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法语直译未删减版，独家收录《论自愿为奴》） (译林人文精选)
Author: 古斯塔夫·勒庞
Date: 2016-01-02T00:00:00+00:00
Publisher: 译林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  名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作  者　【法国】勒庞

译  者　陈剑

责任编辑　宋旸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ISBN 9787544758000

关注我们的微博： @译林出版社

关注我们的微信：yilinpress 意见反馈：@你好小巴鱼

目录
CONTENTS

《乌合之众》导读

作者前言

导言：群体的时代

第一卷：群体心理

第一章 群体的一般特征，精神统一性的心理法则

第二章 群体的情感与道德

第三章 群体的观念、推理和想象力

第四章 群体信仰所采取的宗教形式

第二卷：群体的意见与信念

第一章 群体信念和意见的间接因素

第二章 群体意见的直接因素

第三章 群体领袖及其说服的手段

第四章 群体信念和意见的变化范围

第三卷：不同群体的分类及特点

第一章 群体的分类

第二章 被称为犯罪群体的群体

第三章 刑事法庭的陪审团

第四章 选民群体

第五章 议会

附录 论自愿为奴

注释

《乌合之众》导读

范可[1]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以下简称《乌合之众》）是法国学者古斯塔夫·勒庞销售量最大、影响最大的作品，出版于1895年。一百多年来，人们一直在阅读这本书。由于作者本人的多重学术背景所造就的独特视角，使得这本书在分析和叙述说理上显得十分生动，一点也没有社会科学著述上常见的干涩与乏味。这是一本让人读来常新的作品，因为每每阅读，我们都可以从中发现一些解读社会现象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往往颠覆我们的常识。例如，中国人常说，“人多力量大”，“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但根据勒庞的理解，在人们群聚的场合里，个人理性往往下意识地被情感所取代，人类的愚蠢性（stupidity）反倒更容易表现出来。

勒庞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学者，与他的同时代的学者相比，他更像是学术的探险家，研究的范围涉及多个不同领域。他的作品之所以比一般的社会科学和心理学更引人入胜，原因可能就在这里。本文将从勒庞的生平开始，就笔者所认为该书最为重要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分析进行介绍和讨论。《乌合之众》虽然篇幅不大，但信息量可谓惊人。作为导读，本文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且有许多理解或见解是笔者自己的，因此难免有疏漏甚至错误之处。对此，还望读者海涵谅解。

一、勒庞其人

勒庞于1841年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他的出生地远离巴黎——指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外省人很难进入巴黎的学术圈子。我们看到一些法国学术大师也有类似境遇，但逆境反倒促使他们更为勤奋并且名声日隆。或许正是“外省人”的身份，激发了勒庞的学术热忱，使他写下了大量的学术作品，成为群体心理学名至实归的奠基人。事实上，在出版《乌合之众》的前一年，即1894年，勒庞就已经因为《各民族进化的心理学规律》一书奠定了学术声誉，并因此进入巴黎的核心知识圈，成为一个有名的午餐学术沙龙的组织者，同时担任巴黎大学的心理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教授。

勒庞的训练背景与许多社会科学研究者不同。他原先学医，于1866年在巴黎获得医学学位，有过短暂的行医经历，但不久就因为到国外旅行而放弃。可能因为学医之故，勒庞最初的兴趣是体质人类学，这对他以后的群体心理学研究影响很深，我们从他的《乌合之众》一书中很容易感觉到。他经常强调不同民族在群聚时的表现以及破坏性与所谓的“遗传”或者“种族”有关系，而当时的欧陆人类学所关心的其实就是种族分类学。在那个时代的欧洲大陆，民族学才是我们今天的文化或者社会人类学的学科称谓。勒庞后来成为一位社会心理学家，但这并不妨碍他也是一位卓越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同时，勒庞还是一位发明家和业余的物理学家。勒庞的多才多艺保证了他在不同的领域里都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也使他一生从未在生活上困窘过。

勒庞于1931年辞别人世，享年九十岁，是为高寿。他看到了他的著作在学术界和市场上的成功，也看到了它们所遭致的批评。

二、勒庞的学术成就

19世纪80年代，勒庞随法国的一个人类学探险队到印度考察。他被赋予研究印度佛教纪念物的任务。根据在此期间的经历，他出版了两本书：《伊斯兰文明的世界》和《印度文明的世界》。其后，《各民族进化的心理学规律》和《乌合之众》令他声名日盛，并带来了丰厚的报酬。1896年，他又出版了另一本相关著作，即《社会主义心理学》。勒庞一生写出了大量的作品，这些著作都围绕着类似的主题，探讨与群聚有关的心理学动因，例如《革命心理学》《战争心理学：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起源》《动乱中的世界：我们时代的心理学研究》《不平衡的世界》，等等。

严格说来，勒庞并不是第一位发现乌合之众现象的学者。同时代研究这一现象的有社会学家塔德（Gabriel Tarde），意大利犯罪学家、律师席格哈里（Scipio Sighele），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等人。他们都在社会行动理论形成的时代研究了民众群聚现象，可以说是第一代的社会心理学家。不过勒庞的研究明显区别于这些学者，《乌合之众》与当时法国社会发生的几起重要事件息息相关。法国在普法战争战败后，将阿尔萨斯和洛林割让给普鲁士，导致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这也是促使勒庞研究群体心理学的因素。上述几位学者主要是从犯罪社会学和犯罪心理学的角度来考察群体事件。勒庞则是釜底抽薪地探讨人类的下意识层面，洞察了人类的一些最为原始的本能或本质。因此，人们在讨论群体性事件时，往往首先想到勒庞的著作。在他的揭示之下，我们看到，现代人类在群聚状态下几乎就像是一群披着文明外衣、因受各种规范制约而难以恣意妄为的野兽，一旦条件允许，野蛮的本能便暴露无遗。

值得强调的是，勒庞虽然在一般意义上指出了人类群聚时愚蠢性可能暴涨，但是他本人是一位“种族主义者”。只不过，他的种族概念与我们现在默认的概念并不完全相同。例如，他将“拉丁人”划分为一个种族，但我们知道，拉丁是语言学上的概念，它至多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分类。显然，种族在勒庞的论述中是一种隐喻，未必是指人们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异。不过他无疑相信，不同的民族有着某些不一样的遗传特质，而这些不同的特质在群聚的状态下会导致程度不一的后果。

勒庞在《各民族进化的心理学规律》中写到，一个民族的发展取决于其民族禀赋或者民族特质（national character），而后者又更多地取决于情感而非知性（intellect）。对勒庞而言，历史是种族禀性的后果，为了理解一个群体的历史，必须寻找其“群体灵魂”（collective soul）。在《乌合之众》一书中，勒庞相信群聚呈现的是群体意识，但这不是个体的总量，而是一种本质上的无意识，反映了种族遗传的特点。勒庞认为，群体的头脑处于更为原始和本能的状态，导致行为趋于野蛮。个人行为总是趋向理性，群体行为则恰恰相反，展现的是非理性特质。这是因为个人在群聚状态下会产生高度的易感性，并因此感到拥有前所未有的力量。同时，处于群聚之中的个体，很容易情绪高涨，易于为群体的意志所左右。在群聚里，情感和行动都具有传染性，它们可以发展到为了群体利益而牺牲自我的程度。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勒庞并未对“群众运动”做“好”和“坏”的区别。提及法国大革命时，他并没有否认这场革命的积极意义，只是从中看到了许多可怕的暴民行动。显然，他对“革命”这种激进的社会变革深怀疑虑甚至恐惧。事实上，对那些最终推动社会变革或历史进程的运动，勒庞始终采取“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态度。反观我们对许多群体事件的评价与判断，则更多地受到意识形态的左右，而很少从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历史上频繁的暴乱被定义为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农民起义都具有积极意义……这类运动的发生总被归咎于政治经济学因素，这样做绝非没有意义，但问题在于，对任何社会运动都做这样的分析与结论，对于进一步理解人类的行为有什么助益呢？无论勒庞的政治立场如何，他的《乌合之众》的确脱离了“历史语境”的窠臼，从一种探究人类自然本性的角度揭示了社会运动产生的生物学和心理学基础。

勒庞的无意识理论在社会行动理论形成的重要时期产生，对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反过来，社会行动理论的蓬勃发展也使勒庞的理论更广泛地为人所知。勒庞的群体心理学理论影响了不少学人。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大师弗洛伊德就是在批评勒庞群体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论。

勒庞最具争议之处在于他与法西斯理论的关系。事实上，勒庞对群聚现象的剖析引起了法西斯主义者的关注。法西斯主义强调集体至高无上，深谙集体的凝聚力取决于社会动员能力，而勒庞对于乌合之众形成的解释恰恰为法西斯主义者提供了某种启示。例如，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中的宣传技巧，在《乌合之众》中就有所揭示。但这并不是勒庞的过错，它反倒是一个证明勒庞所言非虚的例子。

三、目的与方法论

勒庞把篇幅不大的《乌合之众》分为三卷，每卷分别由四至五章组成：第一卷为“群体心理”；第二卷是“群体的意见与信念”；第三卷为“不同群体的分类及特点”；外加前言和导言。该书作者前言与导言都不长，但却很重要，因为它们交代了作者的立场、方法论、写作动机和主题的重要性等，对于我们了解勒庞写作的时代背景不无启迪。

在前言里，勒庞交代了本书可谓是前一年出版的《各民族进化的心理学规律》的姊妹篇，它所聚焦的是群聚的特质。勒庞认为，任何一个种族的个体都被赋予了某种遗传的特征。这些特征的总和就是种族的特质。这是他理解群聚现象的基本出发点。他认为，当个体凑在一起时，就产生了新的心理特征，而这种心理特征又同种族特征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不同种族在群聚时的不同特点。我们可以将此视为《乌合之众》的基本预设。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勒庞使用的“种族”是缺乏严格定义的，我们最好将它理解为他的分类方式。当然，这样做并不是否定勒庞的本质论态度，那个时代的人有这样的观念无可厚非。从勒庞为《乌合之众》所写的前言来看，他并不否定群聚的力量在历史上曾起到的正面作用。但是，为什么群聚可以有这么大的力量，对他而言是巨大的谜团，他的目的就是要解释这种神秘力量的由来。他相信这种力量来自于人们的无意识；同时，他也相信，他无法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在方法论方面，勒庞声称他采用了纯粹的科学分析。当然，如果用今天通常的定义，他的研究很难归入科学，因为科学应当是在条件得到控制的情况下，得到的结论可以被重复证明。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没有一种社会科学称得上科学。但是，从研究者的基本立场以及视角却可以断定是否符合科学的基本精神。换言之，就是尽量地做到客观。这就是说，提出来的任何论点都应该经过论证和有论据支持，提出来的问题要有助于理解人类的社会现象。所以，在社会科学的定量研究上必须先建立若干假设，再予以验证，以求一种现象发生的因果关系。在定性研究中，虽然没有这么明确的布局，但是研究者其实是有某些假设或者预设的，在论证的过程往往采取诠释的方式。换言之，定性研究通常不是因果关系的解释，而是一种对相关性的理解。对此，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堪称典范。然而，勒庞的做法却不是诠释，而是因果分析。不过，他并未将现象的原因归咎于历史条件或者其他政治经济学因素，而是从心理学的视角进行探究。换言之，勒庞相信人类在最基本的本质上都是一样的，而探究这种本质，单靠实证是无法满足的。这正如列维—斯特劳斯探究人类思维的深层结构，以及马克思研究生产关系背后的权力关系一样，这种在思维方式和生产方式背后的结构是当事人无法意识到的，因此只能通过演绎。所以，列维—斯特劳斯和马克思等人在论证中都有反经验主义的立场，勒庞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如此。

四、社会历史背景

整个19世纪的欧洲乃至全世界，重大的历史性事件频频发生，勒庞一生当中也经历过如巴黎公社起义和德雷福斯事件等标志性事件。当时，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可谓世界主流思潮。勒庞对民族主义的典型话语显然很熟悉，他发现了与民族主义纠缠不清的爱国主义，以及与民粹主义纠缠不清的民主主义。而无论是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或者民主制度，都离不开大众的支持与参与。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提及了历史上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指出这些事件之所以发生，其深层的原因在于民众的思想发生了改变。但是，如何改变？靠什么来改变？他敏锐地看到了民众能够崛起，靠的是某种动员力量，但为什么这些动员能够成功？他的答案就是群聚。群聚状态下的人们在他看来是无意识的，但是这种无意识却可以造就摧枯拉朽的强大力量。为什么会这样？群聚时产生的神秘力量从何而来？这是他希望去理解的问题。

19世纪的欧洲动荡不安，民主制度和国际强权的崛起，使得传统进一步衰弱，各种新事物层出不穷。在经济的层面，英国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在维多利亚时代，国力达到鼎盛。与此同时，19世纪40年代，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负面后果开始显现，导致了整个欧洲大陆出现了一连串的革命事件。这些事件所导致的群体性动乱使勒庞看到了现代社会政治正在发生一些重要改变：

就在一个世纪以前，欧洲各国的传统政治和君主间的对抗是激发事变的主要因素。民众的意见无关紧要，甚至通常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如今，政治传统、君主的个人倾向以及二者之间的对抗，反倒变得不再重要了。相反，群体的声音占据了优势。这声音向君王们发号施令，而君王们则对之言听计从。各民族的命运，不再决定于君王的会议上，而是酝酿于群体的心灵中了。（第6页）

这种情况自然与整个社会转型有关。一旦民族国家成为政治单元的选项，从而进一步成为国际政治秩序的基本单位，有关政治话语也就发生了改变。所有民族国家的政府都声称代表的是人民，这在传统国家（如帝国或者其他形式的政治单元）中是不存在的。换言之，民族国家的“主权在民”理念诱发了这种变化。福柯曾说过，欧洲政治的重要变化是从16世纪以后开始发生的。主权不再是现代国家的第一要务，民生成为国家必须首先处理的问题。一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从那个时候开始发生，如政教分离、新大陆的发现、尼德兰和英国工业革命，等等。这些都对传统制度带来了冲击，推动了新变革出现。官僚体制不能再对民众的声音充耳不闻，精英阶层也得经常以民众的代表自居。精英如何得到民众的支持？当然得通过宣传动员。现代社会的群体性抗争行动与个体的觉醒有关，但吊诡的是，一旦集群，个体遂不复存在。因此，在缺乏法制或者法制不健全的社会里，民主有时反倒成为社会的毒瘤。这就是现代性条件下，所有政府都对民众的群聚有所忌惮的原因。我们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勒庞对盎格鲁—撒克逊人赞誉有加——他们的社会是现代法制社会的典范。

应该说，社会动员是当今国家政治，尤其是民主制度下，民众参与治理的一环，并非必然导致负面后果。但勒庞要探究的是，个人在群体当中如何失去自我，从而卷入难以遏制的群体情感宣泄。他所揭示的问题并非凭空捏造，理解《乌合之众》以及勒庞的整个群体心理学研究，我们不应忘记他所生活的特定时代。这甚至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社会学诞生于那时。简而言之，那个时代的社会“病了”，需要“治疗”，而勒庞所为无非是一种诊断。

五、无意识、情感与“种族”

勒庞指出，人类在大部分情况下是无意识的。当然，勒庞的“无意识”几乎等同于与理智相对的“情感”（sentiment）。所以，在他的书中，二者经常交互使用。勒庞认为，数学家与鞋匠在智力上或许有天壤之别，但在情感上几无差别。在他看来，沉溺于情感当中，当然就失去了意识。显然，他的意识在此指的是一个人的判断能力。

勒庞指出，人们在群聚状态下体现出来的一些特质并不见诸个体，所以群聚状态下人们的心理状态值得关注：第一、个体处在群聚时，仅仅由于人数的原因，会获得一种势不可挡的心理感受，从而敢于放纵自己的本能。这种本能在单独一人的时候是受到抑制的。群体是匿名的，因此是免责的。个体的责任感在此完全缺席。第二、传染性。传染性可以决定群体所表现出来的特质，也决定了它们的倾向。传染性如此之强，以至于个体极其容易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这与人的本性大相径庭，若不是因为成为了集体中的一员，人不可能会这样做。第三、暗示性。暗示性十分重要，它决定了个体在群聚状态下表现得与独处状态下截然相反，而传染性不过是这种暗示性的效应而已。由此，勒庞就人在独处和群聚状态下之异同得出结论：

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体，然而，从情感以及这些情感引发的行为来看，群体可以比个体表现得更好或者更差，这要看当时的情况。一切都取决于群体所受到的暗示是何种性质。这一点正是那些只从犯罪角度来研究群体的作者们所低估的。群体也许常常具有犯罪特质，但它也经常是英雄主义的。往往是群体才会受到驱动去为一个信仰或理念的胜利而舍身成仁，为荣耀和名誉而热血沸腾……（第22页）

在勒庞的书写当中，尤其在关于理智与情感，亦即意识与无意识问题上，他的种族主义立场暴露无遗。勒庞明显相信人类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他在本书的第二章就强调，不同的群体的群聚状态如果有任何意义上的不同，那是因为种族的影响。作者无法摆脱时代局限性，而当时对不同民族的理解无不归咎到种族的因素上来，尽管并未给予论证。这种种族主义与稍后出现的、通过科学实验来证明不同种族的文明程度是不一样的。它的随意性体现的恰恰是种族分野在当时确乎是一种社会共识。除了种族主义的态度之外，勒庞的观点也夹带着性别歧视，他将种族主义与性别奇怪地合并在一起。例如，他把妇女、儿童和所谓的“野蛮人”视为“低级进化的生命体”，把情绪化视为女性特质。有意思的是，勒庞的种族主义态度有时会呈现出某种“客观”。他身为法兰西人却对“拉丁人”挑剔有加，而对英伦民众却反多有赞许。根据他的逻辑，盎格鲁—撒克逊人富于理性和自律精神，因此，少有群聚暴乱出现。而“拉丁人”则不一样，他们更为情绪化，而情绪化是女性特质，所以“拉丁人”最具女性气质，等等。在勒庞看来，种族的高下取决于理性的程度。文明的民族自然是理性的，而越是情绪化则越是低下。

在勒庞的书中，种族、民族、人民（peoples）等概念基本上是混同使用的。例如，英文本《各民族进化的心理学规律》里的民族是peoples，人民的复数就是不同的群体，这样的群体可以是民族或者其他的集群（collectives）。在《乌合之众》里也同样如此。虽然说勒庞笔下的“种族”是一个缺乏定义与标准的武断或任意的概念，但无论如何，它具有本质主义的意义。换言之，勒庞把不同民族个体是否自律、是否易于群集呼啸归咎于某种本质性的东西，不管他称之为种族或者其他。我们从他的语境里可以感觉到，他所说的其实更多与文化有关。然而，那个时候的法国不谈文化，只谈文明。故而，当需要脱去文明的外衣进行观察或者探究时就由“种族”来包办。

六、群聚状态下的道德

在《乌合之众》的第二章里，勒庞谈到了群体或者群聚状态下的道德。他显然观察到，在群聚状态下，原先约束个体行为的道德不起作用。有些通常看来违背道德的事情，在群聚状态下人们不仅坦然接受，而且甚至参与其间。勒庞揭示人们在群聚状态下出现的一些特点，比如急躁、不理性、冲动和缺乏判断力等等，并将之视为人类的低级本能。他认为，如果没有与个体感知不同的道德感的存在，群聚就不会起到那么大的作用，也无法产生强大的破坏力。

由于群聚状况下个体失却了判断力，因此，支配他们的是脊髓神经而不是大脑。在群体里，个体对外界刺激的反应不经过大脑，而是如机体本能那样。因此，勒庞认为，群体是各种冲动的奴隶。由于群体数量之众，因此无惧任何障碍。群体内不存在“不可能”这样的想法。一些作为个体会自觉抵制的行为，在群聚状态下可以肆无忌惮地做。所以在群体状态下，人们很容易屈从诱惑。一旦欲望受阻，人们就会很快变得狂热。群聚时人变得原始，无法区分差别，往往不加分别囫囵吞枣地接受暗示或者其他信息。这种单向度地接受会导致情绪夸张，传递的结果便是进一步强化这种情绪，从而导致不可收拾。情绪夸张的结果往往是把人身上最为本能的一面暴露出来，因此，群体往往会变得十分偏执、专横和保守：

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情感；提供给他们的意见、想法或者信仰，他们要么照单全收，要么全盘拒绝，不是视为绝对真理，就是当作绝对谬论。于是，群体的信仰总是在暗示作用下被决定，而不是经由理性思考孕育而成。（第35页）

有些人看到群体的革命性，而勒庞指出，这是错误的。因为群体短暂的爆发之后，带来的往往是进一步的屈从：

如果把群体的革命本能看作主导，那么，对群体心理的认知就有误了。让我们产生这种错觉的，只不过是群体的暴力倾向。他们的反叛和破坏行为的爆发，总是非常短暂。群体深受无意识的支配，因此也特别屈从于千百年来世袭制度的影响，所以，他们无可避免地因循守旧。

若对他们放任自流，他们很快就会厌倦混乱，本能地转变为奴才。（第36页）

当然，勒庞对群体道德并非全然否定，他指出：

如果说，群体可以杀人放火、无恶不作，那么，他们也同样可以牺牲、奉献、大公无私，其行为的崇高甚至远远超过孤立的个体之所为。尤其是在身处群体的个人身上，往往能够唤起光荣、名誉、宗教与祖国的情感，使之奉献出自己的生命。像十字军远征和1793年志愿者那样的事例，在历史上比比皆是。唯有集体能够表现出伟大的无私与奉献。（第37页）

由此可见，群体的道德既可以无视传统的、规范的社会道德，又可以铸就一种崇高的道德。事实上，勒庞在此所论的富于自我牺牲的道德，正是波兰尼（Michael Polanyi）提出的“道德逆转”（moral inversion）。例如，纳粹德国用祖国、德意志，以及其他爱国主义诉求来为民众建立一种崇高的，然而是返祖的道德感，要的就是民众为了集体、国家而忘我。[2]但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说，这是违反传统社会道德的，因为社会继替所要求的个体角色，并不是要你去为某种政治的或者其他神秘的力量献出生命。

七、群体如何被调动起来

人们聚集起来产生巨大的能量，是否意味着群体的能力？勒庞《乌合之众》的开篇已经提及，历史上发生的许多重要变革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们观念的改变，而观念如何传播是他所关心的问题。勒庞认为影响人们的观念有两类：一类是短暂出现的观念，比如对某个人或某种教义着迷；另一类是基本观念，这是由环境、遗传、舆论赋予的，有着极强的稳定性，例如宗教信仰、民主观念和社会主义观念。

1.灌输观念

观念的产生和建立并不容易，需要较长的时间。任何新的观念从提供到被社会公众所接受，可能得经过好几代人的时间。而旧有观念的强大会使人顽固地墨守陈规，产生路径依赖。勒庞指出，有些观念即便是错的，但由于其影响强大，政客们甚至不得不遵循他们自己已经不再相信的原则来进行统治。尽管勒庞对此论断并未通过实证加以支持，但却令人信服，盖因这种现象在我们的生活中比比皆是。

观念为人们所接受有一定的规律。群体推理的特征是“把只存在表面关联的不同事物结合在一起，把特殊情况即刻一般化”。因此，观念越简洁明快越易于为人们所接受。复杂论说和逻辑推理对群体毫无意义，而煽动性的语言，不管如何没道理，如何支离破碎，都可以蛊惑人心，轻易地煽起民众的情感。对于鼓动群众而言，形式绝对重于内容，而具体如何改造理念则取决于群体的类别。不同种族有着不同的理解力，对观念的领受能力也就不同，但无论如何观念都必须趋于简单。

群体在推理上的无能，主要是因为判断力的缺失，这当然也导致其无法用批判性的目光来辨别真伪。勒庞指出：“群体所接受的判断，只会是强加给他们的判断，而从不是经过探讨后得出的判断”。“很少有人能够超越群体的思维。有些见解之所以能轻而易举地得到普遍赞同，往往就是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能力根据自己的推理来形成独立的见解。”勒庞的这一判断能帮助我们理解韦伯有关政治权威的一些概念。韦伯认为，人类社会存在着三类政治权威。其一为法理性权威；其二为传统性权威；其三则是一种有赖于个人魅力的权威，也就是所谓的“奇里斯玛”（Charisma）权威。根据韦伯的观点，奇里斯玛的由来基于献身于某种崇高的神圣性，以及个人独特的英雄气质和无与伦比的一些特质，等等。[3]结合勒庞有关群体的概念以及相关讨论，尤其是关于此处所言的群体的推理，我们可以推知，在群体状态下，判断力基本缺失或者根本不屑去做任何推断，且易于出现盲从。这种的情况下，有所谓的奇里斯玛特质或者具有英雄气质的人就可能主导民众。所以失去基本判断力导致推理能力失却的群体，最容易为人所左右。左右民众最好的方式就是建立群体的想象力。

2.建立想象

正如国家权力和征服者的权力往往建立在大众的想象力之上，要动员群体也必须在想象力上下功夫。安德森有名的“想象的共同体”告诉了我们，民族是如何被想象和建构出来。民族主义者从来就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所以，著名的研究民族主义的英国学者史密斯（Anthony D.Smith）才说，民族主义离不开自然景观和历史叙述。换言之，对国土自然景观的讴歌和历史书写一向是民族主义表述的载体。[4]这些都是把想象直接诉诸文字情感，以进一步激发大众的想象力。包括最专横的暴君在内，所有时代所有国家的政治家，都将群众的想象力视为他们权力的基石，他们总要想方设法地去迎合这种想象力。勒庞用拿破仑的例子来支持这一论点：

拿破仑对国会说：“我通过当天主教徒，结束了旺代战争；通过当穆斯林在埃及站稳脚跟；通过当一个拥护教皇无上权力的人，我赢得了意大利神父们的支持。如果我要去统治一个犹太国家，我甚至会重新建起所罗门神庙。”也许，自亚历山大和凯撒以来，没有哪个伟人能比他更了解应该怎样影响群体的想象力。他始终不变的第一要务，就是去激发它。在胜利时，在演讲时，在所有的言行举止中，他都不忘这一点。在垂死的病榻上，他也仍对此念念不忘。（第46页）

领袖人物或者其他人有能力驾驭群体，重要的在于唤起想象力或者迎合群体的想象力。这就是动员。因为动员的对象是群体，是社会性的，我们又可以称之为社会动员。进行动员需要一定的技巧。当要对民众进行动员，也就是要在群体的头脑中灌输某些观念或信仰时，借助的手段是不一样的，但万变不离其宗，勒庞认为有三种“最基本、最明确的手段：断言、重复、传染。它们的作用相对缓慢，但一旦生效，却有着相当持久的效果”。这解释了为什么群体会有一些匪夷所思，看来十分幼稚，甚至愚昧的表现。群聚状态下，断言的真伪已经无关紧要，所以才有戈培尔的名言：“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所以，人在群聚状态下实际上愚蠢性尽显。这种状况甚至从社会生物学的角度都难以解释，因为社会性的动物基本都比独居的聪明。如果非要从社会生物学的角度解释，也有些社会性动物可能有可比性，那就是马群——当然还有那些在草原上或者非洲莽原上奔跑的角马、瞪羚，等等。这些动物是典型的群聚动物，在奔跑时会形成一定的结构，因此很容易被驯服：整个群体都盯住领头的雌马，雄马总是镇后。无论野生的或者已经驯化的马群，人们只要套住领头的母马，就能把整个群体降服。领头的雌马对其他马匹而言，就像是个参照物，群体几乎是无意识地跟着它。[5]群体一旦形成也有这样的特色，他们的想象力会低下到盲从的程度。他们会对某些他们觉得超凡脱俗的人盲目崇拜，从而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

有本事驾驭群体者除了韦伯意义上的有魅力的人之外，“名望”也是一个因素。“名望”是一种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而象征资本是一种不以权力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权力，目的在于使人遵从、敬畏、服从。[6]但是，正如中国古话所说，“成王败寇”，单凭着名望可能使人一时具有感召力，但是一旦失败，那就什么都失去，甚至可能会被失去希望的愤怒的追随者送上断头台。因此，那些有能力操控大众的人总是在群体面前保持一定的神秘感，群体无法真正地接近他们：

成功永远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一个人只要成功了，一个观念只要被接受了，就能因此而免于质疑。成功是名望的重要基础，其证据就是，名望几乎总是随着成功的消失而失去。昨夜还被拥戴的英雄，一旦遭遇失败，第二天就会迎来人群的嘘声。曾经的名望越大，反应就越激烈。跌落神坛的英雄变成了同类，群众就会向这个曾令自己俯首贴耳的昔日权威进行报复。……没有了成功，名望就会骤然消失。……能够长期保持名望的神灵或人，都从不允许质疑。为了让群众信仰，就必须始终与他们保持距离。（第95页）

上述这些都与想象力有关。显然并不是乱象本身会激发想象力，但是它的发生与呈现方式却往往依赖于想象力。产生什么样的想象严格地讲又与其他因素有关，种族当然首当其冲，此外还有传统、社会和政治制度，以及教育等。

3.教育的作用

勒庞既然把无意识、情感、推理、想象力这类概念作为分析群体的工具，自然会注意到不同社会所推崇的教育方式。他认为，教育的方式极大地影响人的判断、推理和想象能力。有些教育方式有助于此，有些则与此相悖。在他看来，不合理的教育造就了许多罪犯，因为这样的教育使人缺乏判断力，使人盲从，盲从的结果就是易于形成乌合之众。他猛烈抨击那个时代的法国教育，认为“法国的教育是一种应试教育，从小学到博士，甚至到教师资格会考，都是要死记硬背，完全无助于判断力和主动性的培养。教育对他们而言是背诵和服从”。勒庞一针见血地看到了这样的教育与群体之间的关系：

这样的教育……让接受这种教育的人强烈地厌恶自己的出身，并迫切渴望脱离这样的环境。工人不想再当工人，农民不想再当农民，资产阶级中的落魄者，不希望自己的儿子从事除了国家公务员以外的任何职业。学校不是在帮助人们为生活做准备，而是仅仅为了从事公共服务做准备，在这个领域里要想取得成功，完全不需要自我定向，也无需展现出任何积极主动性。这种制度在社会底层造就了一支无产阶级的大军，他们对自己的命运忿忿不平，时刻准备着造反；而在社会的高处，则培养了一批浮浅的资产阶级，他们既多疑又轻信，对他们亲爱的国家抱着迷信一般的信任，却又时不时对其加以责难，总是把自己的过错归咎于政府，但倘若没有当局的介入，他们又什么事都干不了。（第64页）

有意思的是，勒庞在有关教育的注脚里，提及了中国和印度。他认为，中国的科举制度造就了大量的无业文人，这在当时的中国已经被视为国家灾难。情况是否真的如勒庞所说的那么严重，我们不得而知，勒庞借此想说明的是，教育方式和理念对于可否造就真正能服务于社会的人至关重要。而当时的法国教育可谓滋生乌合之众的温床：第一，它的取向有助于规训出盲目服从的人；第二，它教授的许多内容实际上无助于社会，造就了大量持有文凭的失业者。这些都是形成乌合之众的条件。在对教育的讨论里，勒庞对英美社会的教育赞誉有加，认为他们教育的个性化且强调接触社会，对于个体的社会化起了积极的作用。

从勒庞的讨论可知，死记硬背的灌输式教育培养的是盲目的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体，大致相同的内容会使得人们的思维习惯和视角趋于一致。而一个社会的个体同质性多于异质性，自然就容易衍生出相似的行为，也就很自然地易于被鼓动，于是成为了更合适的社会动员对象。但是，勒庞在书的后半部分还谈到了群体意见的多变性问题。这难道与他有关教育的分析相悖？其实不然，勒庞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这一点：群体意见的多变性恰恰证明了群体是没有主见的。

八、结语

总而言之，对于勒庞而言，群体可以集中地体现人们的愚蠢性——如果可以这么归纳的话。这是因为在群聚状态下，人们处于一种情感胜于理性的无意识状态，它可以使人们失去自我地盲从，使人们失去辨别是非的判断力，使人们的推理能力下降而想象力扭曲。正因为如此，群体易于为人所左右与操弄，从而可能产生极大的破坏力，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

《乌合之众》有助于我们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理解人类历史上的许多群体性事件，认识到每个人都对国家和社会所经历的群体运动负有责任。每个人都应该反躬自问，为何那么多运动都最终演变成“群众性”的？这难道与个体精神上和心理上的弱点无关吗？

最后，我想对本书的翻译者陈剑老师表示感谢与道贺。陈剑老师的译文贴近原著，文字亦流畅细腻，为本书增色。而每一本可读性强的学术著作面世，都不啻为学子的幸事。

作者前言

我们在上一本书[7]中描述了种族的特质。本书将要研究的，是群体的特质。

一个种族中的所有个体都经由遗传被赋予了某些共同特征，这些特征的总和，就是这个种族的特质。当这些个体中的一部分人为了行动的目的聚集在一起时，我们会发现，从他们相互凑近的这一事实开始，某些新的心理特征产生了，这些特征叠加在种族的特征之上，但有时又有着深刻的差异。

有组织的群体历来都在各民族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这个作用从未像今天这般举足轻重。群体无意识的行为取代个体有意识的行动，是当今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

我尝试用纯科学的手段考察群体这一难题，也就是说，将观念、理论和教条放在一旁，而尽力采用研究方法。我相信，唯有如此才能发现真理的吉光片羽，尤其当我们所涉及的是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话题时。当学者致力于验证一种现象时，并不需要担心这样的验证会触犯哪方利益。杰出的思想家阿尔维耶拉先生在最近一本著作中表示，不属于任何当代学派的他，时常感到自己与所有这些学派的某些结论意见相左。我希望这部新作亦当如此。属于一个学派，必然与其偏见和痼习为伍。

不过，我还应该向读者解释，为什么我通过研究得出的结论与他们预期的大相径庭。比如，在指出群体精神，包括精英群体精神的极端低劣性之后，为什么我还要宣称，尽管存在这种低劣性，但若触动他们的组织，仍是危险的？

那是因为，对历史事实最细致入微的观察无一不向我证实，社会组织就像所有的生命体一样复杂，我们的能力还远远不足以在突然之间对它们施加深刻变革。大自然有时决绝，但其作为从不曾像人类这样激进。因此，狂热的重大变革，才是对一个民族而言最致命的灾难，无论这些变革从理论上看有多么出色。除非它们能即刻改变民族的特质，否则这些变革就一无是处。然而，唯有时间才拥有这样的力量。支配着人类的，是思想、是感情、是习俗、是孕育于我们自身当中的东西。制度和法律都是我们精神特质的外在表现，反映着我们的需求。制度和法律既然来自于这样的特质，那么也就不可能去改变它。

研究社会现象，就不能不研究产生这些现象的民族。从哲学上看，这些现象可以具有绝对价值；从实际上看，它们具有的只是相对价值。

因此，在研究一种社会现象时，必须从两种迥异的角度连续地加以考虑。我们就会看到，纯粹理性的教导与实践理性的教导通常是对立的。这种划分对于任何研究材料，哪怕是对自然科学领域，都一样适用。从绝对真理的观点来看，一个立方体、一个圆，是在严格的公式定义下不可变的几何形体。但从我们的眼睛来看，这些几何形体却可以具有多种多样的形状。透视可以将立方体看成锥形或正方形，把圆形看成一个椭圆或一条直线；而这些假想的形状要远远比真实的形状更重要，因为它们才是我们所看见的，才是摄影师或者画家所再现的。在有些情况下，非现实比现实更真切。用精确的几何形状来表现事物，反而会歪曲自然，让其变得无法辨认。假设有这样一个世界，那里的人们临摹或拍摄物体，却从来没有机会碰触它们，那么他们是很难对物体的形状有一个准确概念的。倘若只有少数学者才拥有对物体形状的认识，那么这种认识也并无太大意义。

研究社会现象的哲学家应该时刻记着，社会现象除了有理论价值之外，还具有实践价值。而且，从文明演进的观点来看，只有后者才算得上重要。一旦认识到这个事实，他就会对头脑中那些先入为主的结论，持有非常谨慎的态度。

其他因素也敦促他秉持这份审慎。社会事实是如此复杂，以至于我们不可能对它们全盘了解，或是预见到它们相互影响的后果。而且，在这些可见的事实背后，有时候似乎还隐藏着成千上万看不见的原因。可见的社会现象，可能是由无意识的巨大作用所产生的结果，而它往往超出了我们的分析能力。我们可以将可觉察到的现象比作波浪，它们不过是海洋深处我们所不知道的汹涌暗流呈现在海面上的表象而已。在大部分的行为中，群体表现出的往往都是极其低劣的精神面貌，但在另一些行为中，群体仿佛受到某些神秘力量的指引（古人称之为命运、自然或天意，我们称之为幽灵的声音），让我们无法忽视它们的威力，尽管对其本质一无所知。在各民族的灵魂深处，有时似乎潜藏着某种牵引他们的力量。比如说，有什么东西能比语言更复杂、更富含逻辑、更不可思议？而这样一种结构精妙的产物，若不是来自无意识的群体，又能来自哪里呢？最渊博的学者、最权威的语法学家，能做的仅仅只是记录语言的规律，而全然不可能创造出它们。还有伟人们的天才思想，谁能断言这完完全全就是他们自己的成果呢？没错，这些思想是由独立的头脑所产出的，然而，是不计其数的微尘构成了孕育这些思想的土壤，而这，不正是来自于群体之精神吗？

群体的确总是无意识的，但这种无意识本身，也许正是群体拥有力量的秘密之一。在自然界，一些完全受本能支配的生物所做出的行为，其不可思议的复杂性，令我们惊叹不已。理性是人类新近才拥有的特性，它还远未完善，不能够为我们揭示无意识的规律，更无力去取代它。在我们所有的行为中，无意识占据了巨大的部分，而理性的地位微乎其微。无意识作为一种尚未被认识的力量，在发挥着作用。

因此，如果我们想停留在狭窄但安全的边界之内，只了解科学能够认知的事物，不让自己游荡在模糊推测和虚妄假设当中，我们就应该仅仅观察那些我们可以理解的现象，并仅限于这样的观察。我们从观察中所得出的每一个结论往往都是不成熟的，因为在这些我们看见的现象背后，还有其他我们看不清的东西，而在它们的背后，也许还有着一些我们所看不到的。

导言：群体的时代

当前时代的演变／文明的大变革是各民族思想变化的结果／现代人对群体力量的信念／它改变了欧洲各国的传统政治／平民阶级的崛起是如何发生的，他们如何发挥自己的威力／群体力量的必然后果／它们只能产生破坏作用／是群体促成了衰老文明的解体／对群体心理学的普遍无知／立法者和政治家研究群体的重要性。

发生在文明变更之前的大动荡，比如罗马帝国的衰亡和阿拉伯帝国的建立，初看上去都是由一些重大的政治变化所决定的：外族入侵或王朝倾覆。但对这些事件进行更细致的研究后，会发现在它们的表面原因背后，更真实的原因，往往在于人民的思想所发生的深刻改变。历史上真正的大动荡，并不是那些以宏大规模和暴烈程度震撼我们的事件。唯一重要的变化，那种足以使文明更新的变化，发生在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信仰当中。历史上令人难忘的重大事件，不过是人类思想的无形变化所产生的可见效果而已。这些大事件之所以如此罕见，是因为在人类这个物种身上，最为稳固不变的，莫过于他们世代相传的思维结构了。

当前这个时代，正是人类思想经历转变的关键时刻之一。

两个基本因素构成了这种转变的基础。首先，我们文明的所有要素所赖以根植的宗教、政治和社会信仰走向了毁灭。再者，随着现代科学与工业的各种发现，全新的生存条件和思想条件被创造了出来。

旧时代的思想虽已残破，但仍旧强大，而将要取而代之的新思想还正在形成过程当中，当今的时代，处在一个新旧过渡、混乱无序的阶段。

这个难免混乱的阶段将会如何收场，目前还很难说。在我们这个社会之后所建立的社会，将以哪些基本观念作为基础，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是，从现在起，我们清楚地看到，在未来社会的组织结构上，都不可忽视一种力量，一股全新的、当今时代唯一至高无上的力量：群体的力量。众多曾经稳固的观念皆于今日消亡，众多曾经权威的力量接连被革命摧毁，而在它们的废墟之上，唯有群体这股力量正在上升，并且显现出吞噬他者之势。当我们悠久的信仰摇摇欲坠、土崩瓦解之际，当社会的古老柱石一根一根坍塌之时，群体的力量是唯一一股所向披靡、声势高涨的力量。我们将要进入的时代，名副其实是一个群体的时代。

就在一个世纪以前，欧洲各国的传统政治和君主间的对抗是激发事变的主要因素。民众的意见无关紧要，甚至通常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如今，政治传统、君主的个人倾向以及二者之间的对抗，反倒变得不再重要了。相反，群体的声音占据了优势。这声音向君王们发号施令，而君王们则对之言听计从。各民族的命运，不再决定于君王的会议上，而是酝酿于群体的心灵中了。

平民阶层进入政治生活，也就是他们在事实上逐步转变为领导阶层的过程，是我们这个过渡时期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事实上，普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影响微弱，方针又以简单为先，所以人们并未因此注意到平民阶层的转变。群体力量的逐渐生长，首先是通过某些观念的传播，这些观念慢慢地根植在人们的思想当中，然后个人逐渐结成社团，将理论观念变成现实。群体正是通过结社来形成他们的观念，这些观念即使算不上正确，至少对其利益是坚定捍卫的，并且由此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他们成立行业联合会，令所有权威相继向他们让步；他们建立劳工联合会，不顾一切经济规律，试图支配劳务和工资。他们向政府议会派去完全没有主动性和独立性的代表，这些代表由委员会选出，往往都沦为他们的传声筒。

如今，群体的要求变得越来越明确，他们非要将当前的整个社会彻底摧毁，将它带回到原始的共产主义社会去，那曾是所有人类群体在文明曙光到来之前的正常状态。限制劳动时间，征用矿场、铁路、工厂和土地；平均分配全部产品，为平民阶级的利益消灭一切上层阶级；如此等等，就是他们的要求。

群体不擅推理，却长于行动。通过他们目前的组织，群体的力量已经变得格外巨大。眼下诞生的信条很快就会拥有那些旧信条的威力，也就是说，拥有专制无上的权威，清除异议。群体的神权将要取代国王的神权了。

那些为如今的中产阶级代言的作家们，最贴切地展现了这个阶级稍显狭隘的思想、稍显短视的观念、稍显粗浅的怀疑主义，以及有时候稍显极端的利己主义。他们因为目睹新势力的壮大而深陷恐慌，为了克服思想的混乱，他们绝望地求助于自己曾经不屑一顾的宗教道德力量。他们向我们谈论科学的破产，忏悔着转向罗马教廷，呼吁我们遵从启示真理的教诲。但这些新的皈依者忘了，这一切已经为时过晚。就算神明真的垂爱于他们，也不可能对群体心灵产生影响，因为群众对这些新近伪皈依者所牵肠挂肚的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伪皈依者们昨日抛弃并毁坏的诸神，如今正被群众所抛弃。无论是神的力量，还是人的力量，都不可能让河水倒流。

科学没有造成任何破产，无论是目前人们思想的混乱状态，还是在混乱当中壮大起来的新势力，都与它无涉。它向我们许诺的是真理，或者至少是我们的智力所能掌握的对各种关系的认识；它从未向我们许诺过和平与幸福。科学对于我们的情感是完全无动于衷的，它听不到我们的哀诉。然而我们只能尽力与它生活在一起，因为再没有什么能够带回被科学所驱散的幻觉。

在所有民族中都普遍可见的征候，向我们证明群体力量在迅速壮大，让我们无法一厢情愿地以为这种力量会很快就停止增长。无论它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我们都必须承受。

一切反对它的高谈阔论都显得苍白无力。诚然，群体时代的到来可能标志着欧洲文明走到了最后一步，全面回归混乱的无政府主义阶段，而这样的阶段往往总是出现在每个新社会诞生之前。我们有什么办法阻止呢？

迄今为止，彻底摧毁破败的文明，一直都是群体最明确的任务。这种任务并不是在今天才出现的。历史告诉我们，当文明所依赖的道德力量失去威力时，它的最终瓦解总是由无意识的野蛮群体所完成的，他们被确切地定义为野蛮人。创造和引领文明的，历来都是一小部分贵族知识分子，而不是群体。群体拥有的只是破坏力。他们的统治总是一段野蛮史。文明意味着稳固的制度、严明的戒律、从本能迈向理性的过程、对未来的预见、较高的文化程度，而这些条件正是群体本身所缺失的，于是他们也从未有能力来实现之。通过纯粹的破坏力量，群体就像微生物一样，加速着衰落的躯体或死尸的解体。当文明的大厦有了蛀蚀，最后将它带向崩塌的总是群体。就是在这时，群体的基本作用显现了出来，在这一时刻，人多势众的原理仿佛成为了历史的唯一原理。

我们的文明也会走向同样的命运吗？这是我们所担忧的，也是我们尚未知晓的。

不管怎样，我们都不得不忍受群体的支配，他们目光短浅却行动力强，已经逐步推倒所有能够限制他们的障碍。

我们开始大谈群体，但我们对它们却所知甚少。心理学专家们的生活与它们相去甚远，长期以来对此视而不见，当他们关注到群体时，就只知道从群体犯罪的角度来加以研究。犯罪群体无疑是存在的，但也存在着正直的群体、英勇的群体，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群体。群体犯罪只是群体心理的一种特殊表现，要了解群体的精神结构，我们不可能只研究他们的犯罪，正如要了解个体的精神结构，我们也不可能只研究他的罪行。

不过，说实话，世上所有的领袖、所有宗教或帝国的创始人、各种信仰的门徒、杰出的政治家，以及哪怕是极小的范围内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团体头目，都是不自觉的心理学家，对群体的特质有着发自本能却异常准确的了解；也正是因为他们对此了如指掌，他们才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成为领导者。拿破仑对他所统治的国家的群体心理有着非凡的洞察，但他往往对属于其他种族的群体心理完全缺乏了解[8]；正是由于这种无知，他在西班牙，尤其是俄罗斯掀起战争，使自己的力量遭受重创，很快就被打倒。

对群体心理的了解如今正成为政治家们最后的资源。政治家不再想着去支配群体（这已经变成相当困难的事了），而只求不要过分受群体支配。

唯有再进一步了解群体心理，我们才会发现法律和制度对于群体的效力是多么微小；才会发现群体是多么没有能力拥有任何一点主见，除非那个意见是由别人强加给它的；想要领导群体，绝不能依靠那些纯粹建立在理论上的公正性原则，而是要寻找那些能打动他们、引诱他们的东西。譬如说，如果一个立法者想要制定一种新的税制，那么他会选择理论上最公正的那一种方式吗？他绝对不会这样做。事实上，对群体而言，最不公正的也许却是最好的。只要它在表面上看起来是最不明显也最不繁重的，那么，它就最容易被接受。因此，一项间接税哪怕再高，也总能被群体所接纳。因为每天让群体为日常消费品支付一点点税金，并不会妨碍他们的习惯，也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但如果改为按工资或者收入的比例来征税，让民众一次性支付，那么，哪怕这种税制从理论上讲比另一种税的负担轻上十倍，也会激起群体的一致抗议。人们每天支付的那一点几乎感觉不到的零星税金，实际上代替的正是一笔相当高的金额，这笔钱若是要求民众一次性支付，其数目之巨大，定会令人震惊不已，而只有让人每天一分一厘地支付，才感觉不到它的负担。这种经济手段之深谋远虑，是群体所无法企及的。

这个例子再简单不过了，它的适用性显而易见。这当然没有逃过拿破仑这样的心理学大师的眼睛。但那些对群体特质一无所知的立法者就不会意识到这一点。经验还未足以让他们认识到，人是从不按纯粹理性的指引行事的。

群体心理学还有许多其他用途。这门学问能够有力地解释大量历史和经济现象，倘若没有它，那些现象是完全不可理解的。我能够借此证明：最杰出的现代历史学家泰纳[9]对法国大革命中的事件有时也未能作出全面的理解，是因为他从未考虑过研究群体的特质。在研究这个复杂的历史阶段时，他将博物学家的描述法拿来作为自己的指南；然而在博物学家们所需要研究的现象当中，根本就不存在道德方面的因素。但恰恰正是这些因素，是历史真正的推动力。

仅从实用角度考量，群体心理学就很值得研究。即使只是出于纯粹的好奇，也值得对它加以关注。辨识人类行为的动机，就和辨识一种矿物或一种植物一样有趣。

对群体特质的研究只能算是对我们探索之路的一份简短的概述，一份简单的总结。它所能提供的只是一些建设性的观点。大片的田地还尚待开垦。我们如今只是刚刚触及到这块处女地的表层而已。[10]

第一卷：群体心理

第一章　群体的一般特征，精神统一性的心理法则

从心理学角度看群体的构成/大量个人的聚集并不足以形成一个群体/群体心理的特点/个体思想和感情的确定导向与个体性的消失/群体总是被无意识所支配/大脑活动的消亡与脊髓活动的得势/智力的下降与情感的彻底转变/转变后的情感可能比构成群体的每个个体自身的情感更好或是更糟/群体既容易做出英勇之举，也容易做出犯罪之举。

从普通意义上说，群体这个词指的是任意个体的聚集，不管他们属于什么国籍、职业或性别，也不管他们因为什么缘故而聚集在一起。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群体这个词却有着别样的含义。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而且只在这些情况下，一群聚集的人会表现出一些全新的特点，截然有别于构成这群人的个体所具有的特点。他们的个体意识消失了，群体中每个人的思想感情都倾向同一个方向。集体心理由此形成，尽管短暂易变，但具有鲜明的特征。这种集体性于是成为了（若找不到更确切的表达，我姑且称之为）有组织的群体，或者叫作心理群体，亦未尝不可。它形成一种独特的存在，服从于群体精神统一性的法则。

显而易见，很多个体纯属偶然地聚集在一起，这个单一的事实并不足以使他们获得一种组织化群体的特质。一千个人偶然聚集在一个广场，没有任何明确目的，那么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就完全不能算是一个群体。要想获得群体的特征，就必须有某些刺激因素发生作用，而我们则需对其性质加以确定。

个体意识消失，思想与情感被引向某一确定的方向，是正在形成的群体所表现出的首要特征，这并不总是需要有很多个体在同一时刻出现在同一地点。成千上万孤立的个体可以在某些时刻，在某些激烈的情感（比如重大国民事件）的影响下，获得心理群体的特征。这时候，只需要随便一个偶然事件，就可以将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的行为也立刻就会具备群体行为的特质。在某些时候，五六个人就可以构成一个心理群体，而上百个偶然聚在一起的人却无法构成群体。另一方面，一个民族，尽管从表面上看人们并非聚集一处，但他们可以在某些作用的影响下变成一个群体。

一个心理群体一旦形成，它就会具备一些临时的，但是相当明确的普遍特征。在这些普遍特征之外，还会附带一些独特的、多变的特征，它们由构成群体的个体所决定，并且能够改变群体的心理结构。

因此，心理群体是可以进行分类的，而当我们着手进行这样的分类时，我们会发现，一个异质性的群体，即由不同成分构成的群体，与一个同质性的群体，即由基本相似的成分（派别、身份团体、阶级）构成的群体，会表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而在这些共同特征之外，它们还会表现出一些自身的特点，使二者有所区别。

但是，在我们对不同类型的群体进行研究之前，有必要先考察一下所有群体的共同特征。我们将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先描述一个生物族系中所有成员所共有的普遍特征，再去研究该族系下的不同种类各自所具有的特点。

要精确地描述出群体心理并不容易，因为它的结构不仅因群体的种族和构成方式而有所不同，而且还会根据群体所受到的刺激因素的性质与强度发生变化。不过，这样的困难在针对个体的心理学研究当中同样存在。只有在小说当中我们才会看到终其一生都保持同样性格的人物。只有一成不变的环境才能造就貌似单一的性格。我曾在其他著作中指出，一切精神结构当中都蕴藏着多种性格的可能性，一旦环境突变，这些性格就会显露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在法国国民公会中最残暴的成员原本都是最温良的公民，在正常环境下，他们本是谦和的公证员或正直的官员。风暴过后，他们又恢复平常的性格，做回温良的公民。拿破仑就是在这些人当中为自己找到了最听话的仆人。

这里我们不可能研究群体构成过程中的所有阶段，我们将专注于那些达到完全组织化阶段的群体。这样我们会看到群体可以变成的样子，而不是它一成不变的状态。只有在这个成熟的组织化阶段，一些全新的、特有的特征才会叠合在族群稳固的本质特征之上，而这个集体的所有情感与思想，将会明确地倾向一致的方向。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之前所提出的群体精神统一性这一心理学法则才会显示出来。

在群体的心理特征当中，有一些与孤立的个体所呈现出的心理特征并无二致，而有一些则相反，它们完全是群体心理所特有的，只有在群体当中才能够看到。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研究这些特有的特征，并揭示它们的重要性。

一个心理群体所表现出来的最惊人事实是：无论构成该群体的个体是什么人，无论他们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智力是相同还是不同，只要他们形成群体，他们就会获得一种集体心理，支配他们的感受、思考和行动，与他们作为独立的个体时感受、思考和行动的方式大相径庭。若不是形成了群体，有些想法、情感根本不可能在个体身上产生或转化为行动。心理群体是一个临时的生命体，由各种异质成分暂时地拼接而成，就像是由身体细胞结合而成的新生命体，展现出与单个细胞所具有的特点截然不同的新特征。

与我们在敏锐的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的著作中所读到的观点相反，在构成群体的这样一个集合当中，根本不存在各种构成因素的总和或平均值，而是产生了具有全新特征的化合物，就像在化学中一些元素的碰撞，比如酸遇到碱，它们的结合形成了全新的物质，这种新物质所具备的特性，已经全然不同于用来构成它的那些元素的特性了。

要证明群体中的个体与孤立的个体有多么不同，这并不困难，但要找出导致这种不同的原因，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若想对这些原因有所了解，首先要记得的，就是现代心理学所观察到的事实，即：无意识现象不仅在社会生活中，而且在智力活动中，都发挥着压倒性的作用。与人类精神生活中的无意识活动相比，有意识活动仅仅占据极为微小的比重。最细致的分析师、最透彻的观察家，也只能够捕捉到一点点支配其行为的无意识动机。我们的有意识行为，是遗传因素影响下的无意识深层心理结构的产物。这一深层心理结构包含着无数传承自祖先的特征，这些特征构成了一个种族的秉性。对于我们的行为，除了那些可被解释的原因外，肯定还隐藏着一些我们无法说明的原因，而在那些神秘的原因背后，还有着许多更为隐秘的原因，连我们自己，都对其一无所知。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多数的行为，都是由我们所看不到的隐藏动机所驱使的。

正是这些无意识因素构成了一个种族的秉性，在这一点上，该种族中的所有个体都非常相似，而令他们彼此不同的，则主要源于那些有意识因素：比如教育的结果，尤其是独特遗传条件的结果。人们尽管在智力上相差巨大，却有着极为相似的本能、欲望和情感。在涉及情感的问题时，比如宗教、政治、道德、爱憎等等，最杰出的人士也不会比凡夫俗子高明多少。从智力上说，一个伟大的数学家和他的鞋匠之间可能有着天壤之别，但从性格的角度上看，他们之间的区别往往微乎其微。

这种普遍的性格特征，受无意识所支配，且在同一种族的大多数普通人身上程度几乎相同。在群体当中，它们是一种共通的特征。在群体的世界中，个体的智力禀赋被抹杀了，由此，个体的特征也被抹杀。异质性淹没在同质性当中，无意识的力量占据上风。

群体所共通的平凡特质，正好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从来无法完成对智力水平有高要求的工作。对大众利益的决策，是由那些杰出人物所组成的议会来完成的。但各行各业的专家们作出的决策，并不见得会比一群笨蛋更为高明。他们实际上一起运用的只不过是每个普通人都具备的最庸常的才能。在群体当中，叠加的只是愚蠢，不是智慧。如果“整个世界”指的就是群体，那么，绝对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整个世界比伏尔泰聪明；而应该说：伏尔泰要比整个世界更聪明。

如果身处群体当中的个体们仅仅是汇合了他们人手一份的平凡，那么最后得出的只不过是一个平均值，而不会如我们之前所说的，创造出全新的特质。

那么，这些全新的特质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是我们现在要研究的问题。

多种原因决定了这些特质只在群体中出现，而不为孤立的个体所具有。其一，群体当中的个体，仅仅由于人数的原因，会获得一种势不可挡的心理感受，这使他敢于放纵自己的本能；而在单独一人的时候，他是不得不对此加以抑制的。身处群体之中，他会不由自主地产生这样的念头：群体是匿名的，因此是免责的。对个体产生约束力的责任感在这里完全缺席。

其二，传染性。它不仅决定了群体所表现出来的特质，也决定了它们的倾向。传染性是一种很容易确认的现象，但并不容易解释，我们必须把它归并于一种催眠现象，并将对此进行研究。在一个群体中，所有的情感，所有的行为都是具有传染性的，这种传染性如此之强，以至于个体极其容易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这与人的本性是大相径庭的，若不是因为成为了集体中的一员，人不可能会这样做。

其三，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它决定了身处群体的个体往往会表现出与他们作为孤立个体时截然相反的特点，我所说的就是：暗示性。前面提到的传染性不过是这种暗示性的效应而已。

想要理解这种现象，就必须对心理学近期的一些发现有所了解。如今我们知道，通过不同的手段，一个人可以被带入一种完全失去自我意识的状态当中，他会对那个使自己失去自我意识的暗示者唯命是从，会做出与自己的性格和习惯完全相悖的举动。而细致入微的观察似乎可以证实，当一个人浸入群体的大潮中一段时间以后，很快就会（在群体所散发出来的气息或其他不为我们所知的因素作用下）处于一种特别的状态，很像受到催眠师催眠之后所进入的迷幻状态。大脑被麻痹了，被催眠者完全成为脊髓神经无意识活动的奴隶，受催眠师的随意支配。自我意识完全消失了，意志和判断力也不复存在。所有的情感和思想都受催眠师的左右。

身处心理群体当中的个体，大致也是这样一种状态。他不再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他就像受到催眠一样，身上的一部分能力被破坏，而与此同时，另一些能力却被过度强化。在暗示作用的影响下，他会以不可抑制的狂热去执行某些行为。群体的狂热比被催眠者的狂热更无法抑制，因为所有的个体都受到了相同的暗示，这种暗示在他们的相互作用下，又变得更加强大了。在群体中保持了足够强大的自我意识以抵御暗示的那些个体，由于在人数上太过微弱，而无法对抗潮流。他们最多只能试图以另一种暗示来分散群体的注意力，比如通过一些良言相劝，一些适时唤起的形象，把群体从最血腥暴力的行为中拉回来。

所以，自我意识的丧失、无意识人格的得势、情感和思想在暗示和传染的作用下趋于共同的方向，以及把所受到的暗示立刻转化为行动的倾向，这些就是群体中的个体所具有的主要特点。他不再是他自己，他成为了一个不受自我意志支配的木偶。

而且，单凭从属于有机群体这样一个事实，人类就在文明的阶梯上倒退了好几步。作为孤立的个体时，他可能是一个文明人，但在群体中，他就是一个野蛮人，也就是说，是一个受本能支配的动物。他有着原始人身上的自发、粗暴、凶猛、热情和英雄气概。与原始人更相似的是，他非常容易让自己被各种词语和形象所打动（这些词语和形象对于构成群体的孤立个体本来不能产生任何影响），并由此做出一些完全背离他的切身利益和日常习惯的行为。群体中的个人宛如无数沙粒当中的一粒，任风裹挟。

正因如此，我们看到陪审团会做出每个陪审员作为个体时并不会赞成的判决，议会通过了每个议员作为个体时并不会接受的法律和措施。单独来看，国民公会的每个人都是知书达理、举止温和的公民。而当他们结成群体时，却毫不犹豫地赞同最残酷的提案，毫不犹豫地将清白无辜的个人送上断头台；而且，他们还完全背离自身的利益，放弃了他们不可侵犯的权利，在自己人当中滥杀无辜。

群体中的个体与孤立的个体之间不仅仅在行为上有着本质的差别。早在他完全丧失独立性之前，他的思想和感情就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如此深刻，足以将守财奴变得挥霍无度，将怀疑论者变成信徒，将老实人变成罪犯，将懦夫变成英雄。在1789年8月4日那个著名的夜晚，贵族们在一时的激情澎湃中，投票放弃了自己的全部特权，这个决定，若是让他们单独考虑的话，是没有一个人会接受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体，然而，从情感以及这些情感引发的行为来看，群体可以比个体表现得更好或者更差，这要看当时的情况。一切都取决于群体所受到的暗示是何种性质。这一点正是那些只从犯罪角度来研究群体的作者们所低估的。群体也许常常具有犯罪特质，但它也经常是英雄主义的。往往是群体才会受到驱动去为一个信仰或理念的胜利而舍身成仁，为荣耀和名誉而热血沸腾，就像十字军东征时代，即使没有粮草、没有武器，他们仍向异教徒讨还基督的墓地；或是像1793年那样，他们誓死捍卫祖国的土地。也许这种英雄主义带有一些无意识成分，但正是这些英雄主义行为书写了历史。如果书写在各民族历史上的只能是一些纯粹理性的、不带感情色彩的大事，那世界史上可以记录的事件就寥寥无几了。

第二章　群体的情感与道德

1.群体的冲动、易变和急躁。群体受到一切外界刺激的摆布，并因此反应出不断的变化／群体受到强大的冲动驱使，个人的利益都被抹杀/群体不会深思熟虑／种族的作用。2.群体的易受暗示和轻信。群体受到暗示的左右／他们把头脑中的幻象当作现实／为什么这些幻象对于构成群体的每个个体都是一样的／群体中鸿儒与白丁并无区别／群体中的个人受到幻觉支配的各种实例／对群体提供的证词完全不能信任，众多目击者的一致证词是最不可信、不能用来还原事实的／史学著作的价值低微。3.群体情感的夸张与简单化。群体没有怀疑与不确定，永远走向极端／群体的情感总是极端的。4.群体的偏执、专横和保守。产生这些情感的原因／群体面对强权卑躬屈膝／群体一时的革命本能并不妨碍他们极端保守／他们出于本能地敌视变化和进步。5.群体的道德。在暗示作用下，群体的道德可能大大高于或低于构成群体的每个个体的道德／解释与实例。群体极少受到利益所左右，而利益往往是孤立个体所考虑的绝对因素／群体的道德教化作用。

在简要描述了群体的主要特征之后，我们要进一步对这些特征的细节加以研究。

应当指出，群体的某些特点，比如冲动、急躁、不理性、缺乏判断力和批判精神、情感夸张等等，我们也可以在其他一些属于低级进化形态的生命体中看到，比如女人、野蛮人和儿童。我只是顺便提到这个类比。本书将不对此进行论证。再说，这对于熟悉原始人心理学的人而言并无用处，而对于那些对此一无所知的人而言，又无法令他们信服。

现在，我将依次针对我们能在大多数群体中观察到的不同特点来进行讨论。

1.群体的冲动、易变和急躁

在研究群体的基本特点时，我们就曾说过，群体几乎完全是受无意识动机支配的。影响他们行为的往往是脊髓神经，而不是大脑。在这一点上，群体与原始人非常相似。他们的行为本身可能是完美的，但这些行为并不是由大脑所支配，而是个人随着刺激做出的反应。群体受到一切外部刺激因素的摆布，并由此反应出不断的变化。因此，群体是各种冲动的奴隶。孤立的个体也会像群体中的个体那样受到同样的刺激，但由于大脑会告诉他冲动的危害，所以他不会任由其摆布。用心理学语言来表述的话，我们可以说：孤立的个体具有控制自身反应行为的能力，而群体则不具备。

各种各样的冲动支配着群体，根据刺激的不同，或慷慨或残忍，或英勇或懦弱，但总是如此不可阻挡，以至于个人的利益甚至生命的利益本身，都无法支配它们。刺激群体的因素千差万别，但群体始终对它们唯命是从，其结果就是：群体是极度多变的；也正是因此，我们看到群体会在转瞬之间从最血腥的残暴转变为最纯粹的宽容或英勇。群体极为容易变成刽子手，但也同样也极为容易成为殉道者。为了信仰的胜利，群体从来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关于这一点，不必回到英雄主义的年代就可以看到群体的英勇表现。在暴乱中，群体从来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就在不久前，一位突然名声大噪的将军[11]，轻而易举就能让上万人随时准备为他的事业献出生命，只待他一声令下。群体从不深思熟虑。

他们的情感可以从一个极端跨越到另一个极端，但他们始终都受着当下刺激因素的影响。他们就像被暴风扬起的叶片，四方飞散，然后重新落回地面。接下来，我们在研究某些革命群体时，将列举一些体现他们情感多变的例子。

群体的这种易变性使他们不受控制，尤其是当一部分公共权力落在他们手中之时。一旦日常生活中的应尽之务不再构成一种看不见的调节器，民主政治也就没有了延续下去的可能。不过，群体尽管有狂热的追求，但不会持续多久。他们没有能力拥有持久的愿望，正如同他们没有能力拥有持久的思考。

群体不只是冲动和易变。他们不承认横亘在欲望与实现欲望之间的任何障碍，因为他们的数量之众，令他们觉得自己拥有无可抵挡的力量。对于一个群体中的个人而言，不可能的概念消失了。孤立的个人很清楚自己不会单枪匹马地去火烧宫殿、抢劫商店，而且即便他想这样做，他也会很容易抵制住这种诱惑。而当他成为群体中的一员时，他会意识到人数所赋予他的力量，只要激发他烧杀劫掠的念头，他立刻就会屈从于这样的诱惑。意料之外的障碍都会被疯狂所粉碎。如果狂热是人类机体的一种固有属性，那么我们可以说，欲望受阻的群体所表现出的正常状态，就是狂热。

在群体的急躁、冲动、易变，以及所有我们将要研究的大众情感当中，都有种族的基本特质在发挥作用，它们构成了我们所有情感产生的基石。也许，所有的群体都是急躁而冲动的，但程度却大不相同。比如，一个拉丁群体和一个盎格鲁—撒克逊群体之间，就有着巨大的差别。最近发生的历史事件就在这一点上提供了生动的案例。1870年，一份简单的电报（伪称一名大使受到了侮辱）被公之于众，结果触犯众怒，导致一场可怕的战争立即爆发[12]。几年以后，又是一份电文（关于法军在谅山的一场无关紧要的失败），再次激起民众的怒火，政府因此在瞬间垮台。与此同时，英国在远征喀土穆时遭到的严重挫败，却只在国内引起轻微的情绪，没有任何一个大臣遭到解职。群体大多具有女性气质，但最具女性气质的还要数拉丁群体。但凡依赖他们的人，都能攀得又快又高，但同时也时刻处在悬崖峭壁的边缘，总有一天会跌入深渊。

2.群体的易受暗示和轻信

我们在定义群体时说过，群体的普遍特征之一就是极易受到暗示，我们也曾指出，在所有的人类聚集处，暗示作用是多么具有传染性；这种现象解释了为什么群体的情感会急速转向某一固定方向。

假如群体是中立的，那么它往往处在一种观望状态中，所以它非常容易受到暗示。第一个突然形成的暗示，会立刻通过传染作用占据所有人的大脑，而情感倾向也旋即建立。在所有受到暗示的人群中，占领了他们头脑的那个念头，将会转变为行动。不管是放火烧宫殿的行动，还是自我牺牲的行动，群体都在所不辞。一切都取决于刺激因素的性质，而不再像孤立的个人那样，取决于受暗示的行为和所有理由之间的关系，后者可能与这一行为的实现是对立的。

于是，群体总是游荡在无意识的边缘，极易接受任何的暗示，表现出不受理性左右的生物所特有的强烈情感，完全不具备批判能力，除了极度轻信，其他什么也不会。对群体而言，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记住这一点，就能理解为什么那些最荒谬的传说和故事会那么容易地被编造和传播开来。[13]

之所以会产生在群体中轻易流传的传说，并不仅仅因为群体极端轻信，还因为事件在人群的想象当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形。被群体目睹的最简单的一件事，立即就会被改造得面目全非。群体是靠形象思考的，而一个被唤起的形象，又会唤起一系列与它毫无逻辑联系的其他形象。这种状态并不难理解，只要想想，我们自己有时也会被随便什么事引发一连串奇怪的幻想。理性告诉我们，那些形象之间并没有任何关系，但群体对此却视若无睹；他们把歪曲的想象加入现实的事件，将它们混为一谈。群体对主观和客观完全不予区分。他们把想象当中的画面当作现实，而这些画面与被观察到的事实之间，往往仅存一丝微弱的相似。

既然群体是由脾性迥异的个人组成，那么，群体对自己所目睹的任意一个事件所进行的歪曲，似乎应是多种多样，各不相同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传染的作用下，对事实的歪曲在每一个个体身上都表现出了相同的性质和方向。群体当中的某一个体对事实的第一次歪曲，是传染性暗示的关键点。圣乔治出现在耶路撒冷的墙上，这个画面肯定是先由在场的某个人率先看见，然后才被所有的十字军所看见。通过暗示和传染的作用，一个人所指示的奇迹，会立即被所有人接受。

历史上频频出现的集体幻觉就是在这样的机制下产生的。这些幻觉看上去具备了一切关于真实性的标准特点，因为它是被成千上万的人所观察到的现象。

若想反驳上文所言，没有必要考虑构成群体的每个个人所具备的智力水平。这一水平无关紧要。一旦个人成为群体的一员，鸿儒与白丁一样都丧失观察的能力。

这个论点似乎充满矛盾。为了彻底地论证它，必须研究大量的历史事实，就是再写几部书都不足够。

然而，我不想让读者觉得这些论点无凭无据，我将会给他们列举一些实例，这些例子都是从我们可以援引的大量事例当中随机挑选出来的。

以下选取的就是集体幻觉事例当中最为典型的一件，因为被这场集体幻觉所席卷的群体包罗了各色人等，最愚昧无知的人、最学识广博的人，都在其中。这件事被海军上尉朱利安·费利克斯在他所写的关于海流的书中偶然提及到，并曾被转引在《科学杂志》上。

护卫舰“贝勒—波拉”号在海面上寻找在风暴中失散的巡洋舰“波索”号。当时正是大白天，阳光灿烂。突然，值勤士兵发现了一艘失事小船的求救信号。全体船员向信号点望去，所有人，从军官到水兵，都清清楚楚地看到，在漂浮着求救信号的失事船只后面，拖着一块木筏，上面满满全是人。而这其实只不过是集体的幻觉。德斯福斯上将派出一艘小船前往营救遇难者。在接近目标时，船上的官兵都看到“成堆的人躁动不安，纷纷伸出手”，听到“许多的声音混在一起，沉闷嘈杂”。当小船抵达，他们却发现自己面前只有几根被风从附近海岸刮来的树枝，上面盖满了树叶。在这样触手可碰的事实面前，幻觉才消失了。

在这个事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集体幻觉是如何运行的，而且我们已经解释过这个机制。一方面，是处在守望状态中的群体；另一方面，是值勤士兵发现海面上遇难船只的求救信号，这一行为带来了暗示。这个暗示通过传染作用，被所有在场官兵所接受了。

群体的人数甚至不需要很多，就足以毁掉人们正确观察眼前事物的能力，真相会被毫不相干的幻觉所取代。只要几个人聚集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群体，那么，哪怕他们全是杰出的学者，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外，还是会表现出群体的所有特征。他们每个人所具有的观察力和批判精神立刻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对此，敏锐的心理学家达维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案例，它被最近的《心理学年鉴》报道过，在此也非常值得详述一番。达维先生召集了一群杰出的观察家，他们当中包括英国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华莱士先生。在集会上，达维先生让观察家们检查了物品并按自己意愿做好标记之后，在他们面前演示了一系列经典的通灵现象：灵魂显形、石板题字等等。然后，他收集这些杰出的观察家们所写的观察报告，报告中无不认定自己所观察到的现象只有通过超自然手段才能获得。而达维先生则向他们揭示，这些现象只不过来自简单的骗术。“达维先生的研究中最令人吃惊的部分，”这篇文章的作者写道，“不是骗术本身有多么神奇，而是外行的目击者所提供的报告有多么不可靠。”他说，“因此，目击者们可能提供出大量来自实证却完全错误的报告，但由此而来的结果是，一旦他们的描述被认为是正确的，他们所描述的现象便不能用骗术来解释。达维先生发明的方法如此简单，以致人们对于他竟敢使用这样的方法而感到吃惊；但他确实具有支配群体大脑的能力，能说服群体相信自己看见了事实上并没有看见的东西”。这通常是催眠师作用于被催眠者的能力。但是当我们发现，这种能力能够作用于高智商的头脑，况且这些头脑还是预先持有怀疑态度的，我们就可以想象，让普通群体受骗上当，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了。

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报纸上正充斥着关于两个小女孩在塞纳河溺水身亡的报道。有十二个左右的证人言之凿凿地说自己认出了这两个孩子。所有证言如此一致，不容预审法官有任何怀疑。他签署了死亡证明。然而，就在葬礼即将举行的时候，人们在偶然中发现，他们本以为已经遇难的孩子仍然好好地活着，而且与溺亡的孩子几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就如前面提到过的好几个案例一样，第一个下断言的目击证人本身就是幻觉的牺牲品，而他的证词轻易就能影响其他所有的目击者。

在类似的案例中，暗示的起点往往是某个人并不清晰的回忆所产生的幻觉，这个初始的幻觉在得到肯定之后，开始传染。如果第一个观察者感受力极强，那么，只要他认为自己认出的尸体有呈现出（在所有实际的相似处之外）让人联想到某个人的一些特征，比如一块疤痕或一处衣饰的细节，通常就足够了。

这样的联想就会成为某种凝结作用的核心，侵占智性的领地，麻痹一切批判力。于是观察者所看到的东西不再是物体本身，而是他头脑中产生的幻象。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孩子的尸体会被自己的母亲所错认。在如下所述的这件被最近的报纸重新提起的旧闻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刚才所指出的两种暗示作用是如何运作的。

这个孩子被另一个孩子认了出来，但其实是认错了。于是一连串不准确的辨认过程就开始了。

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就在学生认出了尸体的第二天，一位妇女哭喊起来：“啊！老天，那是我的孩子。”

人们把她带到尸体旁，她检视死者，注意到他前额的一块伤疤。“没错，”她说，“是我可怜的儿子，去年七月走失的。一定是有人拐走了我的孩子，现在他们杀了我的孩子！”

这位妇女是福尔街上的门房，姓夏凡德雷。人们叫来了她的小叔，他也毫不犹豫地说：“这就是小菲利贝尔。”住在这条街上的好几位居民都认出这个在拉弗莱特找到的孩子就是菲利贝尔，他的小学老师也说，孩子所佩戴的徽章就是证明。

但是，邻里、小叔、小学老师和母亲都弄错了！六个星期之后，孩子的身份得到了确认：他是波尔多人，在波尔多被杀害，然后被运到了巴黎。[14]

我们发现，这样的误认通常是由女人和孩子，更确切地说，是由一些最易受影响的人所作出的。同时，这也让我们意识到这样的目击证人在法庭上的价值何在。尤其是孩子的证言，绝对不能当真。法官们喜欢老生常谈地说小孩子不会撒谎。但哪怕只要有一点基本的心理学素养，他们就该知道，恰恰相反，小孩子一直都在撒谎。或许只是无辜的谎言，但谎言始终是谎言。与其像很多时候所做的那样，以孩子的证词来决定对被告的判决，还不如用抛硬币的方式。

回到群体的观察力这个问题上，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集体观察通常都是错误的，它们最经常表现为，由一个个体的简单幻觉，通过传染作用，影响到群体中的其他人。我们可以引述无穷无尽的事实，来证明群体的证词不靠谱到怎样的地步。成千上万人参与过色当战役的著名骑兵阵队，然而，面对矛盾百出的目击者证词，根本无从确定究竟是谁在左右这场战役。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英国将军沃尔斯利证实，关于滑铁卢战役中的一些重要事实，至今仍有人在犯最为严重的事实性错误，而这些事实却是被数百名目击者所证实过的。[15]

这些事实告诉我们，群体的证词价值几何。逻辑学论著认为，为了证明一件事实的准确性，我们所能援引的最可靠的证据之一，就是大量证人的一致证词。然而我们的群体心理学知识告诉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逻辑学的论文全部都该重写。最值得怀疑的事件，肯定就是那些被最多人所观察的事件。说一件事同时被上千目击者证实，这往往意味着所记述的事实与真相已经相去甚远。

从以上情况可以得出，历史书籍只能当作虚构作品来看待。它们是对观察有误的事件作出的不可靠记述，并伴随着事后的诠释。浪费时间写这样的书还不如去搅稀泥。倘若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它的文学、艺术和不朽之作，我们对于这段历史的真相便会一无所知。对于一些在人类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伟大人物，比如赫拉克利特、释迦牟尼、耶稣或者穆罕默德，我们对他们的生平，拥有过哪怕一句真实的记录吗？极可能一句都没有。不过，说实话，他们真实的生平对我们而言无关紧要。我们有兴趣了解的，是这些伟人被大众神话所创造出来的形象。打动群体心灵的，是传奇中的英雄，而绝非现实中的英雄本身。

不幸的是，这些传奇（甚至尽管它们是被书本所定格下来的）还是没有任何属于自身的稳定性。随着时间的流逝，尤其是由于种族的不同，群体的想象力一直不停地在改变着它们。《旧约》中嗜血成性的耶和华与圣德兰[16]所爱的上帝有着天壤之别，中国人膜拜的佛与印度人所尊奉的佛也几乎没有了共同之处。

甚至不需要数百年时间，英雄的传奇就可以被群体的想象力彻底改变。改变有时在几年之内就可以完成。我们在自己的这个时代就已经看到，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人物之一，他的神话就在短短五十年中多次被改写。在波旁王朝的统治时期，拿破仑成了一个拥护自由、不牟私利、田园牧歌般的人物、庶民的朋友，在诗人们的传颂中，他该会长久地留存在乡亲们的记忆中。三十年后，仁厚的英雄变成嗜血的暴君，在攫取了权力与自由后，他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就让三百万人为他命丧黄泉。在如今，我们又见证着这个神话发生新的变化。再过几千年，当未来的学者面对这些矛盾百出的记载，也许他们甚至会怀疑这位英雄的存在，就像学者们有时也会怀疑释迦牟尼的存在一样。他们在他身上看到的只是太阳般的神话和一部赫拉克利特式的传奇历程。对于这种不确定性，他们也许能够轻松地接纳下来，因为，与今天的我们相比，他们更深谙群体心理学的知识，他们知道，若不靠神话，历史也就无从久存。

3.群体情感的夸张与简单化

无论群体所表现出来的情感是好是坏，它们都具有的双重特点就是：极为简单和极为夸张。在这一点上，就像在其他很多方面一样，群体中的个人类似于原始人。他无法对差异进行区分，只会囫囵地看待事物，而且不懂其中的演变。在群体当中，情感的夸张会因此而得到强化，因为展露出来的感情会通过暗示和传染非常快速地传播，而对这种感情的明显赞同则会大大增长它的力量。

群体情感的简单和夸张使得群体既不懂怀疑也不知道不确定为何物。就像女人们一样，他们一下子就能陷入极端。怀疑一旦被说出口，就立刻成为了不可辩驳的现实。反感或是非难的评论，在孤立的个体身上并不会加强，但在群体中的个体身上，就会立刻变为极度的仇恨。

尤其在异质性群体当中，群体情感的狂暴会因责任感的缺席而更为夸大。确信不会受到惩罚（而且人数越多，这一点就越确定）以及暂时产生的人多势众之感，使那些在孤立的个体身上所不可能有的情感和行为会在群体身上表现出来。在群体当中，愚蠢、无知和心怀嫉妒的人们摆脱了自身的卑微无能之感，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粗暴、短暂但巨大的力量感。

群体身上的夸张倾向，常常会不幸地作用于一些恶劣的情感，这些属于原始人残留本能的返祖现象，在孤立且有责任感的个体身上会因害怕受罚而有所约束。而群体则会因此极其容易做出极端恶劣的行为。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群体不会表现出英雄主义、献身精神和崇高美德。在巧妙的暗示作用下，群体甚至比孤立的个人更会表现出这些品质。当我们研究群体道德的时候，我们很快会有机会回到这个话题上来。

群体夸大自身的情感，因此也只会被极端的情感所打动。想要抓住群体注意力的演说家，就必须措辞激烈。夸张、断言、重复，并且绝不试图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这些都是公共集会上的演说家们所惯用的论说手段。群体对他们的英雄人物也抱有同样的夸张情感。英雄人物的品质和他们表现出的美德必须始终被夸大。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戏剧中，观众会要求舞台上的英雄具备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勇气、道德和善良品质。

我们已经认识到了剧场的特殊视觉效果。也许这种效果确实存在，但是它的法则往往与常识和逻辑都没有任何关系。面向大众的艺术当然是趣味低下的，但必须有着不同寻常的特质。通过阅读剧本常常无法解释某些戏剧的成功。当剧院老板接受这些戏的时候，他们自己往往也无法确定它们最终是否会获得成功，因为，要想作出判断，他们必须能把自己变成观众[17]。这里，如果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展开的话，我们将说明种族因素的压倒性影响。一部在某国风靡大众的戏剧，有时会在另一个国家毫无反响或者成绩平平，因为它没有发挥出足以调动新观众的力道。

我无需再补充说明，群体的夸大倾向只作用于情感，而绝对不作用于智力。我已经表明过，只要个体处于群体当中，他的智力水平就会立即大幅下降。这在塔尔德先生关于群体犯罪的研究中也证实过。因此，只有在情感的范畴，群体会提升到极高（或相反）下降到极低的境界。

4.群体的偏执、专横和保守

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情感；提供给他们的意见、想法或者信仰，他们要么照单全收，要么全盘拒绝，不是视之为绝对真理，就是当作绝对谬论。于是，群体的信仰总是在暗示作用下被决定，而不是经由理性思考孕育而成。众所周知，宗教信仰是多么的偏执，它们对人们的思想产生的是怎样专制的统治。

对于是非对错毫不怀疑，同时又非常清楚自己的力量，群体因此既专横又无知。个人可以接受矛盾和探讨，但群体则从不接受。在公共集会上，演说者哪怕发出一点点轻微的反驳，也会立即招来愤怒的吼叫和激烈的斥骂，随即而来的就是攻击和驱逐，让演说者无力招架。倘若现场没有当局警卫人员的威慑，异见者恐怕早已被千刀万剐了。专横和无知是一切类型的群体的共性，但其表现出来的程度千差万别；这时候，种族——这一决定人类所有情感和所有思想的基本概念，又会显现出来。尤其是在拉丁裔群体中，专横和无知达到了很严重的地步。它们是如此极端，以至于彻底破坏盎格鲁—撒克逊人身上强烈的个人主义独立精神。拉丁群体只关心其所属宗派的集体独立性，这种独立性的特征就是：急迫且粗暴地要求所有异见分子都来顺从他们的信仰。在拉丁民族中，自宗教法庭以来，所有时期的雅各宾派，都未能建立对自由的另一种理解。

对于群体而言，专横和无知都是非常明确的情感，是一种他们很轻易产生也很容易接受的情感，一旦受到唆使，他们就会将其表现出来。群体对强权俯首称臣，却丝毫不为仁义善良所打动，仁慈对于他们而言只意味着软弱。他们从来不顺应温和仁厚的主子，而是俯首于严厉压榨他们的暴君。对这样的暴君，他们总是为其立起高高的塑像。如果说，他们敢主动将被推翻的专制君主踩在脚底，那也是因为君主失去了权势，成为了他们毫不忌惮、可以尽情藐视的弱者中的一员。深得群体喜欢的英雄类型，永远是恺撒这样的形象。他的权杖吸引着他们，他的权威震慑着他们，他的利剑令他们畏惧。

对于软弱的政权，群体随时都准备着造反，而面对强权，他们则卑躬屈膝。如果当权者的势力起伏不定，那么，受到极端情感所控制的群体，就会在无法无天和婢膝奴颜之间交替反复。

不过，如果把群体的革命本能看作主导，那么，对群体心理的认知就有误了。让我们产生这种错觉的，只不过是群体的暴力倾向。他们的反叛和破坏行为的爆发，总是非常短暂。群体深受无意识的支配，因此也特别屈从于千百年来世袭制度的影响，所以，他们无可避免地因循守旧。

若对他们放任自流，他们很快就会厌倦混乱，本能地转变为奴才。当波拿巴剥夺了一切自由，对所有人痛施铁腕之时，向他发出热烈欢呼的，正是那些最桀骜不驯的雅各宾派。

如果我们没有真正意识到群体本能中深刻的保守性，我们就很难理解历史，尤其是人民革命的历史。他们渴望改朝换代，他们有时甚至还通过暴力革命实现了这样的转变；可是旧制度的本质，表达的始终还是种族对世袭制的需要，因此他们总是重新陷入窠臼。群体的反复多变只作用在一些极其表层的事物上。事实上，他们的保守本性就像所有的原始人一样顽固。他们对传统的盲目崇拜是毋庸置疑的，他们对所有能够改变他们基本生存状态的新鲜事物，有着根深蒂固的无意识恐惧。如果在纺织机、蒸汽机和铁路被发明的时代，民主派就已经掌握了他们今日所拥有的权力，那么，那些发明是不可能被实现，或者说，是要付出不断的革命与杀戮的代价才有可能实现的。对于文明的进步而言，应该庆幸科学和工业的伟大发现都在群体力量尚未萌芽之时业已完成。

5.群体的道德

如果我们将“道德”一词理解为坚定地尊重某些社会习俗，持久地压抑自私的冲动，那么很明显，群体太易冲动、太易变化，因此不可能是道德的。但如果我们把某些短暂出现的品质，诸如忘我、奉献、不计私利、自我牺牲、追求公正等，都算入“道德”的概念中，我们反倒可以说，群体有时候是有着非常高的道德境界的。

少数研究过群体的心理学家们，都只是从犯罪行为的角度来观察他们；而且，考虑到这些行为的频繁程度，他们认为群体的道德水平十分低下。

情况常常就是如此，但为什么会这样？简单地说，因为原始时代残留下来的野蛮破坏力，是沉睡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本性。在每个孤立个体的生活中，满足这样的本性对他而言是危险的，然而一旦他并入了不负责任的群体当中，知道肯定不会受到惩罚，他就会彻底地放纵这种本性。由于不能总将这种破坏性本能发泄在自己的同胞身上，于是我们便对准了动物。正是源于这一点，群体对于狩猎和残暴行为有着普遍的热情。群体慢慢地折磨一个没有反抗能力的牺牲品，显示出的是一种懦弱的残忍；在哲学家看来，这种残忍，与十几个聚集在一起的猎人饶有兴致地围观他们的猎犬追逐并撕咬一只可怜的鹿时所表现出的残忍，有着同源的相似。

如果说，群体可以杀人放火、无恶不作，那么，他们也同样可以牺牲、奉献、大公无私，其行为的崇高甚至远远超过孤立的个体之所为。尤其是在身处群体的个人身上，往往能够唤起光荣、名誉、宗教与祖国的情感，使之奉献出自己的生命。像十字军远征和1793年志愿者那样的事例，在历史上比比皆是。唯有集体能够表现出伟大的无私与奉献。

多少群体为了他们一知半解的信仰、理想和只字片语慷慨赴死。罢工的人群往往更多地是为了服从一句指令，而非为了增加一点微薄薪水以满足自己。在群体当中，个人的利益极少会成为强大的动因，相反，在孤立的个体身上，它几乎是唯一的动机。当然，也并不是利益在引导群体投入那么多的战争，这些战争往往是他们的智识所无法理解的，但他们却轻易地在其中遭受屠戮，就像云雀被猎人所摆弄的镜子迷惑，丢掉性命。

即使是那些十恶不赦的坏蛋，也唯有在置身群体之时，会短暂表现出对道德规范的严格遵守，这样的事例时有发生。泰纳让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九月惨案”[18]的屠杀者们将他们从受害者身上找到的钱包和珠宝，都拿出来放在会议桌上，而这些东西他们本可以轻松地据为己有。在1848年大革命期间，蠢动叫嚣着攻陷了杜勒利宫的穷苦民众，也并没有染指任何一件光鲜的物品，而事实上哪怕随便一件，都可以换得多日的口粮。

这种群体对个人的道德教化作用，诚然不是定则，但也是一种常见的规律。除去我刚才举例的那些大环境，这种作用在普通情况下也是常见的。我已经说过，在剧院里，观众们会想要在剧中主角身上看到被夸大的美德，我们通常会看到，这里就算聚集了三教九流，场面也总会显得一本正经。浪荡子、皮条客、二流子们面对略显轻浮的场景或台词，往往也只是窃窃私语，这和他们惯常的说话方式相比，明显收敛了许多。

因此，虽然说群体常常放任自己低劣的本性，但他们也不时会成为崇高道德行为的典范。如果说，无私、顺从、全身心地投入某个虚幻或切实的理想，这些品质可以算作美德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群体对这些美德的拥有程度，是最智慧的哲学家也无法企及的。他们也许是在无意识中践行这些美德，但这又有什么关系。我们不应该太抱怨群体总是为无意识因素左右，总是不作思考。倘若他们时不时思考和追问他们的眼前利益，那么也许就没有任何文明会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发展起来，人类也就不会拥有自己的历史了。

第三章　群体的观念、推理和想象力

1.群体的观念。基本观念和次要观念／相互矛盾的观念如何得以并存／高深的观念要被群体所接受必须经过改造／观念的社会影响力与其是否包含真理无关。2.群体的理性。群体不受理性的影响／群体的推理能力始终处于低下的水平／群体所附和的观念只有表面的相似性或连续性。3.群体的想象力。群体想象力的强大／群体通过形象进行思维，这些形象是连续的，但没有逻辑联系／群体尤其容易被事物神奇的一面所打动／神话与传说是文明的真正支柱／民众想象力始终是政客权力的基石／如何通过事实来触发群体的想象力。

1.群体的观念

在上一本著作中，我们在研究观念对民族演化的影响时曾经指出，每个文明都是从屈指可数的几个基本观念派生出来的，这些观念几乎不曾更新过。我们展示了这些观念如何在群体的心灵中建立起来，渗透的过程有多么艰难，而一旦渗透成功，它们又会具有怎样强大的力量。我们最终看到，那些重大的历史动荡，往往都是由这些基本观念的转变所引发的。

由于已经充分讨论过这个问题，我将不再对此进行复述，此处仅就群体所能接受的观念以及他们领会这些观念的方式，简要一谈。

我们可将这些观念分为两类。一类属于受一时环境的影响，偶然且短暂出现的观念：比如对某个人或某种教义的着迷。另一类属于基本观念，环境、遗传、舆论赋予其极强的稳定性：比如过去的宗教信仰，如今的民主观念和社会主义观念。

基本观念可以被比作是一条沿着河床缓慢流淌的大河的主流；而暂时观念则是那些小小的波浪，总是变化不定，在河面上激荡，它们虽然实际上并不重要，却比河流本身的前行更显而易见。

在当今这个时代，曾被我们的父辈视为人生支柱的那些伟大的基本观念，正摇摇欲坠。它们彻底丧失了稳固性，与此同时，建立在其之上的制度也深受撼动。我刚才提到的那些短暂而微小的观念每天都层出不穷，但其中几乎没有一个能够明显地壮大起来并产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

无论向群体提供什么样的观念，都必须赋予这些观念坚决而简明的外在形式，唯其如此，它们才能对群体产生支配效用。因此它们都会以形象化的方式出现，只有在这种形式下，大众才会接受它们。这些形象化观念之间并不以任何相似性或连续性的逻辑关系彼此连接，而是可以相互替代，就像操作者从幻灯机盒子里取出那些叠放着的幻灯片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那些相互矛盾的观念在群体当中并行不悖。根据时机的变化，群体会随时处于自己所吸收的各种观念当中的某一个的影响之下，并由此作出大相径庭的行为。他们完全缺乏批判精神，以致无法觉察出矛盾所在。

这种现象并非群体所特有；我们在很多孤立的个体身上也可以观察到。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原始人身上，而且也出现在所有在思维的某个方面与原始人相近的人群身上——比如有着狂热宗教信仰的教徒。我就在我们欧洲的大学里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并拿到博士学位的印度教徒身上观察到这令人费解的现象。他们对源自传统的社会观和宗教观忠贞不移，但同时又能在这样的基础上叠加与之相去甚远的西方观念。根据场合的不同，这一套或那一套观念就伴随着相应的言谈举止表现出来，让同一个人看上去充满矛盾。不过，这些矛盾更多地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实际上，只有世代相传的观念才在孤立的个体身上具有足够的力量，成为他行为的动机。只有在种族杂交的情况下，人才会处于不同传统的冲击之中，他们的行为也才真正会时不时表现出截然的对立。虽然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此处我们执着于这个问题是无益的。我认为至少需要十年的旅行和观察才能对其有充分的了解。

观念只有以简单明了的形式出现，才能为群体所接受。为了深入民心，它们往往必须经过彻底的改头换面。尤其是对于那些略显高深的哲学或科学观念，我们会看到，它们需要经历怎样深刻的改造，才得以逐步适应群体的水准。这些改造取决于群体的类别，或者这些群体所属的种族，但其趋势永远都是把观念削弱化和简单化。这就是为什么从社会学观点看，现实中从来就不存在观念的等级，即观念的高下之分。一种观念，只要是抵达了群体内部并且能够产生影响，那么无论它最初是如何伟大，如何正确，都将失去几乎所有那些曾令它高深和伟大的成分。

另外，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一种观念的等级价值是无关紧要的。值得关注的，是它所产生的效果。中世纪的基督教观念，上个世纪的民主观念，当今的社会主义观念，都算不上特别高深。从哲学角度来看，它们只能被看作是可怜可叹的失误；然而它们曾经产生和将会产生的作用却是巨大的，它们将长期作为影响各个国家行为的最核心因素之一。

然而，虽然观念经历了改造，变得能够被群体所接受，但只有当它通过多种不同的手段（我们将另外研究）进入无意识领域并成为一种情感（这总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时，它才能够发挥作用。

事实上，切莫认为一种观念只因其正确就能够毫无疑问地产生效力。哪怕在有教养的头脑中也不可能。当我们看到，最清晰的证据对于绝大多数人的影响力却是多么微不足道，就能够很快明白这一点了。一件事实倘若明显而确凿，那么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是会认可它，然而这个刚刚被说服的人很快就会被他的无意识带回到最初的想法里去。我们会看到，不出几天，他又会重新操起那些老论调，一字不改。事实上，他受到的是先前观念的影响，这些观念已经成为了情感；而正是它们，对我们言行举止的深沉动机发挥着作用。这对于群体也不例外。

但是，当一种观念终于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进入了群体的头脑后，它就具有了不可抵挡的力量，从而产生一系列不可小觑的效应。引发了法国大革命的那些哲学观念，花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才生根于群体的心中。我们看到，它们一旦建立之后，产生的力量是多么势不可挡。整个民族为了获得社会平等，为了实现抽象的权利和理想中的自由所奋起的抗争，撼动了所有王室，深刻地震荡了西方世界。二十年间各国相互踩踏，欧洲经历了连成吉思汗和帖木儿都要心惊的大屠杀。一种观念所触发的后果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在这个世界上可谓前所未见。

让观念在群体的头脑里扎根，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要去除它们，所需的时间也不会短。而且群体在观念上始终要落后于学者和哲学家们好几代。所有的政客都明白，我刚才提及的那些基本观念如今都混杂着错误，但由于这些观念的影响力仍然非常强大，所以他们不得不遵循着他们其实已经不再相信的原则来进行统治。

2.群体的理性

我们不能绝对地说，群体没有理性或不受推理的影响。但他们所采用的推论以及他们能接受的推论，从逻辑上看来，都处于非常低级的层次，要把它们纳入推理的范畴，甚为勉强。

和高级推理一样，群体低级的推理能力也是建立在关联基础之上的，但在群体所理解的关联观念之间，仅仅存在着表面上的相似性或连续性。它们的连接关系就像爱斯基摩人理解冰的方式：即通过经验知道冰是一种通体透明、放在嘴里会融化的物质，就认为同样是透明材质的玻璃，放到嘴里也应该会融化；又或者像野蛮人那样，以为吃下勇敢的敌人的心脏，就会得到他的胆量；或像工人，被一个老板剥削过，就立即认定天下所有的雇主都是剥削者。

把只存在表面关联的不同事物结合在一起，把特殊情况即刻一般化，这就是群体推理的特征。知道如何操纵群体的人，提供给群体的也就是这种层次的推理；唯有这样的推理方式才能够影响群体。一系列的逻辑推理对于群体而言是费解的，因此我们可以说，群体不会推理，或只会错误地推理，而且理性推论对群体无法产生影响。我在阅读某些演讲文时，常会惊讶于如此不堪一击的言论竟能对听众产生那么巨大的影响力，但我们忘了这些演说词并不是供哲学家阅读的，而是用来鼓动群体的。演讲者通过与群体的亲密交流，知道怎样在群体的大脑中唤起具有诱惑力的图景。如果他成功了，那他的目的就达到了；二十卷的长篇大论（始终慢了半拍）还不如几句能够直接被群体听进去的话更有说服力。

显而易见，群体在推理上的无能，也造成了其批判精神的缺失，也就是说，无法辨别真伪，无法对任何事物有清晰的判断。群体所接受的判断，只会是强加给他们的判断，而从不是经过探讨后得出的判断。从这点上看，很少有人能够超越群体的思维。有些见解之所以能轻而易举地得到普遍赞同，往往就是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能力根据自己的推理来形成独立的见解。

3.群体的想象力

推理能力在群体身上完全不起作用，而群体所表现出的想象力则异常强大、活跃，且极其容易被触动。由一个人、一件事或一次意外在他们脑中所激发的形象，栩栩如生。群体仿佛一个处在睡眠状态的人，理性被暂时悬置，任由头脑中涌现层出不穷的形象，但一旦要付诸思考，这些形象又立刻消失不见。群体既没有思考能力也没有推理能力，于是不知道什么叫作不可能：不过，那些最不可能的事物，往往也就是最打动人的。

正是因此，最能够打动群体的，总是事件当中最不可思议、最具传奇色彩的一面。当我们分析一种文明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事实上，奇迹与传说才是其真正的支柱。在历史上，表象总是比真相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非真实总是比真实更占据主导地位。

只会形象思维的群体，也只能被形象所触动。

唯有形象可以吓唬他们或诱惑他们，成为他们行为的动机。

同样地，最能一目了然展示形象的戏剧表演，总是对群体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对于过去的古罗马平民们来说，面包与戏剧就构成了他们对幸福的理想，除此之外别无所求。时代更迭，这样的理想几未改变。没有什么能比戏剧表演更能够触发群体的想象力。整个剧院的观众在同一时间里体验着同样的情感，如果说这些情感没有立刻转化为行动，那是因为最无意识的观众也不会不知道自己只是幻觉的牺牲品，他或哭或笑，只是为了那些虚构出来的故事。不过，有时候形象所赋予的感受太过强烈，就像常见的暗示作用那样，情感逐步转化为行动。这样的故事我们时有耳闻：某个专门上演阴谋悲剧的大众戏院，不得不在出口处保护饰演叛徒的演员退场，以免他遭到对其罪行义愤填膺的观众们暴力攻击，尽管这个叛徒所犯的罪行，不过是想象的产物。我认为，这反映的就是群体心理状态最值得注意的征象之一，尤其反映出他们有多么轻易会受到暗示的影响。非真实与真实对他们产生的作用几乎一样大。他们对于二者显然是不加区分的。

征服者的权力和国家的威力，就建立在大众的想象力之上。要想引领群体，尤其要在这种想象力上下功夫。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创立，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以及当今世界社会主义的来势汹汹，都是因为群体想象力被强烈激发后，所产生的或直接或深远的后果。

同样地，所有时代所有国家的伟大政客，包括那些最专横的暴君，也都将群众的想象力视为他们权力的基石，他们从不会违背它来进行统治。拿破仑对国会说：“我通过当天主教徒，结束了旺代战争；通过当穆斯林教徒，在埃及站稳脚跟；通过当一个拥护教皇无上权力的人，我赢得了意大利神父们的支持。如果我要去统治一个犹太国家，我甚至会重新建起所罗门神庙。”也许，自亚历山大和恺撒以来，没有哪个伟人能比他更了解应该怎样影响群体的想象力。他始终不变的第一要务，就是去激发它。在胜利时，在演讲时，在所有的言行举止中，他都不忘这一点。在垂死的病榻上，他也仍对此念念不忘。

如何激发群体的想象力呢？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目前只需说明的是，方法从来都不是施力于智力或理性，即通过论证来实现。安东尼[19]成功地号召民众去对抗杀害恺撒的凶手，不是通过精妙的修辞演说，而是把恺撒的遗言读给他们听，把恺撒的尸体指给他们看。

无论刺激群体想象力的是什么，它都必然以一种激动人心、直截了当的形象出现，无需任何多余的解释，或者只需要辅以几个非凡或神秘的事实：大胜利、大奇迹、大罪行、大前景。它们必须以整体的面目呈现，并且永远不要提及来源。一百件小罪行或者一百件小事故丝毫不会触动群体的想象力；然而单独的一件大罪行，或单独的一场大事故则能够深深地触动他们，哪怕其后果远远不如那一百件小事故合起来所造成的危害大。就在几年前，流行性感冒仅在巴黎一地就造成了几周之内五千人的死亡，这样的事件却没有触动民众的想象力。原因在于，这场真实的大规模死亡没有被表现为一目了然的形象，而只是以每周发布的统计信息来显示的。如果一场事件中死去的不是这五千人，而仅仅是五百人，但因为是发生在一天之内，在一个公共广场上，一场众目睽睽的事故，比如埃菲尔铁塔的倒塌，那么它反而会对群体的想象力造成巨大的刺激。一艘横渡大西洋的客轮失去音讯，疑似沉入深海的消息，在整整一周中都持续地刺激着群众的想象力。然而，据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在该年中已有上千艘海船失事。然而，对于这些接连不断的失事，尽管它们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远比那艘大西洋失事船只要严重得多，但群体却没有产生过哪怕一分钟的关注。

这就说明，并不是事件本身会刺激群体的想象力，而是它们发生与呈现的方式。必须通过浓缩加工（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使它们形成浓烈的形象，占据并控制群体的大脑。谁了解激发群体想象力的艺术，谁就掌握了统治群体的艺术。

第四章　群体信仰所采取的宗教形式

什么构成了宗教情感／它与对某个神灵的崇拜无关／它的特点／具有宗教形式的信仰是强大的／不同的例子／大众的上帝从未消失／它们重生的新形式／无神论的宗教形式／从历史观点看这些概念的重要性／宗教改革、圣巴泰勒米岛、恐怖时期和所有类似的事件，都是群体宗教情感的后果，而非孤立个人的意志。

我们已经指出，群体不进行推理，而是对观念进行全盘的接受或拒绝；他们受不了任何讨论、辩驳，而施加于他们身上的暗示作用则彻底地侵占了他们的理解力，并且有立刻转化为行动的倾向。我们说过，受到恰当暗示的群体会随时准备为了别人提供给他们的理想而慷慨赴死。我们还看到，他们只知道狂暴和极端的情感，所以在群体身上，好感立刻变为崇拜，而反感一旦产生就会转化为仇恨。这些普遍存在的征象，已经让我们预知到群体信仰的性质了。

当我们仔细考察群体的信仰时，无论是宗教狂热的时代，还是政治大动荡的时代（比如上个世纪），我们发现，这些信仰总是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形式，除了把它称为宗教情感外，我找不出更好的名称了。

这种情感有一些非常简单的特点：崇拜想象当中高高在上的人，对施加在自己身上的神奇力量充满恐惧，盲目服从于它的指令，不可能对它的教义提出异议，渴望将这些教义传播，倾向于将所有不接受它们的人都视为敌人。这样的情感无论是指向一个看不见的上帝，一尊石头或木头的偶像，一个英雄或一种政治观念，只要它具备了上述特点，它就是有着宗教的本质。超自然现象和神迹都在这里找到了一席之地。群体下意识地为自己一时狂热的政治信条或胜利领袖披上神秘力量的外衣。

当一个人崇拜某个神灵，他还算不上有宗教虔诚，只有当他将所有思想的精力、所有意志的恭顺、所有幻想的狂热，统统奉献给某项事业或某个人，将其作为他全部思想与行动的目标和指南时，他才可谓是一个有宗教虔诚的人。

偏执和狂热是宗教情感的必然伴侣。它们不可避免地体现在那些自认为掌握了今生或来世幸福秘密的人身上。只要人们聚集在一起，受到无论什么信念的煽动，这两种特征就会表现出来。恐怖统治时期的雅各宾党人在本质上就与宗教法庭时代的天主教徒一样具有宗教虔诚，他们残暴的激情来自同样的根源。

群体的信念具有盲目服从、粗暴偏执，以及要求狂热宣传等属于宗教情感的特点；因此可以说，他们的所有信仰都具有宗教的形式。群体所拥戴的英雄，在他们看来就是一个真正的神。拿破仑就当了十五年这样的神，从没有哪个神拥有过更完美的拥护者，也没有哪个神能如此轻易地置人于死地。基督教的神，异教徒的神，都从未对他们所征服的灵魂实施过如此绝对的统治。

所有宗教或政治信仰的缔造者之所以能够将它们建立起来，都是因为他们能够激起群体狂热崇拜的情感，这种情感让人们在崇拜和服从中寻找到自己的幸福，并随时准备为自己的偶像赴汤蹈火。任何时代都是如此。菲斯泰尔·德·库朗热在其论述罗马高卢人的杰作中准确地指出，维持罗马帝国的根本不是武力，而是它所唤起的宗教崇拜感。他理性地写道：“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哪个受各民族憎恨的统治形式可以延续五个世纪之久……我们无法解释，区区三十个帝国军团，竟可以迫使上亿人民俯首帖耳。”他们之所以臣服，是因为帝国的皇帝是伟大罗马的化身，像神一样受到全体子民的一致崇拜。帝国之内，哪怕是最小的村镇，也设有叩拜皇帝的祭坛。“在那个时期，从帝国的一端到另一端，到处可见一种新的宗教在人群中兴起，那就是把皇帝本人当作神来崇拜。在基督教之前的许多年里，拥有六十座城邦的整个高卢地区，共同在里昂城附近建起纪念奥古斯都皇帝的神庙……神庙的祭司们由高卢城邦联合选出，是当地的首要人物……把这些都归因于恐惧和奴性是不可能的。这些民族不可能全都是奴性的民族，而且也不能如此保持三个世纪之久。崇拜君主的不是廷臣，而是罗马。不是单单只有罗马，还有高卢，还有西班牙，还有希腊和亚洲。”

如今，大多数群体头脑的统治者们已经不再拥有祭坛，但他们还有雕塑或者画像，人们对他们的膜拜与旧时代相比并无二致。只有当我们深入地了解群体心理的这一点，我们才能略微领悟历史的哲理。面对群体，要么当他们的上帝，要么就一无是处。

不要以为这是发生在过去时代的迷信行为，如今已被理性彻底扫除。在与理性永恒的斗争中，情感从未被打败过。群体不愿再听到神灵或宗教这样的词汇，在它们的名义下，群体忍受了长期的奴役。然而，近百年来，他们却前所未有地痴迷于偶像崇拜，哪怕那些古老的神灵也从未受到过如此这般塑像造坛的待遇。倘若在近几年研究过以布朗热主义为旗帜的大众运动，就会很容易地发现，群体的宗教本能随时都可以复活。在任何一家乡村小旅馆里，都能看到这位英雄的画像。他被人们赋予了匡扶正义、惩恶扬善的权威，成千上万的人们为他赴汤蹈火。倘若他本人的个性能有那么一点儿配得上他传说在外的名声，那他在历史上肯定地位斐然了！

所以说，群体需要宗教，实在是无需重复的老生常谈了，因为所有的政治、神学或社会信仰，要想在群体中建立起来，都唯有采取宗教的形式，一种能够帮助它们免除质疑的形式。如果无神论有可能被群体所接受，那么它所表现出的偏执排他，与宗教情感其实完全无异，而且在这样的外衣下，它会迅速成为一种迷信崇拜。一个实证主义小团体的演变给我们提供了有趣的例证。深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给我们讲述的虚无主义者的故事，很快就发生在了实证主义者身上。有一天，受到理性的感召，这个小团体摧毁了一间小教堂里祭坛上所有的神像，熄灭了蜡烛，随即用毕希纳和摩莱肖特[20]等无神论哲学家的著作替代被摧毁的神像，然后又虔诚地点燃了蜡烛。宗教信仰的客体是改变了，但他们的宗教情感，真的有所变化吗？

我要再说一遍，只有当我们意识到群体信仰总是采取了宗教的形式，我们才能够理解一些历史事件，确切地说，是最为重要的那些历史事件。对于一些社会现象的研究，应该更多地着眼于心理学的角度，而非自然主义的角度。我们的大历史学家泰纳只从自然主义的角度研究法国大革命，因此他往往看不到事件的真正源起。他充分地观察了事实，但由于缺乏对群体心理的研究，他有时候并不能够找到事件的成因。事件的血腥、混乱和残酷令他感到恐怖，他在这场宏大历史事件的主人公们身上，看到的只是一群癫狂野蛮、放纵自己原始本性的乌合之众。当我们认识到法国大革命不过是一种新的宗教信仰在群体当中的建立，那么，大革命中的暴力、屠杀、宣传的需要、向所有君王发出的战争宣言，这一切也就都得到了解释。宗教改革、圣巴托洛缪大屠杀[21]、法国的宗教战争、宗教法庭、恐怖时期，都属于同类现象，都是由受到宗教情感鼓舞的群体所为，他们在这种情感的驱动下，以烈火和利刃，毫不留情地扫除一切阻碍他们建立新信仰的事物。宗教法庭的做法，就是所有真正的信徒会采取的做法。他们若是选用了别的做法，就算不上是信徒了。

类似于我刚才提到的大动荡，只有在群体想要它们出现的情况下，它们才有可能发生。再专制的君主也不可能促成它们。当史学家告诉我们圣巴托洛缪惨案时君王的所作所为时，他们表现出的是与君王们一样的对群体心理的无知。像这样的事件，只能是出自群体的手笔。最专制的君王所能动用的绝对权力，也不过能够稍稍提前或推迟事件发生的时刻而已。圣巴托洛缪惨案或宗教战争，都并非全然是君王们的作为，就如同恐怖统治也并不全然是罗伯斯庇尔、丹东或者圣茹斯特的所为一样。在这些事件背后，我们看到的始终不是君王的权力，而是群体的灵魂。

第二卷：群体的意见与信念

第一章　群体信念和意见的间接因素

群体信念的预备因素／群体信念的产生是先前积累转化的结果／对这些信念的不同因素加以研究。1.种族。它具有先决影响力／它表现出祖先的暗示作用。2.传统。它们是种族精神的综合反映／传统的社会重要性／传统在失去必要性后会成为有害因素／群体是传统观念最坚定的维护者。3.时间。它连续地建立信念，毁灭信念／在时间的作用下，混乱中诞生秩序。4.政治和社会制度。对其作用的错误认识／它们的影响力非常弱／它们只是原因不是结果／各民族不能选择看上去对他们而言更优越的制度／制度是标签，在同样的名号下掩盖着最不相同的东西／怎样创立宪法／这对于一些民族而言是必要的，他们的制度从理论上说非常糟糕，比如中央集权制。5.教育与素养。关于教育对群体产生的影响力，目前存在一些错误观点／统计学上的说明／拉丁民族的教育对道德的破坏作用／教育可以产生的影响／不同民族的事例。

在研究了群体的心理结构之后，我们了解了他们的感知、思考和推理方式。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意见和信念是如何产生和建立的。

决定这些意见和信念的因素分为两类：间接因素和直接因素。

间接因素是这样一些因素：它使群体能够接受某些信念，并且无法再接纳其他信念。这些因素为新观念的萌发提供了基础。这些新观念突如其来、势不可挡、效果惊人，但这种自发性只是表象。某些观念在群体当中的爆发和生效有时候显得非常突然，但这不过是我们从表面上看到的结果，在其背后，一定有着漫长的先行准备。

直接因素则是指这样一些因素：有了长期的准备作为基础（没有这些准备它们也就产生不了效果），它们对群体产生了有效的说服力，也就是说，它们使观念成型，并最终爆发。这些直接因素瞬间激发了集体的行动：比如爆发一次骚乱，决定一次罢工；比如一大群人把一个人推上权力宝座，或是推翻了一个政府。

在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中，我们都可以发现这两类因素相继产生的作用。这里我们就只以其中最具震撼力的法国大革命为例，它的间接因素中包含了哲学家们的著作、贵族阶级的剥削、科学思想的进步。有了这些准备，群体的心灵很容易就能被那些直接因素所激发，比如演说家的演讲，比如朝廷拒绝接受任何微小的改良。

在间接因素当中，有一些普遍性因素，是所有群体信念和意见的基础。这些因素是：种族、传统、时间、制度、教育。

我们将对这些不同因素所发挥的作用进行研究。

1.种族

种族这个因素必须被列为首位，因为它自身的重要性已远远超过其他所有的因素。我们在前一部著作中已经对它进行过充分的研究，这里就不再赘述。在前一部著作中，我们说明了什么是一个有历史渊源的种族，以及一旦它形成自己的秉性，就会在遗传规律的作用下具有一种力量，使它的信仰、制度、艺术，总之这个文明中的一切元素，都成为其灵魂特质的外在表现。我们也指出过，种族的这种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任何一种元素在从一个民族传递到另一个民族时，都不可能不经历深刻的改变。[22]环境、时机、事件表现的是当时的社会暗示。它们有可能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但是如果这种影响与种族（也就是世代的传承）的暗示相违背的话，那就只能是转瞬即逝的。

在本书的好几个章节中，我们还将有机会继续谈论种族的影响力，并展示这种影响力如何强大到决定了群体精神的特殊气质。基于这样的原因，不同国家的群体在他们的信念和行为中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并且他们受到影响的方式也各不相同。

2.传统

传统代表着过去的观念、需求和情感。它们是种族的综合产物，并把所有的重量都负载在我们的身上。

自从胚胎学证明了过去的时间对生物进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之后，生物科学就被改变了；如果这个理论再广为人知一些，那么历史科学想必也将被深刻改变。然而目前它还未得到足够的普及，很多政客的观念还是与上个世纪的理论家一样，相信一个社会可以与自己的过去决裂，完全在理性之光的指引下被彻底重建。

民族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一个有机体，它就像所有的有机体那样，只能通过缓慢的遗传积累发生变化。

传统支配着人，尤其是群体状态中的人；就如我多次重复过的那样，他们无法轻易地改变传统，能改变的，只不过是名称，是外在的形式而已。

对此无需遗憾。倘若没有传统，就不可能有民族的气质，也不可能有文明的存在。因此，自从人类存在以来，他们所关心的两件事就是：一、建立传统；二、当它所带来的好处用尽时，就努力摧毁之。没有传统，就没有文明；没有对传统的缓慢淘汰，就没有进步。困难在于，如何在稳定和变动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而这个困难是巨大的。当一个民族经过一代代的传承，已经让自己的习俗固定得过于牢固，它就很难再进行改变，就像中国那样，没有改进的能力。暴力革命对此也没有用处，因为它所带来的结果，要么是打碎的锁链重新拼接起来，过去的模式原封不动地重现，要么是任凭社会支离破碎，旧时代的衰落很快地被无政府状态所替代。

因此，对于一个民族而言，理想的状态是保持过去的制度，以难以察觉的方式一点一点地改变它。这种理想是很难实现的。古代的罗马人，近代的英国人，差不多是唯一把它变为现实的两个民族。

顽固坚守传统观念、执拗反对变革的，正是群体，尤其是拥有社会地位的那一类群体。我已经强调过群体的保守主义，并且指出，最剧烈的反叛最终得来的不过是一些口头上的转变。在上个世纪末，当我们看到教堂被毁，僧侣被驱逐或砍头，天主教的礼拜到处遭到破坏，我们也许会认为，古老的宗教观念已经失去了它的权威；然而才没过几年，被废除的礼拜制度又在广泛要求下重新建立起来了。[23]

被暂时消灭的旧传统，又重拾了它的权威。

没有哪个事例能更好地展现传统对群体心理的威力。最令人生畏的偶像，并不居于神坛之上，也不存在于最专制的暴君当中，他们都是转瞬之间就可以被打碎的偶像；而那个掌握了我们灵魂的看不见的主人，可以避开一切的反叛。唯一能打败它的，只有数百年时间的漫长磨损。

3.时间

在社会问题当中，就像在生物问题当中一样，最有效力的因素之一，就是时间。它是唯一真正的创造者，唯一伟大的毁灭者。是它将沙粒汇聚成高山，让洪荒时代微小的细胞成长为高贵的人类，数百年的时间，足以改变任何的现象。如果给一只蚂蚁足够的时间，那么它就有可能将勃朗峰夷为平地，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一个人如果掌握了随意改变时间的魔法，那么他就拥有了信徒们眼中上帝的力量。

不过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只是时间对于群体意见之形成的影响。在这一点上，它的作用也十分巨大。那些重要的力量，比如种族，都要依靠时间才能形成。所有的信仰都在时间的作用下诞生、成长、死亡，它们在时间中获得力量，也在时间中失去它。

正是时间孕育了群体的意见和信念，也就是说，为它们提供了生长的土壤。这也是为什么一些观念可以实现于一个时代，却不再能适用于另一个时代。是时间将信仰、思想的碎屑堆积成山，在其之上生长出一个时代的观念。它们并非迸发于偶然；每一个观念的根，都深深植于漫长的过去。当它们长叶开花，是时间为它们准备了条件；只有回望过去，我们才能够看到它们的源起。它们是过去的女儿，是未来的母亲，是时间永恒的奴隶。

所以说，时间才是我们名副其实的主人，只需听凭它的支配，就可以看到所有的事物是如何变化的。如今，我们面对群体危险的渴望以及其所预示的破坏和骚乱深感不安。唯有等待时间来重建平衡。拉维斯先生所言极是：“没有哪个政权，可以在一天中建成。政治和社会组织是需要历经数百年建设的事业；封建制度在形成自己的章法之前，经历了好几个世纪的混乱与摸索；绝对君权也是经历了数百年之后，才找到了统治的成规，而且在等待成型的阶段，同样也充满了动荡。”

4.政治和社会制度

认为制度可以纠正社会弊端；认为国家的进步是政府和体制完善的结果，社会的改变可以通过一纸政令来实现；这样的观点，在我看来，仍然极为普遍。法国大革命就是以此为起点，目前的社会学说也是建立在这样的观点之上。

连续不断的经验仍然没能真正动摇这个庞大的幻觉。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尝试证明它的荒谬，却只是徒劳。不过，他们已经轻松证明了制度是观念、情感和习俗的孩子；而观念、情感和习俗不会随着法典的改写而被重造。一个民族不能随意选择他们的制度，正如他们不能选择自己眼睛和头发的颜色。制度和政府是种族的产物。它们根本不是时代的创造者，它们是时代的作品。各民族并不是出于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接受统治，而是出于其本性的需要。形成一种政治体制需要数百年的时间，改变它则又需要数百年。任何制度都不具有固有的优点；它们自身并没有好坏之分。在某个特定时期对某个特定民族而言是有益的制度，也许对另一个民族却是极为有害的。

因此可以说，一个民族根本没有力量去真正改变自己的制度。的确，他们能够以暴力革命为代价，改变制度的名称，但其实质并没有改变。名称只不过是一些无用的标签，深入事物本质的历史学家们根本不会对它们加以留意。所以说，英国虽然在君主制度的统治之下，却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24]，而那些原属西班牙的美洲共和国，尽管有着共和制的宪法，其实却处在最严酷的专制统治之下。决定各民族命运的，不是它们的政府，而是它们的性格。我在前一本书中，曾尝试通过一些典型事例，来证实这一观点。

因此，把时间浪费在炮制各种宪法条例上，只不过是幼稚的把式，是无用且愚蠢的修辞练习。真正负责制定宪政的，是必要性以及时间，而我们则应明智地让这两个因素发挥作用。盎格鲁—撒克逊人就是这样做的，他们伟大的历史学家麦考莱[25]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他的那段话值得所有拉丁国家的政客们铭记在心。他先是指出了法律所能带来的一切好处，尽管这些法条从纯粹理性的角度来看，充满着荒谬和矛盾。然后，他将欧洲和美洲的拉丁民族那些在动荡中朝生暮死的一大堆宪法条例与英国的宪法作比较。他让我们看到，后者的变化非常缓慢，是一点一点进行的，而影响它变化的，是当即的必要性，而从不是思辨性的推理：

“丝毫不要考虑严谨对称，更多地是考虑方便实用；绝不单纯地因为不一致而去消除不一致；若非感觉到不满，就绝不改革；若要改革，就要彻底解决不满；只针对具体问题对症下药，绝不制定任何范围更大的条款——就是这些原则，从约翰国王时代到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一直指导着我们二百五十年的议会作出决策。”

我们应该对每个民族的法律和制度进行逐一检视，才能展现它们是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其种族的需求，以及是否因此而不需被粗暴地改革。我们可以从哲学角度论述诸如集权制的利与弊这样的问题，然而，当我们看到，一个由不同种族构成的国家，它的国民花了一千年的努力来推进集权制；当我们发现，一场以打破所有旧制度为目标的大革命，不仅不得不尊重这种集权制，甚至还将其强化，我们就该承认它是绝对需求的产物，是生存本身的条件。对于那些奢谈毁掉这种制度的政客，我们唯有怜悯他们浅薄的见识。如果他们碰巧做成了这件事，那么，成功的时刻也正预示着一触激发的可怕内战[26]，内战又立即会带来比旧政权更具压迫性的新的集权制度。

从以上所述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不能从制度中去寻找能够深刻影响群体禀性的手段；我们看到一些国家，比如美国，通过民主制度取得了高度的繁荣，但我们也看到其他一些国家，比如那些共和制下的西班牙语美洲国家，尽管有着几乎完全相似的制度，却生活在极其可悲的混乱当中。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个国家的伟大，或那个国家的堕落，与制度本身都是不相干的。各民族受自身性格的支配，一切与其性格不相称的制度，都只不过是一件借来的外衣，一种暂时的伪装。诚然，血腥的战争、暴力的革命一直都在发生，并将继续发生，就为了强行建立这些制度，人们就像看待圣人遗骨一样，将其看作是能够创造幸福的超自然力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制度对群体意识产生了影响，因为它们确实造成了这些动荡。但事实上，并不是制度在产生作用，因为我们知道，无论是成功或失败，它们本身并不具有任何效力。真正对群体意识施加影响的，是幻觉与词语。尤其是词语，我们很快就将谈到这些虚幻却强大的词语所能产生的惊人威力。

5.教育

在一个时代为数不多的主导观念当中（尽管有时候它们只是单纯的幻觉），有一个观念在今天是占据首要地位的：即认为教育能够显著地改变人，并且绝对能够改善人，甚至将他们变得平等。由于不断的重复，这个论点最终变成了不可撼动的民主信条。如今要想触碰这个信条，就和当年想要触碰教会一样困难。

但在这个问题上，就像在其他很多问题上一样，民主观念与心理学和经验所提供的数据有着深刻的差异。包括赫伯特·斯宾塞在内的许多杰出心理学家，都已经毫不费力地证明，教育既不能令人变得更有道德，也不能使人更幸福，它无法改变人的本能和世代相传的冲动；而且有时候——很容易就会受到不良引导——带来的坏处远远大于好处。统计学家已经证实了这些观点，他们说，犯罪现象是随着教育的普及，或者说至少是某种教育的普及而增长的；社会最坏的敌人，无政府主义者，通常都曾是学校里名列前茅的人；而且，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杰出的法官阿道夫·吉约先生指出，目前，受过教育的罪犯和文盲罪犯的比例是3000∶1000，并且，在五十年的时间里，犯罪人数从四十万居民中的二百二十七人上升到五百五十二人，即增长了133%。他和他的同行们还注意到，犯罪率主要是在年轻人中增长，而众所周知的是，正是为了年轻人，法国用免费义务教育代替了收费教育。

当然，没有人会坚持说，即便正确引导的教育也无法得出有益的成果。就算它不能提升道德品质，但起码可以发展职业技能。不幸的是，拉丁民族，尤其在近二十年来，将他们的教育体制建立在十分糟糕的原则之上，并且，尽管有那些最优秀的头脑对此提出意见，他们仍然坚持走在错误的道路上。我本人也在另一本著作中[27]指出，我们当前的教育把大多数接受这种教育的人变成了社会的敌人，为最糟糕的社会主义阵营招募了大量门徒。

这种教育（非常符合拉丁民族的特性）的首要危险在于，它建立在错误的基本观念上，认为智力的发展是通过对教科书的死记硬背。因此，人们致力于尽可能多地去记忆课本；从小学到博士，甚至到教师资格会考，年轻人都只知道背书，他们的判断力和主动性从来没有得到锻炼。教育对他而言，是背诵和服从。“学习课程，熟记一条语法或者一段摘要，不断重复，顺利模仿，如此而已。”前公共教育部长朱勒·西蒙先生这样写道，“这实在是一种可笑的教育，所有的努力都是一种信仰行为，默认教师不会犯错误，这样的教育导致的结果只会让我们贬低自己，变得无能”。

如果说这样的教育只是无用，那么我们还可以同情一下孩子们的不幸：有那么多东西他们本应在小学里学会，却被灌输了一堆关于科劳泰尔后裔的族谱、纽斯特里亚和奥斯特拉西亚[28]之间的斗争，或者动物种类划分这样的知识；但事实上，这样的教育带来的危险远比这些严重得多。它让接受这种教育的人强烈地厌恶自己的出身，并迫切渴望脱离这样的环境。工人不想再当工人，农民不想再当农民，资产阶级中的落魄者，不希望自己的儿子从事除了国家公务员以外的任何职业。学校不是在帮助人们为生活做准备，而是仅仅为了从事公共服务做准备，在这个领域里要想取得成功，完全不需要自我定向，也无需展现出任何积极主动性。这种制度在社会底层造就了一支无产阶级的大军，他们对自己的命运愤愤不平，时刻准备着造反；而在社会的高处，则培养了一批轻浮肤浅的资产阶级，他们既多疑又轻信，对他们亲爱的国家抱着迷信一般的信任，却又时不时对其加以责难，总是把自己的过错归咎于政府，但倘若没有当局的介入，他们又什么事都干不了。

国家靠着教科书制造出了那么多有文凭的人，用得上的只有一小部分，其余的当然就晾在一旁了。所以，国家只能把饭碗留给先来的人，而排在后面的人则成为了国家的敌人。从社会金字塔的最高层到最低层，从最卑微的办事员到大学教授和警察局长，大量拿着文凭的人在围攻着公务员职位。于是，一个商人想要找到一个能替他去殖民地处理生意的代理人都特别困难，但有着成千上万的候选人为了一个最平庸的公职挤破脑袋。单在塞纳省就有两万名小学教师找不到工作，这些人看不起农田和工厂，求助于国家以维持生计。被选中的人数是有限的，所以不满的人注定是大量存在的。这些人随时准备起来革命，不管领头的会是什么人，也不管革命追求的是什么目标。掌握知识却不能用它找到工作，是把人变成造反派的不二法门[29]。

显然，迷途知返已经为时过晚。只有经验，各民族最后的导师，会向我们揭示我们的错误。唯有它有力量证明，必须抛弃可恶的课本，可悲的考试，代之以专业的教育，将年轻人送往田野、工厂，以及今天他们不惜任何代价逃避的殖民地事业。

如今，所有的有识之士都诉求于这样的专业教育，这也正是我们的祖辈们曾经接受过的教育，今日以自身的意志、进取心和创业精神统领世界的民族，都深谙这样的教育。在一些著名的篇章中（我将在后面引用到其中最精华的段落），大思想家泰纳先生明确指出，我们从前的教育与今日美国和英国的教育大体相似，并且，在对拉丁民族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教育制度所进行的精彩比较中，他让我们清晰地看到这两种方式产生的后果。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也许还是会愿意接受传统教育当中所有的弊端，因为尽管它只会培养一些被社会所抛弃的人、心怀不满的人，但起码，对冗繁知识的肤浅掌握，对成堆教科书的完美背诵，或许可以提高智力水平。但事实上它真的能提高智力吗？不可能！在生活中，判断力、经验、进取心和个性，这些才是取得成功的条件，这些都不是书本所能够给予的。书本是可供查询的有用字典，但倘若把这些冗长的词条都装在脑子里，那可是一点用都没有。

怎样用专业教育提高智力，彻底地超越传统教育呢？泰纳先生对此作出了出色的解释：

观念只有在自然而正常的环境中才能形成；观念的萌芽生长，来自于年轻人每一天所接收到的大量感官印象，他们需要出入工厂、矿山、法庭、事务所、建筑工地、医院，见识各种工具、材料和操作，与顾客、工人们相处，参与劳作，无论干得是好是坏，或赚或赔：这些就是眼睛、耳朵、双手，甚至嗅觉所获得的独特认知，这些细微的感知在不经意间潜移默化，在年轻人的心中逐步成型，或迟或早地促使他们产生新的做事方式，或简化、或节省、或改进、或创造。所有这些宝贵的接触，所有诸如此类必不可少的学习元素，都在法国年轻人最有生产力的年华里被剥夺了；在七八年的时间里，他们被关在学校，远离亲身体验的机会，因此无法对事物、对人、对不同的处理方式形成鲜明而准确的概念。

……十人中至少有九人浪费掉了他们的时间和精力，他们人生中好几年的光阴。这些年正是最有效、最重要，甚至具有决定意义的几年：先算算一半到三分之二参加考试的人——我指的是那些失利者；然后，再看看那些被录取、获得学位、取得证书、拿到文凭的人当中，还有一半到三分之二这样的人——我指的是那些劳累过度的人。他们被要求在某一天，坐在一把椅子上，或在一块黑板前，连续两个小时面对答辩团，展示自己所记诵的所有人类知识条目；事实上，只有在那一天的那两个小时里，他们能够背得出来；而一个月以后，他们就无能为力了；他们无法再经受考试；他们所学习的内容太多太繁重，不停地从他们的头脑中溜走，却没有新的补充进来。他们的精神活力衰退了；他们生长的能量干涸了；一个人长成了，但往往也结束了。这个人，成家、立业，陷入生活的循环，在周而复始的循环中，封闭在狭小的办公室里；他兢兢业业地完成自己的那份工作，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这就是平庸的回报；显然，收益和消耗不成比例。在1789年以前，法国就和英国、美国一样，采用的是相反的过程，但所得到的回报相当，甚至更多。

随后，杰出的历史学家又向我们展示了我们的体系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不同。后者没有我们那样数量繁多的专业学校；他们的教育不是通过啃书本，而是通过接触事物本身。比如说，工程师是在车间里训练出来，而不是在学校里；这样一来，每个人都能够准确地到达其智力所允许的水平，若无法走得更远，就当工人或领班，若资质足够，则成为工程师。这样的方式更民主，也对社会更有利，远胜过让一个人在十八岁或二十岁时通过一场几小时的考试来赢得整个职业前程。

在医院、矿山、工厂，在建筑师或律师的事务所，年纪轻轻就开始当学徒的年轻人，经历他们的见习期，类似于办公室的文书或画室的艺徒。在正式工作之前，他要听一些通识课和综述课，以便建立一个框架，用来承载即将展开的观察。不过，更常见的是一些技能课程，可以让他利用空余时间学习，以便与日常经验相结合。在这样的体系下，实践能力得到提高，充分发展到学徒自身资质所能达到的水平，并符合他将来谋生的方向，从现在起，他就要去适应这样具体的工作。因此，在英国和美国，年轻人很快就能够充分发挥自身所长。从二十五岁起（如果底子足够的话，时间还会提前），他不但能成为一个有力的执行者，还能成为一个自主的创业者；他不只是一个零件，更是一台发动机。而在法国，在次序颠倒的体制下，一代一代年轻人越来越向中国看齐，由此造成的人力资源浪费是巨大的。

对于我们拉丁民族教育与实践生活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这位大哲学家作出了如下结论：

在教育的三个阶段，即童年、少年和青年期，为了考试、学位、文凭、证书而坐在板凳上啃书本背理论，这样的准备期被拖延得太长了，负荷也过重了。就为了这些目的，我们用的是最糟糕的方式，执行的是违反自然天性、违反社会规律的教育体制，对见习实践冷眼相看，推行寄宿制度，进行纸上谈兵的训练和填鸭式教学，超负荷施压，不考虑往后的日子，不考虑成人的年龄和他们将要承担的工作，也不考虑年轻人将要面临的是怎样一个现实的世界，不考虑他们要为周遭的社会作出怎样的适应或妥协，不考虑人为了生存和立足所进行的斗争，他们必须准备充足、装备齐全、训练有素、百折不挠。这是必不可少的装备，这样的习得比其他任何知识习得都更重要，这种牢靠的常识、意志和干劲，我们的学校教育都没有提供，甚至恰恰相反，它们不但没有赋予年轻人这样的能力，反而破坏了他们面对未来应有的素质。当他步入社会，他在职场上迈出的第一步往往都是一连串痛苦的失败；他撞得鼻青脸肿，创伤久久不愈，有时甚至落得终身残缺。这样的体验粗暴且危险；道德和心理的平衡被破坏，恐怕再难以恢复；幻灭产生了，格外粗暴，格外彻底；失望如此之大，挫败感如此强烈。[30]

我们以上所述是否偏离了群体心理学的主题？我想并非如此。倘若我们想了解今天正在酝酿、明日将会诞生的思想与信念，就必须知道它们的土壤是如何形成的。一个国家为其年轻人所提供的教育，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个国家未来的样子。在改善或恶化群体心智上，教育都在其中发挥了一部分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呈现当前的制度是如何塑造了群体心智，冷漠而中立的大众是怎样一步步成为心怀不满的庞大队伍，随时准备听命于乌托邦分子与演说家们的教唆。今天，正是在学校里，愤世嫉俗者与无政府主义分子们被培养出来，正是在学校里，拉丁民族走向衰败的道路被铺就。

第二章　群体意见的直接因素

1.形象、词语和套话。词语和套话的神奇力量／词语的力量与它所唤起的形象相关联，但独立于其实际含义／这些形象因时代和种族而不同／词语的磨损／常用词语含义多变的实例／当特定的词语在群体中产生不良印象时，给旧事物换上新名称的政治效用／因种族不同，词语的含义也不同／“民主”一词在欧洲和美洲的不同含义。2.幻觉。幻觉的重要性／所有民族的根基中都有幻觉／幻觉的社会必要性／群体总是更喜欢幻觉而不是真理。3.经验。唯有经验能在群体的心灵中树立必要的真理，摧毁危险的幻觉／经验只有不断重复才能发挥作用／为了说服群众必须付出的经验代价。4.理性。理性对群体没有任何作用／群体只受无意识情感的影响／逻辑在历史中的作用／发生不可思议事件的秘密原因。

我们刚才探讨了那些影响群体心理，令某些感情和观念得以在群体中生发的间接准备因素。现在，我们要研究的是那些能够直接发挥作用的因素。在下面这一章节我们会看到，应该如何运用这些因素，使其充分发挥效力。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中我们已经研究过集体的感情、观念和推理方式；根据这些知识，我们显然可以归纳出影响群体心理的普遍原理。我们已经了解到什么会刺激群体的想象力，了解到暗示，特别是以形象方式出现的暗示会具有怎样的力量和传染性。但暗示的来源可能千差万别，能够对群体心理产生作用的因素也可能大不相同。因此，有必要对它们进行分别研究。这不是无用的研究。群体有点像古代神话中的斯芬克斯：我们必须对它提出的心理学问题予以解答，否则就只能被它吞食。

1.形象、词语和套话

在研究群体的想象力时我们发现，它尤其容易被形象所影响。这些形象并非随时都在，但是可以通过合理地运用词语和套话来激活。在巧妙的处理下，词语和套话确实能够具有点石成金般神奇的魔力。它们能在群体心中掀起最猛烈的风暴，也同样能够平息之。死在词语和套话威力之下的人数不胜数，单用他们的尸骨，就足以建起一座比奇奥普斯[31]还要高耸的金字塔。

词语的力量与它们所唤起的形象相关联，但完全独立于其实际含义本身。含义最不确定的词语，往往拥有最强大的影响力。举例如下：民主、社会主义、平等、自由，诸如此类的字眼，它们的含义如此模糊，多少鸿篇巨著都无法将其说清楚。然而，它们短短的音节足以产生巨大的力量，仿佛拥有解决所有问题的魔法。潜意识中各种各样的憧憬，和实现它们的期待，全都集中在这几个词语当中了。

说理和论证都敌不过某些词语和套话。它们在群体面前被虔诚地提及；一听到这些词，人们立刻变得神情恭敬、俯首帖耳。很多人把它们视为自然的力量，甚至超自然的力量。它们在群体心中唤起崇高而含糊的形象，正因其形象之含糊，反而增长了神秘的力量。它们仿佛隐藏在圣坛背后的神灵，信众们只能诚惶诚恐地接近它们。

被词语所唤起的形象独立于词语本身的含义，它们因时代而异，因民族而异，但套话是一样的。一些词语暂时地与一些形象联结：词语不过是用来呼唤形象出现的按钮。

并不是所有的词语和套话都拥有唤起形象的力量；有些词语在使用过程中失去了威力，再也不能在人们心中唤起任何形象。它们于是变成了空洞的声音，其主要作用就是让使用它们的人免去思考的义务。凭着年轻时学到的一点套话和陈词滥调，我们就足以应付生活，再不必花费力气对任何事物进行思考了。

只要研究一下某种特定的语言，我们就会发现，它所包含的词语在时代变迁中变化极慢，但不停在变动的，是词语所唤起的形象或人们赋予该词的意义；这正是为什么我在另一本书中得出结论说，对一种语言进行彻底的翻译，尤其是对死去的语言，是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当我们用一个法语词来代替拉丁语、希腊语或梵语时，甚或当我们试图理解一本两三百年前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写成的书时，我们实际上能做什么呢？我们不过是简单地用现代生活教给我们的形象和观念来替代那些处于古代生活的人们头脑里截然不同的概念与形象，而他们的生存环境与我们全无相似之处。当大革命时代的人们认为自己在模仿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他们除了把从未有过的意义赋予古代的词语之外，还能做什么呢？而所谓共和政体，如果不是一个以一小撮专制暴君统治着一大群绝对服从的奴隶所构成的贵族阶级制度，又是什么呢？这种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贵族政治，倘若失去了奴隶制，就一天也不可能存在下去。

还有“自由”这个词，在一个从未设想过思想自由之可能性的时代，在一个以讨论城邦诸神、法律和习俗为最严重最罕见之罪过的时代，我们如今对“自由”的理解与这个词本来的意义又有何相似之处呢？比如“祖国”这个词，在雅典人或斯巴达人眼中，除了意味着对雅典或斯巴达的城邦崇拜外，还能指什么呢？它不可能指代由彼此征战不断的敌对城邦所组成的整个希腊。同样是“祖国”这个词，对于古代高卢人又是什么样的含义呢？他们被分隔在种族、语言和宗教都各不相同的敌对部落里，恺撒轻轻松松就能将之征服，因为他总能从这些部落中找到同盟。唯有罗马，通过赋予高卢人统一的政治和宗教，为他们缔造了一个国家。不说远的，就说两百年前吧，那时的法国亲王们（比如伟大的孔代亲王[32]），他们与外国结盟反对自己的君主，他们对“祖国”一词的理解，与如今的我们又怎会相同呢？而对于那些流亡国外的贵族，他们认为自己反对法国是为了恪守忠贞，因为在封建制度下，诸侯是与君主而非土地联系在一起的，在他们眼中，哪里有君主，哪里才是他们效忠的祖国。可见，同样的一个词，古代人与现代人的理解会有多大的差异。

随着时代变迁而在意义上发生深刻变化的词语比比皆是，只有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我们才有可能弄懂曾经的人们对这些词的理解。有人曾非常理性地说，仅仅是想要理解“国王”、“王室”这样的词对于我们的曾祖父们意味着什么，就需要做大量的阅读研究。那么，对于那些更复杂的概念，又当如何呢？

因此，词语的意义始终是变幻的、暂时的，它们随着时代，随着民族的不同而发生改变。所以，当我们想通过词语去影响群体，我们必须知道的是这些词语在当下对于群体的意义，而不是它们曾经的意义或对于其他心理状态下的个体才可能具有的意义。

因此，当群体因为政治动荡或信仰变化，而对某些词语所唤起的形象产生深切的反感时，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最应该做的，就是在不触动事物本质的前提下转变用词，而那些事物，由于与世代相袭的制度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很难会产生本质的变化。明智的托克维尔早在很久以前就指出，执政政府和帝国的工作其实就是用新的名称把绝大多数过去的制度重新包装一遍，也就是将那些会让群众联想到不利形象的词语替换为另一些能够防止产生类似联想的新词。地租改名为土地税，盐赋改名为盐税，徭役改名为间接税，行会和商号所须缴纳的税款则被称为执照税，等等。

因此，政治家最基本的任务之一，就是用受欢迎的、至少是无功无过的字眼，来替换掉那些已经让民众无法忍受的事物的旧称。词语的力量是如此强大，只需使用精心挑选过的名词来代表那些面目可憎的事物，也就能够让民众接受它们。泰纳曾准确地指出，正是借助于“自由”、“博爱”这种在当时颇受欢迎的字眼，雅各宾派才能够“建立起一个堪比达荷美王国的专制政府，一个类似于宗教法庭的审判台，制造出与古墨西哥人不相上下的人类大屠杀”。统治者的艺术，就和律师的艺术一样，首先在于如何驾驭词语。这门艺术最大的困难之一，是在同一个社会中，同样的词语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往往有着相去甚远的含义。表面上他们使用着同样的词，但实际上说的根本不是一样的语言。

在以上例子中，我们已经将时间作为使词语意义发生改变的主要因素。但如果我们再引入种族因素，我们将会看到，在同一个时代里，在文明程度相同但种族相异的人群中，同样的词语也往往与迥异的概念相对应。没有丰富旅行经历的人，是不会理解这种差异的。因此我不打算强调这一点。我只想指出，正是那些被不同民族的群体使用最多的词语，有着最迥异的含义。比如在今天被如此频繁使用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的词。

事实上，它们在拉丁民族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中代表着截然相反的观念和形象。在拉丁民族中，“民主”这个词意味着在国家所代表的集体面前抹除个人的意志和自主权。国家日甚一日地支配一切，集权、垄断并制造一切。无论是激进党、社会党还是保皇党，所有的党派都无一例外地要时时求助于国家。而在盎格鲁—撒克逊地区，尤其是在美国，同样的“民主”一词，则反过来意味着个人意志的强有力发展，与国家意志的尽可能退让。除了警察、军队和外交之外，人们不受国家的任何支配，包括教育也不例外。因此，同一个词，在一个民族里指的是对个人意志和自主权的抹杀，以及国家的优越，而在另一个民族里则意味着这种个人意志、自主权的极致发展，以及国家意志的彻底退让[33]，也就是说，这个词包含着截然相反的意义。

2.幻觉

自文明的曙光以来，群体就一直处在幻觉的影响之下。他们为幻觉的创造者建造了最多的庙宇、雕像和祭坛。从曾经的宗教幻觉，到现在的哲学和社会幻觉，我们在这个星球上接连兴起的每一个文明中，都能发现这些骇人的力量在统治着人们的心灵。古巴比伦和古埃及的神庙，中世纪的宗教建筑，都以它们的名义建起；整个欧洲长达一个世纪的动荡，也以它们的名义发动。而我们所有的艺术、政治或社会观念，无一能够逃脱它们的强大印记。人类有时能够推翻它们，代价是可怕的动荡。但人类似乎又注定会重新唤回它们。没有它们，人类不可能走出最初的野蛮状态，没有它们，人类可能很快就会坠回那样的状态。也许，它们只是些无用的幻影；但是，这些我们梦想的产物，却促使各民族创造出了辉煌的艺术和伟大的文明。

“如果有人在博物馆和图书馆里，在教堂广场上，摧毁了那些由宗教所激发出的艺术作品和建筑物，那么人类伟大的梦想还会剩下些什么呢？”一位作者这样总结我们的教义，“让人怀抱希望和幻觉吧，没有这些，他们就无法存在。诸神、英雄与诗人，也是因此而存在。在五十年间，科学似乎承担了这样的任务。但是在那些渴望理想的心灵里，科学的欠缺之处，在于它不敢过多承诺，在于它不知道如何撒谎。”

上个世纪的哲学家们满怀激情地投身于对宗教幻觉、政治幻觉和社会幻觉的摧毁当中，而在漫长的数个世纪里，我们的祖辈就是在这些幻觉中生活的。摧毁幻觉的同时，希望与顺从的源泉也随之枯竭。在牺牲掉的幻想背后，他们发现了大自然盲目且无声的力量。这力量对软弱毫不留情，也不知慈悲为何物。

不管取得了多大的进步，哲学依然无法提供给群体任何能够令他们着迷的理想；可是，由于群体无论如何都需要幻觉，于是他们就像趋光的昆虫那样，出于本能地走向那些能够提供给他们幻觉的教唆者。民族的演化过程中最主要的因素从来不是真理，而是谬误。如果说社会主义在今天能够如此强大，那是因为它是唯一还存活着的幻觉。尽管有那么多科学的论证，但它依然在不停壮大中。它最核心的力量在于，它的捍卫者们完全无视现实，于是可以大胆地向人类承诺幸福。如今，这种社会主义幻想盛行在历史的废墟之上，而未来是属于它的。群众从未渴求过真理。面对那些不令人愉快的事实，他们宁可转过身去，将谬误奉为圣典，只要这谬误能够引诱他们。谁知道如何带给他们幻觉，谁就能轻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谁试图令他们幻灭，谁就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3.经验

经验几乎是唯一能够让真理在群体心中落地生根，让过于危险的幻象灰飞烟灭的有效手段。但是，必须让经验能够在一个非常大的范围内实现，并且循环反复。一代人的经验往往对下一代人没有用处；这就是为什么一些被援引来作为论据的历史事实起不到什么作用。它们唯一的用途就是证明，经验必须被一代又一代重复，才有可能产生某些影响力，才得以动摇到深深根植于群体头脑中的某一个错误观念。

我们的世纪，以及上一个世纪，恐怕会被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当作是一个充满了奇异试验的世纪。没有哪个时代曾经有过如此多的尝试。

最宏伟的试验就是法国大革命。直到屠杀了数百万人，让整个欧洲陷入动荡二十年，人们才发现，要想彻底改造一个社会，不可能依据纯粹理性的指导。五十年内经历了两次毁灭性的试验，才得以证明，独裁者们令拥戴他们的民众代价惨重。尽管事实已经如此明显，但似乎还不足以让人们信服。第一场试验的代价是三百万人的生命和一次入侵，第二场试验带来的是领土被割让，常备军成为必要。第三次试验不久前差点就要发生，而且它有一天必然会发生。当我们经历了一场代价惨痛的恐怖战争之后，整个民族才终于明白，庞大的德国军队并非我们在1870年以前认识的那样，是一支无害的国民卫队[34]。而至少要用二十年灾难性的试验，人们才会认识到，贸易保护主义将会毁掉那些接受了它的民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4.理性

在列举能够对群体心理产生影响的因素时，我们完全可以不用提到理性，除非是为了指出它的消极价值。

我们已经证明，群体是不受推理影响的，他们只能理解那些拼凑而成的观点。因此，懂得如何影响群体的演说家，总是利用群体的情感而非理性。逻辑的法则对他们根本没有任何作用。[35]要想说服群体，首先必须明白是什么在鼓动群体的情感，装作感同身受，然后再通过激起引人联想的画面，用这种最初级的方式，来改变群体的想法；要能够回到自身的需要，尤其要能时刻推测出群体会产生的情感。这种根据讲话的即时效果来不停变换措辞的必要性，令一切经过精心准备的演说辞显得疲软无力：一个只遵循自己思路而不考虑听众思路的演说家，他的影响力会是零。

讲究逻辑的头脑习惯于被严密的推论过程说服，于是，当他们面向群体时，也难免会借助这一套说理方式。当发现自己的论证得不到效果时，他们往往百思不解。有位逻辑学家写道：“惯常建立在三段论（即一组公式上）的数学结论是不可更改的……这种必然性谁也无法否认，哪怕是一团无机物，倘若它能演算这组公式的话，它也会对此毫无异议。”这话说得也许没错；可是群体的头脑并不比一团无机物更具备演算的能力，他们甚至连理解的能力都缺乏。只要尝试一下通过推理方式来说服那些原始的头脑，比如野蛮人或者儿童，我们就会明白，这种论说方式是多么没有价值。

我们甚至不必降低至如此原始的程度，就足以看清理性对抗情感是有多么苍白无力。我们只需要回想一下，在漫长的几个世纪中，与最简单的逻辑相背离的宗教迷信是有多么顽强。在接近两千年的时间里，连最清醒的天才们都屈从它们的法则，直到近代，它们的真实性才开始受到一点点的质疑。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有着不少有识之士，但其中没有一位，能够通过理性思考，看到迷信的幼稚之处，对魔鬼的危害或烧死巫婆的必要性产生过丝毫的怀疑。

群体从来不受理性的指引，对此我们是否应该感到遗憾？很难说。人的理性恐怕从未能够促使人类走上文明之路，反而是幻觉的热烈与大胆成就了它。我们受无意识力量的支配，而幻觉作为这种力量的产物，无疑是必不可少的。每个种族都在其精神结构中携带着命运的法则，他们遵从这些法则也许是出于难以抗拒的本能，甚至是看似不可理喻的冲动。有时候，各民族仿佛被某种神秘的力量所控制，就如同橡果会长成橡树，彗星会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

我们必须研究一个民族进化的总体进程，而不是进化过程中时不时冒出的孤立事件，才有可能对这种力量产生一点点的认识。如果我们只考虑孤立的事件，历史就仿佛是由一个个不可能的偶然所支配。一个平凡的加利利木匠[36]怎么可能就成为了跨越两千年的全能的神，多少重要的文明以他之名建立；一小撮走出沙漠的阿拉伯人又怎么可能就征服了古希腊罗马的大部分地区，并建立起了比亚历山大的领土还要辽阔的帝国；更不可能的还有，在如此古老而等级森严的欧洲，区区一个炮兵中尉怎么就成功统治了众多的民族与国王。

因此，还是让我们把理性留给哲学家们，而不要在对人的统治中过于坚持理性的介入。并不是因为理性的存在，或者更应该说，尽管存在着理性，人类还是产生了诸如尊严、忘我、宗教信仰、对祖国与荣耀的热爱等等情感，而它们才是迄今为止所有文明的伟大动力。

第三章　群体领袖及其说服的手段

1.群体的领袖。一切群体动物都有着服从于头领的本能需要／群体领袖的心理／只有他们能让群体产生信仰并把他们组织起来／领袖的专制／领袖的分类／意志的作用。2.领袖的动员手段。断言、重复、传染／这些不同手段各自的作用／传染是怎样从社会的下层向上层蔓延的／民众的意见很快就会变成普遍意见。3.名望。名望的定义和分类／后天获得的名望和个人名望／不同的例子／如何毁掉名望。

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群体的心理结构，我们也知道了哪些动因能够影响群体的头脑。我们还需要研究的是，这些动因是怎样被运用的，它们通过什么人被有效地付诸实践。

1.群体的领袖

一旦有一定数量的生物聚集到一起，无论是一群动物还是一群人，都会出于本能地让自己置于一个头领的支配之下。

在人类群体中，所谓首领，常常不过是个带头的人，但就是这样，他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群体意见以他的意志为核心形成并取得一致。他是各色人等形成组织的第一要素，他将这样的组织变成团体。在这过程中，他引导他们。群体就像顺从的羊群，从来无法离开主人。

领袖在最开始的时候往往只是一个被领导者。他自己也是被某个观念所迷惑，而后成为它的信徒。这个观念占据了他的思想，以至于除此以外的一切都从他眼里消失，所有与之相背的观点在他看来都是谬误或迷信。这样的例子，比如罗伯斯庇尔，他迷醉于卢梭的哲学观念，竟动用宗教法庭的手段对此进行传播。

领袖通常不会是思想家，而是实干家。他们并没有深谋远虑的品质，他们也不可能如此，因为深谋远虑往往导向的是迟疑与无为。领袖最容易从那些神经过敏、易受刺激、处于疯狂边缘的人当中产生。无论他们捍卫的观念或追求的目标是多么荒诞，任何理性都无法抵挡其坚定的信念。蔑视或阻挠丝毫妨碍不了他们，只会令他们更加兴奋。个人利益、家庭，一切都可以牺牲。自我保护的本能在他们身上是失效的，以致他们追求的唯一回报，通常就是成为殉道者。他们强烈的信仰使他们的言论具有极其强大的说服力。民众总是愿意对一个意志强大、善于驾驭他们的人言听计从。聚集成群的人们完全丧失自我意志，而本能地投向那个拥有自我意志的人。

各民族从来不缺乏领袖：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被那些用以培养使徒的强大信念所调动。一些巧言令色的煽动者只顾追逐个人利益，试图以取悦低级的本能来说服众人。这样做所产生的影响力可能很大，但从来不会持久。那些能够打动群众灵魂的伟大信徒，比如隐士彼得、路德、萨伏那罗拉[37]，以及法国大革命中的人物，都是自己先慑服于某一信念，然后才以其慑服他人。他们于是能够在人们的心灵中唤起那种名叫信仰的惊人力量，使人彻底成为梦想的奴隶。

信仰的建立，不管是宗教信仰、政治信仰还是社会信仰，不管是信仰一本书、一个人或一种观念，往往都是伟大的领袖在发挥作用，因此，他们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在人类所能支配的一切力量中，信仰始终都是其中最为巨大的，福音书上说信仰能够移山填海，不无道理。赋予一个人信仰，他的力量就强大了十倍。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都是由那些只为信仰而活的平凡信徒们实现的。征服世界的伟大宗教，跨越半球的辽阔帝国，它们之所以得以建立，依靠的可不是文人，不是哲学家，更不是怀疑论者。

但是，在这些例子当中，我们要说的是那些伟大的领袖人物，他们相当稀有，史学家轻而易举就可以数得出来。他们处在一根链条的顶端，链条的高处就是这些强大的操纵者，往下则是为他们出力的工人，在烟雾缭绕的小酒馆里，反复向同伴们灌输着那些他们自己也不明白的教义，慢慢地使其入迷，他们相信，只要行动就一定能够实现所有的梦想和希望。

在所有社会阶层，从最高级到最低级，一旦人不再是孤立状态，他就会立刻处于某个领袖的领导之下。大多数人，尤其是群体当中的人，除了对自己的专业领域外，对任何问题都不具备清晰、理性的想法。他们没有能力自我引导。领袖就成为他们的向导。在紧要关头，报纸杂志可以取而代之成为向导，尽管不是那么合格，但至少它们为读者制造出观点，向他们提供现成的套话，让他们免于推理。

领袖的权威是极为专制的，甚至只有依靠这种专制，他们才能够施加权威。我们常会看到，尽管他们的权威没有任何支撑点，但他们还是能够轻而易举地让最不安分的工人阶层听命于自己。他们规定工作时间和工资比例，发动工人罢工，何时开始何时结束，全在他们的掌控之中。

如今，这些领袖倾向于越来越多地替代政府公权，因为后者已备受质疑、自甘衰落。这些新主子的专制使群体对他们的服从程度远远超过对任何政府的服从。如果发生某些意外，领袖缺失并且无法立刻有人接替，群体就会重新回到群龙无首、不堪一击的状态。在一次巴黎公共马车雇员的罢工中，两个指挥罢工的领袖一被逮捕，罢工就立即停止了。始终支配着群体心灵的，不是对自由的渴求，而是对被奴役的渴求。他们如此渴望服从，以致无论谁宣称是他们的主子，他们都会本能地归顺。

我们可以将这些领袖划分成截然不同的两类。一类人精力充沛、意志坚强，但不够持久；另一类人比前者罕见得多，他们拥有既坚强又持久的意志力。前者粗暴、勇敢、鲁莽。他们尤其适用于领导突然发起的暴动，带领群众冒死相拼，将新兵一夜之间改造为英雄。第一帝国时代的内伊和缪拉就属于这类人。像这样的人还有我们这个时代的加里波第[38]，一个没有天分但精力充沛的冒险家，带着一小撮人，从一支守卫森严的部队手中夺下了古老的那不勒斯王国。

但是，尽管这些领袖有着强大的能量，可一旦令他们兴奋的事件过去，这种能量就无以为继。回到日常生活中后，曾经充满活力的英雄们（比如我刚刚提及的那些人），往往表现出最令人吃惊的弱点。他们似乎无法在最简单的环境下思考和驾驭自己的行为，尽管他们曾经能如此自如地驾驭他人。这一类型的领袖只有在自身不断受到刺激和带动，始终有高于他们的人或观念作为引导，有既定的行动路线可以遵循的情况下，才能够发挥作用。

第二种类型的领袖，即那些有着持久意志力的人，尽管看上去不是那么光彩夺目，但其影响力却大得多。在他们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些真正为宗教或伟业奠基的人物：圣保罗、穆罕默德、哥伦布、雷塞布[39]。无论他们智识高低，都无关紧要，因为世界是属于他们的。他们所具备的持久意志力，是一种极为罕见、极为强大的能力，足以征服一切。我们永远无法充分认识到一种强大而持久的意志力能够成就些什么：它所向披靡、势不可挡，无论是自然，还是神，还是人，都为之让步。

强大而持久的意志力能够成就什么样的结果？雷塞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近的例子。这位杰出的人物把世界分为东西两半，实现了三千年来最伟大的君王们都未能完成的任务。他后来在一项类似的事业上失败了，但那是因为年事已高的缘故。在衰老面前，一切都会熄灭，哪怕是意志。

如果我们想说明单凭意志力可以做成什么事，那只需展示一下在开凿苏伊士运河过程中所必须克服的那些具体困难。一位见证人，卡扎利博士曾用引人入胜的几行文字概述了这位不朽的缔造者如何亲口讲述这项伟大的事业：

他日复一日、一段段地讲述运河的传奇。他讲述他所战胜的一切，他如何将所有的不可能变为可能，他遇到的所有抵抗，所有与他对立的联盟，所有挫折、逆境、失败，但它们从未令他灰心丧气，从未将他打败；他回忆英国是如何对他穷追猛打，埃及和法国如何迟疑不决，以及工程初期法国领事馆如何带头反对他，他们抵制他，拒绝提供饮用水，让他的工人们因忍受不了干渴而叛离；而海军部长和工程师们，所有有经验、懂科学的正经人士，都理所当然地站在他的对立面上，从科学的角度断定这是一场灾难，计算并预言它的到来，就像预测日食会在某一天某个时辰发生一样。

讲述伟大领袖生平的书籍不会包含太多的人名；但这些人名均与文明史上所有重要的事件列在一起。

2.领袖的动员手段：断言、重复、传染

如果想在短时间内激发群体的热情，让他们去执行诸如劫掠宫殿或是浴血护城之类的任何行动，就必须要通过迅速的暗示来影响群体，其中最有效的，就是榜样的力量；但群体也必须已经做好一些环境上的准备，尤其是那个想要领导他们的人，必须拥有这样一种品质：名望，对此我将在之后的篇幅中进行研究。

当领袖们想要在群体的头脑中灌输某些观念或信仰时（比如现代社会理论），他们所借助的手段是各异的。其中有三种最基本、最明确的手段：断言、重复、传染。它们的作用相对缓慢，但一旦生效，却有着相当持久的效果。

做出纯粹而简单的断言，不加任何推理和证明，这是让观念进入群体头脑的最可靠方式之一。断言越是简洁明了，越显得缺乏证据和推论，它就越具有权威。所有时代的宗教书籍和法典，总是诉诸最简单的断言。捍卫某项政治事业的政客，靠广告推销产品的厂商，都深知断言的价值。

不过，只有当断言被不断地重复（而且，尽可能保持同样的措辞），它才能产生真正的影响。我记得是拿破仑曾经说过：只存在一种真正重要的修辞手法，那就是重复。被断言的事物通过不断的重复，在人的头脑中生根，最终被人们当作已被证实的真理接受下来。

只要看到重复对于那些最开明的头脑所能产生的力量，就可以很好地理解它对于群体的影响了。这种力量的产生是因为，不断被重复的事物最终会嵌入我们无意识领域的深层区域，而我们的行为动机正是在这里形成。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不再记得是谁不断重复了那个主张，可我们对它已深信不疑。广告的惊人力量也正在于此。如果我们成百上千次地读到，X牌巧克力是最棒的巧克力，我们会以为周围所有人都是这么说的，于是我们就会对此确信无疑。如果我们上千遍地读到，Y牌药粉治好了某知名人士身上的顽疾，那么有一天当我们自己患上了类似的病症，就会也想着去试用一下。如果我们总是在同一家报纸上读到A是个无耻混蛋而B是位绝世好人，我们就会相信这就是事实，当然，除非我们还常常会去读另一份持有相反观点的报纸，在那里，对这二人的评价可能完全是颠倒过来的。断言和重复各自都具有强大的力量，足以互相厮杀一番。

当一个断言被重复了足够多遍，并且在重复过程中也没有遭到异议（像一些著名的财团有足够的钱买断所有竞争），此时一种所谓的通行观点就会产生，而强大传染机制就此启动。在群体当中，观念、感情、情绪、信仰都具有病菌一般强大的传染力。这种现象非常自然，我们在那些聚集成群的动物身上就可以观察到这一现象。一匹马在马厩里抽搐，同一马厩的其他马匹也会立刻效仿。几只羊的惊慌失措，会立即蔓延到整个羊群。在人群当中，所有的情绪也会非常迅速地传染，这就解释了恐慌的突发性。头脑的混乱，比如疯狂，都是有传染性的。我们知道，精神病医生当中常常就会出现精神病患者。最近还有人提到一些不同形式的疯病，比如广场恐惧症，会从人类传染到动物。

传染的发生并不要求每个人一定要在同一时间处在同一地点；一些事件能够让所有头脑产生同样的倾向，并赋予他们群体所特有的性格，这种影响力使远距离的传染也成为可能，尤其是当群体在心理上已经受到我前面所说的那些间接因素影响时，情况就更是如此了。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1848年爆发的大革命，它源起自巴黎，迅速蔓延了大半个欧洲，撼动了好几个王国。

我们将很多社会现象的巨大影响力都归因于模仿的作用，但实际上这不过是传染所造成的结果。我曾经说明过这种影响，此处我仅重述我在二十多年前说过的观点，这一观点已由另一些作者在最近出版的著作中作出了进一步阐述。

人类与动物相似，有着模仿的天性。对他而言，模仿是一种必需，因为模仿总是如此简单。正是这种需求，使得那个被我们称为时尚的东西，有着惊人的影响力。只要涉及见解、观念、文艺活动，甚或只是服装，有多少人敢于摆脱它的权威？它不是靠论据，而是靠榜样来领导群体。在每个时代都有一小部分个性鲜明的人做出表率之举，无意识的大众则纷纷模仿。不过，这些有个性的人也不能太过脱离公认的观念。否则，模仿他们将变得过于困难，而他们的影响力也就无从谈起了。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过分超前于自己时代的人往往对时代产生不了什么影响。间隔太过巨大。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欧洲人尽管在文明上有着诸多优势，对东方民族却产生不了多少影响，因为他们之间的差异太大了。

历史以及相互模仿的双重作用，最终会使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时代的所有人变得非常相似，尽管他们当中有一些似乎最有能力逃脱影响的人，比如哲学家、学者和文人，但他们的思想和风格还是散发着相似的气息，让人立刻就能辨识出他们所处的时代。面对一个个体，我们并不需要太长时间的交谈，就足以全面了解他的阅读、他的日常爱好，以及他所生活的环境。[40]

传染的力量是如此之大，不仅能将一些观点强加于个人，还能将某些感受方式强加于他们。是传染的力量使一些作品（例如《唐豪塞》[41]）在某个时期遭到蔑视，而在几年之后，同样是因为传染的力量，这些作品又被曾经大力贬低它们的人交口称赞。

群体的观点和信仰得到传播，从来不是依靠推理的作用，而往往是通过传染的机制来实现的。是在小酒馆里，通过断言、重复和传染，建立起了当今工人阶级的理念；而群体的信仰在任何时代里也都是这样创建的。勒南[42]就曾不失公允地将基督教早期的创立者比作“在一个个小酒馆中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工人”；而伏尔泰也注意到基督教“在一百多年里，只有最下层的贱民才会拥护它”。

与我刚才提及的例子相似，传染机制在下层民众中发挥作用后，也会扩散到社会上层。我们看到，今日的社会主义学说就是这样的情况，它正在被人们接受，而这些人注定将成为首批牺牲品。传染的机制是如此强大，在它的作用下，个人利益都消失了。

这也是为什么所有流行于民众的观念最终都会在社会的最上层强势扎根，尽管获胜的这个观念，其荒谬性是多么显而易见。这里存在一种下层社会对上层社会的反作用力，这种力量相当奇怪，一般来说，群体的信仰总是或多或少地来自于一些更高深的观念，而这些观念往往在其诞生的社会环境中并没有什么影响力。群体领袖被这种更高深的观念征服之后，将它据为己有，加以改造，创立一个宗派，赋予其新面貌，然后在群体当中传播，这个观念也就在这样的过程中逐渐面目全非。成为大众的真理后，它又以某种方式回到自己的发源地，对一个民族的上层产生影响。虽然从长远来说，是智识在引领着世界，但它的效力太过间接。当哲学家的思想通过我刚才所描述的机制终于凯旋于世时，创造这些观念的哲人们早已化为尘土。

3.名望

通过断言、重复和传染，着力赋予所传播的观念以巨大威力，这将使这些观念最终获得一种叫作“名望”的神秘力量。

所有统治世界者，或观念或人，尤以这种不可抵抗之力使人敬服，这力量被称为“名望”。我们都知道这个词的含义，但由于它被使用的方式各异，很难准确将其定义。名望可能包含的一些感情，可能是赞赏，也可能是畏惧，这些感情有时候是它的基础，但它也完全可以不需要它们而存在。最大的名望属于那些死去的人，那些我们无需再惧怕的人，比如亚历山大、恺撒、穆罕默德和佛祖。另一方面，有一些人物或传说是我们不喜欢的，比如印度地下庙宇里的那些奇形怪状的神灵，可在我们眼中，它们也具有巨大的名望。

名望其实是某个人、某件作品或某个观念施加于我们头脑的支配力。这种支配力麻痹了我们所有的批判能力，让我们的脑子里充满惊奇和敬畏。这种情感，就像其他所有的情感一样难以解释，但它与魅惑的作用是一样的。名望是一切支配力的最强大因素。缺了它，无论神明、国王还是女人，都一筹莫展。

我们可以将不同类型的名望归纳为两大类：获取的名望与自身的名望。获取的名望指的是姓氏、财富、声誉所赋予的名望。它不依靠自身名望就能存在。相反，自身的名望纯粹为个人所特有，它可以与声誉、荣耀、财富共存，或者因它们而被强化，但它也完全可以独立于它们而存在。

获取的名望，或叫人为的名望，是更为普遍的。只要一个人占据一定的位置、拥有一定的财富，并被授予一定的头衔，他就具有名望，不管他自身是多么没有价值。穿着军装的士兵、身披法袍的法官就总能令人敬畏。帕斯卡尔曾非常确切地指出过法袍和假发对于法官的必要性。没了这些东西，他们起码损失四分之三的权威。最不羁的社会主义者，亲眼见到王公爵爷时也会有所触动；有了这样的头衔，无论是巧取还是豪夺都变得容易许多。[43]

以上我所提到的名望是由人来体现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名望则体现在观点、文学或艺术作品等事物中。它们往往都是依靠长年累月的重复积累。历史，尤其是文学和艺术的历史，就不过是在不断重复那些没人会去核实的判断，最后每个人都重复着他从学校里学来的东西，其中一些名字和事物根本没人敢去触碰。对于一个现代的读者而言，荷马的著作毫无疑问令人深感无聊，但谁敢说出来？帕特农神庙，以它现在的状况，不过是一堆没意思的废墟；但它拥有着如此巨大的名望，使得我们在看待它时，不能不将它与所有历史记忆联系在一起。名望的特性就是阻止我们看到事物的原本面目，彻底麻痹我们的判断力。人们对一切事情都想要一个现成的观点，群体总是如此，个体也常常难以免俗。这些观点的成功与它们是对是错全无关系，它们只依靠名望而存在。

现在我要谈的是自身的名望。它的性质与我刚才说到的那些人为的或获取的名望大不相同。这是一种独立于一切头衔、一切权力的品质，只为少数人所拥有，它使他们能对其周围的人施展真正神奇的魔力，即使他们与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平齐，并且连任何寻常的统治手段都不具备。他们让周围的人接受自己的观念与感受，而众人服从他们，就如同那些本可以轻易吃人的野兽，对驯兽师俯首帖耳。

伟大的群体领袖，比如佛陀、耶稣、穆罕默德、圣女贞德和拿破仑，都拥有这种形式的极高名望；正是因此，他们令众人敬服。神明、英雄和教义都令人敬服，并且是不容置疑的；一旦开始质疑，他（它）们便烟消云散。

我提到的这些伟大人物，早在成名之前，就已经拥有了巨大的吸引力，否则他们不可能获得盛名。很明显，比如达到荣耀之巅的拿破仑，完全是因为他的权力，而享有巨大的名望；但这种名望，早在他还籍籍无名、没权没势时，就已经拥有了一部分。当他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将军时，被派去指挥意大利军团，他发现自己身处一群粗暴的将军中间，他们摩拳擦掌地要治治这个被总督派来的年轻闯入者。从第一次会面的第一分钟起，不需言语，不需动作，不需恐吓，这个未来的伟人只用一个眼神，就让所有人臣服了。泰纳根据当时的回忆录，生动地记述了这次会晤。

师部的将军中有位叫奥热罗的，是蛮勇的雇佣兵出身，颇以自己的高大身材和无畏精神自豪，他抵达司令部，对这个巴黎派来的得势小子一肚子不满。根据他们之前听来的描述，奥热罗心中对此人充满不屑和抵制：巴拉斯的宠儿，旺代事件[44]出身的将军，一个街头混出来的将军，在旁人眼中是个孤僻的怪人，因为他总是独自沉思，其貌不扬，人称数学家和梦想家。他们被带来了，但波拿巴让他们等候在外。当他终于出现时，穿戴齐整，腰上佩剑，向他们说明自己的部署，下达命令，然后打发他们离开。奥热罗一直沉默着；直到走出门后他才恢复过来，重新像往常那样骂骂咧咧地说话；他同意马塞纳的观点，这个小子，不，这位将军令他感到敬畏；他无法理解那种气场，那种第一眼就将他压倒的气场。

成为大人物后，拿破仑的名望与荣耀齐增，至少在他的追随者眼中，他的名望无异于神明。旺达姆将军，一个大革命时代的典型军人，比奥热罗更粗野直率，但在1815年，当他与阿纳诺元帅一起登上杜伊勒利宫的台阶时，他是这样对元帅谈起拿破仑的：“那个魔鬼一般的人物在我身上施展了幻术，我自己都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这样一个不怕神不怕鬼的人，一靠近他却像个孩子一样全身发抖，他叫我上刀山下火海我都会去。”

拿破仑对所有接触过他的人都产生了这种神奇的魔力。[45]

达武在谈到马雷[46]和他本人的牺牲精神时说：“如果皇帝对我们俩说：‘为了我的政治利益，我要毁掉巴黎，不留任何活口。’我确信马雷会保守这个秘密的，但他会忍不住违命让自己的家人出城。至于我，则会因为怕走漏风声，而把妻儿都留在城里。”

回想一下这种惊人的魔力，我们方能理解厄尔巴岛归来之壮举：他单凭一己之力就立刻征服了全法国。他所面对的是这个大国组织有序的各方势力，他们想必早已厌倦了他的暴政。然而他只需看一眼那些被派来阻止他，并且曾发誓会阻止他的将军们，他们就全都毫无异议地屈服了。

英国将军吴士礼写道：“拿破仑，几乎是孤身一人，作为逃犯，离开他曾经的王国，小小的厄尔巴岛，登陆法国。在几周之内，不流一滴血，他就成功推翻了合法国王统治下的所有权力组织：还有什么更惊人的方式来证明一个人所拥有的权势吗？而在这场最后的战役中，从头至尾，他对同盟国也同样施展了令人侧目的权势，他让他们听命于他的意志，他几乎可以把他们踩得粉碎！”

他的名望超越了他的生命，并且持续扩大。是他的名望让默默无闻的侄儿加冕为王。在今天，他的传奇仍被传颂，足见其名望的影响力有多么巨大。随心所欲地迫害人，屠杀成千上万的生命，发起一次又一次的侵略——只要你具有足够的名望，并且有付诸实践的才能，所有这一切就会被允许。

或许，我在这里所举的关于名望的例子太特殊，但这能够帮助我们理解那些伟大宗教、伟大学说、伟大帝国的源起。倘若没有名望对群众产生影响力，它们的诞生将变得不可想象。

但名望并不仅仅建立在个人权势、军事荣耀和宗教震慑上，它还可以有较为平凡的起源，而且也相当可观。我们这个时代就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被后世代代相传的，是那个通过分开两个大陆，改变了地球面目和各民族贸易关系的著名人物的故事[47]。他以巨大的意志力实现伟业，同时也不讳言自己对周围人所施展的魔力。为了克服他所遭遇的一致反对，他唯有站出来说话。在他的演说魅力下，反对者们都变成了他的朋友。英国人曾最为激烈地反对他的计划，他只好前往英国争取赞同者。而后，当他途经南安普敦时，人们为他的经过鸣钟致敬，而今天，英国为他竖立雕像。在克服了一切人事之后，他相信障碍已不再存在，决定在巴拿马再现和苏伊士一样的运河。他采用了同样的方法；但是一方面他年事已高，另一方面，信念虽能移山，但也取决于那座山究竟有多高。这一次，山抗拒了他，随后到来的灾祸将环绕在这位英雄身上的荣耀光环击得粉碎。他的人生向我们展示了名望如何起，又如何灭。在与历史上的英雄伟人比肩之后，他又被自己国家的法官们贬为最卑贱的罪犯。当他去世时，他的棺木寂寥地经过无动于衷的人群。只有那些外国的君主们向他致敬，纪念他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48]

前面所列举的各种例子体现出了极端的形式。要想从具体细节中建立关于名望的心理学分析，就必须囊括这一系列事例的两极，从宗教与帝国的创立者，到向邻居炫耀新衣新帽的普通人。

在这一系列事例的两个极端之间，所有形式的名望都能在人类文明的各种元素：科学、艺术、文学等等当中找到一席之地。我们会发现，名望是说服他人的基本因素。自觉或不自觉地，拥有名望的人、观念或事物会在传染的作用下立刻被模仿，并使整整一代人都接受某种感受和表达的方式。模仿通常是不自觉的，它正是因此而变得完美。现代的画家们模仿文艺复兴前艺术家笔下褪去的色彩和僵硬的姿势，浑然不知自己的灵感来自何处；他们相信自己的真诚，但倘若没有哪个杰出大师复兴这种艺术形式，他们看到的仍然只会是其幼稚低级的一面。这些画家们又学着另一位大师，在自己的画布上涂满紫罗兰的色彩，但其实他们并不能像五十年前的人那样在自然界中看到那么多的紫罗兰色，他们只是受到一个古怪但享有巨大威望的画家个人独特风格的影响罢了。在文明的各种因素中，这样的例子都不胜枚举。

由以上论述可知，名望的产生与很多因素有关：其中成功永远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一个人只要成功了，一个观念只要被接受了，就能因此而免于质疑。成功是名望的重要基础，其证据就是，名望几乎总是随着成功的消失而失去。昨夜还被拥戴的英雄，一旦遭遇失败，第二天就会迎来人群的嘘声。曾经的名望越大，群众的反应就越激烈。跌落神坛的英雄变成了同类，群众就会向这个曾令自己俯首帖耳的昔日权威进行报复。当罗伯斯庇尔把他的同僚和许多同代人送上断头台时，他享有巨大的名望。当几张选票的转移剥夺了他的权力，他就立刻失去了他的名望，群众们咒骂着将他送上断头台，就像当年对待他的那些阶下囚一样。信徒们总是穷凶极恶地打碎他们昔日神灵的塑像。

没有了成功，名望就会骤然消失。当然，它也可能在质疑中消磨，以一种较为缓慢的方式。但是这个过程的结果是确定的。受到质疑的名望已经不再是名望。能够长期保持名望的神灵或人，都从不允许质疑。为了让群众信仰，就必须始终与他们保持距离。

第四章　群体信念和意见的变化范围

1.牢固的信仰。某些普遍信仰的不可变／它们是文明的指南／根除它们非常困难／为什么说不宽容对于各民族而言反而有益／普遍信仰在哲学上的荒谬性并不妨碍它的传播。2.群体意见的多变。不是来自普遍信仰的意见具有极强的易变性／近百年来观念和信仰所表现出的多变性／这种多变性的真正界限／具有多变性的各种因素／普遍信仰在今日的消失和报业的过度传播使我们这个时代的意见越来越多变／群体意见为什么在大多数问题上都倾向于冷漠／政府在引导舆论上不再像从前那样有力／当今意见的碎片化阻碍了专制化。

1.牢固的信仰

生物的解剖学特征和心理特征有着紧密的相似性。从解剖学特征中我们会发现某些不变的因素，或者说，它们的变化非常轻微，需要以地质年代来计算。除了这些固定不变的特征之外，我们还会看到有一些特征非常易变，环境、饲养或种植方式都可以轻易将其改变，有时候还会使粗心的观察者连基本特征都看不到。

在人的精神特征方面我们也会看到同样的现象。除了固定不变的心理特征之外，一个种族还有一些可变、易变的因素。因此，在研究一个民族的信仰和观念时，我们往往会发现，在一个坚固的基础之上，总是会存在一些变化的观念，就像流沙覆盖于岩石之上。

因此，群体的信仰和意见会形成截然不同的两类。一方面是经久不衰的伟大信仰，它们持续数百年，整个文明都建立其上。比如曾经的封建主义、基督教和新教，再如当今的民族主义原则、民主和社会主义观念。另一方面是短暂而多变的意见，往往来自于各个时代中生生灭灭的普遍观念：比如在某一时期引领了艺术和文学的理论，产生了诸如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神秘主义等等。这些理念通常都是肤浅的，像时尚那样多变。它们就像是在一池深水的表面不断出现又消失的涟漪。

伟大的普遍信仰数量非常有限。它们的诞生和消亡对每个种族而言都是令人瞩目的历史事件。它们构成了文明的真正骨架。

在群体的头脑中形成一时的意见非常容易，但要建立持久的信仰就十分困难。而这样的信仰一旦建立，要想摧毁它也极为不易。往往唯有以暴力革命为代价才能对它进行变革。甚至只有当信仰在群体的头脑中几乎完全失去控制力的时候，革命才能发挥其力量。这个时候，革命的作用就是对那些几乎已被抛弃的东西做最后的清理，因为习俗的枷锁还在阻碍人们彻底放弃它们。事实上，一场革命的开始，即是一种信仰的结束。

一个伟大的信仰开始衰亡的确切时刻是很容易辨识的——那就是它的价值开始受到质疑的时刻。一切普遍信仰不过是一种虚构，它们得以存在的唯一条件就是不遭受考验。

不过，即使一种信仰已经摇摇欲坠，但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制度仍然保持着势力，并且消散得十分缓慢。当信仰终于彻底失去了力量，它所支撑着的一切也就立即崩溃。任何一个民族，在信仰改变之际，文明中的所有元素都注定要发生转变。

这个民族的一切都在发生转变，直到接受一种新的普遍信仰；在此之前，整个民族不得不处在无政府状态中。普遍信仰是文明不可或缺的支柱；它们引导着思想的走向。唯有它们能够唤起信念和责任。

各民族一直都感觉得到获得普遍信仰的好处，它们本能地知道，普遍信仰的消失意味着衰亡的到来。对罗马的狂热崇拜，曾帮助罗马人征服了世界，而当这种信仰消弥，罗马也走向灭亡。同时，也只有当那些野蛮人获得了某种共同的信仰，他们才得以摧毁罗马文明，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团结一致，并走出了无政府状态。

因此，当各民族捍卫自己的信念时，总是带着毫不宽容的态度，这显然不是没有原因的。这种不宽容，从哲理角度看，应该是备受批评的，但它代表的却是各民族最不可或缺的生存之道。正是为了建立或维护普遍信仰，中世纪有那么多人被送上火刑柱，那么多发明家和革新者即便逃脱酷刑，也郁郁而终。正是为了捍卫那些信仰，世界上才有那么多动乱，才有成千上万的人们战死沙场或即将前往赴死。

建立一种普遍信仰可谓困难重重，但一旦它彻底扎根，它就具有了长期不可征服的力量，而且无论从哲理上看它有多么荒谬，它依然能够占领最明智的头脑。十五个世纪以来，欧洲各民族不是一直认为他们的宗教传说是不可辩驳的事实吗？而倘若我们进一步审视，会发现这些传说就和莫洛克神[49]的故事一样野蛮[50]。一个上帝会因为他所创造出来的生灵不服从他的意志，就在其儿子身上施加酷刑进行报复，这样可怖的神话，数个世纪以来竟无人发现它的荒谬性。那些天赋过人之士，如伽利略、如牛顿、如莱布尼茨，都一刻也未曾对这些教义的真实性产生过质疑。没有什么能比这个事实更好地证明普遍信仰的催眠作用，同样地，它也最有力地证实了我们在理智上令人汗颜的局限性。

一旦一种新的教义在群体的头脑中生根，它就会成为各种制度、艺术和行为生发的源泉。此时它对人们头脑的操控是绝对的。实干家一心想着让它变成现实，立法者致力于将它付诸实践，哲学家、艺术家、文学家则都醉心于如何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诠释它。

从基本信仰中可以派生出一些短暂的观念，但它们始终带着其原生信仰的印记。埃及文明、中世纪的欧洲文明、阿拉伯的穆斯林文明都衍生于寥寥几种宗教信仰，并在各自文明的最细微之处都留下了它们的印记，让人一眼就能辨识出来。

因此，拜这些基本信仰所赐，每个时代的人们都被一个由传统、观念和习俗所构成的网络所包围，这个网络让他们彼此相似，并且从来无法摆脱它的藩篱。人们往往是被这些信仰以及由信仰所衍生的习俗所支配。它们规定着我们生活中最细微的行为，哪怕是最独立的头脑也不敢妄想摆脱它们的控制。真正的暴政，其实就是不知不觉中对人们头脑的支配，因为唯有它，你无法与之作战。提比略[51]、成吉思汗和拿破仑无疑是可怕的暴君，但是，躺在坟墓深处的摩西、佛祖、耶稣、穆罕默德、路德，他们对人类心灵实行的专制恐怕更为深刻。一次谋反可以推翻一个暴君，但对于一种根深蒂固的信仰呢？在与天主教的暴力对抗中，尽管有群众的明确支持，尽管采用了像宗教法庭一样无情的破坏手段，但最终我们的大革命还是屈服了。人类所遭遇的唯一真正的暴君，始终都来自死者的阴影，或人类自己编织的幻象。

普遍信仰从哲理上看往往荒谬，但这从来不会成为它们取得胜利的障碍。这种胜利甚至是以这些信仰中所含有的某些神秘的荒谬性为条件的。因此，当今的社会主义信仰尽管有着明显的破绽，但不妨碍它们赢得人心。与各种宗教信仰相比，它们真正的次等之处只在于：宗教信仰许诺的幸福理想只有在来世实现，没有人能够对它的现实性提出异议。而社会主义的幸福理想要在现世就得到落实，而对它的追求一旦开始，其许诺的空洞性就会暴露无遗，新信仰的权威也随即灰飞烟灭。所以，它的力量只能增长到信仰获胜、理论要付诸实践的那一天为止。正是因为如此，虽然这种新宗教像之前的所有宗教那样，在最开始时扮演破坏者的角色，它却不能像它们那样，在之后发挥创造者的作用。

2.群体意见的多变

我们刚刚阐述了牢固信仰的力量，而在牢固信仰的表面，还存在着一层生生灭灭的意见、观念和思想。它们中有一些只存在一天的光景，最重要的那些也不会超过一代人的寿命。我们已经指出过，这些意见的变化通常只是发生在表面，而且始终带有其种族特质的印记。例如，当我们观察法国的政治制度时，会发现那些表面上大相径庭的政党：保皇派、激进派、帝国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等等，都有一个完全一致的理想，并且这种理想只能由法兰西民族自身的精神结构所决定，而在其它一些民族中，我们看到的则是名称相同、实质却相反的理想。无论是为观念所起的名称，还是带有欺骗性的改造，都不会改变事物的本质。大革命时代的资产阶级饱受拉丁文学的熏陶，他们的眼睛只盯着罗马共和国，采用它的法律，它的权标，它的法袍，努力模仿它的制度和榜样，却无法成为真正的罗马人，因为后者曾经所处的环境是历史上影响力极其巨大的帝国。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在表面的变化下寻找在旧日信仰之后依然继续存在的力量，并在变幻不停的意见之中，分辨出那些由普遍信仰和种族特性所决定的观念。

如果不进行这样的理性筛选，我们会以为群众改变政治或宗教信仰是频繁且随意的。整个历史，无论是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是文学的，似乎都证明事实就是如此。

让我们以法国历史上非常短暂的一个时期为例，即1790到1820年这短短三十年，一代人的时间。在这期间我们看到，支持君主制的群体先是变成了革命派，然后又成为帝国主义者，再接着又变回了保皇派。在宗教上，他们在这段时间里先是从天主教倒向无神论，然后倒向自然神论，接着又转回最彻底的天主教立场。不只是群体如此，领导他们的人也是如此。我们惊讶地发现，那些国民公会中的要人，与国王誓不两立、既不信上帝也不信主子的人，竟会变成拿破仑恭顺的奴仆，然后又虔诚地手持蜡烛走在路易十八麾下的迎神队列中。

在之后的七十年里，群众意见又发生过许多变化。世纪之初“背信弃义的英国佬”在拿破仑的继承人统治时期成为了法国的盟友；曾两次被我们入侵，且对我们上一场挫败拍手称快的俄罗斯，也在转瞬间被视为法国的朋友。

在文学、艺术和哲学上，观念的变换则更为迅速。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神秘主义，如此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昨日还备受吹捧的艺术家和作家，明天就被贬得一无是处。

但是，当我们深入分析所有这些表面上的变化时，我们会发现什么？一切与普遍信仰和民族情感相悖的事物，都只是昙花一现，绕弯的河流很快又回到自己的水道上。所有与普遍信仰、与民族情感无关联，因而不具有稳定性的观念，只能听凭偶然性的支配，或者也可以说成是受环境的细微变化支配。它们在暗示和传染的作用下形成，只能是暂时存在的；它们匆匆形成，又匆匆消失，就像海边那些被风吹成的沙丘。

如今，群体的意见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易变；对此，有以下三个不同的原因：

第一，昔日的信仰在逐渐失去自身的权威，不像从前那样能够影响暂时意见的走向。普遍信仰的衰落为一大堆既无过去又无未来的个性化意见提供了场所。

第二个原因是，群体的力量变得越来越强大，也越来越没有与之抗衡的力量。我们在群体身上所观察到的观念的极端多变性，也因此表现得淋漓尽致。

最后，第三个原因是报业当下的传播，它们不断将截然对立的观点摆在群体面前。这当中每一种意见所可能产生的暗示作用都会立刻被其对立意见的暗示作用所破坏。结果就是，任何意见都难以普及，并且注定只能是昙花一现。它们还没有来得及被推广成为普遍观念，就已然消亡。

这些不同的原因导致世界历史上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现象，这种现象完全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色。我这里要说的政府在引导舆论上的无能。

从前，也并不是很久以前，政府的举措、少数作家和个别报纸的影响，就构成了切实的舆论调度。如今，作家们完全失去了影响力，而报纸只能反映意见。至于政客，别说引导意见，追逐意见还怕来不及。他们害怕意见，有时甚至到了恐惧的地步，令他们的行动路线丧失了稳定。

于是，群体的意见逐步成为政治的最高指示。在今日，它已能够迫使国家之间结盟，例如最近我们所看到的法俄同盟，几乎就是一场大众运动的产物。当今所睹之怪现状还有：教皇、国王和皇帝们竟纷纷屈尊接受采访，就某一话题交代自己的观点，让群众来评判。过去我们还可以说，政治不是感情用事。但如今，当变化无常、缺乏理性、完全受控于情感的群体逐渐以他们的冲动支配政治，我们还可以这样说吗？

至于报业，曾经的意见领袖，也变得像政府一样，不得不在群体的势力面前退让。诚然，它拥有不可小觑的力量，但这仅仅因为它是群体意见及其万千变幻的反映。成为单纯提供信息的部门，报业不再致力于向人们施加任何观点、任何理念。它在公众思想的各种变化中随波逐流，而出于竞争的需要，它也只能这么做，以免失去读者。曾经被上一代读者奉若真理的老牌权威刊物，比如《宪法报》《论坛报》《世纪报》，或已然消失，或成为了充斥着娱乐八卦和商业广告的资讯型报纸。如今哪里还有一家报纸有足够财力让它的撰稿人表达个人观点，而这些观点，对于那些只求讯息或消遣，并对任何推荐都心存疑虑的读者而言，根本无足轻重。评论界甚至不再有能力捧红一本书或一出戏。他们不是帮忙，而是破坏。报纸太清楚评论或者个人观点是多么无用，于是逐步取消了文学批评，仅限于给出书名和两三行推荐语。不出二十年，戏剧评论恐怕也将面临如此遭遇。

在今天，密切关注各种意见已经成为了报纸和政府的第一要务。一个事件、一项法案、一场演讲产生的效果是什么，这是他们不停要去了解的；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再没有什么会比群体的思想更变化无常了，同一件事物，他们昨日为之欢呼，今日就痛加诅咒，这早已屡见不鲜。

这种对意见的引导力量缺失，以及普遍信仰的瓦解，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一切信念的灰飞烟灭和群体的愈加冷漠，只要不是直接触及切身利益的事，他们就漠不关心。至于学说，比如社会主义，只有在文盲阶层，比如矿工和工厂工人当中，才能赢得真正的信徒。小资产阶级，或者受过一点教育的工人，要么成为怀疑论者，要么就是彻底的墙头草。

这三十年来的演变是令人震惊的。在过去的时代，其实也就在不久以前，人们的意见还是有一个总体趋向的，因为它们的源头都基于某些根本信仰。只要根据某人是君主制拥护者这一事实，我们便知他必定持有某些不可动摇的历史观和科学观；而根据某人是共和主义者的事实，即可判定他一定持有截然相反的观点。君主主义者绝不承认人是从猴子变来的，而共和主义者毫不怀疑人的祖先就是猴子。君主主义者视大革命为洪水猛兽，共和主义者则对之崇拜有加。有一些人名，比如罗伯斯庇尔和马拉，提及时应该一脸虔诚，而说到恺撒、奥古斯都和拿破仑，则必须咬牙切齿地加以痛斥。就在我们的索邦大学，都普遍存在着这种理解历史的幼稚方式。[52]

如今，面对讨论和分析，一切意见都失去了威望；它们的特征很快就磨平，持续的时间非常短暂，很难激起我们的热情。现代人日益被冷漠所侵蚀。

我们不必太过哀叹意见的式微。毋庸置疑，这是一个民族生命衰败的征兆。的确，那些先知、使徒、领袖——总之，那些有信念的人——远比那些惯于否定、批判，或麻木不仁的人更有力量；但是也别忘了，以群体目前的力量，倘若有一种意见获得了足够的威望，被普遍接受，那么它很快就会被赋予强大的专制权力，令所有的一切都臣服于它，而自由讨论的时代也将就此完结。群体有时候是温和的主人，就像在赫利奥加巴勒和梯比留斯时代那样，但他们同时也是狂暴任性的。当一种文明即将落在群体的掌控中，它也就不太有机会再延续下去了。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推迟这一崩塌时刻的来临，那也就是群体意见的极端多变以及他们对所有普遍信仰日益增长的冷漠。

第三卷：不同群体的分类及特点

第一章　群体的分类

群体的一般区分／它们的分类。1.异质性群体。他们的不同类型／种族的影响／群体精神不如种族精神强大／种族精神代表文明的状态，而群体精神代表野蛮的状态。2.同质性群体。同质性群体的不同类型／派别、身份团体和阶级。

我们在本书中已经描述了群体心理的一般特点。不同类型的集体在一定的刺激因素影响下变成群体，除了他们所具有的普遍特点外，我们还应该补充说明他们各自具有的特点。

首先，我们简单谈谈群体的分类。

我们的起点是简单的人群。当它由属于不同种族的个体组成时，它最初级的形态就呈现了出来。他们没有什么共同点，唯一的纽带，就是对头领意志或多或少的遵从。这类人群的典型例子，就是那些来源复杂、在几百年中不断进犯罗马帝国的野蛮人。

比不同种族所组成的人群更高一个层级的，是那些在某些因素影响下，获得共同特质，最终形成一个种族的人群。它们有时候会表现出群体的特征，但这些特征多多少少都由种族特征所决定。

在本书所研究的若干因素影响下，这两种类型的人群都可以转变为有机的或心理学意义上的群体。我们将这些有机的群体进行如下区分：

1.异质性群体

1）无名称的群体（如街头群体）

2）有名称的群体（如陪审团、议会等）

2.同质性群体

1）派别（政治派别、宗教派别等）

2）身份团体（军人身份、僧侣身份、工人身份等）

3）阶级（中产阶级、农民阶级等）

我们将简单指出这些不同类型群体各自的特征。

1.异质性群体

本书前面所研究的就是这类群体的特点。他们由各种职业、各种智力水平的任意个体所组成。

我们现在了解到，基于人是作为行动的群体中的一员这一事实，其集体心理与个人心理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智力并无法令他们避免这一差异。我们已经看到，在集体当中，智力起不到任何作用。唯有无意识的情感在支配一切。

一个主要因素，即种族因素，可以从根本上区分出不同的异质性群体。

我们多次谈到过种族的作用，并指出它是能够决定人们行为的最有力因素。它的作用在群体的性格中也有所体现。一个由任意个体聚集而成的群体，但当中全部是英国人或全部是中国人，这样的群体与另一个同样由任意个体组成，但混合了不同种族，如俄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的群体，还是有根本差别的。

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尽管相当罕见），即在一个群体当中，聚集了比例相近的、来自不同民族的个体，那么，无论把他们聚集在一起的利益从表面上看是多么一致，他们各自所继承的心理结构在其感受和思考方式上产生的深刻差异，还是会立即彰显出来。社会主义者试图在大型会议中把来自各国的工人阶级代表聚集在一起，但这样的努力总是以剧烈的分歧收场。拉丁民族的群体，无论多么革命或多么保守，为了实现自己的要求，无一例外地会寻求国家的干预。他们始终倾向集权，并多多少少倾向于独裁主义。相反，英国人或美国人的群体则不寄望于国家，他们只求助于个人的主动性。法国人的群体最看重的是平等，而英国人的群体最看重自由。这些种族上的差异正好解释了为什么几乎有多少个国家，就会有多少种社会主义和民主。

由此可见，种族气质彻底决定着群体性格。后者的波动始终逃不出前者的范围。所以，一条基本定律就是：相比于种族气质的强势，群体性格远没有那么显著。群体状态以及支配群体的力量，是野蛮或野蛮的回归。通过获得结构稳定的集体精神，种族才逐渐摆脱了群体不经大脑的莽撞，走出了野蛮状态。

除了种族，对异质性群体最重要的分类就是将其划分为无名称的群体（如街头群体）和有名称的群体（如议会和陪审团）。其中，责任感在前一种群体中缺失，而在后一种群体中发展，这使得两者的行为倾向大有不同。

2.同质性群体

同质性群体包括：1）派别；2）身份团体；3）阶级。

派别是同质性群体构成中的第一级别。它包括了在教育程度、职业、社会地位大不相同的个人，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唯一纽带就是信仰。这样的例子诸如宗教派别、政治派别。

身份团体是群体构成中所能达到的最高级别。如果说派别包罗的是职业、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大不相同，只是由共同的信仰联结在一起的个人，那么身份团体则是完全由相同职业的个人组成，因此他们的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也是相当一致的。这样的例子诸如军人团体和僧侣团体。

阶级是由各种来源的个人汇聚而成，他们既不像派别成员那样有着共同的信仰，也不像身份团体那样属于同样的职业，而是在某些利益、某些生活习惯和教育上有着强烈的相似之处。这样的例子诸如中产阶级、农民阶级等等。

本书只讨论异质性群体，而同质性群体（派别、身份团体和阶级）则会放在另一本书中研究。因此我将不在这里分析后者的特点，现在我们只选择几种典型的异质性群体进行考察。

第二章　被称为犯罪群体的群体

被称为犯罪群体的群体／群体犯法时在心理上也许并不能称为犯罪／群体行为的彻底无意识／不同的案例／“九月惨案”参与者的心理／他们的逻辑、感受、残忍与道德。

群体会在兴奋期过后陷入一种纯粹自动的无意识状态，受到各种暗示作用的支配，因此，很难将他归入某一类犯罪群体。我保留这一错误的定语，只是因为它已经成为最近心理学研究中的用词。群体的某些行为就其本身而言确实属于犯罪行为，但这种行为就和一只老虎先让它的幼虎们以撕咬一个印度人为消遣，然后再将他吃掉的行为是一样的。

群体犯罪的动机通常来自强烈的暗示，参与犯罪的个人在事后会坚信自己是在履行一项义务，这与平常的犯罪情况大不相同。

群体犯罪的历史可以证实以上所言。

巴士底狱监狱长洛奈先生的遇害可以作为一个典型例子。当监狱被占领，狱长被疯狂的人群围住，拳打脚踢从四面八方向他袭来。人们建议把他吊死，砍下他的脑袋，或是将他拴到马尾巴上。在挣扎中，他无意踢到了其中一个参与者。于是有人建议，就由这个挨了一脚的人来割断狱长的喉咙，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了群体的响应。

此人是个无所事事的厨子，闲逛到巴士底狱只是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他认为既然这是大家的意见，是爱国主义的行为，于是他相信杀死恶魔甚至可以获得一枚勋章。他用别人递过来的刀向那裸露的脖子捅去，但那把刀太钝了，砍不断，于是他从自己兜里掏出一把黑柄小刀（作为厨子，他对切肉很在行），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前面所提到的机制。服从于他人的教唆，这种教唆因为来自集体而不可抗拒，杀人者坚信自己做了件值得称道的事，而这种坚信是如此自然，因为他得到的是同胞的一致赞同。这样的一种行为在法律上可视为犯罪，但在心理上却不是犯罪。

被称为犯罪群体的群体，他们身上的普遍特质也正是我们在所有群体身上都会看到的：易受教唆、轻信盲从、变化不定、夸大或好或坏的感受、彰显某些道德。

所有这些特质，我们都会在一个群体身上看到，他在法国历史上留下过最为灾难的记忆：“九月惨案”群体。他与制造圣巴托罗缪惨案的群体十分相似。这里我将引用泰纳根据当时的回忆录所记述的细节。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是谁给出了屠杀犯人清空监狱的命令或教唆。可能是丹东，也可能是别的人，但这都不重要。我们唯一关心的事实是：参与屠杀的群体受到了强大的怂恿。

屠杀者群体包含了大约三百人，完全是一个典型的异质性群体。除了极少数的职业无赖外，群体中大多是各行各业的小店主和手艺人：鞋匠、锁匠、理发匠、泥瓦匠、职员、中介等等。他们受到怂恿，就像前面提到的那个厨子一样，完全相信自己是在执行一项爱国使命。他们既当法官又当刽子手，但完全不认为自己是在犯罪。

深信自身使命的重要，他们开始建立审判台，并立即表现出群体的简单化思维和更简单化的正义感。考虑到受指控的人数众多，他们首先决定将贵族、神甫、官员、王宫侍仆，也就是所有那些在爱国者眼中从事有罪职业的个人，不加任何审理，一律判处死刑。对其他犯人，则根据其外表和声誉来做出判决。这样，群体最基本的良心得到了满足，然后他们就可以合法地进行屠杀，释放他们残忍的本能（我曾讨论过这种本能的起源），而集体总是能把它更彻底地发挥出来。但这也毫不妨碍——这是群体的惯常表现——他们在同一时间表现出相反的情感，他们的同情心常常与他们的残忍同样极端。

“他们对巴黎的工人怀有膨胀而冲动的同情心。在阿巴耶，当这个群体中的一员得知囚犯们已经二十六个小时都没有喝上水后，差点就要杀了那个玩忽职守的狱卒，还是犯人们纷纷为其求情才得以活命。当一个犯人被宣告无罪（由临时法庭宣布），看守和刽子手，所有人都争相拥抱他，拼命地为他鼓掌欢呼。”随后他们又继续屠杀其他人。在大屠杀过程中，一种欢快的气氛从未消散。他们围着死尸唱歌跳舞，“专为女士”准备了长凳，以便愉悦观赏处死贵族的过程。他们还一直表现出独特的公正性。阿巴耶的一名刽子手曾抱怨说，座位靠后的女士们看不真切，现场只有少数人能够享受到痛打贵族的乐趣，为了公平观看，他们决定让这些牺牲品缓缓经过两排刽子手，刽子手们只使用刀背砍人，以便延长其受苦的时间。在福斯监狱，人们可以看到受害人全身赤裸，被凌迟长达半个小时之久，直到每个人都看够了，再当着众人的面将他开膛剖肚。

但刽子手们并不是毫无顾忌的，他们还是会表现出我们曾指出过的存在于群体身上的道德意识。他们拒绝占有受害人的钱财和珠宝，并将它们统统送到会议桌上。

在他们的所有行为中，到处可见群体头脑所特有的简单粗暴的推理方式。于是，在屠杀了一千二百到一千五百名国家敌人之后，有人提出，那些关着老乞丐、流浪汉、少年犯的监狱，其实是在养着没用的吃饭人，因此不如把他们全部解决掉，这个建议立刻就被采纳。此外，这些人中当然有一些人民的敌人，比如一个名叫德拉卢的妇女，她是一个投毒者的遗孀：“她肯定对坐牢充满愤怒；如果她能办到的话，她会一把火烧了巴黎；她肯定说过这话，她是这么说过的。也把她除掉算了。”结论很明显，所有人都被处死了，包括五十多名十二岁到十七岁的孩子，他们都有可能变成国家公敌，因此当然很有必要把他们也一并解决掉。

工作了一整周，所有的处决终于结束，刽子手们想着休息了。但他们深信自己为国家立了大功，于是前往政府邀赏，最狂热的分子甚至要求得到一枚勋章。

1871年巴黎公社的历史也为我们提供了类似的事例。随着群体势力的增长和政府权力的不断退让，我们当然还会看到很多这样的情形。

第三章　刑事法庭的陪审团

刑事法庭的陪审团／陪审团的一般特征／统计数据显示，陪审团作出的决定与其成员构成无关／如何影响陪审团／理性的微弱作用／著名律师的说服手段／罪行性质让陪审团持宽容或严厉态度／陪审团制度的益处／其职能若被法官取代将极度危险。

这里我们不可能研究所有类型的陪审团，我将仅就其中最重要的，即刑事法庭的陪审团进行探讨。这类陪审团可以作为有名称异质性群体的极佳例子。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易受暗示、易受无意识情绪控制、缺乏推理能力、易受带头人影响等特质。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将有机会观察到许多有趣的样本，即一些不了解集体心理的人所犯下的错误实例。

陪审团首先让我们看到的是，由不同类型成员所构成的群体在做决定时，其智力水平无关紧要。我们发现，当人们聚集在一起进行审议，需要就某个非技术性的问题给出意见时，智力在其中并不发挥任何作用。一群学者或者艺术家因其身份而集合在一起，但对于某些一般性的议题，他们给出的判断与一群泥瓦匠或杂货商不会有多大的差别。在许多时期，政府部门对构成陪审团的人员慎加选择，从有教养的阶层中进行挑选：教师、官员、文人等等。如今，大多数陪审员则来自小商贩、小资本家或雇员。然而，令专家们吃惊的是，无论组成陪审团的是什么人，统计显示，他们做出的判决总是一样的。那些法官本身，即使是对陪审团制度抱有敌视态度，也不得不承认这一断言的确凿性。对此，一位刑事法庭的前任庭长，贝拉·德·格拉热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

如今，选择陪审员的权力实际上掌握在市议员手里，他们根据自己在政治和选举上的需要，把人列入名单或从名单上删掉……大多数被选入陪审团的人都是普通商人（不像从前那样重要）和某些政府部门的雇员……各种意见与各种专业在陪审员这个角色中融合，许多人都是热情满满的新手，这些有着最良好意愿的人们谦恭地相聚在一起，陪审团的精神并未改变：它的判决依然如故。

记住我所引的这段话当中的结论，而不是那些软弱无力的理由。我们也不必惊讶于这些立不住脚的理由，因为那些律师和法官往往都不了解群体心理，因此也不会了解陪审团。我从刚才这位作者所提及的事实中还发现这样一个证据：刑事法庭上最著名的律师之一拉肖先生，曾一步步利用自己的权力将所有聪明人排除在陪审团名单之外。然而，经验——只需要经验——就会证明这些排除是毫无用处的。事实就是，如今的检察院和律师，至少是巴黎的，都彻底放弃了这样做。正如德·格拉热先生所言，陪审团的判决并无改变，“既没有更好，也没有更差”。

和所有的群体一样，陪审团极其易受感情因素影响，而在推理能力上极为薄弱。一位律师说：“他们见不得母亲给自己的孩子或是孤儿喂奶。”德·格拉热先生则说：“一位妇女只要温顺可人，就足以博得整个陪审团的慈悲心。”

陪审团对于有可能触及自身的罪行毫不留情（当然这些罪行对社会也是最具危害性的），但他们对于激情犯罪却非常宽容。对于杀婴的未婚母亲、用硫酸泼诱奸者的被弃女子，他们就很少表现得严厉，因为他们本能地感到这类犯罪对社会的危害性不大，而且在一个法律不保护被弃姑娘的国家里，这种复仇行为反而有益无害，因为可以震慑那些未来的诱奸者。[53]

就像任何群体一样，陪审团也深受名望的迷惑。德·格拉热先生曾公允地指出，虽然陪审团的构成十分民主化，但他们在情感喜好上却是非常贵族化的：“姓氏、出身、财富、名声、著名律师的帮助，一切能脱颖而出、增光添彩的东西都能成为被告人手中的制胜法宝。”从打动陪审团的感情着手，并且像对付任何群体一样，少说理，或是只采用最简单的说理方式，这些才是一个好律师应该用心之处。一个因为在刑事法庭上屡赢官司而赫赫有名的英国大律师曾总结出如下行为准则：

进行辩护时，他就要留心观察陪审团。这是个有利的时机。依靠自己的直觉和经验，律师从陪审员的面部表情中读出每句话、每个词所起的效果，并从中得出自己的判断。第一步先要分辨出哪些陪审员已经赞同了他的辩护，要确认这一点并不需要费多少功夫。然后，他要把注意力转移到那些看起来还怀有恶感的陪审员身上，并努力弄清楚为什么他们对被告持反对态度。这是他的工作中十分微妙的部分，因为想要给一个人定罪，除了正义感之外，还可以有无限的理由。

这几句话很好地概括了雄辩术的目的，它让我们明白为何事先准备好的演讲稿没有什么用处，因为演说者必须随时根据发言所产生的效果修正措辞。

辩护人不需要让所有的陪审团成员都赞同自己，他只需争取到那些能够左右普遍观点的领袖人物。就像所有的群体一样，陪审团当中也存在少数个体会对其他人起支配作用。“我根据经验发现，”前面提到的那位律师说，“在给出裁决的时刻，只要一个或两个有势力的人，就足以让整个陪审团跟着他们的意见走。”需要巧妙地用暗示来说服的，正是这两三个人。首先，最重要的事就是取悦他们。群体中已经被博取欢心的那个人，就是即将被说服的人，这时候无论向他陈述什么理由，他都会觉得很有道理。我在有关拉肖先生的研究中找到这样一则轶事：

我们知道，拉肖在刑事法庭上发表辩护演说的整个过程中，绝不会让自己的目光离开那两三个他知道或感觉到既权威又执拗的陪审员。通常，他能够成功地把这几个老顽固争取过来。但是有一次，在外省，他发现自己坚持了足足四十五分钟的论辩，都无法打动其中的一名：此人坐在第二排第一个位置，是第七陪审员。局面令人沮丧！突然，在激烈的论辩过程中，拉肖停了下来，对刑事法庭的法官说：“法官先生，您能否让人将前面这块窗帘放下来，第七陪审员已经被阳光晒得睁不开眼了。”第七陪审员顿时红了脸，微笑着表达了谢意。他就这样被争取到辩方这一边来了。

许多作家，包括一些最出众的作家，最近都展开了对陪审团制度的强烈反对，而这种制度是我们面对一个不受控制的身份团体[54]频频犯错时所能用来保护自己的唯一手段。一些作家主张只从受过教育的阶层中选拔陪审员；但我们已经证明，即使这样，他们所做出的决定也会和现在的别无二致。此外，有些作家以陪审团所犯的错误为由，主张废除陪审团，并由法官取而代之。他们怎么能忘了，这些被指责为陪审团所犯的错误，都是法官先犯下的错误，因为当被告来到陪审团面前的时候，他就已经被好几类审查官：预审法官、共和国代理人、上诉法院控告庭一致认定为有罪了。由此可见，如果被告完全是由这些审查官而不是由陪审团做出判决，他们就失去了重获清白的唯一机会。陪审团的错误首先都是审查官们的错误。因此，当出现特别严重的司法错误时，最应受到指责的是这些审查官们。比如对X医生的判决就是如此。一位愚蠢透顶的预审法官根据一个半痴呆女孩的揭发，就给他定了罪。该女孩指控这位医生为了三十法郎就给她做了流产手术。若不是由于触犯众怒，促使最高法院院长立即下了赦免令，这位医生就要被送去劳教。所有民众对犯人名誉的交口称赞令这一明显的错误昭然若揭。那些审查官们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但是出于身份的考虑，他们还是倾其所能地阻扰赦免令的签署。在所有类似的事件中，当陪审团遇到自己难以理解的技术细节时，他们会自然地听取检察院的意见，因为他们认为事件肯定已经由熟悉各种复杂事态的审查官们进行了充分调查。那么，谁才是错误的真正制造者：陪审团还是审查官？我们应该大力维护陪审团。因为它也许是唯一不能由任何个人来取代的群体类型。只有它能够缓解法律的严酷性。法律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在原则上不讲条件，也不考虑任何特殊情况。法官铁石心肠，只认法律文本，出于其职业的严苛性，他们对于盗窃杀人犯和因被诱奸者抛弃而杀婴的可怜姑娘会处以同样的刑罚。而陪审团会本能地感到被诱奸的姑娘与逃脱法网的诱奸者相比，罪过明显要小得多，理应对她从轻发落。

在充分了解了身份团体心理以及其他类型群体心理之后，我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在受到错误指控时，应该去和审查官打交道而不是陪审团。与陪审团打交道还能有很大的机会找回清白，但与审查官就难乎其难了。群体的力量令人畏惧，但某些身份团体的力量则更胜一筹。前者还可以被说服，后者则从不让步。

第四章　选民群体

选民群体的一般特点／如何说服他们／候选人应该具备的素质／名望的必要性／为什么工人和农民很少选举自己的同行／词语和套话对选民的影响力／竞选讨论的一般角度／选民意见如何形成／委员会的权力／它们代表着最可怕的专制／大革命时期的委员会／普选虽然在心理学价值上存在缺陷，但不可被取代／为什么即使将普选权限制在某个公民阶层当中，仍然不会改变选举结果／普选在其他国家是如何进行的。

选民群体，也就是被召集来选择官职担任者的集体，属于异质性群体，但由于他们的行为仅限于一件指向明确的事情：从不同的候选人中做出选择，因此我们可以在他们身上观察到前面所描述过的某些特征。

他们表现出的群体特征往往就是：缺乏推理能力、没有批判精神、易怒、盲从和头脑简单。我们还可以从他们所做的决定中看到群体领袖的影响，以及我们之前列举过的那些因素的作用：断言、重复、名望和传染。

让我们来看看如何吸引选民。在那些最成功的办法当中，心理因素清晰可见。

候选人最首要的条件是享有名望。个人名望唯有财富能够取代。才能，甚至天才，都不是成功的必要因素。

候选人享有名望的必要性，即能够不经讨论就让人们接受自己，是至关重要的。选民——其中大多数来自工人和农民——很少选择自己的同行来代表他们，是因为这种出身的人对他们而言不具有任何名望。如果他们偶然选出了一个与他们同等的人，那往往是因为一些次要原因，比如为了对抗某个大人物、某个平日里选民不得不依赖的强势雇主，他们以此获得翻身做主的短暂幻觉。

但享有名望并不足以保证候选人取得成功。选民特别需要别人满足他们的贪婪和虚荣；必须对他们极尽讨好之能事，并毫不犹疑地许下天花乱坠的诺言。如果他们是工人，那就竭尽所能辱骂痛斥他们的雇主。而对于竞选对手，则要运用断言、重复和传染等方法竭力挤压他，让人们确信他是一个十足的无赖，累累恶行众人皆知。显然，寻找所谓证据是毫无用处的。如果对手不了解群体心理，他就会努力用各种论据为自己辩护，而不是仅以断言来驳斥断言；可这样一来，他就没有任何获胜的机会了。

候选人写成文字的纲领不可过于明确，因为对手将来会以此对付自己；但口头纲领则可以尽可能夸大其辞。最重大的改革方案都可以面不改色地予以承诺。此时，这些夸张的许诺可以产生巨大的效果，而且不用对未来负任何责任。持续的观察证明，选民从来不会费心去了解自己选出的人是否履行了之前的誓愿，尽管当时选举他正是以那个誓愿为前提的。

至此，我们已经看到前面所讨论过的所有说服因素。我们还将在“词语和套话”——我们已经谈到过它们的神奇力量了——所产生的作用中看到这些因素。一个懂得如何运用这些说服手段的演说家能够随心所欲地支配群体。一些表达诸如：罪恶的资本、卑鄙的剥削者、可敬的劳工、财富的社会化，如此等等，总是能产生同样的效果，尽管这些词已经有点被滥用了。但如果候选人能找到新的用词，而且语意足够模糊，就能够满足各种人的期待，由此大获全胜。1873年那场血腥的西班牙革命就是由一个含义复杂、任何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方式诠释的奇妙词语所引发的。当时的一位作家曾讲述了这种说辞的产生，在此值得引述：

激进派已经发现，集权制的共和国其实是乔装打扮的君主国，为了取悦他们，西班牙议会一致宣告成立“联邦共和国”，而投票者们谁也不清楚自己所投的票赞成的是什么。但这个说法让所有人都很高兴，他们陶醉其中，欣喜若狂。幸福与美德的王国在人间揭幕。一个共和主义者，若是被对手拒绝称为联邦主义者，会认为自己受到了致命的侮辱。人们在大街上这样相互问候：“联邦共和国万岁！”然后为军队的无纪律和士兵的自主自治高唱颂歌。什么是“联邦共和国”？有些人将其理解为各省的解放，类似于美国的制度或者行政分权制；有些人则认为它是消灭一切权威，即将开启社会大清算。巴塞罗那和安达鲁西亚的社会主义者鼓吹市镇权力至上，他们打算在西班牙建立一万个独立的自治市，自己立法，同时取消军队和警察。我们很快就看到，在南部各省，起义从一个城市蔓延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村庄蔓延到另一个村庄。当一个市镇发出政变宣言，它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破坏电报和铁路系统，切断所有与相邻地区以及马德里的联系。所有市镇无一例外。联邦制变成了粗暴的各立门户，到处都充斥着杀人放火的血腥狂欢。

至于理性对选民头脑可能产生的影响，千万不要去读那些关于选民集会的报道，以免产生错觉。在这种集会上，人们言之凿凿，相互痛斥，有时甚至殴打起来，但从来就不进行论证。即使出现片刻安静，也是因为某个难缠的列席者宣称自己要出题为难一下候选人，而这类提问总能取悦听众们。但是反对派的满足不会长久，因为抢先发言者的声音很快就会被对手的起哄声压倒。从报纸上无数类似的公众集会报道中，我们可以选出一些典型事例：

一名组织者请在场的人选出一名主席，骚动立即爆发了。无政府主义者跳上讲台，企图占领会议桌。社会主义者极力反抗；人们扭打在一起，互相指责对方是奸细、叛徒，如此等等。一个公民捂着被打肿的眼睛离开会场。

会议就这么勉勉强强地在喧闹当中继续下去，X同志开始讲话。

演讲人开始大肆抨击社会主义者，而对方则以“白痴！混蛋！流氓！”等等的叫骂回敬他。X同志根据这些脏话提出理论称社会主义者们才是“白痴”或“笑话”。

……阿勒曼派昨晚在福伯格宫大街的商会大厅组织了一次庆祝五一劳动节的预备大会。会议的口号是：“沉着冷静。”

G同志称社会主义者为“白痴”和“骗子”。

听到这些话，演讲者和听众互相斥骂，甚至大打出手；桌子、椅子、板凳，全都变成了武器。

千万别以为这种争论专属于某个特定的选民群体，并由他们的社会地位所决定。在所有不具名的集会中，不管是什么集会，哪怕其成员全部由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构成，会上的争论也是一样的景象。我已经指出过，身处群体的人们会降到同样低的智力水平，这样的证明比比皆是。例如，以下就是我从报上摘取的一段关于一场全部由大学生组成的集会的报道：

随着夜色渐深，喧嚣有增无减；我看没有哪个演讲者不是说上两句话就被打断的。每时每刻都有叫喊声从这一处或那一处冒出来，或者同时从每个角落冒出来；有人鼓掌，有人发出嘘声；各方听众都加入激烈的争论；有人挥舞棍棒，气焰嚣张；有人有节奏地敲击地板；“轰出去！”“让他说！”的叫喊声此起彼落。

C先生满嘴都是混蛋、懦夫、怪物、小人、唯利是图、睚眦必报之类的形容语，而他宣称要把这些词统统消灭。

如此等等。

人们也许会问，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怎么形成选民观点？但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其实是对集体所享有的自由程度怀有奇怪的幻觉。群体的意见是别人施加的，从来不是自己推理出来的。在这里所谈的事例中，选民的意见和选票是操纵在选举委员会手里的，而它的领头人物往往都是一些酒商，他们对工人有极大的影响力，因为工人们都向他们赊账。

当今最勇敢的民主斗士之一，谢勒先生写道：“你们知道什么是选举委员会？它其实就是我们各项制度的钥匙，政治机器的基石。今日法国就是在委员会的统治之下。”[55]

只要候选人令人满意，又拥有足够的财源，那对他们施加影响就没多大困难。根据捐款人的招认，三百万法郎就足以保证布朗热将军当选。

选民群体的心理就是如此。他和其他群体一样：既不更好，也不更坏。

以上所言并没有让我得出反对普选的结论。如果让我来决定它的命运，出于一些实际的原因，我会保留它的存在，这些原因来自于我们对群体心理的研究，因此，我将对此进行阐述。

毫无疑问，普选的缺陷十分明显，无法视而不见。我们必须承认，文明是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少数精英的作品，随着金字塔层的加宽，智力水平也随之递减，其基底就是这个民族的大众。一个民族的伟大，如要建立在以人数取胜的底层成员的投票上，是不可靠的。还有一件毋庸置疑的事是，群众的选票往往是相当危险的。它们已经让我们付出过好几次外敌入侵的代价；而随着社会主义学说的胜利，异想天开的人民主权论必将让我们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这些理论上出色的异见在实践中并无作用，但别忘了，当观念转化为信条之后，势不可挡。群体权力至上的信条，从哲学上来看，和中世纪的宗教信条一样站不住脚，但它如今却拥有绝对的权力。因此，它就像我们曾经的宗教观念一样不可战胜。设想一下，一个现代的自由思想家被某种魔力送回中世纪。你认为，当他看到当时盛行的宗教观念所拥有的至高权力后，会试图与之斗争吗？当他落入能够把他送上火刑柱的法官之手，被指控与魔鬼签了契约，或是赴过女巫的魔宴，他还会想着争议魔鬼或女巫的存在吗？与群体的信仰作对，不亚于与飓风作对。普选的信条在如今拥有和过去的宗教信条一样的威力。演说家和作家们说起它时表现出的恭敬和奉承，连路易十四都不曾享有。因此，对待它必须像对待所有宗教信条一样。唯有时间能对它起作用。

此外，尝试动摇这种信条更是无用的，原因显而易见。托克维尔说得对：“在平等的时代，人们并不相信对方，因为他们彼此相似；但正是这种相似性使得他们几乎毫无节制地信任公众的判断；因为在他们看来，既然大家知识水平相当，那么真理没理由不是站在大多数人这一边的。”

现在是否可以认为，如果给选举权设限（比如限制在聪明人当中）就能够改进群体的投票结果？我任何时刻都不会同意这一点，理由我已经说过：一切集体，无论由什么样的成员构成，其智力水平都是低下的。在群体中，人们总会趋向一致，在一般性的问题上，四十名院士的投票不会比四十名挑水工的投票更高明。我一点都不相信，任何一次备受谴责的普选投票，如帝国的重建，换成只由学者文人来当投票者，其结果会有什么不同。一个人不会因为通晓希腊语或数学，是建筑师、兽医、医生或律师，就对社会问题有着特别清晰的了解。我们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受过高等教育，大多数是大学教授或院士，然而，他们何曾对任何一个普遍性问题：贸易保护、复本位制等达成过一致意见？原因在于，他们的学识只不过比普遍的无知看上去好一点点。面对充满未知的社会问题，人们的无知并没有什么两样。

因此，如果只由学识渊博的人组成选民群体，他们的投票也不会比如今的选民好多少。他们还是受到自己的情感和党派意志的支配。这丝毫不会减轻我们如今所面临的困难，并且我们必定还会遭遇来自身份团体的专制压迫。

不管是受到限制还是普遍拥有，不管是在共和制还是君主制下，是在法国、比利时、希腊、葡萄牙还是西班牙行使，群体的选举权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它所表达的，不过是一个种族无意识的向往和需要。在每个国家中，被选中的人的平均水平代表的就是这个种族的平均心智。从一代人到另一代人，这种水平几乎没有变化。

由此，我们再次落到“种族”这一之前已多次遇到的基本概念上，以及由此引出的另一个观念：即制度和政府对民众的生活并不真正产生多大的影响。民众主要是受到其种族禀性的支配，也就是说，受到祖先遗传残余的支配，所谓种族禀性，就是这些残余的总和。种族与日常生活的枷锁，就是主宰我们命运的神秘主人。

第五章　议会

议会中的群体表现出有名称的异质性群体的大部分共同特征／意见的简单化／易受暗示以及所受暗示的局限性／固定的意见和易变的意见／容易犹豫不决的原因／领袖的作用／他们具有名望的理由／他们是议会的真正主人，议会上的投票只是少数人的投票／他们行使的绝对权力／演说术的要点／词语和画面／极易信服和头脑狭隘在心理上对于领袖的必要性／没有名望的演讲者不可能说服他人／或好或坏的情感在议会中的夸张／议会在某些时刻的无意识行为／国民公会的实例／议会失去群体特征的情况／专家在技术问题上的影响力／议会制度在所有国家的优势和危险／它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但造成财政浪费，并逐步对一切自由产生限制／结论。

议会代表的是有名称的异质性群体。虽然议会的选举方式因时代和民族而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有着非常相似的特征。种族的影响或削弱或强化这些特征，但不会妨碍它们的显示。在各个不同的地区，比如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美国，它们的议会在辩论和投票上表现出极大的相似性，留给各自政府的困难也十分相同。

然而议会制度是所有现代文明民族的理想。这种制度认为，许多人聚集在一起会比少数人更有能力对某一问题做出明智而自主的决定。这种观念从心理学上说是错误的，但却被人们广泛接受。

我们从议会中还是可以看到群体的普遍特征：想法简单、易受刺激、易受暗示、情感夸张、受领袖人物的主导影响等。但是，由于其特殊的构成，议会群体表现出某些不同的特点。我们将在下面指出。

意见的简单化是议会群体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在所有党派中，尤其是拉丁民族的党派，无一例外地存在一种倾向，即通过最简单的抽象原则和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规律来解决最复杂的社会问题。当然，原则因党派而异，但仅仅因为个人身处群体这样的事实，他们就总是倾向于夸大这些原则的作用，非要将其贯彻到底不可。尤其议会所代表的，更是一些极端的意见。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是议会意见简单化的完美典型。他们的脑袋里装满教条和逻辑，全是含糊的概论，却忙不迭地贯彻他们死板的原则，全然不考虑具体事件；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他们经历了大革命，却看不到这场革命。他们把极为简单的教条当作指引，幻想把整个社会彻底改造，把一个精致的文明远远地退回到社会进化前的阶段。他们用来实现梦想的办法同样也带有绝对的简单化特质。实际上，他们做的只不过是用暴力把妨碍他们的一切都摧毁。而且，无论他们是吉伦特派、山岳派、热月派还是其他什么派，全都深受这一精神的激励。

议会中的群体特别容易受到暗示；而且，就像所有的群体一样，暗示来自于拥有名望的领袖人物；但是，必须指出，暗示性在议会群体中有着非常明确的界限。

在地方利益或地区利益的所有问题上，议会中的每个成员都持有固定的、不可改变的观点，任何论证都无法使其动摇。即使有狄摩西尼的辩才，也无法改变一个众议员在贸易保护或酿酒业特权等问题上的投票，这类问题代表着有影响力的选民们的切身利益。这些选民早在投票期之前就发出的暗示，足以压倒一切其他暗示，维持意见的绝对固定性。[56]

在一些普遍问题上：推翻一届内阁、开征一种新税等等，则不再有任何固定意见了，领袖人物的暗示可以发挥作用，但并不完全像在普通群体中那样。每个政党都有其领袖，他们的影响力有时候是旗鼓相当的。结果是，一个众议员会发现自己处于截然对立的建议当中，因此注定犹豫不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会看到，他在短短一刻钟之内会做出完全相反的投票，或为一项法案增加一条使其失效的条款：比如剥夺工厂主选择和解雇工人的权力，然后又用一项修正案几乎废除掉这项措施。

正是因此，在每一届议会上会有一些非常固定的意见和一些非常未定的意见。实际上，一般性的问题数量最多，因此议而不决的现象司空见惯。之所以议而不决，是因为对选民永远存在担心，因为选民潜伏的建议总是有可能抵消掉领袖人物的影响力。

不过，如果一个议会中的成员事先没有形成不可动摇的意见，领袖人物在多数的辩论中终究还是真正的主导。

这些领袖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任何国家的议会中，都可以看到他们以团体头目的名义存在。他们是议会的真正统治者。群体中的人没了首领就不知所措。这就是为什么议会中的表决通常代表的只是少数人的意见。

领袖很少以论理来发挥影响，而更多是通过他们的名望。最好的证据就是，如果他们的名望忽然被时势所剥夺，他们就不再具有影响力了。

领袖的这种名望只属于个人，与头衔或声誉无关。朱尔·西蒙[57]先生在评论1848年国民议会——他也列席其中——的大人物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值得注意的例子：

路易·拿破仑在两个月前还无所不能，现在就什么也不是了。

维克多·雨果登上讲台。无功而返。人们听他说话，就像听菲利克斯·皮阿[58]说话；他没有得到多少掌声。“我不喜欢他的观点，”沃拉贝勒这样对我说起皮阿，“不过他是法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也是最伟大的演说家。”埃德加·基内[59]才智超群，但算不上人物。他在议会召开之前受欢迎了一阵子，但在议会里，他籍籍无名。

政治集会是世上最不在乎才华的地方。人们在这里只关心时间地点相宜的辩论，只服务于党派，却无益于国家。要想让他们对1848年的拉马丁以及1871年的梯也尔表达敬意，就得用迫在眉睫的利益来刺激才行。危机一旦过去，人们就立刻忘记感激，忘记恐惧。

我引用上面的话，是因为其中包含的事实，而非其所提出的解释。这当中的心理学微不足道。群体一旦效忠于领袖，无论是为国家还是为党派，都会立刻失去群体之特性。服从于领袖的群体慑于他们的名望，当中并无利益牵绊或感激之情。

因此，享有足够名望的领袖几乎掌握着绝对的权力。一位著名的众议员在最近的大选中因为某些金融问题被击败了，但多年时间里，他因其名望而拥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只消一个简单的手势，内阁便倒台了。有个作家用以下几行话清晰地记录了他行为的影响：

就是因为这位X先生，我们不得不付出比正常高出三倍的价钱买下东京[60]，在马达加斯达也没有站稳脚跟，还在南尼日尔被人夺取了整个帝国，并且失去了在埃及的优势地位。——X先生的谬论让我们付出的领土代价，比拿破仑一世造成的损失还要巨大。

对于这种领袖，我们不应太过苛责。他们的确让我们付出巨大代价；但他们的影响力大部分都是由于顺应了民意，而民意在殖民地问题上，当时还远远没有达到如今的水平。领袖很少能够超前于民意，他所做的几乎永远都是顺应民意，并且赞同他们的一切错误。

领袖在名望之外的说服手段，是我们多次提及过的要素。要想巧妙运用这些手段，领袖必须能够深入了解群体心理（至少以无意识的方式），并且懂得如何对他们说话。他尤其应该知道词语、套话和形象的神奇影响力。他应该掌握独特的、综合的辩才：强有力的断言——不提供任何证据；生动的形象——辅以笼统粗浅的推论。这就是我们在所有议会，包括最以沉稳著称的英国议会上都能看到的辩论类型。

英国哲学家梅因[61]说：“我们时常从下议院的争论中看到，整个辩论不过就是暴烈的人们用无力的大话彼此交锋。这种一般的套话能够对纯粹的民主想象产生巨大的影响。将一般的主张用惊人之语来表现，总是能轻易地被群体所接受，哪怕它从来没有得到过证实，并且也许不可能得到任何证实。”

前面引文中“惊人之语”的重要性，可谓毫无夸张。我们已经多次谈到词语和套话的特殊力量。在措辞的选择上，必须以是否能唤起生动的形象为准。下面这段话摘自我们的一位议会领袖，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

那天，同一艘船载着声名狼藉的政客和目无法纪的杀人犯，驶向热病肆虐的流放地。他们彼此交谈，视对方为同一社会秩序下互补的两面。

这样的句子唤起的形象如在眼前，连演说者的所有反对者们都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威胁。他们顿时看到了热病肆虐的土地，和一艘可以将他们送到那里的船。因为他们不就极有可能属于那些岌岌可危的政客中的一员吗？于是他们隐隐感到恐惧，这种恐惧，就如同国民公会的人们所感受到的，罗伯斯庇尔用断头台发出的含糊恐吓，在这样的恐惧中，他们总是对他一再退让。

领袖极尽所能夸大其辞，总是对他们大有好处。我刚才引用过的那位演说家能够断言——且不受到强烈反对——说银行家和教士们在资助扔炸弹的人，说大金融公司的董事应该和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受到惩罚。这样的断言永远能在群体中发挥作用。断言再激烈、再具威胁性都不过分。没有什么比这种辩论术更能唬住听众。因为他们担心自己一旦提出异议，就会被当作叛徒或帮凶。

就如我刚才所说，这种特别的辩论术在任何集会中都是战无不胜的；在危机时刻，它的作用就更为有效。从这个角度看，法国大革命时期各种集会上大演说家们的讲话，读起来就非常有意思。他们无时无刻不感到有必要停下来谴责罪恶、弘扬美德，然后还要大声咒骂暴君，发誓不自由毋宁死。在场的听众站起来，热烈地鼓掌，然后平静下来，坐回座位。

领袖偶尔也可能是有智识的，但这对他往往弊大于利。在展示事物的复杂性，并允许做出解释和理解时，智力总是会使人变得宽容，于是大大削弱了使徒身上所必须有的强烈信念。在一切时代，尤其是大革命时代的伟大领袖，头脑狭隘得一塌糊涂；可偏偏越是狭隘，越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他们当中最著名的演说，即罗伯斯庇尔的演说，常常以其前后的矛盾性令人瞠目结舌；如果只看这些演说，人们完全无法理解，这个强大的独裁者是如何拥有这么巨大的影响力：

拉丁文化和教学辩论中的陈词滥调是用来服务那些既幼稚又平庸、在进攻和防守中只会像小学生一样说“那就上啊！”的人们。没有观点、没有技巧、没有俏皮话，狂言只会令人感到无聊。当人们走出沉闷乏味的演说厅，会迫不及待地像德穆兰[62]一样大叹一声：“唉！”

一种与极端狭隘的头脑相结合的强大信念会赋予一个有名望的人什么样的力量，有时想想都令人恐惧。但必须满足这样的条件，一个人才可能漠视障碍、一往无前。群体本能地在这些精力旺盛、信仰坚定的人当中寻找自己的主子，他们总是需要这样的人物。

在议会中，演说的成功几乎只取决于演讲者的名望，而与他的说理无关。最好的证明就是：当一个演讲者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失去了他的名望，他就同时失去了一切的影响力，也就是说，他不再拥有主导投票的能力。

至于籍籍无名的演讲者，就算他拿着论证充分的讲稿出场，可仅凭这些论证，他连被聆听的机会都没有。老众议员德索布先生最近对缺乏名望的众议员做出了如下描绘：

当他走上讲台后，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讲稿，一丝不苟地在面前摊开，信心满满地开始演讲。

他自认为能将令他深受鼓舞的信念传递到听众的心灵中去。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他的论证，他对数字与证据充满信心，他确信道理站在他这一边。他觉得在这样显而易见的事实面前，一切反抗都是无效的。他开讲了，感到理直气壮，而且认为同事们都会聚精会神地听他说，因为对于真理，他们当然唯有心悦诚服的份……

他才开口，就吃惊地发现大厅并不安静，他对越来越大的嘈杂声感到有些不悦。

为什么不能保持安静呢？为什么大家都不专心听他演讲？那些忙着交谈的人都在想些什么？有什么事那么要紧，让他们时不时要离开座位？

他的脸上掠过一丝不安。他皱了皱眉头，停了下来。在议长的鼓励下，他又提高了音量，重新开始。还是没有人听他的讲话。他加重语气，做出手势，但噪音已经将他层层包围。他连自己都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只好又停了下来。然后，由于担心自己的沉默会引来可怕的嘘声：“下去！”他又无奈地重新开始了。喧闹声变得让人无法忍受。

当议会达到一定程度的兴奋状态后，它们就变得和一般的异质性群体没有多大区别，因此它们的情感总是表现出极端的特点。最伟大的英雄行为和最凶残的暴行，都出自它们。个人不再是他自己，他失去了自我，投出的票可以与他的自身利益完全相悖。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说明了议会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丧失自我意识，听从与自身利益完全相悖的建议。对于贵族而言，放弃自己的特权是一种巨大的牺牲，但是在国民公会期间那个著名的夜晚，他们却义无反顾地这样做了。对于国民公会议员而言，放弃自己的不可侵犯权就将永远处在死亡的威胁之下，但他们这样做了，而且不惧自相残杀，尽管他们深知，今天他们将同伙送上断头台，明天身处这铡刀下的，也许就是他们自己。

他们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我所描述过的，完全不由自主的状态。任何考量都无法阻挡他们服从那些令他们冲昏头脑的建议。下面这段话摘自他们当中一位名叫比劳·凡尔纳的回忆录，说的正是这一典型情况：“人们对我们的决议大加指责”，他说，“其实在两天甚至一天以前我们也非常不想要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危机造成的决定，只是因为危机。”他说的再正确不过。

同样的无意识现象在国民公会所有情绪激昂的会议上都可以看到。泰纳说：

他们批准并下令执行他们引以为荣的措施。这些措施不仅愚蠢、疯狂，而且罪恶：杀害无辜百姓，杀害他们的朋友。在全体一致的热烈掌声中，左派联合右派，把他们的最初首领、大革命最伟大的发起人和领导者——丹东送上了断头台。在全体一致的热烈掌声中，右派联合左派，做出了大革命政府最糟糕的决议。在全体一致的激情欢呼中，在对德布瓦、库东和罗伯斯庇尔等人的狂热崇拜中，国民公会本能地一再改选，让杀人的政府留在台上。平原派憎恨政府，因为它草菅人命，山岳派憎恨政府，因为它滥杀无辜。平原派和山岳派，多数派和少数派，最后都成为了屠杀自己的帮凶。牧月22日，整个国民公会引颈就戮。热月8日，在罗伯斯庇尔发表演讲的一刻钟当中，同样的情况又再度发生。

这幅画面看起来昏暗，却十分准确。足够兴奋和着魔的议会就会表现出同样的特点。它们成为了变化无常的人群，服从于各种欲望的驱使。以下这段有关1848年议会的描述，来自斯布勒尔先生，一位有着不容怀疑的民主信仰的议员。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我所描述过的关于群体的一切夸张情感及其极度多变性——它们能在瞬间从一种情感转向另一种截然相反的情感。

分裂、嫉妒、怀疑、时不时的盲目信任与无节制的期待，令共和党走向灭亡。它的天真质朴与它的普遍怀疑不相上下。完全没有法律意识、不知道纪律为何物、恐怖与幻象没有界限——农民和孩子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他们的平静与急躁相媲美。他们的野蛮与温驯不相上下。这是不成熟的性格以及教养缺失所导致的特点。没有什么事能让他们吃惊，但任何事又都能令他们慌乱。他们既担惊受怕、胆小如鼠，又英勇无畏、不屈不挠，他们可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也可能在影子面前就退缩。

他们完全不懂事物的原因和关联。忽而垂头丧气，忽而得意忘形，非常容易恐慌，反应永远过度。他们像流水一样无常，映照出所有的颜色，变幻出所有的形态。我们还能期待他们奠定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基础？

幸运的是，我们刚才所描述的所有这些议会当中的特点，并不会经常出现。议会只有在某些时刻才会变成群体。组成议会的个人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够保持自己的个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议会能够制定出非常出色的法律。这些法律的作者确实都是专家，在自己安静的书斋中拟定草稿；而被表决通过的法律事实上是个人的作品，而不是议会的产物。这样的法律自然是最好的。只有当一系列面目可憎的修正案把它们变成了集体产物时，这些法律才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群体的产品无论何时何地，永远都比孤立个体的产品来得低劣。是专家们帮助议会避免了一堆毫无条理或缺乏检验的举措。这时，专家是群体的暂时领袖。议会影响不了他，但他可以影响议会。

尽管在运作上有诸多困难，但议会仍是人类迄今为止所找到的最佳统治方式，尤其是最有可能摆脱个人独裁的统治方式。至少，对于哲学家、思想家、作家、艺术家和学者，总之一句话，对于所有构成文明金字塔顶端的人们而言，议会无疑是最理想的统治。

不过，事实上，它造成两种严重的危险：一是不可避免的财政浪费，二是对个人自由的逐步限制。

第一种危险是各种紧迫需求与选民群体缺乏远见的必然结果。如果一个议员提出一项符合民主理念的补偿举措，比如承诺所有工人的退休金补助，提高养路工人、小学教师待遇等等，而其他众议员由于害怕选民不满，不敢忽视其利益，于是也就不敢反对这项提案，尽管他们深知此举将大大加重财政预算的负担，并必然造成新税种的设立。他们在投票过程中是不可能犹豫的。增加开支的后果属于遥远的未来，对他们没有什么不利的影响，而如果投了反对票，造成的后果在他第二天面对选民的时候就会清清楚楚地展现出来了。

除了第一个原因：开支过度外，还有一个同样具有强制性的原因，即必须赞同一切为了地方利益的开支。一个众议员没法反对这种开支，因为它们代表的还是选民的要求，而每个众议员若想为自己的选区争取到所需要的开支，只能同意同僚们所提出的类似要求。[63]

上面所提到的第二种危险，是因议会所造成的对自由不可避免的限制，表面上并不明显，但却千真万确。这是由大量法律造成的结果，而这些法律总是带有限制性。议会目光短浅，对其后果茫然无知，他们只认为自己有义务表决通过。

这种危险当然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即使在英国这个提供了最完美的议会体制、议员对其选民保持了最大独立性的国家里，这种危险仍无法逃脱。赫伯特·斯宾塞在很早以前的一本著作中就曾指出过，表面自由的增加必然伴随着真正自由的减少。在他最近的著作《个人与国家》中，他又再度谈到了这个问题。关于英国议会，他是这样说的：

这段时期以来，立法一直都走在我所指出过的路线上。快速膨胀的独裁政策不断地倾向于限制个人自由，这表现在两个方面：每年都有大量的法令被制定出来，对公民施加限制，过去完全自由的行为现在不能做了，而过去全凭个人意愿、可做可不做的事现在成为了必须完成的行为。同时，日益沉重的公共负担，尤其是地方上的公共负担，通过减少公民可以自由支配的利益份额，增加从他那里剥夺过来用于满足公共喜好的份额，进一步限制了他的自由。

这种对自由的逐步限制在各个国家都以一种独特的形式表现出来（斯宾塞对此没有明确地指出）具体的形式是这样的：大量法律措施的建立（大体上都是限制性法令）必然导致负责实施这些法律的公务员人数、权力和影响的增加。因此，这些公务员有可能逐步地成为这些文明国家的真正主人。他们拥有更大的权力，因为在永不止息的权力更迭中，公务员群体是唯一能够不受这些变化触动，唯一能够不承担责任、不具有个性，并且永远存在的群体。在所有的专制统治中，没有什么能比这三大特点更具有压迫性。

不断制定限制性法律法规，把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的行为用最繁琐的条条框框包围起来，必然会将公民自由活动的空间限制在越来越窄小的范围内。各国的民众被这样一种幻象所蒙蔽，认为法律制定得越多，自由和平等就越能得到保障，于是他们每一天都在接受越发沉重的束缚。

他们的逆来顺受会引来恶果。习惯了忍受一切枷锁，他们很快就会变成主动去寻求奴役，最终失去所有的自发性和所有的活力。那时，他们就只是一个个虚幻的影子，被动、消极、疲软无力。

当人在自己身上已经找不到原动力，他必然会向自身外部去寻找。随着公民越来越麻木和虚弱，政府的角色就不得不一再强化。它们必须表现出个人所不再拥有的主动性、责任感和领导力。它们必须承担一切、领导一切、保护一切。国家成为一个全能的上帝。但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上帝既不能持久，也并不真正强大。

在一些国家中，所有自由的逐步受限（尽管表面上的许可给了民众拥有自由的幻觉）是这个民族的衰老所产生的结果，这同样也是任何一种政治体制的结果。它是衰败期开始的预兆之一，这种衰败，迄今为止任何文明都无法逃脱。

如果以历史的教训和各处涌现的预兆来判断，我们的一些现代文明都已经到达了这样一个极度衰老、行将就木的阶段。所有的民族似乎都无法避免要经历这同样的阶段，因为显而易见，历史总是在不断重演。

文明进化的这些一般阶段，很容易可以做一个简要的总结，我们也将以此来结束本书。

纵观我们之前的文明所历经的伟大与衰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在这些文明的诞生之初，一群来源不同的人，因移民、入侵或征服等偶然因素而聚集在一起。他们流着不同的血，说着不同的语言，信仰也各不相同，这些人之间唯一的共同纽带，就是某个首领半认可的法律。在这些混杂的群居点中，可以看到最突出的群体心理特征。他们当中有短暂的团结、英雄主义、脆弱、冲动和暴力。没有什么是稳定的。他们是野蛮人。

接着，时间造就了自己的作品。环境的相同、种族间不断的通婚、共同生活的必要性，慢慢地发挥着作用。不同的群居点开始融合并形成种族，即形成具有共同特性和情感的集合体，在遗传的作用下日益稳固。群体变成了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将有能力走出野蛮状态。

但是，只有在经历了漫长的努力、不断重复的抗争，以及无数次的重新开始，从而获得了某种理想之后，它才算真正走出蛮族阶段。这种理想是什么性质并不重要，无论是罗马的崇拜、雅典的强盛还是真主安拉的胜利，都足够让正在成型的种族中的所有个体在思想和情感上实现完全的统一。

这时，一个有着自己的制度、信仰和艺术的新文明就诞生了。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这个种族逐渐获得能够带来光荣、力量和伟大的素质。在某些时候，它无疑还是乌合之众，但在群体变幻不定的特征背后，会形成一个稳固的基础，那就是一个种族的禀性，它紧紧地限制着一个民族波动的幅度，并规避着风险。

但是，当时间完成它的创造性工作后，就开始了破坏的过程，无论是神还是人，都无法逃脱。当文明的强盛和复杂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就停止了前进，而一旦止步不前，它就注定迅速衰落。它的老年时期来到了。

这个不可避免的时刻，总是以支撑种族精神的理想走向衰弱作为标志的。随着这一理想变得苍白无力，一切在它的激励下建立起来的宗教、政治或社会基础，都开始动摇。

随着理想的逐步消亡，种族也日益失去其团结、统一、强大的源泉。个人的个性和智力可以增长，但与此同时，种族的利己主义被个人利己主义的过度发展所取代，随之而来的是个性的弱化和行动力的减少。形成一个民族、联盟、集团的群体，最终变成一群没有凝聚力的个人，仅仅在某些时刻，因为传统和制度而人为地维系在一起。

这时，因个人利益和愿望而四分五裂、无法自我治理的人们，在最微不足道的行为上都需要被领导，于是国家开始发挥它铺天盖地的影响力。

随着古老理想的彻底丧失，种族最终也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它只不过是一群孤立的个人聚集在一起而已，这就又回到了最初开始的状态：一群乌合之众。它身上的特质短暂易变，既不可靠，也没有未来。文明失去了稳定性，只能随波逐流。平民为王，莽夫横行。这个文明也许看上去还是灿烂的，因为它那由悠久历史所赋予的华丽外表仍在，但事实上它的根基已被腐蚀，岌岌可危的大厦，在下一场风暴来临之时就将土崩瓦解。

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从野蛮走向文明，再随着梦想力量的失去，走向衰落和死亡，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循环。

附录 论自愿为奴

艾蒂安·德·拉波哀西　著
王明睿　译

“有多位主人没有好处，

我们只要一位。

只要一位主人，只要一位国王。”

这是荷马笔下的尤利西斯公开演说的话。

如果他只说“有多位主人没有好处”，就足够了。但他没有由此推演出多人统治是不会有好处的，却加了一句“只要一位主人……”，而一旦只有一个人拥有了主人的头衔，他就会变得强权并失去理智。

也许应该原谅尤利西斯发表了这段言论，因为他是借此来平息军队暴动的：我认为，他是想让演说更符合时局而非真理。但想一想，受奴役于一个主人，一个我们永远都不能相信心存善良的主人，一个只要他想就总有能力变得凶恶的主人，这是一种极度的不幸。至于服从多位主人，则是变得加倍极度不幸。

我无意在此讨论已经争辩多次的问题，即“其他共和形式是否优于君主制”。如果要讨论，那么在寻找君主制在管理公众事物的多种模式中应该占有的位置之前，我会问是否真的有必要给它一个位置，因为很难相信在这一切都只是一个人的政府里还有什么是公众的。不过我们可以另找时间来探讨这个问题，它值得好好做另一篇论文，也会引发各种政治辩论。

此刻，我只想弄明白，这么多人、这么多乡镇、这么多城市、这么多民族是如何能够多次忍受一个暴君。这个暴君，只拥有他们所赋予的权利，只有在他们愿意忍耐时才有能力伤害他们，而如果他们不愿忍受一切却想反抗，他就不再能够对他们做出任何坏事。这的确是件令人震惊的事（但却如此普遍，只能悲叹，无需愕然），看到悲惨地遭受奴役的百万人民，头颅卡在枷锁里，不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某股强大势力的压迫，而是因为他们被某个人那唯一的名字迷惑了，甚至可以说是蛊惑了，他们本不该畏惧他，因为他只是一个人；也本不该去爱他，因为他对他们所有人都是非人道的、残忍的。可这恰恰就是人们的弱点：在被迫下服从，在强制下延误时机，总是成不了最强者。所以如果一个民族，为兵力所迫，臣服在一个人的权威下，如同雅典城臣服于三十个暴君的统治，我们就不必震惊于它做了奴隶，却会悲叹万分。或者更确切地说，不震惊也不哀叹，而是耐心地忍受不幸，等待着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我们就这样被塑造，友善的共同义务耗去了我们生命中的很大一部分。热爱道德，赞美善行，感谢恩惠，时常减少自己的福祉来增加所爱之人，以及值得被爱之人的光荣和利益，这是合理的。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居民在他们中间发现这样一个罕见的人，他证明了自己有超凡的远见来保护他们、有超凡的勇气来守卫他们、有超凡的谨慎来管理他们；如果他们逐渐习惯了服从他并且信任他，直至赋予他一份至高无上的权利，我就不知道这样做是否明智，因为这是在将他从行善之处赶走，赶到了作恶之地；事实上，善待为我们造福的人，不担心他会做出一件坏事，似乎这是顺理成章的。

但是，噢，伟大的上帝，那么这又是什么？我们该如何称呼这种不幸？这是何种罪恶？这可怕的罪恶，看到不计其数的人啊，不仅是服从，而且是去奴役，不是被管理，而是被施以暴政，没有财富，没有父母，没有孩子，甚至没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生命。看到他们忍受掠夺、淫荡、暴行，造成这些的，不是一支军队，不是每个人都要用鲜血和生命来抵抗的蛮族，而是一个人！不是海格力斯也不是参孙，而往往是民族中最懦弱、最软弱的一个人，他从未闻过战场上的硝烟，也从未在竞技场的沙地上走过，他不仅没有能力指挥，也没有能力满足最瘦小的女人！我们还要说这是懦弱吗？我们还要说这些顺从的人是卑鄙怯懦的吗？如果两个、三个、四个人屈服于一个人，虽然奇怪，但还是可能的；我们也许能有理由说：这是缺乏勇气。但如果一百个人、如果一千个人忍受一个人的压迫，我们还会说他们不敢指责他、他们不想这样吗？还会说这不是胆怯而是鄙视或者轻蔑吗？

最后，如果我们看到的不是一百人、不是一千人，而是一百个国家、一千座城邦、一百万个人不去进攻那个人，那个对待他们所有人就像对待农奴和奴隶的人，我们对此该如何形容？是懦弱吗？但所有罪恶都有其不可逾越的边界。两个人，甚至十个人，当然有可能畏惧一个人；但如果一千人、一百万人、一千座城池都不去反对那一个人来保卫自己，这就不是胆怯了：胆怯不至于此，同样，勇气不强求单独的一个人攀上堡垒、攻击一支军队、占领一个王国。那么，这是什么样的滔天罪恶？它甚至配不上胆怯的称号，找不到足够丑陋的名字，常理否认了它，语言也拒绝给它命名……

如果让五万名持有武器的人对阵；如果把他们放在战场上，让他们开始战斗；一方是自由的，为自由而战；而另一方，是为了夺去对方的自由而战。你们认为谁会获胜？谁会是在战斗中最勇敢的人？是希望以保持自由权作为回报的人，还是期待自己和敌人厮杀的报酬只是为他人奴役的人？一方总是在眼前看到昔日生活的幸福和对未来拥有同样福祉的期待。他们不怎么去想在战役中所忍受的，而是更多地去想，一旦被打败，他们、他们的孩子和所有子孙后代将要忍受的。激励另一方的，只是一丁点贪婪，他们面对危险就一下子变得迟钝，而炽热之情也熄灭在了第一道伤口的鲜血里。米尔狄亚德、雷欧尼达斯和特米斯多克勒战役[64]，虽说它们距今已有两千年，但今天在书本和人们的记忆中依然鲜活，仿佛刚刚发生在昨天。在这三场非常著名的战役中，在希腊，为了希腊人的利益，也为了给全世界做个榜样，是什么给予了数量上处于如此劣势的希腊人以勇气，而不是力量，去迎战充斥海洋的战舰部队、去打败如此人多势众的民族？而就算所有希腊士兵加在一起，也抵不上敌军将领的人数。在这光辉的日子里，那不仅仅是希腊人对波斯人的战役，而更是自由对统治的胜利、解放对贪婪的胜利。

真是不同凡响啊，这些故事，自由让保卫它的人们勇气十足！但发生的事，每个地方每一天都发生的事，却是一个人就压迫了十万人，还夺去了他们的自由，如果只是听闻而非亲见，谁会相信？而如果这只是发生在国外、在远方，是我们听人说的，谁不认为这个故事根本是杜撰的？

不过这一个暴君，没有必要反对他，也没有必要推翻他。他会被自己击败的，只要整个国家一点都不赞同他的奴役政策。不是说要夺走他的什么，而是什么都不给他。一国之民不需要担心为自己什么都做不了，只要不做任何对抗自己的事。所以说是人民自己抛弃了自己，或者更确切地说，既然他们如果停止侍奉就无事可做，那么就是他们自己让自己遭受虐待。是人民奴役了自己、割断了自己的喉咙；他们，有能力选择服从或者自由，却推开自由戴起了枷锁；他们认同了自己的不幸，或者更确切的说，是自找不幸……如果要让他们付出某些代价来重获自由，我是不会去催促的；哪怕他们最应该放在心上的是回到自己的自然权力上，可以说，那是从动物重新变成人类的自然权力。但我甚至不指望他们有这么勇敢；我承认他们更喜欢悲惨生活的莫名保障，而不是一种飘摇的希望，如他们所听到的那样去生活。怎么？如果为了得到自由只需渴望自由，如果只要有一个简单的意愿，那么世界上会有一个民族认为用一个简单的愿望来获得它是付出了高额代价吗？谁又会后悔要用血的代价来赎回一笔财富？而失去它，让所有正人君子都在苦痛中生活、在美好中死去。当然，星星之火逐渐旺盛，总是变得强大，木柴越多，它就吞噬得越多，但如果停止供给，它就消耗自己，最终自行熄灭。同样，暴君抢得越多，就要得越多；他破坏、摧毁得越多，我们就给他提供得越多，就越是给他为奴。他变得如此强壮，变得越来越年轻、越来越精力充沛，消灭了一切、摧毁了一切。但如果我们什么都不给他，如果我们不攻击他、不打他，而只是不听从他，他就一无所有，就会被打败，他就什么都不是了，如同树枝，因为不再有汁液和养料供给根部，就会干枯、死去。

为了获得所希望的财富，勇敢的人不畏惧任何危险，慎重的人不因任何苦难而气馁。只有懦弱和麻木的人既无法忍耐不幸，也不能重新得到财富，他们只有垂涎的份儿。去追求的气力被他们自己的懦弱剥夺；他们只剩下想拥有它的本能渴望。这个渴望，这个智者和冒失鬼、勇者和懦夫的共同愿望，使他们希望拥有一切让自己高兴和满意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只有一种东西，是人们没有力量去渴望的：那就是自由，虽然它如此伟大又如此甘甜！一旦失去它，所有不幸就会随之而来，而如果没有它，其余一切财富，都会被奴役腐蚀，彻底失去味道和滋味。自由，人们似乎只是在蔑视它，因为如果他们渴望它，就会拥有它；好像是因为它太容易得到了，他们才会拒绝去获得这份珍贵。

可怜又悲惨的人们，愚蠢的人民，固执于不幸却无视幸福的民族！你们任凭自己最美好最清白的所得在眼皮底下被剥夺，你们任凭自己的田地被侵吞，任凭自己祖辈留下的古董家具被偷窃被掠夺！你们活成这样，什么都不再属于你们。他们只给你们留下一半的财富、一半的家人、一半的生命，你们好像从此将其视为莫大的幸福。而所有这些损害、这些不幸、这些破坏，都不是来自某些敌人，却正是来自那一个敌人，正是你们的所作所为造就了他，你们为了他如此勇敢地奔赴战场，为了他的崇高不惜把自己献给死亡。这个主人却只有两只眼睛、两只手、一个身体，并不比我们城市中无数居民里最卑微的那一个多出任何东西。他所多出的，是你们提供给他用来摧毁你们的手段。如果不是你们，他从哪里得到所有这些监视你们的眼睛？如果不是向你们去借，他怎么会有这么多手来打你们？他践踏城市的双脚难道不也是你们的吗？如果不正是你们，他会对你们拥有权力吗？如果不是和你们暗中勾结，他怎么敢向你们进攻？如果不是你们窝藏了抢夺你们的强盗，如果不是你们帮助了杀死你们的凶手，又如果不是你们背叛了自己，他又能对你们造成什么样的不幸？你们播种了田地让他来蹂躏，你们用家具填满了房屋供他抢夺，你们养大了女儿让他满足自己的淫欲，你们抚养了孩子让他在他们最美好的年华将其培养成士兵，让他把他们带向战争，带向杀戮场，让他把他们变成自己贪欲的工具和复仇的执行者。你们在苦难中耗尽了精力，以求他能在欢愉中得到爱抚、在淫秽的享乐中沉溺。你们衰弱了，为了让他更强壮，为了让他更粗暴地拉扯你们身上那条更短的缰绳。可就算是动物，如果它们感觉到了，也承受不了如此多的卑劣行径，如果你们努力，就能解救自己，甚至不用去做，只要去想。

坚决不再受奴役，你们就会自由。我不是要求你们驱赶他、动摇他，只要不再支持他，你们就会看到，这样一个被打碎根基的庞然大物，坍塌在自身的重量下，碎裂了。

大夫们明确建议不要试图治愈无法医治的伤口，也许我错了，因为我想劝说一个似乎对自己的不幸早已丧失所有认知的民族——这足以表明它已病入膏肓。那么，如果可能，我们要努力弄明白，这种顽固的受奴役的意愿何以如此根深蒂固，让人觉得即便是对自由的热爱也不会这么自然而然。

我认为，如果我们生来就拥有从自然那里得到的权利并遵从自然的教诲，我们当然会听从父母、受理性的约束、不做任何人的奴隶，这是没有疑问的。很自然，我们每个人都看到，在自己身上有一种对父亲和母亲顺从的冲动。至于要知道我们是否天生具有理性（这个问题已被各个学院广泛讨论，也被所有哲学流派研究过），在我们的灵魂中有理性的天然胚芽，我想这么说是没有错的。若是这颗胚芽由良言和榜样培养，它就会在美德中绽放，但它经常发育不良，窒息在突如其来的罪恶里。清楚明了地，任何人都不能无视，是自然，这位上帝的使者、人类的统治者创造了我们所有人，可以说是用同样的模具浇铸出了我们，她是为了表明我们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手足。而如果，分配恩赐时，她慷慨地让一些人比另一些人在身体或精神上优越一些，她并不是想把我们像放到战场上那样放在这个世界；派遣最强壮、最敏捷的人到世上，也不是要他们像绿林武装恶棍一样虐待最弱小的人。我们宁愿相信，她这样给一些人的较多、给另一些人的较少，是想让他们生出手足之情、能够付诸行动，因为一些人在另一些人需要时是有能力去援助的。因此，既然这位仁慈的母亲给出了整个土地让我们所有人居住，既然她把我们所有人都安顿在同一座房屋里、按照同一个模型来塑造我们所有人、让每个人都能像照镜子一样在另一个人身上看到自己并几乎认出自己，既然她给我们所有人都赠送了声音和语言这份美好的礼物、让我们更好地相识相爱、让我们用思想的沟通和交流带来一致的意愿；既然她通过一切方法努力创造并加强我们的联合与社会的连接点，既然她在所有事情上都表明自己不仅想让我们团结、更想让我们成为统一的存在，那么既然我们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又怎会怀疑我们所有人都是生而自由的？自然会让人受奴役，这种观点不会进入任何人的思想，因为她让我们所有人都成为同伴。

说真的，既然人们不能在不伤害对方的情况下就让任何一个生物受奴役，思考自由是否与生俱来就是很没有必要的：除了不公，世上再也没有与完全公平的自然背道而驰的了。因而自由是与生俱来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看来，我们出生时不仅带着它，也带着保卫它的热情。

而如果还是有人对此怀疑（他们已经退化得不认得自己的天赋，也不认得自己天生的热情了）我就得向他们致以应得的尊敬，可以说，我得把野蛮的动物扶上高座，来给他们讲讲自己的本性和境遇。动物们，上帝帮帮我吧，如果人们愿意听听它们的心声，就会对它们喊道：“自由万岁！”它们中的好一些一旦被抓住就会死去。像鱼儿一离开水就会失去生命，如果不能在与生俱来的自由中活着，它们就让自己死去。如果说动物有优越性，那就是，它们会把这种自由作为自己的荣耀。其他动物，从最强大的到最弱小的，被人抓住时，它们用爪子、角、喙和蹄子奋力抵抗，这足以表明它们是多么珍视失去的东西。一旦被捕，它们就表现出大量的显著迹象以示自己的不幸，于是我们看到，它们是无精打采的，而非活力十足的，它们因失去幸福而呻吟着，并没有在被奴役中得到满足。大象保卫着自己，直到最后，不再有希望了，即将被抓之时，它冲向大树，撞破了下颌撞断了牙齿，这只能说明它想保持自由之身的强烈愿望赋予它以精神力量，并告诉它要和猎人讨价还价：它是否能用牙齿的代价来清偿、是否留下作为赎金的象牙就能赎回自由，除此之外，这还能说明什么？

我们从马儿出生时就抚摸它，让它习惯被奴役。我们想驯化它时，抚摸并不能够阻止它去咬嚼子、在马刺下尥蹶子。我觉得，它是想用这种方式表明，它的被奴役不是自愿的，而正是由于我们的强迫。除此之外，还能说什么呢？

“即便是牛，在枷锁下，也会呻吟，即便是鸟，在笼子里，也会悲叹。”我以前在诗里写过……

如此看来，既然一切具有情感的生物都感受到了服从的不幸、都去追求自由；既然动物，即便生来就要为人奴役，也一定要在申明反抗意愿后才会服从，那么，是什么样的厄运让人丧失了本性，让他对自己的最初状态失去了印象，也失去了夺回它的愿望？他可是唯一真正为自由而生的啊。

有三种暴君。

一些人通过人民选举来统治，另一些人通过武力，还有一些通过家族世袭。通过战争获得权力的人出现在那里——我们知道，并坚定地说，他出现在战败国。通常，生来就是国王的人，几乎并不更优秀。他们在暴政里出生、成长，他们吮吸奶水的同时也吮吸了暴君的本性，看着人民像世袭农奴一样服从他们。从他们的主要习性来看（贪婪或者挥霍），他们像消耗自己的遗产一样消耗了王国。至于从人民那里得到权力的人，他好像应该不是那么不能让人忍受；我认为，如果一旦看到自己身处万人之上，他就会被人们以伟大来恭维，可我不知道这伟大从何而来，他就会决定不再离开那个位置。他几乎总是认为人民赋予他的权力就应该传给自己的孩子。然而，一旦后者接受了这个观点，人们就会奇怪地看到他们在各种罪恶上，甚至在暴行上比起其他所有暴君是多么的变本加厉。除了加强奴役和极力从公民思想中剔除自由观念，他们找不到更好的方式来稳固自己的新暴政，因此，无论对自由的回忆有多么新近，它都会立刻消失在人们的记忆里。说真的，我在这些暴君中清楚地看到了些许不同，但在选择上，我看不到不同：因为即便他们到达宝座的手段各异，统治方式却几乎总是一样的。由人民选举出来的那些人对待他们像是要驯服的公牛，征服者对待他们像自己的猎物，继任者对待他们像一群生来就属于自己的奴隶。

我要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偶然地，今天诞生了一些全新的人，他们不适应服从，不向往自由，甚至不知道这两个名词，如果我们向他们建议成为国民或者自由地生活，他们的选择会是什么？毫无疑问，他们更愿意听从唯一的理性而不是受奴役于一个人，除非他们像以色列人一样，没有需要也没有受到强迫，却献身于一个暴君。每当读到他们的历史，我没有一次不感到极度愤怒，几乎丧失了人性，甚至高兴地看到他们身上发生的不幸。因为要让人，当他们还是人的时候，任凭自己去受奴役，就得具备这两件事中的一件：要么被强迫，要么被欺骗。被外国军队强迫，就像亚历山大的军队强迫了斯巴达和雅典，或者被乱党欺骗，就像雅典政权曾经落入庇西特拉图的手中。他们经常在受骗中失去自由，但更经常的是，自己欺骗自己，而不是被他人诱惑。因此，在锡拉库萨，西西里的首都，当人民受到战争的压榨，他们只考虑到眼前的危险，于是选举出了邓尼斯一世[65]并让他指挥军队。这个狡猾的家伙胜利归来，好像他打败了自己的同胞而非敌人，他建立的军队从未如此强大，他起先自立为将军，后来是国王，是暴君。难以相信，人民一旦服从，就突然落入深深的遗忘，忘了自己的自由，不可能苏醒过来去夺回它：他们被奴役得这么好，这么自愿，让人们看到他们时会说，他们不仅失去了自由，而且漂亮地赢得了自己的奴隶身份。

确实，起初人们是由于军队的强迫和征服而受奴役的；但后继者们却并不后悔被奴役，还自愿去做前任被迫所做的事。在枷锁下出生的人们，又在奴役中熏染、成长，没有再向前看，满足于像出生时那样生活，也一点不想得到自己现有之外的财富和权利；他们把出生时的状态视为自己的自然状态。

不过，即便是挥霍、懒散的继承人，有一天也会把视线放在父亲的记录上，看看自己是否享受了继承的所有权利，看看人们是否采取了行动反对自己或是先人。但通常，在所有事情上都对我们行使如此强大支配力的人，尤其拥有了教我们受奴役的支配力，并且，像人们讲述的最终习惯于毒药的米特拉达梯[66]的故事那样，这个人拥有教我们去吞咽奴役的毒液而不觉其苦的支配力。毫无疑问，自然把我们引向它想要的地方，运气或好或坏，但必须承认它对我们的支配能力要逊色于习惯。即便本性是好的，但如果不去维系，它也会丢失，而习惯总是按照它的方式来塑造我们，不顾及自然。自然播撒在我们身上的善的种子太微小、太脆弱，抵抗不了敌对习惯的最小撞击。它们维系自己比退化还难，甚至也比变质要难，就像果树，如果任其生长，它会保留自身品种的特征，但如果按照我们的嫁接方式，就会因为长有其他品种的果实而失去自身的特征。

草也一样，每一种都有自己的属性、自己的天性、自己的特征；然而时间、恶劣的天气、土壤或是园丁的手都会大大增减它们的功效。我们在一个国家见到的植物在另一个国家里往往再也认不出来。有人见过威尼斯人，这一小撮人生活得很是自由，他们当中最悲惨的人也不想做国王，他们的出生和成长让他们没有其他抱负，除了尽最大努力维系自己的自由，他们在摇篮里就被这样教育和培养，所以他们不会用一点点自由去交换世上其他任何一种快乐……我想说，如果有人见过他们，之后又去了某个“大老爷”的领土，发现那里的人们生来只是为了给他做奴隶并放弃自己的生命来维护其统治，那么他会认为这两个民族具有相同的本性吗？或者，难道他不会相信自己离开了一座人类城市，却进入了一个动物猎场？

人们说莱格古士[67]，那位斯巴达的立法者，养了两条狗，它们是亲兄弟，都喝同样的奶水。其中一条在厨房里养肥了，另一条习惯了在喇叭和号角声中奔跑在田野里。他打算向拉栖第梦[68]人展示人是由培养方式塑造的，就把这两条狗放在公共广场上，在它们中间放了一份汤和一只兔子。其中一条跑向盘子，另一条奔向兔子。然而，他说，它们可是兄弟啊！

这个人，用自己的法律和政治手段，好好地教育培养了拉栖第梦人，因而他们中的每一个都宁愿承受一千次死亡，也不服从除法律和理性之外的任何一位主人。

我乐意再次提起一桩逸事，关于薛西斯[69]这位波斯大帝的宠臣，以及两个斯巴达人。薛西斯正为攻克整个希腊备战，他派遣使者到敌国的好些城市要水要土地——这是波斯人勒令城市投降的手法。他很警惕，不把使者派到斯巴达和雅典，因为其父大流士[70]曾向这两个地方派过使者，结果斯巴达人和雅典人把他们扔了出去，扔到壕沟里，扔到井里，还说：“去吧，在那里拿水和土地吧，把它们带给你们的君主。”这些人不能忍受人们觊觎他们的自由，即便是用最少的言语。斯巴达人认为那么做是冒犯神灵的，尤其是塔尔迪比——传令官神灵。于是，为了让神灵息怒，他们决定向薛西斯派去两名同胞，任其支配，让他在他们身上为父亲死去的使者报仇。

有两位斯巴达人，一个名叫斯贝尔蒂耶斯，另一个叫布利斯，他们自愿去做牺牲者。他们出发了。来到一座宫殿，主人是个名叫叙达涅斯[71]的波斯人，他是驻军司令官，管辖所有亚细亚临海的城市，他非常体面地接待了他们，对他们笑脸相迎，渐渐地，问到他们为何如此严厉拒绝国王的友谊。“斯巴达人”，他说，“在我身上你们就可以看出我们的国王是多么懂得尊敬值得尊敬的人。请相信，如果你们为他服务而他又重视你们，你们二位都会成为几座希腊城市的管理者。”拉栖第梦人回答道：“在这个问题上，叙达涅斯，你给不了我们什么好建议；因为如果你是想让我们得到你所允诺的幸福，那么你就完全不了解我们所享受的东西。你体会过国王的恩惠，可你不知道自由的美味。但是，只要尝了一点点，你就会建议我们保卫它，不仅是用长枪和盾牌，还用牙齿和指甲。”只有斯巴达人说的是真理，但这里每个人都按照所接受的教育说话。因为让波斯人去惋惜他从未接受过的自由是不可能的，而要让拉栖第梦人这些品尝过它的人去忍耐奴役也同样是不可能的。

加图·乌地森西斯[72]还小的时候，在老师的监管下，经常去看独裁者西拉[73]，他拥有去他家的特权，因为其家族地位显赫，也因为他与国王有亲戚关系。每次拜访，他总是由导师陪伴，这在当时是罗马贵族孩子的惯例。有一天，就在西拉的官邸，他看到，当着西拉的面或者按照他的指令，人们监禁了一些人，又判了另一些人刑；一个人遭到驱逐，另一个人被处以绞刑。一个人请求没收某个公民的财产，另一个人请求的则是他的脑袋。总之，一切不像是发生在城市执政官的家里，却像是在人民暴君的家里；这不是正义的圣殿，而是暴政的洞穴。这个年轻的男孩对导师说：“给我一把匕首怎样？我把它藏在袍子里。我经常在西拉起床前去他卧室的……我的肩膀有足够的力量来解放城市。”这就是这位加图的话。如此开始的人生死而无憾。不要说人名和国家，只讲述事实本身：它在言说自己。人们很快就说：“这个孩子是罗马人，罗马解放时出生在那里。”为什么我要说这个？我当然不是认为国家和土地能做什么，因为到处、在所有地方，奴隶制对人们来说都是苦涩的，而自由在他们眼里是珍贵的。但在我看来，我们应该同情那些一出生就已套上枷锁的人，如果他们甚至不曾见过自由的影子，也不曾听说过它，感觉不到作为奴隶的不幸，我们就应该原谅他们或者宽恕他们。如果有一些国家，就像荷马所说的基梅里阶人[74]的国家，那里的太阳和我们这里的完全不同，连续六个月的照耀后，另外六个月在黑暗中度过，我们还会惊讶于这些人的生活吗？他们出生在这漫长的黑夜里，如果他们一点都没听说过光明也从未见过白天，就会习惯出生时的黑暗，也不渴望光亮。

人们从不怀念自己从未有过的东西。悲伤只会在快乐之后到来，而且往往在认识到不幸时，加上了对某些逝去欢乐的回忆。人的本性是自由的，并希望自己自由，但当教育插手，他就容易养成另一种习性。

因此我们说，如果所有事物在人类习以为常时都变成了自然的，那么唯一保留本性的是只渴望简单纯朴之物的人。所以自愿受奴役的首要原因，是习惯。这就是为什么，最勇猛的马儿起初咬自己的嚼子，后来就享受起了它，它们过去在马鞍下踢后腿反抗，现在自己钻到马具下，还很自豪，在盔甲下神气活现。

他们说自己一直就是臣民，说父辈们就是这样生活的。他们觉得自己应该忍耐不幸，用一些例子让自己相信这一点，渐渐地，亲自巩固了对他们施以暴政者的所有权。

但事实上，岁月从来不曾给予作恶的权力。它们增加的是辱骂。总是有一些人，出生优越，感到枷锁的重量，克制不住去撼动它，从不习惯服从，就像尤利西斯走过陆地、穿过海洋，再次见到家里的炊烟，他们绝对不会忘记自己天生的权利、自己的本源、自己最初的状态，迅速抓住一切机会追回它们。这些人，拥有卓越的智力和远见的思想，不像无知者只满足于脚下的东西却不往后看也不向前看。他们回想过去的事情来评价现在并预测未来。是他们，这些本身就拥有聪慧头脑的人，继续通过学习和知识来提高自己。这些人，当自由完全被这个世界抛却、遗弃时，想象着它，在精神上感受它，品尝它。而奴役会让他们感到厌恶，无论人们把它打扮得多漂亮。

土耳其大帝清楚地意识到，书籍和思想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给人以自尊感和对暴政的仇恨。我发现，在他的国家，几乎没有学者，也不需要学者。有些人虽身处逆境却依旧虔信自由，他们的热忱和激情通常没有成效，无论人数多少，因为他们之间无法交流。暴君剥夺了他们所有的行动自由、所有的话语自由，甚至所有的思考自由，他们孤独地处在自己的梦里。摩墨斯[75]找到了机会再次对伏尔甘[76]塑造的人们说话，说自己心里没有一扇小小的窗户让人们看到他的思想，说这话时，他不是在讲笑话……

人们说当布鲁图斯[77]和卡西乌斯[78]准备解放罗马（即全世界）时，他们一点也不想让西塞罗这个公共财产的大狂热者加入阵营，认为他的心太过软弱，担不起如此崇高的事业。他们十分相信他的意愿，但不相信他的勇气。若是愿意回忆过去的时光，又查阅了古代年鉴，就会确信，几乎所有看到祖国遭受虐待深陷毒手的人，都会产生要解放它的想法，怀着高尚、坚定、正直的意志，轻松完成事业。为了展现自我，自由总是借助于他们。哈尔摩狄奥斯、阿里斯托革顿[79]、特拉西布尔[80]、大布鲁图斯[81]、瓦列里乌斯[82]和迪翁[83]，他们构思出了一项很是合乎道义的计划，成功地付诸行动。在这些例子中，坚定的意愿几乎总能保证胜利。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成功摧毁了奴隶制；他们在力图挽救自由时死去，这并不悲惨（因为谁能在他们的生命和死亡里找到一点悲惨？）但非常遗憾，因为共和制遭受了无休止的不幸和彻底的毁灭，它，在我看来，和他们一同被埋葬了。之后其他尝试反对罗马帝王的举动只是一些野心家的谋反，他们的失败和恶果不值得惋惜，因为他们不是想推翻宝座，只是想动摇皇冠，企图赶走暴君来更好地保留暴政。对于这些人，如果他们成功了，我会很气恼，而要是他们以身说法表明不要滥用自由的圣名来进行一项恶意的行动，我就会感到高兴。

还是回到主题上来，我差点忘了它，人们自愿受奴役的首要原因，是他们生来就是奴隶，并且像奴隶一样长大。从这个首要原因衍生出另一个原因：即，在暴君的统治下，人们容易变得胆怯和软弱。我要感谢伟大的希波克拉底[84]这位医学之父，因为他在《论疾病》一书中出色地指出了这一点。此人具有正义之心，当波斯王想用大量赠品和贵重礼物拉拢他时，他展现了这颗心；他断然答道，如果去治愈想杀死希腊人的异邦人，如果用自己的技术去服侍想奴役自己国家的人，他会良心不安。他写给国王的信件今天依然可见于他的其他作品中；它一直都会见证他的勇气和高尚。

没了自由，我们就会立刻失去勇气。服从者在战斗中既没有热情也无心争斗。他们像是被束缚着，完全麻木地去向那里，艰难地履行着一种职责。他们在心里感觉不到沸腾着自由的炽热，那种让人藐视危难、渴望获得荣誉和光荣、在同伴身旁高尚地死去的炽热。相反，自由者，他们争先恐后，你追我赶，每个人都为所有人，每个人也为自己；他们知道无论是战败的不幸还是胜利的福祉，自己都将获得其中平等的一份。但服从者，没有勇气也没有生气，只有卑劣和软弱的德行，没有能力去从事任何一种伟大的斗争。暴君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他就竭尽所能来变本加厉地让他们萎靡不振。

历史学家色诺芬，是希腊人中最严谨、最受尊敬的人物之一，他写了一本小书，书中设计了西摩尼得斯[85]和锡拉库萨暴君赫农[86]的对话，有关暴君的悲惨。这本书充满了善意又严肃的教训，在我看来，也是一种无限的恩泽。愿所有当过暴君的人都将其摆在面前作为镜子。他们当然可能从中看到自己的缺陷，也会因自己的污点而羞愧。这部论著讨论了暴君遭受的痛苦，他们因为对所有人都施以恶行，就不得不害怕整个世界。他说，其中有一点，坏国王会雇佣外国兵力为自己服务，因为他们再也不敢把武器交给臣民，被自己虐待的臣民。就在法国本土，从前比今天更甚，一些好国王确实雇佣了外国军队，但这更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臣民；他们在照顾人民上是不会节约开支的。我认为，这也是伟大的非洲人西庇阿[87]的观点，他更喜欢拯救一位公民的生命，而非打败一百个敌人。但肯定的是，如果暴君拥有的臣民还没有达到毫无用处的地步，他就永远都不相信自己稳固的权力。在泰伦斯[88]看来，人们可以有理由地对他说那些特拉松[89]对大象主人所说的话：“既然您如此威猛，又要畜生做什么？”

这种暴君愚民的诡计在居鲁士[90]对吕底亚[91]人的控制中最为明显，他夺去了他们的首都，俘虏了克洛伊索斯这位十分富有的国王。人们给他带来消息，说萨第斯的居民暴动了。他很快就制服了他们。不过，他不想洗劫一座如此美丽的城市，也不想被迫在那里安排军队来加以控制，他发现了一种绝妙的权宜之计以确保对它的占有。他建了妓院、小酒馆和公共娱乐场，并下令强制公民去这些场所。他对这种驻军方式很是满意，随后，他不必再拔剑对抗吕底亚人。这些悲惨的人靠发明各种娱乐方式来消磨时间，致使拉丁人以他们原本的名字为基础，创造了另一个词来指称我们所说的消遣，他们讹用了Lydi，称之为Ludi。

并不是所有暴君都如此明确声称想弱化自己的臣民；但实际上，那位暴君明文规定的，大部分暴君也在暗中做着。这就是无知人民的本性倾向，通常，他们在城市里人数更多：他们怀疑爱着自己的人，却相信欺骗自己的人。不要相信没有一只鸟对诱鸟笛更感兴趣，也不要相信没有一条鱼更情愿咬鱼钩，就为了虫儿的甜美，这些人民会迅速放任自己被奴役，就为了暴君让他们尝到的那一丁点甜头。他们任自己如此迅速地受到诱惑，只要暴君稍微给一点好处，真是令人惊奇。戏剧、游戏、闹剧、演出、角斗士、稀有野兽、榜单、图画还有其他此类毒品，对古代人民而言，它们是奴役的诱饵、丧失自由的代价、暴政的工具。这种手段、这种措施、这些引诱，是古代暴君使用的伎俩，来哄骗枷锁下的臣民。这样，变迟钝的人民觉得所有这些消遣都是美好的，享受着迷惑他们的空虚愉悦，习惯了受奴役，和用艳丽图片学习认字的小孩一样幼稚，却要更为糟糕。

罗马暴君比这些手段还要走得更远，他们经常宴请十人队，似乎理所应当地喂饱了下层人，这些下层人在唇舌欢愉上的放纵要超过其他任何事情。这样，他们中最清醒的人也不会离开自己的汤盆去恢复柏拉图共和的自由。暴君慷慨地赠送一小袋小麦、一赛齐[92]的酒水、若干小银币，“国王万岁！”，听见他们喊着这句话真是令人同情。这些呆头呆脑的人没有察觉到自己只收回了一部分财产，而就是这收回的部分，如果不是暴君以前从他们那里夺了过来，现在也不会给他们。人们就这样积累起了今天的小银币，就这样在公众宴席上大吃大喝并愿上帝保佑提比略和尼禄，因为他们慷慨。可第二天，他们就被迫让自己的财产遭受贪婪、让自己的孩子遭受淫欲、让自己的鲜血遭受这些卓越帝王的残暴，他们不说话，不比一块石头说得更多，也不比一桩树根动弹得更多。无知的人民总是这样：在不应坦率接受的乐趣面前，他精神饱满又很是颓废；在可以坦然忍受的损害和痛苦面前，他却无动于衷。

我看到今天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听到尼禄时不发抖，就因为这一个名字，这个恶毒怪物的名字，这个世界肮脏瘟疫的名字。但必须得说，他的死亡和他的生命一样令人作呕，这个刽子手，这个野蛮的畜生，在其死后，大名鼎鼎的罗马人想起他的游戏和宴会，悲伤不已，甚至为他服丧。至少塔西陀是这么写的，他是最值得信赖的优秀作家、历史学家之一。如果想一想同样的这群人曾在尤利乌斯·恺撒死时做了什么，我们就不会觉得这有多奇怪，因为恺撒曾经剥夺了法律和罗马人的自由。在我看来，在这个人物身上，人们尤其称赞他的“人道主义”；然而，这给国家带来的灾难，要胜过以往最野蛮的暴君的最大暴行，因为实际上，是这个恶毒的甜美给罗马人民在奴役的饮料里加了蜜糖。在其死后，这些人民，嘴唇上还有他的宴席味道，精神上还有他的慷慨记忆，他们堆起了公共广场的长椅，为他做了一个致敬的大柴堆；又为他竖起了纪念碑，将其视为人民之父（柱头上刻有这个碑文）；最后向这位死者表达了太多的敬意，这些敬意本该是给生者的，而首先就应该给那些杀了他的人。

罗马帝王尤其不会忘记戴上保民官的头衔，因为这个职务被认为是神圣而圣洁的；其设立是为了守卫和保护人民，它拥有国家至高的恩惠。他们相信通过这种方式，人民会更加信任他们，好像他们听到这个名字就够了，不需要体验效果。但是今天的国王并没有做得更好，他们在犯下最严重的罪行之前，总是发表几段漂亮的演说，有关公众财产，有关对不幸之人的慰藉。我们了解他们用得如此精妙的方法；但在有大量无耻言行的地方，我们能够谈论精妙吗？

亚述国王，之后是米底[93]国王，他们尽可能不在公众面前出现，好让人民认为在他们身上有某种超人类的东西，让人幻想，想象那些肉眼看不见的东西。于是，众多长期受控于神秘国王的民族就习惯了受奴役于他，他们被奴役得如此心甘情愿，都不在乎谁是主人，甚至不在乎自己是否有一个主人；因而他们生活在一种敬畏之中，敬畏一个从未有人见过的存在。

埃及早期的国王在露面时几乎都会手持一根树枝，或者头顶一团火焰：他们戴上面具扮演小丑，用这些奇怪的形式引起臣民的尊敬和赞美，如果臣民不是这么愚蠢、这么顺从，他们就会嘲弄国王、笑话他。真是可悲啊，发现了过去的暴君为建立暴政所做的一切，看到了他们使用了何种小伎俩，总是看见下层人这么听他们的话，他们只要撒开网就能抓到人；他们在嘲弄下层人最甚的时候，正是他们欺骗下层人的本事登峰造极之时，也是他们奴役下层人最烈之时。

对于古人信以为真的另一个无聊的话，我又该说什么呢？他们坚信，伊庇鲁斯[94]国王皮洛士[95]的脚趾能产生奇迹，能治愈脾脏疾病。他们还美化这个故事，说当人们焚烧这位国王的尸体时，他的脚趾在骨灰中重现，不受火侵，完好无损。人民总是这样自己编造谎言，再加上一个愚蠢的信仰。众多作者转述了这些谎言；我们不难看到他们在城市的闲言碎语和无知者的奇谈怪论中收集谎言。这就形成了维斯帕先[96]的奇迹，他从亚述回来，经过亚历山大，要到罗马去攻占那个帝国：他让瘸子重新站了起来，让盲人重见光明，还有其他数以千计的事情，在我看来，只有比他治愈的盲人还要眼瞎的人才会相信这些。

暴君自己也觉得奇怪，因为他发现人们能忍受另一个人的虐待，这就是为什么他乐意穿上宗教长袍，尽管穿得滑稽可笑，竭尽所能套上代表神性的俗气华服，来保障自己的恶毒生活的原因。于是，萨尔莫尼为了嘲弄人民打扮成朱庇特，此刻站在地狱深处，维吉尔[97]笔下的巫婆在那儿看见了他，她说：

那里，Aloüs的儿子们躺下威武的身躯，

他们，用畸形的头颅劈开天空

竟敢闯入神灵的住所，

从永恒的宝座上赶走天堂的国王。

那里，我看见了亵渎神灵的敌手，

用闪电窃取了神圣的特权

为了从人民那里夺走一支罪恶的香

四匹高傲的骏马蹄子哒哒作响

套上一辆虚渺的战车奔驰在颤抖的爱丽德

一把手中的火炬散布了惊恐：

疯狂了，以所谓至高的上天之名，

用马车的声响在坚硬桥梁上

发出雷鸣，模仿无法模仿的声音！

但朱庇特抛掷出真正的闪电

裹着火焰的旋风，掀翻了

战车、骏马、闪电、神灵：

他的胜利是短暂的，他的痛苦是永恒的。

如果他只想做个白痴，在那儿待遇很好，那么我想，那些滥用宗教来作恶的人会更应该好好受罚。

我们法兰西的暴君也散布了我不知是何种类的东西：蟾蜍、百合[98]、神圣安瓿和方形王旗。于我而言，也不管怎样，对所有事物，我都不愿意相信它们只是一些废话，因为我们的祖先相信它们，而且在我们的时代，我们没有任何机会去怀疑它们的模样。因为我们有些国王在和平时期那么英明，在战争时期那么骁勇，虽然他们生来就是国王，似乎自然没有把他们塑造得和其他人一样，似乎万能的上帝在他们出生前就选择了他们，把王国的管理和保卫的权力交付给他们。如果不是这样，我就不愿加入争论来探讨我们历史的真实性，也不愿随意挑选它们，因为不想夺去这美好的主题，在这个主题里会激烈碰撞着我们的法语诗歌，这种诗歌不仅是被修饰过的，也可以说是经过重塑的，出自我们的龙萨、巴伊夫和杜·贝莱之手：他们极大地发展了我们的语言，我斗胆希望我们很快就一点都不用再羡慕希腊人和拉丁人，除了他们的资历更老。

当然，我也许会严重损害我们的诗句（我乐意使用这个我喜欢的词，因为虽然很多人已经把它变成了纯机械的，但我还是看到有不少其他人能够让它高尚起来、恢复它的至高光辉）。也许，我想说，我会在夺去克洛维国王的美好故事之时严重损害我们的诗句，在这些故事中，龙萨十分愉快十分安逸地消遣着灵感，在他的作品里。我理解他的能力，我了解他的睿智，我也知道这个人物的天赋。他会将方形王旗作为自己的事业，和罗马人把他们的安的列斯群岛以及维吉尔所说“扔在凡尘的天之盾”作为自己的事业一样。他会从我们的神圣安瓿中取出一部分，跟雅典人从圣坛中取出的部分一样好。他谈论我们的纹章，跟雅典人谈论他们的橄榄枝一样漂亮，他们声称它依然生存于密涅瓦[99]的塔楼里。当然，如果想否认我们的书籍，如果想就这样奔跑在我们诗人的土地上，那我也未免鲁莽了。

还是回到主题上来，我不太明白自己是怎么偏离它的。难道还不清楚吗？暴君，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不仅竭力让人民习惯服从和奴役，而且竭力让他们习惯崇拜自己。关于暴君用来让人奴役的手段，我至此所说的一切，都只适用于少数无知的人民。

我现在要谈一点，在我看来，它是统治的原因和秘密，是所有暴政的支撑和基础。有人觉得矛戟、卫队和监视保障了暴君的政权，这是大错特错的。我认为，暴君确实是在利用这些手段，但只是作为唬人的稻草人，并不委以信任。弓箭手挡住了宫殿入口，挡得住没有任何手段去危害的庸人，却挡不住武装精良的勇士。我们不难看到，在众罗马帝王中，因弓箭手施救而幸免于难的要少于葬身其手的。保卫暴君的，不是骑兵部队、步兵连，不是军队，而是（我们起先会难以相信这个，但它是确切的事实）四五个支持他的人、把整个国家都让他蹂躏的人。情况总是这样的：五六个人得到了暴君的信任、接近他，或者暴君召唤他们成为暴行的帮凶、娱乐的同伴、欢愉的皮条客和赃物的受益人。这六人一个劲儿地教唆头领，使他对社会变得凶恶，这不仅源自他本身的凶恶，也源自他们。这六人之下又有六百人，他们使其堕落，如同已使暴君堕落。这六百人手下又有六千人，他们使其身处要职。这六百人把城镇的政权和银币的管理权交给那六千人，以便利用其贪婪或残忍来支配他们，让他们一经召唤就去实施，他们做了这么多坏事，只能待在这六百人的影子里，只能在他们的保护下免遭法律和刑罚。跟随他们的队伍人数众多。想顺藤摸瓜的人会看到，那不是六千人，而是十万人、百万人在支持暴君，用这条将他们紧密连结、将他们束缚于暴君的不间断的链子，像荷马笔下那样，朱庇特吹嘘自己，说拉着这样的链子，就能把诸神带到自己面前。这就导致了尤利乌斯·恺撒统治时期元老院的权力的扩张、新职能的建立、新机构的设定，这当然不是为了重申正义，而是为了给暴政以新的支撑。总之，鉴于人们从暴君那里得到的好处和恩惠，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观点：有两种人的数量是几乎一样的，在暴政中获利的人和热爱自由的人。

照医生的话说，虽然在我们体内什么都好像没有变化，可一旦某个肿瘤出现在一个地方，所有体液就都会涌向这个虫蛀一般的部位。同样，一旦某位国王宣称自己为暴君，所有的恶，所有王国的败类，我不是说在国家里既不能作恶又不能行善的一大群淘气包和赖皮鬼，而是说具有强烈野心和明显贪欲的人，他们就会聚集在暴君周围，支持他，为了得到一份战利品，也为了在大暴君下成为众多的小暴君。

这就是大盗和出名的海盗；前者席卷国家，后者追捕游客；前者埋伏着，后者监视着；前者屠杀，后者掠夺，虽然他们之间有地位差距，虽然一些人只是仆役而另一些人是集团长官，但最后没有一个不会获利，即便不是主要的战利品，也至少是余下的部分。人们都说西西里的海盗纠集了众多人员，必须派伟大的庞培去对抗他们，还说他们吸引了小港口的不少漂亮大城市作为同盟，航行归来后，他们在那里安全驻扎，作为回报，他们送给这些城市自己窝藏的一部分掠夺品。

就这样，暴君利用一些人去治理另一些人，以此奴役臣民。保卫他的，是他应当警惕的人，如果他们具有某些价值的话。但人们说得很对：要劈开木头，就用木头做楔子；这就是他的弓箭手、他的卫兵、他的持戟士兵。不仅是这些人自己经常遭罪；而且，这些被上帝和人们抛弃的可怜儿就只是去忍耐不幸和制造不幸，不是给让他们不幸的人制造不幸，却恰恰是给那些和他们一样的人，那些忍耐不幸又对此无能力的人。想到这些人奉承暴君来不择手段地利用暴政，还鼓吹对人民的奴役，我就几乎常常惊愕于他们的恶毒，也常常同情他们的愚蠢。

因为说真的，接近暴君，可以说，和远离自由、双手抱紧奴役有什么区别？只要他们有一刻把野心搁在一边，只要他们摆脱一点贪欲，再互相看看；他们就会打量自己：他们会清楚地看到，这些乡下人，这些被自己践踏、被自己像苦役犯或是奴隶一样对待的农民，我想说，他们会看到，这些人虽然被如此虐待，却比自己更幸福，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更自由。农夫和手工业者，虽然被奴役了，但是通过服从就能豁免；而暴君却看到周围的人在欺骗和乞求自己的恩惠。他们不仅要去做他命令的事情，还要想到他想要的，而且为了讨他欢喜，甚至常常要预见他个人的愿望。服从他不是全部，还要讨好他；他们要习惯他的事、拼命处理他的事，因为他们只喜爱他的乐趣，因为他们为他牺牲了自己的爱好，因为他们强迫自己的性格、剥夺了自己的本性。他们要注意他的言语、他的声音、他的眼神、他的动作：他们的眼睛、双脚、双手要时时刻刻密切注意他的意愿、揣摩他的心思。

这样活着幸福吗？这还是在活着吗？世界上没有一种状态比这还要难以忍受吧？我不是在对心地善良的人说这话，而是对只要有基本常识的人，甚至是只要有人的模样的人。有什么情况比如此活着还要悲惨？没有任何东西属于自己，从另一个人那里得到自己的安逸、自己的自由、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生活。

但他们愿意去靠受奴役来积累财富：既然他们都不能说自己是属于自己的，他们也就好像不能为自己赢得任何东西。而好像有人能在暴君的庇护下为自己谋求所得，他们想成为财富的拥有者，忘了正是自己给了他抢夺所有人、抢夺一切的力量，不留下任何东西让人们能说那是属于自己的。然而他们看到，是财富让人们依附于他的暴行；在他看来，没有任何一项罪行比他人的优越更应该处以死刑；他只爱金钱，只攻击富人；这些人却来到他面前，像屠夫面前的绵羊，肥肥胖胖的，吃得圆圆滚滚，像是要激起他的欲望。

这些宠儿不该那么记住在暴君身边获利颇丰的人，而更应该记住那些时不时没命吃饱又很快失去财富和性命的人。比起已经富有的人是那么多，他们更应该去想想保管财富的人是那么少。如果浏览所有古代史，如果想起所有记得的历史，我们就会看到，这种人太多了，他们通过恶劣的手段一直爬到君王身边，要么纵容他的恶习，要么利用他的天真，最终都被同一位君王粉碎，他为提拔他们提供了便利，却也不始终都庇护他们。在坏国王身边的众人里，很少或是几乎没有人不曾亲身体会过暴君的残忍，他们也曾煽动过这种残忍去对付他人。他们常在他的荫庇下通过掠夺他人来富足自己，最后又用自己的掠夺品来使他富足。

甚至好人（有时暴君会喜欢他们），如此先进以至于得到了他的恩典，他们身上的美德和纯洁如此光彩夺目（甚至是恶人，在近距离看见他们时，这也能被唤起些许敬意）；我想说，这些好人不可能一直在暴君身边；他们必定会感受普遍的不幸并亲历暴政。这就是塞涅卡[100]、步洛[101]、特拉泽阿斯[102]：这是个好人三人组，前两位因为走近一个交给他们事务管理权的暴君而遭遇不幸，两人都是他的宠儿，虽然其中一位还培养了他，在他童年时期加以关照想获得他的友谊，这三个人，他们的死是如此残酷，难道这些例子不足以表明在恶毒主人的恩惠中不可委以信任吗？事实上，对这种人能指望什么友情呢？他的心硬得憎恨着整个王国，只对他服从的王国。对这种生物又能指望什么友情呢？他不懂爱，变得贫瘠，还摧毁了自己的帝国。

然而，如果想说塞涅卡、步洛和特拉泽阿斯经历了此等不幸只是因为他们都是大好人，那么让我们在尼禄周围好好找一找：我们会看到，所有在他身边得到恩惠又借以自身的恶毒保持地位的人，谁都没有一个更好的结局。谁曾听说过如此疯狂的爱情、如此忠贞不渝的感情？谁曾见过一个男人如此顽固地依恋着一个女人，就像尼禄依恋波比亚[103]那样？然而，他亲手毒死了她。他的母亲阿格里庇娜[104]为了让他登上宝座，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克劳狄[105]；她什么都做了、什么都忍受了，为了帮助他。可是她的儿子，她用乳汁哺育的孩子，她亲手让他成为帝王的儿子，却在常常虐待她后夺走了她的生命。无论假设她会被其他什么人动用刑罚，没人会否认她罪有应得。

有谁比克劳狄皇帝更易操控、更为单纯，说得更好一些，比他更幼稚？有谁比他爱上美撒利娜[106]还要热烈地爱上一个女人？他却把她丢给了刽子手。禽兽般的暴君一直就是禽兽，到了从来不知行善的地步，但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最后，他那一点理智苏醒过来，就用暴行对付自己的亲友。我们太熟悉克劳狄的那句话了，当时他看到妻子的喉咙暴露出来，那是他最爱的人，没有她就好像活不下去，他对她说了这句动听的慰藉：“如果我下令，这美丽的脖子立马就会被割断。”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古代暴君都几乎被自己的宠儿杀死：他们了解暴政的本质，对暴君的心思几乎放心不下，也不相信他的能力。就这样，图密善[107]被斯特潘努斯[108]杀死，康茂德[109]被一个情妇杀死，卡拉卡拉[110]被马克里努斯[111]怂恿下的百夫长马尔提亚利斯杀死，几乎所有其他暴君都这样死去。

必然地，暴君从不去爱，也从未被爱过。友情是一个神圣的名词，一个圣洁的事物，它只存在于好人之间。它诞生于相互尊重，由忠诚维系，而非利益。让人相信朋友的，是知晓对方的纯真。其保证是他的好本性、忠诚、坚定。在有暴行、卑劣、不公的地方是不会有友情的。当恶人聚在一起时，他们之间是一场阴谋而不是一个团体。他们互不相爱，但互相惧怕，他们不是朋友，而是共犯。

即便不是如此，也难以在暴君身上找到一种可靠的爱，因为他身处所有人之上，没有人和他平起平坐，他已经超出了友情的界限。友情在平等中开花，它的发展始终是平等的，从来都不能跛行。这就是为什么，正像人们所说，小偷分赃时是有一种诚意的，因为他们的身份都是相同的，都是同伴。如果他们互不相爱，至少也会互相惧怕。他们不想在分裂中削减自己的力量。

但暴君的宠臣从来都不能信任他，因为是他们自己告诉他去做一切，没有任何一个权力和义务能约束他，他习惯了只以自己的意愿为理由，他没有对手，他是所有人的主人。虽然有这么多典型的例子，知道危险迫在眉睫，却没有人想从这些悲惨中吸取教训，而那么多人又依然这么乐意接近暴君，难道不可悲吗？在他们中间竟然找不到一个人能明智又勇敢地对他们说，就像寓言里狐狸对装病的狮子所说：“我乐意去您的洞穴看望您；但我看到有很多动物进去的足迹；而出来的，我一个都没看到。”

这些悲惨的人看到暴君的宝藏闪烁着；他们惊讶万分，艳羡那华丽的光辉；被这光芒诱惑着，他们去靠近，没有察觉跳进了一团定会吞噬自己的火焰。于是，寓言中没有耐心的森林之神，看见普罗米修斯夺来的火团闪闪发光，觉得它太美了，就去亲吻它，被烧死了。于是，飞蛾希望享受某种快乐，就扑到火里，因为见它闪闪发光，但很快就体验到，正如卢卡努斯[112]所说，它也有燃烧的能力。

不过，让我们再假设这些宠儿逃脱了自己服侍之人的双手，他们也从来逃脱不掉国王继承人的双手。如果继承人是好的，就必然会惩罚他们、让他们服从于理智；如果他和他们的旧主一样坏，就不会没有自己的宠儿，通常，这些人不满足于获得他们的地位，最为经常的，是夺去他们的财富和生命。那么是否可能有某个人，面对这种危难又保障极少，愿意接受如此不幸的位置、愿意在忍受众多苦难中服侍一个这么危险的主人？

多大的痛苦，多大的牺牲啊，伟大的上帝！日日夜夜忙忙碌碌地讨好一个人，却比世上其他任何一个人都不相信他。总是让眼睛去监视、让耳朵去监听，为了留心哪里会发生变动、为了发现圈套、为了试探对手的阴谋、为了猜测谁是叛徒。朝每个人都微笑但是不相信任何人，没有公开的敌人也没有可靠的朋友，总是在心已冰冻时展现一张笑脸；不能高兴，不敢伤心！

想想这莫大的辛劳给他们回馈了什么，看看他们对自己的痛苦和不幸生活所能期待的福祉，真是有趣：人民不去指责暴君让自己遭受不幸，却偏偏指责管理他们的人。

对于这些人，各人民，各民族，农民、百姓，谁都知道他们的名字、数落他们的罪行；他们在这些人身上聚集了上千个侮辱、上千个辱骂、上千个咒骂。所有祷告、所有诅咒都是冲着他们的。所有不幸、所有瘟疫、所有饥饿都是拜他们所赐；而有时人们假装向他们致敬，却在内心深处诅咒他们，觉得他们比野兽还要恐怖。这就是他们用自己的服侍而获得的荣誉、名声，如果每个人都能得到他们身上的一部分，他们也不会满足，也不会减轻一半痛苦。甚至在死后，他们的后人也会不停地干下去，直到这些吃人者的名字在上千支羽毛笔的墨汁下变黑，直到他们的名誉被撕碎在上千本书中。可以说，甚至他们的骨骸也会被后人在污泥中拖拽，像是为了在罪恶一生的完结之后继续惩罚他们。

学习吧；学习去行善。抬起双眼望向天空，为了我们的光荣，为了对美德的爱恋，更是为了万能上帝的光荣和对他的爱，他是我们行动的忠实见证者，也是我们过错的审判者。对于我，我认为（我想自己没有弄错），既然没有什么比暴政更加反对友善而宽大的上帝，那么他就在那儿，特意给暴君及其同谋存留了某些特别的刑罚。

注释

[1]范可，本科就读于厦门大学，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人类学博士。现任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社会学院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人类学教授。长年致力于族群性、认同政治和全球化等方面研究，著有《他我之间：人类学视野里的“异”与“同”》《在野的全球化流动、信任与认同》等专著，并发表中英文论文数十篇。

[2]波兰尼，《社会、经济和哲学：波兰尼文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第98页。

[3]Max Weber, On Charisma and Institution Building, Selected papers,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S.N.Eisenstadt.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8): 46.

[4]参见：Anthony D.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Oxford and Cambridge, USA: Blackwell(1986).

[5]参见：Jared Diamond,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y. New York and London: W.W.Norton & Company (1999): 172—173。

[6]参见：Pierre Bourdieu, The Logic of Practi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1990): 112—121。

[7]即《各民族进化的心理规律》（Lois psychologiques del'évolution des peuples）。1898年英译本出版，更名为《民族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Peoples）。——译注

[8]他最有洞察力的顾问也并没有比他更了解这种心理。塔列朗（Talleyrand, 1754—1838，法国著名政治家和外交家，拿破仑时代曾任宫廷侍卫长和外交大臣等职。——译注）曾给他写信说，“西班牙会把他的士兵当作解放者迎接”，而事实上他们是被当作野兽来接待的。若是一个熟悉西班牙民族遗传本能的心理学家就能很容易地预见到这种结果。

[9]泰纳（Hippolyte Taine，1828—1893），法国19世纪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历史学家、艺术史家、思想家。主要著作有《英国文学史》《艺术哲学》《当代法国的起源》和《旧制度》等。他在普法战争后对法国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反思，对勒庞有深刻影响。——译注

[10]①正如我上面提到过的，研究群体心理学的作者寥寥无几，且他们都是以犯罪学的观点来研究群体。而关于这个主题，我在这本书中只用了一个很短的篇幅来谈论。因此，我建议读者就这一特殊问题参阅加布里埃尔·塔尔德的研究成果，以及西格尔的一本小书《犯罪群体》。该书并不仅仅阐述作者的个人观点，而且还整理了很多心理学家们可能使用到的事例。不过，我对群体犯罪和群体道德的结论与我刚才提到的这两位作家的观点是截然相反的。

读者将在我的著作《社会主义心理学》中读到支配群体心理的法则所带来的后果。这些法则可以被应用在各种各样的对象上。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主席M.A.热瓦埃尔先生最近就在音乐领域的工作中精彩地应用了我们所提到的这些法则，他准确地称之为“群体的艺术”。“是您的两部作品，”这位杰出的教授给我寄来他的论文，并写信说，“启发我解决了一个之前我以为无解的难题：群体有惊人的能力感知一部或新近或古老、或本土或外来、或简单或复杂的音乐作品，只要这部作品被出色地演奏，是被一群由激情洋溢的指挥家所带领的演奏家们所展现的。”热瓦埃尔令人赞叹地解释了为什么“一部未能被坐在书斋中读乐谱的资深音乐家们所赏识的作品，有时却能够一下子就抓住那些完全外行的听众们”。他同时也出色地指出了为什么这些美学感受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1]这里指的是布朗热将军。——译注

[12]指1870年普法战争。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俾斯麦公布了挑战性的“埃姆斯电报”，触怒法国。——译注

[13]群体对于无稽之谈的轻信，经历过巴黎围城的人们见识过无数这样的例子。高楼上一支点燃的蜡烛，立即被认为是发送给围攻者的信号，其实只要稍加思考就会知道，数公里之外根本看不见烛光。

[14]《闪电报》，1895年4月21日。

[15]单就一场战役而言，我们知道它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吗？我对此深表怀疑。我们知道谁是战胜者，谁是战败者，除此之外大概再无其他。德哈考特先生作为索尔费里诺战役的参与者和目击者所说的一席话，可以适用于所有的战役：“将军们（当然是在问询了数百名目击者的证词之后）提交了他们的官方报告；勤务官对这些文件进行修改，拟订最后的草案；参谋长提出反对意见，又给出一份最新的版本。它被送到元帅手中，元帅批示：‘一派胡言！’于是又重新编撰了一份。最初的报告几乎荡然无存。”德哈考特先生通过详述这一事实来证明，即使是对于印象最深刻、观察最充分的事件，人们也不可能确定它的真实性。

[16]圣德兰（Saint Thérèse，1873—1897），是一名法国赤足加尔默罗会修女，被称为圣女耶稣与耶稣圣容德兰。——译注

[17]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常常有一些遭到所有剧院老板拒绝的戏却在偶然被搬上舞台的情况下获得巨大的成功。我们知道科佩（François Coppée，1842—1908，法国诗人、剧作家、小说家。1878年成为法兰西剧院的档案管理员，1884年被选入法兰西学院。——译注）的《为了荣耀》最近获得了成功，而这部戏在过去十年间都被一线剧院的经理们拒之门外，尽管它的作者是有名望的人物。曾经被所有剧院拒绝的《夏莱的姨妈》，最终因为一位证券商人的出资而被搬上舞台，在法国上演了二百场，在英国则超过1000场。如果没有上面的关于剧院经理不可能在心理上代替观众的解释，人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些既有能力又极力避免犯错的人会作出那样超常的误判。这个话题我无法在此展开，但它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18]1792年9月，巴黎的群众冲进监狱，屠杀大量被囚禁的贵族和教士，史称“九月惨案”。——译注

[19]安东尼（Marcus Antonius，约公元前83—前30），古罗马政治家和军事家，恺撒的支持者。在恺撒被谋杀后，安东尼在恺撒的葬礼上宣读悼文。——译注

[20]毕希纳（Ludwig Büchner，1824—1889），19世纪德国医生和哲学家，庸俗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代表人物，著有《力量与物质》（1855）；摩莱肖特（Jacob Moleschott，1822—1893），19世纪德国生理学家和哲学家，庸俗唯物主义者，著有《生命的循环》（1852）。——译注

[21]指1572年8月24日前夜在巴黎发生的对国内新教胡格诺派的恐怖屠杀，暴行持续了几个月，史称“圣巴托洛缪大屠杀”。——译注

[22]这一主张还颇具新意，若没有它，历史就会变得难以理解。我在我的著作（《民族演化的心理规律》）中用了好几章的篇幅对它进行了阐述。读者从该书中可以看到，尽管存在着那些具有欺骗性的表象，但事实上，不管是语言、宗教，还是艺术，总之，文明中的一切元素，都不可能原封不动地从一个民族传递到另一个民族。

[23]泰纳引用过的前国民议会议员福科罗伊的报告，简明扼要地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在各地都可以看到保留礼拜日和上教堂的现象（法国大革命后，周末礼拜的传统曾一度被废除。——译注），这说明法国的民众希望回到他们旧日的习惯中去，要抵抗这种国民倾向是不合时宜的……大多数民众需要宗教，需要礼拜和僧侣。一些现代哲学家的观点，那些我自己也曾信服的观点是错误的，他们认为能够通过普及教育消除宗教偏见；对于大量不幸的人们而言，宗教偏见是他们求得安慰的源泉……因此应该允许人民大众拥有自己的神父、圣坛和礼拜仪式。”

[24]甚至在美国，最进步的共和主义者都承认这一点。美国杂志《论坛》最近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观点，我从1894年12月的一期《评论之评论》上将这段话转引如下：

“绝对不能忘记，即使在贵族制度最狂热的敌人看来，英国也是当今世上最民主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个人的权利受到最大的尊重，个人拥有最大的自由。”

[25]麦考莱（Thomas Macaulay，1800—1859），英国历史学家、政治家，著有《英国史》，描绘1685年詹姆士二世即位至1702年威廉三世逝世十七年间的史事，重点讲述1688年光荣革命的社会背景及这次革命所达成的政治结果，是一部影响深远的史学著作。——译注

[26]如果我们观察分离法国各政党的深层宗教和政治分歧，尤其是把在大革命时期表现出来，并且在法德战争接近尾声时重新显露出来的种族问题和分离主义倾向进行对照比较，我们会发现，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不同种族还远远没有融合在一起。大革命强有力的集权制和建立人为行政区划合并旧省份，绝对是它最有用的一项成就。如果当今那些缺乏先见之明的头脑所热衷谈论的分权制真的被实现，它一定会迅速导致最为血腥的混乱。除非我们完全忘记了法国的历史，否则不可能不认识到这一点。

[27]见《社会主义心理学》，第三版。《教育心理学》，第五版。

[28]纽斯特里亚和奥斯特拉西亚是中世纪墨洛温王朝时代（6—8世纪）由法兰克人建立的两个王国。——译注

[29]然而这并不是拉丁民族特有的现象；在中国那样一个受等级森严的士大夫阶层所掌握的国家，我们也能够看到这种现象。在那里，就跟法国一样，取得官职要通过考试，而它所考查的唯一内容，就是对冗繁典籍的自如背诵。数量庞大的无业文人，如今在中国被视为真正的国家灾害。在印度也是同样的状况，自从英国人在那里开办学校（这些学校不是像在英国那样为了教书育人，而是单纯为了培训当地人），印度就形成一个特殊的受教育阶层，即“印度绅士”，他们得不到雇佣，因此成为了英国统治下不可和解的敌人。在所有“印度绅士”身上，无论其是否有工作，教育所带来的首要影响，就是严重地降低了他们的道德水平。这是我在我的那本《印度的文明》中用了很长篇幅来强调的事实，而所有造访过这个巨大半岛的作家们也都注意到了这个事实。

[30]泰纳，《现代政体》，第二卷，1891。这些段落几乎是泰纳写下的最后的文字。它们令人钦佩地概括了这位伟大哲学家漫长的经验思考。可悲的是，对于我们的大学里那些从未在国外生活的教授来说，这些文字恐怕完全不能被他们所理解。教育是我们唯一拥有的，能够对国民心智产生些微作用的手段。可是在法国，几乎没有人能够认识到，我们当前的教育正是造成国家迅速衰落的重要因素，它非但不培养年轻人，反而令其堕落和腐化，只要一想到这些，就令人痛心疾首。

[31]齐奥普斯金字塔是古埃及最大的金字塔。——译注

[32]孔代亲王，法国波旁王朝时期的贵族称号。此处所说的“伟大的孔代亲王”指的是路易二世·德·波旁，是路易十四时代投石党运动中的主角，曾逃亡西班牙。——译注

[33]在《各民族进化的心理规律》一书中，我曾用很长篇幅探讨拉丁民族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在民主理想上的差异。

[34]在这个问题上，群体的观点是由一些不同的观点胡乱拼凑而成的，我在前面已经解释过这种机制。法国当时的国民卫队是由爱好和平的作坊主们组成的，没有什么纪律可言，不足以当真。于是，所有被冠以相似名称的军队都唤起同样的形象，被认为是一样无害的。在当时，群众们的错误认识也为他们的领导者所持有，这种情况时常发生在一些群体性的观点上。奥列弗先生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提到，在1867年12月31日的一次内阁讲话中，一位听从民意、从不超前的政治家（这里指的是梯也尔先生），就宣称普鲁士除了一支跟我们人数相当的常备军外，只是拥有一支跟我们相似的国民卫队，因此无足轻重。同样，这位政治家也明确认为，未来不会走上战争之路。

[35]在对群体施加影响的技巧上，逻辑规则几乎没有用处。我对这种现象的初次观察要追溯到巴黎被困时期。那天，V将军被愤怒的群众押送到卢浮宫（当时的政府所在地），他们声称抓到他把防御工事的计划书出卖给了普鲁士人。政府的一位官员，出色的演说家G.P先生，走出来对那些要求立即处死囚犯的群众们发表讲话。我本以为演说者会指出这种指控的荒谬，会说明这个被指控的军官其实就是这些防御工事的建设者之一，而且这个计划书在每个书店都能买到。令我目瞪口呆的是（我当时还相当年轻）他的演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正义会得到伸张！”演说者一边高喊着，一边走向犯人，“正义铁面无私。让护国政府来作出裁决吧。我们暂且先将被告人关押起来！”群体很快就被这种表面的承诺平息了怒火，四下散去。而不到一刻钟的工夫，这位将军回到了自己的家。如果演说者对盛怒之下的群众们使用逻辑论证的话，军官绝对已被撕成碎片了。我当时少不经事，以为逻辑推理才有说服力。

[36]指耶稣，其父为木匠，居于古巴勒斯坦加利利地区。——译注

[37]隐士彼得（Pierre l'Ermite, 1050—1115），11世纪法国著名修士，在教皇乌尔班二世的鼓动下，率领一支平民十字军东征，最终到达耶路撒冷。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家，基督教新教路德宗创始人，开创了德国近代历史的新纪元。萨伏那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 1452—1498），15世纪后期意大利宗教及政治改革家，反对文艺复兴艺术和哲学，焚烧艺术品和非宗教类书籍，以严厉的布道著称。——译注

[38]内伊（Michel Ney）和缪拉（Joachim Murat）两人均为拿破仑手下的杰出将领。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 1807—1882），意大利著名将领，亲自指挥并参与许多军事战役，被称为意大利统一的宝剑。——译注

[39]圣保罗（Saint Paul），耶稣之外基督教最伟大的传播者，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宗教领导者之一。雷塞布（Ferdinandde Lesseps, 1805—1894），法国外交官、实业家，成功主持开凿了著名的苏伊士运河，后来在开凿巴拿马运河时遭遇失败。——译注

[40]勒庞，《人及其社会》（L'hommeetles Sociétés, 1881年），第二卷，第116页。

[41]《唐豪塞》，德国作曲家瓦格纳的一部歌剧，于1845年首演。——译注

[42]勒南（Ernest Renan, 1823—1892），19世纪法国作家、语史学家、哲学家、史学家。主要著作《耶稣传》（1863），属于其长篇巨著《基督教起源史》（共七卷，1863—1883）的第一卷。——译注

[43]在所有国家都可以看到头衔、勋章、戎装对大众的影响力，即使在个人独立意识最发达的国家也不例外。我在这里要引用最近出版的一本游记当中关于这个问题的一段话，它记述的是在英国的一些大人物所享有的名望：

“在不同的场合我都看到，即便是最理智的英国人，也会因为接触到或看到一位英国贵族而喜不自禁。”

“只要他的身份地位够高，人们就提前爱戴他了，像中了魔法一样向他表示殷勤。当他走近时，他们会欣喜得泛红了脸颊，当他对他们说话时，他们难以抑制的喜悦加剧了脸上的红光，眼睛也闪烁着罕见的光芒。可以这么说，他们的血液里就流淌着对贵族的热爱，就像舞蹈之于西班牙，音乐之于德国，革命之于法国。他们对马和莎士比亚的热情都没有这么强烈，他们从中得到的满足和骄傲远不如前者那样触及本质。讲述贵族故事的书籍销量惊人，而且遍及各地，就像《圣经》一样人手一册。”

[44]巴拉斯（Paul Barrs, 1755—1829），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风云人物，贵族出身，是他在南方视察时发现了拿破仑并任命他为围攻土伦的法军炮兵司令。旺代事件，指的是法国大革命期间发生在法国旺代地区的反革命叛乱。——译注

[45]拿破仑深知自己的名望，他知道如果他将身边的大人物看得比马夫还不如，他的名望反而会增长。在这些大人物中还不乏一些令欧洲心惊胆战的著名议员。当年记述的许多事件都说明了这一点。有一天，就在国务会议上，拿破仑粗暴地责骂了伯格诺，就像对待一个做错事的男仆。骂完之后，他走近他，对他说：“喂，笨蛋，你找到脑子了吗？”而伯格诺，一个如军乐队鼓手长般高大的人，却深深躬着腰。小个子伸手揪住大个子的耳朵，把他提了起来。“这是宠幸的表示，令人陶醉，”伯格诺这样写道，“这是主人消气时常见的举动。”从这样的例子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名望可以令人达到怎样卑躬屈膝的程度。这也使我们明白大暴君对其喽啰们的巨大轻蔑——他只是将他们视为“炮灰”。

[46]达武（Louis Nicolasd'Avout），法国著名军人、法国元帅，拿破仑的名将之一。马雷（Hugues-Bernard Maret），拿破仑时代的外交家和政治家。——译注

[47]指开凿了苏伊士运河的雷塞布。——编注

[48]一份外国报纸，维也纳的《新自由报》，以相当具有判断力的心理学思考解读了雷塞布的命运，因此，我将其引述如下：

“费迪南·德·雷塞布被判有罪，让我们没有理由再为哥伦布的悲惨结局感到惊讶。如果雷塞布是个骗子，那么所有崇高的梦想都是罪恶。若在古时候，人们会为他献上荣耀的光环，让他饮下奥林匹斯山的神酒，因为他改变了地球的面目，完成了为造物增辉的杰作。因为判处费迪南·德·雷塞布有罪，上诉法院的首席法官将遗臭万年，因为人们总会追问，是谁不惜以降低这个时代的声誉为代价，让这位令同代人引以为豪的老人穿上囚衣。

“在官僚主义盛行、仇视大胆创举的地方，从此别再奢谈什么正义不可动摇。民族需要这些充满自信、克服阻碍、不顾个人利益的勇士。天才不能谨小慎微；谨小慎微就无法扩展人类活动的范围。

“……费迪南·德·雷塞布经历过胜利的狂喜与挫折的苦涩：苏伊士和巴拿马。此时，这颗心对成功的道德法则进行了反叛。当雷塞布连通了两个海洋时，王公与百姓纷纷向他致敬；如今他败在科迪雷拉斯的岩石面前，他就成了个卑劣的骗子……这是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是小官僚们利用刑法来报复那些想从他们的阶层中出人头地的人……现代立法者面对人类天才的伟大思想时会感到无所适从；公众更是对此难以理解。一个大律师很容易就能证明斯坦利（比利时著名探险家——译注）是杀人犯、雷塞布是骗子。”

[49]莫洛克（Moloch）是古代腓尼基人信仰的火神，将儿童作为祭品。——译注

[50]我的意思是，它从哲理上说，是野蛮的。但从现实层面看，它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文明，在十五个世纪当中，让人类得以窥见他们从未企及的充满梦境与希望的美妙天堂。

[51]提比略（Tiberius，公元前42—公元47），古罗马帝国的第二代皇帝。——译注

[52]从这个角度看，教授们在教科书上写下的一些东西是非常令人不解的，它们也证明了批判精神在我们的大学教育中是多么缺失。我将引用曾任公共教育部长的前索邦大学历史系教授在其著作《法国大革命》一书中的几段话作为例证：

“攻占巴士底狱不仅是法国历史，也是整个欧洲历史上的一个顶峰；它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

至于罗伯斯庇尔，我们惊愕地读到，“他的独裁更多地是建立在观点、说服力和道德权威上；这是一种掌握在高尚的人手中的教皇般的权位。”（第91页和第220页）

[53]顺便要指出的是，陪审团直觉地把犯罪划分为威胁社会和不威胁社会的两类，也并非有失公正。刑法的目的显然是为了保护社会免受犯罪危害，而不是进行报复。然而法国的法典，尤其是在法国法官的头脑里，仍然深受原始法律中复仇精神的浸透，像“vindicate”一词（“公诉”，源自希腊语“vindicta”——“复仇”）仍然在日常中使用。对于法官们的这种倾向，有一个证据是，他们中很多人都拒绝采用仁慈的贝朗热法，该法允许罪犯不必服刑，除非他再度犯罪。然而，让所有法官都无法否认的是，统计数据表明，让初犯服刑几乎注定会引发再度犯罪。当审判者们释放了一名罪犯，他们总觉得并没有为社会复仇。他们不想不为社会复仇，所以他们宁可制造出一个危险的重犯。

[54]事实上，审查官是行为不受任何控制的唯一行政官员。尽管进行了不少革命，但民主的法国仍然不曾拥有一部英国人为之自豪的《人身保护法》。我们消灭了所有独裁者，却在每个城市安排了一个可以随意决定公民荣誉和自由的审查官。区区一个预审法官，刚刚从法律学校毕业，却拥有令人反感的权力，仅仅根据自己的怀疑，就能随意把最有地位的公民送进监狱，且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其理由。他可以拿预审当作借口，把这些人关押六个月甚至一年之久。而后释放他们时也不做任何赔偿或道歉。在法国，司法许可证就等同于国王敕令，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在旧君主制度中遭到了公正的谴责，而且只有重要人物才能申领，可是如今的司法许可证却操控在公民阶层的手中，而他们远非心智开明、思想独立的人。

[55]委员会不管叫什么名字：俱乐部也好，辛迪加也好，大概都包含着群体权力会带来的最可怕的危险。事实上，它代表的是最非人格的，因此也最具专制压迫性的形式。委员会的领导人物被认为是以集体的名义说话和行动，不负有任何责任，可以为所欲为。最残暴的专制君主也从来不敢梦想拥有革命委员会所实施的剥夺权。巴拉斯说，他们在国民公会大开杀戒、随意裁撤议员。罗伯斯庇尔只要还代表他们说话，就还是绝对的主子。而当这个可怕的独裁者因为自高自大脱离了他们，他也就失去了权力。群体的统治是委员会的统治，也就是委员会领袖们的统治。难以想象还有比这更严酷的暴政。

[56]一位英国老议员的想法也许可以用来解释这种由选民利益所需而事先确定、不可更改的意见：“我在威斯特敏斯特的这五十年来，听过上千次的演说；但它们极少改变过我的看法；它们从未改变过我的投票。”

[57]朱尔·西蒙（Jules Simon, 1814—1896），法国政治家、哲学家、法国激进派理论家，1876至1877年曾任法国总理。——译注

[58]皮阿（Felix Pyat, 1810—1889），法国记者，1848年进入议会，1871年再度当选议员，同年进入巴黎公社。——译注

[59]基内（Edgar Quinet, 1803—1875），法国历史学家，1848年当选议员，呼吁政教彻底分离。——译注

[60]东京（Tonkin），是越南城市河内的旧名。法国人控制越南北方以后，便用这个名字称呼整个越南北方地区。——译注

[61]梅因（Henry Maine，1822—1888），英国历史法学派的奠基人和主要代表人物、著名法律史学家。主要著作《古代法》、《古代法制史》等。——译注

[62]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1760—1794），法国记者、政治家，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扮演重要角色，死于罗伯斯庇尔的断头台。——译注

[63]在1895年4月6日的《经济学家》上有一篇文章探讨了在一年当中纯粹为了竞选考虑而花费的开支，尤其是铁路建设的开支所达到的数量。为了将位于高山上的朗盖耶（3000名居民的城镇）和普伊连接起来，表决通过了一条耗资1500万法郎的铁路。有700万用在连接博芒特（3500名居民）和卡斯特尔萨拉金的铁路上，700万用在连接奥斯特村（523名居民）和塞克村（1200名居民）的铁路上，六百万用在连接普拉德和奥莱特（717名居民）的铁路上，如此等等。仅仅在1895年，就表决通过了9000万法郎用来修建与全局利益无关的铁路。其他一些同样是出于竞选考虑而造成的开支也数目可观。根据财政部长的说法，针对工人退休金补助的法律很快就将使支出达到1.65亿法郎，根据勒鲁瓦·布罗院士的说法则是8亿。显然，这类开支的不断增加肯定会导致破产。欧洲的很多国家：葡萄牙、希腊、西班牙、土耳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其他一些国家也很快会步其后尘。但对此无需太过担忧，因为各国的民众已经渐渐能平静地接受息票支付上80%的缩减了。这些巧妙的破产手段使得深受重创的财政预算瞬间又恢复平衡。此外，战争、社会主义、经济角力也给我们带来各种灾难，我们进入的是一个分崩离析的时代，所以不如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别去忧虑不属于我们的明天。

[64]法文原文分别为Miltiade、Léonidas和Thémistocle，分别指马拉松战役、温泉关战役和萨拉米斯战役。——译注（本篇注释者无特殊说明，均为译注。）

[65]邓尼斯一世（公元前431—前367），人民大会任命邓尼斯为指挥官，他却立刻建立了军事专政（前405）。他征服了西西里岛，后把权力交给了自己的儿子。

[66]米特拉达梯，此处指米特拉达梯六世（公元前132或前131—前63），古代小亚细亚本都王国国王，又称米特拉达梯大王，是罗马共和国末期地中海地区的重要政治人物，也是罗马最著名的敌人之一。据说他用每天服食少量毒药的方法来获得对毒物的免疫力，这个说法在古典作家中流传很广。

[67]莱格古士，传说中前8世纪斯巴达的国王，著名的立法者。他采取了均分土地的方法以消除等级与党派的对立。

[68]拉栖第梦，古希腊城市名，即斯巴达。

[69]薛西斯（约公元前519—前465），又译泽克西斯一世或泽尔士一世，是波斯帝国的国王（前485—前465在位），大流士一世与居鲁士大帝之女阿托莎的儿子。

[70]大流士，此处指大流士一世（公元前522—前486），波斯帝国君主。出身于阿契美尼德家族支系。大流士不仅是波斯帝国的伟大君主，也是世界历史上的著名政治家之一。

[71]叙达涅斯，波斯勋戚，薛西斯于公元前480年入侵希腊时任命其担任波斯军中最精锐的“不死队”的队长。

[72]加图·乌地森西斯（公元前95—前46），罗马共和国末期的政治家和演说家，是斯多葛学派的追随者。他因传奇般的坚忍和固执而闻名，他不受贿、诚实、厌恶当时普遍的政治腐败。

[73]西拉（Sylla，约公元前138—前78），即苏拉（Sulla），古罗马统帅、政治家、独裁者。

[74]基梅里阶人，传说中的民族，居住在一个太阳不出现的地方。

[75]摩墨斯，古希腊神话中嘲弄、谴责、讽刺的拟人化神，同时也是作家和诗人的守护神，热衷谴责和诽谤。在古典艺术中常被刻画为带着嘲弄面具极为毒舌之人。

[76]伏尔甘，宙斯与赫拉的儿子，是火神，也是诸神的铁匠，制作了许多著名的工具。

[77]布鲁图斯（公元前85—前42），全名马可斯·布鲁图斯，罗马共和国晚期的一名元老院议员，组织并参与了对恺撒的谋杀。

[78]卡西乌斯（？—前42），古罗马将军，刺杀恺撒的主谋者之一。

[79]哈尔摩狄奥斯（公元前530—前514）和阿里斯托革顿（公元前550—前514），古希腊的两位弑僭者，刺杀了当时的雅典僭主喜帕恰斯。

[80]特拉西布尔（公元前445—前388），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将军，结束了希腊三十年的专制制度，恢复民主。

[81]大布鲁图斯，半传说性质的罗马英雄。据说他于公元前六世纪和他人一起推翻了王权。

[82]瓦列里乌斯，古罗马政治家。于公元前509年任执政官，和布鲁图斯同为罗马共和国的创始人。

[83]迪翁，古希腊政治家，柏拉图的朋友，锡拉库萨僭主小邓尼斯的叔叔。他于公元前366年被流放。在成为一支强大军队的首领之后，他最终夺去锡拉库萨并建立共和国，但很快就被暗杀。

[84]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460—约前370），古希腊伯里克利时代的医师，后人普遍认为他是医学史上杰出的人物之一。

[85]西摩尼得斯（约公元前556—前468），又作“凯奥斯岛的西摩尼得斯”，爱琴海凯奥斯岛的抒情诗人、警句作者。

[86]赫农（公元前478—前466），法文原文为Hiéron，锡拉库萨的第二位暴君。

[87]西庇阿（公元前236—前184或前183），全名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古罗马政治家、军事家。史书上一般称之为“大西庇阿”或“非洲的征服者西庇阿”。

[88]泰伦斯（约公元前195或前185—前159），罗马共和国的著名戏剧家，生于迦太基。曾被带到罗马为奴，后获释。他一生共写过六部喜剧（全部留传至今），对后世的喜剧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法国的莫里哀、英国的斯梯尔和谢里丹都曾模仿过他的作品。

[89]特拉松，泰伦斯戏剧作品《宦官》中的人物。

[90]居鲁士，即居鲁士大帝（公元前599—前529），约公元前559至前530年在位，是古代波斯帝国的缔造者，他所创建的国家疆域辽阔，从爱琴海到印度河，从尼罗河到高加索。

[91]吕底亚，小亚细亚中西部的一个古国（公元前1300或更早—前546），濒临爱琴海，位于今天土耳其的西北部，其居民的语言为印欧语系——安那托利亚语，以富庶及宏伟的首都萨第斯著称，它大约在公元前660年开始铸币，可能是最早使用铸币的国家。

[92]赛齐，法文原文为setier，为古时液体容量单位，合8品脱。

[93]米底，又称玛代、米底亚，是一个古伊朗王国，领土面积最大时西起小亚细亚以东，东至波斯湾北部。他们隶属印欧语系，是第一批在伊朗高原地区定落的民族。亚述的入侵促使米底各部落走向联合，从而形成了米底国家。

[94]伊庇鲁斯，在今希腊西北部和阿尔巴尼亚南部，临爱奥尼亚海。

[95]皮洛士（公元前319—前272），古希腊伊庇鲁斯国王（公元前297—前272在位），罗马称霸亚平宁半岛的主要敌人之一。

[96]维斯帕先（9—79），罗马帝国弗拉维王朝的第一位皇帝。他是四帝之年（69年）的最后一位皇帝，结束了自尼禄死后帝国十八个月的战乱纷争。在十年的统治期间，他积极与元老院合作、改革内政、重建经济秩序。后世普遍对这位皇帝有正面的评价。

[97]维吉尔（公元前70—前19），全名普布留斯·维吉尔·马罗，奥古斯都时代的古罗马诗人，著有《牧歌集》、《农事诗》、史诗《埃涅阿斯纪》三部杰作。其中的《埃涅阿斯纪》长达十二册，是代表罗马帝国文学最高成就的巨著。因此，他也被罗马人奉为国民诗人、被当代及后世广泛认为是古罗马最伟大的诗人，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

[98]蟾蜍与百合，相传当初统治法国的克罗俾斯麦王是以青蛙（蟾蜍）作为徽章的。一次，一位隐士在他家显灵，吩咐他给皇后献去一只美丽的盾，盾上雕一朵百合花。以后，克罗俾斯麦持此盾上战场交锋，每战告捷，从此定百合花为国花。

[99]密涅瓦（拉丁语：Minerva，或译为米娜瓦、弥涅耳瓦、蜜诺娃），智慧女神、战神、艺术家和手工艺人的保护神，相对应于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

[100]塞涅卡（公元前4—65），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悲剧作家、雄辩家、新斯多葛主义的代表，曾任帝国会计官和元老院元老，后又任掌管司法事务的执政官和尼禄的家庭教师。尼禄即位后，他成为尼禄的主要顾问之一。失宠后闭门谢客，潜心写作，但仍被控企图谋害尼禄，并因此被判死刑。

[101]步洛（？—62），古罗马将军，尼禄的家庭教师，在一段时间内成功保持了对年轻皇帝的权威，但尼禄后来摆脱了他。

[102]特拉泽阿斯（？—66），元老院议员，起初在尼禄身边非常得宠，渐渐远离权力，最后被处以死刑。

[103]波比亚，尼禄的第二任妻子，尼禄杀死她，只因为有一次她抱怨他回家太晚。

[104]阿格里庇娜，日耳曼尼库斯的女儿，克劳狄的第二任皇后，以皇帝侄女的身份入宫协助处理克劳狄的家务。公元49年，阿格里庇娜与自己的叔父克劳狄结婚，她还把在过去婚姻中生下的儿子尼禄（此前的名字为多米提乌斯）过继而来。

[105]克劳狄，此处指克劳狄一世（公元前10—54），罗马帝国朱里亚·克劳狄王朝的第四任皇帝，41—54年在位。

[106]美撒利娜（？—48），古罗马皇后，克劳狄的第一任皇后。她几乎完全控制了丈夫，其淫荡生活使她最后被皇帝处死。

[107]图密善（51—96），罗马帝国皇帝，弗拉维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他在公元81年继位，生性残暴，至被暗杀时一直是皇帝。

[108]斯特潘努斯，皇后多米提娅·隆吉娜的管家。

[109]康茂德（161—192），全名鲁基乌斯·奥雷里乌斯·柯莫杜斯·安东尼奴斯，又译为柯摩达、康茂德、科莫德斯、高摩达、柯姆德斯，罗马帝国皇帝，180至192年在位。康茂德虽然是有名的哲学家皇帝奥里略的儿子，但他执政的十二年期间普遍不得元老院与人民的喜爱，当代史学家卡西乌斯·迪欧将其视为另一位暴君的典范，并结束了过去帝国五贤君时代的繁华。康茂德遇刺身亡后，罗马帝国陷入了一连串混乱的内战之中。

[110]卡拉卡拉（186—217），全名马尔库斯·奥列里乌斯·安扥尼努斯·卡拉卡拉，古罗马皇帝，211至217年在位。他杀死了弟弟塞普提米乌斯·盖塔及其支持者来巩固皇位，颁布了安托尼努斯敕令，让罗马公民权赋予全体罗马人民，这也标志着罗马帝国由盛转衰。

[111]马克里努斯（约165—218），全名马尔库斯·欧佩里乌斯·马克里努斯，本为卡拉卡拉的卫队执政官，参与谋杀卡拉卡拉成功后，成为罗马帝国的皇帝，217至218年在位。

[112]卢卡努斯（39—65），古罗马诗人，代表作为史诗《法尔萨利亚》（一称《内战记》，共10卷，未完稿）。在政治方面，他倾向共和制，曾参与反对尼禄的密谋，事败后自杀而死。