我写了一本小说，幸好它没有出版。不过我钻研了一下小说杂志上的所有短篇故事，找到了其中的写作敲门，就坐下来写了个短篇，寄给了《星期六晚邮报》。小说果然发表了，他们寄了一张1000美元的支票给我，我觉得我可以每周都这么做。但那个杂志社还没发表我的小说，就倒闭掉了。

我是个自由撰稿人，那时候感到有点心力交瘁。我靠给《时代》杂志写书评支付房租，《时代》付给我的稿费很不错，不过我意识到一个成熟的男人不应该只干这些。我想让自己尝试一些别人没有干过的新领域。我想成为一个书写中国的自由作家，于是我觉得该去学中文，所以我去了哥伦比亚大学。然后我被博士研究项目困住了。读博第三年，我的思考回到了19世纪。我想做些关于抽鸦片烟的研究：中国南方社会中有什么因素，导致中国人沉迷上了这种来自英国的恶习？后来我忽然想通了，我意识到，最关键的问题实际上是在遥远的古代。我想要研究儒家盛行时的经典著作，于是我把研究领域又往前推了1000年。这是个新领域。有那么多的研究工作等着人们去做。那是1962年，我30岁；这时开始做研究岁数是有点大了。不过这是个很新的研究领域，你不用担心什么结构主义或者新批评主义——真是感谢上帝。”

“我去了台湾两年，1965年到1967年。在回美国之前，我在日本呆了6个星期，有一天我走进了东京的一家书店。书架上有这么一本书，一本关于甲骨文拓印的书。第一页上面是符号，看起来像举高的两只手：

“举起手的两个男人。下面有70到80行刻文，全都是关于调动劳动力的。国王正在做一系列的占卜：他应该增加人数吗？增加人数，3000；增加人数，5000。攻击这儿；攻击那儿。这是一本具有创新意义的书。书名叫做Inkyo Bokoji Sorui，作者是Shima Kunio。我写的第一本书就是献给他的。他用了十年写这本书。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他。”

一次偶然的发现，一本寻获的书；然后是35年时间研读那些甲骨。凯特利发表了两本关于商朝的书，他的作品也给他带来了荣誉。1986年，他获得了麦克阿瑟基金奖。回溯过往，他的职业生涯十分合理。

当然，故事总是在结尾的时候更容易讲。中国古代历史也是一样：次序，规律，系统。凯特利强调，任何事情都有另外的一面，可能我们只是没有看到那些“肮脏”的细节，那些日常生活的杂乱和缺点。

“没有出现肮脏细节的原因，我认为部分的原因，和我们所发现的文物有关联，那些文物本质上是精英阶层的。”凯特利说。“在中国的作品中，一直到宋代才出现了‘肮脏’的细节描写。但我会说，这种低俗的文学其实自古就存在，只是没有被精英阶层所记录下来。精英们想要构建一个更为井井有条的世界观，在这样的观念中，美德受到嘉奖，祖先令人尊敬。这是一幅高度理想化的世界图景，而不是一副世界的实际图景。”

在和凯特利的另一次对话中，他告诉我，他仍然想要写小说。“我很想写一本关于商朝的小说。”他说。“但我有的只是这些结构化的指南，这些甲骨文和出土文物。我必须自己去编造那些‘肮脏’的部分。我想说的是，我们有整体的构造和框架；有书写的文字。但我们缺乏那些情感上的冲击力。我们必须自行想象。”

凯特利在伯克利山庄的家里存放了两块牛的肩胛骨。其中一块骨头不到两英尺长，却有着三千多年的历史。骨头表面刻了十个字：

归海烧裂占卜：王十日无灾。

一个叫彼得·布伯的人把这块甲骨给了凯特利·布伯是从俄罗斯流亡来美的，他也在伯克利任教。在中国，这些文物仍然可以自由买卖的年代里，布伯从一个古董商手里买了这块甲骨。无疑，这成了伯克利山庄上最古老的文物之一。凯特利用棉布包着这块甲骨，把它存放在一个胶卷筒里。他打算以后把这块甲骨捐赠给大学。

他的第二块骨头大约源自1978年。那时候，凯特利是剑桥大学的一个研究人员，他打算以商朝的方式烧裂一块骨头。据他所说，现代学者还没有谁成功进行过这个实验的。他去了一家卖肉的店，买了一个东西，如今人们大概只知道这东西叫T骨牛排。

“一个材料科学系的教授说，这个实验很容易做。“凯特利说。“他叫我把骨头带过去，然后我们煮了它。两个小时后，房间里臭气熏天。这次比赛的得分：商朝1分，现代科学0分。”

今天，这个数字仍然保持着。学者破译了那么多的商朝“音乐”，包括皇族家庭、战争的模式、还有对天气的恐惧；但他们仍然不知道其中最简单的问题：怎么用传统的办法烧裂一块甲骨。

“高岛（Ken Takashima）和一些研究生也试过，”凯特利说道，他提及的高岛是任教于温哥华大学的一个学者。“他们想用烙铁重现商朝的烧裂占卜，但没有成功。其中一个问题是，如果你把烧热的火钳放到骨头上，骨头却会那些热量都吸收了。可能商朝的人是直接把骨头扔到炉子里加热。我搞不清楚。”

凯特利收藏的第二块骨头是白色的，比旧象牙的颜色还白。骨头的表面有三处烧焦的痕迹，但并没有裂纹。它的表面什么也没有写下。

13　运动会

2001年2月21日

我坐进这辆出租车时，司机朝我微笑了一下，并用英语对我说了句“早上好”。时间是下午3时30分。他那张窄窄的黑脸上长了双小眼睛，一笑起来就露出了黄黄的牙齿。他还知道怎么说“Hello”和“OK”。每次他说英语时，这门语言就具备了有形的维度：他的身体前倾，双手紧握方向盘，噘起嘴，说话的音调提高了，还有些颤抖。他用英语说了两次“早上好”，然后继续说中文。我们一路往北去，寻找“奥运会”。

对一个外国人来说，那一周呆在北京是件好事。国际奥委会的考察团来了北京，要在这儿呆4天参观考察，评估北京举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资格。这是奥委会最后一次评估；半年以后，他们会在北京和另外几个候选城市中选出举办地点，另外几个城市包括巴黎、多伦多、大阪和伊斯坦布尔。每一天，出租车里的电台都会收到特别公告广播，提醒司机们要礼貌对待外国乘客。司机们还得到了两盘免费的卡带，里面是特别为了这次考察而设计的英语课程。课程的内容里有一些英语的实际用语，包括“现在阳光灿烂”，“这座城市举办奥运会时，会变得更加漂亮”，还有“漆工艺品是唐朝时候从中国传入日本的”。

每一个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知道孟景山。孟景山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去年一个来自《亚特兰大宪法报》的记者采访了他，他跟记者说了中国的奥林匹克梦想。那篇见报的文章只有335个字，不过他却引起了中国当局的注意，原因很可能是文章里引用了孟说的一句话：“奥运会不是来谈论人权问题的体育场。”孟景山还提到，如果北京1993年申请成功的话，他家那一带就要被拆掉，以建造新的体育场所。那家美国报纸引用了他说的话：“我保住了我的房子，但我真的很想搬走；所以我们申请失败时，我可是加倍的失望。”

外国记者都很关注人权问题和保护胡同的事情，而北京政府嘉奖了孟景山，授予他为首都的“百佳出租车司机”之一。他获得了几百美元的奖金，北京的报纸把他描述成一个模范的普通人（据报道，他把一些奖金捐给了慈善机构）。当局的信息很明确：每个公民都必须为奥运会尽自己的一份责任。

我自己的角色，我想是随波逐流吧。整个星期，我都告诉每一个碰到的人，我正在写关于奥运会的报道，而此时整座城市就像突然笼罩在柔光之中了。人们的对话更为亲切友好；脸上的笑容更多了。当我请求采访政府官员时，他们同意了，而且还真的回答我的问题。在中国的日子，我已经学会了要极为谨慎地使用笔记本，然而现在我却肆无忌惮地在上面书写记录。

我坐到这辆出租车里，拿出笔和便笺本，告诉司机我是个记者，想要去看看一些奥运会的举办地。司机向我保证说，我们会在通往长城的公路边上找到那些地方。他不断地瞥着我空白的便笺纸。“奥运会对中国人民有好处。”他说。“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妥当，不过显然奥运会将提高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

他的名字叫杨书林（音），他说我可以管他叫杨司机。他告诉我，两天之前他在机场接了个乘客，那是个空姐，她亲眼看到了奥委会考察团的到来。

“她看着那些人走下了飞机。”杨司机说。“她当时就在机场的大门那里。”

“他们长什么样？”

“她没有告诉我别的。”杨司机说。“但她很漂亮。所有的空姐都很漂亮。”

我告诉杨司机，我计划大后天去陪同奥委会考察团，做最后一站的参观考察，杨司机赞许地点点头。这男人还是老一辈的形象：他穿着布鞋，戴着驾车用的白色棉布手套，身上穿着橄榄绿的涤纶军装，军装上还有黄铜的扣子。他今年53岁。一个毛泽东像的小装饰挂在他车里的后视镜上。毛泽东的照片底下有两行字：

一路顺风

百无禁忌

我们的车缓缓行驶在二环路上，以前旧北京的城墙就屹立在这儿。人行道上竖着一排颜色鲜艳的旗子，专门向来访的考察团致敬。根据北京奥申委的数据，首都内已经竖起了两万面这样的旗帜。旗帜上的英文写着：新的北京，伟大的奥运（NEW BEIJING, GREAT OLYMPICS）。中文则这样宣告：

新北京，新奥运

翻译中稍稍改动了一个形容词。我采访了北京的副市长刘敬民，他向我解释，中文的“新”有着更为广泛的涵义，很难翻译出来。“我们决定把它翻译成英文的‘伟大’（great），因为奥运会有其传统的内涵，”他说：“翻译成‘新’（new）不太合适。”但当我和另一位中国的体育官员说起这个问题时，他的解释则更为坦率，不过他叫我报道时隐去他的姓名。“如果他们把英文说成是‘新奥运’，看起来就像是中国想要改变这个运动会一样。”他说。“国际奥委会肯定不喜欢。他们会这么想：这个共产党人的国家想要控制奥运会。”

对于每个住在北京城里的人来说，这句话倒过来说似乎才是真实情况：奥运会——或至少是举办奥运会这个主意，控制了整个城市。成千上万的工人、学生和志愿者都被调动起来清扫街道，而政府则开始展开一个雄心勃勃的城市美化计划。这个计划里有大量的油漆工作。他们把公路的护栏涂成了白色，把天安门广场上的草染成了绿色。他们把属于古代世界的颜色泼洒在美丽新世界的住宅区里。就在考察团到达前夕，大量普通人的住宅区就像经过了意大利调色板的洗礼：鲜亮的绿色，夺目的红褐色，柔和的淡蓝色。在工人体育场路上，一栋栋旧楼本来都是苏维埃式的灰色外表，如今却呈现出亮得耀眼的赭色。沿路走下去，就会看到一栋矮矮的六层住宅楼，它的正面沐浴在一片明媚的威尼斯淡粉红色中。楼的另外三面仍然是灰色的，但你站在路上看却看不到。中国政府特别喜好数据，据其公布，他们已经油漆翻新了142栋桥，5,560座楼，11,505面墙，翻新的总面积达到了两千六百万平方米。他们油漆的面积比整个新泽西州还要大。

北京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首都之一，然而甚至连空气都是可以被清洁干净的——至少是在短期内变干净。我有个朋友工作的写字楼管理处贴出了一张欢乐的告示：

由于下周奥委会考察团的代表来到北京参观，三环路周围的一些楼房接到了停止供暖的命令，以便减少烟尘的排放。因此，请你下周来上班时，记得穿多几件衣服！

我坐上出租车的头一个小时里，杨司机不时停车和别人交谈，其中包括两个其他的司机，六个路人，两个警察；他还用手机问讯，拿到了北京奥申委的电话。奥申委的电话一直占线，于是他又打电话给出租车通讯电台，问那些接线员是知不知道任何奥运会场馆的选址。人们说场馆在北面，但没有人可以给出确切的地址。杨司机叫我不要担心，我们会找到那些地方的。他看起来却担心得不行。车走到沙河时，已经往北走了20英里，杨司机问能不能停一停车，他想要抽根烟。有两个警察刚刚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掉头，往市郊一个叫大屯的地方去。

“你愿意的话，可以在车里抽烟啊。”我说。

“抽烟会让车里面有股难闻的味道。”他说。这是我生平头一回听到中国的出租车司机说这样的话。我们在一家炼煤厂附近停了下来，杨司机一边往尘土中撒尿，一边抽着北京牌的烟。之后他看起来稍平静了一些。路的那头，有一个褪色的宣传广告牌，上面写着：加强公路管理是每个人应尽的责任。这儿没有任何关于奥运会的旗子，风吹起了地上的垃圾，把它们吹到了马路的对面。杨司机走向他的出租车，一只胳膊搭在了我的肩膀上。

“我们是朋友，对不对？”他说。

“当然。”我回答。

去大屯的路上，他脱下了那双驾驶用的手套，我们闲聊起来。30年前，杨司机还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在内蒙古服役。他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他骄傲地告诉我说，两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到了大屯，我们经过了一家麦当劳，一家大力水手专卖店，还有一家罗杰斯烧烤快餐店。在安立路和蕙忠路交界，有两个警察正给一个出租车司机开罚单。杨司机停了车，在警察还没来得及吆喝他之前，就飞快地说了一堆话。

“这是一个外国记者，来报道奥运会的事情。”他宣布。“我们正在找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地点。”

一个警察本来正在写罚单，但现在他的笔僵在了半空中。被开罚单的司机满怀期待的抬起了头。那个司机是个小个子的男人，穿着一件脏兮兮的尼龙夹克；写罚单的警察则是个大胖子，他袖章上面的编号是007786。太阳像一个黯淡的红色薄饼，低低地挂在空中。感觉就像是一幅画里的场景，每个元素都精心安排好了，只为把人们的目光都汇聚到一个细节上：轻轻的一笔，承载着整个世界的意义。我拿出了我的笔记本。那个警察展开了笑容。

“请你稍等一会儿。”他说。他朝着他的对讲机说了几句，然后转过身来对着我。

“请问你来自哪个国家？”

他再次朝对讲机呼叫：“我们这儿来了个美国记者，他正在写关于申请奥运会主办权的事情，他想要参观大屯的奥运会选址！”

停了一会儿，警察抬起头来：“他们正在打电话叫我的上级。”

每个人都在等待。被开罚单的司机建议我们往西开过几条街，他说那儿清空了一片地，准备建奥运会的场馆。警察叫他闭嘴。对讲机里传出了一串杂音。

“往西走，有一片地周围都竖着旗子，那就是了。”警察跟杨司机说，然后他转向了我。“你会看到，那个地方建体育场再合适不过了。足球赛、羽毛球赛和网球赛都会在那儿举行。”

他举起手向我们俩敬礼，先是朝我敬的，然后向杨司机也敬了一个。被开罚单的司机祝我们好运，这次警察倒没有叫他闭嘴。我们上车往西走。

在古代，有些中国的贵族会玩一种叫蹴鞠的游戏，这游戏和足球有那么一点相似。明朝的古籍里描画了妇女们在玩捶丸的游戏——有棍子，有球，还有洞。中国的历史学家形容捶丸是中国古代的高尔夫。还有其它的出土文物，其他的游戏。在一幅康熙南巡的清朝画像里，角落里画着三个男孩，正在玩一种类似手球的游戏。故宫博物院里有一幅唐明皇的画像，画着他和一些宫女正在玩一种类似马球的游戏。

不过这都只是古人的消遣，实在只是游戏而已。古代中国运动传统的核心，应该是武术——“尚武的艺术”。19世纪时，武术中的一些因素推动了调整呼吸练习的发展，人们管这种练习叫气功。武术和气功的活动，既是身体上的行为，也是精神和审美范畴的行为，两者相辅相成。武术和气功的要旨是艺术展示和自我提升，而非获胜。传统的中国运动所具备的这些元素，西方人大概会形容为哲学性、甚至是宗教性的。（当然，气功后来引发了法轮功的产生。）竞技比赛不是中国传统运动的主要目标，古代中国人从来没有建造过大型体育场。

“运动”的现代措辞“体育”，直到19世纪才产生。和那段时期引进的其他词汇一样，“体育”是从日文来的。古代的日本引入中国的文字，从而创造出自己的文字系统；但它和西方的往来更为密切频繁，日文里发展出很多新的词汇。中国后来试图要赶上日本，于是中文里吸收了很多日本人发明的词汇：例如“民主”和“民族”。有时，一个人们业已熟悉的中文词汇重新出现时，却增加了崭新的含义。考古原来的意思是“考察研究古代的事物”，到了20世纪，它重新从日本传入时就有了“考古学”这一新定义。词还是原来的词，但却用新的方式定义了原来的事物。从古代起，人们总是会收藏文物，但从没有用过这样一种科学的方法挖掘和研究文物。中国人里头总是有着不同的少数民族，只是从来没有用过“少数民族”这个称呼。体育也从未被分成各种各样的竞技比赛。

语言在变，因为世界在变。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和其他的外国人引入了体育竞赛这一西方观念，引入的场合通常是在基督教学校里。20世纪初，中国开始对奥林匹克运动产生了兴趣，1932年的奥运会，中国派出了唯一的一个运动员参加男子短跑项目。4年以后，在柏林举办的奥运会上，中国派出了由69名运动员组成的代表团，其中包括有武术表演队的成员，这些成员里有男有女，他们在希特勒面前表演了武术。

那时，中国人已经成了奥运会的忠实成员，他们把体育运动看成了一种复仇手段：这个国家在过去那一个世纪所受到的不公平对待，要通过体育运动来复仇。中国的目标是在外国人的运动中把他们打败。共产党在中国掌权以后，他们按照苏维埃政权的模式，建立了体育培训学校。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了1952年夏季的奥运会，但下一届的奥运会他们却拒绝参加，因为奥委会承认了来自台湾的运动员。

直到1979年，中国大陆才终于重返奥运会的赛场。奥委会仍然允许台湾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只是禁止台湾国旗的出现。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来自中国大陆的中国代表队四十年来首次出现在了赛场上。最后他们取得了奖牌总数排名第六的成绩。不过那一年以苏联为首的一些共产主义国家拒绝参加奥运，从而削弱了比赛的竞争性；而中国队在好些比赛中大大落后于其他的对手，例如游泳和田径。

下一个十年里，中国在奥运会上取得的奖牌数急剧增长，这些奖牌主要是通过赢得一些竞争不太激烈的比赛而获得的。中国的女运动员表现出色；中国人特别擅长一些以常规训练为基础的运动，例如跳水、体操和花样滑冰。这些运动由政府出钱培养人才：运动员通过精心的组织训练培养而成，而不像西方运动员一样，依靠的是本身的能力、参与一系列的重要比赛和服用提高水平的药品。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中国队总排名第四。到了悉尼奥运会，他们上升到了第三名。到雅典运动会的时候，他们应该会取得第二名，只排在美国之后。

尽管中国队不断取得成功，中国运动员的主要内驱力仍然是耻辱感。表面上看来，他们有足够引以为傲的资本，然而这样的骄傲就如同涂在那栋旧楼上的粉红色一样浅显，经不起推敲。

1993年，奥委会宣布2000年奥运会主办权花落悉尼而非北京，《中国日报》对此的反应是发表了一篇社论，把奥委会的这个决定和西方历史那“残酷的殖民侵略和剥削”联系起来。

在北京争取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的那个月里，我参观了中国体育博物馆，那儿的历史学家指出，中国现代体育起源于1840年，那一年英国人派了一支完备的海军舰队来到中国，标志着鸦片战争的转折点。中国奥委会准备了一本书，书里这样用英文描绘这个中国体育史上的重大时刻：

鸦片战争让中国从封建社会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起彼伏的社会暴动带来了无可避免的影响，体育就在此时引入中国；此后体育的发展走上了曲折的道路，这与国家动荡不安的命运是分不开的。

运动是残酷的。这一点常常能体现在中国运动员的脸上：很多人看起来表情僵硬而紧张。在向足球和篮球这样竞争性很强的运动项目中，到了比赛关键时刻，他们就几乎要窒息过去。绝少看见一个中国运动员真正快乐地享受着比赛，这也不是什么稀罕事：绝大多数中国运动员都是从幼时起，就在流水线般的体育学校进行训练。他们的粉丝也不会起到什么作用。观看中国体育比赛的一般观众并不在意是否解一项运动，也不会尊重个人的努力；胜利才是他们唯一关心的事情。粉丝对失败者残酷无情；他们的体育精神向来很糟糕，当外国运动员队伍在中国的土地上取得胜利，他们甚至会暴力相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国家经历了从自己的运动传统到西方体育的大幅度转变，却陷入了最糟糕的境地——无论从自身传统还是从西方观点而言。他们从西方接受了竞技精神和爱国主义，这是西方体育中最为显著的特色；但却错过了其中所有的微妙之处。从我自身的经历而言，这些微妙之处才是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小的时候，我参加的体育活动与我的父亲有关，和体育学校无关；我父亲教给我的那些最重要的东西，通常是与直觉相悖的：例如宁愿输得精彩，也不要不惜一切代价取胜；例如最终的目标并非胜利，而是自我提升。对于很多西方人而言，体育只是全面教育和健康生活的一个部分。

当然，这些观念不会出现在好看的电视节目或者公共运动项目中，那些活动注重的是竞技性。毫不令人意外的是，西方体育的这一因素在中国最为深入人心，中国人如同通过外国人的视角观察着自身的传统。像武术这种体育运动，其精神性、非竞技性的特色，对于竞技性过分激烈的西方运动来说，本应被看作一种健康的替代之选；然而它却被看成是中国迈向奥运荣耀之路的早期阶段。北京奥申委的标志是五个相互连接的环，五环形成一个人在练习太极的样子，而太极这项运动是特别没有竞技性的。与奥运会相比，法轮功与太极接近多了。

很多中国人感觉到这种民族体育出了什么问题，虽然他们仍然在努力寻找问题的阶段。比赛的失败困扰着他们，有时人们会把它归咎于哲学或心理学上的原因。在我的奥运会调查中，我遇到了好些中国人，他们被一套有关球网的理论所迷惑：中国人在兵乓球、羽毛球和排球运动中表现出色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和对手直接的身体接触。

“中国人在直接竞技的比赛中表现不好。”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副主席何慧娴对我说。“那些有网把运动员相隔开的比赛，我们更为擅长。”她用“小巧”来形容中国人，也就是说，中国人灵巧而动作协调，而不是身体强壮的。不过，她还补充道，精神方面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儒家思想让人们变得更为保守。”她说。“看看美国吧，从小就教育孩子要独立、要有创造力。在中国就都围着纪律性打转。人们没有足够的创造力；如果你没有创造力，你就不会适应新的环境，并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你只是按照旧有的模式去做事，没有任何改进。在体育上是如此，其他的事情也是如此。”

中国人也相信，奥运会凸显了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之间的差异。我在北京和徐济成见了面，徐以前是篮球运动员，现在成了一名电视节目的评论员。从1988年开始，徐济成就跟随中国代表团采访了每一届的夏季奥运会。“发达国家把奥运会看成是一种生意。”他说：“好像他们说，‘我有个大房子，里面有各种极好的家具摆设，我想在里面办个派对，叫大伙儿一起来参加。’他们还卖门票。但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就不一样的。奥运会不仅会改变北京的经济和外观，最重要的是，它还会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和思想。”

我问徐济成，关于中国接受西方的体育观念这一点，他有没有任何的保留意见。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并向我解释，这个问题属于政治范畴，而非文化范畴。“1988年我去了汉城。”他说。“韩国人告诉我说，如果他们没有举办奥运会，没有人知道韩国是个什么概念。在奥运会之前，外国人只知道朝鲜战争。”

在徐济成看来，中国应该效法西方，把体育做成一项生意。他说，中国体育实际上要比中国经济落后20年。因为体育与国家主义联系紧密，目前它还未能转向市场化，其处境就像一家发展迟缓的国有企业。不过，市场化的进程已经开始了；最近，希尔顿香烟资助了中国国家篮球队，而可口可乐公司赞助了中国足球队。“50年以后，我们就会和西方国家一样了。”徐济成预言说：“到时奥运会也成了我们的一种生意。大家会这么说，‘我们有一个大房子，想请你们过来玩，也好趁机卖弄一下。’”

下午5时30分，杨司机终于找到了一处奥运会场馆的选址。我们下了车，走到了一片空荡荡的土地上。这片地大概有四条街那么大，恰好位于北京城北部的中间地带；所有房子都被拆得干干净净。在“拆那”，这是一种熟悉的感觉：又有什么东西刚刚被拆毁掉了。土地的周围都插着旗杆，上面飘着粉红色的旗帜；这些旗划出了这片土地的范围。

“他们会在这儿举办足球比赛和网球赛。”杨司机说。

“还有羽毛球赛，是吗？”我说。

“是的。”

我们站在那儿，望着空荡荡的土地。

“嗯，”我说：“我该回去吃晚饭了。”

我们在四环路上遇上了堵车。出租车里的计程表走了有三个小时，而现在上面显示的数字大概正好计算出此刻的扫兴心情。杨司机再次感到了压力。最后，他问我晚饭有什么安排。

“我还没计划呢。”我说。

“你吃中餐还是西餐？”

“中餐就挺好。”

他说这里离他通州的家不远，我们很快就能到；通州在北京东面的郊区。我们在四环路上往东走，杨司机又说起了体育。他告诉我，迈克·泰森是他最喜欢的美国运动员，原因是泰森的手臂纹上了毛主席的脸。

“中国人为什么喜欢泰森呢？”杨司机语气夸张地问。“因为他喜欢中国。如果他喜欢中国，中国就会喜欢他。而且他了解中国。”

“泰森真的了解中国吗？”我问。

杨司机说：“如果他不了解中国，为什么他会弄一个这样的纹身在手臂上呢？”

这问题问得真妙，让我哑口无言。杨司机笑了。“泰森在监狱的时候，读了四本关于毛主席的书。”他说。“我在电视上看到的。”

关于美国运动员为何在赛场上占优势，杨司机有自己的一套理论。“美国人都是大块头。”他说。“从出生的时候起，他们就吃得很好；而且美国人更讲究科学。如果你把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拿出来，那就无法与美国这样的国家相比。健康很重要。看看泰森吧。要是他没有那么壮，怎么会赢得比赛呢？”

杨司机还欣赏网球运动员张德培。“张德培在美国长大，不过他是中国血统。”他说。“很明显，中国血统对他没什么害处。这表示是我们这儿的制度有问题。”

我们7点到了通州。杨司机说他想吃蒙古火锅。公路旁的霓虹灯宣告：“北京2008，欢迎来到新世纪的通州”。在通州城中心有一家麦当劳，还有一家叫“物美大卖场”的大型百货公司。

奥委会考察团呆在北京的最后一天，我加入了媒体记者团，跟随考察团一起活动。我们五个人代表了外媒：三个电视台的记者，一个摄影师，还有我。我提交的新闻报告会发给北京城里的其他记者，他们会用在对考察团的相关报道里。

为了加入媒体记者团， 我必须同意三条规则，这些规则都是奥委会指定的。第一条规则是我不能问问题。我可以跟着考察团的成员到处去，我可以引用他们在考察期间所说的任何一句话。如果有考察团的成员跟我说话，我可以回应。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都不能采取主动，不能向任何一个考察团成员直接发问。如果我被发现问了问题，就会立即从记者团从开除。奥委会还通知我们，有些会议只允许我们参加开始的部分。

这些规则很见效，至少从创造戏剧性的角度而言是如此。无论考察人员走到哪里，记者们都紧紧跟随着，笔记本和摄像机早就准备好了。我们在一片沉默中移动，似乎被这重大的时刻吓住了，一时哑口无言。早上的行程结束后，我发送了第一份新闻简讯：

联合新闻报告：中国代表和奥委会考察团成员今天早上在北京饭店举行会议……媒体成员被带到大厅后排位置，一条红色的天鹅绒绳子把我们和前排分隔开。穿着旗袍的小姐在大厅门口欢迎考察团代表。代表们鱼贯而入。他们看起来很放松，彼此之前亲切地问候。奥委会考察团的成员们互相飞吻，而中国人则没有这么做。那些小姐的旗袍是红色丝绸做的。

一位媒体公关说，今天早上的采访机会非常有限。“我们在这儿的时候，他们什么也不会说。”她说。“我们走了，他们就会说话了。”

我把她说的话记了下来。她叫我不要写她的名字。

这天早上唯一让人兴奋的事情是：奥委会其中一名代表罗伯特·麦库洛夫走到了桌子的另一边，请中国体操运动员刘璇在她的照片上签名，那张照片登载在《国际先驱论坛报》的增刊上……增刊的最后一页是刘璇跳下鞍马那一瞬间的照片，刘璇就在那一页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媒体记者团里有一个来自《中国体育报》的摄影记者，他兴奋地告诉我们，那张照片是他拍的。但麦库洛夫没有叫这个摄影记者签名，他仍然和其他记者一起，呆在红绳子后面。

今天的会议主题是北京的酒店和医疗服务，第一位发言人是朱宗涵博士，他是北京卫生局局长，拥有哈佛大学的学位。当他开始发言时，媒体人员就全部被护送离开了。

饭店外面，一些人正骑着自行车经过长安街，这是“1000名自行车手支持北京申奥活动”的其中一部分。这些骑自行车的人穿着红、白、黑相间的运动服，排成一条长长的队伍，自行车挂着旗子，上面用英文写着：“申办奥运会是我的梦想”。

这是晴朗的一天，天空一片蔚蓝，北方刮来了猛烈的风。

国际奥委会是个奇怪的组织。它的成员由自身选举产生；过去，这个组织很少会考虑成员多样化的问题。代表团在北京考察的时候，奥委会一共有123名可以投票的成员，其中接近一半都是欧洲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有3名成员。这和列支敦士登、卢森堡和摩纳哥的皇室家族成员加起来一样多，这三个国家各有1名奥委会成员。在123名奥委会成员中，只有13名是女性。其中两名女性是王妃，还有1名是西班牙皇室的公主。

在各种国际组织中，美国或中国都没有任何实质政治权力的，可谓寥寥可数；而奥委会是其中一个。奥委会有将近70%的运作资金由美国的赞助者提供，但它的成员只有4名美国人。

北京申奥期间，我和人类学家约翰·马卡农（John MacAloon）说过话，他擅长体育方面的研究。我问他，美国对哪个城市获得奥运会举办权的影响力有多大。“一点儿也没有影响。”他直言不讳地说。“我都记不清有多少次了：我和奥委会的人呆在一间屋子里，一个来自美国方面的人进来了，这时所有人都微笑着说：‘啊，有你的帮助太棒了’；然后这人一走，大家都在他背后嘲笑他。这就跟殖民关系一样。欧洲人拿走了美国人的钱。而美国人在组织里却几乎没什么份量。”

奥委会的历史上，和发展中国家的交流也有过不少麻烦。1960年代早期，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创办了它们自己的奥运会，名叫“新兴力量运动会”（GANEFO）。组织者为他们的运动做出如下说明：“与资本主义作斗争并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1962年，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在印度尼西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了这次运动会的大部分基金。奥委会的反应是禁止所有参加此次运动会的国家参加以后举办的奥运会，而这场初出茅庐的运动会再没有举办过第二届。

1968年夏天，首次由一个发展中国家举办奥运会。在墨西哥城正要开始各项比赛之前，即签名学生举行了游行抗议；他们抗议的其中一项内容是认为国家不应该把钱花在这样的运动会上，这种活动对几百万生活在贫困之中的墨西哥人没什么帮助。当局政府派出了军队，向抗议者开枪，杀死了好几百人。奥运会按计划举行。人们并不知道这次屠杀确切的死亡人数，并且从那以后，一般人都不知道奥林匹克历史上出现过这样的事。西方媒体上绝少提到这次事件，而此后的三十年，奥运会都没有再回到发展中国家举办。

然而到了2001年，情况却有所不同，国际奥委会正试图改善和相对比较贫困国家之间的关系。奥委会增加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帮助他们建立体育中心；并且增加了成员的人数，让组织里有了更多来自非洲、亚洲和南美洲国家的代表。不过，奥委会朝这个方向做出的努力，可能由于1998年盐湖城的丑闻事件而延缓了进展。1998年，盐湖城为取得冬季奥运会的举办权，花费了超过1百万美元，用现金和礼物贿赂国际奥委会的成员。来自贫困国家的代表轻易就成了贿赂的目标：10个由于收受贿赂而辞职或被开除的奥委会成员里面，有9个来自发展中国家。这9个人中大部分来自几乎没有冬天的国家：马里、苏丹、刚果、斯威士兰、利比亚、 喀麦隆。你很容易就知道这种事是怎么发生的：如果你是来自刚果的代表，你真的会在乎谁赢得大型障碍滑雪比赛的主办权吗？这次丑闻毫不留情地提醒世人：尽管奥运会宣称自己是国际化的，它所代表的文化只是整个世界的一小部分。

从那以后，国际奥委会禁止了申请城市向代表赠送礼物。第一次落实这个新规则，就是这次寻找2008年主办城市的过程。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向国际委会献殷勤，这也很可能是史上最后一次，我和阿尔佛雷德·森交谈过，他是一个历史教授，曾经在苏联带过一段时间。他发现了国际奥委会和共产主义者的一些政治上的相似之处。“国际奥委会和列宁的共产党有相似的组织规则。”森教授说。“列宁以一系列的中心集团组织共产党；而顾拜旦（现代奥运会的创办者）则说，这有培育人们的沃土，以便他们最终可以加入到组织内部的核心。两者在结构上有相似之处。人们并非从外围边缘开始民主投票，并开始各党派之争；你必须先进入内部的领导阶层，也就是先加入执行委员会里去，才有投票资格。申请奥运会主办权的过程，不会有黑马的产生。”

考察团在北京的最后一天下午天气好极了。蓝蓝的天，明媚的阳光，“新北京、新奥运”的旗子迎风飘扬。我们一共五辆车，组成了一个车队，由警察护送着，穿过这个城市。清洁工沿路排成了一行，手里拿着扫帚；骑自行车的人和行人在路口聚集，望着我们。一天之前，代表们去了北京的交通控制指挥中心，那儿的中国人演示了如何远程控制交通信号。今天，我们每遇到一处红绿灯，灯就马上变成了绿色，就像变魔术一样。

“这座城市似乎屏住了呼吸，在这庄严的场合中感到敬畏。在全然的静默中，一国之君缓缓走来，献上他的祭品。为避免一列远处驶来的火车破坏了这样威严的寂静，从而亵渎了整个仪式，甚至在皇上离开宫殿那一刻起，北京城就禁止火车出入，一直到皇帝回到宫中为止。”

1920年出版的《北京》一书中，裴丽珠描绘了皇帝一年一度去天坛拜祭的情形。81年后，我们的队伍几乎具备了同样的庄严气氛，而从这个仪式中的可能得到的好处则更为实在。北京奥申委承诺，如果北京赢得了这次奥运会的主办权，就会花20亿美元进行公共设施和体育设施的建设。最近的一次盖普洛民意测验显示，94.9%的北京居民支持申奥；而这一次，中国人自己的数据很可能是准确的。甚至异见分子也宣布支持主办奥运会。在香港，法轮功的践行者告诉媒体，北京的信徒不会在考察团在北京的时候举行抗议活动。

我们花了三个小时穿行在这座城市里，逐一查看奥运会场馆的选址：足球、垒球、举重、水球、现代五项全能运动。在每个地方，我们平均花费5分钟的时间，奥委会成员会问一两个具体的细节问题，而那些细节如今并不存在，还在设想之中。现代五项的游泳池会有至少2.2米深吗？是的，会有3米深。你可以从水球馆走到打垒球的地点吗？当然。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座崭新的大型体育馆正在建设之中。这项体育设施原来计划用做排球馆，不过如果北京要举办2008奥运会，它就会转做举重的场馆。我们戴上了安全帽，经济学者刘列励带着大家参观。我和其他的记者一起疾步走着，到处寻找可以引用到新闻里的信息。

“它看起来就像一只漂亮的蝴蝶，或者说像一个可爱的飞碟。”我们站在体育馆外面时，刘教授说。他的英语口语很糟糕，但这句话却说得很好，他把最后一个词的尾音拖得很长，就像一个举重运动员刚把杠铃举过头顶。另一名官员把新体育馆的宣传册发给我们。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看起来就像一只漂亮的蝴蝶，或者一个可爱的飞碟正飞过天空。”

我们走到体育馆里，站在未来的观众席上。下面有两个工人，正在摆弄着一大片土上的防水帆布：那就是未来的举重赛台。一个澳大利亚的考察团代表说话了，他的名字叫鲍勃·埃费斯通。

“那是热身的地方吗？”他指着另一堆土问道。我和其他记者都拥到前面，想看清楚。

“那儿才是热身的地方。”刘教授指着又一堆土说。

埃费斯通凝视着那片阴影，问道：“运动员可以直接从那儿走到赛台上吗？”

刘教授笑了。如果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那么毫无疑问，举重运动员可以直接从热身的地方走到赛台上。埃费斯通点点头，感到满意。刘教授向考察团说了一番话。这座新的体育馆，他说，将以“智能化的管理系统”为特色。他话锋一转，抖擞精神做言语上的最后一次挺举。他说：“体育馆看起来就像一只漂亮的蝴蝶，或者说像一只可爱的飞碟。”

我们的最后一站是中华世纪坛。世纪坛位于北京的西面，1999年末建成，是为了歌颂中国历史的辉煌和迎接新世纪而建的。入口处是长明不熄的圣火台，上面有一行说明：

“广场中央这永久不灭的火焰是‘中华圣火’。火种取自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圣火采用天然气。它象征中华民族的文明创造永不停息。”

圣火后面，是一条长长的青铜甬道，由几百块镌刻了文字的青铜板组成。这些青铜板构建了长长的时间轴，第一块的年份是“3百万年以前”，上面的注解是：“中国的古人开始使用火。”

250万年过去以后，事物开始成形：“人们开始具备黄种人的特色。”公元前六百年：“商朝首都位于河南郑州。”朝代更迭：周朝，秦朝，西汉。1841年英国人占领香港；1912年孙中山成为临时大总统。1937年日本屠杀了30万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1978年，改革开放。最后，时间轴到达了2000年，历史在这儿分解成一串随机的数字：

我国科学家成功破译了人类三号染色体……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国家验收。国家统计局宣布国民生产总值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第27届亚运会上获得了28枚金牌。

国际奥委会的考察成员们走过时间轴，进入世纪坛里。整个世纪坛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日晷仪。这些外国人在里面看了8分钟的申奥宣传片，这部片子是中国最著名的电影导演张艺谋拍的。现代化的场景一幕幕掠过：飞机、地铁、汽车。电脑模拟的画面展示了拟建的体育场和新的公路；立体交叉的道路环绕着一片片鲜亮的绿地。我一点儿也认不出我生活的这座城市了。

杨司机的家在一个简陋的四合院内，房子只有一层。除了一个烧煤的炉子以外，屋子里没有暖气，大门旁边搭建了一个厕所。我和杨司机在客厅里喝茶，他的太太在里面准备火锅。杨司机给我看了他孩子的照片，并很骄傲地告诉我说，他的女儿英语说得很好。

我问起了那些出租车司机的语言培训课程，杨司机把申奥教材递给我。我翻了翻那本书，杨司机放了那盒录音带。录音机里传出了“特别英语”的声音：

1、你好

2、早上好

3、下午好

我们坐下来吃晚餐。杨司机让我坐在主宾席上——在乡下，这个位子就是看电视最清楚的地方。今晚，电视上放的是一场中国职业篮球赛，比赛双方是北京奥神队和上海大鲨鱼队。大鲨鱼队里有一个22岁的中锋，名字叫姚明。

桌子的正中央是一个环状的大铜锅，由燃烧的酒精加热，锅里倒了食用油。当锅里的油沸腾开来时，我们就把一卷卷粉红色的羊肉放进去。杨司机说，这样的火锅让他想起了部队。他参军的时间是1969年到1973年，在内蒙古的边境地区。由苏联控制的蒙古就在不远的地方，那儿的局势有时会变得很紧张。

“你没法想象那儿有多冷。”杨司机说。“你能看到的全是草地。最难受的是我们要在户外扎营的时候。当地人会把一整只羊串在烤扦上烧。那种烤羊吃起来味道没有这火锅好，不过总比他们那边的谷类好吃。”

油冒泡了；一卷卷的牛肉变成了褐色，浮到了表面。房间里暖了起来。杨司机和他的太太开心地吃着晚餐，一点儿也没有因为外国客人的存在而感到压力。在中国，和领导干部们一起吃的晚宴总是非常别扭，而负责外交事务的官员无疑在招待外来者方面表现得最为糟糕。然而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却是出色的主人，他们热情礼貌而不拘礼节。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因为过于简单，而不会出现在像“出租车司机英语培训教材”的东西上。在那本书里有一个部分，标题是“更多实用的表达方法”：

33、这座城市的交通越来越好了。

34、我被北京的景色吸引住了。

35、污染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36、我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骄傲。

14　沙子

2001年3月21日

第一个迹象总是风。风来了以后，天色就变得暗沉，如果你刚好在户外，你的眼睛就开始灼痛起来。一旦你回到室内，就时不时能听到细小的颗粒轻轻击打在窗玻璃上的声响。那些干燥的黄土是被风吹过来的，源自中国西北方向，还有内蒙古和外蒙古；那些地方听起来遥远而抽象，直到沙粒打到了你的脸上。北京人把这叫做“沙尘暴”——“夹杂沙和尘土的风暴”。晚上，沙尘暴来临的时候，漫天的沙尘映出了城市的灯光，天空变成了金红色，就像要着火了一般。

3月还不是一个露营的好月份，不过我已经不耐烦等到4月了。我在地图上找到了一段我以前没去过的长城。我叫了辆出租车，车开了3小时以后，司机停下了车，我告诉他不用回来接我了。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我一直渴望着逃离城市。

群山仍然呈现出冬季的模样，一片褐色的荒野。要到4月，耕种的季节才开始。我背着一个大背包走着，这种熟悉的感觉很好。我沿着一条土路，走到了一个叫西坨谷的村子。在那儿，我看到了一段基本保持完好的长城。沿着一条陡峭的小路可以走到长城上面。风刮得更猛了；天色暗了下来。我走到第一座塔楼，就知道自己必须要在这儿停留一晚了。

这座塔楼有4百多年的历史，是用砖块和石头搭建而成的，设计简单：方方正正的形状，围住一个封闭的空间。地板是灰色的明朝砖块铺成的。墙上有一扇扇拱形的窗子，从那儿可以看见整个山谷。往下望去，路那边就是村子，一片密密麻麻的红色屋顶。往北望去，过了那些石墙围起来的果园，就是一大片险峻的山峰。那些弯曲的、通往高处的小道，已经在风暴里不见了踪迹。

我在塔楼里看着沙尘暴的来临。一团团的褐色低低地压向地面，就像某种生物的卷发蔓延到了山谷里。随着风的呼啸，它忽然地加速，湮没了沿路的一切：先是那些通往高处的小道，接着是果园，最后是整个村庄。我的双眼灼痛起来，我离开了窗户。随后的那一晚上我一直躺在地上。

在那儿很难睡着。时不时地，我因为干渴而醒来，随后怒号的风声就让我难以入睡。我想起安阳地下之城的绘图。有个地质学家曾经告诉我，这座地下之城主要是被河流冲击而成的泥土所掩埋，不过其中也有一些土层是风吹来的黄土，经过好些世纪堆积而成。我躺在睡袋里，

臆想着一些文学意象。在中国，黄土到处都有，非常普遍。它被吹落到黑色的中部平原上，到光秃秃的山上；它轻柔地盖过安阳的土地和北京这座城市。凌晨两点左右，我在脸上裹了一件衬衣，终于睡着了几个小时。残缺的梦纷至沓来。黄土侵袭着这座塔楼，不停地发出清脆的响声；它整夜地掉落，掉落在所有生者和死物上面。

黎明那么美丽。那场风暴犹如一个已经过去的噩梦，只有砖块上一层薄薄的痕迹，在清晨的阳光中闪着红光。我在脸上盖了一块湿棉布，而它已经变成黑色了。我的牙齿之间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我甩甩头，一阵啪嗒啪嗒的声音轻轻回荡在睡袋里。沙子的天下。

我本来计划在长城边上呆两晚，但现在我决定在今晚之前回到北京。我把背包里的沙子倒出来，打点好所有随身物品，然后下了塔楼。到了山谷，我就向北走。还有充裕的时间，让我到山上走一段路。

我走上一条小路，它把我领到了一个废弃的村庄。这个村子就建在悬崖边上，这儿的树都很矮，枝干瘦弱。村子里的所有东西都是石头造的：石头围栏，石头铺的路，房子的墙也是用石头垒的。大部分的屋顶都没有了；它们肯定是用木做的。在北京的近郊，常常可以看见空空如也的房子。这些年来，山上的人们不断地迁徙到山下，有时他们留下了荒弃的屋子，那就成了新经济环境里的幽灵小镇。

有些房子里堆着垃圾。烟头，食物的包装袋：大部分东西的品牌都没有听说过。有间房子里到处都是动物的粪便，但时间已经过去很久，房子里只弥漫着一股灰尘的味道。另一间房子比其他房子都要大，屋顶还是完好无缺的。房子里的墙上都糊上了旧报纸；这就人们在乡下一直以来所用的“墙纸”。我在这座空空如也的房子里游荡，读着墙上那些报纸的标题：

1976年3月9日

苏联向美国表示第二次抗议

1976年6月23日

美国准备和日本签订针对苏联的军事条约

所有报纸的日期都是1976年的，它们剪裁自《参考消息》。这是一份党报，里面的文章是从境外的报刊有选择地翻译过来的。过去，《参考消息》只能由官员订阅，报摊上不能出售，外国人也买不到。也许这座废弃的房子过去属于某个党委书记或是某个当地的官员吧。有一面墙上贴着一张中国报纸上重印的美国漫画。画图已经被撕掉了，不过两句英文对白还留在墙上：

“打扰一下，那些失业者在哪里？”

“你就在他们中间。”

我沿着小路继续往前，走到了这个村子的最后一栋房子。一座大石磨屹立在房子前面，由于经年未用而斑驳处处。房子里面糊墙的纸是《人民日报》。标题比第一座房子新了8年：

1983年3月12日

我们应该为人民创造更多现代化的图景

中国即将举办1983年全国机械产品大会

1983年4月14日

八种谷类产品产量超过10亿磅

我闲逛着，漫不经心地在脑海里重构这个从前的村庄：1976年，村子的支部书记装修他的家。他用只能订阅的《参考消息》糊了墙——这巧妙地暗示了他的权威地位。房子装修好以后，同年，毛主席逝世。改革开始。七年以后，其他的村民开始装修他们的家，糊墙的报纸上都是经济发展的大标题。有些农民开始在农闲季节时到城里去，到工地上干活挣钱；种地变得没那么要紧了。到了1990年代，人们开始永远地离开这个村子。先是年轻人，随后是中年人。最后离开的是老年人，对他们来说，村子里曾经的一切仍然历历在目：哪个当地官员掌握权力，哪些人有较多的土地，哪些家庭住在这儿最久。所有这些细节都顺着山坡滑了下去，吞没它们的是更大的村庄，是小镇，是县城，是城市，是整个国家。最后，老人们永远地阖上了双眼，而这小小的村子也永远地落入寂静之中。

这就是现代的中国：十年之内，一处地方已经适合让人们“考古”了。我拿起我的背包，转身走下山，向着一个尚有人烟的村子走去。

在西坨古，一群人围着政府大院乱转，闹哄哄的。第一眼看上去像是个什么节日，但随后我就看到了两个官员。他们穿着整洁的蓝色上衣，端坐在院子中央的一张木桌子后。桌子上放着一个金属箱子。时不时地，一个村民会走上前来，在一个本子上签名，然后把一张纸扔到箱子里。

中国的选举不是什么稀罕事。在城市里，选民可以选出当地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代表制的政体有三个等级，这是最低的一级。人民不能直接投票选出另外两个更高级别的代表，也没有任何合法的政党能够反对共产党。在申奥考察期间，北京奥申委向国际奥委会提供了一份关于中国政治的简单介绍：

中国还是一个多党派的国家。如今中国有9个政党。在国家做出影响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的重大举措或重要决定之前，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会与其他党派进行商议，以做出最佳的决策。

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欢迎多党派和候选人的存在，只要他们获得了共产党的认可。

不过，在乡下的某些地区，选举更为自由。官员有时会让村民们选出他们自己的领导者，而非严格掌控候选人的名单。共产党觉察到这种政策的效率：当地人知道哪些人贪污受贿，他们会选出真正能干的人。在外媒的报道里，这种选举的发展被称为“村级民主”，有时候甚至会拔高到称赞其为“未来政治改革的标志”。不过没有清楚到底有多少村民真正拥有自由的选择，而共产党也从未在城市里实行这样的政策。这个话题仍然属于敏感话题；实际上外国记者从未能自由地接触一场选举活动。

在西坨古，很快就有一群村民围住了我。我向他们解释，我昨晚在这附近露营，他们都哈哈大笑：“沙尘暴啊！”一个兴奋的中年男子把选举名册拿给我看，那名册的背面是用木头做的。名册上写了5个候选人，两个姓彭，两个姓周，还有一个姓唐。

“在这儿，几乎所有人都是周姓或彭姓。”他向我解释道。这男人的名字叫周丰民（音），他镶着一排沉甸甸的金牙。我问他选了谁，他的表情马上严肃起来。

“这是个秘密。”他说。

“你选了姓周的人吗？”

“这和姓没有关系。”他坚定地说。“就是看谁更好一些。”

我研究了一下选举的牌子。上面列出了三个职位：两个“委员会成员”，一个村长。每个候选人的名字下面都写上了他/她所属的政党和学历。候选人中有两个是初中毕业生，有三个是高中毕业生。只有两个人是共产党人。其他三个人的政治面貌只写着“群众”。我喜欢“群众”这个词，它开发了一系列“新政党”的可能性：一帮人、一伙人、平民大众。

我正在看选举牌的时候，其中一个官员走了过来。他看见我时，并没有像其他村民一样兴奋。他说：“你为什么在这儿？”

我告诉他我在沙尘暴里露营的事。

他问：“你在北京是做什么的？”

此时我在这次旅程中犯了第三个致命错误。我的三个错误是这样的：第一，3月份就露营；第二，忘了带上护照；第三，诚实地回答官员的问题。我应该说我是个学生或老师，但也许当时那些沙子让我脑子变迟钝了吧。

“我在北京是记者。”我说。“我现在是度假。我正准备去下一个村子，然后就回家了。”

“你为何不进办公室来喝口茶呢。”那男人微笑着，很有礼貌地说。但他的话却不是一个提议而已。

办公室的门上有一个标志，写着“消费者中心”。两个官员带我走进去，然后让我坐在一张破沙发上。有人往塑料杯里倒了茶。墙上挂了两张纪念海报：“消费者日”，还有“澳门回归祖国”。一幅满是灰尘的挂历上印了句口号：“明天会更好”。挂历是三年前的；这看起来不太妙。

一个官员打开了抽屉，里面有个电话。他小心翼翼地把电话拿出来，就像神父在拿圣器一样；然后他拨了一串号码。另一个官员说话了：

“你的身份证明呢？”

这时我才意识到我把护照放家里了。我无奈地把一张名片递给了他。

“你在这儿有车吗？”

“没有。”

“那你打算怎么走呢？”

“我会沿着公路走，然后坐公共汽车。”

“你以前来过这儿吗？”

“没有。”

打电话的人说完了，他重新关上了抽屉。有那么一会儿，我想也许他们会放我走了。他们现在看起来轻松多了；他们问我在哪儿学的中文，我们聊了一会儿。然而电话响了。

每个人都盯着那个抽屉。那人打开了抽屉，拿起了听筒。

“他在这儿。”

停顿。

“只有一个。”

再次停顿。

“你可以在12:30前来到这儿吗？”

他压低了声音，说了些别的。他把电话放回去，锁上了抽屉，钥匙揣在兜里。他往后面一靠，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

“他们什么时候来？”我问。

“谁？”

“警察。”

那个官员什么也没说。

“这没什么。”我说。“我没有干坏事，我也不担心。我只是想告诉你，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我可以现在就走。这样大家都不用麻烦。”

“等一会儿，我们会派车送你走。这更安全。”

“这一带很安全，天气也很好。”我说。“我怎么来的，就可以怎么走。”

那人看向了别的地方，说道：“车很快就到了。”

每次拘留我的运气都很坏。在中国，外国记者在去任何一个地方采访前，都应该向当地的政府部门提交正式的申请；不过现在几乎没人会乖乖地遵守这个规定了。通常，没有申请也不会遇到什么麻烦，只是偶尔会有人因此而被拘留。我认识一个英国记者，他被拘留时身上带着机密的政府文件，那是他在刚刚进行的采访中获得的。有人向警方透露了这个消息，当警察抓住这个记者的时候，一整个电视摄制队就在现场等着。警察成功地搜查出了文件——又一个外敌被抓住了。这才是货真价实的拘留：警察满足于抓到了违反法律的人，记者至少知道他的采访做得挺深入，以至激怒了政府。

在中国，我有两回从公厕走出来的时候被警察给逮住了。一次是在福建省，当时我正在出外采访，我要写的报道一点儿也没有敏感的话题；一次是在甘肃，我只是随意游荡，不经意地闯入了一个恰好和外国人有密切关系的县城。没人会从那些拘留中得到满足感。理想化的情况是彼此间有一种相互对抗的气氛：记者追求真相，警察维护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但一外国人在某个和外来者有关系的小镇撒尿而被捕，这很难让人产生什么积极的想法。

最糟糕的部分是看着人们如何一步步地认清事实。起初，警察们通常会很兴奋，审问进行得很快。但过了一会儿，他们就逐渐意识到，这外国人只是不知道他做了什么而已。有时，我最后会从他们眼中读到同情。

同时，我通常会在被拘留以后，对当地有了更多的了解。在西坨古，村民们在消费者中心随意出入，还和我聊天，看管我的官员也不管。村民们告诉我说，西坨古有8百人，栗子是当地最能赚钱的庄稼。四月是一年里最好看的鱼粉，两周之内，杏树就全都开花了。人们唯一不会回答的问题就是他们投票选了谁。每次我问一个村民这个问题，他的神情就严肃起来：“这是个秘密。”

有个老人建议我写一篇关于西坨古的报道。“如果你把这儿形容得很美丽，游客就会来了。”他说。“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旅游景点。”

我说我会好好考虑一下。过了一会儿，一个官员打开了抽屉，拿出了麦克风。他的声音透过村子的扩音器嗡嗡作响：“现在离12点还有10分钟！如果你还没有投票，请抓紧时间！过了12点就截至投票了！”

阳光正灿烂，此时把一个外国人关在消费者中心，看起来是一件毫无必要而又残忍的事。我走了出去，那个官员跟着我。

“请你回来。”他说。

“我不想回去。”我说。“这儿更暖和。”

他看了看另一个正在处理投票箱的官员；那个人耸了耸肩，没有管我。我就走到阳光底下，和一个老太太站在一起。

“消费者中心是做什么用的？”我问她。

她说：“如果你买东西受骗上当，你可以去那儿投诉。”

12点整，最后一个投票的人跑向投票箱。官员和他争论了一会儿，最后同意让他投下选票。一辆警车驶来，在烟尘中停下。村民们一下子安静下来。我听到人群里有人在小声地议论。

“他们来干什么？”

“怎么回事？”

“是那个外国人！”

人群往前涌。四个人从警车上下来。我转身回去拿我的背包，其中一个朝我大吼：“别想到其他地方去！”

“我只是去拿我的背包而已。”我说。忽然，我感到非常疲惫，每走一步，身上的沙子都弄得我浑身发痒。车开走的时候，村民们看起来全都非常严肃。

沿着土路是一列细细的白杨树，土路旁是一条已经干涸的小溪，一直穿过山谷。其他的村庄看起来一片死寂，我们在路上遇到的第一辆车是另一辆警车。两辆车都停了一会儿，然后第二辆警车掉了个头，跟着我们走。我想知道为处理这个满身沙尘的外国人，到底派出了多少警力。

道路崎岖不平，我们有三个人坐在车后面，被颠得左摇右晃。他们让我坐在中间。一个坐在前面的警察转过头来。

“你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的？”

“昨天。”

“你为什么到这儿来？”

“我想离开北京，放松一下。我喜欢露营。”

“你自己一个人露营？”

“是的。”

“风不是很大吗？”

“是很大。不过我也没办法。”

“你在北京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个记者。”

“你的护照呢？”

“我忘在北京了。”

“你知道他们要选举吗？”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以前从没去过那儿。”

“你怎么到那儿去的？”

“我做出租车去的。”

“你有带相机吗？”

“没有。”

这人停了一会儿，又开口了：“你带食物了吗？”

“带了。”

他使劲地想着其他问题。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坐在我右边的警察第一次开口了。

“你的薪水是多少？”

我们来到了不老屯派出所，我说我想上一下洗手间。他们派了个警察和我一起去。从洗手间出来，那警察把我带到了一间审讯室，里面坐了三个穿着制服的男人。这儿的名字英文直译成“Not-Old Station”，不会老的小站。他们给我倒了一杯茶。一个警察问我问题，另一个往一叠纸上做记录。

“你怎么不去司马台或者八达岭呢？”

“那些地方人太多。我喜欢还没有整修过的长城。”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选举投票的地方？”

“我从山上走下来，走到那个村子里，看到有一大群人。我就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我不觉得这是什么敏感的事情。经常有选举。”

他开始对时间顺序发生了兴趣，于是我详细地解释了每件事情发生的确切时间。这个话题终于说完了以后，我们又回到了户外的事情上。

“你一个人睡觉不害怕吗？”

“不怕。那地方很安全。”

“但要是有狼呢？”

“那儿没有狼。”

“有，那里有狼。”

我压根儿也不相信那儿会有狼，不过我并没有和他争论的兴致。这些警察都很年轻，最老的那一个看起来也就四十多岁。我的朋友麦克·迈耶说，中国的警察从来不会变老，可能他是对的。五年以来，我没见过一个警察看起来像超过了50岁。

过了一会儿，审讯我的那个警察眯起了眼睛。

“你说你忘了带护照，”他说：“我觉得那是个借口。”

“为什么会是借口呢？”我说。“这给我带来了麻烦，也给你带来了麻烦。我跟你说，如果你确实担心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一起回北京去，然后我把护照拿给你看。”

“你的相机在哪里？”

“我没有带相机。”

“我不信。”

“你搜一下我的背包。”我说。“我没有带。”

“你旅游为什么不带相机呢？”

“太麻烦了。”

“这太奇怪了。你不想留些旅行纪念吗？”

我暗自想：回忆不应该成为什么问题吧。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他不断地回到这个子虚乌有的相机话题上。中国警察热爱相机，相机成了有成效的拘留环节：扯出胶卷，把它扔掉。不过，如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也没有东西作为记录，情况就要复杂得多了。一个个问题接踵而至。

他们让我休息了一下，叫我去吃午饭。派出所里有一个食堂，我坐了一张8个人的桌子。食堂里有一股强烈的白酒味。他们给我吃豆腐、芹菜和米饭。

有一个警察负责陪着我。他没有穿制服，脸看起来挺和善，我开始和他聊天。我问他这儿为什么叫“不老屯”。

“因为当地有个传说。”他告诉我一个故事：“ 从前，有一个神仙从天界下凡。他去了云峰，云峰是当地最高的一座山。一个叫王志的村民爬到了山上，遇见了这个神仙，神仙给了王志一个桃子。王志以为这是个普通人，桃子也是寻常的桃子。但王志吃了那个桃子以后，他也成了神仙。”

中国的警察为什么不会老：这终于可以算一个解释了。我问这个年轻人，他在当地政府里做什么工作。他说：“我为宣传部工作。”

两个多小时后以后，一个北京的警察来了。我认得这个人，每年他都负责处理外国记者的签证。我还从他的脸上看到了一种同情的神情，不过为了让我保存体面，至少他还是公事公办地再问了些问题。其他的警察在旁边看着。

“如果你想要采访，你要先向政府申请，这你知道吗？”

“我知道。不过我不是去那儿采访。我是去露营的。”

“你刚好在他们举行投票选举时出现在那儿，这很奇怪。”

“看看我吧，”我说。“昨晚遇到了一场沙尘暴。我身上还带着这么些东西。如果我是去看选举，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现在这警察不再假装例行公事地问问题了，他好奇地问：“那场选举是怎么样的？”

“有五个候选人。”我说：“两个姓彭，两个姓周，一个姓唐。他们要从里面选出三个人。这就是我知道的。”

“你以前看过村子里的选举吗？”

“我以前住在四川的时候看过。”

“有什么不同吗？”

“没有什么不同。”

“这个选举和美国的选举有什么不同？”

有个念头从我脑海里划过：在美国的选举里面，他们不会因为看见记者出现而派出两辆警车。不过我把这个念头吞到了肚子里：“很难说。”

警察说：“上一年美国选举计算选票时出了错，不是吗？”

“是的，在一些地方出了错。”

“还有其他的问题呢。”他说：“为什么美国选举持续这么长时间？为什么戈尔没有获胜？他获得了最多的选票。”

说着中文，我试图清晰而简明地解释什么是总统选举团。我本应知道的；我教书那些年里，用英文也从来没有办法把它解释清楚。我总是相信，促进美国选举改革的绝妙方法，就是迫使每一个美国公民向中国人解释这一套选举规则。

在派出所，我所做出的关于总统选举团的解释特别失败。警察们看起来都听烦了；最后，他们都走了，只剩下一个看起来最年轻的。我们独对而坐时，他马上问了我一个问题：“美国警察的薪水是多少？”

我们俩呆的时间越久，这个年轻警察就变得越不友好了。我说我的姐夫是密苏里州的警察，想借此博得他的一些好感，但看起来没什么用。这个中国警察慢慢地问一些问题，就像是新手在处理一次审讯；不过很快他的问题就噼里啪啦朝我开火了。他看起来不太关心村里里发生了什么事，他的大部分问题都是关于美国的。

“哪个地方更安全？”他问道。“中国还是美国？”

“中国。”我说。我刚去完纽约罗德岛大街不久。

“美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流落街头呢？”他说。“政府为什么不给他们钱？”

“政府给穷人一定的补贴。”我说。“不是很多，不过有一些。通常流落街头的人精神都有点问题。”

“没有，他们精神没有问题。他们就是穷。”

我耸耸肩。那人又开口了：“为什么美国人有枪？”

“这是人民的一项权利。”我说。“宪法里规定的。”

“这说不过去。”他说。“你知道睡在长城上是违法的吗？”

“不知道。”我说。“长城上没有这样的警告标示，当地人说最近都有人在那儿露营。”

“他们不知道相关的法律规定。”他说。“你要读一下法律条文。这就是你有麻烦的原因。你违反了好些中国的法律。没有获得允许之前，你不能进行采访；你还没有带护照。你不带护照，为此我们可以要你交50元罚款。”

“我现在就交。”我说。50元相当于6美元左右。警察摇了摇头，在他问另一个问题之前，我要求上洗手间。

他在小便池旁边站着，等着我。我们回到审讯室时，他的提问更苛刻了。

“为什么美国给初中生提供避孕的东西？”

那天，我是头一回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他再次重复了那个问题：“为什么美国给初中生提供避孕的东西？”

“我想你说的是高中生。”我终于说道。“他们不会给初中的孩子提供那些东西。”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说；不知为何，在那一刻，特定的年龄群体对我显得特别重要。

“就是初中。”他说。“我看过相关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次我什么也不说了。

“这就是中国和美国的不同。”他得意洋洋地说：“在美国，人们更加开放。女人更加开放。”

到了最后，大多数时间都是沉默。如果他问我一个问题，我就尽量简洁地回答：是的，不是，我不知道。终于，他看了看他的表。

“你违反了法律。”他说。“你应该随身带着护照，你采访前必须获得政府允许。你不能睡在文化古迹上。这些事情都是违反法律的。我们应该罚你的款，不过今天就算了。你以后一定不要再这么做。你知道了吗？”

他把我带到了派出所的门口。从警察在西坨古把我带走的时候算起，到现在已经过去4个小时了。我没有见到其他的警察，他们肯定叫这个年轻警察再把我留一会儿，要给我一个教训。我在街上叫了辆出租车。车带着我离开不老屯，我感到肮脏、疲惫、愤怒而沮丧：我意识到，这感觉就像小时候上学时某些糟糕的日子。

记录H　一个字

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我采访了一个中文教授，谈话间他提到，高岛先生刚刚来到他们大学，准备教夏季课程。高岛这个名字听起来耳熟，然后我就想起了大卫·N·凯特利（吉德炜）说的事情：高岛教授曾经试图用烙铁去烧裂一块甲骨。

我在一间临时办公室里找到了高岛教授，他正在那儿打开他的行李。他是日本人，个子矮小，唇上方留着一撮小胡子，戴着一副金框眼镜。他的英语略带口音，但说得很流利；他的学术生涯总是离不开跨文化的研究。他在日本上智大学读的本科，这所大学属耶稣会管理；随后他去了华盛顿大学研究院深造。起初，他的研究方向是语言学，但他跟随保罗·塞瑞神父做研究以后，就对商朝的文字产生了兴趣；保罗·塞瑞是一个比利时神父，也是一个有造诣的甲骨文学者。

像凯特利一样，高岛也是曲折地走上了研究甲骨文的道路，他常常运用自己的语言学知识，去研究商朝的文字。最近，他和另一位学者发现，在商朝的刻字里面，不同的占卜者遵循不同的语法模式。这可能是多种方言或多种语言的体现：也许意味着商朝皇族的多样化比之前所预想的要更丰富。

高岛教授和握了握手，当我提到我正在搜寻陈梦家的故事时，他马上面露喜色。

“陈梦家是个了不起的学者。”高岛教授说。“他那本1956年的介绍甲骨文的书，仍然是做研究的范本（chrestomathy）。”

从他口中到我的笔下，这个词变了个样：“cremathy”。我盯着我写下的东西，随即坦白道：“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词。它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杰作’。”他说。“陈梦家的书是一本杰作。”教授打开了一本字典，接着沉下了脸。

“我对这个词的理解，”他喃喃自语道：“不是这样的……”

他给我看字典上印的解释：

用于学习文学或语言的文学著作选本。

他从书架上拿下来另一本字典。“一样的解释。”他说。“‘文学文章的选本。’我要是能找到更靠谱的字典就好了。我可能用错了这个词。通常我依据的都是《牛津英语大辞典》。”

他开始摆弄电脑，想从电脑上查这个词。今天是他任教的第一天，而且他刚搬进一个新的办公室，一个记者的到来是意料之外的事。不过在这一刻，chrestomaty这个词最让他分心。他试着上网搜寻，又在办公室里翻找有没有更好的字典。我沉默地等待着。我没有和研究古文字的学者们有深入的接触，不过如今我已经知道这些人和语言之间有着非常独特的关系。高岛教授能说流利的日语、英语和汉语，他靠研究中国的古文书为生。语言对他很重要。我试图礼貌地把采访拉回正题：“那么，陈梦家的书是一本杰作？”

“是的，那是本杰作。”他抬起了头。“人们还在用那本书。它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方面，这是一本包罗万象的书。我要研究某个东西时，总会去翻找陈梦家的书。”

终于，那个词的话题过去了，他的谈话拾起了另一条线索：

“我在东京大学时，听过一些关于陈梦家的传言。有些教授说，陈梦家死的时候很年轻，他们说他不是自然死亡的。是和政治有关的原因。我不知道那些传言的真假。不过日本人通常精于此道；假的传言他们是不会说的。”

他继续说道：“你知道，他还写了一本关于中国青铜器的书。那本书的名字翻译成英文，大概就是‘美帝国主义者偷去的中国青铜器”之类。这本书很难找了。一个东京大学的教授重印了那本书，还是用的原来的名字。陈梦家把美国叫做什么‘帝国主义者’。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起这个标题。”

我说了我知道的关于这本书的事，并告诉高岛教授，陈梦家1966年自杀了。我提到，我才开始研究陈梦家的事情，不过已经有些人告诉我，陈梦家是在反对中国文字改革时就开始惹上了麻烦。

“对他是好事。”高岛教授说。这句话冲口而出时，他马上意识到了不妥。“我不是这个意思。”他很快说道：“我明白，由于他反对文字改革，才落到如此境地，以至于他最后不得不自杀。这是很可怕的事。我的意思是，我也不喜欢中国文字的简化。”

当我提起烧裂骨头的事，高岛教授哈哈大笑起来。“凯特利书里讲了这个事！”他说。“真不敢相信。”他摇摇头，然后告诉我事情的来龙去脉：

1969年6月，那时高岛教授还是研究生，他决定要烧出一块甲骨。他去了西雅图的肉店，买了一些牛排，又让肉贩给了他一些没肉的肩胛骨。（他们问我：“你要肩胛骨干嘛？”我说：“我想把它烧裂。”他们把肩胛骨免费给了我。）高岛和其他同学一起，主持了一个聚会；在聚会上，保罗·塞瑞神父充当了商朝的“主领大祭司”这一角色——也就是用甲骨算卦的占卜者。高岛是技术人员。

“起初我试着用烙铁。”高岛回忆道。“那东西是电动的，热度不够高，骨头上只有一丁点儿烧焦的痕迹——只是如此而已。于是我就用烙铁加上烧着的木炭，这时骨头变得非常烫，还发出一股恶臭。”

他继续说道：“很明显，对于烧制甲骨之前要做的准备，大家有各种各样的揣测：可能你要把它放到醋里泡上一会儿，或是其他类似的措施。我在实验之前，先把那块骨头放到烤箱里烤干了。但是骨头并没有裂开。塞瑞神父和其他的学生对此都很失望，于是我们只好回去吃喝一番算了。我放弃了实验，把那块肩胛骨扔到了烤架上。我们都忘了骨头的事，后来它却开始疯狂地爆裂开来。卟卟卟！历史语言学总是试图还原古代的声音，而这就真正重现了古代的语音系统！那声音听起来就像中文的‘卜’。”

他拿过一张纸，把这个字写了下来。这个字的意思是“占卜、算命”，它的形状就像骨头裂开的样子：

卜

“在现代汉语里，这个字的发音是‘bu’，”他解释道：“但在古汉语里，它的发音是‘buk’。骨头爆裂时的声音正是这样的！不过我觉得更像是‘p’开头的发音，骨头爆裂时，我听到一阵‘pok pok pok pok’的响声。那声音可尖锐了。我写了一封信给凯特利，里面提到了这件事，而凯特利还把这件事写到了他的书《商史的渊源》里。我真不敢相信！他还写说，高岛用新石器时代的方式，重现了烧裂甲骨的过程！”

尽管对中国古文字的起源，有一套富有逻辑的假说——从动物的痕迹推演到文字；不过没人知道这其中的过程是怎样的。当然，人类第一次学会记录事物的过程，是不会留下任何记载的。

“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高岛说。“在几千年的口头交流以后，这样的飞跃导致了文字的产生。你知道，文字的历史并不是很长。然而一旦有了文字，文明就有了突发猛进的发展。这样的发展速度非常惊人。文字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绝妙发动机。过去的三千年里，人类文明基本能持续地发展；而人类的历史则长达5万、甚至是7万年——在那些漫长的的岁月里，人类文明并没有取得什么长远的发展，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文字。是什么让人们觉得有必要把事物记下来呢？”

我们谈论了一会儿中国文字的话题，高岛教授提到，他曾发表一篇论文，内容是关于中国汉字所呈现的四方形状。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汉字的形状不断地改变：商朝时字体稍显细长，然而到了汉朝，文字就压缩成了正方形，现在人们管它叫“方块字”。

“我对其中展现的宇宙观感兴趣。”高岛教授说。“我想知道中国人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这种宇宙观从何而来，我并不清楚。不过，看起来他们眼中的事物都是方形的。不仅文字如此，地理也是如此。”

在甲骨的刻字里，总是会用四个基本方向来描述商朝的世界。商朝的陵墓和城市，以及它们四周的城墙，也是严格按照指南针所指的方向来构建的。搞到教授写下了现代汉语里的“城”字。这个字常常用于“城市”和“城墙”这两个词里：

城

他强调说，这个汉字在古汉语里有不同的写法，其字体包含了一个盒子的形状：口。单独写“口”这个字时，它的意思是一片“方形的区域”或一片“划定界限的区域”：大概就是一处定居地的样子。在古汉语里，“口”和“城”的发音听起来差不多。

“这就像古希腊时候的野蛮人，”他说：“住在城里的是有教养的文明人，而住在城外的则是野蛮人。在中国，‘城’的作用也是如此。而且中国的城墙一般是方形的。商朝时城墙是长方形的，但其实形状差不了多少。从来没有出现过环形或其他形状的城墙。对于整个世界的样子，中国人肯定有一套根深蒂固的观念。”

他继续说道：“大概20还是30年前，纽约爱乐乐团的指挥曾说过一些关于中国音乐的评论。他说，中国音乐听起来就像中国文字一样。他的意思是，那些乐音是块状组合的。他说，西方音乐就不是这样。”

“当我听到这样的评论时，我暗地里想，他说的是什么玩意儿呀？然而，当我开始研究汉字的方形结构时，我忽然觉得有些明白他的意思了。他把中国音乐形容成块状，而不是说它像流水。这是印象派的说法，不过我觉得他可能深入触及到了意识领域里最根本的层面。”

一年以后，我正在读大卫·N·凯特利（吉德炜）的书《商史的渊源》，刚好翻到了66页的第二段。那一段的第一句话很长，有很多逗号，就像一条文字组成的虫爬过了书页。其中一个句子吸引了我的视线：

这本关于甲骨文的标准介绍，尽管没有系统性，也已经略显陈旧，但仍然是陈梦家的经典著作，它引领学生了解古文的词序、副词、时间词、代词、动词、修饰语、数词、连词、介词、助动词、否定词、省略词、缩写词，以及各种的句式。

后来，我再次见到了高岛教授，他告诉我，一个叫大卫·塞纳尔的捷克学者成功地烧裂了一块牛肩胛骨。秘诀是要把燃着的木炭放在骨头旁边，把热气喷吹到骨头上，让温度变得更高。在捷克共和国，那块骨头发出了它在西雅图爆裂时一模一样的声响：Pok pok pok pok！

15　翻译

2001年4月1日

在中美关系的世界里，一架失事的飞机可能会引起纷争，而过了12天以后，这场纷争就只剩下了一个副词和一个名词而已。这个事件成了一次语言练习，或者可以说是个寓言，如同那段道家经典里庄周的话：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从前，2001年4月1日早晨，两架军用飞机在中国南海上面的国际领空相撞。一架飞机属于美国，另一架属于中国。中国的飞机是一架F8战机，损毁很严重。美国的飞机更大一些，那是一架海军的EP-3E白羊二型侦察机，用于收集外国军队的电子通讯。相撞之后，美国海军的飞机急坠了8000英尺，随后恢复了控制，并请求在中国的海南岛上紧急降落。海南的机场控制塔方面没有回应，但美国的飞机还是降落在了上面。美国的飞机上共有24名男女机员，他们立即被人民解放军拘留。

中国的F8战机由一位叫王伟的32岁少校驾驶。他的飞机沉入了海里。

这些事件都缺乏中立的、非军方的目击者。

在几个小时之内，两国的政府官员就此事发表了截然不同的讲话。

两国的最高领导人都没有在事件发生的第一天发表声明。

4月2日，乔治·布什总统说话了。这是他上任总统以来外交政策的首次考验。美国媒体推断，此次事件将为布什政府日后处理外交事务定下基调。

布什总统站在白宫门前的草坪上，并没有为撞机事件道歉，也没有向王伟的家人表示哀悼。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优先考虑是机组人员尽快返美，以及侦察机须在未经‘破坏或摆弄’的情况下完整归还美国。”

对中方不允许美国大使馆职员与美军的机组成员见面，布什总统表示关注：“中国政府没有对我们的请求即时做出回应，这违反了一般的外交惯例，可能破坏两国建立卓有成效关系的期望。”

早前，担任美军太平洋指挥部总司令的海军上将丹尼斯·布莱尔曾在檀香山告诉记者，中国飞行员在南海上方的“不安全行为有不断增加的迹象”

起初，没有一位中国的高级官员对此发表公众讲话。这就是“特色”：美国的价值观要求其领导人做出迅速反应，而中国人一般都是等着其官僚制度慢慢运作。这次的撞机事件发生在一个格外敏感的时刻。北京仍然在等待着申奥的结果。这次不像1999年的时候，如今当局并不鼓励、也不允许学生的抗议游行活动。

4月4日，官方媒体新华社发布了江泽民总书记的第一次声明：“美国应该做些对中美关系平稳发展有利的事情，而非发表一些是非不分、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评论。”

在北京，中国外交部长发布官方声明，要求美方道歉。当天稍后，美方的一位高级官员发言中首次用到了“遗憾”这个词。国务卿柯林·鲍威尔说：“我们对中方的飞机没有安全着陆表示遗憾，也对那位中国飞行员的丧生表示遗憾；但我们需要搁置争议朝前看，共同解决眼前的问题。”

4月4日，《北京青年报》的头版出现了这么一条新闻：

《恃强凌弱的证据》

4月5日，《纽约时报》的头版则有这么一条新闻：

《北京为撞机事件展开舌战》

4月6日，美方官员宣布，中美双方正在起草一份结束此次危机事件的正式信函。

庄周：

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

4月9日，布什总统说：“外交需要时间。”

中国外交部长说：“美方必须向中国道歉，并采取相关措施，保证此类事件不会再次发生。”

两国的媒体继续用截然不同的方式报道此次事件。中方声称是美国的飞机突然转向，撞向他们的F8战机；而美军官员声称是体型更小一些的中方战机撞向他们的飞机。几个月以来美方都宣称，中国飞行员驾驶的飞机不断靠近他们的侦察机，明显有威胁他们的意图。

中国派出的军用飞机和商用飞机继续在南中国海上搜寻王伟的踪影。

据报道，那封正式信函仍在酝酿之中。

4月10日，杰西·杰克逊牧师主动提出飞往中国，帮助谈判。

这场危机之中，两国政府都没有说出多少实质性的信息，于是两国媒体都是用数据来充实他们的报道。美方进行民意测验，而中方则累计数据。一份由美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赞助的调查提出了以下问题：“美方应该道歉吗？”

%应该 %不应该

男人 33 61

女人 46 47

18岁-30岁 44 54

61岁以上 31 62

据新华社报道，当局出动了115架飞机和1000多艘巡逻舰来搜寻王伟，搜寻的海域超过30万平方公里——这比北京为申奥所油漆翻新的总面积的11倍还要大。

我只知道三个叫Wang Wei的人，一个是艺术家，一个是考古学家，还有一个是书店老板。我应该要认识更多叫Wang Wei的人。那个身为艺术家的Wang Wei认识5个也叫Wang Wei的人，那些Wang Wei每个都大概会认识另外5个Wang Wei。叫Wang Wei的人可能是男的，也可能是女的；可能是城市人，也可能是农村人；可能是有钱人，也可能是穷人。Wei这个汉子可以是“伟”、“为”、“卫”、“未”、“唯”、“威”、“委”、“纬”、“尉”、“韦”、“微”、“炜”、“苇”或者“玮”。

庄周：

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

4月11日，中美双方终于为那封信函达成协议。236个英文单词花费了将近1周的时间。据报道，这封信有四个版本的草稿；谈判最后一天的结果是，增加了唯一一个副词“非常”。私底下，美方官员把这封信形容成“两个非常抱歉”。

在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签署了这封信。它的部分内容如下：

布什总统和鲍威尔国务卿对中国飞行员失踪和飞机坠毁都表示了真诚的遗憾。

请向中国人民和王伟的家属转达，我们对他们的损失感到非常惋惜。

此次事件的完整情形仍不清楚，根据我方的信息，我们有一架严重损毁的飞机依据国际紧急程序，采取了紧急降落。

对于我们的飞机未经中方口头允许就进入中国领空并降落，我们感到非常抱歉。但机组人员安全着陆，我们感到非常高兴。我们感谢中方为妥善安置美方机组人员所做的努力。

对“very sorry”这个短语，美国驻华大使用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中文译法。对于王伟的家属，美方用的是“非常惋惜”；对于进入中国领空，美方用的是程度更重一些的“非常抱歉”。但中国外交部长发布的信却是自己的中文翻译版本。“very sorry”变成了“深表歉意”，意为“深深地表示非常抱歉”。

这封信函发布以后，柯林·鲍威尔告诉记者：“这件事没有什么需要道歉的。道歉就表示我们做了错事，我们要承担做错事情的责任。而我们没有错。因此，道歉是不可能的事情。”

第二天，《北京晨报》头版的新闻标题是：

“美国终于道歉了。”

美方机组成员乘坐包机飞往关岛之后，大部分的美国报纸都报道说，新总统巧妙地处理了此次事件，反映了他的灵活性。分析家们同时注意到，主导政府的声音似乎来自柯林·鲍威尔，而非国防部长唐纳德·纳姆斯菲尔德。这被看成是一个标志：乔治。布什总统的外交政策将由温和派而非强硬派所主导。

《波士顿环球报》发表了两篇报道，内容是关于一般中国人对此事的反应。第一篇报道由英迪拉·拉克什曼主笔，她是报社亚洲分社的总编，分社总部位于香港，但现在她已经飞往北京报道此次事件。信函发表的当天夜里，她走进了北京城，给人们看官方的信件——美国使馆翻译版本。她有一个中国助手替她翻译人们的回应。拉克拉曼的报道部分内容如下：

过去29年里，政府在人民之间培养爱国主义情感，以此替代逐渐衰落的共产主义思想。年轻的居民们盲目地吸收了这种由政府煽动的爱国主义情绪。年老的居民们则充满怀念地回忆起新中国创立者毛泽东的统治……吴国英（音译）是一个45岁的下岗工人，他大声怒吼：“看看现在这些懦弱的领导人！先是在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被炸了。然后我们的飞机又被撞了。他们能做些什么？如果由我决定，我就把那24个美国机组成员埋到地里，把他们那架间谍机藏起来，美国人来问的时候，我就说：‘什么飞机？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同一天夜里，我做了《波士顿环球报》关于此事的第二篇报道。我独自去了雅宝路那间我常去的饺子馆，叫了晚饭，和那里的人们聊天。我没有把那封美国人写的信带去。我的报道部分内容如下：

“我们应该向美国发动进攻。”24岁的餐馆老板高明（音译）听到信函发布的消息后说。

不过，当我问起这样报复的理由是什么时，他的回答就很含糊。不到一分钟，他说话就变得模棱两可了。“这是政府之间的问题。”他耸耸肩：“美国人挺好的，这点就跟中国人一样。但美国政府就很傲慢——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迟才肯道歉？”

很多中国的市民就像高明一样，从国营媒体、网络和人们口中的流言里得到常常矛盾的各种信息，对此次事件做出回应时，人们的疑问就和意见一样多。

人们起初的反应一般都是愤怒而明确的，特别是面对国外媒体记者的时候；但如果花更长一点的时间和他们讨论，就能听出他们的失望和无能为力感……

在此次关于撞机的舌战结束后，我把两篇报道都看了一遍，决定不再写报纸的新闻报道了。

作为一个日报记者，我的表现总是很糟糕。我做事情很慢；我惧怕截稿时间的到来；我没能打点好关系。我只知道三个叫Wang Wei的人。我的报道里引用每个人的话：出租车司机、服务员小姐、朋友；而一个好的记者就不会这么做。我在各种餐馆里花了很多时间。我逃避参加记者招待会。我不喜欢打电话——对一个新手记者来说，这是致命的恐惧症。我尤其讨厌的是深夜里还要强打精神打电话给美国的学者，好让我引用他们的话，让他们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评论几句。我已经知道中国正在发生的事了：普通人正在睡觉。

我没有一个记者的基本装备：没有办公室，没有传真机，没有助手，没有司机，没有剪报员。

我的正式职务是主管《波士顿环球报》北京办事处，不过这办事处其实只存在于几张文件中——假的。我有一张记者证，证上面拼错了我报社的名字（Boston Globe成了Boston Global）；一个官方印章（这个油墨印章用于正式的信函往来），一张办公处的登记卡，卡上宣称的办公地址已经被《华尔街日报》占领了。我在《华尔街日报》的朋友借我使用他们报社记者站的一间房，我一周去那儿几次拿我的信。我通常在家以外的地方工作，我的家在菊儿胡同一栋狭小的房子里，我住三楼。

每写一篇报道，我会得到300或400美元的报酬。只有当有新闻事件发生时，我的生活才能过得体面；如果我好好利用游戏规则，我可以根据新闻事件的每次新进展写一篇报道：每一次官方声明，每一个微妙的措词，从“遗憾”到“真诚的遗憾”，从“惋惜”到“抱歉”到“歉意”。但一个人的理智是有价的，我的理智还不只300美元这个价钱；如果我想要做一个专业的解构主义者，我早就应该留在研究院里深造了。

即使我会以某种方式成了一个优秀的日报记者——假设我有一个真正的办公地点，打点好了真正的人脉关系，还学会了爱上电话；但我还是对新闻报道的形式深表怀疑。我不喜欢那种第三者的表达：两个记者目睹了同一件事，而笔下的报道却完全不同，只是都用了那种客观而权威的口吻——这是很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作者几乎从来不会在他们的报道中出现，也不会解释他们做新闻报道的方法。在中国，很多外国记者雇了翻译或“线人”，线人就是他们的助手，帮忙追踪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而这些为报道做出贡献的人却极少会在报道里提到。即使你是独自工作，你的外国人身份还是会影响到中国人的反应，但在一篇第三人称陈述的报道里，这一点很难说清楚。

我更有耐心去写报纸的专栏，专栏报道比较详细。我为《波士顿环球杂志》写了赵老先生四合院的故事，杂志给了那个报道充分的篇幅。但即使是长篇的专栏，也会被美国新闻业的一些特定价值观所限制，这些价值观在美国海外没有得到很好的传达。在涪陵做老师时，我就看到这一类的信息是如何反向作用的。我的学生们用一本叫《美国调查》的教科书，里面有一章是关于“社会问题”的：

1981年，加州大学校园里的抢劫率和强奸率增加了150%。在华盛顿地区的一所教会学校，一名女学生独自在教室自习时，一名歹徒持猎刀强奸了她，并抢去了她身上的财物。在加州的一所大学里，一名足球教练在校园里被一个持枪的人抢劫。据说，在南卡莱罗纳州大学，一伙流氓专以女学生、女教师和教职员工的妻子为强奸目标，引起了人们的恐慌。

很难拿着这么一本教科书上课。书里的细节很可能是真实的：当然，南卡莱罗纳州有一些流氓；不过对于一个偏远小城的学生，这种信息很难说得上是一个有用的学习起点。这些学生需要的是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而非一些琐碎的细节；一堆零碎的事实只能让他们感到困惑。

那本教科书上的信息很可能是摘录自美国的报纸，而记者传达这些信息其实是有目的的。在美国，记者在一个社区里工作，而他们报道的故事能促进社区的改变。这是报业最高尚的一面，也是最让人颂扬的一面。任何一个美国记者都知道“水门事件”的经过：锲而不舍的记者们如何为腐败政府的垮台助上一臂之力。这就是一名优秀记者的典范：如果你的社区里有什么流氓问题，你就揭露它，即使这流氓是美国的总统。

在大报社里，出色的记者成了派驻外国的通讯记者，他们把其工作模式带到了海外。通常，他们会到处搜寻那些充满戏剧性的、还没解决的问题；如果他们不会说当地的语言，就会雇用一些翻译或者线人。有时，他们的报道会带来改变。在非洲国家，报道了饥荒和集体屠杀的记者可以促使国际机构介入这些事件。因为当地的社区已经遭受破坏，记者可以在国际社区里起到作用。

但中国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这个国家接受一些国际援助，这些援助大部分都是以借贷的形式，但国家的经济主要是通过中国人的努力和决心建设起来的。过去，对于中国侵犯人权的情况，美国政府的回应是时不时就威胁要经济制裁中国；但那些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贸易已经变得太重要了。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已经超出了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局限。尽管这个国家有一些问题，但它已经能够稳定、独立、有效运作，且实力不断增强。当美国人望向太平洋彼岸的时候，关键问题不是他们如何去改变中国。理解这个国家，以及理解生活在这个国家里的人民，才是更为重要的事情。

然而绝大多数的外国记者仍然停留在以前的思维定势里，一如那个旧档案柜：

民主 （Democracy）

民主党 （Democracy Party）

游行 （Demonstration）

残疾 （Disabled）

灾难 （Disasters）

异见分子 （Dissidents）

在一个典型的外国驻中国记者站里，中国助手们会帮忙搜集当地报纸上的新闻，发掘有新闻价值的故事，也从一些心怀不满的市民里获取信息。如果外国记者注意到某件富有戏剧性的事情，他就继续展开调查：甘肃的贩卖儿童事件、广西的妇女绝育事件、山东监狱里的劳工维权人士等。这些新闻出现在美国的报纸上，而那些报纸的读者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也不了解这些新闻的背景。这就像那本涪陵的教科书：有时你获得了更多的消息，知道的却越少。甚至尽管这些新闻是出于最为良善的目的，却只变成了满足人们窥探隐私的东西而已。

我不想写这样的专栏，这些专栏意味着在报社工作的主要吸引力就只是新闻而已。而新闻在中国似乎毫无意义：这个国家每年都在改变，然而步伐稳健，变化微妙。这儿没有什么卓越的领袖，像“撞机舌战”这种看似重要的大事会迅速被人遗忘，就像惊涛骇浪的大海上激起的一朵小小浪花泡沫。我们有故意遗忘的历史；新闻不再重要。勇敢的新世界。

在我的电脑里，我翻找出以前的信件，稍稍修改了一下：

亲爱的新闻参赞：

“兹证明彼得·海耶斯先生是一个完全符合资格的记者，他的经验与外国记者的工作要求相称……《纽约客》全力支持海斯勒先生任职我们杂志的驻京记者。我们感谢您考虑此份申请。

我更适合为杂志工作。杂志的故事更长；你可以用第一人称写作；编辑并不太关心时效性。杂志的文章按字数付稿酬，与报纸专栏作家只能拿固定稿酬相比，这可好多了。杂志社报销工作的开销。因为杂志运作更慢，我有时采访调查就可以不需要用电话。

“过去的20年，中国的经济开放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译者注：在前面的章节中提到，作者为《波士顿环球报》工作之初曾经以报社记者名义向新闻参赞递交过一封同样的信件）

这就像那些题刻的甲骨文一样仪式化：同样的陈词滥调，同样的信和文件。《纽约客》从来没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派驻一个全职的记者，于是我自己造了一个《纽约客》官方的驻华记者站，它恰巧和《波士顿环球报》记者站在同一个地方，又恰巧和《华尔街日报》记者站也在同一个地方。那些申请文件堆在一起，但外交部里似乎没有一个人在乎。

申请进展顺利，直到进展到了翻译那一步。外交部宣称，杂志的中文名应该“纽约人”，这是New Yorker的直译。我的名片上将要这么写着：

纽约人

彼得·海斯勒

每次我把这张名片给中国朋友看，他都会禁不住大笑起来。在香港、台湾和美国一些说中文的社区，人们已经管这本杂志叫《纽约客》了。“ 纽约客”是一种音译，听起来和英文原名有差异，但比翻译成什么“纽约人”可好太多了。

我把这个问题告诉了孙苏菲，她是《华尔街日报》里的中国助手。苏菲自告奋勇要帮我。她觉得由一个本国人和外交部打交道，事情会好办些；但打了一通电话以后，她就气得话也几乎说不出来了。她告诉我这问题没办法解决；那些人就是典型的官老爷们，头脑顽固。

最后，我自己给那个负责官员打电话。他的名字叫石江涛（音译），声音听起来很年轻；但我做了自我介绍以后，他的声音就变得冷淡起来。我们用中文通话。

“我和外交部的其他人讨论过了，”他说。“我们觉得‘纽约人’译得更好。更准确。”

“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方法见一面吗？”我说。“你去哪里方便？我都可以去。我觉得我们当面谈一下会好一些。”

外交部在二环路。主建筑楼外墙镶着灰色玻璃，往外凸出，就好像这地方堆积了太多假的文件，快要炸开了一样。石江涛的声音没有变化。

“今天不行，这周应该都不行。”他说。“可能下周会有时间吧，但我不确定。不过你真的不需要这么做。”

“嗯，这个名称对我很重要。我希望它是一个更多人知道的名字，这会让我的工作更容易一些。”

他告诉我这无关紧要，因为这本杂志以前就没往中国派驻过记者。

“这不对。”我说。“1940年代这里有他们的记者。”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没有人会记得。”

“我看到很多网站和出版物都用‘纽约客’这个名字。”我说。“海外华人也用这个名字。”

“大陆以外的人用什么名称，我们管不着。”他说。“他们在美国的中文社区里做什么，或者在其他别的地方做什么，这都不重要。这件事由我们决定。”

“我不是这意思。”我说。“‘纽约客’的翻译并不是从台湾或别的什么地方来的。”

这人迅速回应：“谁提到台湾了？我没说什么台湾。”

“我只是想说，在海外的中国人社区，纽约客是更为标准的译法。我没有说这跟台湾问题有什么关系。”

“这当然跟台湾问题没有关系。”他生气地说。“怎么会有关系呢？”

最终，这是他们的语言，由他们做决定。我尝试着达观一些：“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我拿到了我的新签证、新记者证、新办公处登记卡和新图章。图章印出鲜亮的红色墨水字：

美国纽约人（“American New York Person”）

每次我往一份官方文件上盖章，我都告诉我自己，这上面写的并不意味着什么。我仍然是个骄傲的密苏里人，这些鲜红的字体永远也不能改变我的身份。

16　旗帜

2001年9月11日

这辆车是波拉特最值钱的财产。有时，当他感到烦躁不安时，他就开着这辆本田雅阁，一直开到马里兰或维吉尼亚州去。他的英语仍然很糟糕，但他开车上路是没有问题的。他的车前面挂了两面旗子作装饰用，一面是美国国旗，另一面是东土耳其共和国国旗。东土耳其的旗子上是蓝色的，上面画了伊斯兰教的白星和新月。中国国内禁止悬挂这面旗帜。

波拉特想要永远逃离富兰克林大街和罗得岛的那个角落，这辆车也是他最大的希望。他想要搬出那一带，还想开始工作；这辆本田车让两件事都变得更容易，只要他把文件都准备好就行。2001年5月，美国移民归化局的一位代表和他进行了面谈。布莱恩·梅茨格尔律师陪着波拉特，面谈进行得很顺利。下一个月，美国就给了波拉特政治避难的身份。

波拉特马上替他的妻子申请。文件的准备工作需要时间，可能是一年，也可能要更久；而对于要离开新疆这件事，波拉特的妻子变得越来越紧张。晚上，波拉特经常打电话给她，试着说服她一切问题都能解决。但她总是担心中国会撤销她的护照，或者即使她能顺利来到美国，却很难去适应美国的生活。波拉特避免告诉她自己住的那一区的情况。

波拉特处在两种护照之间：他不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也还未成为一个美国人。所以美国政府给了他一个难民旅行证，这个证件让他可以跨越国境。他开始计划短途旅行，到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去。他在那两个地方有朋友，可能会有一些经商机会；他原来在雅宝路上赚的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那一年的夏天，他终于搬家了，搬到了那一区的唐人街里。对于一个逃离中国不到一年的人来说，给来自中国广东的房东付房租似乎不太对劲，但中文还是波拉特最管用的语言。

8月，美国政府允许波拉特工作了。在那一区，不太会说英语的维吾尔族人通常会做送外卖或者厨房伙计的工作。波拉特想看看有没有可能做别的工作，我让他和我以前读大学时的室友鲍勃·布拉希尔联系。鲍勃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港市开了一家做罐头的工厂，偶尔他们会聘请一些不是说英语的人。薪水很低，那份工要搬运箱子；但他们为员工提供基本福利，包括买健康保险。

我还介绍波拉特认识了亚当·迈耶，亚当以前和我一起在和平队里教书。如今，亚当在政府部门工作，是科林·鲍威尔发言人办公室的一员。8月末的一个晚上，亚当安排了波拉特和鲍勃的会面。波拉特带了另一个朋友去，那是一个在美国生活了12年的维吾尔族人。这是个混杂的组合：两个维吾尔族的政治异议分子，两个常青藤名校培养的美国白人。很自然地，他们选择了墨西哥餐厅。第二天，亚当给我发了一封邮件：

这是一次“商务”晚餐，一个45岁、受过大学教育、会说多种语言的前教师带着两个随行人员，讨论着他的工作前景：在一个没有空调的大仓库里搬运沉重的箱子，每小时得到7或8美元的报酬。总的来说，这场面有些奇怪。餐厅里的招待很热心，不停地问我们“是否熟悉他们的食物”。其实波拉特并不熟悉，他叫了一种辣椒肉馅玉米卷饼还是煎饼，说这是他第一次吃这种东西。他把食物吃得干干净净。当我们离开餐厅时，我问他觉得怎样。他再次表明这是他第一次吃这种东西，他觉得味道不是很好。

我们参观了工厂以后，就回到了华盛顿。我问波拉特他觉得这份工作怎么样。他说这工作可能很艰苦，也很累人，不过他会接受。他说了好几遍，他并不怕干这个活，虽然他之前并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

他只剩下1000美元的储蓄了，因此他需要这份工作。他准备在巴尔的摩港市找一个地方住，或者鲍勃会问问工厂里的人，让他们租一个房间给波拉特……

他不喜欢华盛顿。他刚刚搬出了原来的公寓，他讨厌那儿，因为他在那儿看见了吸毒、犯罪和带枪的人。他到巴尔的摩港市后情况很可能不会有很大改善，特别是在他花销预算这么低的情况下。

9月11日早上，波拉特开车回到巴尔的摩港市，又去了看那家罐头工厂。他已经换了个汽车收音机，是花了40美元买的二手货，不过那个星期二的早上他并没有听新闻。后来他不记得确切的时间了，但他肯定他到达工厂是在早上9点37分之前。天空高远而蔚蓝，目力所及之处没有一片白云。

波拉特为工厂的地址而烦恼。他愿意去干苦力活，起码是干到他的英语水平有所提高的时候，但他不想和当地的维吾尔族人社区隔绝开来。他大部分的维吾尔族朋友都住在华盛顿区，而从他新搬过去的公寓到这家巴尔的摩港市的工厂，开车要1个小时。9月11日这趟察看以后，波拉特觉得工厂还是太远了。他决定去找一份更近首都的工作。

那天早上，他继续开车往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市去，那儿住了一些土耳其移民。1990年代，波拉特在土耳其呆了好几个月；由于土耳其语和维吾尔族语很接近，他总觉得和土耳其移民相处很自在。到了纽瓦克，波拉特像以往那样，打电话去那些土耳其人的家。然而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没有接电话。

到了早上11点，波拉特终于放弃了，掉头开车回家。在95号州际公路，他遇到了来美以来最严重的塞车。好几个小时，车龙只是缓慢地移动着，波拉特留意到，其它的司机看起来都是垂头丧气的模样。他开了收音机。从新闻广播里他听懂了两个词：“烟”和“五角大楼”。他开车在首都附近转时学会了“五角大楼”这个词，万宝路香烟（Marlboro Light）则教会了他“烟”这个词。

他在马里兰州的陶森停了车。在那座城市里，他认识一个朝鲜族的移民，那人以前是中国的公民。这个朝鲜人小时候家庭背景复杂，不知为何他出生在中亚：他在新疆西部城市喀什葛尔长大，母语是中文。大概10年前，他拿到了美国的政治避难身份。这些年来，他积攒了足够的钱，终于做起了生意。很自然，他开了一家寿司店。

这个朝鲜人告诉波拉特恐怖袭击的事。他们一起坐在寿司店里看电视：倒塌的楼房，燃烧的五角大楼。新闻里说，这次恐怖袭击也许是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所组织的；据推测，他们随后还会有更多的暴力袭击行动。整个国家的飞机都停飞了，波拉特决定着在他的朝鲜朋友家里住几晚。他担心街上的美国人会误把他当成恐怖分子。

9月13日早上，他终于开车回到唐人街的家。95号州际公路上有很多警车，但其它的车辆却很少。五角大楼还在燃烧，几英里以外都可以看到黑烟。那一个月，波拉特摘下了车前头的两面旗帜。

17　直达影像

2001年9月12日

9.11恐怖袭击过后的那天早上，我坐上了南下前往安阳的火车。这样的旅程很熟悉，路两旁的风景就像墙纸一样富有规律：一个农民，一片田，一条路，一个村庄；一个农民，一片田，一条路，一个村庄。这种不断重复的感觉与昨晚电视上的图象形成鲜明对比。不过，这趟旅程已经计划了好几个月，没有理由取消它；而考古学家们总在初秋工作。他们白天呆在田里，一步一步地为地下之城绘制地图。到了晚上，我们就一起看电视新闻。但中国政府严格控制了对恐怖袭击的最初报道，很难找到更多的信息。我的旅馆里网络连接的信号也不太好。

过了好几天，我仍然没办法得到什么消息，最后我打了波拉特的手机。他的声音听起来挺正常，不过他现在暂时放弃了找工作。他在中国还有些存款，他说他可能会叫一个在乌鲁木齐的朋友给我些现金，让我帮他把现金转到支票里。我告诉波拉特，由于另一个采访计划，我大概很快就会到新疆去了。那年秋天，我不断地旅行；安阳之旅后，我打算到温州去。

我问波拉特华盛顿特区的气氛怎么样。

“我不太清楚外面的人怎么样了。”他说。“我不常出门，特别是晚上。如果有人问我我在做什么，我很难用英语解释清楚。这就是我担心的事情。”

“你见过其他的维吾尔族人吗？”

“当然。”他说。“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没遇到什么麻烦。不过人们都说要小心为妙。”

我离开安阳，乘飞机前往温州。感觉这是一趟漫长的旅程——从考古学家慢悠悠的世界到一座新兴的城市。在温州，经济的力量如此巨大，以至你踏上这片土地那一刻，就能感到它的威力，如同一到热带国度就感受到那种潮湿的高温一样。在温州机场，取行李的地方有八间鞋厂的广告。我走出航站楼，发现自己正面对着一幅巨型广告牌：嘉来顿活塞。我叫的出租车从一面英语标志牌下开过，那个标志是温州政府竖立的：

全力以赴建设轻工业城

（GOING ALL OUT TO SET UP THE LIGHT INDUSTRIAL CITY）

我往乐清去，威利和南希住在那一座温州的卫星城里。一路上，出租车经过了一片片工业区：生产廉价西装的白象，低电压电器的产地柳市。公路旁都是广告牌：兄弟牌打包机，庭宇集团计量器，通达电线。很多广告牌设计得和我印象中的深圳一样，是新兴城市加上田园风光混合的风格：一片洒满阳光的绿地上，一个令人费解的商品。轮胎，变压器，减震器，电源插座。每件商品都是要出口的，每件商品都是一大批的。商品的品牌是中英文的混合：巨邦（Jubang）、Gelhorn、夏蒙（Shar Moon）、奥德康（Odkon）、多尔康（Dorkan）——中国真皮鞋王。

乐清的音像店里出售9.11恐怖袭击的盗版碟。在这座城市里呆了几天，我就沉迷于此：每次经过一家店铺，我就进去搜寻相关的影碟。那些店主告诉我，第一张关于恐怖袭击的盗版碟在袭击发生后仅仅3天就上架了。

店家把这些关于9.11的影碟放在好莱坞电影那一排架子里。这些9.11影碟通常位于价钱比较便宜的那一区，旁边是几十部我不知道的美国电影。这些面目模糊的电影大部分肯定是没有上画而直接制成影碟的；其注明的出处很陌生，封面上的简介通常有性和恐怖的成分。有家店里，一部叫《初次相见》的电影用中文介绍了一件难事：“他找到一个途径和美女一起赚大钱”，旁边紧挨的那部电影是关于爬虫的：“小虫子引发了残酷的人类大屠杀”。然后就是9.11的影碟：

多家飞机袭击美国！

世界贸易中心完全倒塌

五角大楼和国会山庄受到飞机袭击

白宫国会山庄持续爆炸

谁是凶手？答案仍然是谜。

包装的背面写道：

巴勒斯坦人：“美国人活该！”

美国霸权和强权政治制造了太多敌人

美国陷入全面恐慌

所有9/11影碟都包装得像好莱坞电影一样。我找到了一张标题为“本世纪最大灾难”的影碟，封面上的照片有奥萨玛·本·拉登和乔治·布什，还有燃烧的双子塔。影碟的背面有一个小标志，表明影碟的暴力级别和语言级别为R级。用英语写的片子出处乱七八糟的：

试金石影业 呈现 杰里

布鲁克埃梅

出演 大卫 汤姆 汉克斯 丝林 蘈尼斯 大卫

莫尔斯 培

布谢米 文 让斯

中国的盗版碟总是把出处写得很混乱，其他的文字和标志不知所云。他们只注重影片标题和照片，只要这些基本元素是准确的，其他的英文介绍只是用来填补空白而已。我发现有两张不同的9.11碟片抄袭了《巴顿将军》这部电影的出处：“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上演乔治·C·斯科特……”出于某种原因，这个介绍成了中国最为普遍使用的模板，在各种盗版影碟上都会看到一模一样的话。有一次，我在一部关于高中拉拉队的影片上看到了《巴顿将军》的这几句介绍。

9.11影碟的盒子上还复制了一些其他电影的简介片断。那上面有一张照片，是第二架冲向世贸中心的飞机爆炸的场景，随后的文字介绍是这样的：

在BOOTMEN这部充满活力的电影里，两兄弟性格坚强，是新南威尔士纽卡斯尔那儿的钢铁厂工人；影片展示了他们最终如何走向不同的人生道路。两兄弟中的肖恩离开了家乡，追寻踢踏舞的职业生涯……

另一个9.11影片的包装上有两张图片：一张是一个惊恐的妇女手指向天空；另一张是冒着黑烟的曼哈顿景观；然后就是这么一段话：

此外，尽管经济现代化在某些方面改变了古老的规范和习俗，但它并没有真正“解放”男女对彼此关系的认知和理解，也没能摆脱忠诚和背叛这种古老的感受和限制 。

9.11袭击以后，中国政府比平常要反应迅速。几个小时之内，江泽民总书记就给布什总统发去了慰问的信息；9月12日在北京，美国驻华大使馆附近已经加派了中国警察。那天，一位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政府一贯谴责和反对一切恐怖主义的暴力活动。”这清楚表明了支持美国的态度，同时也微妙地暗示了中国本身对待新疆的态度。就这一次，中美双方似乎找到了彼此的共同点，在袭击过后最初的几天里，由国家控制的媒体一点儿也没透露出“美国人活该”这种信息。

然而普通的老百姓会这么说，甚至就当着你的面。在安阳，一个出租车司机对我说，现在美国人知道中国的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炸时中国人是什么心情了。在北京，有天早晨我去了家附近的一个公园，有个以前偶然认识的男人和我打招呼。“噢，你在这儿！”他说，然后就开起了玩笑：“我以为你被杀掉了。”这样的坦白让我吓了一跳，我可以想象没有外国人时人们会怎么说。

在温州的卫星城乐清，我和威廉·杰佛逊·福斯特一起去买9.11的影碟。他告诉我，他大部分的同事都为这次袭击感到开心。

“有一个老师特别的高兴。”威利说。“9.11过后的第二天早上，他告诉我他整晚都睡不着，因为他太兴奋、太高兴了。”

“他为什么感到高兴呢？”

“他不喜欢美国。”威利说。“不过，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喜欢看这种画面。”

“喜欢看什么？”

“大楼倒塌的情形。”威利说。“他觉得这很有趣。很多人都是这样。每个人都说这就像在看电影一样。有个老师对我说：‘美国总是制造出这么多电影，但现在他们终于弄了一部特别棒的了！’”

我问威利，听了那些话他作何反应。

“我不知道怎么办，”他说：“9.11发生第二天，我在学校里就很不开心，人人都在谈论着这件事，哈哈大笑。事实上，有大概一周的时间，我都避免和他们呆在一起。那个老师告诉我他高兴得睡不着时，我感到浑身不自在，觉得很恶心。我只想一个人呆着，或者是和南希在一起。我们俩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首先想到的是迈耶先生，因为他就住在华盛顿特区，又为政府工作。我很担心他，直到你告诉我他没事，我才松了口气。”

我们来到了一家音像店，找到了另外一张9.11的影碟。 店主告诉我说，和普通的电影相比，对9.11影碟的控制可能更严。他说，像《珍珠港》这样的大片，通常在美国发行两天以后就有盗版卖了，然后在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但9.11的影碟现在越来越难找到了。他觉得政府正在切断分销的渠道。

我们离开了音像店，我问威利，我的印象是否正确——国有的新闻业并没有趁这次袭击借机批评美国。

“是的，你说得对。”威利说。“很多人相信，政府其实对这次美国遭受袭击感到很高兴，不过他们什么也不会说。人们说江泽民是个胆小鬼，是个懦夫。他们说，现在有太多国家和美国站在一边了，中国不可能保持孤立状态。”

“不然他们觉得中国该怎么做呢？”我说。“支持恐怖份子吗？”

“我想他们并不清楚。”威利说。“人们就是那么说说而已。”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大概成了个习惯；政府那么多年的反美宣传，已经在人们的头脑中扎下了根。不过，这种反应也和新闻之外的某种东西有关联。过去，中国媒体上绝少报道新疆的紧张局势。就像西藏一样，新疆通常被描述成一个和平的地方，那儿住着勤劳的人民，他们很满意新疆是中国的一部分。绝少中国人知道，他们自己的政府正为伊斯兰教在西方的蔓延而担心。我问威利，人们怎么看本·拉登。

“有些人说他是个英雄，”威利说：“他来自一个贫穷的国家，但他却给美国制造了这么大的麻烦。我听到人们说，现在本·拉登甚至比毛泽东更出名了。”

“那么，他们喜欢本·拉登？”

“也不是。”威利说。“他们只是说本·拉登很出名。”

这让我想起了中国人怎么用“厉害”这个词，厉害的意思就是“可怕的、凶猛的”。那么多不同的事物，都可以称为“厉害”：一次洪水、一场战争、一个英雄、一个罪犯、一个得胜的将军、一个来自上海的女人。并且你可以把任何有影响力的人形容成“伟大”：毛泽东、圣雄甘地、阿道夫·希特勒、乔治·华盛顿——这些人都是“伟大”的。伟大这个词完全与道德无关，如同这个世界是由重大事件和人物所推动前进，而这些事件和人物是那么遥远而陌生，以致普通人无法评价它们。如果你足够幸运，你可以退到一边，静静观看。

我们走进了另一家音像店。“你知道吗，”我说：“本·拉登其实并非来自一个贫穷的国家。他来自沙特阿拉伯。他的家里很有钱。”

威利站住了。“我以为他来自阿富汗。”

“他现在住在哪儿，不过他出生在沙特阿拉伯。”

“我不知道这个。”威利说：“不管怎么说，很多人印象如此。他们相信他是来自一个贫穷的国家，但如今他让美国注意到他了。”

这家店里没有9.11的影碟，但他们有一套海湾战争的影碟，里面有八张光盘。包装上有一面美国国旗，一张萨达姆·侯赛因的照片，和一段中文的简介：

全世界第一次高科技现代战争！

海湾地区会再起冲突吗？

“这不是新出的。”威利说。“它们上架有一段时间了。我本来想买，我对这个感兴趣。但南希不让。”

“为什么呢？”

“太贵了。”他说。

我拿了一套——8块美金。那天晚上，我们在威利和南希家看了一些9.11的影碟。

他们住在学校附近一栋公寓的4楼。那座楼是新建的，但还没有完工，这是新兴城市的风格：楼梯还没有扶手，水泥地上布满了干了的油漆斑点。威利和南希的家只有一间房，漆成了白色；里面的家具有一张床，一台彩电和一张书桌。几十本书排列在木架子上：《朗文英语语法辞典》、《英美历史选读》、《英语委婉语辞典》。一册索尔·贝娄的短篇小说，摆在南希的一本硬皮包装的旧书旁边，那本书是亚当·麦耶送给南希的，书名是《南希·德鲁和哈代男孩：超级侦探》。威利那三部已经散了架的字典放在架子的中间，就像骄傲的老兵一样。

在涪陵，这一对年轻人坐在我的课堂里听课，似乎还是昨天的事：威利坐在最后一排，鼻子快埋到字典里；南希认真地听着课，希望我不会叫她回答问题。在涪陵的时候，她是个特别害羞的女孩，但这些年离开家乡的经历改变了她。现在我们说话时，她直视我的眼睛。她管着威利——这是最大的变化。在涪陵，南希看起来总像是被威利的聪明吓着了，活在他的阴影里，然而如今他们成了一对轻松的、爱开玩笑的情侣，亲密的玩笑让两人的差距缩短了。

威利说南希批评他太傲慢，我问南希是不是这样。

“当然。”南希说，黑色的眼睛闪着光。“他总是认为自己是对的。总是这样。”

南希试着忍受威利对英语的痴迷。那一年初，温州电视台开始放中央九台的节目，这个台的节目都是英语。每天晚上，威利总是很晚都不睡，一直呆在电视机前，记下新的单词。南希的睡眠质量恶化，成了一片朦胧的闪光和一串串的“慢速英语”。后来，她考虑两人可能需要另一个房间时，电视台就停止播放这些节目了。

有那么几天，威利以为是电视台的技术故障。过了一周，他打电话给乐清的广播电视局咨询，那儿的人告诉他说已经取消了中央九台的节目，因为当地人都不感兴趣。又过了一周，威利又开始打电话到广播电视局去，还用京腔说话。他声称自己在一家国际贸易公司工作，那儿有好些外国人常常要出差来乐清，他们现在看不到中央九台，感到非常失望。这些外国人在乐清有很多投资，如果中央九台重新在当地开播，他们会特别高兴。好几个星期，威利都满怀希望地等待着——没戏。南希也许松了一口气，但她很巧妙地没有泄露这种心情。

就像很多中国妇女一样，她对钱看得很紧。威利喜欢随便花钱，但南希管他管得很严。对于生孩子的事情，南希的态度很强硬：在没存够10万元以前，她不会考虑怀孕（到现在为止，他们已经存了8万元了）。严格说来，他们算是新婚夫妇——那一年五月，他们终于登记结婚了。但他们还没有举行过结婚典礼，因为他们离家乡四川太远了。两人经过多年的讨论，终于决定不搞结婚典礼，只拍一些婚纱照就算了。那一年夏天，他们独自去了温州市中心的一间婚纱影楼。

他们回来乐清时带着一个巨大的相框，里面是他们俩的照片，这成了他们家里唯一的装饰品：这张用软性镜头拍出的照片里，威利穿着晚礼服，南希穿着淡黄色的婚纱，戴着一串珍珠。他们还买了一本很贵的相册，里面有十几张照片，每一张照片两人都穿着不同的服装，背景也不同。看起来就像他们举行了12次不同的婚礼，而非压根儿就没办婚礼。这对年轻夫妇出现在温州的公园里，出现在繁忙的城市街道上；他们不断换着服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国际风格中变化着。有一张照片里，南希甚至穿了日本的和服。

“人人都会穿那种服装照相，”她向我解释道。“大家觉得日本女人很温柔，很善良。日本女人无微不至地照顾她们的老公。”

照片的边沿用一些英文词语作为装饰（“温柔、高雅、迷人、聪敏”），还有几句像流行歌歌词一样的诗：

“我不爱那晶莹剔透的钻石

我要你抱着我，要你的忠实……”

另一张照片上，威廉·杰佛逊·佛斯特穿得像个明朝的君子，手里拿着一把扇子。宝贝，我想告诉你我所经历的改变。还有一张照片上，南希·德鲁穿着一件美丽的丝质旗袍。想着你念着你。有一张照片是田园风格的，这对年轻人穿着现代的礼服，伸开四肢躺在洒满阳光的草地上。我不知道如何是好，除非你回到我的身边。

那些9.11的影碟很难看懂。它们是匆忙中编制出来的，也不可能找到发行者；所有用中文写的出处都是假的。那张叫《世纪大灾难》的影碟里，绝大部分的内容都是来自ABC的新闻。影碟里面间或会混入了一些美国电影的配音；有一个地方，配音是《夺宝奇兵》的主题曲。电影的枪声和爆炸声，伴随着第二架飞机撞向世贸大楼的情形出现。北塔缓缓倒塌，背景音乐来自电影《大白鲨》。

另一张9.11影碟的名字叫做“对美发动突然袭击”，片子的开头用的是一种纪录片的口吻。解说者介绍了曼哈顿和世界贸易中心，电视上出现了纽约日常生活的场景。西装革履的生意人穿过马路；一排排商人紧盯着电脑屏幕。忽然，一个画面吸引了我的注意：有个银行家急匆匆地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桌子旁边，手里抱着一叠纸。他看起来有些眼熟，会不会是我大学里认识的某个同学呢？

我转向威利：“你能不能把影碟回放一下？”他按了几下遥控器，那个银行家又出现。他只在电视屏幕上出现了5秒，不过我马上想起来了：这个镜头是从电影《华尔街》剪接过来的。

好莱坞电影不断地出现在《对美发动忽然袭击》的影碟里。有时候剪接过来的电影片断很短，我看不出来是来自哪部影片，这让我不得安宁：真实和虚构之间的模棱两可、摇摆不定。

其他切入的镜头就不是那么难以捉摸的了。双子塔倒塌以后，出现了电影《哥斯拉》的一个短暂的画面，那个怪物正在摧毁曼哈顿。中国的评论员用庄重的语调说：“只有在恐怖电影里，我们才能看见这种毁灭性的场景……”突然，镜头切换：一脸严肃的布什总统正在召开新闻简报会。他所说的话并没有出现在配音里，取而代之的是中国评论员的声音：“问题依然存在：‘美国式民主是否安全？’”然后，画面变成了电影《珍珠港》里一系列的爆炸镜头。

这张影碟的后半部分描述了恐怖主义的历史。解说员引述了过去发生的事件，从塞尔维亚人暗杀佛朗西斯·费迪南德大公，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行动，种种场景一闪而过：一排排纳粹士兵齐步前进；俄克拉荷马市被炸毁的联邦办公大楼，台湾的某次游行。解说员声称，恐怖主义是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共同作用的产物。“恐怖分子对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心怀不满。”解说员说。“他们的不满又很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因为那些强国把自己的信条强加到其他国家那儿。”影片介绍了1998年美国驻非洲大使馆爆炸事件的后果。美国的报复是在阿富汗境内的爆炸袭击，那一次袭击没有成功；影片里出现的是导弹嗖嗖飞过旧金山湾的场面：这是《绝地任务》的一幕。

9.11恐怖袭击后，凤凰卫视台删除了广告，连续36小时做直播节目。凤凰台是中国内地一家私营的中文新闻台，也是唯一一家如此密切关注和报道此次事件的广播公司。鲁波特。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拥有凤凰台40%的股份，凤凰台的总部在香港，但目标受众是内地的有线电视用户。凤凰台能够获准进入中国市场，凭借的是它和共产党良好的关系，有时这家私营电视台的新闻报导甚至比政府电视台的更富有国家主义的色彩。由于其更为优质的节目摄制，以及其快速传播新闻的能力，凤凰台已经在众多电视台中脱颖而出，覆盖了内地将近四千两百万的家庭用户。

我在乐清找到的其中一张9.11影碟，里面大部分内容都编选自凤凰台。虽然政府传媒的新闻报导里避免对美国做出任何批评，凤凰台的口吻却截然不同。袭击过后几个小时，凤凰台里出现了一个叫曹景行的男人，他的身份只是标注着“政治评论员”。曹景行说：“为什么其他国家那么憎恨美国呢？我们应该思考一下。”他评论劫机事件：“为什么这么容易就扣下了人质呢？美国人的荣耀几秒钟内荡然无存。”

这张影碟剪辑粗糙，时不时地，影片就在中国评论员和美国新闻镜头之间突然转换。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布什说了一句话：“今天早上，自由本身受到了一个不敢露脸的懦夫攻击。”——然后他就消失了。接着是科林·鲍威尔发言的只言片语：“再一次，我们看到了恐怖主义，看到了恐怖分子，看到了不相信民主的人，这些人竟相信杀害别人就可以——”布什又出现了：“自由本身受到了一个不敢露脸的懦夫攻击。”这一段重复播放了三遍，然后凤凰台的评论员又出现了。

这家中文台用了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福克斯广播公司的镜头，看起来几乎就像是那些插播的好莱坞电影一样让人迷惑。福克斯的标志出现在屏幕一角，画面也和美国观众看的一样，然而这些镜头却伴随着反美的中文评论员出现。我想起了威利的评论：中国政府无法表达它的真正感受。那属于政治，但这个却是商业；媒体带给人们他们想要的东西。新闻警察用一样的镜头，在中美两国贩卖爱国主义，而两个国家的人民都欣然接受。

威利的教室里装饰着一面中国国旗，还有一句镶在镜框里的话，这句话是周恩来说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校园不大，但很整洁：崭新的六层楼，体育场铺着橡胶跑道，在浙江的毛毛细雨中反射出光泽。走廊里挂着一排孩子们的优秀艺术作品，都镶在镜框里。这在中国是不寻常的事情，公立学校的墙上一般都挂着政治正确的人物画像，那些人物总是表情严肃、不苟言笑：毛主席、孙中山、马克思、列宁。我问及威利孩子们的这些艺术作品时，他告诉我说，这是一种宣传。“校方想要家长们看到这是间好学校。”他说。

一天早上，我旁听了威利7:30开始的课。那是八年级的课堂：30个男孩和女孩都穿着制服——白色衬衣、蓝色裤子。威利站在他们前面，问了一些简单的问题，他们用英语回答。威利说：“隔壁班的同学，他们的教室就像——”

“猪圈！”男生女生齐声叫喊道，哈哈大笑。

“很好，”威利说：“现在开始上课。”

课本叫做“中国初中英语”，这天的课文是关于新经济情况的。里面有一段用“特别英语”写的一段短短的话：

王伯父拥有一家工厂。他在1989年开了这家工厂。工厂生产梯子。有一天，我去了王伯父的工厂里看他……

威利大声地朗读了这段话，然后他往黑板上写了一些单词。他瞥了我一眼。

“1989年是个很有意思的年份，”他说。“那一年，北京发生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现在，跟着我念……”

没有一个学生听懂了他的暗示，于是他的话就消失在和谐一致的齐声诵读里。威利转向一个男孩问道：“他们在工厂里做什么？”

那男孩站了起来：“他们在参观那些机器。”

“很好。你可以坐下了。”

另一个学生站起来了；威利又瞥了我一眼。

“他们在工厂里做牙刷吗？”

（注：前面章节里提到，牙刷在威利的母语四川话里是骂人的话）

“不是的。”男孩回答。

“他们做什么？”

“他们做梯子。”

“很好，你可以坐下了。”

有那么半个小时，威利的授课分成了两个层次。教科书上的课文内容展开了——王先生，梯子，工厂，出口经济带给人们的欢乐；然而时不时地，威利就会说一些只是我能听懂的话。他丢下一些四川俚语的英文翻译；在种种影射中和我分享涪陵岁月的回忆。当课文的另一个部分又提到1989年时，威利再一次停了下来。“我想知道，王伯父的工厂是在1989年6月开的吗？”他说完这句话，又继续讲课文的内容。学生们并不知道，有一条隐秘的英文专用通道越过了他们的头顶，直接通往坐在教室后面的外国人那儿。

传统来说，中国老师都站在讲台后面，然而威利却在学生们中间自由地走动。威利一句中文也不说，但学生们都能跟上他的节奏；他们的英语很好。威利叫了几个学生来表演课文的内容，他加了一个简单的道具：蒙眼布。男孩们很快就蒙住了双眼，随后他们就开始表演蒙眼参观王伯父的工厂。教室里回荡着笑声；这节课还剩下5分钟的时候，威利合上了课本，在一行行学生之间走动。

“你父母做什么？”他问一个女孩。

“他们开了家工厂。”

“他们的工厂生产什么？”

“工厂生产电视机零件。”

其他学生一个接一个地回答关于父母的问题：他们是养鱼的。他们在北京做生意。他们为一家公司工作。他们开了一家工厂。下课铃响了；教室里的语言转换回温州话；休息时间的喧闹声从走廊里传来。看着我从前的学生给他的学生上课，是我整个九月感觉最棒的事情。

我在浙江的最后一天，温州政府测试了空袭警报系统。台湾就在海对面，通常这种测试表示海峡要举行某种军事演习，或者是那座岛上有什么政治事件。但近期中台关系没有什么冲突，下一届台湾选举还有两个月才举行。这次空袭警报可能是当地政府想在9.11发生之后，为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做好准备。

在温州城里，我去见了另一个以前的学生，她的名字叫雪莉。1997年，她移民到了浙江，经常写很长的信给我和亚当。她在信里描述了她长途跋涉前往东部的种种细节：火车上的一个营养不良的婴儿，她假装自己不是四川人、和一个浙江本地人的谈话。她的英文写得很优美，我总是记得其中一封信的结尾：

亚当，这些故事是最让我感到震动，并且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它们都是真实的。

我来温州前不久，雪莉给我发了封短信，告诉我她结婚了。她起初在一家私立学校教书，但最近她在大虎打火机公司找了一份国外贸易代理的工作。在温州数不清的打火机制造厂中，大虎是最有名的一家。雪莉的工资是一个月2000多人民币——也就是是250美元，她是我如今混得最成功的几个学生之一。

她带我参观了那家工厂，我们从她平日工作的经理办公室开始参观。展品柜里陈列着高级产品：镶嵌着假钻石的金色打火机。特制的烧烤用打火机，可以往很难够得着的地方点火。一个金属烟灰缸上镶了一个老虎嘴，你按一下按钮，老虎嘴里就会喷出火来。墙上挂了一幅江泽民的书法作品；江主席2000年5月参观了这家工厂。

另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上面标明了公司的出口路线。这幅地图上，温州位于全世界的中心，一个个箭头成扇状往各个方向散开：美国、英国、印度、巴西、还有几十个其他的国家。生产车间的门口外面，一个英文标志宣告：

把大虎打造成世界名牌

让世界进一步了解大虎

（LET TIGER BRAND CREATE WORLD FAMOUS BRAND

LET THE WORLD FURTHER UNDERSTAND TIGER BRAND）

那天晚上，我和雪莉以及她的丈夫黄旭（音译）一起吃饭。黄旭也是四川人，他为一家浙江当地的公司做软件开发的工作。我们谈到了近期在美国发生的事情，他们俩都同意威利的观察，认为温州的大部分人对此都没有什么同情心。

“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消息时，我确实不感到难过，”雪莉：“我承认，我总是对美国有偏见，因为美国这么强大，还总是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推行它的霸权。不过，当我开始回想发生的事情，想得越深入，我对那些无辜的人就越感到同情。我只是需要一些时间才开始静下心来好好思考。”

她的丈夫有上网络聊天室，那儿的人尤其反美。“很多人把这次袭击和我们的南斯拉夫大使馆爆炸事件联系起来。”他说：“这些年来，我们和美国之间的问题太多了。”

9.11袭击事件发生以后，我总是不停地联想到那些盗版影碟。那些9.11事件的场景触目惊心；看着我的祖国发生这样的暴力事件，我感到震惊。过去我已经习惯了发展中国家的那些戏剧性的镜头：洪水淹没的城市，尸横遍野的战场。现在我在中国，距离相同，而影像却从陌生的方向传来。我们安全地观看一切，而美国人死了。

而这些影像被当成电影在温州这样的城市出售，是特别反常的。温州和外面的世界有着那么多的贸易关系。美国全球政策的一个基本假定是，美国文化和产品的传播，自然而然地让世界更好地理解美国。不太需要美国人亲自出门旅行；产品传播更为容易。理论上说，这是成立的；然而现在看来，人性方面的缺乏显而易见。在中国，大部分人都接触到美国的牌子和商品，但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外国人有私交，却还是非常罕见的事情。威利是一个例外：他有国外的朋友，而他关于自我身份认同的一个关键部分，则包裹在另一种语言里。

然而，对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说，外面的世界是抽象的——如同当地工厂发出的那个想象中的箭头最终要抵达的地方。这次袭击只是变成了另一件美国式的产品，也并不是什么令人惊讶的事。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收集了其他的9.11商品：一个“布什对本·拉登”的电子游戏，一条奥萨马·本·拉登的钥匙链。我买了一些大楼的塑料雕像，上面有如同树枝般伸出来的尺寸过大的飞机。一家温州的打火机公司生产了一种打火机模型，火是从奥萨马·本·拉登的头上喷出来的。中国南部的一家公司生产了“怪物糖果”，包装纸上印着本·拉登的头像，这些糖果是推销给小朋友的。

我一遍遍地看着影碟，想要看懂里面的含义。在凤凰台新闻节目的剪辑里，一个叫陈鲁豫的女主持人说：“我们大吃一惊，但我们也习以为常。”她就像其他评论员一样，反复地把恐怖袭击和《珍珠港》以及其他电影里的场景作比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和美国人的表现没什么不同，美国人也容易陷入这种好莱坞式的语言里。有时，布什总统说话就像在演西部片——“生或死”；而报道美军反应的初期新闻标题就非常适合用在温州那些陈列盗版碟的架子上：无限正义，永久自由。

和雪莉、黄旭一起吃饭时，我问他们，这次事件对他们有没有影响。“现在我们对美的出口量不是很大。”雪莉说：“事实上人们都说，如果美元贬值，就会有利于我们出口商品到其他地方。”

她的丈夫补充说，甚至可能遭遇经济衰退的情况，也没有把他的朋友们吓倒。“这都是比较而言。”他说。“中国人常说，只有你呆在富人身边，你才觉得自己很穷。如果全世界的经济都衰退，我们也跟着衰退，那么其实还是一样的。”

起初，我很难相信他说的话：我很怀疑，温州的某个人会愿意减少他的收入，只要这意味着美国的人们会蒙受更大的损失。但后来我意识到，这其实不算是一个主动的选择。中国人目睹着这些遥远的、无法掌控的事件，设想了最糟糕的情况，并在其中寻找慰藉。这是一种消极的、疏离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来自他们艰难的历史，而商品文化大潮中人性的明显缺失，也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你寄出了打火机，而收到好莱坞电影作为回报；在你的眼中，这个世界可能并不会变小，也不会变得更舒适。

快吃完晚饭的时候，我问雪莉，她觉得一般的美国人会怎么看她。雪莉26岁，长着一双大大的黑眼睛，脸上总是挂着亲切的笑容。以前在涪陵的时候，我知道她是班上最棒的学生；但她现在回答我的话就像在描述另一个人一样。

“我敢肯定，他们会说我很穷，很落后，受教育程度很低。”她说：“我觉得美国人都会这么看中国人。他们不会知道温州在哪里——在他们眼中，温州只是中国的某一座城市而已。”

9.11袭击过后，威廉·杰佛逊·福斯特更热衷于学英语了。几乎每天晚上，他都往日记本上作记录，追踪着事件的发展，编写着他的单词表：

里程碑 （Milestone）

虐打 （Maul）

休息室 （Lounge）

房客 （Lodger）

耳垂 （Lobe）

肾 （Kidney）

纪念品 （Keepsake）

骑师 （Jockey）

除了记录“美国之音”的节目内容以外，他还把温州报纸上的文章翻译成英文：

中东地区的国家是我们这个城市重要的贸易伙伴。温州生产的服装、打火机、皮鞋、小型纪念章，通过海运出口到这些国家……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后，阿富汗的局势变得更加紧张。根据国际规定，温州出口的商品将要缴纳额外的战时费用。

当他翻译那些来自国家电报的内容时，他很自豪地在下面签字：

新华通讯社

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于10月11日深夜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讲话，他说萨达姆是个邪恶的人。原因是海湾战争以后，萨达姆就开始试图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布什表示，这些天来的袭击目标是阿富汗。但随后不久，这些反恐袭击就会扩散到世界其他国家……

布什说，美国人知道萨达姆正集中精力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还说萨达姆是个恶魔。同时，布什敦促伊拉克允许联合国武器检查员进入伊拉克境内。

威廉·杰佛逊·福斯特译

记录I　那匹马

那匹马的出现是旅途中临时改向的结果。在穿越中国西北部的长途旅行中，我决定在甘肃省一个叫武威的小城逗留一会儿。武威不是我的最终目的地，这次停留也没有预先做计划，但这也属于我的常规路线。有时，如果经过一个由于某种重大考古发现而闻名的地方，我会停下来，问一些关于当地考古的问题。当然，我对那些文物的认识，在几个小时之内就会产生巨大的变化。

武威是飞马的发源地。飞马如今陈列在甘肃省省会兰州里，但它最初是在武威发现的。在武威的一个坟墓里，出土了一系列的青铜器：38匹马，28个仆人，17个武士，14辆马车和推车，还有一只大公牛。那个坟墓的年代要追溯到13世纪，也就是东汉末年之际。

在所有的青铜雕像中，有一件特别引人注目。那是一匹不到两英尺高的马，造型却丰富动人：它正撒开四蹄飞奔，鼻孔张大，尾巴在飞中高高扬起。三蹄腾空，第四只蹄轻轻地踏在一只龙雀身上。这件雕像就是著名的飞马。《中国旅游报》把飞马作为其全国的标志；人们都把它看成是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一个象征。当我来到武威市时，我脑海中就出现了它的形象。

武威市博物馆的馆长名叫田志诚（音译）。我们在博物馆里见面，那个博物馆位于一座建造于15世纪的巨型文庙里。它的宏伟体积证实，这座位于丝绸之路上的城市以前非常重要。但河西走廊贸易繁荣的日子早已逝去，武威也已衰落：落满灰尘，偏僻，遥远，被人遗忘。文庙内的建筑正在腐坏，木头上出现了裂痕，油漆剥落。田至诚伤感地解释道，武威市没有足够的资金去维护这些建筑。他给我倒了一杯茶，然后说起了飞马的故事。飞马是在文化大革命最高潮的时期发现的。

“他们在1969年9月13日发现了飞马。”他说。“那时候，林彪元帅告诉中国人民，叫他们挖一些防空洞，以防中国被苏维埃或者美国攻击。”

田至诚说，当地农民在一座道庙底下铲土时，被那座坟墓绊了一跤。由于文革时期的混乱状态，基本是没有考古事业的，农民们自行展开挖掘工作。随后，他们把挖出来的青铜器放在自己家里，直到武威市文物局终于派人来收集文物。最后，这些文物被运到兰州省博物馆的一间储藏室，然后就被人遗忘了。

“他们没有意识到那些文物的价值。”田志诚说。“没有人注意到那些文物，直到1970年代初，郭沫若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到甘肃旅行。他们参观了省博物馆，后来郭沫若说想看看储藏室。他一看到飞马，就知道这是件不同寻常的东西。他说，这是他看到的博物馆内最好的藏品。飞马就是这么开始出名的。”

郭沫若：浪漫主义诗人，甲骨文学者，历史学家，投靠共产党。西哈努克亲王：被放逐的国王，中国的朋友，其喜怒多变的性格世人皆知。他们似乎成了最理想的组合，文革时期在丝绸之路上的博物馆里游荡。

和田至诚谈话后，我参观了那座空的坟墓，它已经重新修复，开放给旅客参观。我问售票处的工作人员，有没有原来参与挖掘的农民现在还住在这儿附近，那个女人给了我一个姓：王。

王先生的家就在附近，那只是一个简陋的窑洞，是挖开干燥的甘肃泥土而建的。实质上，那就是一个装有门窗的洞穴。王先生的太太堵在家门口。

“他不能和你说话。”那太太说。

在农村，女人到了中年的时候，常常会变得强硬起来，就像是吸收了土地的厚实一样。在这些地方，一个外国人通常会引来一群人围观。越多的人围过来，王太太就变得越强硬。她站在门口，两手交叉。她说那次挖掘未经过正式许可的，她不想引来什么麻烦。我试着打消她的疑虑：这没有风险；这是一个历史的故事；我只需要一分钟。

“他喝得太醉了，没法子和你说话。”最后那女人说。

人群里发出了阵阵笑声。正是下午三点，在5000多英尺的海拔上，沙漠的阳光就像铁锤般敲打下来。很明显，这女人已经是在做最后的逃避了，于是我继续恳求：我是大老远从北京过来的；我不会逗留很久；我只是想问几个问题。围观的人们低声讨论，表示对我的支持，最后那女人耸耸肩：“进去吧。”

屋子里面：像坟墓那样潮湿，像垃圾堆一样脏。一个敞开衣襟的男人伸开四肢躺在一把木椅上，皮包骨似的手臂悬挂着，垂着头，一头白发。王先生，这个业余考古人员、失落宝藏的发现者、青铜军队的解放者，现在正打着鼻鼾。窑洞里散发出浓烈的白酒味道，就像是在酿酒厂一样。当我离开武威时，这就是出现在我脑海中的景象。

1987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中文教授维托·H·麦尔带了一队史密斯森学会的人来到新疆。在乌鲁木齐的省博物馆，麦尔偶然走进了一间密室，看到玻璃柜里放着三具人体：一个男人，一个女人，还有一个小孩。他们的鼻子很长，眼窝深陷，头发是金色的。它们保存得非常好，是麦尔所见过的最完整的古尸。馆长告诉他，最近新疆发现了几十具这样的人体。

它们是意外的木乃伊：因环境而非技术得以保存。新疆的塔里木盆地是离海最远的地方，极少有降雨；冬季严寒。埋在盐碱地里的人体可以保存好几个世纪，甚至一千年之久；有几具在新疆出土的尸体已经有3000多年了。他们的衣服完好得令人惊叹。他们穿着毛皮大衣、毡靴和长袜；身上的毛料衣服是格子的图案。他们有一头金色或红色的头发，胡须浓密，体型看起来像欧洲人。在中国西部的沙漠里，他们看起来格格不入。

这些尸体和很多文物一样，基本上是在改革开放时期挖掘出来的。1980年代，国家经济开始发展，政府在新疆做了大量投资。投资背后的动机是政治性的：官员们希望生活标准的提高能安抚维吾尔族人，与此同时当局也鼓励汉人移居新疆。新疆是全国唯一一个地方，大量移民涌入的原因是为了务农。有时，人们开垦一块新田，或是开展某项建筑工程时，一具古尸就出现了。随着越来越多的汉人来到此地，就有越来越多外国人相貌的人体从地里挖掘出来。这背后的象征也许会让人不安：现代新疆越来越汉化的同时，它古老的过去却显得更为陌生。但起初没有人重视这些文物。外界其实并不知道这些木乃伊的存在，直到维托·H·麦尔参观乌鲁木齐的省博物馆。

在1990年代中期，麦尔陪同者国外的专家，一次次回到新疆。他们和汉族及维吾尔族的考古学家们合作，收集了一些样品，结果发现这些尸体身上的衣服传递了特别有价值的信息。这些斜纹的织物是设计成蓝、白、棕三色格子的图案，与德国、奥地利、斯堪的纳维亚的古墓里发现的纺织品有很高的相似度。这些衣物似乎证明了麦尔最初的印象：这些人是印欧语系的人。

塔里木盆地的位置靠近地球上最大陆块的中心。就像中亚的很多地方，这儿的历史稀少而零落，过去如同这儿的风景一样空旷。你需要的只是一点火花——一些令人惊叹的文物，随后，人类的想象力就开始填满所有的空间。

1994年，《发现》杂志（Discovery）里刊登了这些木乃伊的专题报道，随后《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转载了报道。其他的刊物随后也刊登了做了报道，并由此推断，这些尸体是中西方早期交流的证据。电视台的人来到了新疆，探索频道（Discovery Channel）把他们的节目命名为“沙漠木乃伊的摇篮”。美国公共广播事务局拍摄的纪录片由阿伦。阿尔达（Alan Alda）主持，阿尔达是电视剧《野战医院》（M*A*S*H）的演员之一。维吾尔族人开始把这些尸体叫做“维吾尔族木乃伊”；在他们看来，这些尸体是证明汉人没有权利呆在新疆的最好证据。事实上，据麦尔和其他学者的推测，这些尸体可能是吐火罗人的祖先，他们消失于公元9世纪左右，而那正是维吾尔族人的土耳其语系祖先大量涌入新疆之时。这些说土耳其语的定居者甚至可能彻底消灭了吐火罗人，期间吸收了他们的一些遗传特质：维吾尔族人之所以具有较为强壮的体格，这可以算是一个可能的解释。

这些理论都不受共产党的欢迎。随着这些木乃伊日渐出名，当局开始限制接触它们的途径；不久，麦尔和他的同事就不能再把更多的标本带到国外去了。外国记者被驱逐；摄影师受到种种限制。《野战医院》的演员阿伦·阿尔达表示，他的摄像人员在一家博物馆被逐。然而，中国人想要控制木乃伊的意义已经太迟了，这时候，越少的研究只意味着越多的想象。如今，有几千种关于木乃伊的理论，为几千种不同的政题服务。白人种族优越论者喜爱这些古尸的程度跟维吾尔族人一样。你如果上网，就可以找到像博特兰·L·孔帕雷牧师这样的人，孔帕雷在写了一篇标题叫做“该隐发生了什么？”的文章里，揭示了这些木乃伊的由来。这个牧师是加州本地人，也是斯坦福的校友，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真诚可靠的基督徒，一个忠贞爱国的美国人，并坚信美国是宪政政府治理下独立自主的国家”。他还相信，亚当和夏娃堕落之后，就逃到伊甸园的东边，去了新疆；在阳光灿烂的沙漠天空之下，夏娃生了两个男孩。

维托·H·麦尔：“马友友读了一些这种东西，又读了一些关于木乃伊的相关文章，然后和我取得了联系。这是他对丝绸之路感兴趣的部分原因。你知道还有谁为新疆木乃伊着迷吗？比尔·盖茨。他度蜜月时就去看了那些木乃伊。他来到北京，租用了毛泽东的专列火车，坐着它来到乌鲁木齐。和他一起来的有他的妻子，他的父亲——反正是一堆人。他们在乌鲁木齐逗留了6个小时。你猜猜他们那6个小时用来做什么？他们和热比娅·卡德尔一起度过了3个小时，又和木乃伊一起度过了3个小时。有一些文章写了我的研究，盖茨从那些文章里知道了木乃伊的事。他们这次旅途有一张特别棒的照片。我真希望能发表这张照片：箱子里有一个木乃伊。这是比尔·盖茨，正盯着木乃伊看。这是比尔·盖茨的父亲。这是比尔·盖茨的妻子梅琳达·盖茨。她的手掩住了嘴。看起来她像是害怕会染上什么可怕的疾病。我真希望能发表这张照片。”

维托·H·麦尔属于那些特别厉害的健谈者，他说起考古学总是滔滔不绝。这一段过去的报道就很有代表性：有新疆木乃伊、马友友、比尔·盖茨，还有维吾尔族的女商人热比娅·卡德尔，这女商人后来成了政治犯。她的丈夫西迪克·阿吉·蹂之是“美国之音”的通讯记者，住在俄克拉荷马市的他，激励了波拉特和其他的维吾尔族逃亡者穿越了大平原，来到美国。这一切相互联系成一个整体，至少在和麦尔的交谈中是如此。

麦尔教授的专长是古汉语。他把《道德经》翻译成英文，还把《庄子》翻译成漂亮脱俗的英文（我在写中美撞机口水战那篇文章中，用了麦尔翻译《庄子》的英文版——《路上徘徊》）。《庄子》是一篇特别的、“不成文”的文章，几个明显无关的部分凑在一起，有时候，麦尔的头脑似乎也是这么运转的。在谈话中，他从一个话题跳到奇闻轶事上，又从奇闻轶事跳到另一个话题上。他的研究也是如此无法预测：他翻译古代的文章，研究新疆木乃伊，还编纂中文字典。《汉语大辞典》共有12册，基本相当于《牛津英语词典》的容量，它的音序索引就是由麦尔编写的。其他学者有时会抱怨，说麦尔把网撒得太大；麦尔还很擅长宣扬一些不太学术的事物。不过，更为广阔的视野却让事物产生了意料之外的联系。如果麦尔没有对那一次偶然的博物馆之旅做出反应，那些新疆木乃伊可能就永远不会为外界所得知。

他常常旅行经过北京，我们就一起见面吃晚饭。他也是一个以前参加过和平队的美国中西部人，他出生于俄亥俄州坎顿市，1960年代中期在尼泊尔当和平队志愿者。在那以前，他是达特茅斯大学篮球代表队的队长，如今他仍然有着篮球前锋那高大健壮的体型。在我们谈及古代的一次谈话中，他提到，有一次在普林斯顿的狄龙体育馆比赛，他在中场从比尔·布拉德利手里偷走了球。他提到了梅琳达和木乃伊以后，关于另一个比尔的即兴插话并没有就此结束：

“你知道吗，1996年我们编写的第一部辞典出来后，微软公司曾和我们联系，问能不能把辞典买下来。辞典里有7万4千个词，全都按照字母顺序排列。微软给我的价格是4万美金。我说，低于20万我都不会考虑。

上一年，我们编写了汉语大辞典的音序索引，里面有37万个中文词汇。编这个索引我用了10年时间，还用了自己差不多5万美金。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工作。现在，微软正在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想拿到这个索引表。它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但微软却想不花一分钱把它从我这儿拿走。他们至少要给我1百万。一旦他们拿到这个音序索引表，他们的软件就可以有突破性的变革。索引表里一共有两万三千个不同的字体。现有的中文软件只有两万个字体，所以我们必须定制另外的三千个字体。这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当我回到美国时，有些学者开始来问：我能用一下你的那张磁盘吗？我知道这些人和微软有联系。”

回到马的话题上吧。麦尔教授发表过一篇论文：“史前中国的马：角力文化和‘野蛮人’的管理控制”。根据考古记录，中国中部平原的人们——也就是最终成为“中国人”的人，他们相对来说较晚才开始骑马。他们的邻人在这方面遥遥领先；公元前4世纪的时候，北方的部落开始用骑马的弓箭手打仗。根据传统的历史观，在随后的两千年里，这些游牧民族的武士对中国中部从事农耕的人们造成了最大的威胁。直到18世纪，欧洲人大批涌入，中华帝国才遇到了一个更为可怕的对手。

在安阳，考古挖掘发现了马最早出现在中部平原的证据：马的骨架，以及作为埋葬品的战车上的‘幽灵’。（译者注：根据前面的章节，此处的幽灵指驱马者的骨架。）他们找到的马和战车寥寥可数，没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商朝在战争中确实使用过马车。它们可能只是用于展览而已，还有些蛛丝马迹显示，商朝曾经尝试用羊来拉车。甚至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国人也不怎么擅长呆在马背上。统治者担心一旦吸收了这些中亚的发明——骑马作战、马裤的样式等，中国人就可能被这些“野蛮民族”同化而堕落。麦尔在他的论文里，形容中国人“不愿对马产生依赖之情”。

不过他相信，这种动物起到一个关键的文化作用，因为它们激发了中国人和其他部落交换物品。在麦尔看来，传统的历史观过于强调北方“野蛮人”所造成的威胁：中国人以长城为荣，他们的记录中常常指出，好些朝代在北方定都，是为了防范外来的侵略者。麦尔就是用这一点极为巧妙地打破了传统：也许防范没有贸易来得重要。可能中国文化在北方中部平原扎根的原因，是因为和外来者的接触交流。他还写道，在20世纪，整个国家的政治地理忽然改变了，领导者们开始来自南方的地区：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这仅仅是个巧合，还是南方成为新的对外交流点的反映？

某个在北京的晚上，我们的谈话天南地北、无所不及，麦尔告诉了关于马的另一个理论：在汉字的起源中，马也许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的艺术品中，马的旁边几乎总是站了一个外国的马夫。你看看那些画作，那个马夫通常是古索格代亚纳人，或是个维吾尔族人，或是个其他部落的人。古索格代亚纳人所居住的地方就是现在的伊朗。中国人必须和所有这些部落进行贸易，以换取马匹。有一段时间他们和维吾尔族人进行贸易，有时用茶换取马匹。维吾尔族人疯狂地要买茶。宋朝的时候，中国人和维吾尔族人之间贸易量极大，由于不断地从维吾尔族人手里买马，宋朝开始走向破产。宋朝人用丝绸和茶换马。以后我要写一些相关的文章。我会把标题定为‘茶的真正历史’。

我边听着，边翻起了剪报员的目录：

学生 （students）

风格 （style）

超级大国——“新威胁”（superpower-“New Threat”）

迷信 （Superstition）

茶 （Tea）

麦尔教授继续说道：“人们对茶有各种各样的错误概念。”他说。“直到唐朝，中国人还认为茶是一种野蛮人的饮品，是南方的野蛮人所喝的东西。是佛教徒率先正统化了茶。中唐到晚唐时期，由于和维吾尔族人的贸易关系，茶也拥有了经济上的合法地位。然而在更早的时期，茶只是野蛮人的东西。那时候有中国人的文章把它和尿相比。”

“我写完《中国文字起源》一书后，很可能会把这些东西写成一本书。我相信，中国文字是作为整批交易中的一部分所出现的。马匹，战车，青铜技术，文字——它们都是一起出现的。这些东西都出现在商朝，前后大约400年时间内。如果你再加以严格限制，只算这些事物开始有实际用途的时间，那就是200年左右。这其中有两种事物几乎可以肯定是外面传入的：马和战车。现在甚至有一些中国的考古学家，他们正在写论文，说青铜技术有可能是西方传入的。”

在我和众多学者的所有谈话中，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假设中国文字不是由本土起源的。麦尔的理论认为，中国文字是在与近东那些有文字的文明直接或间接的交流而产生。我问麦尔，这个领域的学者对他的理论有什么反应。

“我甚至不愿意谈到这个。”他说。“文字就是一种文化，一种文明。它极容易引起争议，需要小心翼翼的处理。1987年，我分析了部分的甲骨文，写了300页的研究手稿，不过我觉得还没有写完。我想要把它放到考古学的背景来写。我觉得这是我写过的最重要的文章。但我的研究由于木乃伊和词典的事情而中断了。

我相信，西伯利亚大草原上曾经有很多人往来。我认为伊朗人在中西交流中起到重要作用，是未被赏识的英雄。也就是那些古索格代亚纳人。我相信，我们在新疆发现的年代最近的那一批木乃伊，其中一个就是古索格代亚纳人。一个高大的家伙，有六尺四呢。但在历史记载里，他们全都没有踪迹。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历史中有那么多基本的元素，仍不为人所知。”

我写了一篇关于武威的青铜马的短文，《纽约客》杂志对故事的真实性进行了核实，他们深夜里往丝绸之路打了几通电话。在博物馆贮藏室里的郭沫若和西哈努克亲王——那个偶然间重新发现飞马的故事，由兰州和武威的官员口中分别得到了证实。事事顺利，随后，杂志刚出版，却收到了来自泰国的消息：

亲爱的《纽约客》：

谢谢你的来信。

在我的研究调查中，我发现没有西哈努克国王陛下和郭沫若见面的资料。我把你的信呈交给陛下，他答复说，他从来没有遭遇这样的事。

我希望这些信息对你有用。

你忠诚的，

夏利奥·A·杰利斯 （Julio A.Jeldres）

罗敦·西哈努克国王陛下、柬埔寨之父官方传记作者

18　混沌的西部

2001年11月7日

在去电影拍摄现场之前，我和波拉特的朋友见了面。我们非常谨慎，做足了预防措施，特别是打电话。我乘坐的飞机到达乌鲁木齐以后，我坐了辆出租车去市里，打了个付费电话，听到电话铃响了一声，就马上把电话挂了。他打了回来，只说了一句话：一个公园的地址。我没有打开手机，以防当局万一追踪我的手机信号接收站。据报道，中国在新疆加强了安全措施；就在西面国境的那一边，阿富汗战争结束还不到一个月。

在公园门口附近，我看到了一头金发，认出了他。我们曾在北京雅宝路见过一次面，他就是那个有时在中国电影里扮演外国人的维吾尔族人。我们握了手，在公园后头找了张长凳子坐。他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里面是两千美元的钞票。我把那些现金放到我的钱包里。

“我这个星期就把支票寄出去。”我说。

“你什么时候回美国？”

“要到1月份。”我说：“那时候我就会见到波拉特。但我现在会先把支票寄到华盛顿的一个朋友那里。”

那人不断地环视四周。新疆有很多的少数民族，我们两人看起来都不完全像外地人。不过，如果有人听见我们在说中文，马上就会知道我们中至少有一个是外来的。他问我，我上次去美国时波拉特看起来怎么样。

“还行。”我说。“他住的地方很糟糕，不过他现在搬走了。自从9.11恐怖袭击以后，我就没有见过他了。”

“他的文件会有问题吗？”

“我觉得没有。他已经拿到政治避难的身份了。他很幸运，移民局在9月11日前批准了他的申请。我敢肯定。现在获批可是难得多了。”

“他的妻子很紧张。”那人说。“我觉得她害怕去美国。”

我原来就决定了不和波拉特的妻子会面，因为现在这段非常时期，她最好还是尽量减少和我的接触。一个呆在新疆的外国记者很容易让人起疑心，这次来拿现金已经足够冒险了。我问他现在的政治气氛如何。

“我们在公园里走走吧。”他说。“不要在这儿坐太久。”

他告诉我说，波拉特的家人虽然接受了审问，问他们波拉特为什么没回中国，不过他们没有遇到什么麻烦。波拉特的家人有朋友在乌鲁木齐公安局工作，帮了他们一把。无论如何，当局现在关心的似乎是更大的问题。波拉特的朋友听说，一个在喀什葛尔的维吾尔族人被关进了监狱，理由是政府认为这人的几个儿子在基地组织受训。我问他是不是有很多维吾尔族人加入了塔利班。

“不是很多。”他说：“但有一些。无论如何，这对政府来说都是个很好的借口。”

我们重新回到公园的大门处。我问他最近有没有在什么电影里露个脸。

“没有。”他边笑边说。“这种钱总归没什么好赚的。我想明年在杜拜做些出口生意。你正在报道的是什么电影？”

我在新疆是要调查姜文的故事，他是目前中国最有名的演员之一，现在正在中国西部拍戏。

“这部电影在哪里拍？”

“在鄯善县外头的一个村子里。”我说。“是在沙漠里面。应该景色很好。”

我问他觉得姜文怎样。

“姜文比大多数的中国演员要演得好。”他说。“不过我不会看他们在这里拍的任何电影的。我敢肯定，电影内容只会是一派胡闹。”

我们握了握手，他向我道歉说不能请我去家里坐了。离开公园以后，我打开了手机。第二天早上，我雇了辆出租车，车载着我开了五个小时。我们绕过了塔里木盆地北部的边缘，看着周围景色逐渐变得荒寂，最后来到了火焰山脚。

我第二天在拍摄现场，他们拍到了最后一场戏的第五个镜头；当傍晚时分的太阳渐渐变成荒凉的金红色时，一个演员骑着马冲进了一个木架子里。那个木架子是片场大门入口的一部分，但布景设计者犯了个危险的错误：对于一个骑在马上的人来说，木架子刚好是在脖子的高度。那个骑手最后一刻想要把手举起来。他和其它五个骑手一起并肩骑马，速度飞快；他们在电影里扮演唐朝造反的士兵，因为想要保护一处佛教的遗迹，正试图从一个叫大马营的绿洲里逃脱。

唐朝的统治从公元618年延续到公元907年，那段时期佛教在中国逐渐繁荣起来。唐朝也产生了一些伟大的诗篇。那个演员摔倒在地上，不能动了。到处飘荡着尘埃，空气渐渐凉下来；太阳很刺眼，低低地悬挂在戈壁滩上。此时的光线再好不过了。

景色也是完美的。火焰山上没有树，只散布着道道山脊和沟壑，山的侧面是干燥的土地，随着渐渐消失的日光变幻着颜色——从棕色变成红色，再从红色变成灰色。在火焰山的最高峰，是一片白色的积雪。在山下，越过大门入口，是戈壁滩上一片开阔的沙砾地。平坦的沙漠伸展至视线消失之处，其中时不时出现一块块灰白的碱性土地。这空旷的景象总是拍电影的好地方。1950年代到1960年代，中国停止了和国外大部分地区的接触，那时候中国的电影制片人想要与众不同的取景时，有时就会来到新疆或者其它的西部地区。它们成了外国电影的替代品：这是产自国内的异国情调。

如今电影人又回到了中国西部，不过这一次他们是希望把这一片风景出口。一年之前，电影《卧虎藏龙》在美国获得了巨大成功，票房收入超过了一亿两千万美元。其中一些特别引人注目的场景时在沙漠里拍的，而现在，似乎电影业界的所有人都回到了西部。米拉麦克斯影业公司投资了一部叫“天脉传奇”的动作片，最近正在甘肃省内拍摄。那部电影的导演张艺谋正在拍摄另一部由外国资助的武术片，名叫《英雄》，那部片有部分场景是在甘肃和内蒙古拍的。

而在这儿的火焰山脚下，哥伦比亚影业公司正在拍摄《天地英雄》，电影广告上说这是一个发生在中国西部的故事。按照中国的标准，这部电影预算很高——一共是6百万美元，而演员阵容也十分强大。这部电影的女主角由赵薇出演，她是中国最受欢迎的女演员之一。日本明星中井贵一也加盟了这部影片，他扮演反派角色。但最大的新闻却是姜文的“重出江湖”。一年半以前，他凭借《鬼子来了》这部影片在戛纳电影节赢得了大奖，《鬼子来了》是他导演的一部战争片。中国政府禁止了该片的公映，指责姜文不尊重国家的历史，从那以后，就不允许他出演和执导大制作的电影。这部关于中国西部的电影，是姜文想要恢复政治合法性的尝试——这部背景设置在久远过去的动作片不会对共产党构成威胁。

电影的主题是安全的，但那些马匹却成了另一个问题。这天早些时候拍逃亡的场景时，那个日本演员就因为骑马受伤了。几周之前，一个叫李不空的中国演员骑马时被马甩了出去，肩膀脱臼。另一个叫王学圻的演员从马上重重地摔了下来，折断了几根肋骨。王学圻扮演的是一伙突厥土匪的头子，他戴了长长的假发和莱塞的隐形眼镜。有个特技替身演员现在还呆在哈萨卡斯坦边境附近的一家医院里。一个负责食物供应的剧组乘员扭伤了脚踝。甚至制片协调人也被马甩了出去。38岁的姜文在拍摄用剑打斗的场景中，弄伤了膝盖和背，但他是迄今为止少有的还未从马上摔下来的演员。

他的妻子舍尼韦斯·桑德琳，最近带着小女儿来到了拍片现场。桑德琳是一个高挑的法国女子，美貌惊为天人，她是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的宗教人类学博士。他们拍逃亡那一场戏时，我就站在桑德琳的旁边。我们用中文交谈：我不会说法语；她也不习惯说英文。在镜头转换之间，我问桑德琳，法国对姜文获得戛纳大奖有什么反应，她边回想边微笑起来。“戛纳电影节结束以后，我们去了法国南部旅行。我们每到一处，都有人把我们认出来。他们说，噢，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你了。祝贺你们！我们走进一家巴黎的咖啡店，人们就会放下咖啡，要和我们拍照。”

这就是当时的场景：耀眼的光线，无边无际的戈壁，一位金发女子说着带法国口音的中文。导演宣布开始拍摄第五场的镜头，大家都安静下来。一阵轻柔的风吹过。最近的小镇要在沙漠上开一小时的车才能到。拍摄现场没有医生。那个演员径直冲向了木架。

他躺倒在地，一片灰尘弥漫，剧组人员飞快地跑了过去。有人喊“这是刘哈里森”，他在姜文的匪帮中扮演其中一个士兵。这个摔下来的演员试着要站起来，却又跌倒在一片尘土里。他的手扶着脖子。

姜文让他的马猛地一转身，急急地停下；他飞快地从马上跳下来。他的脸色发黑，非常生气——一整天，由于各种事故和拖延，挫败的情绪越来越浓。姜文的父亲是解放军部队里的一个军官，作为军官的儿子，姜文有着高大的身材，宽阔的胸膛，还有未经修剪的胡须。中国人常说他长得像个“流氓”：板寸头，往外鼓的双眼，轮廓硬朗的下巴。他的双肩很宽。他不停地抽烟。他的声音低沉而洪亮，从他嘴里迸出的每一个词，都像从腹部下面发声，然后从多年抽烟积聚的烟雾中升起。不过，虽然他长着流氓似的外表，却在电影方面却受过很好的教育：他毕业于北京中央戏剧学院。除了拍戏以外，他还执导过两部大获好评的电影。

姜文把哈里森扶了起来。起初，这人看起来没有受什么严重的伤。他们两人和其他演员一起，围在了导演何平周围。他们看着屏幕上的重放，想要找出刚才出了什么差错。天冷了下来，阳光不多了。在屏幕前面，一匹马侧身走过，得意洋洋地撒起尿来。一个穿着军大衣的剧作人员动手把那个危险的木架子锯掉。哈里森还在揉着他的脖子。

“我们必须重拍那一幕。”何平说。

“你骑得太快了。”其中一个演员说。

“是你骑得太快了。”哈里森反驳道。

姜文踱着方步，从屏幕前走开了。他带着头盔、臂铠，还穿着到膝的马靴。皮质的护肩罩上是条状的铠甲。他的一只手里抓着条皮鞭，脸色看起来就像火山随时要爆发了一样。他转向他的私人助手，吼道：“给我根烟！”

那人从怀里掏出了一包烟。烟的牌子叫“雪莲”，包装上有一朵漂亮的白花。“我操，”姜文说。“这是什么烟？”

“这是当地的牌子。”

姜文瞪着那包烟看，最后终于抽出了一根。他飞快地转身走开了，嘴里喃喃自语。他点燃了那根雪莲牌香烟，把它塞到嘴里，狠狠地吸了一口。

和所有伟大的演员一样，姜文很懂得扮演那些抓住了民族情绪的角色。在电影业改革开放最初开始繁荣的时候，电影制片人把镜头对准了黄土高原：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也是城市的起源地——例如安阳和其他黄河岸边散布的土地。1988年，姜文在电影《红高粱》中一炮而红，这部戏也捧红了巩俐，巩俐最终成为中国最有名的女国际影星。在电影里，巩俐的角色拒绝了姜文扮演的农民的追求。这男人不屈不饶，又回到了女人的酿酒厂里，女人和她的员工站在那儿，一片难堪的寂静。姜文挑衅地看着他们，随时准备打斗的样子。最后，他转过身去，往一个个瓶子里撒尿，那些瓶子里装着正在发酵的酒。接着他就把巩俐抱起，举到髋部，大步走进了卧室。整个片断他几乎没说过一个字。那些撒了尿的酒结果成了酒厂有史以来味道最好的酒。巩俐的角色生了个男孩。《红高粱》在中国观众中大受欢迎，也在国际电影节中大获成功。

五年不到，电影人对黄土高原的痴迷已经消失。1990年代初，支持民主的游行被镇压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圈子涌起了一股反外的国家主义思潮。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纽约》的电视连续剧上映，里面追踪了一群移民的故事，这些来到美国的中国人具有陈规的中国个性，为人有教养、品行端正、诚实正直，而这种个性受到了来自美国的陈规挑战：空虚的物质主义。姜文扮演的是一个移居美国的艺术家，在异乡艰难地适应新的世界。有一回，他叫了个白人妓女，把美元扔到她身上，命令她用英文不停地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北京人在纽约》在中国受到了观众们的热烈追捧。

除了这两个角色以外，姜文还塑造了其他许多著名的角色；而这两个角色也没有限制了这个以后的演艺生涯。这种事情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常常发生：中国的改变太快，许多艺术家一夜成名，却昙花一现，随后就淡出了历史舞台。但姜文一直广受欢迎，而且他扮演的角色跨越了整个的中国历史。这些年来，他扮演过秦始皇，那是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中华帝国的统治者；他扮演过浦仪，那个无能的、看着清朝四分五裂的末代皇帝。他还演过皇宫里的太监，演过农民和经常，演过小骗子和小商贩。他抓住了现代中国男人的基本心理——他的渴望和恐惧，他的梦想以及安全感的缺乏。

1994年，姜文执导了他的第一部故事片《阳光灿烂的日子》。这部戏是根据著名小说家王朔的一个短篇小说改编的，背景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北京。通常，历史电影总是具有很强的叙事性，电影人物的生活与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纠缠在一起；但《阳光灿烂的日子》这部戏却由意象推动情节的发展。这部电影最初的脚本包括姜文画在笔记本草图：一个十几岁的男孩盯着一群跳舞的女孩看。在电影里，这男孩总是在观察着：他透过望远镜凝视着什么；他从一个女孩的床底下看出去；他窥视着父母的东西。那些席卷一切的政治运动消失了，而受苦、伤痛这些常见的文革气氛，则被青春期的渴望和性觉醒所取代。男孩和他的朋友们基本上都没有大人管教；他们的父母都被政治事件占据了精力。这部电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尤其让1980年代成年的年轻人找到了共鸣。

像很多电影一样，它的内容影射了一些别的影片，但它们都属于共产主义世界的范畴。那些十几岁的青少年重演了苏维埃宣传片里的场景——例如《列宁在1918》。而好莱坞看起来还是遥远陌生的事物，姜文的成长时期情形也是如此。1970年代，他住在边远的贵州省，他的父亲和解放军部队一起驻扎在那儿。他们住在一个铁路沿线的小镇里，从北京出发的列车经过那条铁路，到达中国的西南部。唯一能窥见外面世界的途径，就是电影了。

“我们住在一个很大的建筑物里，那栋房子就像一个旧的仓库。”有一回，姜文告诉我。“在房子外面是镇广场，每周有两个晚上，那儿会放映电影，就是露天的放。我躺在床上，从窗户看出去，就能看到电影。那些电影让我着迷，因为它们来自那么远的地方——像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我还记得《白毛女》这部电影，场景真美。那部电影以前，我从来没看过芭蕾舞。还有，我第一次看见拉丁文，也是在一部电影里。是印在美国士兵头盔上的两个字母：U、S。”

“不过，最主要的还是我记得这些电影里出现的所有的漂亮女孩。通常她们穿得不多：她们的短裤剪裁得很短，衣服的袖子扯掉了，腰间紧紧地别着一条革命装的皮带，手里握着枪站在那儿。天啊，她们真美。有一部关于纳粹和阿尔巴尼亚人的影片，我还记得里面的一个场景。一个阿尔巴尼亚的女人解开了衬衣的几个纽扣，弹着吉他——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吉他。我还清楚地记得她弹的那首曲子。”

在新疆，拍完那场逃亡的场景以后，演员们坐上了一辆面包车，在戈壁滩的沙石上颠簸了一个小时。我们所有人都住在中国石油吐哈油田分公司里面，公司有一个庞大的建筑群落，他们正在这个地区做勘探工作。吃过晚饭以后，哈里森的脖子疼得更厉害了，他想去石油公司的医院里看看医生。姜文的背和膝盖受伤了，他决定和哈里森一起去。王学圻也跟着一起去，他的肋骨需要检查一下。还有一个演员也不太舒服。我们到医院的时候一共有六个人，时间已经过了晚上十点了。

有人叫来了综合诊疗部的副主任，他的名字叫曹杰（音译）。演员们为这么晚来打扰他而道歉，那医生说没有关系。他说，他向来都很喜欢看姜文的电影。

姜文脱了衣服，曹医生一边按着他背上不同的地方，一边问他疼不疼。在一天挫败的拍摄经历之后，姜文看起来终于放松了；他和其他演员一起开着玩笑。他的膝盖是青紫色的。他按了按其中一处伤痕，放了一个响屁。

“这很奇怪，医生。”姜文一副沉思的样子。“如果我推一下这儿，我就会放屁。”他又按了按那个地方，但没反应。“好吧，算了。”他说。

曹医生一直在抱怨最近受伤的情况。好些天来，总有演员和剧组成员不断地来到医院就诊。那天下午就来了个脚踝骨折的男人。

“他没有及时到医院来，导致伤势加重了。”曹医生说。“你们到底在那儿干什么呢？”

“这是部动作片。”姜文说。

曹医生打开了一本医书，把他脚踝的具体受伤位置指给我们看。“他的脚肿得跟馒头似的。”医生说。“我只是不明白，他为什么不早点到医院里来呢？”

“我都说了，我们拍摄现场那里应该要有个医生。”姜文说。

“和马打交道很危险。”哈里森说。

“你知道主要问题是什么吗？”姜文说。“那些特技演员没有每次都把要拍的骑马镜头先浏览一遍，而且即使他们这么做了，他们也不是马术专家。他们只是武术专家。”

一个演员拿出了一包中南海香烟，问医生能不能在检查室里吸烟。曹医生也拿了一根烟，他们六个人都把抽起烟来。小小的房间很快变得烟雾弥漫。

“我告诉你，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受伤的。”曹医生说。

“我想这是个人权问题。”姜文说。

曹医生给哈里森找了个合适的颈托。和姜文一样，哈里森是个高大的男人，他的女朋友也是个金发的外国人——一个比利时姑娘。在中国艺术界，交了外国女朋友是一个成功的标志。通常，这些女人都是新进学者，他们来中国是为了做人类学或社会学的论文研究。哈里森穿着牛仔靴。1989年镇压事件发生以后，他在加拿大拿到了政治避难身份，现在他成了加拿大公民。他的英文名来自披头士乐队。偶尔，他会出演加拿大或美国的电影；1991年，他在电影《黑袍》里扮演一个休伦族印第安人，电影里讲述了第一个去魁北克的传教士的故事。如果你看电影时非常仔细，你大概会发现那些休伦族人里面有一个长得像中国人。哈里森还记得他用休伦语说的一句台词。他告诉我那句台词的意思是“我们不用和那白人一起去。”

医生安好了颈托，告诉姜文和哈里森他们俩需要做CT扫描。姜文瞥了一眼手表。

“看，今天是11月7号，”他说：“是俄国革命的周年纪念日。”去X射线检查中心的路上，他一路哼着“国际歌”。他给我看手机里刚收到的一条新信息，是北京一个访谈节目的主持人发给他的：“我刚刚发现了《鬼子来了》的盗版碟。”

“我每天都收到这样的短信。”姜文骄傲地说。他的这部电影从来没有在中国国内的戏院里播放，但两周以前，它突然在市面上出现了。这个演员微笑了。“看看刚发生的事情吧。”他说：“我们受伤了，来到医院，做X光检查，今天是俄国革命周年纪念日，现在我收到了关于《鬼子来了》的信息。我们可以把这拍成电影了。”

一个技术员给哈里森的脖子作了扫描，说看起来他的脖子该是扭伤了。曹医生检查了姜文的膝盖和背部拍的X光照片。曹医生认为姜文的第五和第六节脊椎可能有问题，明天会有一位专家来给他做检查。我们走之前，曹医生请姜文在他女儿和侄女合照的三张照片上签了名。

这时候已经接近午夜了。那照片是典型的中国式照片：两个小小的女孩对着镜头，表情露出令人吃惊的敌意。每张照片的背面，这个演员写道：“姜文——第五和第六节脊椎”。

《鬼子来了》是姜文执导的第二部影片，背景是在河北省的村子里，时间是1945年——日本占领中国的最后一年。像文化大革命一样，描述这段敏感时期的情况都同都有一套固定的方式。中国的电影总会展现日本人的残酷，还有普通中国人的英勇抵抗。有一些标准的英雄形象，例如王二小——这个放羊的男孩把日本部队引到了包围圈里。

在姜文的电影里，中日战争收缩至一个中国村子和一队日本驻军之间，在边远的山区，他们与外界隔绝。电影的开头是一个色情场面：一个叫马大三的农民和一个年轻的寡妇偷情。忽然，传来一声敲门声，一个不知姓名的中国士兵押送来了一个日本囚犯和他的翻译。那两个囚犯被绑起来了，中国士兵命令马大三审问两个囚犯，并把他们藏起来，不让当地的日本驻军发现。姜文扮演的马大三被这个任务吓坏了，他就去找其他的村民们帮忙。

村民们并没有齐心协力地解决问题，却开始为琐碎的小事情争吵：马应不应该和寡妇偷情，村里最有钱的女人到底藏了多少面粉。实质上，每个角色的行为都有各自的动机：私利、贪婪、顽固或是懦弱。日本囚犯起初决定光荣地一死了之，然而他很快就丧失了这种骄傲的自尊，后来村民们开始同情这个人。最后他们决定和日本驻军做交易，用这个人换六辆货车的面粉。为了庆祝交易的成功，占领者和被占领者一起开宴会，然而却被日本投降的消息打断了欢庆。日本军人在不断膨胀的恐慌和羞耻之中大开杀戒，屠杀了手无寸铁的村民。

拍摄《鬼子来了》这部电影时，姜文拒绝对影片进行剪辑。如果他觉得某个场景中有一处小地方无法接受，就会坚持把整个场景从头拍一遍。在电影界，这种拍片方式闻所未闻；据报道，姜文用了中国国内能买到的每一卷柯达黑白胶卷——一共50万英尺长，大概是一般故事片所用胶卷的五倍。拍摄所在地的村子只能乘坐小船才能到达，演员们还要在酷寒的环境里工作。当地还有其他的事情让人分心：两个村民起了纠纷，一个村民提起了诉讼，争的是究竟谁有权利把那块土地出租给电影制作公司。这部电影花费了将近5百万美元，是原来预算的两倍，片长一共两小时四十分钟。即使它在戛纳电影节获得成功，大部分评论家仍然认为电影还需要另外一次剪辑。在国际上，只有九个国家公放了这部电影，而在中国国内，没人能在电影院里看到它。当我采访参与拍摄这部电影的人时，他们都会要求不要引用他们所说的话，因为怕引起政治上的麻烦。

来新疆之前，我去了电影《鬼子来了》在河北农村的拍摄地。从北京出发，开车5小时，再坐30分钟的船就到了，拍摄地就在潘家口水库的堤岸边上。那儿有十几间房子，周围是险峻的群山，还有一段年久失修的长城。

这个村子只是为拍电影而修建的。在中国，劳力和原材料都很便宜，没有布景设计这一专门的行业，导演们都用真的东西。这次在火焰山附近拍戏，其中一个马背上受伤的事故，是因为某个演员骑马时，一根圆木掉在了他的腿上。在好莱坞的电影布景里，这种东西都是用泡沫塑料做的，但在中国，他们用的是真正的圆木。在潘家口水库那儿，所有的房子都是用花岗石、砖块和瓦片建造的；里面还有真的火炉和炉灶。这个国家里那么多东西都是假的——冒牌的服装，对古建筑的粗劣修复，旧楼表面新上的油漆；而电影布景却是真实的。有时候，这些布景甚至比电影本身还持久。

拍摄《鬼子来了》是两年前的事了，没有人住在这个电影布景的村子里，水库边上的土地太多岩石，很难耕种。不过，水库对面的那条村子里的农民正尝试着把这儿变成一个旅游景点。

他们在这儿设了个检票口，进去参观的门票是7毛5一张。我买门票的时候，站在检票口的那个男人对姜文满腹怨言。

“他是个骗子，”那老头说。“他要用这块地，应该要付我们10万元，但他最后没有付钱。还有，他们借了我们一些工具，也没有还给我们。”

我去了附近的那条村子，那儿有一些村民出现在电影里面。姜文拍片喜欢既用专业演员，也用一些普通人，因为这样做能改变拍摄现场的动态。一个香港的电影顾问曾向我解释，这么做能让电影“少一些小说化的虚构，多一点真实感”。这听上去显然是对的，至少村民们这么认为。一个叫张福红（音译）的女人骄傲地告诉我说，她是由姜文和他的顾问亲自挑选出来的。“他们选了我去拍一个大场面，因为我有一头长发。”她骄傲地说。她今年25岁，我采访她的时候，她正在厨房里做饺子。她说她喜欢姜文，因为姜文很友善。在电影的一个关键场景里，这个女人被日本人杀害了。“我就是最后想要逃跑的那一个。”她说。

在一条走回去水库的小路上，我遇到了另一个农妇，她也在电影中被杀掉了。“我有点害怕。”她承认道。她告诉我说，姜文的高标准要求让她印象深刻。“有一个场景，他们拍了好些天了，姜文就是不接受，还要重拍。”她说。

没有一个村民见过最后完成的影片。他们只是在拍摄期间，在电脑屏幕上看过一些片断，对他们来说，故事情节是不完整的。他们并不知道姜文的角色也被杀害了，因为那些场景是在另外的地方拍摄的。很多农民甚至不知道《鬼子来了》在国内被禁了。有一个女人说，她不明白电视上怎么还不放这部电影。偶尔几个经过的游客都有些困惑：他们知道姜文的电影曾经在这儿拍摄，他们也知道电影出了些问题，但他们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有一个人像是洞晓了每一件事：那是个12岁的男孩，名叫周宝宏（音译）。我到乡下去的时候，时不时会碰上这样的孩子：伶牙俐齿、有见识，并且对村子以外的事情着迷。如果有外国人出现，这种孩子马上就会缠着他。谈话中，他们不可避免地会详尽描述最近考试的分数，当然还有自己考上一所好高中的机会。如果我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他们就会定期给我打一次电话，有时持续几周，有时甚至持续好几年。这些孩子总让我想起威廉·杰佛逊·福斯特。

周宝宏穿着一套脏兮兮的蓝色衣服，他每到周末就来做电影布景的导游，以此挣一些额外的收入。我雇了他，他带我去看了所有荒弃的房子和物件。他知道每件道具的价钱——他指着一棵水泥做的假树给我看，做那棵树花了600元，把它运到这儿又花了200元。长城上另外修建的一座塔楼用了10万元。（姜文对原来那段真的长城并不满意。）这男孩把我带到姜文扮演的角色的家，随后我们在一块小小的空地上站住了。“这就是屠杀那一幕发生的地方。”男孩郑重地说。“所有的村民都死在了这儿。”

我问男孩，电影本身发生了什么事情。

“姜文没有经过我们国家文化局的审查，”男孩说：“就把电影拿去了法国，还获了奖。所以我国政府禁了这部电影。”男孩并没有看过最后完成的影片。不过他说他知道影片被审查的原因。“农民们没有反抗。”他说。“电影里没有红军，没有劳动者的军队，也没有游击队——这些都没有出现。这就是电影的问题所在。”

姜文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奖以后，中国的媒体保持沉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往往是一个不好的兆头。对电影的禁令从来没有正式宣布，不过有两个神秘的文件泄露到了网上。据推测，这两个文件出自广电总局。其中一个文件的标题是“第28号宣传简报”，里面写道政府“暂时中止姜文在中国国内从事所有电影、电视相关的活动”。

在中国，所有电影都必须经过两次审查：第一次是审查剧本，第二次是电影拍完以后。在第二份泄露的文件“电影审查委员会意见”里，标出了电影有20处具体的地方，姜文未经同意就改变了剧本的内容。那场床戏是不当的：“强烈的图像和清晰的声音粗俗地刺激了人们的感官。”委员会还批评了影片的结尾，认为它展现了国民党没有遇到抵抗就掌控了战后的中国：“这严重地扭曲了历史，没有达到批评和嘲笑国民党的目的。”

但最严重的问题还是影片里中国农民的消极性。文件里写道，电影中有一幕描述了村民给日本囚犯和中国翻译送来可口的食物：

影片反映了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在如此困难的生存条件之下，没有憎恨日本侵略者，反而尽量去满足日本囚犯的需求……这严重违反了历史。

审查制度是一个不寻常的话题。在北京，我有时会在我住的那一带找到一些盗版影碟，封面上有英文写的广告：“中国国内禁止播映”。似乎没人能长久地控制盗版业；即使是像《鬼子来了》这样的影片，最终也出现在了街头。有的电影制片人本身不太关心审查制度的问题。一个年轻的导演告诉我，广电工具的官员让他想起了他的祖父母——年长的权威找出他所要庇护的人。

半个世纪以后，共产主义的很多特色就变成了如此：党握有权力，但没有赢得尊重；人们对待它的心情，与其说是恐惧，不如说是忍受。广电总局的压制通常是消极性的打击：沉默是一件有效的武器。他们避免发表正式的声明，也从来没有告诉姜文，禁止他出现在电影和电视节目的时间是多长。实际上，官员们根本拒绝和他见面。他们的目的只是要他在担忧中等待。

电影被禁以后，姜文数次告诉外国记者说，这就是个生活模仿了艺术的例子：戛纳大奖就像电影里的囚犯一样，是一件只能带来麻烦的东西。他说，审查制度让他想起了文化大革命。这种评论在中国电影业界内部受欢迎，姜文的同行们并不欣赏他的话。姜文总是树敌不少：他的魄力和名声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力，而他又有一副火爆脾气，还有几分固执。现在他激怒了政府，其他的电影制片人就担心当局可能会收紧相关政策。其中一个北京的制片人告诉我：“如果他坚持公开地宣称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这会让中国国内的整个电影业受损。”

有一段时间，姜文为自己是个受到压迫的艺术家而感到荣耀，但随后他的态度似乎发生了改变。他其中的一个朋友告诉我，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姜文私底下承认他有些自找麻烦。后来，他不再发表煽动性的言论。在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他突破了限制，出现在一些电视播放的颁奖典礼上。随后他拍了一部低成本的电影，那部电影的导演是第一次拍片。最后，他和这部中国西部的电影签了约。他从来不是武打明星，很明显，他也不喜欢扮演这类角色，不过要从政治上复出，这是他必须做的。新疆是他“放逐”归来的第一步。

在新疆，又度过了漫长的拍电影的一天，某天夜里，我来到了姜文住的旅馆房间，和他碰面。我问姜文，观众们应该如何理解《鬼子来了》的历史观。小心翼翼地，他往后坐了坐，靠在椅背上——他的脊椎骨还在隐隐作痛，然后点了一支烟。

“我从来没有说过，这部电影是反映历史的。”他说。“我认为导演应该展示内心的事物。可能这和遗传有关。我在河北附近的一个地方出生，我的内心就有很多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说，我觉得这部电影就是自传。”

我提到有些批评家认为这部电影的内容不准确，因为它没有把中国人刻画成战争的受害者。

“中国人是受害者，这一点我同意。”他说。“但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错；我们必须仔细地看看镜子，反思一下，为什么我们会变成受害者。你不能只是指着别人，说他们就是坏人——你能这么指着林彪或江青，或日本人。这太简单化了。”

他搓了搓散乱的黑色胡须。他穿着旧的宽松运动裤，还有耐克的运动鞋；他的眼睛看起来很疲惫。

“把中国想象成一片土地，”他继续说道。他用一只手比划着，仿佛在旅馆房间的地毯上整齐地种下了一排稻米。“国民党，共产党，林彪，江青——他们都是这片土地里的种子。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成长；有些长得很好，有些不行。有些长坏了。日本人来的时候，你可以很安全地说他们就是坏人——他们是法西斯。但为什么他们来到这儿以后会变得更坏了呢？我们中国人必须要讨论这个问题，有那么多坏的事物变得越来越糟糕。

大部分人的说法都太简单化了——‘他们是坏人，我们是受害者’。然而，这段历史其实就相当于一个人的人生。我有朋友说，我应该在广电总局工作，这样那个机构就会变得更宽容。我告诉他们，这只会让我变成一个更坏的人而已。如果你在门口弄一个警卫，这警卫就有了压迫的意味。这和那个人无关；是整个制度、整个环境的事情。”

他告诉我，很多中国人需要心理方面的帮助。“人们应该花更多的时间，读懂自己的内心。”他说：“个人和历史是相同的——我这么说的意思是，个人的历史是极为丰富的。一个个体可能甚至比一个社会更为复杂。不过中国人并没有多少时间去审视自己。每个人都太忙了；缺乏足够的平静去反思。在遥远的过去，这是个和平而稳定的国家，但现在一切都变得太快了。当然，改革开放以来就是这样了，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说，过去两百年都是这样。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位置。我们还没有找到适合我们的道路。在20世纪初期，中国人做出了尝试；有些人想从我们自身的传统中寻找，而其他的人想从外面的世界中获得。这样的辩论如今还在继续。”

他继续说道：“毛主席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他常说，他不喜欢中国的历史，共产党人最初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们超越了传统。然而毛泽东用传统的中国语言去反对旧的事物，而且他逐渐变成了一个传统的皇帝。这不是说他决定要这么做，他只是并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他是一个悲剧人物——是中国历史最悲剧的人物。他就像一颗种子，长成那么大，却已经扭曲了，因为这颗种子无法战胜它的土地。”

我问他，对此可以怎么做。

“你必须改变土壤。”姜文说。

房间里很安静；他停了下来，点燃了另一支烟。“我想拍一部关于毛泽东的电影，”他说道：“毛泽东比哈姆雷特更具有悲剧意味。毛泽东是个搞艺术的人，而不是一个搞政治的人。他应该做一个诗人、一个哲学家，他应该有所创造，而非和政治打交道。”

姜文笑起来，他承认，近年都不可能拍这样的电影。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会再执导电影；他还在一步步试探着周围的政治气氛。尽管如此，毛泽东这个人物仍然让他着迷。“我觉得毛泽东和每个中国人都有关联。”姜文说。“他代表了很多的中国梦和很多的中国式悲剧。”

电影布景吞没了外面的世界。有些场面里出现了扎着头巾的突厥战士；在镜头之外，演员们管这些临时演员叫“塔利班”。除了这样的玩笑以外，人们都淡忘了新疆的那一边正在打仗。我和波拉特朋友的会面也像是很遥远的事情了，只有那一叠一百美元的钞票还提醒着我。

在拍片的时候，我们极少看到维吾尔族人。汉人经营着石油公司，而马背上的临时演员——那些“塔利班”，其实是哈萨克族人。关于大马营的场景是在一个小绿洲附近拍的，那儿住着一家维吾尔族人。不过他们避开了电影的拍摄地，而去照看着他们的200头羊。有一天下午，我拜访了他们的家，见到了一个20多岁的维吾尔族人，他睡眼惺忪地告诉我，他喜欢姜文。不过他更喜欢看美国电影，像《龙卷风》、《终结者》——所有阿诺·施瓦辛格拍的电影他都喜欢。他说，他还喜欢《泰坦尼克号》里那艘船断成一半的镜头。

后来我问导演何平，美国西部的人和中国西部的人有什么不同，他的回答巧妙而得体。“美国西部的人是把文明带到西部去，”他说：“是一种文明来到另一个地方；他们把法律和秩序带到了西部。而中国西部的人是完全不同的。这是两种文明之间的交流。”他还告诉我，为了把电影拍得更“后现代主义”，他还让一个女演员剃了光头，扮演道姑。

他们为哈里森的角色用了替身。医生告诉哈里森说，他有一段时间不能骑马；他需要好好恢复身体拍后面的场景：他的角色将被一群“塔拉班—突厥—哈萨克人”杀掉。他死去的时候胸口中了一支箭，另一支箭射穿了他的膝盖。好几个月以后，当我在电影屏幕上看到他的死亡，我立刻想起了《黑袍》里的那个印第安休伦人。

我在拍摄地的最后一天，离开时坐了姜文私人的面包车，他也在车里。那一天下午，拍了他领着一队骆驼穿过隔壁的场景。哈里森的替身演员走在最后，这样一来观众就不会注意到他了。

面包车在渐渐变暗的沙漠里颠簸着。没有树，没有草；只有平坦的、一望无际的死寂。我问这个演员，他最喜爱的电影是哪一部，他告诉我说，他年轻的时候，有10多年的时间，总是反复地看《愤怒的公牛》。

“我看到那部电影的时候，”他说：“它给我的感觉不是一部美国片，或者一部关于拳击手的影片。我觉得它讲的就是我的家。”

我问他，他看的影碟是否有中文字幕，他摇了摇头。“我只能看懂十分之一。”他说：“不过真的，要紧的只是看着它，理解它的情绪。我喜欢那些阴暗的色调，那些黑白图像，还有整个气氛。我也喜欢罗伯特·德尼罗，因为在那部电影里，他让我想起了我妈。他的态度让我想起了我妈。”

我有些小心地问道：“你妈妈是怎么样的呢？”

“太复杂了，一时解释不清楚。”他说。“这是我将来要拍的另外一部电影。”

面包车颠簸着前进。太阳挂得很低，随后就消失了；远处燃烧的油井闪烁着暗暗的橘黄色光芒。姜文手里的烟也发出了这种颜色的光。他谈到了一些鼓励他拍电影的外国导演——他和马丁·斯克塞斯见过两面，而《铁皮鼓》的导演沃尔克·施隆多夫帮助他拿到了他第一部电影的资金。姜文寻找着词句，想要表达他对电影的热爱，最后他指了指他的烟。

“就像抽烟一样。”他说：“我离不开拍电影，就像我离不开烟一样。”

起初，我不太肯定他的意思：是对电影制作成瘾，亦或是一项被要求节制的必须物品，还是一个职业——这个职业通过名望或审查制度或骑马，注定最终要把他毁灭。但随后我注意到他的笑容：在他那张线条硬朗的脸上，我第一次看到了如此温柔的模样。他喜欢关于电影的所有。

19　选举

12月1日，民国90年

最初到安阳工作的考古学家，如今只有一个仍然在世。1936年的夏天，甲骨的最大贮藏地被发现，石璋如监督了那儿的挖掘工作。第二年，日本占领南京，国民党逃到了西部。1949年，他们被共产党人赶到了台湾。这就是石璋如的故事：一个到处流浪的考古学家，由于战争不断地迁徙。1936年6月，在那年夏天最后一次的挖掘中发现了甲骨，石璋如为此发表的文章中，有这样一针见血的描述：

不过，事实上，事实比小说更离奇。发现未知的实际乐趣，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安阳的考古学家告诉了我石璋如的事，随后我给台湾的中央研究院打了电话，是个助手接听的。“石教授今天不在，要到下午3点左右才回来。”她说。“他这周都忙着开会。”

我告诉她，我正计划到台湾去。这样的旅程需要时间；台湾这座岛屿和大陆之间还没有直航，要到台湾去的旅客必须要在香港转机。我问她石教授下个月是否有空做个访问。

“噢，我敢肯定，他随时都可以做访问。”她说。“石教授每天都会在这儿的。”

我问道：“是那个1930年代就在安阳参加挖掘工作的石教授吗？”

“是的，没错。”

“他还去开会吗？”

“只有访问者来到台湾时，他才会去开。这一周有些人从内地来了。”

“他今年几岁？”

“他刚过完100岁生日。”

“他的身体怎么样？”

“非常好！”她说。“他的一只眼睛有点问题，听力也不是很好，不过其他身体情况都很好。和我们一样，他每天都来工作。可以说他是办公室里最老的员工了！”

按照西方人的算法，石教授应该是99岁；中国人认为刚出生时的胎儿就是1岁了。石教授是河南省人，他在那儿以考古学家闻名，但1949年以后他就没有回过内地了。自从来到台湾以后，石教授集中精力，主要工作是整理、分析和发表他以前所有的研究记录。这是一种有效的考古：如果你无法再在安阳展开挖掘工作，至少你可以发掘你那些来自安阳的记录。2001年，石教授99岁的时候，发表了他的第18本书：《侯家庄河南安阳侯家庄殷代墓地》第10册。我来到石教授的办公室时，他骄傲地给了我一本，用颤巍巍的手在上面签名并写下日期。书里面的材料是在60多年前调查出来的。

他的书桌看起来像某个去世的著名作家生前的纪念物。一本皮革封面的现场笔记本摊开着，泛黄的页面上用墨水画着墓地的草图：两具俯卧的骨架，一个圆形的容器。笔记本上注明的时间是1936年。笔记本的旁边放着这位考古学家1970年代发表的一篇文章：《商代马车研究》。（在安阳的时候，石教授参与挖掘并分析了中国最早发现的马车。）桌面上摆放着用具了的工具：放大镜、直尺和丁字尺。所有东西看上去都是老旧的，除了一些电脑打印出来的文件，上面印着各种不同式样的数码相机模型。他的助手告诉我，石教授想要从这些数码相机中找出最有用的一架，以便他日后做研究。

石教授的体重不到90磅。他两颊凹陷，一头纤细的白头发，瘦而细长的手指紧紧抓住他的拐杖。由于患了白内障，他的右眼常常闭了起来，不过他兴奋起来的时候，那只眼睛就会颤动着半张开。他说话里仍然带着很重的河南口音。有时他的助手必须在他耳边重复一次我的问题，但老人家总是反应很快，马上就能回答。他那些年轻的同事管他叫作“活字典”，因为他能如此迅速地回忆起种种事物，而且非常准确。如果我提到某件文物，他马上就能记起文物发掘的时间和地点。像台湾的所有人一样，他对事件发生的时间是从1912年1月1日开始算起的——那天是中华民国成立的日子。按照传统，每一个中国的朝代都从建立之初开始计算时间；虽然共产党人抛弃了这种方法，但台湾人仍然这么做。这就相当于我们西方人的主的纪年，是神圣庄严的时间参照点；石教授告诉我，那个甲骨驻藏点是在“民国25年”发现的，也就是1936年。他说，那年6月，在一星期之内挖出了一大堆甲骨，精确算来一共是17,756件甲骨碎片。

当我提到甲骨文学者陈梦家的名字时，老人患白内障的那只眼睛眼睑颤动了起来。

“我记得他。”石教授说。“我们在昆明的西南联大见过面。虽然我和他不是很熟，但我知道他特别聪明。他的教职不在中央研究所，这可能是他没有跟我们一起来台湾的一个原因吧。后来我听说共产党人杀了他。”

在和日本打仗的时候，中国人想方设法，不让甲骨和其他文物落入敌手。他们整理了好几吨的物件，用火车、卡车和船把它们运走，总是比日本人快一步。中日战争结束以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斗争加剧，这些文物甚至有了更大的象征价值。国民党有着一份引以为傲的遗产——这个政党是孙中山建立的；它的力量越削弱，对中国过去的掌控就显得越为重要。1948年至1949年，国民党最终逃往台湾的时候，优先考虑的就是转移这些古老的宝物。考古学家们有两个选择：或者跟随着最好的文物跨过海峡，或者留在大陆，那是所有遗址的所在地。

当时国民党声称，只是暂时住在岛上一段时间。他们相信，国民党最终会胜利地反攻大陆，美国和大多数其他国家也继续承认台湾是中国合法政府的所在地。几十年来，台湾都派代表参加联合国；就像大多数国际组织一样，联合国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2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拒绝派人参加奥运会，原因是国际奥委会允许台湾运动员用中华民国的旗帜参赛。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幅中国的图景越发显得别扭：这是一个据称由一些流亡者统治的大国，而这些流亡者实际却被困在南中国海边的一个岛屿里。1971年7月，亨利·基辛格来到北京，迈出了美国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步。随后，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台湾政府将要发生的事情是完全不应当的，没有一个政权比台湾更不应当受到这种对待。”那一年年末，联合国驱逐了台湾的代表；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了《上海公报》。在那份文件里，美国承认“台湾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且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立场并没有争议性：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坚定不移地认为，台湾和大陆是一体的。只是对谁来统治这个在想象中重新统一的国家，他们有截然不同的意见；而对于这个问题，美国则试图把自己置于边缘位置。1979年，美国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同时国会也通过了《台湾关系法》，确立了台湾的将来要由“和平的方式”去解决。一旦台湾遭受入侵，美国人保留出兵护台的权力；且美国将继续向台湾出售武装设备。

多年以来，这种状况保持稳定，然而台湾不断地受到屈辱，逐渐失去了它的尊严。台湾被联合国和大多数的国际组织所决绝，这个岛屿看着自己的政治同盟一个个地溜走。到2001年，只有不到30个国家还承认台湾，这是一个令人伤感的、一厢情愿的同盟：同盟国都是一些小国，例如布基纳法索、圣多美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斯威士兰。台湾可以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但他们的旗帜是严格禁止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举行兵乓球比赛时，美国警察给一个台湾球迷上了手铐，并把他押送到看台外面，原因只是因为他挥舞了他的岛屿的旗帜。

不过台湾人仍然拥有那些文物。台湾人在保护中国的过去这一点上，远比共产党人要做得好；不管在国际上受到怎样的屈辱，台湾人仍然为这个事实而感到骄傲。国民党建立了一些美丽的公共机构建筑，例如故宫博物院，那儿就陈列了一系列最为令人惊叹的文物。他们还给予考古学和历史学特别丰厚的资金，让石教授这样的人花费数十年的时间研究他的笔迹。

这个老人的办公室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里，一个年轻的考古学家带我参观了所里的贮藏室。贮藏室里很整洁，有温度监测器，文物都小心地放在抽屉和箱子里。商朝的青铜长矛十支扎成一捆放好。地上放着一只200磅重的青铜鼎，这是在安阳的皇家陵墓里挖掘出来了。有两大箱甲骨文的碎片，是在1936年发现的。那个年轻人拾起了其中一片龟甲，30个世纪以前的占卜者用某种方法把这龟甲弄黑了。年轻人告诉我，上面的刻字口头翻译过来相当于这样的意思：

近日我国一切安好。

近日我国将遭遇祸事。

架子上摆放着古老的皇家打字机，还有一种测量工具，上面贴的老式标签写着“纽约柯菲-埃塞公司”（Keuffel and Esser Co.,New York）。年轻人告诉我，石教授在安阳时就用它。他的挖掘工具如今也变成了文物，和古老的青铜器及甲骨归为一类，存放在同一间贮藏室里。

石教授告诉我，他当时很轻易就下了去台湾的决定。“我是1949年1月从南京来到这儿的，”他说：“我早就变成了某种难民，不断地迁徙。我转移了有8、9次之多。台湾只是又一次转移而已。你这么想吧：如果有人把你所有的研究材料、你一生的心血工作全部转移走了，那么你会怎么办？”

1990年代，大陆的考古机构邀请石教授回去参加会议，石教授谢绝了，他觉得自己太老了，不适宜出远门。但他仍然留意着最新的考古发现，当我问道他是否听说过正在给安阳地下之城绘制地图时，他马上就回答了我。

“唐际根负责这个。”老人说。“他们告诉我，现在仍然处于研究阶段，不过已经发现了一座很大的城墙，他们认为是一座城市。这是我们从来没有发现过的东西。我们从来没有机会挖掘和研究一个这样围了城墙的城市。”

他停下了，用那只好的眼睛看着我。“北京现在没有城墙了，是吗？”

我告诉他，共产党人在大约40年前把北京的城墙拆掉了。

他说，“但西安还有城墙，是吗？”

“是的。他们保护了西安的城墙。”

他又一次停下了，似乎正把他脑海中的想象重新转回到安阳和地下之城里。他的右眼还是闭着的。“我们从来没有机会研究像那城墙一样的东西。”老人说：“我们在那儿做了些调查，但从来没有发现过有城市。小屯那儿就已经有大量工作等着我们去做了。现在他们有时间了。当然，我还在那儿的时候，安阳只是农村而已；没有什么飞机场。”

石教授对那个地方的了解让我惊讶：石教授这样的考古学家逃到中国西南部以后，日本人建了那个飞机场。我回到大陆很久以后，有一次和唐际根谈话——年轻的唐际根主管安阳最近的挖掘工作；我向他提到了采访石教授的事。唐际根不到40岁，是中国考古学的后起之秀；他曾在伦敦大学做博士研究工作。他从来没有见过石教授；有一次，唐际根想去台北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但台湾人没有批准他的签证。不过，我告诉他石教授对最近的调查工作很熟悉时，他并不感到惊讶。唐际根告诉我，他把地下之城的地图都传真去了台湾，这样石教授就可以知道最新的发现结果了。两代人之间的联系是另一种形式的、真实的考古：在安阳的年轻人研读着大地的核心；而年老的流亡者在台北，研读着传真过去的地图，回忆着许久以前那片他放弃的土地。

石教授的妻子和我们一起吃午饭。娟杏（音译）今年85岁了，举止优雅，一头整整齐齐的白发，梳理得一丝不乱。她眼光锐利，非常警觉；吃午饭的时候，她不时地瞥一眼她那一台浅黄色的手机。她一边吃饭，一边用筷子挑出合适的小块食物，给她的丈夫。

每个人都对这个老人关怀备至。在研究所，石教授有两个全职的助手；而年轻的考古学家们谈到他的时候，总是一片深情。他似乎被看成是某种吉祥人物，某种连接一个时代的纽带；对于上个世纪中整个家庭从大陆迁徙到这儿的台湾人来说，那个时代在他们眼里逐渐变得感伤起来。而他的身体是如此脆弱，以至于他清晰无比的记忆简直像是商朝甲骨一样的神谕。每当他说话时，我必须提醒自己，他所说的并不是简单的故事；他回忆的是那漫长的一生，那不停地被政治和历史打乱的一生。

这一周正逢台湾选举，中午吃饭的时候，年轻人说起了前一天集会上爆发的一场打斗事件。他们很兴奋，台湾的年轻人热爱政治运动。娟杏皱了皱眉头，说她不喜欢谈论这些话题；她的丈夫表示同意。

“我的研究是关于古代的，当代的事情似乎离我很遥远。”他说。“我对当下的了解总是越来越少，我会听新闻，但不是经常听。”

他告诉我，他喜欢看一个叫《大陆寻奇》的电视节目，那个节目描述的地方都是他年轻时就知道的。我问他会不会参与选举投票，他耸了耸肩。“我还不确定。”他说。“周六是属于我太太的。她决定我们周六做什么。”

我问他：“如果你投票的话，你会投给谁呢？”

“我还没想过呢。”他说，随后咧开嘴笑了笑。“无论如何，这是个秘密。”

娟杏抱怨着老人吃得太少了。午饭快吃完的时候，我问老人，他们是哪一年结婚的。

他抬起了头，说不出话来。第一次，石教授被日期给难住了。他喃喃自语地数着年份，然后他的妻子插话了。

“是民国44年。”她说。

“那就是你已经搬来台湾以后啰？”

“没错。”她说。

台湾岛的历史由不同的外来者分层。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有原始部落住在岛上，到了17世纪，就有大量来自大陆的人来到岛上定居。17世纪后半叶，清政府正式把台湾纳入自己的版图，不过对它的管理并不严密。这个岛屿变成了商人和拓荒者的基地，这些人里面大部分是从福建来的。

1895年，清朝在一系列战争中输给日本后，就把台湾岛割让给了胜利者。（负责签订条约的清朝政治家解释说，这项损失并不算太糟糕，理由是台湾岛上的“男人和女人都没有什么用，对什么事都缺乏热情”。）日本人此后开始统治这个岛屿，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那段时期台湾叫做福尔摩莎(译者注：Formosa，意为“美丽”)。日本人占领南京以及其他的大陆城市时，维持的时间都不长，且表现得很残暴；但台湾却做了日本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地。日本人在台湾修筑了公路、铁路以及其他的基础设施，他们开办的学校培养了台湾本土的精英，为他们加入日本帝国做好准备。甚至到了今天，很多台湾人仍然说着日本人的好话——这种态度对一个大陆人来说，是全然陌生的。

日本投降和中国内战以后，国民党把另一个层次的殖民带到了这个岛屿上。蒋介石政府逃往台湾的时候，外来者的人数并没有本土的人多，但国民党牢牢控制着大权，实施严厉的统治。它维持着戒严令，媒体要经过严格的审查，政治上的异见分子都被抓到了监狱里。但台湾的经济繁荣发展起来，部分原因是由于它的自由市场和美国有着密切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越发地感到不自在：美军支持对台湾的保护，彼此间的贸易让这座岛屿受益，但国民党并没有体现出来一丁点儿美国所重视的政治理想。

1980年代，美国官员施加压力，逼迫台湾进行改革。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统治台湾后，逐渐形成了专制小国中罕见的领袖形象：他本是个独裁者，却一手为击败他的独裁制度铺平了道路。1987年，国民党取消了戒严令；两年以后，他们实现了反对党的合法化。在随后的10年内，民进党成了国民党最有威胁力的对手。支持民进党的主要是台湾本土人，他们对“一个中国”的概念不感兴趣；1999年，民进党的纲领开始把台湾描述成一个独立的国家。2000年，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赢得了总统大选。

随着政治向本土人士倾斜，对文化和历史的看法也相应地改变。台湾人开始重视这座岛屿的本土历史，而非大陆传统的朝代更替；历史书也从台湾的角度重新编写。学校开始教闽南语，这是大多数台湾人的母语，以前教育机构是禁止使用这种语言的。这座岛纪念它自己的敏感日——1947年2月28日，那一天，国民党面对反政府游行，屠杀了数千个台湾平民。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台湾的历史镜头本质上仍然是中国的：台湾人试图把自己看成是无辜的受害者，被外来者误解和伤害。这基本视角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外来者并非日本人或英国人或美国人，而是从大陆来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台湾人用中国的历史反对中国。

他们利用民主的方式也让美国领导人感到不安。随着民进党逐渐掌权——到2001年，他们赢得了总统选举，但仍未在立法会选举中取得大多数席位；他们越发坚持要台湾独立。民进党的领导人威胁说，要为这个问题举行全民公投。共产党人明确表示，如果举行全民公投，就会以武力作为回应。而即使在独立这个问题上，台湾的全民公投完全按照美国的形式来进行；美国也会迫于曾许下的诺言，表示他们不会支持任何台湾人的煽动。

民进党开始熟练地运用支持独立的声明激怒共产党人，共产党对此的回应通常是压制性的行动，例如台湾选举前在台湾海峡举行导弹演习。这种举动无疑产生了事与愿违的结果，只是让支持独立的候选人获得了更多的票数。很难说民进党的策略里到底有多少只是小花招而已。在台北，我拜访了民进党国际事务部负责人田欣（Wilson Tien）,他给了我一份英文的官方声明，标题是“民进党在两岸关系中的位置”：

（民进党）应如何应对中方“一个中国”的原则？在台湾海峡爆发冲突是否不可避免？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需要说明民进党是如何看待台湾与中国的关系的。

首先，我们明白，台湾的地理位置不可转移。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我说出这样的事实很可笑；地球的构造板块均不可自由移动。但事实上，在制定我们对中国的政策时，承认这一事实的意义极为重大。

如果台湾和中国之间有相当一段距离，台湾会有更多的自由和空间。但是，由于台湾地理上与中国接近这一事实，留给台湾的就只有相对更少的选择。

“如果中国领导人更为自信，将有很大帮助。”田欣告诉我。“根本问题是，他们过去被人欺负，于是如今当他们审视自己时，当真是不觉得自己是个大国。如果你有自信，你不会担心台湾的离开；你也不会纠缠着日本过去对你做的那些事。问题就是，中国仍然没有感觉自己受到了尊重。”

他也可以如此轻松地谈论他的政党，他的岛屿。在蒙受屈辱多年以后，台湾终于让自己脱颖而出：它是中文世界里唯一的一个民主国家。然而，每一场的选举都会顾虑着海峡的对岸，而更深层的问题——做一个中国人和不做一个中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远比可以用来投票的事物复杂得多。你可以选举出自己的领导人，你也可以书写自己的历史，但人的心理就和地球的构造板块一样，是不可转移的。

台湾大选前三天，我开车去了新竹市的民进党集会现场。从台北出发，每一段的高速公路都像箭头一样笔直：这些高速公路设计时就加建了飞机的起降跑道，以防共产党炸掉台湾的机场。新竹看起来仍然繁荣兴旺，它的高科技园区非常大，但台湾的经济正陷入有史以来最糟糕的衰退之中。2001年，台湾的国内生产总值自1949年以来首次出现了负增长的情况，而失业率则每个月都有所增加。工厂和工作机会都大批地移往大陆，那儿的劳动力更为便宜。

台湾人在大陆不断增长的投资给两岸关系增加了新的特点。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联系成了共产党人要收复台湾的一个策略。（兴建经济特区的其中一个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让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20年以后，这成了大陆对台策略中可能是唯一有所回报的。恐吓、胁迫一直都没有起作用，但台湾人已经越来越难以忽略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实力。

参加完新竹市的集会以后，我和副市长林正介见了面。他让我叫他的英文名字Jacky Lin。和我在台湾见到的所有政治人物一样，他马上同意接受采访，说话也很坦率。台湾人很快就适应了新闻自由，大陆人那种对外国记者的本能恐惧，也不会出现在他们身上。

林正介的父亲曾经是国民党的特务。1956年，台湾政府命令他从香港边界潜入大陆，在江西省建立一个秘密电台。这个任务危险而艰巨，不到一周，他就被抓住了。有一段时间，共产党人把他关在南方的一个监狱里，随后又把他送到了遥远的青海省，让他呆在那儿的劳改营里。而在台湾，一点儿也没有他的消息，国民党告诉他的家人，他已经被杀害了。但他的妻子拒绝再嫁，还总是告诉林正介和另外三个子女，说他们的父亲有一天会回来的。当父亲在大陆失踪时，林正介才四岁。

收到父亲的第一封信时，林政介已经27岁了。他的父亲仍然活着，已经出了监狱，但他却困在了福建的乡村里，正想法子说服共产党人让他回家。1980年代初，共产党人同意让他回家，然而现在轮到国民党不同意了，怕他成了双重间谍。1983年，两个政府终于达成了协议，林正介的父亲回到了台湾。

他回家之日，恰恰是他的儿子陷入政治麻烦之时。林正介成了民进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他以擅长组织街头抗议而出名。他在监狱度过了一些日子；虽然他的父亲是坚定的国民党支持者，但也对他持同情的态度（林正介说：“父亲告诉我，按照自己的信仰去做吧。”）他在监狱里的时候，想着父亲过去的状况比这要糟得多，这年轻人就朝积极一面的看。（“不是很糟。我可以读书，而且我不用接电话。”）

尽管林正介早期信奉民进党，但1991年时他却宣布放弃了他的党籍。他不喜欢台湾政坛的明争暗斗：像许多刚刚踏入民主的地方一样，这座岛屿经历了政治的分裂，如今它一共有5个主要的政党，还有各种小的团体。人们常常会按照他们祖先到达台湾的时间进行投票；民进党受到台湾本土人的欢迎；而那些1948至1949年从大陆逃亡来的家庭后代，就倾向于选择国民党。

林正介也不同意民进党推行台独的策略。他和昔日的政党伙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他没有再加入任何一个政党。他现在是一个二线城市的官员；一个小个子的秃顶男人，留着胡须，腆着肚子。他的父亲一年前已经去世了。

“如果我的家庭已经在台湾繁衍到了第八代人，我就会更倾向于支持台湾独立。”林正介告诉我。“你在预测人们的反应之前，必须先看看他们的经历。中国人来到台湾是因为一个历史事件。因此，我们有机会建设民主制度，并逐渐成为一个有效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可以说，对于中国的其它部分来说，这是一个目标。看看那些伟大的中国领导人——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他们都有着相同的目标。他们都想让中国走向现代化，然而这些领导人最终全部都失败了。邓小平取得了部分成功，但他的事业还未完成。所以这是我们的任务。台湾是一个试验区——是大陆的试验区。因此，虽然我们只是一个小岛，但我们的民主制度对未来的中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他说话温和；中国知识分子和外国记者谈及历史的时候，有时会表现出一种高人一等的态度，但他一点儿也没有。中国人常常自夸他们悠久的历史，但谈到当下时却非常谦逊：他们欣然承认，他们在几千年以后，仍然没有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道路。他们还在尝试：一个个试验的城市；一座试验的岛屿。只要给我们更多的时间。中国不是一日建成的。

“我觉得蒋经国就像邓小平一样。”林正介继续说道。“他们都有真正长远的目光。他们没有多少领袖的魅力，然而他们都很实际。你看，他们是有些相似的——都是讲求实用主义的小个子。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小个子。”

没有政党完全赢得大选。国民党首次在立法会中失去第一大党的地位，民进党赢得不少议席，但没有过半。四大党都要想法争取同盟。

结果公布的那天晚上，我参加了陈文茜举行的媒体发布会，陈文茜是独立议员，在议会选举中赢得了一个议席。她是台湾本土人，也是民进党的创始成员之一，但两年以前她离开了民进党。她非常自信，主持一个流行的谈话节目，是岛上最具争议性的政治人物之一。她的竞选海报上有四幅画像，把她的头分别加在四个不同的著名外国人身上。其中三个外国人是西方人的象征：蒙娜丽莎，伊丽莎白女皇，温斯顿·丘吉尔。第四幅竞选画像是陈文茜长了胡须、包着头巾的样子，她伸出右手的食指：这是奥萨马·本拉登。

她曾是一个美丽动人的女子，如今已到中年，却坚决和她的年龄顽抗。在媒体发布会上，陈文茜穿了一条低胸的黑色裙子，脖子上绕了两圈的珍珠项链。她的头发染成红色，假睫毛差不多有两英寸长。在摄影记者的闪光灯下，她的浓妆散发出柔和的橙色光芒。

很难想象，一个刚赢得选举的人会如此不尊重这一场选举。媒体发布会后，她告诉我说，台湾宪法鼓励当选人建立自己狭小的支持者基地，因为这在碎片式的政坛里是已经够用了。在她看来，台湾只是模仿民主：他们有集会，有演讲；但缺乏价值观，也不能明晰事理。

“这是世界上最荒谬的制度。”她说。“立宪制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传统，但第三世界里没有这种共同的价值观。在台湾，民主制变成了第三世界经历的又一个悲剧。一个接一个第三世界的国家，结果都是一样的。民主不是达成一致，而是变成了一个用来分裂国家的工具。这个国家只能买来选票，或者用低级的方法讨好选民。他们只管满足他们那三分之一的选民，而忽略其他的人。”

她继续说道：“根本原因是，我们没有欧洲那种民主的传统。第三世界领导人的基本理念是设计出一套宪法，而这个宪法可以让他们保住自己的权力。在美国，宪法要比选举出来的领导人重要得多。台湾就不是这样。印度尼西亚就不是这样。菲律宾也不是这样。”

陈文茜的英语说得特别好。她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纽约的新学院大学就读。我问及她那些竞选海报时，她笑了。

“这是一种模仿的艺术。”她说。“我喜欢伊拉莎白女皇，因为她把英国变成了一个地位非常重要的国家。我把我的肖像画成蒙娜丽莎的模样，这是因为她虽然是个不再年轻的女人，但看起来仍然容光焕发，显出骄傲的样子。那个肖像时三年前画的，那时候我这么做是因为我刚好四十岁了，而且越来越胖。我必须面对一个事实：我不再拥有好身材了。”

“我喜欢丘吉尔，因为他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而且他是一个男性领导者。我想看看如果我打扮成一个男人，人们会有什么反应。而奥萨马·本拉登呢——我只是好奇，我把脸弄到他的头上会是什么样子。我和大多数人对他的印象不同。他是个恐怖分子，但他同时也向西方政府表达了某种愤怒的情绪。”

“当然，我决不赞成他的做法，但当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内心还是十分矛盾的。我讨厌这种行为，我希望这种恐怖行径的循环能够停止。然而另一方面，我对穆斯林又非常同情，我也不认同那种简单认为‘穆斯林就是坏人’的观念。我认为这是一种东方式的东西。爱德华·萨义德，那个巴勒斯坦人描述了人们如何采取西方人的历史立场，通过西方人的眼睛看待这个世界。我们这样做只是传播了西方人的偏见而已。西方人决定了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我对此很不满。”

“我不是那种迅速对事物下判断的人。这是坏的！这是好的！不是这样。我是一个需要沉思的人。这儿的人们对纽约发生的事情非常同情，但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对于穆斯林国家来说，本·拉登是一个英雄。我想要说明的是，即使他做错了，他仍然具有被当作英雄的理由。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历史的语言也就是战争的语言。我们的记忆都由战争记录着。你说你是什么人——我在一战中长大，我在二战中长大，或者我在冷战时期长大。这就是我们。”

选举过后那天，我去和石教授告别。他的儿子石磊是中央研究院的人类学家，如今已经退休了；石磊陪着我一起来到石教授夫妇的家。路上他告诉我说，两位老人还是去投票了。

“就像以往那样，他们投给了国民党。”石磊说。“他们是很传统的；那一代人大部分都是这样。他们是国家主义者。”

我问他是不是也一样。

“我属于‘中国主义’”。他笑着说。这是个生造的短语，他玩了个文字游戏。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我支持中国。”他说。“不过我不会因为哪个政党大概是爱国的，就要盲目支持它。我支持中国，但我也支持民主制度。我觉得台湾最终应该回归大陆。这是我的政治观点。我不支持国民党，也不支持民进党。”

我们走进了石教授的家，这对老夫妇坐在客厅里。我带了我发表在《国家地理》杂志的一篇文章给石教授看，那篇文章是关于西安考古的。石教授仔细地看着上面的坟墓图解。

“它们的朝向总是很有趣。”老人说。“在安阳，所有的皇家陵墓都是一个朝向，角度稍稍偏西。我觉得这是因为阳光的缘故：一天里某个固定的时间，物体的影子就是朝那个方向。”

我们谈了一会儿考古学，后来娟杏提到了选举的事。

“我们输了。”她说。“结果真糟糕。大部分人支持民进党。”

她问我有没有采访哪个候选人，我提到了陈文茜。

“她很有趣。”娟杏说。

石教授看起来像睡着了：他的双眼闭了起来，摊开的杂志就放在他瘦骨嶙峋的胸膛上。他的儿子石磊说，他同意陈文茜的政治观点，随后老人的左眼忽然眨动了几下。

“杨凌墓是不是在长陵的西边？”老人问道。他说的墓在西安一带。

我说我不确定。

“我在民国31年的时候去过那儿。”他说。“我还去了武则天的墓。那儿的风景很好。你去过吗？”

我告诉他我去过了。

“我还看了秦始皇的墓。”他说。“当然，那地方还没有什么东西。那时候还没有发现兵马俑呢。”

这位瘦小的老人陷入了沉默。我说我应该走了，并和他握了握手——他的皮肤感觉像纸一样，凉而且薄。到了外面，他的儿子把我送到大街上，我问他什么时候出生的。

“民国23年。”

我算了一下：是1934年。我感到困惑，又算了一遍。然后我对他说：“但娟杏说，他们来到台湾以后才结婚的啊。”

“是这样的。”石磊说。“她不是我的生母。我父亲的第一个太太——也就是我的妈妈，十年前在内地去世了。她从来没有来过台湾。1949年的时候，她不在南京；因为她要照顾我爸爸的父亲。她留在内地，一直盼望我们会回去。”

街上下起了毛毛细雨。现在我懂得了，为什么石教授能立即记得文物的发现日期，却记不起结婚的日子。这就是中国的历史：有些事情你想要铭记，有些事情你想要遗忘。我们等出租车的时候，石教授的儿子转向了我。

“我比我爸迟一些来到台湾。”他说：“我离开大陆以前，我妈让我捎个信给我爸。她说，如果出了什么事，他们必须要永远分开，那么他就应该朝前看，而且应该再婚。我觉得她当时感觉到这个国家要分裂了。”

第四部

20　唐人街

2002年1月

波拉特的第二任房东是个美籍华人。那男人在广东长大，“文革”时期，他的父亲坐着小船逃到了香港。最后，他父亲获得了美国的政治避难身份，并把他的几个儿子接了过去。有一段时间，他的一个儿子在华盛顿特区开了家中餐馆。后来他把餐馆卖了，在第六大街西南投资，买了两排红砖房。房东和他的家人住在其中一间房子里，其他的部分就租给移民住。

波拉特租了这个中国家庭楼上的一个房间，一个月的房租是260美元。他的住所呈正方形，长宽都是9英尺；墙上什么装饰也没有。房间里有一台彩电，一个电炉，一个煮水器，一台电暖器。还有五本书，全都是学英语的资料。桌子上放了一个中式的手撕台历，日期停留在某一个随意的日子上：2001年10月14日。房间里只有一扇窗，窗户就在两条细细的输电线之间。

这房间很小，波拉特也不愿意和一个中国家庭共用洗手间。他们极少交谈——事实上，波拉特和房东甚至没有交流过彼此的移民经历。波拉特避免和中国人讨论他的政治背景，而房东也没有兴趣分享他自己的故事。房东的事情是波拉特从别的租客口中听说的。

这样的关系很奇怪，但这地方的位置，比起富兰克林和罗得岛大街交界的那个角落（注：波拉特刚到美国住的地方）可好得多了。在华盛顿特区网状分布的街道上，波拉特移向了中心：他如今住的房子就在第六街和Q街交界的附近。过去，这一带被称为肖姓区或芒特弗农区，但如今它逐渐变成了唐人街的一部分。 这个地方在不断变化，新的华盛顿会议中心就建在附近，而且政府准备把当地的一些补贴住房改造为市场上的出租房。以前这一带住的基本上是黑人和穷人，但如今来了不少新的居民。许多移民搬进了这个地区，其中大部分是中国人，还有有些年轻的、属于中产阶级的白人。离波拉特家几个路口之遥，一个同性恋团体建立了大都会社区教会。

种种早期迹象显示，这儿似乎要由破败社区改造成良好的中产阶级居住区；可能第六街最后会延续这种繁荣的多样化，这种多样化在美国城市的社区里是很少见的。但如今，从波拉特的住所往南走，仍然可以看见黑人区和中国人区的旧分界。第六街没什么商业建筑，许多的连排式住宅都是破破烂烂的样子。保存得最好的地方是一些传统的黑人教堂：斯普林菲尔德浸信会、上升锡安山第一浸信会、加尔布雷思非洲卫理公会主教派锡安教会。在L街的转角，是厄立特里亚文化娱乐中心；而在随后的I街，一座砖楼的墙上漆着一个旧标识：福建居民协会。

再往南走，就到了小小的唐人街的中心地带。沿街是一溜的餐馆和店铺：中国男孩熟食店、唐人街市场等等；几乎所有地方都悬挂着美国国旗，这在黑人居住区是很罕见的。在H街，沿街的美国国旗挂得密密麻麻，一路都是双语的标志：China Doll Restaurant（麗華園）、Eat Fisrt Restaurant（食為先）、Wok N Roll Restaurant（珍味樓）。在H街和第七街交界附近，竖立了一座中国式的牌楼，作为入口的大门。牌楼上的刻字标明，这栋建筑是1986年时由北京市长陈希同和华盛顿市长马里恩·巴里共同出资所建，是一座“友谊牌楼”。这座牌楼却产生了意料之外的巧合：在“献给友谊”的牌楼建起后几年，两个市长都进了监狱。1990年，巴里因藏有强效纯可卡因而定罪；8年以后，北京的一家法院宣布陈希同犯了贪污罪。但这一条特别的中美关系并没有在牌楼上注明，在美国首都整齐的网状街道下，这是又一条潜伏的岔道。

唐人街的标志在两个世界中转换，这种转换也并不均等。英文名字里那种玩笑似的种族主义，翻译成中文后就消失不见了：中国甜姐儿餐馆（the China Doll Restaurant）变成了美丽的中国花园——丽华园；而中国男孩熟食店（China Boy Delicatessen）则通过“中国孩子的新鲜面条”这个名字获得了某种尊严（当然还有一条完全不同的产品线）。炒锅和面卷餐馆(the Wok N Roll restaurant)把自己改造成了珍贵滋味的餐厅——珍味厅。在H街和第八街交界，竖着一个“唐人街礼品”的英文广告标志，但中文标志的意思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上面写的是：

“出国人员服务中心”。

“我觉得，这跟我在北京去的那家地方一样，就是些做假签证生意的公司。”有天晚上，当我们开车经过唐人街的这个标志时，波拉特说道。“那种公司必须要在美国有联系人，我想那家所谓礼品店就是干这个的。他们会安排好各种信件，就像我从洛杉矶带来的那些信一样。那标志上的‘国’指的是‘中国’。谁离开美国会需要帮助呢？”

1月里一个寒冷的下午，我陪着波拉特去上班。上一年10月份的时候，他找到了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给市中心一家叫“亚洲餐厅”的小餐馆送外卖。他已经有一些维吾尔族朋友在那儿工作了，对于一个不太会说英语的移民来说，这是一份相对容易的工作。送外卖是在晚上，这样波拉特白天就有时间学英语了。他最近刚上完两个月的课程，如今能懂得相当一部分的英语词汇了 ——他开车时常常听电台的新闻。不过他说英语还是不习惯，如果可能的话，他还是愿意用中文。

但他的车技已经很精湛，一看就知道他属于“上班族移民”。他谙熟华盛顿那些纵横交错的街道：单行的道路，交通高峰期塞车的路段。他还知道如何紧贴着路边违法超车，或者假装无心地冲过停止标志。他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掉头。他总是留意着警察；在送外卖的时候，他还是能立即找出停车位的老手。如果没有停车位，他随时能就地凑合：停车，打开危险信号灯，然后匆忙而去，暗自希望不会吃罚单。他开车的时候，总是用英语说着一个单词；他一遍遍地重复着，就像在祷告：“停车，停车，停车。”自从工作以来，他已经付了600多美元的罚款了。到目前为止，他一天最多的纪录是三张罚单：两张20块美元的违规停车罚单，一张50块钱的，是惩罚他在交通灯黄色转红色的时候没有停车。在亚洲餐店，他的酬劳是7美元一小时，另外再加上小费。

他出过一次车祸。上一年12月的时候，他出去送外卖，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的红灯路口前停下，后面有辆车撞了上来。那辆车的司机开得太快了。他们两人分别从车里下来以后，波拉特闻到那人的呼吸里有酒味。那人把波拉特本田车的后保险杠整个撞了下来。

“他开始和我说话的时候显得很友善，但他一发现我是外国人，英语说得很糟糕，他就开始恐吓我了。他对我说，不要叫警察，会惹上很多麻烦的。他说我可以去把车修好，他出一半的钱。我同意了。不过我现在知道我应该要叫警察的。当时我想着，如果警察来了，我还要叫一个会讲英语的朋友过来，太麻烦那个朋友了。后来，我所有的朋友都说我应该叫警察。我有买保险，有汽车执照，而且没有违反任何的法律。我的朋友的都说，我不应该相信任何一个非洲人。”

换一个新的保险杠要1000美元，开始那个司机说给波拉特500。但波拉特从来没有收到他的支票；波拉特去他的办公室找他，那人就把价钱降到了300美元。波拉特不情愿地答应了，然后就是等待——还是什么也没收到。后来那人把钱降到了100美元，波拉特就威胁他说要请律师来解决。最后，那个人给了波拉特150美元。波拉特找了个中国的汽车修理工，用低价帮他把车修好了，花了300美元。

波拉特还留着那个司机的名片，上面写的地址在十三街西北面。

“我觉得那人在做一些骗人的生意。”波拉特对我说。“那个地址上只有一个普通的房子，里面有一张桌子和一个电话。他甚至没有电脑、没有打印机，没有所有这些基础设备。我想他的生意应该和建筑业有关。”

不过，波拉特并不想从那人身上拿回更多的钱了。他开车开得棒极了，但只要一踏出车门，这种流畅就荡然无存。而且他知道自己的驾驶记录并不完美。除了那些罚单以外，总存在这么一种可能：有人仔细察看了他弗吉尼亚州的驾驶执照，意识到这执照是用一份伪造的宣誓书获得的。在9.11恐怖袭击事件过去10天以后，这个法律上的漏洞就被堵住了，因为19个劫机犯中有7个登机时用的身份证明，都是从弗吉尼亚州非法获取的。

亚洲餐厅前面的招牌写着“异国佳肴”。菜单上大部分是日本菜，但上面也有来自东方各个国家的菜式：新加坡炒面、泰式料理、槟城虾面汤、左宗棠鸡。厨房里的厨师有泰国人、印度尼西亚人和南美洲人。墨西哥人负责洗碗。我们第一天出去送外卖的时候，做寿司的师傅是马拉西亚人和广东人。这些师傅穿着日式的宽松外衣，对着靠街的窗户，在明亮的灯光下工作。从我们站的地方看过去，里面很暖和。

那一晚上，给亚洲餐厅送外卖的全是维吾尔族人。温度只有华氏20度左右（注：摄氏零下6.6度），我们四个人缩成一团，等着客人下单。和波拉特一样，另外两个维吾尔族人也是最近才来美国的。一个的足迹从新疆到哈萨克斯坦到乌兹别克斯坦；另一个在土耳其长大，他的家人以难民的身份在那儿定居。

“我来这儿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想去军队服役。”他解释道。“在土耳其，每个男人都要服兵役。生活可不是那么容易。”

那个维吾尔族人轻轻地说，在寒冷中裂开嘴笑了。他是个高大而英俊的男人，有一头短短的黑发。我问他年龄是多少。

“23年老。”（Twenty-three old years.）

他的语法错误是无心犯的，但我喜欢这个句子的微妙转折：一个年轻移民的老年头。我问他

土耳其公民需要服多久的兵役。

“两年老。”他说。

“服兵役有危险吗？”

“以前比现在更危险，因为北部有恐怖分子。但现在情况没那么糟了。我不想去的主要原因是服兵役太无聊了。”

波拉特给大家派发了他的万宝路烟，这些维吾尔族人背着风，把烟点着了。餐厅里面一派忙碌的模样，大部分的顾客都是刚刚下班的年轻白领。情侣们匆匆走过寒冷的街头，从我们这一群吸烟的维吾尔族人身边经过。旁边是另一家的亚洲餐馆“泰国之星”，再过去是“阿曼德芝加哥比萨店”。每个地方门口都挂着美国国旗：自从恐怖袭击以来，似乎每个做生意的人都需要有至少一面这样的旗子。

波拉特打电话叫了一个维吾尔族朋友，他就在附近的自由亚洲电台工作。那人来了，加入了我们的队伍。他的名字叫阿林·赛托夫，他告诉我，他是唯一一个拥有美国新闻学位的维吾尔族人。他曾在查塔努加市的田纳西大学学习广播新闻学（在那以前，他在田纳西读过基督复临学院）。他今年32岁，是个瘦高个儿，穿着黑色的皮夹克，一副严肃的模样。他痛心地说起了国际社会对新疆情况的无知。

“在中国，我们比其他所有的少数民族都有更多的麻烦。”他说。“比西藏人的麻烦多多了。但西藏人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因为他们有达赖喇嘛。我的爸爸是政治犯，在监狱里呆了十年。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我已经11岁了。我爸爸认识一些被处决的人。”

一个白种女人从亚洲餐厅里走出来，手里拿着外卖的盒子。她刚好听到阿林说的最后几个字，突然回了一下头。她琢磨了一下这群缩成一团的维吾尔族人，然后继续往街那头走，脚步更快了。阿林似乎没有留意。“几乎每个维吾尔族的家庭里，都有人曾经在监狱里呆过一段时间。”他说。“他们竟然仍旧保持沉默，这让我很惊讶。”

另一个维吾尔族人送完一次外卖回来了。他20多岁，长着一个高鼻子，头上戴一顶嘻哈潮牌棒球帽。波拉特离开去给他的本田车加油时，“嘻哈潮牌”会意地笑笑说：“停车。”这是我听到他说的唯一一个英文词汇。波拉特告诉我，这个人5个月前从加拿大偷渡来美，他的家乡是新疆一个边远的地方，他甚至连中文也不会说。

过了一会儿，大家决定是时候吃晚饭了。他们可以在亚洲餐厅免费用餐，但大家都宁愿到别的地方去。（“我一年吃一回日本菜就足够了。”波拉特说。）我们去了旁边的阿曼德芝加哥比萨店，里面的伙计都是摩洛哥人。由于伊斯兰教移民之间的渊源，他们热情地招呼这些维吾尔族人，还给我们买比萨饼打折扣。比萨饼里没有猪肉，和芝加哥一样。我问阿林他对阿富汗战争怎么看。

“我觉得非常好。”他说。“我比美国人更讨厌塔利班。如果他们不把塔利班干掉，大家也许会把那些人和维吾尔族人联系起来。这就是中国人希望发生的事。他们搭上了这场针对恐怖主义战争的顺风车。中国人回应总是很慢；起初发生恐怖袭击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并不知道该怎么做。后来他们就想，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呢？”

中国其中一个策略就是给旧的问题起了个新名字。9.11恐怖袭击以后，中国的官员和国家掌控的媒体开始提到在阿富汗和其他中亚国家受训的“东突恐怖分子”。过去，他们通常把维吾尔族的异见分子叫做“新疆分离主义者”。这个新名词听起来更加像外来词，这样的称呼似乎打算要让美国人对中国人更为同情：他们一边被外部的伊斯兰恐怖主义者威胁，一边要被迫要应付国内的一支不满现状的少数民族。2001年11月，中国外交部长向联合国报告恐怖主义的情况时，他特别强调中国的“东突恐怖分子”问题。

中国要求把维吾尔族的群体列为打击恐怖分子战争中的敌对名单。但美国国内有反对之声。一些维吾尔族人的忠实同盟者是保守党人。2001年10月，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在《华盛顿时报》的专栏版发表了一篇评论：

如果美国最后从北京方面得到反恐方面的支持，几乎可以肯定，美国将以默许中国镇压维吾尔族人作为代价（再加上中方镇压西藏和孤立台湾的尝试）。

这将成为一场道德上的大灾难，把维吾尔族人和那些穷凶极恶、已经对我们造成危害的狂热分子混为一谈，毫无公正可言。维吾尔族人在北京当局的暴政之下合理地争取自由，他们的抗争大部分是和平的行为……

参议员赫尔姆斯也是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广播的主要支持者。这个电台和美国之音相似，但出现的时间要晚得多；它在1996年开始广播，播音语言有亚洲各国不同的语言，其中包括了普通话。1998年，增加了维吾尔语的广播服务。每天，它会播出两个小时的新闻和其他节目，新疆和中国其他部分的短波电台都能收到。对自由亚洲电台的资助，有时则成了美国勉强接受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砝码。2000年5月，众议院通过了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提案，同时附上一个条款：增加对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的资助。这安抚了国会里一些反对中国的情绪：美国人接受中国经济力量强大的事实，但他们通过支持独立的广播电台，表达了对其政治制度的鄙视。

问题就是，实际上美国国内没有任何人了解，通过电波发送出去的到底是什么。（译者注：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是由美国政府资助的，为避免政府进行灌输性宣传和左右公众舆论，美国法律规定美国政府传播给国际受众的消息，不能在美国国内传播。）一个进行中亚研究的学者告诉我，自由亚洲电台的维吾尔语广播节目比普通话、藏语的广播要激进得多，他担心这种资讯服务只会带来激怒中国政府的后果。他也担心，维吾尔族人高估了像赫尔姆斯这种领导人对他们的支持。在中亚，这是老生常谈的事情了：美国的一个惯用策略，就是鼓励少数民族或宗教群体对抗更为强大的力量——例如苏联或中国。一旦这种地缘政治有所转移，来自美国的支持就结束了，反抗的群体也随之被人遗忘。这种“鼓励——忽略”的美国模式，助长了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崛起。

这就是寂寂无名的代价：像维吾尔族这样地处偏僻的小族群，几乎没人能从他们本身的角度出发去理解他们。中国人把他们看成是共和国里的一支少数民族；土耳其语系的族群把他们看成突厥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把他们看成伊斯兰信徒；参议员赫尔姆斯把他们当作反对中国和支持美国的力量。他们就像是那些新疆出土的木乃伊一样：关于他们的信息少之又少，以至任何人都可以在自身的想象中重构这一个小民族。而又有那么多对当局不满的维吾尔族人，随时准备转向任何外来的支持。

在华盛顿特区，我和梅赫梅特·欧麦·卡纳特见了面，他是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报道了最近的反恐战争。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卡纳特采访了6个维吾尔族的囚犯，他们是与塔利班并肩作战以后被捉住的。据卡纳特估计，在某段时期，到阿富汗受训的维吾尔族人有几百个之多。他采访的6个囚犯都是年轻的男人，年龄在20岁到30岁出头，他们来自维吾尔族传统社会的各个阶层，有农民、商人和知识分子。有个囚犯曾在一所中国的大学拿到经济学的学位。他们最后都会被送往位于关塔那摩湾的美国审讯中心。

“他们不想别人把他们当作恐怖分子。”卡纳特告诉我说。“他们说，他们和阿拉伯人以及基地组织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和塔拉班一起作战，只是因为战争爆发时他们正在那儿受训。他们说，这是一场内战，我们并不想牵涉其中。我们想要和中国开战。我们来到这儿，只是想利用这个机会。”

我问卡纳特，他们对美国的态度如何。

“他们并不生美国的气；他们很高兴。”卡纳特说。“他们告诉我，可能美国会在阿富汗建立一些基地，那么美国就将成为中国的邻居了。他们满怀期待。他们希望美国人会帮助他们对抗中国。”

晚上7点30分过后，亚洲餐厅的外卖订单增加了。波拉特接到的第一个订单地址在K街的1900号，那是一座办公楼，前面的标志牌上列出了一些律师事务所，还有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一个分部。波拉特把警告灯打开，在K街上违章停车。接过外卖的金发女人右手残缺不全。她给了两块多美元的小费。

“每次从她那儿拿小费，我都觉得很不好。”我们走回去停车的地方时，波拉特说道。“她总是非常友善。还是个残疾人。”

“我就不会为这个烦恼。”我说。“她应该是个律师。很可能赚很多的钱呢。”

“我知道。”他说。“但我仍然觉得很不好。”

第二份外卖订单把我们带到了L街。波拉特在十三街转了个弯，看了看倒后镜。

“我将要违反一条美国的法律了。”他宣布道。“这儿有双橙色线。如果警察看到了，他会罚我30美元。”

他很快地掉了头，在荷马大楼前违章停车。没有警察。更多的律师事务所出现了：12层楼高的中庭挂着一幅巨大的美国国旗，还摆放着一座青铜雕像，雕像的名字叫做“美国青年之精神”。上面的刻字显示，这座雕像最初是为奥马哈海滩纪念馆所设计的，那座纪念馆位于法国的诺曼底。当我们走进大楼时，警卫朝我们笑了笑。

“这个警卫人很好。”我们等着顾客取外卖时，波拉特说。“我常常到这儿来。他总是对每个人都很友善。”

这个中年警卫和一个年轻一些的男人在聊天。这两个黑人说话时旁若无人，似乎我们并不站在他们旁边；很多美国人听到我们用别的语言交谈时，说起话来都会这样。在荷马大楼里，那年轻一些的男人谈起了一个女人，警卫在给他一些建议。

“你这么做很酷。”年长一些的警卫说。

“我这么做很酷。”年轻男人表示同意。

“你这么做很酷。”年长一些的警卫又说了一遍，脸上挂着心照不宣的微笑。

这个夜晚逐渐忙碌了起来,每次我们回到亚洲餐厅，总是已经有另一份外卖订单在等着我们。加州寿司卷、牛肉拉面和天妇罗虾卷外送给妮可.厄尔布。左宗棠鸡和凉拌海带外送给苏菲·可助（Sophie Kojuch）（波拉特说，这名字看起来像土耳其语。）到了客人住的大楼，波拉特一般都在楼下按了对讲机，说话只用两个英文单词：“你好，外卖。”很多客人都是晚上加班的律师；他们下了楼，睡眼惺松的样子，笨手笨脚地摸索钱包或皮夹。没有人朝我们俩多看一眼。如果他们要知道所有左宗棠鸡背后的故事，还得花上好些时间。这个鸡的英文名字把左将军给拼错了，把General Tso拼成了General Tao；左宗棠是清朝一位聪明绝顶而极其残忍的将军，是他拓展了中华帝国的疆域。在左宗棠的统率下，1884年，新疆纳入了中国的版图，成为了中国的一个省份；而现在，维吾尔族人在美国的首都送外卖，外卖的食物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鸡。左将军和山德士上校（注：即KFC老爷爷），他们都是绝妙的“鸡肉帝国主义者”。不要吃肯德基，不要吃新疆。

最后一趟外卖把我们带到了马萨诸塞大街1701号。波拉特在一块写着“任何时候都不准停车”都牌子前面停了车，走进楼房的大厅，经过另一块“绝对禁止交付外卖”的标志牌。接过外卖的女人给了波拉特12美元加12美分的小费。到了二十五号大街上，波拉特把车开到了专门给救火车用的防火道上。转回到十九街，一辆出租车超车时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白人开出租车。”波拉特说。“都是外国人。他们对城市的交通带来了很坏的影响。那些出租车司机开车甚至比我还不守规矩。”

波拉特的下班时间是晚上10点。今天是发薪日，在亚洲餐厅里，墨西哥洗碗工们排着队来领他们的支票。维吾尔族人拿出他们各自的小费，然后再把总数平均分成五份，每份是26美元。波拉特两周的薪水是544.38美元。波拉特领了薪水，我们就往外头走，到街对面打收费的公用电话。波拉特要打电话给他的妻子，他的手机帐单最近高得吓人，于是他就开始用电话卡打电话了。此时风寒刺骨，一个目露凶光、身穿皮大衣的黑人踉踉跄跄地向我们走来。

“你们要不要泰诺？（注：Tylenol,毒品的一种）。他说：“3块一盒。”

波拉特和我一起盯着他看。

“泰诺！”他大喊了一声。“3块一盒！”

“不要，谢谢。”我尽可能礼貌地回答他。那人蹒跚着向街那头走去，边走边愤怒地说着什么。

“你确定在这个地方打电话安全吗？”我问他。

“没事。”波拉特说。他按下了一串号码——在乌鲁木齐的某个地方，一台电话响了，但没有人接听。我们开车回到他连排式住宅里。波拉特让我在他的房间里过一宿，他就去隔壁住的维吾尔族朋友那儿睡一晚沙发。我们走进房子里，波拉特的中国房东正坐在客厅里。他一看见我，就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

“这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朋友。”波拉特说。“他是美国人。”

那人观察着我，眼神里有些怀疑。“我们是在北京的时候认识的朋友。”我边说边露出了微笑。“我住在北京，但我是个美国人。我来这儿看望他。”

“噢，你说中文。”房东说。他脸上也露出了笑容，但他的嘴巴抿紧了——我在中国见过这种神情。他问波拉特能不能私底下和他谈谈。

我在波拉特小小的房间里等着。过了一会儿，波拉特回来了。

“房东不让你在这儿住。”波拉特说。“他说你是‘外国人’。”

波拉特用力吐出了“外国人”这几个字眼。在中国，我已经习惯了当一个“外国人”，但在这儿的唐人街，问题不是在“国”上面，问题是“外人”。外人就是陌生人。

“没关系。”我说。“我去旅馆住也很方便。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他说你可以住到隔壁我朋友那儿去。他只是不想让你留在他的家里面。”

“我明白。他们不认识我。”

波拉特生气地咒骂起来。他说：“中国人到处都一样。”

波拉特晚上送外卖，白天则是空闲的。到了白天，我们就坐着他的本田车在城里逛：他介绍我认识了一些维吾尔族朋友，带我去了他平时常去闲逛的地方，例如东南面的“农民集市”，很多移民都在那儿买东西。冬天在外头观光太冷了，波拉特喜欢去博物馆，有天下午我们一起去了史密斯森博物馆（注：即联合国博物馆）。展览的名字叫做“田野到工厂”，介绍是这么写的：

美国已经成了成千上万移民的天堂，这些移民因逃离战争、贫穷、歧视或追求自由而来到美国。但是在某些地方，在某些时期，美国社会却压迫自己的人民。

有一个展览展示了1915年到1940年期间黑人自南而北的大迁徙。其中展示了一个狭小的房间，是供这些临时过客住宿用的，里面有一张床，一个床头几，一个柜子。我们静静地站在房间前面，不约而同地联想到了同一件事情。最后，波拉特大笑地说出了我们的想法：“这应该比我的房间要好吧。”

附近是另一个展览区，标题是“这值得吗？”下面引用了一封匿名信，这封信收集在社会学家查尔斯.吉翁.约翰逊所著的《芝加哥的黑人》一书中：

我以为芝加哥是个很棒的地方，但却发现并不是。舅舅告诉我说他住在波特兰大道，说那是一条很棒的街道；却发现它就是个大泥潭而已。我肯定是希望能回家的。

波拉特从未说过要回去之类的话：拿了政治避难身份以后，就不可能再回去了。他常常说他来的时机太坏，他真希望自己在9.11恐怖袭击之前就已经大概安顿好了。不过，到目前为止，他所遇到的公然歧视还不多。9.11过后几周，有一次，他在马里兰的艾塞克斯到一个加油站加油，那儿有几个白人却叫他走开。他其他的一些维吾尔族朋友也遇到了些小问题，名字听起来像伊斯兰教徒的人则发现更难找到工作了。但这种不信任感基本都是隐蔽的，只是萦绕在城里的一种氛围而已。“美国人不会当面对你说他们不喜欢你。”波拉特说。“这一点不像中国人。如果中国人不喜欢你，你总是一下子就知道了。美国人很聪明，把真实的感受隐藏了起来。”

波拉特最担心的事情是他的妻子出不来。他的律师已经替他的妻子准备好了签证所需的资料，但没人知道多久才会获得批准；在恐怖袭击之后，所有的申请流程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律师认为至少要等一年，可能两年，也可能还要更久。同时，波拉特也越来越难说服他的妻子，告诉她一切都没问题了。恐怖袭击过后的10月，波拉特的手机帐单是488.75美元。

在华盛顿特区，我和波拉特的维吾尔族朋友住在附近的连排式住宅里。这地方挤得满满的：3个墨西哥人住在地下室里，1个维吾尔族人住在1楼，9个中国人住在楼上的房间里。除了1个人以外，其他所有住客都做食品方面的工作，他们之间没什么交流。似乎没人在意有个“外人”睡在楼下房间的沙发上。

波拉特的维吾尔族朋友48岁，也是拿了政治避难身份的。他正等着妻子和两个双胞胎儿子的签证申请获批。他们还在土耳其，这男人已经两年多没见到妻儿了。他说如果我的文章里提到了他，他要求隐去姓名。

他房间的墙上挂着不同语言的标牌，有英文的（停止中国对维吾尔族人的迫害），有阿拉伯语的（伟大的真主阿拉），有中文的（万事如意）。门上则挂着一本日本歌舞伎的日历，来自这人送外卖的“日本烤肉兄弟”餐馆。他曾在西安一所大学念书，拿到电子工程专业的学位。最近，他的车被人偷了——这一带将逐渐变成中产阶级居住区，但目前还是发展的早期阶段，离目标尚远。

有天早晨，我们三个聊天，这维吾尔族人说，他对美国人看待文化的角度很感兴趣。他说这和他在新疆或中国的其他地方的见闻都不一样。“我在这儿工作，要送外卖到很多人家里去。”他说。“通常人们不会叫我进家里去，不过有时有些人会这么做，我就能看到他们的家里是怎样的。他们很多人家里都挂着中国画。他们告诉我，很多美国人喜欢中国。”

我问他是否为这个感到困扰。

“不是，”他说：“欣赏另一种文化是好事。可能这体现了美国人的审美鉴赏很广泛。我在人们家里还看到过许多非洲的面具。”

我问波拉特怎么看，他皱起了眉头。这些年来，他总是把文化说成是非常神圣的事情，他认为文化比经济、政治更为基本，是最重要的东西。有一次他跟我说，这就是美国黑人的症结所在：虽然他们生活在一个经济发达、政治制度自由的国家，但曾经的奴隶制度已经摧毁了他们的语言和文化；这和那些自由来美的移民是完全不同的。在他看来，黑人总是努力想要从那样的创伤和损失中复原。

现在他深思着，字斟句酌地说了起来。“那些美国人有他们自己的文化——欧洲文化，那也是很伟大的。”他说。“但我没看见他们家里有很多欧洲的东西。为什么他们那么喜欢中国呢？我知道中国人说他们有五千年历史，但这确实是真的吗？还是他们一遍遍地这么说而已呢？”

他继续说道：“我看到那些中国画，就想起了我工作的日本餐厅。那儿提供的不是真的日本食物；是假的。那儿的厨师也不是真正的日本人。是穿成日本人模样的马拉西亚人和中国人。我没有看见有日本人在那儿吃过饭。来的全是美国人。”

“嗯，一家真正的日本餐厅可能不会做外卖。”另一个维吾尔族人说。“他们很讲究食材的新鲜。我工作的那家餐厅也不是真正的日本餐厅。其实那儿的老板是个越南人。”

“我觉得这和美国人的自由有关。”波拉特说。“如果你找到一个赚钱的办法，你就去做。赚钱才是要紧事，这没什么不对。但没有一个日本人会去那儿吃饭。但餐厅里的厨师穿成日本人的样子，就让我感到烦心。这让我想起了北京那些维吾尔族餐馆，里面的中国人穿成维吾尔族人的模样。

波拉特生日那天，他请了一天的假。早上，我们开车在城里转，办了一些事，然后去了趟农民集市。波拉特给我指了指他交违章停车罚款单的政府大楼。电台的广播员提及了《华盛顿邮报》关于驱逐非法移民的报道。这是个寒冷而晴朗的日子；没几个人在外头。波拉特“46年老”了。

办完事后，我问波拉特能不能去看一下五角大楼。这个月的早些时候，我去看了纽约的世贸中心遗址。生活在中国让恐怖袭击成了一件遥远的事情：我所接触的只有那些盗版碟，还有人们毫不同情的反应；现在我觉得我应该去亲眼看看那些地方了，我们围着五角大楼开车绕了好几圈，最后找到了一家citgo加油站停车，那儿可以清晰地看到哥伦比亚公路对面的五角大楼。我们停车时，电台广播里传出了美国国歌。波拉特告诉我，自从恐怖袭击以来，每天中午广播国歌成了惯例。

五角大楼被撞坏的一侧楼身已经用板围了起来，脚手架顶上挂着一幅幅美国国旗。头上有盘旋的巡逻直升机，发出嗡嗡的声音。三个挪威旅客也找到了这个加油站。我们就站在这三个外国人旁边。波拉特时不时回头看一眼他的本田车。

“没事。”我说。“他们不会在加油站开罚单的。”

“这个加油站可能不一样。”他说。

我走到加油站里面，买了一份《华盛顿邮报》。上面的头版头条是：

美国搜寻数千个被驱逐出境的在逃犯

中东男人是重点搜寻对象

我把报道的内容简略地告诉了波拉特：司法部正在严厉打击那些违反驱逐令的人。

“我支持它这么做。”波拉特说。“总是有签证过了期的人还在这儿，政府却不管，这样那些人就可以做坏事了。”下一句他用了英文：“太多自由了(Too much freedom)。”他缓缓地说，接着又说起了中文。“种族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如果人们来到这儿，又遵守法律，就应该让他们留在这儿。”

我问波拉特，他的生日午餐想吃些什么。他告诉我，有一家伊朗餐厅做的烤羊肉串很棒，和新疆的味道一样。我们开车经过了西蒙·玻利瓦尔德雕像，经过了世界银行，又经过了宾夕法尼亚大道。找地方停车、停车、还是停车。找停车位的时候，波拉特对我说，他在华盛顿的生活肯定会越来越容易的。“我只是需要勇气。”他说。“我在北京时就很有勇气，这就是我在那儿赚了很多钱的原因。我当时需要勇气离开。”

他在一辆黑色的雷克萨斯后面停了一会儿，看它是不是要走。但那辆车没有动，我们继续往前开。“我看着这儿的人们，他们很多人都没有我聪明。”波拉特说。“有些没有受过教育，有些年纪更大。不是说美国的所有人都是很有才智的。但，你看，很多不太聪明的人仍然可以有很好的生活。我想，如果他们能有很好的生活，为什么我不可以呢？”

又过了几分钟，波拉特终于找到了一个停车位，我们下车往那家餐厅走去。餐厅的名字叫做“莫比迪克肉串屋”（Moby Dick House of Kabob）。我们走进餐厅时，波拉特微笑着挥手。另一个维吾尔族人正站在柜台后面烤肉串。

记录J　自我批评

陈梦家的故事似乎随着每一次的讲述而改变。关于他生命结束时的事情，有关记录实在太少，我只好依靠采访、回忆录和道听途说去把它补充完整。我采访到的很多人已经年过7旬了。老杨告诉我，人们指责陈梦家有外遇；赵老先生告诉我，陈梦家由于为传统文字辩护而惹了麻烦；石璋如教授则听说是共产党人杀害了他。关于陈梦家的死，其他人也有他们的版本，有些不过是间接获得的二手资料。我的笔记本里，记录不断增加、却又相互矛盾：

“陈梦家让我大吃了一惊，他长得太帅了。我记得我当时就想——想法颇有点不合时宜：他可以去做电影明星。”

“我听认识他的人说，他和一个唱京剧的女戏子有暧昧关系。”

“那时候很多东西都被拿到台面上来说。他们可能批评一些很私人的事——这就是他们的行事方式。当然，这和任何人无关。如果他妻子不提出来，其他人还说什么？”

“我不知道我所说的和你听到的是否一致。据说陈梦家是在和一个电影演员发生暧昧关系后自杀的。当然，这个说法的源头不是我，我也不想别人这么认为。我是听X说的，X是听Y说的，Y当时为了维护Z把这件事说了出来。”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我们不应该谈论它。”

“他具有诗人气质。如果他有什么想法，就会说出来。他是个‘心直口快’的人。”

在上海博物馆四楼，我找到了一个常设展，展出的是陈梦家收集的明朝家具。在博物馆里放着的家具总给人一种伤感的味道，而陈梦家的收藏品看起来显得特别孤单：空空的椅子，空空的桌子，焚香台上什么也没有。有一把椅子是用珍贵的黄花梨木做成的，椅子上的装饰物只有一个刻字：壽。展览介绍里完全没有提及陈梦家的人生，也没有提及他去世的事情，里面只有一句话：

这个房间里展出的家具，最初由陈梦家夫妇收集。

马承源是博物馆里最老的一任馆长。他今年75岁，已经退休了，但仍参与博物馆的管理事务。当我提出想要给他做一个采访时，他很热情地回复了我。他是那个甲骨文学者的朋友。他告诉我，他和陈梦家第一次见面是1955年。那时候，上海博物馆还是个很小的机构，如今这漂亮的复合建筑是在1996年才开放的。在1950年代，马承源和博物馆其他的管理人一起，从当地的古玩市场里买来甲骨，并常常会叫一些专家来察看它们。

“陈梦家来了博物馆几趟。”马承源说。“他很有教养的样子，不过说话很直接。他总是会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这最后给他惹上了麻烦。他认为中国文字很美，并反对1950年代推出的文字改革。我听别人说，在北京的某些会议上，他公开地表明了这样的看法。那么做很危险，因为文字改革计划是由政府在背后推行的。坦白说，我也不喜欢文字改革，但我从来没说出我的意见。那些都是在北京发生的事情，和我无关。”

马承源继续说道：“陈梦家来上海的时候，我总是喜欢带他来看我们的收藏品。有时他的妻子和他一起来。我想陈的妻子性情和以前不同了——这是我听别人说的。她不怎么说话。我想她精神上感到了某种压力。我知道他们俩想要个孩子，但没有成功。他们一度想要收养一个孩子，但这太复杂了；我们中国没有这个传统。我想他们家里没有小孩，所以感觉很孤独。有一回，陈梦家告诉我，他们俩生不了小孩，不过他从来没有说过细节。当然，我也不好意思问。”

马承源告诉我，他最后一次看见陈梦家是在1963年。“那时候陈梦家已经有政治问题了。”他说。“当时我去了北京，到他家里看了他的家具。他家里有很多件漂亮的家具，我还记得当时我特别注意到其中一件，就是刻了壽字的黄花梨木椅。我们在他家里吃晚饭，他给我一本他的新书：《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你要明白，这本书的标题不是陈梦家给起的！”

“那时，他第一次告诉我说他想把家具捐给上海博物馆。他很担心要如何保护这些家具。他从来没有特别提到，他害怕政治上的麻烦。但我知道，任何一个收藏家都想要把那些家具摆在家里。那么为什么他要送给博物馆呢？原因我们只能猜测了。后来，他写了一封关于捐赠家具的信，寄给了我。我还保留着那封信呢；我可以找出来给你看。那就是我最后一次见他的事情。”

马承源提到，陈梦家的政治问题始于1950年代后期。“有些年轻的学者写文章批评他。”老人说。“有些人对他展开激烈的攻击。”

我问他还记不记得任何一个批评者的姓名。

“李学勤。”他说。“李学勤写了些文章，说陈梦家关于甲骨的研究是错误的。”

“他的批评对吗？”

“不对。”马承源说。“他不应该在那个非常时候写这么一篇文章。陈梦家的麻烦已经够多了。”

“李学勤是个怎么样的人？”

“李学勤——”马承源摇了摇头，思索了一会儿。“不好说。”他说道。“不过李学勤现在是考古学的领军人了。那时候，有一段时间，他是陈梦家的助手。”

马承源没有再说更多的关于那些批评的事情。他只说了个名字就岔开了话题，虽然明知已经引发了我的好奇心。人们都说马承源很有政治头脑：“文化大革命”时期，据说他用毛泽东标语的横幅包起了博物馆的文物，从而保住了它们。马承源知道红卫兵不会破坏毛主席的标语，而上海博物馆的收藏得以完整地保存。如今，这个博物馆被公认为全中国最好的博物馆，马承源因领导其扩展计划而获得了表扬。

有谣言说，“文化大革命”时很多知识分子和有钱人丧失了他们的财产，而上海博物馆则从中获利。我问了马承源这个问题，他的态度坦荡。“那时我也受批评了。”他说。“我们关心的只是生存问题”。他告诉我一个发生在“斗争会议”上的事情，当时馆长和其他的馆员一起，被举到空中，然后扔到大理石地板上。马承源说，他的身体擦伤了，但没什么大碍；而一个同事头先摔到地上，然后就断气了。这个故事很短，但很见效：我不打算再问“‘文革’是否对上海博物馆有利”这样的问题了。

我走之前，马承源影印了陈梦家最后一封来信给我。那封手写的信函标注的日期是1966年1月26日，那一年陈梦家就自杀了。信上的字迹很漂亮，内容并未提及任何担忧或政治麻烦。 那些文字整整齐齐，就像上海博物馆里展览的家具一样，同时它们也给人一种空洞的感觉：

上次我们的谈话非常愉快。可能你已经忘记了，可惜我们没有把谈话内容记录下来。上次你来我家，时间太仓促了……

那把黄梨花木做的椅子，它的制作日期可能要追溯到明朝以前，当然，我要把它捐给上海博物馆。如果你喜欢其他的家具，我也可以把它们捐出来。我希望博物馆能派人来，把它们整理打包……

在北京，我找到了那篇批评文章的副本。它是在1957年发表的，当时陈梦家刚被扣上“右派分子”和“党的敌人”的罪名。文章里有一段很长的评论，内容是针对陈梦家写的关于甲骨文的书——那本被誉为“经典读本”的。评论里尖锐地质疑了陈梦家的学术成就，随后，到了文章的结尾，就变成了针对个人的攻击：

陈梦家并未拿出任何实在的成果，与他的傲慢自大相称。陈梦家这个人自命甚高。比如说，在书里的第20章，陈梦家忽略了很多其他学者的研究和理论，只是收录了他自己的想法……我们不应该接受这种竭力鼓吹自己的态度。

不难找到更多关于李学勤的资料。在考古学和历史学的领域里，他的名字随处可见。他发表的论文内容有甲骨文，有古代青铜器，还有竹简。他很有才气，而且十分多产；好些学者告诉我，李学勤有一种罕见的才华：学术研究做得很出色的同时，还能巧妙地讨共产党的欢心。有个研究古文的学者直率地告诉我说，李学勤是个“马屁精”；很多人提到了他对陈梦家的批评攻击。

近几年来，李学勤成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领导者。这个项目是1995年启动的，由中央政府资助，目的是要为中国的早期文明确立准确的日期。以前，中国历史最早的日期是公元前842年，这个时间是有足够考古和文字记录为证的。但断代工程却出来了一个新的时间表。在国际上，这个项目受到了猛烈的质疑；很多国外的学者认为，中国人正试图构建他们的历史，其方法与其说是学术研究，不如说是国家主义。有些学者说，做这个项目的主要动机，来自和西方竞争的意识，西方有时间更早的文明记录——比如古埃及。 在项目进行期间，关于古代日期的不同学术意见有时是用投票解决的：中国的学者们说出各自的意见，对多人投票的那一年取胜。国内媒体对此的报道常常显得怪诞不经：

中国日报（1998年12月16日）：

一项填补中国古代史空白的工程在历时两年的研究之后，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以其5000的历史扬名于世界。 可惜的是，中国的发展史上有一段长达两千年的空白，隐藏了它真正的历史年龄……“那缺失的两千年包括夏、商、周三个朝代以及更早之前的日子，可追溯的时间比公元前2100年还要早得多。”李学勤说道。他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的历史专家。

李学勤说，中国古代史起源的确切日期将于明年年末公布。

研究了李学勤的学术生涯以后，我就约了一个中国的记者朋友见面。他在共产党的新闻机构——新华社工作；不过业余时间他都花在研究历史和考古上。他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接触了一些官方内部流通的文件，并调查了一些已被人遗忘的事件；他希望有一天可以发表所有的这些调查成果。他喜欢说自己是“左手为新华社服务，右手为自己服务”。我们两人年纪一般大：都是30出头，龙年出生的人。

我让这个朋友提些建议，告诉我如何接近李学勤。他叫我不要提陈梦家的名字。我应该以别的事情做借口，请求给他做采访，然后采访的时候才提到他当年批评陈梦家的事。

我问：“如果他拒绝回答我怎么办？”

“嗯，他可能会这么做。不过如果你出其不意地问他，可能他会回答。”

“你觉得他会说什么？”

“中国有句俗语叫‘如日中天’。这就是李学勤现在的地位。他正处于职业生涯的巅峰。他回头去看那篇评论，我很怀疑他会觉得‘我不应该这样攻击我的老师’。反而，他很可能会想：‘看我那么年轻，学识就那么厉害了。’”

他继续说道：“这个国家的学者都是这样。这是一群邪恶的人：很多人做了他们不应该做的事。我听说，陈梦家自杀以后，学者们把他的办公室翻了个底朝天，读了他的笔记，其中有些人后来把陈梦家的观点据为己有，并发表了文章。过去有很多学者都做过类似的事，但他们是不会承认的。中国人不愿意这么审视自己。他们极少会承认自己做错了什么。”

我们的谈话快结束的时候，我的朋友鼓励我追查整个事件，它说，在中国，太多这样的历史已经被人遗忘。“这种事情中国记者是做不了的。”他说。“我当然不能给新华社做这种报道。但你是外国人，你办得到。”

我去了李学勤在清华大学的办公室，和他见了面。他快70岁了，前额很高，两只眼睛下面挂着大大的眼袋——一副勤奋工作的学者模样。他穿着灰色的羊毛西装，打着红色领带，脚上穿着拖鞋。他告诉我他在美国呆过一段时间，他在休假的那一年去了达特茅斯学院；他的英语说得很好。我原来告诉他的是我对夏、商、周断代史工程感兴趣。

“它是由一个叫宋健的人发起的。”李学勤说。“宋健是控制论的专家，但他向来对考古学很感兴趣。1990年代初，他去了欧洲和地中海沿岸，参观了很多博物馆，特别是在埃及、希腊和以色列的时候。当时他想：‘外国的纪年比中国清楚多了。’他回来以后，和我以及其他学者聊过，问我们能不能为中国的纪年做些什么。主要来说，我们决定让科学家们更多地参与到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中。”

李学勤教授解释说，天文学家帮助追踪了古代文献记录的日食和月食，其他科学家的科研技能促成了碳14年代测定法。他指出，这项工程资助了安阳的工作：在安阳的调查中，首次发现了地下之城的证据。

“我们的纪念和过去的观点并没有很大的差别。”他说。“比如说，我们看看商朝末年，也就是商被周打败的时候。这在历史上是一个关键的时刻，但事情发生的确切年份，过去一共有44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时间跨度长达112年。我们利用最为可靠的原始资料，把时间跨度缩短至30年之间：从公元前1050年至公元前1020年。我们认为，最准确的日期应该是公元前1046年。我们不是说这个时间肯定是正确无误的。但从我们现在掌握的信息来看，这个时间最符合的。”

“这真的只是个开始而已。”他说。“我们正在准备另一项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工程。当然，有些人说我们想要延长中国的历史，但这并不是事实。我们只是想搞清楚中国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这和研究古希腊、埃及或以色列没什么不同。对这些古文明的研究全都做得比中国深入。中华文明有一个特质：它流传至今，而其他的古文明已经消失了。”

我等了半小时，才转换了话题。我把那篇评论从我的袋子里拿出来，放在我们中间的桌子上。当下李教授如有任何反应，他都很好地隐藏了起来。

“我看了一些你的文章。”我说。“我注意到这篇写甲骨文的。我也看到张光直对你的评论，他赞赏了你关于商朝祭祀名称的理论。”

“是的，那对我意义重大。”李教授笑着说。“不过我当时甚至不知道他写了什么，是过了很久以后才知道的。他第一次看到我的论文时是在台湾，当然，那时候两岸不可能有什么联系。直到1971年我才看到他的评论。”

我指向标题中出现的陈梦家的名字。“我对这个研究甲骨文的学者也很感兴趣。”我说。“我在安阳和北京都听人说过他。你曾经是他的学生吗？”

“他是清华大学的老师。但我不算他的正式学生。”李教授说，接着他向我解释了他的背景。起初，李学勤学的是数理逻辑，但共产党在大陆获胜以后，北京的大学就开始了重组。李学勤的正规学业由此被打断，在那段时间，这个年轻的逻辑学家开始追求他的业余爱好：研究甲骨文。

“我18岁还是19岁的时候，就开始对甲骨文产生了兴趣。”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对所有不懂的东西都会感兴趣。这听起来可能很奇怪，但一旦有什么符号性的或复杂的东西刺激了我的好奇心，我就会想把它弄明白。这就是逻辑最吸引我的地方。当我第一次看到甲骨文的时候，我看不明白；这让我想要更多地了解它。”

他继续说道：“国民党逃离大陆的时候，把甲骨给带走了，但甲骨文的拓印在出版的书籍里可以看到。其中有很多都未经过仔细的研究，甚至有些碎片还没拼凑成一个完整的字。我闲暇时就做这个；我把那些残缺的碎片拼凑起来，找到它们之间的组合。我取得了一些进展，后来这引起了陈梦家和其他人的注意。他们叫我去考古研究所做甲骨文的工作。我基本上相当于是陈梦家的研究助手。”

他的声音有一点不易察觉的变化。他的神色还是一样的：下颚保持同样的倾斜角度，目光平稳。但他现在说话的节奏加快了，声线也提高了。他说起了那篇评论的故事：

“1957年以后，他被称为“右派分子”——那些人给他扣的帽子。那些年他过得很艰难。‘文化大革命’时期，做过‘右派’的人会有更多严重的问题。这就是他自杀的原因。”

“那时候，我在另一家研究所工作，所以我们不在同一个地方。我认为他是1966年夏天自杀的，但直到那年冬天我才听到消息。当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我非常难过。他是个了不起的学者。‘文革’结束以后，我们把他的东西、他的笔记和书本都保存得很好。”

他说完了，然而我打开了那份评论。在最后一页的中间，对陈梦家的个人攻击以刺眼的短语出现，吸引人的注意：

“自命甚高”

“竭力鼓吹自己”

李教授的目光停留在桌子上的评论和地板之间。“这不是我们该谈的东西。”他说。“陈梦家是个了不起的人，但我不想讨论这些。”

“我只是想弄明白发生了什么。”我说。“我看过好些对他的批评，很多比这糟糕多了。每个人都告诉我，那个年代就是这样的。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很难明白这种事情，所以我想来请教你。”

如今李教授知道我为什么来采访他了。但我预料中的反应——困扰、戒备、甚至发怒，他都没有表现出来。这人看上去只是很疲惫的样子，眼袋沉沉地挂在眼睛下面。

“不只外国人很难明白。“他说。”年轻一代的中国人也很难明白。在那个时候，我们受到了压力，必须要写这种东西。考古研究所叫我写的。那时我很年轻，没办法拒绝。你会发现，我在文章里避免说任何有关政治的话题。我没有用过‘右派分子’，或其他类似的词。我把那种批评写成了仅有的一段，放在全文的最后。”

他说得对：在那篇评论中，个人化的攻击都浓缩到短短的一段里面。

“我不想写这个。”李教授继续说道。“评论里面我所写下的其他学术观点，那都没有问题。但那种个人化的攻击是我不想写的。那篇评论发表以后，我很少见到陈梦家。不过1960年代初期，我偶尔会在考古研究所碰见他。每次碰见他，和他说话总是觉得不自在。我没办法和他说话了，因为我感觉很内疚。我总是后悔我写了那篇文章。”

他说：“我想人们是理解的。很久以后，陈梦家已经去世了，我仍然和他的朋友有联系，有时我会见到他的妻子。他们从来都没有骂过我。我想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不过我仍然觉得很内疚。没办法。那是没办法的事。”

整个采访过程，我都在做笔记，现在李教授盯着我的笔记本看。

“我希望你不要在《纽约客》上写这件事。”他慢慢地说。“这是个私人的问题。我希望你就写断代工程和我们早先谈到的那些事情。”

我说除非我可以充分解释所发生的一切，在此之前我是不会写这件事的。

“这些事很难理解，虽然人人都知道那段时期是非常可怕的。”他说。“‘文革’开始的时候，如果人们批评你，你就会相信你真的做错了事情。我自己也被人批评，我也相信其他人说我的话。每个人都是这样，这成了一种社会心理。有那么多的敌人——看起来，每个人都是一个敌人。”

采访结束以后，我独自在清华的校园里游荡。这是个阳光灿烂的早晨，地上的雪融化了，满地一片片凹凸不平的灰色。校园很美，清华大学除了拥有突出的学术名声以外，还是国家复苏的一个标记。1901年，外国的联军打垮了义和团运动以后，强迫清朝同意向它们赔款3亿3千万美元。美国人把属于他们的那一份赔款捐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其中的一部分钱用来创立了清华大学。

在李教授的办公室附近，我来到一块古老的石碑前面，这块石碑是为纪念王国维而立的，王是一位早期的甲骨文学者。这座10英尺高的石碑周围，立着一圈的松树。石碑上标注的日期用的是旧的国民党记法：民国18年。那是1929年，两年前，由于清朝最后一任皇帝退位，王国维在绝望中投湖自杀。那时，他的一个朋友写了篇悼念他的文章：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我那位新华社的朋友是对的：有些事情对外国人来说更容易办到。然而这种容易，却可能出自于一种不道德的理由。我来清华大学的路上，就对自己说，一定要出其不意、让李教授大吃一惊，否则那些历史的细节就可能无法还原了。然而，如果李教授的反应是变得戒备或发怒，我会好过一些；他的懊悔让我的感觉要糟糕得多。写那篇批评稿的作者，那一年只有24岁。

21　国事访问

2002年2月23日

乔治·W·布什总统在中国呆了30个小时。途中他在南韩稍作停留，通过双目望远镜看了对面的非军事区。前一个月，布什总统宣布北朝鲜和伊朗、伊拉克三国一起，组成了“邪恶轴心”。在非军事区，有人提到，边境那头的一座北朝鲜博物馆里展览了一些斧头，1976年的时候，他们用这些斧头伤害了两个美国军人。“难怪我会认为他们是邪恶之人。”布什说。

布什这次的访华之旅，时间上刚好是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的30周年。布什访华期间，有两大事向记者敞开大门，并且在中国国内做电视直播：一件是与江泽民主席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一件是布什总统在清华所做的演讲。在新闻发布会上，布什和江泽民面带笑容、亲切交谈——这些国家领导人总是这一套。布什总统提到了台湾：

我们相信，这件事情会得到和平解决。我们极力主张不要挑拨两岸关系。美国继续支持“台湾关系法”。中国的未来是由中国人民决定的，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剥夺人的尊严的需求。全世界的人民，包括中国人民在内，应该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所信仰的宗教和他们的工作方式。

当记者问江泽民主席伊拉克政权更迭的可能性时，他回答道：

“我想，我刚刚在和布什总统的谈话中已经明确表示，应把和平置于首位……让我用一句中国的谚语来总结：‘欲速则不达’。也就是说，尽管有时候你有些问题，急需马上得到解决，但耐心有时候也是必要的。”

外国记者们都在香格里拉大酒店集合，当局在那儿提供了特派巴士，把我们送到清华大学。我在美国国务院记者团的两个人后面找到了一个座位。像大多数的华盛顿特派记者一样，这两个人都是白人，头发很短，穿着深色的西装。他们不停地谈着政治和新闻业的事。我很容易就能听到两人的对话，因为他们对国务院记者团以外的任何人都视而不见。

“鲍威尔是个聪明的家伙。”

“我向来认为他是个成熟的管理者。”

“但我觉得他没有基辛格那样的对全局的认识。”

现在是早晨8点25分，我们坐的巴士悠闲地停在香格里拉大酒店的门口。本来安排我们是8点出发的。

“布什的观点来自那些马维尔喜剧。什么撒旦、邪恶领导者之类。而鲍威尔能够全面地观察事物。”

“大致说来，布什想要每个人都像——都像我们这样。”

“如果你仔细想想谁在杀人的事，我就不会去操心奥萨马·本·拉登。我担心的是山德士上校（注：KFC创始人），超芽人（the Bud man）和万宝路牛仔。”

“为什么他们找不到拉登？拉登有6.4英尺高，走路还有点跛。”

“可能他去的地方有很多个子高的人吧。”

“这是哪儿？怎么有这么多自行车？”

“这是个波特金村子（注：意为假象、形象工程），大得很。真的很大。这就是中国。”

“为什么我们在这儿坐了这么久？”

“欢迎到中国来。你很快就会学会如何等待了。当白宫那些安保狂人和这里那些掌控一切的怪物现在聚在一起：这成了一座安保之城。”

从巴士的后排传来了噼里啪啦敲打手提电脑的声音，令人烦心。

“阿希克罗夫特和拉姆斯菲尔德、以及拉姆斯菲尔德和鲍威尔之间，已经有过多次争论。”

“人们常说奥尼尔要走了。”

“去年我在苏州报道了亚太经合组织的财长会议。”

“苏州在哪儿？”

“离上海90英里的地方。那儿很美。”

8点38分整，巴士离开了香格里拉酒店。

“我觉得记者们低估了布什，原因是记者看重的是和他们有共同想法的人。”

我有一年时间都在采访戈尔。你可以图解他说的每句话，把它们作为教英语的材料。但我从来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有一次，他们问了个关于圆顶露天体育场的问题。戈尔长篇大论：天文舱罩是第一个圆顶型的物体，国王球场有最大的封闭空间……他说了一堆这样的话。然后布什说道：‘我喜欢在户外看棒球比赛。’你说谁更聪明一点？”

“阿灵顿有圆顶球场吗？”

“没有。”

“我想我以前从未置身于这样的车队之中。”

一列黑色的轿车带我们往北走，过了二环路。穿着黑色大衣的警察站在路边，指挥着交通，确保我们的车辆畅通无阻。路过的人盯着看。天空非常明净。

“我去过尤卡山。我到了里面的山谷去。”

“拉斯维加斯真是座繁荣的城市。”

沿路的标志牌：

北京西郊汽配市场

北京农村信用合作社

中石化

“法国人把垃圾处理加工，弄到钚里头。”

“这儿有个叫杰斯珀·贝克尔德记者，在中国的人口统计中发现了3千万人口的误差。3千万啊！这让你想知道，其他的记者都干嘛去了。”

巴士经过四环路。一块巨大的英文标志上写着：

执行新商标法 迎接加入世贸组织的挑战

“看看这些单车！这就是我一直想要看到的！”

“《华盛顿邮报》那个记者——汤姆·里克斯，他很了不起。”

“是他第一个意识到了卫星摄影技术能充当很有用的新闻工具。”

巴士开进了清华大学的后门。

“对于一家广播公司来说，一千美元一张照片没什么大不了的。”

松树，草坪，古老的砖楼。雕像和纪念碑。

“他们用庚子赔款的钱建了这学校。”

“他是那个我们需要的合适人选吗？”

“我对他的跟踪报道只有几个月的时间。”

“有一次，我坐飞机时正读着一本书，那本书是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写的。克林顿回来了，他问我在读什么。他还可以谈论那本身的内容。他很有才华，但是……”

欢迎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来到清华大学

中美两国关系正在改善，而中国正是蒸蒸日上的时候。过去，中国人总是要从外面的世界寻求着什么：别人的认同、贸易关系、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资格、奥林匹克运动会。以前通常是美国手里掌握着关键牌，但现在形势已经不同了。美国人需要一些中国的东西。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一个和北朝鲜有良好关系的国家，而在后9·11时期，中国在中亚地区显得至关重要。如果美国打算把伊拉克的问题提交到联合国去，取得中国的支持就至关重要。

而中国的经济力量已经非常强大，无法让人忽略。有时候，想起短短两年前，波拉特还在雅宝路的漫漫长夜里以高于银行9%的汇率和人兑换美元，真让人难以置信。那时候，人们都推测中国会让人民币贬值；现在人们想知道的是人民币会不会升值。地产市场越来越兴旺；贸易顺差每年递增。很快美国人就想要让中国的人民币升值了，两国的贸易逐渐变得越来越不平衡。

布什总统访华期间，两国之间所有旧的矛盾冲突——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飞机相撞事件等，都似乎是隔了一个世纪般遥远了。联合媒体发布会上，布什的讲话在全中国的电视上播放。这是另一个良好的信号：过去，有些话语总是会消失不见。1984年，里根总统引用了亚伯拉罕·林肯的一句话：“没有人足够完美，以至可以未经别人同意就支配别人。”这句话在随后的转播录音中被删掉了。2001年10月，布什来上海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由电视广播的媒体发布会上，他说的好些重要词句被删掉了。其中一些失踪的语句是：“不应该利用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来迫害少数民族。”

作为一个记者，你要追踪不起眼的琐事。 你埋头在那些东拼西凑的新闻故事里，日复一日；偶尔，你抬起头来，才意识到整个局面已经不知不觉地改变了。在某些时候——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和其他同样穿西装打领带的白人记者登上媒体专用巴士，你不禁会想知道：这就是一切的目的所在吗？世界真的从布什这30个小时的停留中、从所有这些会议和演讲之中向前迈进了吗？

但这就是记者的职业所在。你要收集所有琐碎的片断——各种话题，事件的背景，还有颜色；然后你把这些片断组织成新闻故事。美国想要中国停止向巴基斯坦出口导弹技术。中国想要美国停止在太平洋地区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美国想要出口大豆。30周年是个很好的细节。由于外国记者几乎从未获得和江泽民主席交谈的机会，而江在中国现任领导人之中又是最缺乏特色的一个；因而有必要在文章里提提他在国宴上唱歌的习惯。不断听说其他很好的细节。北京有18家pricesmart连锁超市。中国有600家肯德基连锁店。据报道，布什访华期间，有40多位中国的基督教活跃人士被软禁在家。《纽约时报》报道，最近一份调查显示，12岁以下的中国儿童有将近一半都认为麦当劳是本土的品牌。

几个月之前，布什总统在上海访问期间，威廉·杰佛逊·福斯特的“美国之音”记录里出现了一句长句，这是他用“特别英语”记录而成的最长的句子：

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的两大主要力量 有共同责任 只要双方坚持遵守共同利益 在台湾问题上处理好双方关系 让中双方关系平稳发展 对两个国家都有好处 台湾问题已经变成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话题 希望我们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并遵守三个联合公报 反对恐怖主义 中国一贯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并支持对恐怖主义的打击

由副主席胡锦涛向大家介绍了布什总统。胡锦涛是清华的毕业生，不过由他来作介绍还有其他原因。按照计划，那一年江泽民主席就会退休，很多人都预测胡副主席将成为国家领导人。从1999年5月开始，外国的媒体就开始密切关注胡锦涛，南斯拉夫大使馆爆炸之后，他是第一个出现在电视上发言的中国高层领导人。大家都知道胡锦涛喜欢跳交际舞。

副主席胡锦涛做了简短的介绍发言，提到了30周年的事情。“在人类的历史上，30年只不过是一个瞬间。”他说。“然而在这30年里面，两国关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些变化将载入史册。”

布什总统对胡锦涛表示感谢，他说：“有趣的是，这所大学是由我的国家帮助建成的，这更加深了我们两国的渊源。”

小小的礼堂里暖气不足。台下的观众是300名学生。这些学生是共青团从清华大学的各个系里精挑细选出来的。我和其他记者们一起站在礼堂后面，草草记下布什总统的发言，稍后和美国国务院官方的笔录对照着看：

“美国人在更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同时，我担心中国人民并不是总能看清楚我的国家的全貌。这里有很多原因，其中有一些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在我们的电影和电视节目中，我所了解的真正的美国人，他们的价值观常常没有表现出来。”

“如果你游历美国这片土地——你没有去过那儿的话，我希望有一天你会这么做；你就会发现，那儿的人们来自很多不同的种族，有各种各样的信仰。我们是两千三百万具有华裔血统的美国人的家，你可以看到这些华裔在我们的公司里工作，在美国总统的内阁里任职，加入美国国奥队参加奥运会滑雪的比赛。每一个外来移民，在宣誓效忠我们的祖国之后，就成了一个和美国总统一样不折不扣的公民。”

“改变正在发生。中国已经在地方进行不记名投票和差额选举。将近20年前，伟大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说——我希望你们都听到他的话。他说，中国最终会把民主选举扩展到国家一级。我期待着那一天的来临。”

布什的演讲结束以后，这场“仪式”进入了解构语句的阶段。据报道，所有提问的问题都预先经过了党的审查。第一个发言的学生站了起来，用英语问道：“每次你提到台湾问题，你总是用到像‘和平解决’这样的短语。你从来没说过‘和平统一’。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你说‘和平解决’而不说‘和平统一’？”

布什总统的回答重复了一个词不同的形式：和平、和平的、和平地（peace, peaceful, peacefully）；这些词他说了有10遍。但他没有说“和平统一”。

另一个学生站起来：

问：很遗憾你没有给我们——对不起——你在为何从来不说‘和平统一’这个问题上，给我们一个清晰的回答。很遗憾。

布什总统：我们又回到台湾了（台下有笑声）；继续吧。

问：这个问题中国人民非常非常地关心。

布什总统：是的，我知道。

问：三天前，你在日本国会的演讲中说道，美国还记得它对台湾所做出的承诺。

布什总统：是的。

问：而我的问题是，美国还记得它对13亿中国人民的承诺吗？（掌声）也就是是否会遵守三项联合公报和对台“三不”政策。谢谢。

布什总统又用了三次“和平”这个词。“和平解决”、“和平对话”、“和平对话”。仍然没有“和平统一”。他说：“其次，我国如果签订了协定，我们就会遵守到底。”学生们终于换了话题，继续发问。过了一会儿，有人向布什总统发问：1975年布什的父亲任驻华大使时，他第一次来到北京；而如今再踏足中国，他是否注意到中国有什么变化。

“1975年的时候，人人穿着一样的衣服。”布什总统说。“现在人们都穿自己选择的衣服。就看看这儿第一排的人吧，每个人都穿得不一样。你觉得你喜欢这么穿，所以才穿成这样。你决定穿一件漂亮的红色毛衣；你做出了这个决定时，别人也会做出他们的决定。”

“换句话说，一个人，一个独立的个体，对产品的需求就影响了整个生产。 认识个人在市场中的需求是自由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是自由的其中一个意义。”

布什总统最后一句话是：“上帝保佑你们所有人。”我没有坐那辆特派给记者的巴士，自己走到清华大学外面，在其中一间小餐馆里吃了午饭。餐馆里人挤得满满的，我没有听到一个学生谈到一句布什访问的事。

记录K　遗失的字母表

在很多人的回忆中反复出现了同一个细节。对陈梦家的自杀，每位老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他们通常会强调一些别人忽略的事情，例如传说中的暧昧事件、对陈展开的批评攻击、陈在美国的日子等等。但他们中有大多数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陈梦家卷入到文字改革的事。让我们跟随这条线索，回溯越来越久远的过去：返身经过眼前的老人、经过那位诗人式的学者、经过安阳的考古挖掘、经过一个又一个朝代，甚至经过了甲骨。这就到了那条线索的终点：一个全然的开始。

起初人们画图。古代，人们把图形简化，并设定大致统一的标准；一幅幅草图变成了一个个象形文字。这办法行得通，直到他们遇到了无法画出来的抽象概念，这时他们开始在声音上动脑筋了。

想象一下，一下这三幅简单的图画代表了三个英文单词：“叶子”（leaf）、“蜜蜂”（bee）、“眼睛”（eye）：

现在，重新组合一下这三个象形文字：

快速说出这三个词：“Eye-Bee-leaf；I believe.”（注：这三个英文词汇按照象形文字的声音组合，形成了新的意义“我相信”。作者用这个方法向西方读者介绍象形文字的构字法则。）这个句子里处理了两个抽象的含义：第一人称I（“我”），以及动词believe（“相信”）。

你还可以加上一些简单的记号，让读者能够把eye和I、believe和bee-leaf区分开来：

在这样一个文字体系中，书写者聆听着词与词之间的联系——同音词、发音相近的词、押韵词；然后在最初的象形文字基础上，不断增添新的词汇。其中关键的要素就是声音：一个符号代表的是一种口语里的声音，而非一幅图画。这就是你可以严格定义文字的时候：文字即言语的图解式描绘。

没有人能找到直接的证据，以证明这种文字形成的早期阶段，而形成过程也不会有记录在案；但专家们相信，早期的文字大概就是这样形成的。东亚已知的最早文字记录出现在甲骨上，而甲骨文已经是一个完整的文字体系了。商朝的文字并不是象形文字，虽然很多字体和早期阶段的象形文字有关联。商朝的“眼”字是这么写的：

这种文字体系叫做语标。每个字表示一种音节，而声音相同、意义却不同的音节——也就是同音异义字，就由不同的文字符号来表示。例如，现代汉语里的“伟”字写法和“萎”、“伪”都不一样，虽然这三个字发音是一模一样的。其他已知的古代文字体系，像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和古埃及人的象形文字，首次出现的考古记录也是在语标的阶段。（苏美尔文字是已知的最早的文字体系，在甲骨文出现约1700年前就有了。）大部分学者认为中文是独立发展而形成的，不过维托·H·麦尔和其他的一些学者则提出了假设，认为商朝文字和近东文字有关联。

这些早期的文字体系都不简单。在语标体系中，读者必须记住几千个符号，而且不查字典的话，就经常会读不出一个不太熟悉的字。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时候，近东的闪族部落把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转换成世界首个字母体系。字母体系允许一个音节再细分成更小的部分，和语标体系相比，大大增加了灵活性。在字母体系中，可以通过微妙的差别区分出同音异议字（例如“see”和“sea”），而不需要写出完全不同的两个文字。人们能读出不熟悉的词语，而且字母体系在不同的语言、甚至是不同的方言之中的转换更加容易。举个例子，你听见美国南部的人说“I believe”,你可以用拉丁字母写出他说的每个音节的发音：“Ah bleeve”。

语标体系则无法体现如此细微的差别。此外，字母体系只需要记住20到30个符号，而非几千个文字。这就是为什么近东和地中海地区原来的文字系统都没有流传下来。苏美尔文字并没有直接传承的文字，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只起到了启发首个字母体系的作用，以间接的方式保留了下来。

然而中国人仍然书写着汉字。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中文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一个语标体系，其基本原理在长达3000多年之间都没有发生改变。甚至文字本身都令人惊讶地没有看到时间留下的痕迹。今天，中国人写下“目”、“雨”和“牛”的时候，把这些现代文字和同样的商朝文字放在一起，看起来如同近亲：

没人知道这个文字体系为何能一直保持稳定。古代中国的口语主要是单音节的（大部分的词都只有一个音节），而且词尾也没有变化（词语的复数、动词时态词尾都不会改变）。有一些语言学家注意到，这些特点让中文天生适用于语标体系。而日语的口语词尾变化就很多，其文字最初只使用中文，但随后就把中文转换成了日语假名表，这个文字体系更为简单，处理词尾变化更加容易。

这个文字体系能保持稳定，有其他学者指向了文化上的因素。中国古代的思想非常保守：祖先崇拜、天生的规律性、抗拒改变、儒家思想理想化过去的方式；这些价值观自然让人们不太可能改变其文字体系。然而这是一个“鸡和鸡蛋”式的理论，且根本问题并不在于文字系统为何可以保持稳定。关键是这种文字的稳定如何塑造了中国人的世界。

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正式的书写都是用文言。两千多年以前，也就是汉朝的时候，这种语言就标准化了，它只存在于书面语之中。人们用文言写作，但平日说的话却完全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口语渐渐演变；且整个帝国不断扩张，加入了新的地区和新的方言；但文言却保持不变。明朝的人和汉朝的人说话不一样——他们之间相隔了有十个世纪，但他们都用文言写作。福建人和北京人说的本地话不一样，但如果他们都识字，就能看懂彼此写的东西。文言连接了身处不同时空的人。

如果是字母体系，要维持这种书写的稳定将更为困难。在欧洲，好几个世纪以来，拉丁文都是受教育人士所使用的书面语，然而人们总是有方法把这种书面语转换为本地的文字：字母体系让这种转换对语言本身变得简单。（当然，文化和社会的因素则拖延了转换的过程。）中国也有些白话文，但它很受限制。在语标体系中，白话文较不容易得到发展，不像字母体系，它可以在不同语言和方言中自如地转换。

但中国文字有其他的优点。它为帝国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统一工具，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也是各个少数民族和各种语言的大混合。文字创造了一种非凡的历史延续感：从无终止的叙述掩盖了过去的混乱。而且中国的文字很美。书法成了一种非常重要的中国艺术，它在中国的重要性比在西方大得多。文字出现在每个地方：在花瓶上，在画作里，或者就贴在门口。每个来访中国的外国人常常都会留意到，文字装饰着像筷子和碗这样的日常用品。在中国的寺庙里，祈祷者传统的做法是写下文字而非说话；算命的人常常靠数名字的笔画来作出预测。19世纪，好些社会组织开始收集写过字的纸片，人们无法忍受把它们当做垃圾随意扔掉。好些地方建起了特别的熔炉，让这些文字能体面地焚化。

当然，书写是很困难的事。中国学生要认字，就要记住几千个字体。由于没有字母顺序，分类变得很困难。（甚至时至今日，到中文文件柜找文件仍然如同一场探险，而且很少中文书会有索引。）第一部中文字典按字形安排文字。渐渐的，很多文字有了第二元素——现在我们叫做“部首”；部首能帮助区别和分类不同的字。但部首本身也是复杂的：第一部中文字典识别了540个部首，还有9千多个汉字。

但在这样一种对文字有强烈认同感的文化中，人们识字的欲望很高。17世纪时，中国已经有了建立完善的商务印书馆，识字的人遍及多个社会阶层，比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范围要广。

来访的外国人记录到，甚至在中国的乡村也能找到书，这是很平常的事；那些书通常是指导手册，教农民如何写简单的合同。依夫林·罗斯基是比茨堡大学的历史学家，据他估计，18到19世纪，中国男性中识字的比例基本在30%至45%之间，情况和工业化革命之前的日本、英国差不多。罗斯基的结论是，尽管中国未能像这些国家一样快速地工业化，但其差距不能归咎于识字程度。

对于外人来说，中国的文字体系则非常需要进行改革。一个16世纪的耶稣会传教士形容，学习中文就相同于“半殉难”的行动；耶稣会最早为中文制定了使用拉丁字母的系统，这不足为奇了。数百年来，随着更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他们常常会认为把中文字母化会让人们受益。19世纪，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劝说人们入教，基督徒就用当地方言出版了圣经。字母化成了传教工作中关键的一步，到19世纪末的时候，外国人和中国的信徒一起，为中国所有主要的方言建立了它们的字母体系。

同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正经历着文化信念上的危机。中国多次在外国人手里吃了败仗，知识分子们开始质疑传统的一切，包括其珍贵的文字体系。在学者们重新发现甲骨的同时，很多中国人开始考虑要完全地废除汉字。1910年代，著名的语言学者钱玄同建议，中文的口语和书面语都应转换为世界语。

其他大部分的建议方案都没有这么极端。有些知识分子主张沿用原来的文字，但要从文言转为白话。1910年代末期，这种建议得到了人们的支持，最后成了1919年“五四”运动的其中一个部分。“五四”运动呼唤中国的政治和教育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和现代化。

最后，改革者们成功地废除了传统的文言文。学校、政府机关、书本和报纸开始使用一套遵循普通话的文字体系，普通话是北京地区的方言。这和欧洲的情况很不一样，在欧洲，拉丁文是被多种方言所取代，有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多种语言。在中国，大半由于没有字母体系的缘故，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并不需要以牺牲文字的统一为代价。所有受教育的中国人仍然学习着同一种书写方式。

改革者认为，文字改革还需要再前进一步。他们指出，中国大部分的南方人基本是用第二语言来进行书写的。例如，一个温州本地人要学会识字的话，他就必须先学习普通话。这相当于一个说英语的人被迫用荷兰语阅读和书写。这种情况在中国南方有一个例外：香港人发明了一套体系，可以用中文来书写他们本地的语言——广东话。即便如此，传统的汉字很多都不适合广东话的发音，香港的文字体系必须要增加1000多个文字符号，其中大部分符号都是特别为广东话所设计的。其他的中国方言并没有发展出这种体系，仍然无法书写；假如要为每种方言建立文字体系，这将是个非常浩大的工程。

而如果是字母体系，一切就好办多了——外国传教士已经用他们的“方言圣经”证实了这一点。整个中国，很多知识分子都在呼吁文字的字母化，认为汉字本身阻碍了文化教育和民主的发展。生活在1881年至1936年的鲁迅，大概是中国现代最伟大的作家，他就主张改用拉丁字母体系。他写道（用汉字写的，他生平一直都用汉字写作）：“如果我们能够继续活下去，那么中国文字就不行……汉字时我们祖先传给后世的宝贵遗产，这一点我很清楚。但我们要不就牺牲这种遗产，要不就牺牲我们自己：那要牺牲哪一个呢？”

1930年，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文制定了一套使用拉丁字母的体系。文字改革变成了共产党的一个重要计划；1936年，当这些革命者势力不断扩大时，毛泽东告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字母化改革是不可避免的。“迟早的事。”毛泽东说：“我们相信，如果要创造一个完全属于大众的新社会文化，我们就必须废除汉字。”共产党人形容，汉字是“横亘在大众和新文化之间”的“长城”。他们甚至把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衰落归罪于汉字，宣称其“帮助了帝国主义入侵中国。”

1941年，在共产党控制的北方地区，新的字母体系获得了法律地位。各种合同和政府文件既可以用拉丁字母书写，也可以用汉字书写。到共产党掌控了整个国家的时候，文字改革似乎是势在必行的了。1950年代，一个叫约翰.德汉克的美国语言学家出版了一本书，它在树立预言到，中国文字的历史快到尽头了。

约翰.德汉克如今仍然为这个预言痛苦难堪。我在这位学者家里采访了他，我们每次谈到这个话题，他看起来总是非常激动。他当年的预测错了；但却也没错——他从心底里认为，中国人应该废除汉字，共产党人掌权以后应该立即这么做。意料之外的事情总是让人沮丧，长达半个多世纪以来，有时回忆起这种事情，都不免让他激动不已。

汉德克教授已经91岁了，身子还很硬朗。虽然他已经从玛诺亚的夏威夷大学退休了，但仍然从事着中国字典的研究。他工作和居住都在一栋漂亮的日本式房子里，那栋房子坐落在玛诺亚山谷的半山腰上。房子的后面有一个石头搭的花园，入门处是座小小的宝塔，叶子花的香气弥漫在敞开大门的房子里。往南面看去，钻石山棕绿色的山顶便映入眼帘。对于一个想在两块大陆中间度过余生的学者来说，这个地方再理想不过了。

德汉克1933年第一次来到中国，那时候他刚从耶鲁大学毕业。他最初是打算来中国寻找做生意的机会，但来到北京以后，一切都改变了。“我刚到第一天，就对美国商界丧失了所有的兴趣。”他告诉我说。“我们当时在餐馆，吃完晚饭以后，一个美国商人掏出一张钞票，撕成一半，把它扔在中国侍应生脚下当作小费。我不想成为那些人中的一个。”

中国的贫穷困扰着这个年轻人，他相信这个国家的改革迫在眉睫。像当时的许多外国人一样，他认为国民党的贪污腐败已经无可救药。他学习中文，在北京的时候，和另一个理想主义的年轻学者乔治·A·肯尼迪成为了朋友。洛克菲勒基金会给了肯尼迪一笔研究经费，让他在耶鲁大学建立一个中文的项目，他最大的一笔花费是在上海买了中文打印机的一整套字体。肯尼迪打算把这些字体运回耶鲁所在的纽黑文去，把它们装配起来，为美国学生印出中文教科书。他请求约翰.德汉克的帮助。

“我成了他的助理和得力助手。”德汉克回忆道。“我们在耶鲁大学哈克尼斯大厅的地下室建立了项目的研究点。那地方和这房间一样大，可能还大一些，里面堆满了V形的木质支架。我一站起来，它们就顶到了我的下巴。每个木架都分隔成多个格子，每格放着10英寸乘12英寸的托盘，每个托盘又分隔成2英寸乘2英寸的小格子。每个方形的小格子里面有一个汉字，按照部首排列。我的工作是设置打印机。我会拿着一个排字盘，先选出一个单人旁的字，然后再找出另一个田字部的字。我总是不停地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会把几个句子组合在一起，然后拿到印刷工那儿，让他做出金属的字模。我们的字体非常有限，我必须不断地排字、拆解，再排字、拆解。我们从文言文里选取故事，然后用现代的白话文把故事重新组织起来。

每个学习中文的外国人，都要经历一个有关字体的构建过程——那种“半殉难”的体验；而约翰·德汉克的经历则尤其不堪回首。他在木架中不停地寻找着小小的、按照诸如“亻”或“田”的形状排列的金属片，经年累月，他成了中文改革的积极支持者。（他的同事乔治·A·肯尼迪则成了耶鲁拼音体系里中文拼音的主要设计者。）1950年，德汉克预言了汉字的灭亡之后，他在美国等待着，热切地盼望着改革的消息。那个夏天，毛泽东发布了一个指示：

文字体系必须要进行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其形式应该是民族的，字母和方案要根据现有文字来制定。

这个指示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德汉克和其他学者以为，共产党人只是要采用拉丁字母体系，但1950年的指示让文字改革走向了一个全新的方向。毛泽东要创造一个中文的字母体系。

毛主席的指示标志着文字改革的重要转折。从那以后，中国的语言学者花了好些年的时间，研究如何创造一个中国独有的拼音体系。同时，也失去了文字改革的势头。在约翰·德汉克看来，那是错失良机，也是他如此愤怒的原因。好几回，他对我说，他49年来都没回过中国，原因是文字改革的失败让他太伤心了。

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像他的许多其他指示一样，其动机仍然是个谜。有一次，我打电话给德汉克，说起这个时期的事情，他推测说可能是朝鲜战争或中美关系的其他因素，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让他开始反对拉丁字母体系。德汉克催促我去当初采访参与这项工作的、还在生的语言学者；他特别提到，我应该和周有光会面，周已经将近百岁了。1982年，德汉克终于不太情愿地回了一次中国，那时候他问过周有光，1950年的关键时刻发生了什么。

“他说他知道为什么毛泽东会做出这个决定，但他不能谈论这个话题。”德汉克在电话里告诉我。他说，中国越来越开放了，而且周有光的年纪也很大了，因此如今周可能会愿意直言相告过去的事。

我从一楼开始。周有光和其他两个年迈的语言学家都住在北京城内，他们住的地方是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宿舍楼。三个人的家共用同一个出口。按工作单位分配宿舍是共产党的传统，也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对于采访来说，这再好不过了。我所要做的只是上下楼梯，就可以见到仍然住在中国的几个最重要的文字改革者。宿舍楼的入口成了一座存放时间和语言的塔楼：这个下午的时光悄然流逝，改革者们渐渐老去，他们的回忆不停地穿梭在那场失败的改革运动中。

尹斌庸72岁，是三个语言学家中最年轻的，他住在一楼。几个月以来，他一直和肝癌病魔作斗争，身体消耗得厉害：他的胸膛瘦骨嶙峋，四肢脆弱。他的脸上刻着深深的皱纹，眉毛长得就像道教里的神明，一大团白色覆盖着他黄黄的双眼。或许他正处在痛苦当中，但表面上一点儿也看不出来。他热情地欢迎了我，拿出了我寄给他的介绍信。另一个学者向我提过建议，叫我写张拼音的纸条和这些文字改革者联系，拼音就是中文的拉丁字母体系。对于我没有用一个文字就和他取得了联系，尹斌庸欣喜若狂。

半个世纪以前，尹斌庸从四川大学数学系毕业，有一段时间在中学里做数学老师。但他私下自己研究语言学，发表了一些文章，最后获邀到北京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他的背景并不特别，很多语言学家都具备数学或逻辑学的专业技能。

“数学和语言学之间一定有联系。”他说：“你常可以把数学方法直接运用到语言学中。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吧。想想动物——哪种动物和人类有最密切的关系？你只要思考一下，大概就能把答案的范围缩小：牛，马，狗，猪。然而哪一种动物对人的生活方式最重要呢？你怎么看？”

“狗。”我说。

尹斌庸笑了，眉毛抖动起来。“那是你猜的。”他说。“但你怎么能确定答案呢？其中一个办法就是通过统计学和研究频率分析文字。这就是1950年代我们所做的事。我们仔细查看了各种文字材料，包括现代和古代的，找出哪种动物的名字出现得最为频繁。所有的时代都一样：答案是马。于是我们得出结论，马和中国人的社会有最重要的关联。”

那些景象在我眼前闪过：一件青铜器，一辆埋藏在地里的战车，一个骑在马背上的男人径直冲过了木做的大门。尹斌庸继续说道：“1950年代，我写了一篇关于这个的论文。我还研究了英文和日文的文字材料，结论也是相同的。但和人类社会此为密切的第二种动物则不一样。英国人的是狗，而中国人的是马。”

讨论完马的话题以后，他谈到了中国文字改革中遇到的挑战。有些人宣称，中文里有太多的同音异义字，很难用字母写出来；必须要用汉字才能区别那些发音相似的字。尹斌庸承认，文言文的情况确实如此，但现代汉语却不一样。这就和收听电台广播一样——中国人不用看着文字，只要收听广播就能明白他们的语言，这意味着他们同样能明白字母化的文字体系。

“当然，只是理论上来说是这样，实践起来则很困难。”他说。“这么长时间以来大家都是用汉字，很难叫他们做出改变。如果改用字母体系，看古代文本就会有麻烦，这也是真的。让我们看看《红楼梦》，书里面同一代人的名字全部是同一个部首的。如果把文字体系改掉，这些细节就要遗失。最主要的是，积习难改。看看你自己的语言吧，英文也同样需要改革。乔治·萧伯纳就认为英文需要改变。”（注：萧伯纳为爱尔兰剧作家，曾获诺贝尔文学奖）

英语口语里大概有40个不同的发音，对于拉丁字母来说是太多了，很难有效地处理不同发音的词，因而常会出现不合逻辑的拼法。乔治·萧伯纳写任何东西都是用速记法，他在遗嘱里特别声明，以后他作品的版税，要用于资助创立一个新的字母表。1958到1959年，有476种英语字母表被推荐去参加了一场公开比赛，其中有4种获胜。有一个字母表是由一个建筑师设计的，在它的基础上制定了拥有48个字母的“萧伯纳式”字母表。只有一本书的一版用了这个新的字母系统，那就是《安德鲁克里斯和狮子》的特别版。标题的四个英语单词在这一版中是这样的：

凑巧的是，中国人在1950年代的时候也正构建着字母表。但他们的计划要严肃得多；这是由国家主席发布的命令，全国各地的语言学家们造出了2000多个中文字母体系的提案。有些人用的是拉丁字母，有些用的是西里尔字母（注：现代俄语等字母的本源），好些提案里混用了日语的假名表。 尹斌庸记得,有一个体系还用了数字。另一个方法是结合拉丁字母和中文部首。在这个体系下，汉字“法”可以写成：

语言学家还对拉丁字母进行了改造。有一个提案里建议，用四种新的字母去代表四种特殊的中文发音：zh，ch，sh，和ng。在这个体系下，ng的写法近似国际音标里的一个符号：

“东德人听说了，”尹斌庸说：“他们很快就设计出一部囊括了这些新字母的打字机，寄到了我们单位。他们说，如果我们用这个体系，他们的工厂可以为我们生产打字机。那应该是1952年的事，我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我仍然记得那架打字机，在1950年代末期的时候，它还摆放在单位里。那是架很漂亮的机器，我不知道它后来怎么样了。”

1955年，改革委员会把范围缩窄至最后的6种方案中。其中一个体系用的是西里尔字母，还有一个用的是拉丁字母，另外四个用的都是全新的“中文”字母，这几套中文字母都是以汉字字形为基础而设计的。但一年以后，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做出了决定：中文字母体系还不适合使用。他们认可了拉丁字母体系——也就是被称为拼音的体系；拼音被用于早期教育和其他目的，但并没有被赋予法律地位。同时，几位领导人还决定要简化一部分中国汉字，减少它们的笔画。例如，例如，“國”字变成了“国”，“龍”变成了“龙”，“偉”变成了“伟”，夢变成了“梦”。最后一共简化了515个汉字和若干部首。对于汉字本身来说，这是个很大的变化，但基础的文字体系则保持不变。中文仍然属于语标体系，大部分的方言仍然无法书写。

改革委员会把汉字的简化形容成“最初的改革阶段”。他们仍然希望引入字母体系，但看起来毛泽东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考虑各种方案。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那几年的乐观主义走到了尽头。 1957年4月，共产党发起了“百花齐放”运动，邀请知识分子畅所欲言，鼓励他们说出批评性的意见。结果所得到的反响非常强烈：几千个中国人对各种议题公开进行了评论。文字改革成为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的一个攻击目标，几十篇评论出现在大众媒体上：

汉字是团结我们人民的一种工具……我们人民能继续保持团结一致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汉字把我们联系在了一起。

拉丁字母并非我们国家的产物……如果我们把中文拉丁化，那么我们就是为拉丁文打天下而已！

我们的国家是个民主国家，施行和平政策；我国要采用历史上富于侵略性的拉丁文，这么做并不正当……若是中国有某件事物不如外国，中国人民就会觉得自己的一切都不如外国。

在“百花齐放”运动之前，陈梦家并没有积极参与文字改革的辩论。他所在的部门——考古研究所是独立的，这个甲骨文学者并没有机会说出自己的看法。然而在新的畅所欲言的气氛底下，各大公众媒体上都忽然出现了陈梦家的评论。在《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我们在3000多年以后仍然使用汉字，肯定是有其客观原因。”在《人民日报》：“这似乎是一种新的教条主义，有些人把领袖的话当做金科玉律，却置实际于不顾。”陈梦家控诉举报别人政治错误的风气；他还评论道，很多官员对其管理的领域所知甚少。他提议共产党应该有更多的幽默感。他说：“我非常不喜欢教条。在我的文章里，我极少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语句。”在一份公开发表的演讲稿里，他表示：

我认为，今天的“百花齐放”运动，是再好不过的时机，让我们对汉字的未来坦率地进行讨论。我要毫无保留地说出我的意见……

我们使用汉字已经有3000多年了，它们并没有什么不妥……过去洋鬼子们说，中国的语言很糟糕。现在，更多的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他们头脑更开放，已经不再那么说了……

最近我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引发了一些风波。我愿意挑起这样的麻烦，因为我想做出贡献……我预言，我们在今后的许多年内仍然会使用这些汉字，我们应该把汉字当做有生命的东西，好好对待它。汉字是我们的文化遗产。

许多年后中国人仍然继续使用汉字——这一点他对了；这是坦率说出看法的再好不过的时机——这一点他错了。5周以后，毛泽东终止了“百花齐放”运动，很快它就被另一个新运动所取代：反右派运动。到1957年年末的时候，有30万知识分子被贴上了“右派分子”的标签，其中很多人被关进了监狱，或送到了劳改营里。一家曾经发表过陈梦家意见的报纸，如今印着饱含愤怒的标题：

批评陈梦家

驳斥右派分子陈梦家的谬论

继续追捕和抨击右派人士：批评陈梦家和关锡

一篇文章里宣称：“右派分子陈梦家是一株毒草……永远不能让它扎根在土壤中。”另一篇文章形容他是“有阴谋诡计”的“牛鬼蛇神”：“为什么所有年代的反革命都憎恨简化汉字呢？他们真的想回到古代吗？”有人写道：“陈梦家仍然在拾人牙慧，他把西方资本主义汉学家所说的只言片语当成宝贝。”就是在1957年的这场反右派运动中，李学勤发表了文章，批评了陈梦家的经典著作。

而陈梦家这一方则是沉默。当局把这位甲骨文学者送到了商朝文化的摇篮——河南省，要他在那儿通过体力劳动进行改造。随后的五年，他被禁止在中国国内发表任何文章。

和尹斌庸谈过话以后，我爬了3层楼梯，这位文字改革者的年龄则增加了8岁。王均今年80岁，我提到陈梦家时，他露出了笑容。“战争年间，他是我的老师。那时候我们在昆明。”王均说。“他教的是青铜器上的刻文。那个班很小，只有三个学生。他就像我们的兄长一样。”

在存放报纸的档案室里，我收集了好些关于陈梦家的批评文章。我把它们拿给王均，问他还记不记得这些文章的作者。他翻了翻那些报纸，告诉我好些人明显是用的笔名。随后他认出了其中两个作者的名字：一个是南京的音韵学家，一个是福建的语言学家。这两个人都去世好多年了。

“你不用为这些批评报道费心。”王均说。“那些年代，人们所说的和所写的都不能算。他们没有自由。如果共产党想要批评谁，那么人人都必须批评他。那一年我也受到了批评。百花齐放运动时，我发表了一个评论，后来我的单位为此开了一个特别大会，专门批评我。甚至不认识我的人也必须要在会上发言。那些抨击我最厉害的人，我现在都不太记得了。我不恨他们。所以，你不需要关心是谁写了那些批评文章。”

我点了点头，随后我们谈了一会儿文字改革运动。在谈到反对改革的著名人物当中，我提到了袁晓园的名字。

王均的脸凝固了。他平静地说：“你了解她些什么？”

“不是很多。约翰·德汉克说他不喜欢这个人。他说袁晓园反对文字改革。”

德汉克形容袁晓园是老练的机会主义者。袁晓园一生中有大部分时间是在海外，为国民党做外交工作；她是中国的首位女外交官，任驻印度加尔各答，但她后来转而投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于感激，共产党人给予她一些有优惠的商业执照，让她大赚了一笔。她把一部分赚来的钱投入到一本反对文字改革的杂志中。1989年民运被镇压以后，袁晓园马上就出现在了电视上，谴责参加游行抗议的人士。

“那女人是个骗子。”王均说。“她什么事情都说谎，连年龄也是。她今年95岁，但她说自己是100岁。”

这男人的脸上有了某种变化。他仍然微笑着，但下颚收紧了，眼里不易察觉地闪过一道光。

“她以前比周有光年轻。”王均说。“现在她比周有光还要老。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说我不知道。

“很简单。”王均说：“她撒谎了。她什么事都要撒谎。”

这男人还是微笑着，我也向他微笑着。不到十分钟之前，他还在谈着“宽恕”呢。

“我有证据。”他说。他走到橱柜那儿，拉开一个抽屉。抽屉里面有一捆复印文件和发黄的剪报。他的眼睛发亮了。

“首先，你看这个。”他把政府年鉴的其中一页拿给我看，上面是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个老太太：温和的笑容，波浪型的烫发，一副劣质的眼镜。她的生日被标注为1907年。

“现在，”王均得意地说：“你再看这个！”

这份剪报是2000年的。标题写着：

诗人、书法家袁晓园在北京庆祝百岁生日

下一张剪报是2001年的：

百岁老人袁晓园谈论她的健康状况

这些文章里的某些语句都被小心翼翼地加上了下划线，是用红墨水笔划上去的。一个加下划线的句子表明袁晓园出生在1901年。另一个加下划线的句子注明她已经101岁了。在句子旁边的空白处，有人用红笔紧凑地写下了“94”这个数字，像是在订正一份学校的作业。

“报纸上每年都有这样的报道。”王均说。“她什么事都要说谎。她就是这么变得比周有光还要老的。”

他指向了另一处划线的部分。

“她声称自己在新泽西州的‘西东大学’当过教授。”王均说。“谁有听说过‘西东大学’？这什么校名啊！她还说自己在‘旧金山大学’教过书。‘旧金山大学’根本不存在！”

在那些文章，所有假的学术机构也加上了红色的下划线。我离开之前，王均把那些剪报交给了我，他建议我在《纽约客》发表的文章里揭露袁晓园的谎话，他说这将是文章里很棒的细节。他最后告诉我的是：“袁晓园写文章很好。她是个好诗人，还很擅长书法。但她是个骗子。”

我来到三楼时，天已经黑下来了。又多了16年：周有光快97岁了， 这是个弱不禁风的男人，驼着背，穿着宽松的运动裤和拖鞋。他光秃秃的头上皮肤特别光滑，就像经过几十年的岁月悉心打磨的一般。我们说话的时候，我必须要靠近他大声喊叫，而他的手就围着助听器，蜷出听筒的形状。但他的思维很敏捷，且仍然记得怎么说英语。1940年代，他在纽约是银行家。

“我以前在银行俱乐部里看你们那本杂志呢！”他说。

我冲着他喊：“从那以后，杂志就改了！”

他看到我的名片以后，一直忍不住哈哈大笑，我向他解释这是外交部的翻译。“纽约人！”他用中文说着，小小的身体颤抖得像风中的杨柳。“纽约人！多好笑呀！”（注：外交部把New Yorker杂志译为“纽约人”，何伟几次交涉要求改为约定俗成的“纽约客”，无果。）

像很多生活在海外的中国爱国青年一样，周有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回到了祖国。起初，他打算帮助新政府建立起银行体系，但他很快就觉察到，共产党人的银行业并没多少前途可言。他转向他的兴趣——语言学，最后成为了拼音最主要的设计者。

我问周有光，1955年选出来那四套新的“中文”字母表最后怎么样了。他对那些字母表的印象很模糊。老人家记得，其中一套字母表由物理学家丁西林设计。但显然那些字母表的所有记录都已经销毁了。“这种东西在文革的时候，很容易就会没了。”他说。

人们对文化大革命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归咎于毛泽东；有些人怪罪毛泽东的妻子和“四人帮”。但有一种观照长期的观点，则认为是中国对自身传统的长期质疑以后，在那段时期达到了幻灭的顶峰。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点点地削弱他们自身的文明，试图抛弃那些“落后”的元素。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过程变得如此狂热，以至成了纯粹的破坏：人们憎恶一切中国的东西，但同时又憎恨一切外国的东西。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文化大革命却至少保护了一个中国的传统：汉字。这段混乱的时期与“大跃进运动”一起，妨碍了文字改革运动的开展。到毛泽东去世的时候，中国人对极端的文化改革已经失去兴趣了。他们由意识形态的危机转变成了虚无主义的危机；随后他们从另一面找到了立足点——他们选择了实用主义和邓小平的种种口号。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实际上，如今在中国已经没有人谈论汉字的字母化了，除了住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同一栋宿舍楼的几个老人以外。甚至连这些学者说起往事，也很是伤感。周有光告诉我，中国至少在百年以内都不会放弃使用汉字。像大多数的语言学家一样，他把简化汉字形容为“失败的举措”。没有证据显示，简化汉字提高了国民的识字率，原因是文字体系的基本结构并没有改变。如果说简化汉字有带来什么改变的话，那只能说它分隔了中国的文学世界。台湾、香港、和大部分的海外华人社区仍然使用传统的繁体汉字。好些年以来，台湾人要带进一本有简体字的书进台湾都是犯法的。这个法律限制背后的动机是政治性的，但到了今天，对简体字的厌恶则主要是审美上的。对于一个接受传统教育的中国人来说，写简体字就相当于“市场买货”一般（注：原文walking thru the Kwik-mart 2 by sumthing,是极不规范的英文写法，正规写法应为walking through the Kwik market to buy something，中文为“逛Kwik超市买东西”。作者在此讽刺了中文简体字的简陋。）

我问起周有光文字改革的那个关键时刻——1950年，毛泽东指示要创立一套中文字母表。让我惊讶的是，老人马上从容不迫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当然，共产党1940年代时已经使用了拉丁化的体系。”他说。“所以他们会要求文字改革是很自然的事。但一旦他们掌了权，他们就变得更加小心了。他们要先处理好很多事情。这是中文字母化耽搁下来的一个因素。”

“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毛泽东1949年首次出访苏联。那时，毛泽东很敬重斯大林，把他当作共产主义世界的领导人。他告诉斯大林，中国将要进行文字改革，并争求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跟他说：‘你们是个伟大的国家，你们应该有自己的、中国式的文字。你们不应该只是使用拉丁字母。’这就是毛泽东想要一个民族形式的字母表的原因。”

我问朝鲜战争是否对此有影响，他摇了摇光秃秃的头。当我朝他喊出“陈梦家”这个名字时，老人脸上露出了笑容。

“我很喜欢他。”周有光说。“但是，坦白说，他的反对对文字改革没有丝毫影响。”

回身下楼：3楼，2楼，1楼。宿舍楼的入口向外面的城市敞开，而那座城市给人的感觉就像一整个世界。很多细节在我脑子里打转：人类与马的关系，袁晓园生日的变化，遗失的字母表……在所有这些细节中，最让我吃惊的是，原来陈梦家为汉字展开的辩护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无论他的话多么勇敢、又让他付出了多少代价，却根本没有价值。约瑟夫·斯大林已经拯救了中国汉字。

22　封存的内心最强大

2002年6月

9·11过后的几个月，威廉·杰佛逊·福斯特继续密切追踪着新闻的动向。有时他会给在北京的我打个电话，电话里常常会提及阿富汗形势的问题，或是问我反恐战争的其他情况。晚上，他听着“美国之音”，在他的日记里做着记录：

美国喷气式战斗机重新在阿富汗执行任务

美国出现了更多的炭疽病患者

巴基斯坦警方与反新教徒起冲突

纽约和柏林举行和平反战游行

上帝保佑乔治·W·布什

他还把当地媒体的评论翻译成英文：

有趣的是，宁波和温州这两座“兄弟城市”，目标都是想成为中国的米兰。这两座城市之间肯定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温州希望成为“衣服之都”和“皮鞋之都”。在温州市中心有一幅引入注目的标语牌，上面写着“穿在温州”。

偶尔，他会根据自己的经历，在日记里写一些英语“新闻”：

上一年这所学校获得了巨大成功。25名学生考进了这座城市唯一的一所重点高中。今年，学校面临着外界的严重挑战——一所新建的公立学校扬言要挤垮我们学校……

到处都是竞争。威利和南希的学校和公立学校竞争；他们所在的城市和宁波竞争，中国和外面的世界竞争。威利印象最深的童年记忆之一，便是看着他的父亲做建筑工作，从起初的发迹、到随后吃了没文化的亏而失败。这就是威利和南希这一代人的故事：他们成长在中国的改革年代，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孩子。

2001—2002学年开始的时候，威利的校长召集了全校所有的教师，做了一个鼓舞人心的演讲。他鼓励大家要在三条战线上与那所公立学校展开斗争，就像内战时期共产党与国民党开战一样。后来，威利把校长的演讲告诉了我，他不记得学校的“三条战线”具体是什么了。这些年来，出现了太多带有数字的中国口号——三个这个，五个那个；它们不可避免地模糊在流逝的时间里。关键的一点是，两所学校之间的争斗变成了一场战争。威利写道：

你好牙刷（注：牙刷在四川话里是骂人话，威利喜欢用俚语），

我这个春节肯定要留在浙江过了。学校要求我们给那些乡巴佬学生进行所谓的‘补课’……2002年，我们学校受到了那所公立学校的严重挑战，面临激烈的竞争，我希望那所该死的学校会被奥萨马·本拉登炸掉。顺便问一下，你的家人好吗？你有什么新鲜事吗？

我在这里和你说再见啦。我正在培训我的几个最优秀的学生，他们是我的财神爷，也是2002新年里我的希望所在。

几个月过后，此时威利和南希的银行存款已终于超过了10万元，而竞争的赌注更大了：

你好彼得，

你在北京过得怎样？首先我要告诉你，这一年内，我很可能要成为一个乡巴佬他爸了。也就是说，南希在温州怀孕了。

这些天来，我都忙着为即将到来的高中入学考试做准备。今年对我非常重要，学校说，如果我们能让更多的学生考进这里唯一的重点中学，我会因此获得一笔丰厚的奖金。

威利和南希最终决定要回四川了。他们还没确定具体是什么时候，可能南希会先带着小孩一起回去，而威利就留在经济状况好一些的浙江再工作一段时间。分居两地的家庭在中国很常见，特别是在移民打工者之中。大多数的人都认为，在自己的家乡附近抚养孩子更好，家乡有着熟悉的文化，而且如果有需要，父母和其他亲戚还可以来帮忙。威利和南希倾向于到一个叫南充的小城市定居，那儿离威利家所在的村子不远。他们两人都是教师，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工作，而且他们会带着一笔足够的积蓄回去，特别是若能成功拿到那笔丰厚奖金，带回去的钱就更多了。

中考安排在六月里的其中两天。考试前的最后几周里，威利不停地加课，训练着他的学生，并随时留意着关于考试内容的小道消息。毫无例外，他的学校再次贿赂了那个温州的教育官员，而那男人再次说了一番漫无边际的话，其他什么也没透露。威利憎恨这种惯例，泄露的考试内容无疑会先传到公立学校里，尤其是温州市中心和其他大城市的学校。然而威利对此无计可施，只有变得对整个体制和国家愤世嫉俗。六月初，看完世界杯以后，他给我发了一封邮件：

中国足球队被哥斯达尼加队打败了，我很高兴。上下半场我都为哥斯达尼加队欢呼，这这么干的原因很简单——我曾学过西班牙语。中国足球运动员该为他们在场上的垃圾表现而羞愧。

考试第一天过后，有个学生的父亲走近威利身边。他看起来很紧张，他请求威利私底下和他交谈。他们单独在一起时，他透露了一个秘密消息：一个可靠的消息来源告诉他，贝多芬和比尔·盖茨会出现在明天的英语考卷上。

威利走到离学校有一段距离的地方，找了一间复印店。他从学生的课本上复印了两段话的内容，这两段话分别对两个著名的外国人做了简单的介绍。那天下午，他给他的学生发布了严厉的指令：把这两段好好研读，并且绝对不要向其他人泄露哪怕一个字。

第二天，英语考试的阅读理解部分，有从90课课文里直接摘录的一段话，这段话一看就是用“特别英语”的模式写成的：

比尔·盖茨出生于1955年10月28日。他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长大。按他父亲和祖父的名字，比尔·盖茨取名为威廉·亨利（注：比尔·盖茨全名为威廉·亨利·盖茨三世）。他是个很聪明的男孩……

比尔13岁的时候就开始玩电脑了。那时候，电脑还是一种很大型的机器。他和一些朋友花了很多时间，用电脑做了一些不寻常的事。最后，他们用这种旧式的机器设计出了一种软件程序。比尔把它卖了4,200美元，那时候他才17岁……

比尔在1994年1月1日和梅琳达·法兰奇成婚。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比尔很喜欢阅读。他还喜欢打高尔夫球和打桥牌。

你想成为比尔·盖茨这样的人吗？为什么呢？

那年夏天，当考试结果出来的时候，威利的学生拿到了全校所有班级的最高分。校长奖励了威利6千元的奖金，这大概相当于他两个月的工资。威利本来可能还可以让学生考得更好一些，但那道关于贝多芬的泄题其实是个假消息，并没有出现在考卷上。

2002年春天，艾米莉决定离开深圳一个学期。她来到北京，在大学区参加了一个私人的英语培训课程。到了周末，她有时会来中心城区看我，我们一起吃午饭，到处逛逛。有天下午，她到了我的公寓，来拿一份我给《纽约客》写的文章，那篇文章是写她的。她曾经读过草稿，帮我核实了文章内容，但这是她第一次读到发表的版本。当然，像所有描述中国的东西一样，那篇文章有些细节已经成为历史了。如今，人们不需要特殊的边境通行证，就可以自由进入深圳了，而政府正在探讨拆毁城墙的可能性。这座“一夜之城”的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艾米莉坐在我的沙发上，打开了那本杂志的第一页，上面有她的一幅素描，是一位艺术家给她画的。艾米莉笑着，用手捂住了嘴巴：“脸这么大啊！”

那位艺术家照着一张照片画出了这幅素描：高高的颧骨，丰满的嘴唇。背景寥寥几笔，勾画了一片工厂宿舍。艾米莉翻开了第二页，那上面是一幅典型的“纽约客漫画”：一对夫妇来到了晚宴，旁边有一行文字说明：“请原谅我们姗姗来迟——我们找不到停车位。”

艾米莉匆匆翻阅着整本杂志，不时停下来研读一些东西：一个细节，一幅漫画，一首诗歌。

她看完了以后，我们就去了一个公园，我问她，我文章里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她觉得不对的。

“我觉得你对那个老板的批评太苛刻了。”她说。

我对此的回应是，她从来没有说过那老板的什么好话，特别是在他想方设法要和工厂里的女工上床以后。

“我明白，”艾米莉说。“我不喜欢她。但我知道他伤害不了我。我越往深处想，就越同情他。他是个可怜的家伙。”

在涪陵的时候，艾米莉是其中一个最有学习热忱的学生，对美国文化有各种各样的疑问。那时候，她好像总是在寻求着什么：有一次，她给设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乡村音乐协会写了封信，因为她很好奇乡村音乐是怎么样的。（协会从来没有给她回信。）她日记里写的东西通常是全班最有深度的。作为老师，那时的我希望她能找到某种方法继续学业。

然而，如今在北京的她看起来心不在焉，而且我能感觉到，她并没有特别专注在英语学习之中。这让我想起了1996年她在我课上写的几句话，那是关于她姐姐去深圳的故事：

现在我的姐姐已经在那座繁华的城市呆了5个月了。我想知道她还记不记得那一次谈话，她还是不是依旧活力十足。

艾米莉好几回告诉我，她由于找不到未来的意义而感到消沉。在那座一夜之城，她已经成功了：她有一份好工作，在一所私立学校教书，而她的男朋友在电器厂也混得很好。艾米莉今年25岁，在这个年龄，她大部分的朋友都在结婚、买房、以及抚养他们唯一的孩子。然而出于某种原因，艾米莉无法让自己做这些事情。她不知道怎么解释，每次我们谈到这个话题，她只是说日常生活看起来总是黯淡而琐碎，就是财富的慢慢积累而已。她讨厌深圳人老是想着房地产的事：买间公寓，随后高价卖出，再来如法炮制一遍。这是最糟糕的状态：你已经被困在你所拥有的这三尺空间里，并且还不断地想要搬到下一间更好的房子里去，这让你失去了安全感。

艾米莉的弟弟由于有心理问题，一直无法保住一份稳定的职业，这给艾米莉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前不久，她问我要了胡晓梅的电话，胡晓梅是深圳电台的节目主持人。艾米莉答应我说，她只在要紧的情况下才会打这个电话。如今在北京，艾米莉告诉我，她去年终于给胡晓梅打了个电话，那时候她弟弟的情况非常糟糕。

“她对你有帮助吗？”我问。

“有。”艾米莉说。“我们谈到了我弟弟的问题，她让我感觉好多了。”

“她有给你什么建议吗？”

“她告诉我，要对自己有信心。”艾米莉说。

在艾米莉看来，如果其他人对她弟弟的与众不同能宽容一些，她弟弟就不会有心理问题。她弟弟高中的时候，人们说他是怪人，老师们也允许其他学生欺负他。艾米莉问过我，美国如何对待那些不健全的人，我也给了她一些相关的文章来看。但通常我都感到自己帮不上什么忙，她的世界已经变得比涪陵的时候要复杂得多了。

我觉得她和其他外国人谈谈可能会有点帮助，在北京，我给她介绍了一个美籍华裔的朋友，名字叫密里安·郭。那年6月，我去了美国一段时间，密里安给我发了封邮件：“我前几天和艾米莉见了面，她看起来还好。我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她过来吃了午饭，我们出去逛了一会儿，聊聊天，还听了乡村音乐（她想知道乡村音乐是怎么样的）。

过了几天，艾米莉的来信写道：

海斯勒先生：

你现在怎么样了？

我周日去了密里安那儿，和她聊天非常愉快。我觉得她天生就有一种让别人感到轻松自在的本事。我们聊了很多东西，包括有“乡村音乐”。它和我想象的很不一样。我看字面意思，想当然地以为乡村音乐的内容就是鲜花、草地、溪流、阳光、乡村的人们和他们简单的爱情，还有一切美丽和快乐的事物。

那年夏天，艾米莉回到了深圳，但她没有结婚，也没有买房子。她又工作了一年，闲暇时间自己学习，考进了重庆的一所研究生院。她要读的是个新的课程项目，培训老师如何与不健全的孩子相处。艾米莉打电话告诉我她被录取了；从她的声音来看，此刻是她这些年来最快乐的时候了。

艾米莉还在深圳工作的时候，有一次给我写了封信，提到了我为给杂志写文章而做的调查：

你的出现照亮了我整个大学生涯。是你让我知道，老师和学生是可以这样相处的。你从不知道，我读着你在我日记本上写下的评语，感到多么快乐。它们减轻了我的忧虑，又促使我思考。

我总是很喜欢和你说话，你了解我的一切……但每次你在深圳做完报道，要回北京去，我就感到了一种空虚的恐慌。感觉就像我耗尽了的一切，却一无所获。

我刚刚来到北京时，从教师到写作者的身份转换，似乎并不是太难的事。两者的基本角色是相似的：我是个外来者，在不同的世界之间渗透着信息。但这些年来，每当我想起艾米莉写下的话，我就意识到，作为一个外国记者，这身份总是有些不寻常的地方。做老师的时候，我的信息来自遥远的地方——美国文化、英国文学，然后把这些信息带给我那一班活生生的中国学生。

然而一个写作者的路径却相反。我从活生生的人们入手，写出他们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发表在一个遥远的国家中。通常，我文章里写到的人物甚至都不懂我写他们时所用的语言。在我看来，发表这些文章的世界如此遥远，似乎不甚真实。每年，我都去一趟纽约，与《纽约客》的编辑们会面；我极少听到杂志的读者有任何回应。我通常一年只写两到三篇文章，这就足够让我在中国这样的国家过着简单的生活了。在《纽约客》上发表的文章，一个字酬金是两块多美元，这足够让我在北京吃顿午饭了。写一个长句，我就能吃上一周。作为一个来自外国的自由新闻工作者，这就是他的交易：从人事和地方提取出字句，把字句卖掉。

每次我收到我在《纽约客》上所发表的文章的副本，我就会一边翻着书页，一边思考着，我生活的世界和我发表文章的世界之间的距离。我就在这距离中进行贸易——那就是我的利润所在；而杂志中的广告则反映了两个世界的分隔有多大。有一篇发表的文章,讲述了涪陵学生的趣事,而其中穿插的广告有ORB银饰（Orb Silversmiths）、翠贝卡大酒店（the Tribeca Grand Hotel），还有野花度假木屋（Wildflower Log Homes）。关于波拉特的文章标题是“中间人”，开头的第一句话是“你可以在雅宝路上买到任何东西”。旁边的那一页上是一条广告：

每年，全球领袖都与耶鲁管理学院商业专业的400个优异学生一道，探讨今日商业和社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吧。

北京赢得了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一年多后，我收到了杨司机女儿的邮件（注：杨司机是我在采访北京申奥期间所认识的的士司机）。我在《纽约客》里写到了杨司机的事情。他的女儿英文名叫辛迪，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读工程方面的研究生。她在邮件里写道：“你知道吗，新加坡的英语很难听得明白。我们把它叫做‘新式英语’（Senglish）。我和新加坡人说话的时候，常常都不太懂他们在说什么。我希望通过和你交流，能提高我的英语水平。”

很难相信，那个穿着宽松军大衣的平常男子，竟有一个女儿去了海外读书。我问她关于计算机语言的事情，她是这么回复我的：

我的工作都是在linux操作系统里做的，因为这个系统的图表更稳定。现在我正在做一个关于“混合现实”的项目。这项目的意思要把虚拟实境和增强实境混合在一起。我在一间特殊的房间里工作。房间的天花板上有追踪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发出超声波，同时如果输入一个条码，系统就可以追踪你所在的位置。这是因为条码可以接受到超声波……

所以，在我的项目里，我就会和朋友一起从虚拟实境来到增强实境，救出我们的朋友。在虚拟世界里，我们会和敌人战斗一番。如果我们赢了，就可以把我们的朋友带回到增强实境来。我对我的研究工作很着迷。

每个学期，我都会寄出100封信给我以前的学生，每年我也至少回去涪陵一次。有时我会去我学生现在教书的学校，去看望他们。那是些偏僻的地方，学校的孩子们会围过来，瞪大眼睛、哈哈大笑，对我这个来访者感到十分新奇。他们通常已经学了四到五年的英语，却从来没有见过外国人。

我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我喜欢回去的感觉；不过它也提醒了我作为一个外国记者的局限。

距离是无法避免的，这就是写作的本质，你必须找到平衡的方法。我总是牢记着，教师和写作者之间至少有一个相通的信念。每当一个人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来到一个新的地方——或者甚至只是想像自己来到了这个地方，他就有机会获得一种新的视角。他可能会错误地理解所接收的信息，而他所接触的东西可能让他感到困惑；我也曾经一次次地目睹这种情况的发生。但如果他具有耐心、决心和正直的品质，对外面世界的匆匆一瞥，就可能会让他更清楚和适应自己在世上所处的位置。

2001年，中国教育部发布了一个展开英语学习的计划。这门科目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变成强制性的学科；最终，将有超过两亿中国儿童学习英语，英语也是每个中国大学生的必修课。（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只有不到9%的美国大学生修读了一门外语课程。）在中国新的教学大纲里，教育部强调了学习英语的常规理由，也就是为年轻人与外面世界的交流做好准备。但大纲里面也表示，教授外语可以“发展个性”。

在北京，我和一个叫张连中（音译）的教育部官员会面，谈到了这个计划。他曾经在英国读过研究生，谈到海外学习的经历，他非常自豪。我问他那个词——“个性”的含义，他承认，这在中国的教育里是个新的概念。“这和法国人的人道主义类似。”他说。“在文件里，我们从来不用‘个人主义’这个词，因为它在中国有负面的含义。我们避开了这个词。我们这么说：学习一门外语可以帮助培养独立的人。我们想要强调每个人的独一无二性。”

这些年来，我从四川和重庆收到了大量的信件。我以前的学生给我写信，不过更普遍的情况是，我学生的学生给我来信。信封上的邮戳来自各个地方：一条面目模糊的小村子，一些被人遗忘的小镇；但每个孩子应用这门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

我的英语有些进步了，不过我觉得有些惯用语和有用的表达方式很难学。例如“患感冒”（have a cold）和“伤风”(catch a cold)。“患感冒”是你有的东西，而“伤风”是你做的东西。首先你必须伤风，然后才能患上感冒。你可以给我一些建议吗？可以吗？

我的阿姨告诉我，我必须努力学习英语，如果我学把英语学好了，我就可以去挪威的首都奥陆斯（注：应为奥斯陆，孩子的信里把Oslo拼成了Olso）。我想把英语学得更好，这样就可以去奥陆斯了。但我很担心我能不能学好。我希望你能傍助我（注：应为帮助，help拼成了hepe）。还有给我一些建议。

我是一个中国女孩，在重庆秀山第一中学读书。你的学生曾冰（音译）是我的英语老师。我今年16岁，但只有1.45米高。有些同学笑我，不过我并不因此生气。我会告诉他们，我封存的内心最强大（encapsulate prime）。我觉得这是一种自信。我需要自信，因为自信是成功的第一秘诀！

2002年10月，威廉·杰佛逊·福斯特为记录他的“美国之音日记”，买了一本新的笔记本。里面的每项内容变得更长，也更细节化了，随后的11月，日记里出现了新的元素：

2002年11月2日

“美国将以自由的名义，带领联盟解除他的武装。”

一个美国工人一年里可以制造25辆汽车，而一个同样的中国工人一年里只能制造1.5辆。

2002年11月10日

我的女儿今天下午2点25分于乐庆出生。我太兴奋了。

菲律宾。一架小飞机今晨起飞后不久坠毁，造成机上的14人遇难……

2002年11月14日

我女儿今天很好。妈妈告诉我，她昨晚哭了一会儿。我女儿很喜欢喝奶，喝了很多。她很可爱。

……这个声明是在共产党第16届人大会议结束阶段公布的……新华社的中国官员证实，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退休……

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娜说，伊朗是否能和武器检查员展开地面上的合作，这是个大问题。

2002年11月19日

今天我的课不多。我的女儿挺好的。南希和我终于决定了女儿的中文名：戴跃璨（音译）。这个名字的含义是说她是一个星期天出生的。她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她会有一个快乐的人生。我好些同事都来看望了我的女儿。他们都称赞了我女儿。我感到很高兴。

总统布什正在前往波拉（注：应为布拉格，原文拼写错误）的路上，他将出席在那儿召开的北约峰会，此次峰会邀请一些东欧中部的国家加入联盟……

2002年12月15日

今天我们要给女儿打肝炎疫苗，坐三轮车去了当地的医院。但那些该死的医生周末不上班。

2002年12月19日

明天是我女儿出生的40天纪念日了。我们会去一家照相馆，给女儿照相。

这些照片很重要。这是跃璨出生以后第一次照相。

预料布什今日将就伊拉克的武器声明首次发表公开评论。

我有一回去温州的时候，威利给我看了他的日记，我问他为什么要把做父亲的日记和“美国之音”的笔记夹杂在一块儿。他告诉我说，她女儿大一点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这样很有趣。“这本日记可以帮她回忆过去发生的许多事情。”他说。“可能那时候世界已经不同了。对我女儿来说，这是本真正的历史书，里面有关于她自己的历史，还有关于这个世界的历史。

那一学年末，在中考之前，威利的其中一个同事拿到了最多的泄题信息。这是一份真正的政府文件，是从温州教育局泄漏出来的。它里面清楚地列出了试题的其中一部分内容。

威利拿着那份文件，再次走到离学校有一段距离的地方。但这次他把文件传真给了温州有线电视台，那儿正在做一个揭露性的节目，名字叫做“零距离”。这种节目在整个中国越来越流行了。记者不能直接攻击共产党或是当局最高层的官员，但他们常常会揭露当地的腐败问题。

威利发送传真以后，还给电视台打了一个电话。他非常谨慎，用了公用电话，并且拒绝透露他的名字。他只是告诉对方自己是“一个来自农村的老师”。他建议电视台派个记者，在考生离开考场的时候，去采访一下他们。有了那份文件，他们就可以证实有试题泄漏了出去。

在“零距离”节目揭露了这起试题泄漏事件以后，好些当地的报纸都陆续展开了报道。《南京周末》刊登了一篇文章：

温州高中入学考试试题泄漏调查

6月12日下午2：34分，温州有线电视台“零距离”节目接到了一个中学英语老师的电话，这位老师不肯透露他的名字，但他提供了一些很不寻常的真相……

记者对此展开了调查，她发现这个神秘的男人非常谨慎。传真和电话都来自公用电话。记者无法找到这个人。

直到好几个月以后，威利才把他做的这件事告诉了我。他说这件事揭露了以后，安全局的官员出现在当地的各所学校里面，询问种种问题。但显而易见的是，他们在追踪泄题的源头，而非那个匿名的传真；威利也并没有怎么为此而担忧。我问他为什么要冒这个险，他说：“我这么做是为了农村的学生。一旦发生这种事情，只有城市里的学生才能获得消息。对于来自农村的学生来说，这是不公平的。”

记录L　排印错误的汉字

陈梦家的兄弟姐妹之中，只有一个还活着。出于某种原因，赵老先生从未提过还有一位这样的亲戚，但上海博物馆的前任馆长告诉我，陈还有一个弟弟仍然住在北京。他的名字叫做陈梦熊——陈家五兄弟的名字中间都有一个“梦”字。

“梦熊”——“关于熊的梦”，是一名退休的地质学家，也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1946年，他在长江三峡地区做地质调查；那时国民党在美国工程师的帮助下，准备在那儿建一座水库。当时它的英文叫做“长江流域管理局”（Yangtze Valley Authority），是根据“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来命名的。梦熊的工作就是沿着几个可能的水库选址估评那儿地震的风险。

陈梦熊今年85岁， 还是个大个子，他很高，头发全白了，说起话来一双厚实的手不停地摆动。他住在三环路的一间小公寓里，我们就在他家的客厅见面。他妻子端来了两杯茶，礼貌地和我打了招呼，然后就走进了房间。梦熊说他得了伤风，正在和疾病斗争中。他看起来很疲惫，而且颇有点小心谨慎的样子，我感觉到这次采访时间该不会很长。

他给我看了陈家的唯一一张大合照。在所有捕捉时间感的方法中，最有效的可能是照一张大家族的全家福，在1920年代的中国尤其是如此。在陈家的家族照片里，父母端坐正中，身穿黑色的丝绸长袍。父亲戴着一顶黑色帽子，其样式让人想起清朝的岁月。在他身前，梦熊和最小的妹妹穿着小孩的宽松袍子。排行第三的梦家（关于家庭和财富的梦）和排行第四的弟弟（梦学——关于学者的梦）穿着黑色长褂，这是传统中国学生的穿着。他们的长兄（梦英——关于英雄的梦）看起来风格完全不同，他戴着墨镜，穿着西装，还打了领带。而长姊则涂着唇膏，烫了头发，穿着做工考究的大衣，大衣上有薄薄的翻领——这副打扮即便在美国城市，也不会有格格不入之感。一个变迁中的家庭，一个改变中的国家。还有关于未来的梦想。

梦熊告诉我，1957年他哥哥为中国传统汉字展开辩护后，就被划为了“右派”。共产党把他发配到河南省，让他通过体力劳动进行改造。

“他在那儿呆了两三年。”梦熊说。“我不太确定他在那儿到底做什么劳动，但我知道他还是想法子做了一些考古研究工作。那些年我很忙，有很多任务在身，这就是共产党没有给我‘戴帽子’的原因。你知道‘戴帽子’的意思吗？——把帽子戴在某个人的头上。一旦你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你就不能工作了。幸运的是，他们需要我的工作，所以他们没有给我‘戴帽子’。”

他继续说道：“我不记得梦家回来的确切日子了。不过他们一直没给梦家脱掉右派的帽子，直到1963年才脱掉的。那些年我们不是经常见面。过去他从来都是个外向的人，但从河南回来以后，他就不怎么爱说话了。”

老人家咳嗽了几声，啜了一口茶。我们聊了有半个小时，话题大部分是关于陈家以及梦熊的研究工作，这是他第一次谈及政治。然而话题随即又转移了，他说他记得哥哥爱好很广，从甲骨到京剧，他都有涉猎。他说了一会儿那些明朝家具的事情，随后脸色一沉。

“我哥哥总是说，他想把他收藏的那一套明代家具捐献给国家。”他说。“但最后赵老先生把它们卖给了上海博物馆。我原来和赵老先生是朋友，但经过这件事情后我和他决裂了。梦家希望把家具捐献出去，而不是卖掉。后来我再没和赵老先生说过话。”

在上海时，那位馆长告诉我说，赵露西（注：中文名赵萝蕤）原来同意把家具都给了博物馆，换回一小笔钱。但她忽然不肯这么做了，馆长认为是赵老先生说服她不要把家具捐出去的。后来，在露西死后，赵老先生把家具给了博物馆，换来的那笔钱金额比原来高了很多。我问梦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很贪心。”梦熊直言不讳地说。他解释道，陈梦家有些信件和照片也在潘家园公然出售，潘家园是当地的一个古玩市场。赵老先生宣称，是一个女工从他们四合院的家里偷去了这些东西，但这件事情把梦熊激怒了。两人的纷争出现在了北京的媒体上。

上海博物馆的那位馆长曾经给了我一封信的复印件，那封信是陈梦家写的，里面表明了他要捐赠家具的意图。我随身带了那封信，于是我把它拿出来，交给梦熊。老人戴上了眼镜。房间里忽然变得十分安静。

“你从哪里得到这封信的？”他说。

“马承源给我的。”我说。

梦熊注视着他哥哥的笔迹；时间慢得像蜗牛爬。轻轻地，他读出了日期：1966年。是陈梦家自杀那一年。老人家说：“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封信。你能给我复印一份吗？”

在中国，当人们说起不甚愉快的过往时，往往会兜着圈子说话。过去的故事零落地出现，就像一条链子慢慢地掉在地上。听者必须要自己联想各个事件是如何联系起来的。有时叙述者会把最重要的细节完全遗漏。然而，如果一个中国人真正决定要畅所欲言，他的直接会让你大吃一惊。通常你不会看到他在叙述中带有什么情绪，有的只是简单直接的话语。梦熊看到他哥哥的信后，信里有什么触动了他，让他开始回忆往事，把整个故事原原本本地和盘托出。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他一直不知疲倦地诉说着。

“陈梦家被划分为‘右派’回来后，他每天只是不停地写东西。”老人家说。“他一直在写着关于甲骨文和考古的东西。他似乎不在乎所有其它的事了。他去世的时候留下了很多很多的资料，大部分是没有发表过的。”

他说露西那些年也在写作。但到了1966年夏天的时候，用专注工作来躲避麻烦已变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陈梦家的过去让他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攻击目标：他在美国呆了好些年；他是古玩收藏家；他还为中国文字进行辩护。

“那一年夏天，红卫兵开始了反对旧事物的运动。”梦熊回忆道。“他们展开了对我的批斗。我的长子那时9岁左右，我叫他去陈梦家家里，给他提个醒。梦家有很多古画、古书和古玩；我叫他把它们扔掉或藏起来。我儿子回来，告诉我说他一切都好。”

老人家凝视着窗外，不停地搓弄着那双厚实的手。

“我相信事情是在那天夜里发生的。”他轻轻地说。“我记得不是很清楚——”

他思考了一会儿。“我敢肯定，”最后他说：“那天夜里是梦家第一次试图自杀。他吃了安眠药，但没有死。有人把他送去了医院。第二天我听到了这个消息，我就去了他家。他家的门上贴着批评陈梦家的大字报。我走进去，才发现四合院已经被红卫兵所占领了。他们把四合院当作邻近地区的一个基地。我马上就被人抓住了。‘很好。’他们说。‘你自投罗网’。”

“梦家的妻子也在那里，他们叫她和我坐在院里的椅子上。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们的头发剃掉一半。那时候管这叫阴阳头，是一种常见的惩罚。剃完阴阳头后，他们就抽出身上的皮带，开始打我们。起初他们用的是这儿——”

老人家摸了摸他皮带上皮革做的那一端。然后他的手滑到了皮带扣上。“过了一会儿，他们就用这儿来打我们，这是金属做的。我就开始流血了。他们打的是我的头，而我穿着一件白衬衫——那时正是夏天。整件白衬衫都被血染红了。他们没有那样打露西的头。过了一会儿，我伤得很厉害了，我请求他们让我去附近的诊所包扎一下。我跟他们说，不然我就会流血过多了，还向他们保证包扎完马上回来。他们终于同意了。但我在诊所的时候，就打了一个电话去单位，单位马上派了一些人过来。他们向那些红卫兵解释说我是个好人，于是红卫兵放了我走。在回家的路上，我看见了我妻子——不是你刚才见到的那个，我说的是我那时候的妻子。我告诉她赶紧回家。那是个极其危险的时候。那天晚上，你一整夜都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不停地敲门和打人。”

他继续说道：“梦家在医院里呆了一段时间，但因为他的背景，那儿的人把他赶出来了。我没有再去他的家——这是不可能的事。过了一个星期，他自杀了。他们有一个女工，是住在他们家里的，我想是那个女工发现了他。我听到这个消息后，也没有办法去他家，因为我也在被批斗。也没有谁给他办过丧事。”

陈梦熊是一名党员。他哥哥自杀时他并没有入党；1970年代政府叫他回去三峡的葛洲坝工程工作时，他也没有入党。在葛洲坝，他的工作还是评估地震的风险，不过这一回他是在共产党而非国民党的领导之下执行任务。“长江流域管理局”已经成了昨日的回忆；在新中国，没人会允许一个美国式的地名存在。

地质学家用一个标准化的数字系统预测地震的风险，陈梦家给葛洲坝的风险评级是6。这是个濒临边缘的数字：到了7的评级，修建的水库就必须要有各方面的抗震功能。在梦熊做出评估以后，这个项目的副领导人要他把风险评级改掉，降到5。梦熊拒绝了，有好一段时间，他都在担心可能会有什么后果。但那时候发生了太多别的事情，没有人顾得上组织一场针对他的政治运动。

负责葛洲坝工程的干部遵循一条叫“三个同步”的政策。这条政策意味着调查、设计、建造三项工作同时同步进行。过去，人们把这三者之间看作一种线性发展的过程：首先你展开调查，然后开始设计，最后进行建造。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旧规则都不再适用了；干部们认为，调查、设计、建造可以同时进行。于是梦熊做调查的时候人们就开始挖洞，工程师们画设计图时人们挖出了更多的洞。1973年，周恩来终于下令，这项工程作废。三年来，他们一事无成。直到改革开放的时候，葛洲坝的工程才重新展开，它最终于1988年完成。

1980年代，陈梦熊已经70多岁，他在这个时期加入了共产党。他并不是因为信念而入党的；他入党的原因很简单：他在中国地质部已经到达了一个级别，这个级别要求他必须是党员。否则，他就不能参加一些相关的会议了。像如今很多的中国人一样，陈梦熊真正的政治立场是实用主义的。

你注视着1920年代那张大家族的照片，看着那清朝的长袍和西式的套装，那一张张年轻而荣光焕发的脸，还有他们的父母——那一对自豪的老夫妇；你会想知道，这些精英到底遭遇了什么，所有过往的岁月究竟发生了什么。

梦熊讲述的故事并没有随着他哥哥的死而结束。他停了下来，喝了几口茶，继续说了起来。

“那年我妻子遇到了麻烦。”他说。“她家庭出身不好。她父亲是个有名的书法家，还在国民党政府里工作过。所以她总是遇到很多问题。1957年开始政治运动时，我刚好因为工作原因出差，她和我们的孩子单独留在北京。在反右运动中，她非常害怕，精神开始不太正常。她在医院里住了一年，稍微好了一些。过去她是个物理老师，但经过这些事情以后她就没办法再教书了。她去了另一个单位工作。”

“1966年，陈梦家死后不久，她单位让她把一些革命歌曲誉写到复写纸上。她就把那些歌词写下来：‘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反复来反复去都是这两句。但她写错了其中一个字。有一处她把‘万’字写成了‘无’。”

梦熊在我的笔记本里写下了两个汉字：

万岁

然后又写了两个：

无岁

在传统的中国文字里，“万”和“无”这两个字看起来完全不同：萬和無。然而这两个简化以后，就很容易混淆。1966年，中国人使用简体字还不到十年。“无”的意思是“没有”。她抄错的词就变了个意思：毛主席无岁。

“她马上就被关了起来。”梦熊说。“有大概5年的时间，她都被拘留在湖北省。他们把她关在猪圈里。1970年代初，她回来了，但再也没有恢复过来。最后，她的健康情况进一步恶化，陷入了植物人的状态。她死于1982年。”

老人家干笑了两声，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的笑，与幽默无关。“那是个可怕的时期。”他说。“很多人死了。我们失去了太多著名的学者和艺术家。如今，中国的年轻人对梦家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梦家的诗歌，也不知道梦家的学问。他死了已经将近40年了。”

23　巴顿之墓

2002年6月

在华盛顿特区，到处观光成了我们的习惯。每次我来到华盛顿，我们至少会在城里逛上一天，去看那些波拉特感兴趣的地方。“阿林顿国家公墓”是他名单上最后的几个目标地之一。那天波拉特用他的本田车接了我，然后在一家户外的餐厅停下，吃了午饭。那是6月里美好的一天。

波拉特最近换了住处，也换了工作。他仍然住在6号街的唐人街上，但搬到了旁边的那栋楼里。他住在一个维吾尔族朋友的楼上；这比和那个中国房东住在一块儿好多了。他还是干着送外卖的活儿，但是现在替另外一家叫“香料”（Spices）的亚洲餐馆工作，在那儿他能拿到更多的小费。那间餐馆的老板是个新加坡籍华人。这个新加坡人刚来到美国时，是在一家越南餐馆洗碗；现在他成了百万富翁，有自己的生意。当波拉特开始在那儿工作时，老板特意把这个故事告诉了他。在“香料”餐馆，送外卖的人每小时能挣5美元，另外还有小费。

过去两个月，波拉特的本田车修了好几回（用去1000美元），停车的罚单仍然不断增加（又花掉300美元）。但波拉特的英语有了进步，每当有问题出现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更加自信了。最近有天晚上，他送了一趟外卖，叫外卖的那个男人企图不付他钱。那个顾客只是拿了外卖，对波拉特说声“谢谢”，然后就把门关上了。波拉特在外面等了一会儿，然后他开始敲门。男人终于又开了门，他解释说自己没有钱，又把门关上了。波拉特继续敲门，后来他大声喊道要叫警察来。他喊完以后，那个男人把外卖的钱给了他。那人说刚才“只是开个玩笑”。

在波拉特看来，在华盛顿特区所有的少数族裔移民之中，样子长得像中东人或中亚人的日子最不好过，至少在9·11之后情况就是如此。“对那些正在找工作的维吾尔人来说，现在是越来越艰难了。”他说：“我有个朋友名字叫默罕默德，他最近申请了某家公司的一个职位。有个白人接过了他的申请表。那个白人看了看表格，随即注意到上面写的姓名，就抬起了头：‘哦——默罕默德。’他说会给我朋友打电话回复，但他根本就没打。这种事情常常发生。”

我说大概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会变得容易一些，但波拉特摇了摇头。

“像这种事情是不会被人完全遗忘的。”他说。“我不相信那些敌对的情绪会消失得干干净净。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越来越深地扎根在人们心里。每次人们看到电视上的一些图像，每次他们在新闻里听到‘本拉登’或‘伊斯兰教’，都更强化了那些情绪。”

关于妻子申请来美签证一事，他还是没有听到任何消息。移民局已经放慢了审批程序，好几个月来情况都是一样：波拉特每天深夜从唐人街往新疆打电话，安慰他紧张的妻子。

午饭吃到一半，波拉特起身到外面去看停车计费表。吃完饭后，我们坐在阳光下聊天，我问他来美国是否觉得有什么遗憾。

“维吾尔族有一句话，”他说：“‘一个有遗憾的男人不算是一个真汉子’。为这种事情烦恼是没用的。我相信，每个来美国的移民刚开始都曾经度过一段艰难的日子。对每个人来说，最初那几年都是很艰难的。”

中国政府一直在给美国施加压力，要美国把主张独立的维吾尔族群体（注：通常中国媒体称为疆独分子）列入反恐战争的对象。今年1月份，中国国务院发出了一份报告，宣称一个叫“东突伊斯兰运动”的组织——简称为ETIM，从奥萨马·本拉登那里得到了资助和武器。根据中国政府的说法，过去几年在新疆发生的一系列恐怖行动，都是由ETIM组织的。

这份报告出现后第二天，ETIM的领导人接受了自由亚洲电台的电话采访。这个领导人的名字叫做艾山·买合苏木，他拒绝透露他所在的位置；总之他是在中亚的某处。在电话里，他强调说，他的组织没有从奥萨马·本拉登或盖达组织那里拿过任何财政援助。“我们和塔利班没有任何组织上的联系。”买合苏木说。“我们要处理的问题已经够多了。”

人们对买合苏姆、ETIM组织、还有中国国务院指出的其他很多维吾尔族群体，都几乎一无所知。过去十年里，新疆境内的恐怖袭击都是不定时出现的，且不知道行动的个人；也没有正式组织宣称对此负责，这让人们很难分析那些恐怖袭击的真实情况。只有一些零星的信息，且它们常常无法构成意义。古怪的是，一个假定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怖组织，却选择了一个美国资助的电台发表声明——这就相当于奥萨马·本拉登把他的录像发送到“美国之音”而非半岛电视台一样。事物彼此之间的联系无法解释：中国人声称ETIM组织和奥萨马·本拉登有联系；ETIM组织在自由亚洲电台发布声明；自由亚洲电台的资助者是杰西·赫尔姆斯和其他爱国的美国保守党人。有什么东西正在转换中遗失。

每次回美国都会让我想起，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个国家的历史总是有一个困境。我看见了新挂出来的国旗，机场里增加的安保人员，还有在纽约、华盛顿这些城市里竖起的路障。这个国家的语言增加了新的说法：反恐战争、邪恶轴心、橙色代码、爱国者法案。我总是觉得，国家使用这样一些词语是一个糟糕的信号，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也让我相信，若人们陷于过去某些可怕的日子不能自拔，是一种不健康的表现。不过，人在一定距离之外是能轻易发表这些意见的。2001年9月11日，历史性的事件在美国发生，而我并不在我的家园之内。

在中国，作为一个外国人，我总是有我看待事物的角度。我来到的这个国家正在从过去的创伤中恢复，人们正在重整昨日的各种回忆。真正的事实无从知晓，但昨日的阴影犹在；人们看重文物，也看重过去的那些故事。作为一个外来者，历史的恣意妄为常常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种种的巧合和种种的困惑，人们重视的事情以及听任消失的事件。意义和混乱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

我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往返，也带给了我同样的感觉——原来的边界开始模糊不清。我刚开始在中国生活时，两国人之间种种的差异常常使我大吃一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似之处在我眼中开始越来越明显了。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有好些相同的特性：他们都是实用主义者，他们不拘礼节，也都喜欢开玩笑。人们喜欢乐观地看待事物，有时甚至有过分乐观之嫌。他们努力工作：这自然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同时也让物质主义大行其道。他们都非常富有爱国精神，而这种爱国主义是建立在信念而非经验的基础上：相对来说，很少有人在国外呆过一段时间，但他们仍然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国家。当他们真的走出国门时，常常会成为糟糕的旅行者：很快就开始抱怨，很难去适应新的环境。对别的国家，他们的第一个问题通常是：你觉得我们怎么样？（你觉得我们中国怎么样？你觉得我们美国怎么样？）中国和美国地理上都与外界隔离，他们的文化很强大，以至于人们很难从别的角度看问题。

但这两个国家本身都出乎意外地团结。这两个国家地域辽阔，有各种少数民族和语言；且没有严格的军事或政治力量长时间地维持这种团结。相反，是某些信念让人们团结在一起。书籍中汉朝的中国人论及文化和历史时，会让我想起美国人谈论民主和自由的方式。这些都是基本的价值观，然而它们也具备信念的特性——因为如果你在甘肃的考古遗址或佛罗里达的选举现场闲逛，你就会发现把整齐划一的表面轻轻一揭，就露出了某些混乱的成分。两个国家的力量当中，都有些是通过叙述获得的：他们抚平了那些不甚规整的事物，创造出关于自己的伟大故事。

两个国家应对各自的失败时如此糟糕，这就是原因之一。一旦出了问题——一些载着鸦片烟的船带来了异国的冲击，或者是一群男人拿戒刀当武器，人们就对混乱的现实惊愕不已。对于这些文明来说，他们习惯于掌控和管理自己的世界，一旦发生这些事情，就造成了很深的创伤。在极度的危机情况下，美国人采取了损害民主、自由的措施，这大概也是自然而然的；就像中国人曾经反对他们自身的历史和文明。

然而，对于像维吾尔族这样的边缘化民族来说，即使我们看来最糟糕的时刻，对他们也是寻常事情，只不过一瞥历史在他们眼中的真实模样而已。在波拉特看来，这个世界从来都是专横霸道、无可预测的，以后也将一直是这样。那年夏天到8月份时，他将会打电话给身在北京的我，告诉我说他妻子要离婚。她已经厌倦了等待，而从中亚移民到美国，也远没有两年前那么富有吸引力了。

也是8月份，稍晚的时候，美国副国务卿理查德·L·阿米塔吉将出访北京，并宣布美国已经把ETIM组织列为反恐战争的敌人。很多政治分析家批评这个决策，认为它让中国人得到了更多的许可，可以去压迫新疆本地的族裔。但美国需要为联合国中关于伊朗问题的争议做好准备，而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一个永久性的席位。在北京，阿米塔吉告诉记者：“总的来说，我认为中美两国的反恐合作将有一个相当好的前景。”

然而在华盛顿特区这个6月的下午，那些还是将来的事情。这天天气极好，蔚蓝的天空不见一片云彩。波拉特开着本田车，经过波托马克河，进入了阿林顿国家公墓。

我们在约翰·F·肯尼迪的墓前站了很久。墓地里人很多，但人们看到那永恒不息的火焰时，就全都安静了下来。只听见窃窃私语和阵阵踏在花岗岩上的脚步声。

我们离开肯尼迪墓时，波拉特的眼睛灼灼发亮。“20年前，我曾说过我要去看肯尼迪的墓碑，今天我做到了。”他自豪地说。“我在新疆的时候，就看了关于肯尼迪的电影和书籍；我还记得看过那些关于他死因的种种假设。有些人说是克格勃（注：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或中央情报局杀害他的。但那些都不是我关心的事。我总是觉得，肯尼迪是一个笃信自由的人。他不应该这么早死。”

我问他在阿林顿还有没有其他想看的东西。他告诉我说，他一直都想站在乔治·Ｓ·巴顿将军之墓旁边照张相。

“一部关于巴顿的电影在1990年代早期翻译成了维吾尔族语，”波拉特解释道：“它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电影里有一处，巴顿谈到他有多么讨厌共产主义。他说他很想要摧毁每一个属于共产党人的地方。这对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来说意义非同一般，因为我们对付共产主义已经40年了。我以前常和朋友们一起讨论电影那部分的内容。”

我找了墓地的一个工作人员，问他巴顿的墓怎么走。那个人盯着我们看。

“巴顿的墓不在这里。”他说。

“在哪呢？”

“巴顿埋葬在卢森堡。”

波拉特听着我们的对话，现在他看起来有点糊涂了。我试着向他解释，但我不知道卢森堡中文怎么说。

“那是欧洲的一个小国。”我说。“在比利时附近。可能巴顿死在那儿——说实话，我不是很清楚。”

波拉特耸耸肩，随后我们在墓地里闲逛了半个小时。一排排的墓碑在午后的阳光下闪着光，雪白得像骨头的颜色。随后我们在停车场找到了那辆本田车，在影子开始拉长之前，开车回到了唐人街。

记录Z　售出的文字

伊姆雷·加兰博斯（注：中文名高奕睿）小时候在莫斯科住了五年，他在那儿看了一系列关于苏联西部的电影。“那个系列的电影叫‘神出鬼没的复仇者’（The Uncatchable Avengers），”他回忆道。“有三部还是四部。里面有优秀西方电影所有的元素：一模一样的牛仔，全部都骑着马。但它的内容是关于俄国的内战，时间是1918年至1922年。里面有枪战，而好人总是能设法逃脱。那些都是孩子——一帮破坏白军行动的年轻人。里面有一个吉普赛人，一个女孩，一个知识分子。他们都是俄国里面政治正确的这一类人物原型。”

加兰博斯无法成为任何人物的原型：他有一半匈牙利血统，四分之一哈萨克族血统，四分之一塔塔尔血统。他在故乡匈牙利度过了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那时候的匈牙利还是共产主义的天下。大学的时候，他去了中国学习，随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深造，他在那儿完成了博士论文，内容是关于中国古代文字的发展演变。他现在在大英图书馆工作，管理敦煌的手稿，那是图书馆里收藏的具有千年历史的佛教文献，是1900年代初期在中国西部发现的。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文献存放于大英博物馆，是一件极其敏感的事情。人们常常形容它们是被“掠夺”的，但加兰博斯认为，“掠夺”这个词不甚准确。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政府力量太弱，且贪污现象严重，那时的官员允许人们把文物贩卖并出口给外国人。无论人们对这种行为的道德性有何感受，它们却是合法的：以手稿换钱这种事全都有完整的书面记录。现在，加兰博斯与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协力合作，在网上创建了敦煌手稿的“虚拟图书馆”。真正的文献仍然留在伦敦，但人们可以通过电脑，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获取它们的影像资料。

加兰博斯的兴趣并不局限于文物。他钻研所有种类的文章：过去的和现在的，官方的和非官方的。他精通计算机语言，并且在学着西夏文，这是一种已经灭亡的语言，只存在于中国西部发掘的碑铭之中。他还学习维吾尔族语。他去北京的时候，收集了好些餐馆的菜单，以研究普通人是怎么写汉字的。他特别感兴趣的是名词的偏差——错误的应用与写错的字。有时他会买来盗版光碟，看那些翻译成了中文的英文字幕，中文常常叙述出一个与电影截然不同的故事。电影《西蒙妮》（Simone）在北京出了盗版碟，加兰博斯就曾经把它的中文字幕重新翻译成英文，然后把它和电影里所听到的英语作比较：

[声音]“我是主讲人，你必须记住我的话：‘谁会需要人类呢？’”

[字幕]“我是速度之王，你必须我的速度意味着人类。”

[声音]“西蒙妮有简·方达的声音，索非亚·罗兰的躯体，格蕾丝·凯莉的优雅，以及结合了奥黛丽·赫本与天使的面孔。”

[字幕]“西蒙妮的有无性繁殖的嘲笑者的年轻声音，有萨法·拉林的躯体，有好看优雅凯莉的优雅，以及结合了角度的阿提法潘的面孔。”

一切都有关联：菜单和盗版碟，历史和电影，语言和考古。文字创造了意义，不管其创造过程有多么随意。“什么是事实？”我们在北京的某次谈话中，他问了我这个问题。“事实就是大量的数据。有一个叫恩斯特·卡西尔的哲学家对我影响很大。他写了一本书，名字是《语言和神话》。他的观点一言以蔽之，就是‘语言本身创造了事实’。例如，你要有像名词这样的词，就要先有概念。你形成概念的时候，就是你创造事物的时候——这是一个创造性地过程。你从环境中选出某些东西，赋予它们称号，你就在你的周围创造了这种事实。你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学的不只是怎么说话，还学了如何去感知事实。这几乎就像计算机语言一样，有一种内部代码让你可以进行思考。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很老的概念了，而且如今有很多人并不相信这个理论。但我觉得，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准确的。也许如果你没有形容某种感觉的词，或者形容天空里某种颜色的词，你就不会注意到那种感觉或那种颜色。它没有从背景中凸显出来。这就是词语的功能：它们让事物凸显出来。否则，世界就只是一大团模糊不清的数据而已。计算机语言管这叫‘无解的数据’（uninterpreted data）。所以，语言就是你的浏览器。”

加兰博斯可以流利地说五种语言：匈牙利语、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他学习新语言的动机几乎都不是出于学术上的考虑。他学中文是为了要从匈牙利的军队里逃脱；他是在交日本女朋友的时候学会日语的。他和中国妻子移居美国后英语变得流利了。现在，那些女人都从他的生活里消失了，但语言保存了下来。

加兰博斯在20岁到40岁之前全世界到处跑，学会了不少新的语言和新的技能；同时，他小时候呆过的国家也在改变之中。俄国的孩子不再看苏联西部片；匈牙利不再属于共产党；那儿也不再有强制性的兵役。近几年来，加兰博斯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有了一个家，每当他的工作允许他离开伦敦时，他就呆在布达佩斯。在那儿，他和一个女人一起住，这女人20年前是他的高中同学。我问他为什么要回去匈牙利，他只是这么回答我：“我整个成年时期都不在家，所以我决定现在要呆在家里。”

在异国他乡度过了这么些年以后，他已经很擅长比较不同的文化。他既教过中国学生，也教过美国学生，他告诉我，他发现中国人和文字之间有一种关系，是美国人所没有的。对于中国人来说，文字作品似乎是他们文化认同的根源，但很多美国学生队自己国家的文学经典并不熟悉。我问他，美国文化里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和中国文化里文字的作用大致相当的。

“那可能是电影吧。”他说。“我觉得在美国，电影显得异常重要。那时人们从世界获取信息的方式。如果你问一个美国人某个事物——比如说佛吧，他们给你的回答通常会涉及电影。他们就会谈论《小活佛》（The Little Buddha）或他们看过的其他电影。”

他继续说道：“我觉得电影就如同传统的文字资料在中国的作用，它们制造了一张‘网’。在中国的文字资料中，有一种对现实的见解，而所有文字资料都具有相同的见解。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的知识分子，他们把自己的文化看作是一张‘网’。他们不是生活在物质世界里；他们也不是在谈论物质世界。这张网内都是历史和文字。电影对于美国人来说也是这样。电影中的人物总是会提及其他的电影。电影在美国构造了一个巨大的现实空间。现在，这个空间已经营造起来了，这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世界。很多人通过它体验事实。我在美国时，这是真实的体验。我在那儿看了很多电影，我觉得现实就是美国电影。你可能说了什么，然后我就会说，噢，那让我想起了某出电影里的某个镜头。这就像幻想与现实全都混杂在一起的感觉。你对任何事物都有一种感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

“电影就是文字。它们的目的是一样的；只是语言不同。在中国，人们写得最多的时候，就是他们最需要重新定义自我的时候。这不是被动性的，这是创造。这不是记录，这是重新思考过去以及创造现在。这是要证明现在的合理性，创造思想意识。所以在美国有那样一些电影，使人们感觉到他们是美国人。就像《珍珠港》。这和文字、和书本是相似的。但电影留在脑子里的时间更长，也许因为它是一种视觉语言的缘故。它还逐渐变成了人们决定他们的价值观的一种方式。通过电影，你有了这些随时可使用的例子和模式。电影给了你一种语言，就像书一样。电影给了你一种语言，让你解析你的个性，理解你的个性，展示或表达你的个性。”

我最初是在互联网上遇到加兰博斯的。有一天下午，我在谷歌上搜索到一条关于陈梦家的引文，它出现在www.logoi.com这个网址上。我联系了网站的编辑：伊姆雷·加兰博斯。我们交流后才发现，有个人我们都认识：加兰博斯在伯克利读时，跟随大卫·N·凯特利（吉德炜）做研究，凯特利就是那位我采访过的甲骨文学者。

加兰博斯建立这个网站，是为了出售语言学习的软件，他也在网站上登载一些关于中国文字体系的信息（所以才会出现关于陈梦家的引文）。然而不久以后，他就开始收到一些美国年轻人发来的电子邮件，通常这些年轻人都有某种请求：

你好！我正在做一个报告，报告里需要用到从A到Z的中文字母表。你若能给我一些帮助，那就再好不过了。谢谢。

我在找中文字体的字母表，似乎网上特别难以找到相关信息。如果你可以给我指明方向，我就太感谢你了。谢谢。

最近我有个朋友被杀害了，我要在身上弄一个纹身纪念他。我想知道一些纹身的字体、符号或字母。

“德安德拉，亲爱的天使。”我想纹上这些字的中文或符号。你可以帮我吗？

加兰博斯通过电邮回复了他们，也在网站上登载了更多的相关信息。他在上面解释道，中文没有字母表；这是个语标体系，有几千个汉字。但这么做却得到了相反的效果。把“中文”和“字母表”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即使是否认这么一个东西存在的上下文，却弄得在网上搜索“中文字母表”的人肯定会搜索到他。于是各种各样的请求像潮水一般涌来：

有没有人能给我发一份中文字母表，或者至少是其中的三个字母……我需要字母“C”、“D”、“E”的中文字母。谢谢。我的女儿想要这些中文字母，她要把它们纹在背上。

我真的很需要字母R的中文。如果你能告诉我可以在哪里找到它，那就太好了。非常感谢！

你可以在12点以前告诉我“生日快乐”的中文吗？谢啦。

我的猫斯默克（Smokey）最近死了。我想要“斯默”(smoke)或者“斯默克”(smokey)的中文符号，好印在他的骨灰盒上。你可以帮我吗

请你发给我中国军队的信息

你好，我正在“Hi and Low”网站上搜索一些用来纹身的中文字母。你可以帮我吗。“无惧任何人”，“强者生存”。请回信。

我觉得你网站上应该有些关于中国的人的信息。例如谁是第一任皇帝，还有类似的重要任务。我来这个网站是想找出谁是中国第一任皇帝。但我没有找到。而且我不觉得你网上的东西是“古代的”。

“房子音乐”（House Music）的符号是什么？？（注：House Music是电子音乐的一种）

加兰博斯试着耐心对待这一切——中国人没有字母表；中国文字是一个有几千个字体的语标体系；但人们拒绝“没有”这个回答。他们变得气愤：

你的网站太烂了！我现在就要中文字母表！

弄些中文名来 我觉得这糟透了

你的网站冒充一哥！！！

你好我想对你的网站提些意见。你给你的网站起名叫“中文字母表”，真是他妈太愚蠢了。人们不是要找没有中文字母表的原因，人们只是想要字母表，所以把字母表给他们吧。

加兰博斯的其中一个朋友认为那个意见很棒。“他说，为什么你不干脆给他们就是了？”加兰博斯回忆道。“于是我们坐下来，试着找出有什么可以被称为是中文字母表的。有人建议我们做一个汉字编码的页面给他们。这是一种万国码，每个汉字都有它的数值。或者给他们整套的1万三千个汉字，毁掉他们的内存。”

最后，加兰博斯还是克制了他的报复心。不管怎样，他对自己的反应还是有点尴尬；毕竟他是个严肃的学者，也是一个古老文献的管理者。但美国人不断地问他要中文字体：这是个明显的需求，由加兰博斯决定他可以提供什么。

他在自己的网站上贴了一些英文名的中文——像塞斯利亚、杰里米等等，每个名字标价10美元。起初生意很少，大概1个月200美元。他重新设计了网站，加入了一些除名字以外的中文汉字。他还把网站构建得很有技巧，这样只要有人在谷歌上键入“中文符号”，就会出现他的网站。

“销售额上升到1个月600美元。”他说。“我觉得这样很棒。于是我又把网站重新设计了一遍，然后1个月就赚到了1万5千美元。到了8月，中文符号大概赚到了2000美元。那只是一些英语单词的翻译，有100多个。你选择你想要的词，然后你就可以把它买下来。买下来以后，你就有了一个维持两周时间的网页，你可以下载网页的内容或拿去做别的事情。最流行的词语是‘爱’、‘信念’、‘命运’、‘朋友’、‘兄弟’、‘哥哥’、‘弟弟’、‘姐妹’——都是这一类的词。有时候‘上帝’和‘耶稣’也很受欢迎。我还把‘圣灵’放了上去，但没有人买，我就把它删掉了。我还放上了星座，结果那天人人都来买星座，我就觉得，真酷啊。于是随后我把这个网页译成了西班牙文，于是人们也可以用西班牙文来买中文符号了。我又有了一个主意，我把日文符号也放到了网上，现在网站利润有20%来自那儿。一个词是2.5美元，最少有四个日文符号。‘命运’要2.5美元。”

“我在匈牙利的姐姐日子过得不太好，于是我把网站给了她经营。赚来的钱我们俩分。随后我会在网站上放上埃及语的符号，还有马雅语的符号。何乐而不为呢？大部分人都是买来做纹身的，但也有一些顾客是设计师。”

他继续说道：“这个网站建立了大概一年，我开始看到有些中国人也在网上做同样的生意。但中国人自己不能把汉字卖出去。他们要把汉字印在杯子上、钢笔上、圆领运动衫或别的什么东西上。他们似乎没有把握其中的奥妙——人们并不需要哪个杯子或那件运动衫，他们只是要那些该死的汉字。对中国人来说这是荒谬的事。这就像你想把字母B卖给蒙古人一样。”（注：蒙古语使用的是西里尔字母）

24　茶

2002年6月

老人的朋友给身在北京的我送来了一包裹的茶。里面有两袋干的茶叶，是在安徽省的黄山摘下来的。春末是最好的采茶季节，那一趟飞越太平洋的旅程，我的行李里面满是新香清冽的味道。

去华盛顿特区看波拉特的时候，我顺便去了一趟弗吉尼亚州的赖斯顿，到了当地的老人院。蓝色的地毯，白色的墙，轮椅专用的轨道……这个地方让人感觉千篇一律而单调，隔着一段距离来观照晚年，通常都有这种感觉。我沿着静悄悄的走廊一直走到823房间。房门上贴了张贴纸，上面画着一面美国国旗，还有一行字：“2001年9月11日”。

我敲了敲门，巫宁坤应声而来，当我把那两袋茶叶递给他时，他高兴地笑了起来。“这是以前宫廷所用的茶。”他说：“看看这种绿色——不是很美么？迟一些它会变成红色，但现在还新鲜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

他说茶是他想念中国的一个地方。除此之外，他对新的美国生活并没有什么抱怨。我坐了下来，他倒了两杯万事好法国白兰地（Raynal French Brandy）。

巫宁坤喜欢把自己形容成一个“发战争财的人”。1937年，日本入侵了他的家乡江苏省，在江苏省的省会城市，日本人犯下了“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巫宁坤当年17岁，他向中国西部逃亡。他的童年并不快乐：他妈妈在他7岁的时候自杀了，而逃亡的生活让这个年轻人有了一个新的开始。在四川省念完高中以后，他在昆明上了大学，学习英语。他给美国“飞虎队”的志愿飞行员做翻译，这些飞行员在四川的基地与日本人开战。中日战争以后，巫宁昆获得了曼彻斯特学院的奖学金，这个学院位于美国的印第安那州，巫宁昆成了学校里唯一一名外国学生。1948年，他开始在芝加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的博士学位。这些就是巫宁昆的“战争财”了——全是学术上的。

1949年后，如同很多身在美国的中国年轻人一样，巫宁昆面对着一个困难的抉择。好些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回到了新中国，包括赵露西（赵萝蕤）。身在北京的她敦促巫宁昆回国从教，最后巫宁坤同意了。他的博士论文“T.S.艾略特的重要传统”还未完成。他研究生院的其中一个朋友，一个叫李政道的物理学者来到了三藩市，送他离开。巫宁昆问他的朋友为什么决定留在美国。李政道说：“我不愿意被人洗脑。”

故事就这样继续。1955年，巫宁坤被称为“反革命”；1957年，他成了“右派分子”；1958年，他被送到劳改营里。随后的20年，他大部分时间都呆在监狱，或是下放在农村。他有好多回都几乎饿死了。然而他活了下来，他的妻子李怡恺也活了下来。李怡恺在无数的运动和惩罚当中，都没有改变她的天主教信仰。

1990年，曼彻斯特学院给予巫宁坤人文文学荣誉博士。巫宁坤获邀留在学校，用英文写了一部回忆录。回忆录的名字叫《一滴泪》，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这部书出版以后，巫宁坤在北京的工作单位撤销了他的养老金和住房。他和妻子决定留在美国，那时候他们的三个孩子都已经在国外读完书，并在美国安顿了下来。1996年，巫宁坤和李怡恺入籍，成了美国公民。

时不时地，巫宁坤会为“美国之音”写一些报道（“他们付我的酒钱”）。在一篇广播稿里，他评论了我写的第一本书，随后他给我寄了一份打印的评论稿复印件。那次偶然的接触带我走向了过去：巫宁坤告诉我，他在研究生院和赵露西及陈梦家是朋友，随后我逐渐下了决心，要去追寻甲骨文学者陈梦家的故事。

巫宁坤今年82岁，一头浓密的白发，当他说起过去的时候，常常会自我解嘲地哈哈大笑起来。那些年来经受的残酷迫害，似乎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阴影。他喜欢说另一个关于李政道的故事，那个年轻的物理学者由于不想被洗脑，所以决定留在美国。1957年，巫宁坤被打为“右派分子”的时候，李政道成了诺贝尔奖历史上第二年轻的获得者。

“让我们为陈梦家干杯，为我的大姐——赵露西干杯。”巫宁坤说。大姐是一个常用的中文词汇，用于形容一个感情亲密的女性朋友。我们举杯，然后巫宁坤站了起来，走到他的书桌旁边。他递给我两封信。“这些信是很私人的。”他说。

两封信都是露西在1990年代早期手写的。有一封信提到了巫宁坤的书，还提到了那个古老的四合院——我是看着它被拆毁的。她在信里写道：

你的书出版了，我现在仍然很兴奋……你和怡恺来北京的话，可以住在我这儿。现在我在四合院的西翼有了一间客人房，里面家具都齐全了。你们可以在我这儿吃饭。

“我总是很同情她。”巫宁坤说。“我觉得赵老先生对她不是很好。据露西说，她爸爸本来想把他们家的房子留给她，但那时候她和陈梦家在一起，于是她就把房子给了她的弟弟。后来陈梦家自杀了，她的家没有了，于是她只好搬回去和她弟弟及弟媳一起住。她弟弟和弟媳占了四合院里最好的房间，只给她一小块地方。他们对她不是很好，三个人甚至都不同桌吃饭的。一个刚刚经历了文革、又失去了丈夫的姐姐——他们应该多关心她的！她只有两个小小的房间而已。”

他继续说道：“露西和他们的性格完全不同。赵老先生和他妻子喜欢打麻将。他还喜欢和万里及其他大人物打网球。他并不特别在乎教英语的事。他们忙着打麻将的时候，露西正在翻译惠特曼的作品！”

我们又喝了一口白兰地。他小小的房间里摆满了两种文明的装饰品，书架上的书在两种语言之间变换：Joseph Brodsky（约瑟夫﹒布罗茨基），张紫葛，Vladimir Nabokov（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徐志摩，John Keats（约翰﹒济慈）。一面墙上挂着李怡恺和天主教教皇的照片，旁边是一幅合照，里面有这对夫妇和三个子女、以及子女各自的家庭。巫宁坤和李怡恺的其中两个孩子和美国人结的婚。（“他们是混血儿。”巫宁坤指着孙子孙女的照片说。）另一面墙上挂着一幅诗人王曾祺写的毛笔字：

往事回思如细雨

旧书重读似春潮

我问巫宁坤，他什么时候听到陈梦家去世的消息的。

“在文革结束之前。”他说。“我在安徽的时候从小道消息里听说的。自杀的不只他一个。我不会这么做。他们要杀我很容易，共产党人手里掌握了所有的生杀大权。他们想什么时候杀我就什么时候杀，但我自己是不会自杀的。我妈妈是自杀死的，我不会再那么做。”

他说在那些政治斗争终于结束以后，他直到1980年才见到了露西。

“我们没有提到梦家的名字。”巫宁坤轻轻地说。“对我来说，如果要我说我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抱歉——那是很难出口的。我知道那些话一点儿意义都没有。我很高兴露西没有提到那些事。她也没有哭。她意志很坚强。”

文化大革命以后，赵露西患了精神分裂症。后来她的病情好了很多，可以教书和写作了，1990年代，她翻译了沃特﹒惠特曼的《草叶集》，这是《草叶集》首个完整的中文版。1990年，她回到了母校芝加哥大学做演讲，演讲的内容就是她的翻译。第二年，学校给予她杰出成就奖。她在1998年去世，就在我搬到北京的前一年。

我对这个女人的了解都是道听途说的。有些材料很残忍——在梦熊的回忆里，她坐在四合院中，让红卫兵剃了阴阳头。巫宁坤说她拒绝谈论过去，但有那么一些时候，表面的坚强也会崩塌。埃莉诺﹒佩尔斯坦是芝加哥美术馆的馆长，在露西1990年来访美国时，他曾经陪同露西参观美术馆。佩尔斯坦说，露西那时候是个迷人而开朗的老太太，但当他们参观到露西丈夫1940年代研究的商朝青铜器时，露西就完全变了一副模样。她一看见那些文物，就变得十分激动，以至说不出话来。她说她那本梦家写的书——《美帝国主义掠夺的我国殷商铜器》，已经在“文革”中被夺走了。

在我开始进行调查的时候，我就知道要找出陈梦家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现在为时已晚。他的故事随着一场场过去的政治运动消失，而他属于失落的一代：那些受过教育的精英分子在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中苦苦挣扎。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关于未来的故事，它的发展由新生的中产阶级推动；实用主义取代了以前的理想主义。如今要紧的是新兴的城镇和大批的移民——像艾米莉和威廉﹒杰佛逊﹒福斯特这样的年轻人，在这个日新月异的国家中寻找着自己的发展道路。作为一个记者，年轻也很有帮助。这份工作需要活力和自由；你必须跟得上每个人急匆匆的脚步。我是轻装上路：没有家庭，没有永久的居所，没有办公室。我的办事处就装在袋子里——一个图章和一些简单的执照。

但追查陈梦家的故事越久，在过去的回忆中搜寻越久，我就越欣赏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们。那一代人一直在流浪——他们要逃离战争、饥荒和政治，他们尝试着调和西方思想和中国传统。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失败了，但他们并没有丧失自己的尊严，而他们的一点理想主义火花则以某种方式幸存了下来。我在艾米莉和威利这样的年轻人身上看到了这种理想主义，尽管身处这个实用主义压倒一切的时代，他们仍然在乎正义和非正义之分。

而上一代人的人已经以某种方式获得了自身的安定。无论如何，他们都得到了憩息，从他们身上感到了一种平静。每次采访完一位老人以后，我返回到日常的世界——一座座一夜之城，一个个爆炸性的新闻，都拥有了一种新的视野。所有这一切都会随着时间消逝。

每位长者都有自己的方式来处理回忆。石教授在台湾耐心地工作，研究着他以前在安阳所做的考古记录。王军用马尼拉纸做的文件袋收集一个老妇人的谎言；梦熊则加入了共产党。李学勤攀登上了学术生涯的巅峰，但他并不曾让骄傲冲昏了头脑，以至于能毫无愧色地面对年轻时写下的对陈梦家的批评稿。而赵老先生——有时，当别人控诉他不尊重他的姐姐、也不尊重他已故的姐夫时，我就会想，也许四合院的拆毁是冥冥之中对他的某种报复。

但每个故事都有种种的见解，在北京，我也和陈梦家以前的一个学生王世民见了面。赵老先生和上海博物馆为陈梦家的明朝家具谈判时，他曾充当两者的中间人。王世民说，没人有资格责怪赵老先生因为那批家具而接受了博物馆的钱。“他有权这样做。”王世民告诉我。“坦白说，其他人不应该为此说三道四。”我明白他的观点：与其试图找出谁做错了什么，不如去理解政治运动如何破坏了生活、友谊和家庭——这些要重要得多。我也理解赵老先生为什么宁愿打网球，而非沉浸在那些可怕的回忆里。对于那一代人来说都是这样——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幸存者有其他的反应。过去那些历史性的事件令人难以想象，它们似乎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事情；而人们对此的反应完全是能让人理解的。从过去中复原，尽管存在着各种方式，都是人的直觉而已。

但我特别敬重巫宁坤对此的平静。他的回忆录并不是畅销书，但他理顺了他的过去。对于任何作者而言，那就是写作的根本动机，特别是对那些遭遇了不幸的人们。写作可以模糊真相、困住在生的人，它可以具有破坏性，也可以具有创造性。但对意义的搜寻，则有了一种超越一切瑕疵的尊严。

在我们的谈话中，老人提到，他对他的人生没有遗憾。“如果他们没有搞文化大革命和反右运动，我可能会成为一个更出色的学者。”他说：“我可能会写出几本关于英国文学或美国文学的书。但那又如何呢？这些书已经很多了。《一滴泪》这种回忆录也许更重要呢。”

李怡恺回来的时候，我们还在喝白兰地。她刚参加完当地的一个天主教集会——16执事的任命仪式，脖子上戴了一个金色的十字架。她听到她的丈夫正在谈论过去的事，就摇了摇头。

“可能是年龄的关系吧，我特别的健忘。”她说：“我老忘记把东西放在哪里了，也记不住新的事情。但所有过去的事情我却记得很清楚。有时候我甚至还记得很多的细节，记得发生的日期和时间。我的女儿说，你怎么能记住那么多细节的呢？”

巫宁坤笑了起来，抿了几口白兰地。

“例如我丈夫被逮捕的日子。”她说。“那是1958年4月17日下午两点。我总是记得那个时间。我也记得我三次去河北监狱看他的事情。”

我问巫宁坤，他在监狱和劳改营的那些年，是怎么让自己保持积极的心态的。

“那时候我会想起杜甫、莎士比亚和迪兰·托马斯。”他说。“你知道迪兰·托马斯在父亲临终前写下的那首诗歌吗？《而死亡也不得称霸》里头有一句‘在刑架辗转精疲力竭’。（注：此处采用的是北岛的译本）这和我们的行为相关——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尽管我们遭遇不幸，尽管我们在忍受折磨，但‘死亡也不得称霸’。你知道吗，我在芝加哥听过迪兰·托马斯朗诵他自己的诗歌。我记得是在1950年。他的朗诵非常令人感动。”

我问巫宁坤，他有没有和这个威尔士诗人说话。

“没有，我只是听众而已。”他说。“而且那时他已经醉醺醺的了。他不懂得如何照顾自己。他在受苦——我觉得，人生成了他的一个负担。”

轮椅专用的轨道，白色的墙，蓝色的地毯。我站在养老院外面，在午后的阳光中眯了眯眼。在我面前，是一连串经典的美国零售店：汉堡王(Burger King)、西夫韦(Safeway)、好莱坞影像(Hollywood Video)、里朵皮萨(Lido Pizza)、辛辛那提餐厅(Cincinnati Cafe)。我走到一间便利商店里，买了一杯饮料，然后回到养老院门前的长凳上。公交车几分钟后应该会来了。三个老妇人坐在我旁边的长凳上。看样子她们就等着和人聊天了。

“好喝吗？”其中一个老妇人问道。我点点头，放下手里的饮料。

“小心身材走样喔。”另一个老妇人干巴巴地说。她有很重的纽约口音。

“你来这儿看谁呀？”第三个老妇人问。

“巫宁坤。”我答道。“巫宁坤和他的太太。你们认识他们夫妇吗？”

“当然！”

“每个人都认识巫先生！”

我问她们为什么，结果三个老妇人一起瞪着我，好像我是个傻瓜一样。

“因为他的书啊，还有因为他上过芝加哥大学。”其中一个平静地说。她的话听起来耳熟，是中西部那种平平的口音。我问他们有没有读过《一滴泪》，话出口就意识到自己又问了个蠢问题。在弗吉尼亚州莱斯顿的这个角落，巫宁坤简直就是家乡人引以为傲的作者。

我问她们对那本回忆录有什么看法。

“我喜欢那本书。”一个说。

“他有一段艰难的人生。”中西部口音的说。

“尤其是他被发配到劳改营的日子，很艰难。”纽约口音的说。

公交车开到了跟前，车门打开了，嗞嗞作响。一幅景象忽然清晰起来：三个年老的姊妹，在纺纱、织布、剪掉线头。我停住了，不知道要怎么结束我们的谈话。

“你快点上车吧。”纽约口音的说。我就照办了。

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的图书馆里,朋友帮我找到了两册《草叶集》的中文版。它是在1991年出版的，封面的显著位置标明了译者是赵露西。

1994年，一位研究惠特曼的美国学者肯尼思·M·普里斯，来到北京拜访了露西。他们的谈话发表在《沃特·惠特曼季刊》里。在访问中，普里斯问露西，她怎么翻译诗歌《跨出永不止息的摇篮》(Out of the Cradle Endless Rocking)的第一节，那一节前22行是一个很长的句子，而主语和谓语动词在22行之后才出现。

露西回答：“没有办法把那个长句翻译成一个句子。我必须要说，虽然我想尽量忠实原文，但我也要考虑中文译文的流畅性。”

我重新读了一遍惠特曼的原诗，然后看了露西翻译的中文版。我用字典查了一些较为艰涩的字眼，然后尽我所能把她翻译的诗歌第一节的最后三行重译回英文：

我，痛苦和欢乐的歌手，今世和来生的统一者，

所有暗示都接受了下来，加以利用，但又飞快地跃过了这些，

歌唱一件往事。

I, the singer of painful and joyous songs, the uniter

of this life and the next,

Receving all silent signs, using them all,

but then leaping across them as full speed,

Sing of the past.

一个甲骨文学者曾经说过：那些是音符。我们必须自己谱出歌曲。

（全书完）

附：惠特曼原诗Out of the Cradle Endless Rocking第一节最后三行：

I, chanter of pains and joys, uniter of here and hereafter,

Taking all hints to use them, but swiftly leaping beyond them,

A reminiscence sing.

译后记

x2zhao

关于感谢

开始翻译此书时适逢哥伦布的第一场雪，而如今结束此书时已在次年秋的洛杉矶了。

最近生活变得极简单。一个人，一张书桌，对窗外灰褐色八角亭，亭外一株桃花，开如艳艳新阳，甚合适加州的好天气。每天乱涂鸦乱翻书——唯翻译是不敢乱翻的，正正经经地下笔；傍晚散步看深蓝天空，有微月一钓，渐渐盈成满月一轮，又逐渐消瘦下去。如此循环反复几回，33万字中文的译稿《甲骨文：徘徊在中国与西方之间》终于完成了，算是对自己和对所有关心此书的读者有个交代。

此网上译本能够最终完成，便不得不感谢何伟先生和译言这个平台。何伟先生在北京为新书《寻路中国》宣传时，我曾托朋友带了我写的信当面交给他，告诉他我在网上翻译他的书，谈了一些我的感想，并为自己这种“先斩后奏”的做法表示歉意。虽说我译此书没有功利性的目的，但未经作者同意便私自翻译其书便是侵权行为，总归是我的不对。据朋友说，何伟先生并没有怪责我，还说了几句鼓励的话，让我放下了心头大石。此外还要感谢《读品》的创办人李华芳老师，他与我素不相识，而我当初情急之下曾给他发信，询问何伟先生的联系方式，他人在华盛顿大学，却帮我联系上了国内《读品》的总编，总编也帮我联系，并专门就此事回复了我邮件。

至于译言，我感谢它在国内的环境和机制之下，给予了我的译文最大限度的发表空间。我开始译此书时，曾一度犹豫是发表在译言上，还是发表在自己的博客里，但最终还是选择了译言。不为别的，只为它给我的尊重。33万字的译文，只有1300多字（内容与1989事件、新疆问题有关）经审核后删除，而且在仅有的要删改的两个章节中，网站编辑都专门在文后给我留言、做出解释。从最初建图书项目老赶给我的指导，到后来raymond、沈逸尘在阅读译文后与我的交流，都让我心生暖意。译言里头有一种互助的气氛，一种浓浓的人情味。我把译稿托付在此，感觉有一种安稳的放心。

在译言翻译此书，还曾收到台湾八旗出版社和国内一些出版社编辑的信，探讨出版的可能性，然而最后都是无疾而终。何伟先生的“中国三部曲”，第一部和第三部中文版都在国内出版了（虽然有删节），这第二部始终出不了，敏感话题太多也许是重要因素。至于海外华人世界，则已经有卢秋莹女士的中文译本了。我想我的译本留在译言上该是最好的选择。我翻译之初便没有严格遵照出版的标准要求自己的译文——否则就该每个章节都和作者联系，就其中一些细节问题征询作者原意；放在译言上的译稿错漏由读者在文后指正后，我也只是采取在文后评论里探讨并修改的方式，而不更改译文原稿——我觉得这么做可以让读者看到一篇译文的成长过程，也符合译者互动交流的初衷。

关于“中国三部曲”

我最初知道何伟是在老罗的牛博网上。牛博首页有轮值编辑的推荐书目，一本本看下来，到《江城》时，开头的一段就把我打动了。

“我从重庆坐慢船顺流来到涪陵。那是1996年八月末一个温暖清朗的夜晚——星星在扬子江上空闪烁，它们的光芒太微弱，无法倒映在漆黑的水面上。一辆从学校开出来的车沿着蜿蜒狭窄的街道把我们送到码头。城市从身后掠过，在星光下看上去模糊而陌生。”

王国维说，诗词的最高境界是“不隔”，这段文字虽不是诗，道理原是一样的；我以为这样的文字就是“不隔”。文字浅易自然，然如涓涓流水，从容不迫，寥寥数笔勾勒出大画面，很有镜头感，同时透露着作者细腻、敏感的心绪。

再看简介，不由吃一惊：原作者何伟竟是个外国人。于是买来英文版的River Town来看，然后顺藤摸瓜，把“中国三部曲”的后两部也看了。 三部曲中，River Town和Country Driving国内目前都已经有了删节的中译本（《江城》、《寻路中国》。River Town和Country Driving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而Oracle Bones实则是一系列新闻纪实作品的合集，是何伟成为自由撰稿人及《纽约客》专栏作家后陆续发表的系列报道。

三部曲中，最晚推出的Country Driving是作者花7年时间游历中国写成的，感觉上此书更像一个中国调查项目，更有完整性，内容和文字都已炉火纯青。我翻译的第二部Oracle Bones由于是合集，内容则保罗万象，涉及层面最广：从南下打工者，到被人忽略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再到甲骨文、汉语、汉文明的追踪……每一个系列报道，都从普通人的故事入手，见证社会及文化的变迁。River Town是第一部，却也是我感情上最喜欢的一部，它讲述的是作者初来中国，作为四川涪陵当地仅有的两名外国人，在那儿教书两年遇到的种种故事。何伟在中国，作为作者来说，他既是一个有距离的“观察者”，也是一个身不由己的“参与者”。

在River Town这本书里，由于初来乍到，文化上的巨大落差使“参与者”的感觉非常强烈，你能从字里行间触摸到作者的思绪，似乎那个表面严肃、实则敏感、善良的年轻人，就怀揣着梦想，略有些害羞地站在你面前。到了后两部书，随着何伟越来越适应中国的生活，也越来越清晰写作的方向，“观察者”的身份日益凸显，作者本人也隐身在文字背后，只偶尔发出几句很有节制的评论。但这其实是符合新闻纪实作品的要求的。只是我本人更偏爱文学性的文字，我倒是很期待未来何伟会写一部关于中国的虚构小说，以他的文笔和文字布局，相信会有惊喜。

关于翻译

译者总是在一架天平上摇摆，天平的一端是“忠于原文”，天平的另一端是“译文地道”。我个人认为，不同体裁的译文侧重点差别很大。例如法律文件的翻译，天平无可避免地要向“忠于原文”倾斜，追求的就是精确。在英译中的法律文件里，由于英文是一种逻辑性很强的语言，而中文不具备这种特点，翻译时为了内容的精确，无可避免地要在译文中出现很多生硬的欧化长句，牺牲了中文的流畅。而文学作品的翻译则是另一个极端，天平偏向于“译文地道”的一端。文学作品本身是对语言文字的美一种极致追求，对目标语言的要求很高。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无可避免地要进行再创造，以填补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落差，把文学的美通过另一种语言呈现出来。

而作为Oracle Bones这种类似深度报道的新闻纪实作品，我认为翻译过程是处于天平的中间，至于更偏向哪一端，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时时要拿捏分寸、不断揣摩的。现在回头来看整部书的翻译，以满分为标准，我大概会给自己打70分。在“忠于原文”这个标准上，我在能力范围之内尽可能做到内容的严谨，且对于不熟悉的人名、地名、俚语等等都在小心查证后才进行翻译。当然还是难免出现差错，且严格说来对译文的准确度要求还不够高，例如关于甲骨文的系列，应该找出原文所引商朝文字的原始资料，这些专业性较高的章节业应该多阅读资料了解相关知识，并多和作者本人沟通，以确定内容的准确性。

以“译文地道”这个标准来看，最地道的中文译文，该是让读者读起来觉得文章本来就是中文写的，压根儿没有意识到它是一篇翻译的文章。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我最满意的是打工者的报道（以作者的学生威利、艾米莉为主角的系列故事）。不过从全书来看，我认为语言还是不够地道，有些地方太拘泥于英语原文，这大概也是新手译者的局限了。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一位叫dawei的网友，他曾多次在文后留言或给我发信，仔细探讨译文内的用词问题，无形之中督促我在下一章节的翻译中，对译文的要求更高。译完一个章节通篇校对的时候，总在某些拿捏不定的词句处停住，不由得会想“dawei对此处也许有异议？还有没有改进空间？”还有所有曾经给我译文提出种种修改意见的读者，借用一句土土的话说吧——“你们的批评促使了我的进步。”

关于翻译的理想

承蒙译言厚爱，有一段时间曾被编辑推举上“名人堂”，于是收到不少读者来信，碰到种种千奇百怪的问题，我逢有来信也必定回复。很多新手都问我发文和流量的问题，还有YP和RP的计算。这样积极的上进心是一件好事，但我仍有些忧虑，怕译者本末倒置，求新求快求吸引眼球，翻译的质量倒降到其次。

确实，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凡事求新求快，译文所传达的资讯稍晚便要淡出人们的视野，若是商业行为更是要痛失商机。说到底这也是一个“天平”似的问题，一端是翻译质量，一端是翻译速度，就看译者如何去把握分寸。新而快的资讯固然重要，但时间性不那么强的、深度和广度兼备的译作也很重要。毕竟真正能让人们思想受到影响、感情有所触动的文章，往往都不是那些大量的碎片式的资讯。

对于翻译，我接触的时间也只不到三年；在这里说翻译理想，恐怕是痴人说梦而已。每当拿起译笔，总是战战兢兢，不敢造次，只时时提醒自己香港中文大学几位恩师的言传身教。记得荣休教授金圣华老师的第一堂课，在黑板上写“moon”，叫我们十几个同学轮流说这个词中文可以怎么译。从争先恐后到寂寂无言，从现代文到古文，我们用了20分钟凑出50多个月亮的说法，总归是江郎才尽无人发音了；金老师便拿出两张纸，手写的，淡淡地说：“远不止。”然后开始给我们一一列举（顺便指出哪种文本、哪种情境可以用到哪类词），我们央求老师讲慢一些好做笔记，老师不理，只淡淡地说：“关键不是笔记，而是你们平时在翻译中要注重收集和积累。否则我今天叫你们译月亮，明天叫你们译《红楼梦》里那100多个不同的‘笑’，你要怎么译？”

翻译《神曲》的黄国彬教授，满头鹤发，却有童真的赤子之心，一日晴天，走入位于半山的教室便指向窗外：“今天天这么蓝，海这么蓝，真是太美太好！”欢喜之情溢于言表，遂拿出一首写晴天的意大利诗，让我们跟着他用意大利语念；我们都不懂意大利语，却在他极富感染力的朗诵之下，也跟着念——这是我头一回如此强烈地意识到诗的音韵之美。如此再念诗歌的英文和中文译本，因为欢喜，就冲淡了平日学诗的艰涩之感。说起诗歌，不得不提当时在中文系的北岛，他开设的是“诗歌创作课”，顺带也讲翻译，教材用的是他自己写的《时间的玫瑰》，里面讲述了12位国际诗人的故事，穿插诗歌的译文（其中篇幅最长的一节介绍的就是今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Tomas Transtromer）。北岛是沉静到几乎木讷的人，难怪芒克给他起名“北岛”（意为北方一座沉默的孤岛）。但许多次在课堂上，听他用低沉的声音缓缓朗读那些旷世的诗歌，那些用很短的文字打磨而成的苦难和漂泊，会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

还有高行健的英译者方梓勳教授，总是把艰深的文学翻译理论说得通俗易懂，说起译事时爽朗一笑：“我最大的幸运，是我所翻译的作品作者仍在生，我可以时时打电话去问高行健，这里他到底是什么意思。”而原来在哈佛大学教古文的童元方教授，有着惊人的记忆力，讲评我们每个人的英译中习作，不用看译稿便能娓娓道来。但在我们译作上的改动和点评，却从不用红笔，只是用铅笔在空白处留下娟秀字迹，她说她给出的只是一种非绝对的建议，每个译者都该有自己的想法，以后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

在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的日子，我获得了36届香港青年文学奖散文组的亚军及37届小说组的优异奖（也参加了翻译组，然而两届都名落孙山，可见我在翻译世界里仍是门外汉的级别）。评委们给我作品的点评意见，优点都提到了文字之美，其实这完全得归功于翻译系的文字训练。上文所提到的老师，虽已在翻译界有一定名声，但自己下笔做翻译的时候，仍是十二分的严谨细心，为一个词日夜琢磨、推敲几天是常有的事。而若说我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什么皮毛，那就是一种对文字的爱，以及由爱而生的一种面对文字的谦卑之心。

最后贴一段胡国贤先生译的Tomas Transtromer（今年诺奖获得者）的诗歌《轨道》的结尾：

英译本原文：

The train is entirely motionless.

2 o'clock, strong moonlight, few stars.

胡的中文译本：

火车全然不动。

二时：月极明，星稀。

我终其一生将要追求的，便是这样的文字了。与各位译者共勉。

P．S．题外：关于社会与政治

关于此题外一节，我一直犹豫不定。我希望把焦点集中在翻译和文学上，但从读者来信及文后留言看，政治似乎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斟酌再三，还是在这里一并说出我的想法罢了。

坦白说，我并不觉得通过参与论坛或文后留言讨论的方式（尤其在目前中国的这种氛围之内），可以说服别人，改变别人的思想。95%的情况，都是各说各话，甚而从说理升级为人身攻击。“思想”是一个复杂的事物，与每个人的知识结构和自身经验密切相关，我自认没有苏格拉底的本事，三言两语就把别人的思想改变过来（况且苏格拉底在他的时代不还是最终被杀掉了么）。

例如有读者在某篇译作后留言，支持我国官媒对新疆事件的报道，其间提到说“CNN、BBC等国外媒体对此事的报道如出一辙”(大意如此)，我看了只能一笑置之。国外的这些媒体，其运作方式、政治导向等等何止是千差万别，要讨论起来新闻系和翻译系简直都可以开一门课，专门讨论同一事件的不同媒体报道（记得以前口译课上就有学过）；而我国官媒本身的运作机制和西方有本质的区别，这一套完全由真理部控制的体制如何极有效率而极无自由，我以前工作时就有切身体验。只是恕我无能也无此精力，详细辩论一番。

如若真要我对此说些什么，我想我大概会建议这位读者看看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里头的四部书，里面用了详实的事例，仔细剖析了美国新闻媒体的运作方式，以及美国社会如何平衡国家安全与新闻自由（也就是为追求新闻自由而付出的代价）。还有那些把爱国放在嘴边的热血青年，我也恳请他们搞清楚“country, state, nation”三者之间的区别，知道自己到底爱的是什么，并把学者刘瑜写的《民主的细节》这种深入浅出剖析民主的书翻一翻。在法律的领域，我远没有林达研究得全面；在政治的领域，我也远没有刘瑜老师看得透彻；因此与其自说自话浪费时间伤害感情，不如让我们求同存异多看些书吧（我就喜欢某个认为何伟的写作很糟糕的读者，他摆出了观点以后就介绍书给我看）。

我觉得咱们能来译言的都是上进有为的青年，应该有开阔的胸襟、宽容的心态。翻译本身就是接触新事物和获取新的视野的好机会，正如何伟在某篇报道中的评论：“每当一个人学习一门新的语言……他就有机会获得一种新的视角。他可能会错误地理解所接收的信息，而他所接触的东西可能让他感到困惑……但如果他具有耐心、决心和正直的品质，即使是对外面世界的匆匆一瞥，就可能会让他更清楚和适应自己在世上所处的位置。”

我的处世哲学是，与其站在一种道德制高点去指责别人，或者秉承一种“非黑即白”的态度找人辩论，不如切切实实地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例如把这部书一点点地翻译出来。与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痛陈当今政府社会的堕落，不如提醒自己做个好人：我是学生便不要边说着国内学术体制的腐败边去抄袭论文；我是记者便不要边骂着媒体环境的不得自由边收着红包并掂量一下它有多重；我是老师便不要边痛斥国内教育制度的僵化、边把学生当作灌输知识获取分数从而让我获取资历职称的一种东西……这些年来，为坚守原则吃过不少的苦头，但是值得。

这便是我在“政治和社会”这样的题外话里想说的一切了：在务实主义席卷一切的今天，但愿我们从自己做起，保持一丝理想主义的情怀，一点做人的良心。

制作信息

致谢：

感谢x2zhao女士的辛勤劳作，使得国内的读者有机会拜读这本好书……

感谢小乂，正是由于你的建议，才有这本ePub的诞生……

感谢锋哥（FranklinZhao）和雪糕，感谢你们积极地提供了相关制作资源……

感谢starship版主，你流畅的译文弥补了译者因躲避禁区而留下的缺憾……

感谢bbbtx3，你为译词的准确提供了宝贵的建议……

最后，感谢“Hi!PDA”论坛上所有爱书的朋友们。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翻译简介

献词

作者前言

第一部

记录A　地下之城

1　中间人

记录B　书写的王国

2　美国之音

3　断桥

记录C　城墙

4　一夜之城

第二部

5　淀粉

6　好莱坞

记录D　来自乌龟的话

7　今夜你并不寂寞

8　移民

9　四合院

记录E　一尊青铜头像

10　周年纪念

11　四川人

第三部

记录F　一本书

12　政治避难

记录G　没有裂缝的骨头

13　运动会

14　沙子

记录H　一个字

15　翻译

16　旗帜

17　直达影像

记录I　那匹马

18　混沌的西部

19　选举

第四部

20　唐人街

记录J　自我批评

21　国事访问

记录K　遗失的字母表

22　封存的内心最强大

记录L　排印错误的汉字

23　巴顿之墓

记录Z　售出的文字

24　茶

译后记

制作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